试论民族因素对苏联调停三区革命的影响

第一篇：试论民族因素对苏联调停三区革命的影响

试论民族因素对苏联调停三区革命的影响

1944-1945发生在新疆伊犁、塔城和阿山的三区革命是在苏联的全面扶持下发生与发展的。当时苏联之所以全面扶持三区革命是为了彻底推翻盛世才控制的新疆省政权，代之以由新疆原住居民代表组成的民族自治政府。但当1945年9月上旬，三区连成一片，南疆燃起革命烈火，国民党的乌苏、精河守军被歼，乌鲁

木齐唾手可得的时候，苏联却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转而约束民族军停止进攻，应国民政府所请，全力主导三区与新疆当局讲和，促成了这次震动中外的“伊宁事件”得到了和平解决。

苏联为什么对三区革命的态度发生180度的大转弯呢？一般研究者只从国际大环境着手，认为中苏于1945年8月14日签订了友好同盟条约，苏联做出了从三区革命中脱手的保证1，不得不放弃推翻新疆现政权的方针，说服三区讲和。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将分析仅仅停留在这一步却是远远不够的。本文在肯定中苏条约重大影响的前提下，着重论述影响苏联做出这一重大转折的另一决定性的因素——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对苏联的威胁，和由这一威胁决定的苏联务实政策所起的决定作用。

就意识形态而言，推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是联共（布）与苏共的最高职责，因为在任何角落、特别是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或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殖民主义的革命都会削弱世界资本主义的力量，增强世界无产阶级的力量，而首先是增强苏联的力量。因此，除了戈尔巴乔夫之外的所有苏联领导人，从战略思想上讲，都没有放弃推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尽管他们在推进这一战略时，所实行的策略有很大差异。但是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动革命，与不干涉主权国家内政、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等通行的国际法准则是不相容的，势必影响苏联与有关国家的关系；而且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在大多数情况下，推进世界革命会直接损害苏联现实的国家利益，这时苏联又将维护国家利益原则放在第一位——执行务实政策。也就是说，苏联领导人在不放弃世界革命战略的前提下，实行维护现实国家利益的务实政策，不断平衡世界革命战略与务实政策之间的矛盾：有条件的时候，就发动或支持革命；条件不允许时，就取消革命或将革命限制在苏联国家利益所允许的范围。可以说，苏联的整个对外政策就是在不断平衡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中进行的。苏联对三区革命的这次策略转变就是其世界革命战略与务实政策相平衡的产物。

在三区革命发动阶段的1944年初，苏联驻新疆的各个领事馆受命发回关于新疆原住居民民族解放运动前景的资料。苏联驻喀什总领事报告说：“在目前条件下，如果没有穆斯林教会参加，就不可能开展民族解放斗争。穆斯林教会无疑将在斗争的所有阶段起着主导作用。”2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在革命的初期，苏联在支持新疆革命者的同时，也放手让伊斯兰教会活动，利用它发动信仰伊斯兰教的新疆各族人民起来与国民党反动统治作斗争。这样，新疆封建与宗教上层人士就乘机钻进革命的领导层。最初领导伊宁起义的“解放组织”共有12名领导成员，其中只有阿巴索夫和卡斯木江是真正的革命者，其余大都是封建与宗教上层人士。31944年11月12日在伊宁成立的“东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艾力汗吐烈就是一个伊斯兰传经师，又是一个泛突厥主义者。他是乌兹别克人，在苏联农业集体化年代从乌兹别克逃到新疆。在布道时他大肆鼓吹新疆实行彻底“独立”的泛突厥主义思想，被盛世才逮捕，从1937-1942年一直被关在伊宁的监狱。三区革命起来之后，他抓去了革命的领导权，使他不仅是泛伊斯兰主义者和泛突厥主义者的精神领袖，而且还是整个三区革命临时政府军政事务的最高主宰者。在他的活动和影响下，伊斯兰宗教界和封建上层很快的结合到一起，占据要津。当时参加临时政府的有三种成分：“其一是具有革命意识和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人，主要以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为代表；其二是持资产阶级观点的，主要以艾尼瓦尔木沙巴

第二篇：美国因素对台湾问题的影响

关于美国因素对台湾问题的影响

土木093： 宋昌 091552 郑兴华 090543 王海涛 090896 ［前言］台湾问题本纯属中国的内政问题,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始终受到复杂的国际因素的影响。美国出于自身利益需要,介入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是台湾问题产生、发展和至今得不到解决的主要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台湾问题归根到底来说是美国问题。在台湾问题上的政治博弈，主要是与美国的博弈。朝鲜战争之后，美国公然介入台海局势，对蒋氏父子改遗弃为利用。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对台政策才作出了必须的战略修正，“中国必将统一，但不是现在”，是1978年美国检讨分析对台政策之后的结论。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因素无时不在，只能正视，无需回避。九五、九六台海危机逐渐平复之后，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以及13亿中国人民“不惜一切代价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意志，有进一步深刻的印象和体验。

［关键词］ 台湾问题 美国因素 发展趋势 对策 看法

一、美国介入台湾问题的历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对台湾属于中国的问题不仅做出明确表态，而且也把台湾排除在美国的“防御圈”外，其放弃台湾国民党政权。蒋介石惶惶不可终日，离开了美国，他决无可能守住这个孤岛。此时，大陆做“解放台湾”的准备。

然而，两个重大情况改变了历史发展的走向：一是中苏两国签订友好条约，新中国“一边倒”的政策大局已定，美国对建立新的中美关系不再抱有希望；二是朝鲜战争突然爆发，这促使美国重新调整其东亚战略，同时也让美国找到了插手中国内部事务的“口实”。

1950年6月2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并公开抛出“台湾地位未定”论。在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案，组成“联合国军”开赴朝鲜的同时，6月29日，美国第七舰队进人台湾海峡，担负起“保护”台湾的任务。

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是对新中国的公开挑衅，是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公然干涉。这一事件，既是影响东亚局势的大事件，也是导致中美关系由徘徊、观望走向对抗的大事件。自此，拉开了中美交恶数十年的序幕，也使“台湾问题”随之而生。

如果说，美国是台湾问题的始作俑者，那么，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正是台湾问题的发端。其产生的后果和影响，贻害当时，困扰现在，将来的前景也难以预料。

二、美国因素介入台湾问题

（一）美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立场

对于美国政府，台湾问题是其制衡中国崛起的一张牌，故近年来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的立场上也逐渐清晰化，那就是一方面遵守和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反对两岸任何一方单方面做出改变现状的行动；另一方面，处于冷战思维，暗地里却加大售台武器的力度，并强化“中国威胁论”，力图阻碍中国的统一进程。近年来，美国已进一步介入台湾问题，并为长期维持两岸分离的现状采取了一系列政治和安全措施，令两岸的局势发展进一步复杂化。美国反对中国大陆以武力改变台海关系现状，也反对台湾宣布法理独立，但默许其以“事实独立”的方式存在。

（二）美国底线“不统不独”的基本政策

美国目的是要保持两岸“不统不独、不战不和”的局面，既便于美国控制台湾，又便于美国制约中国大陆。美国政府一方面既可宣布支持“一个中国”政策，声称对台的“三不”政策，同时又通过所谓“台湾关系法”，搞对台“军售”。可以说，美国既不愿看到“急统”，但也担心“急独”。这是美国两党基本认同的处理两岸关系的基本政策。

（三）美国对台政策的影响

美国目前对台政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在军事领域，将导致东亚地区的军备竞赛，使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大增。（2）在政治领域，虽然美国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但美台间的非官方的实质性关系却发展迅速，且美国国内不时传来“以台制华”和“协防台湾”的声音，这很大程度上一方面是出于美台政治体制模式相近，价值思维接近的原因，另一方面则是基于遏止中国发展的需要，其影响就是使中美关系裹足不前，彼此间缺乏政治互信，进而导致两国民众的敌对。（3）区域合作领域，由于美国在亚太地区以美日同盟为战略支点，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的立场和态度很大程度上也影响和主导着日本对台态度，加大了中日在区域内合作处理国际事务的难度。

三、美国对台湾问题政策的演变趋势

总的来看，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美国对台湾问题政策的基本框架不会改变，仍将以保持台湾海峡稳定，维持两岸现状为主要政策目标，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作用也将呈现基本稳定的态势。

从美国对华战略来看，美国以台制华的基本方针也不会有大的改变。美国在亚太地区担心的主要挑战之一，是中国力量的上升而引起的力量对比的变化。在美国看来，只要台湾继续保持与北京的分离，中国相当一部分力量和资源的增长就会被消耗在台湾问题上，中国的上升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阻滞。因此，美国不会放弃以台制华的努力，将继续推行介入即干涉政策，在对台军售、支持台湾加入某些国际组织（如WHO）等一些问题上，甚至可能加大力度。

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实力和国际作用的增强，也会给中美关系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从中国的诉求来看，中国在未来很长的时期内，都将集中精力建设小康社会，维护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保持中美关系的稳定对中国来说十分重要。中国不会也不想把美国当成敌人，中国在对外关系上把中美关系置于重中之重的地位，致力于与美国发展建设性的合作关系。中国的这种态度和努力，会降低中美关系发生大的逆转的可能性，而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发展，无论对台湾分离主义势力，还是对美国国内某些反华势力借台湾问题兴风作浪都会起到很重要的抑制作用。

四、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美国对于台湾问题的影响

美国因素已经并将继续对两岸关系产生全面、深远的影响，表现在：

一、助长了岛内“台独”势力的嚣张气焰；

二、增强了台军的军事实力,是台湾当局“以武拒统”的主要靠山；

三、影响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不过美国因素在台湾问题上的影响力,并不是无限度地扩张的。它必然要受一些因素的制约。

面对国家分裂的危险，中国在反“台独”、反分裂问题上，表现出最大的决心、最强硬的姿态，并做好了应付最复杂局面的准备。从军事上说，一旦“台独”得势，大陆将不惜采取潜艇封锁、导弹攻击直到登岛作战等方式，坚决粉碎“台独”企图，即便因此而导致中美对抗也在所不惧。

毫无疑问，解决台海问题，武力方式也并非最佳选择，推进和平统一，关键还是三条：一是靠发展，大陆要用经济和社会发展成果，提升民族凝聚力；二是有耐心，“和平统一”只要能往前走，步子大小快慢都在其次；三是讲智慧，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谈，没准就找到一个好办法。

五、中国解决目前台湾问题对策

维护我国领土完整是我国伟大复兴的光荣任务。从现实情况分析，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必然是一个长期、渐进而复杂的过程。因此，采取正确的维权路径就显得非常重要。而美国因素是台湾问题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可以采取的路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切实加强国家经济建设

从总体上看，要通过大力发展本国经济来提升自身的综合经济实力，一是可以为国家进一步壮大自身的军事力量提供物质基础；二是可以增加我国对美国的威慑力。

（二）加强与美国的沟通与对话

由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自911事件以来，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出现了新的情况，即中美关系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而两岸关系却朝坏的方向发展。9.11事件以来，美国把反恐斗争置于首要世界战略目标；加以朝核问题使美国穷于应付，求助于六国会议，特别是有求于中国从中发挥重要作用。美国因素在台海问题中的这类积极作用的一方面，可以而且应该加以利用，但须强调指出，这种积极作用是有限的。所以，不能指望美国会帮忙促进两岸“统一”，因为“和平统一”纯属一国的内部事务，不应该有外人插手。实现和平统一，应该立足于两岸中国人的努力。

（三）积极准备，以待时机。

至今为止,我们在台海问题上没见过任何清晰有效、能让潜在冲突各方都信服的共同战略思考,台海战争之所以基本接近不可避免,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冲突各方战略目标既矛盾,又缺少协调的机制,最终只能让势态不断加剧走向战争。所以我们应该积极为战争做好准备。

我们应该要相信也必须相信，将来的某一天台湾会回到祖国的怀抱，鲜艳的五星红旗会在台湾岛的上空迎风飘扬。

参考文献

[1] 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M].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2] 楼耀亮著.地缘政治与中国国防战略[M].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2 [3] 高民政著.台湾政治纵览[M].华文出版社, 2000 [4] 宋连生,巩小华等编著.对峙五十年[M].台海出版社, 2000 [5] 夏旭东,王书中主编.走向21世纪的中美关系[M].东方出版社, 1996 [6] 李义虎，中国崛起与国家统一的外部环境[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6年05期

第三篇：美国因素对台湾问题的影响

关于美国因素对台湾问题的影响

台湾问题本纯属中国的内政问题,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始终受到复杂的国际因素的影响。美国出于自身利益需要,介入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是台湾问题产生、发展和至今得不到解决的主要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台湾问题归根到底来说是美国问题。在台湾问题上的政治博弈，主要是与美国的博弈。朝鲜战争之后，美国公然介入台海局势，对蒋氏父子改遗弃为利用。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对台政策才作出了必须的战略修正，“中国必将统一，但不是现在”，是1978年美国检讨分析对台政策之后的结论。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因素无时不在，只能正视，无需回避。九五、九六台海危机逐渐平复之后，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以及13亿中国人民“不惜一切代价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意志，有进一步深刻的印象和体验。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和平发展道路是一条具有全局意义的国家战略发展道路。要实现和平发展与中华民族崛起，必须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台湾问题是指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集团从中国大败退台湾，至今所衍生的一系列主权或领土问题。台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在事实上已归还中国，但是在当时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的态势下，美国政府为了本国利益，向台湾出售枪支弹药等武器支持其独立，美国政府这一行动给中美关系的发展和台湾问题的解决增加了新的问题和阻碍。台湾问题至今仍是影响当今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解决台湾问题刻不容缓。

台湾问题影响着对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台湾问题成为美国全球化战略中的一个棋子。美国主张两岸“不战不和，不统不独”，力图无期限推迟中国统一。再加上日本“以台制华”为目的的政策，制约中国发展，遏制中国走向世界大国的步伐。美国和日本政府的介入，令本来属于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面临国际化的局面。同时，由于近年美国加强对台售大规模武器以及其扩大在东亚的军力存在，使东亚地区的安全环境逐渐恶化，台湾问题不确定性的发展趋势使中国传统的睦邻外交政策受到威胁，国家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台湾问题阻碍着中美两国的关系的良性发展，也是现今最有可能导致中美直接发生军事冲突的焦点，中国由此不得不面临美国军事介入，国家的安全环境面临潜在的威胁。

为什么把台湾在国家的和平发展中看的这么重要呢？从世界地图上看，台湾地处中国大陆东南沿海，濒临日本，菲律宾，印尼等国，面向太平洋和南海，台湾海峡又是日本称之为石油“生命线”的中点和必经之地，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而且，台湾被称为祖国的宝岛，岛内自然资源丰富，岛周围的近海又有开采石油和天然气的潜力。另外，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美国等强权国家就利用台湾问题胁制中国，外国的介入非常明显，对我国的核心利益和国家尊严构成极大的威胁和损害，而且还会继续下去。可以说，如果不解决台湾问题，中国的和平发展即使其他所有指标都达到了，也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强国，更不能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如果台湾问题不能和平解决，台海爆发战争，首先受波及的是我国的进出口业务，国际间的金融业务交流也将受到大幅影响。由于出口在我国经济中所占的巨大份额，即使是国内市场保持一定的增长率，我国的经济总量仍将受影响而减少。战争需要大笔的经费支出，耗费有限的资源，这将直接影响我国在经济建设上的资金投入，国内市场将形成通货膨胀，股票，房地产市场大幅下挫。战争中将对原有的基础设施造成破坏。中国大陆及台湾岛内的资产难以避免的外流。<一>美国介入台湾问题的历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对台湾属于中国的问题不仅做出明确表态，而且也把台湾排除在美国的“防御圈”外，其放弃台湾国民党政权。蒋介石惶惶不可终日，离开了美国，他决无可能守住这个孤岛。此时，大陆做“解放台湾”的准备。然而，两个重大情况改变了历史发展的走向：一是中苏两国签订友好条约，新中国“一边倒”的政策大局已定，美国对建立新的中美关系不再抱有希望；二是朝鲜战争突然爆发，这促使美国重新调整其东亚战略，同时也让美国找到了插手中国内部事务的“口实”。

1950年6月2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并公开抛出“台湾地位未定”论。在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案，组成“联合国军”开赴朝鲜的同时，6月29日，美国第七舰队进人台湾海峡，担负起“保护”台湾的任务。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是对新中国的公开挑衅，是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公然干涉。这一事件，既是影响东亚局势的大事件，也是导致中美关系由徘徊、观望走向对抗的大事件。自此，拉开了中美交恶数十年的序幕，也使“台湾问题”随之而生。

如果说，美国是台湾问题的始作俑者，那么，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正是台湾问题的发端。其产生的后果和影响，贻害当时，困扰现在，将来的前景也难以预料。<二>美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立场

对于美国政府，台湾问题是其制衡中国崛起的一张牌，故近年来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的立场上也逐渐清晰化，那就是一方面遵守和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反对两岸任何一方单方面做出改变现状的行动；另一方面，处于冷战思维，暗地里却加大售台武器的力度，并强化“中国威胁论”，力图阻碍中国的统一进程。近年来，美国已进一步介入台湾问题，并为长期维持两岸分离的现状采取了一系列政治和安全措施，令两岸的局势发展进一步复杂化。美国反对中国大陆以武力改变台海关系现状，也反对台湾宣布法理独立，但默许其以“事实独立”的方式存在。

美国目的是要保持两岸“不统不独、不战不和”的局面，既便于美国控制台湾，又便于美国制约中国大陆。美国政府一方面既可宣布支持“一个中国”政策，声称对台的“三不”政策，同时又通过所谓“台湾关系法”，搞对台“军售”。可以说，美国既不愿看到“急统”，但也担心“急独”。这是美国两党基本认同的处理两岸关系的基本政策。

美国目前对台政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在军事领域，将导致东亚地区的军备竞赛，使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大增。（2）在政治领域，虽然美国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但美台间的非官方的实质性关系却发展迅速，且美国国内不时传来“以台制华”和“协防台湾”的声音，这很大程度上一方面是出于美台政治体制模式相近，价值思维接近的原因，另一方面则是基于遏止中国发展的需要，其影响就是使中美关系裹足不前，彼此间缺乏政治互信，进而导致两国民众的敌对。（3）区域合作领域，由于美国在亚太地区以美日同盟为战略支点，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的立场和态度很大程度上也影响和主导着日本对台态度，加大了中日在区域内合作处理国际事务的难度。

<三>美国对台湾问题政策的演变趋势

总的来看，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美国对台湾问题政策的基本框架不会改变，仍将以保持台湾海峡稳定，维持两岸现状为主要政策目标，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作用也将呈现基本稳定的态势。

从美国对华战略来看，美国以台制华的基本方针也不会有大的改变。美国在亚太地区担心的主要挑战之一，是中国力量的上升而引起的力量对比的变化。在美国看来，只要台湾继续保持与北京的分离，中国相当一部分力量和资源的增长就会被消耗在台湾问题上，中国的上升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阻滞。因此，美国不会放弃以台制华的努力，将继续推行介入即干涉政策，在对台军售、支持台湾加入某些国际组织一些问题上，甚至可能加大力度。

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实力和国际作用的增强，也会给中美关系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从中国的诉求来看，中国在未来很长的时期内，都将集中精力建设小康社会，维护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保持中美关系的稳定对中国来说十分重要。中国不会也不想把美国当成敌人，中国在对外关系上把中美关系置于重中之重的地位，致力于与美国发展建设性的合作关系。中国的这种态度和努力，会降低中美关系发生大的逆转的可能性，而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发展，无论对台湾分离主义势力，还是对美国国内某些反华势力借台湾问题兴风作浪都会起到很重要的抑制作用。

<四>如何看待美国对于台湾问题的影响 美国因素已经并将继续对两岸关系产生全面、深远的影响，表现在：(一)助长了岛内“台独”势力的嚣张气焰；(二)增强了台军的军事实力,是台湾当局“以武拒统”的主要靠山；(三)影响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不过美国因素在台湾问题上的影响力,并不是无限度地扩张的。它必然要受一些因素的制约。面对国家分裂的危险，中国在反“台独”、反分裂问题上，表现出最大的决心、最强硬的姿态，并做好了应付最复杂局面的准备。从军事上说，一旦“台独”得势，大陆将不惜采取潜艇封锁、导弹攻击直到登岛作战等方式，坚决粉碎“台独”企图，即便因此而导致中美对抗也在所不惧。

毫无疑问，解决台海问题，武力方式也并非最佳选择，推进和平统一，关键还是三条：一是靠发展，大陆要用经济和社会发展成果，提升民族凝聚力；二是有耐心，“和平统一”只要能往前走，步子大小快慢都在其次；三是讲智慧，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谈，没准就找到一个好办法。

<五>中国解决目前台湾问题对策

维护我国领土完整是我国伟大复兴的光荣任务。从现实情况分析，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必然是一个长期、渐进而复杂的过程。因此，采取正确的维权路径就显得非常重要。而美国因素是台湾问题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可以采取的路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切实加强国家经济建设

从总体上看，要通过大力发展本国经济来提升自身的综合经济实力，一是可以为国家进一步壮大自身的军事力量提供物质基础；二是可以增加我国对美国的威慑力。

（二）加强与美国的沟通与对话

由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自911事件以来，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出现了新的情况，即中美关系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而两岸关系却朝坏的方向发展。9.11事件以来，美国把反恐斗争置于首要世界战略目标；加以朝核问题使美国穷于应付，求助于六国会议，特别是有求于中国从中发挥重要作用。美国因素在台海问题中的这类积极作用的一方面，可以而且应该加以利用，但须强调指出，这种积极作用是有限的。所以，不能指望美国会帮忙促进两岸“统一”，因为“和平统一”纯属一国的内部事务，不应该有外人插手。实现和平统一，应该立足于两岸中国人的努力。

（三）积极准备，以待时机。

至今为止,我们在台海问题上没见过任何清晰有效、能让潜在冲突各方都信服的共同战略思考,台海战争之所以基本接近不可避免,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冲突各方战略目标既矛盾,又缺少协调的机制,最终只能让势态不断加剧走向战争。所以我们应该积极为战争做好准备。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必要要求和结果。只有两岸完成了完全统一，才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所以我们在推进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当中，要积极地为实现两岸最终统一创造条件，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完成两岸的统一，这才是所有中国人的愿望，也是海外几千万华人华侨的心愿。采取积极措施，适时制定相应方针政策，应对各种威胁与挑战。总之，和平崛起是中国走向强国之路的必然选择，而台湾问题的复杂性和紧迫性成为挑战中国和平崛起大战略的致命多米诺骨牌，这是中国人民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我们只有认识到台湾问题的危险性，向最好的方向努力，做最坏的打算，以百分之百的勇气和努力去认真对待，才能为和平崛起战略的顺利实施保驾护航。

我们应该要相信也必须相信，将来的某一天台湾会回到祖国的怀抱，鲜艳的五星红旗会在台湾岛的上空迎风飘扬。

第四篇：毛泽东革命诗对历史的影响

汉语言102班 吴波 学号10011223

毛泽东诗词与中国革命

毛泽东，20世纪中国革命史上一颗闪耀的红星，他点亮着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也缔造着革命的燎原之势。集政治家、思想家、革命家、军事家与诗人词家多种身份于一身的毛泽东，既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又有具体革命斗争的实践和体验；既有史林文苑的深厚修养，又有政治生活领域和两军对垒中的现实较量；既有深邃的思辨，又有豪迈奔放的奇思。他不仅为中国革命和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我们留下了光辉的不朽的诗篇。有人说，不了解毛泽东，就不可能了解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上次作业主要结合《历史选择了毛泽东》这本书谈了一些自己的感受，今天，带着对文学的追思和对历史进一步了解的心情，结合文学结合历史想通过毛泽东的这些诗词，来了解一下毛泽东其人同时也感受一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艰难曲折和波澜壮阔。

他的诗词恢宏浩瀚，博大精深，不仅有鲜明的时代感和历史的纵深感，而且堪称中国革命的伟大史诗。具有惊天地，泣鬼神的艺术魅力。

（一）远大理想和抱负

毛泽东于1893年12月26日生于一个农民家庭。纵观中国的近代史，旧中国似在风雨中飘摇着的一叶扁舟。虽然有林则徐之流勇于率领国人抵御外强凌辱的义举；亦有梁启超、康有为等仁人志士扛起了“变法”的大旗，还有孙中山等为首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活动，但是，他们都没有能力将中国这艘航船驶向理想的彼岸。而毛泽东从小就树立了远大的理想和抱负，这为中国的革命也增添了新的活力。

他小的时候曾经改诗立志，发出了“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的宏愿。我们看他13岁时写的《井赞》，“天井四四方，周围是高墙。

清清见卵石，小鱼囿中央。

只喝井里水，永远长不长。”

这首诗表现了他从小就树立了远大理想和抱负。随着时代的发展，他不断的改变自己的理想。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时代的召唤激起了毛泽东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驱动着他去主宰历史的命运，去拯救多灾多难的民族。

（二）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1919－1927年是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重要时期。五四运动宣告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集中表现为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的矛盾；革命的中心任务是打倒列强，除军阀；其突出特点是国共实现了第一次合作，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共同推动国民大革命的进行。这一时期，毛泽东参加过中共“一大”、“三大”和国民党“一大”，并先后担任一些重要的职务；在国民大革命中，已经开始关注农民运动，被称为“农民运动的王”。这一时期毛泽东的诗词主要有四首，分别是《虞美人·枕上》《贺新郎·别友》《沁园春·长沙》《菩萨蛮·黄鹤楼》等。就其中《沁园春·长沙》《菩萨蛮·黄鹤楼》简单谈一下认识

《菩萨蛮·黄鹤楼》

读他的《菩萨蛮.黄鹤楼》，我们会感受到，作者所身处的那个苍凉无奈的社会。茫茫、沉沉、莽苍苍、锁，几个字眼勾勒了一副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画面，令人压抑的笔调，表达了一种苍凉的心情。联系1927年春大革命的形势，作者的心情为什么如此沉重？

1927年春，诗人和夫人来到黄鹤楼，时值烟雨茫茫，瞭望辽阔的大地。不禁感慨万千。因为，当时的革命正处在那样一个危险的时代，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革命党人士，武汉的汪精卫也在酝酿着事变。毛泽东敏锐的觉察出危机正在日渐逼近，可是党的总书记陈独秀还有苏联顾问鲍罗延，对此并无察觉，还一直主张对蒋介石妥协。从“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来看，诗人此时的迷茫不知如何是好。可是，“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将全词笔锋一转，表现出那种豁达的情怀。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词人依旧可以对酒当歌，依然对未来充满信心，依然坚守自己的信念——与反动派斗争到底!并且抒发了诗人对江盟誓，以身许国的强烈感情。

《沁园春·长沙》

词中“忆往昔”的内容，是作者回忆在长沙一师求学期间，与同学们一块畅游湘江、针砭时政的情景。而词中的“怅”则引出了作者的困惑：“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联系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形势，作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困惑？ 1923年，中共三大召开，主要讨论国共合作问题，但关于合作后的领导权问题，这次大会并没有明确规定。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标志着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但从合作开始，共产党就一直受到国民党右派的排挤。这首词写作的背景就是1925年，因受国民党右派的排挤，作者回乡一面“养病”，一面组织农民运动，其间遭到当局捕拿而潜入长沙，故地重游情景。作者的担忧很快变成了现实。一首《菩萨蛮·黄鹤楼》体现了大革命失败前夕作者凄凉的心情。

（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27—1937年是国共十年对峙时期。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艰难地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并从幼稚走向成熟。同时，随着日本侵华的加剧，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局势也逐渐由内战走向抗日。

这时期也是革命最艰难的时期，革命道路的坎坷，个人命运的沉浮，战争环境的艰难，战斗场面的惨烈，给了诗人更多的灵感，一首首脍炙人口的诗也应运而生。存在决定意识，此时毛泽东的诗词，既有对革命斗争写实般的记载，如《西江月·秋收起义》《西江月·井冈山》《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七律·长征》等，又有因个人命运的沉浮而引发的对人生的思考，如《十六字令三首》《清平乐·六盘山》等，又有对人物的讴歌赞美，如《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临江仙·给丁玲同志》等。因此这一时期也是毛泽东创作诗的高峰期。我们主要来看五首，分别是：《西江月·秋收起义》《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忆秦娥·娄山关》《七律·长征》《沁园春·雪》。

《西江月·秋收起义》

这次起义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地打出了自己的旗号——工农革命军；由于敌人力量强大，起义军损失严重，毛泽东开始带领军队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山区，创建了中国第一块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井冈山，毛泽东领导军民，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终于使井冈山上的星星之火成为燎原之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发展壮大，使国民党大为恐慌。1930—1933年，国民党先后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了五次“围剿”。国民党与红军之间展开了一场“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毛泽东对次也作了史诗般的记载。

《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

这首词写得痛快淋漓。词中提到“七百里驱十五日”，反映了红军作战的主要方式是以运动战为主。在共产党领导的五次“反围剿”的斗争中，前三次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取得了胜利。第四次“反围剿”时毛泽东已经被剥夺了中央苏区军队的领导权，“左”倾错误在中央苏区占据着统治地位。但周恩来、朱德抵制了王明等人的错误指令，仍然执行毛泽东的军事路线，第四次“反围剿”也取得了胜利。而第五次“反围剿”是在博古、李德的领导下，执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结果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这也是红军长征的原因。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但一曲《忆秦娥·娄山关》则又如柳暗花明，作者心情豁然开朗。

《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晨月、凄鸣的寒雁，哽咽的军号，细碎的马蹄声，把人引入悲壮萧杀的境地。而“从头越”三字则显露了作者瘦虎雄心之威，死地后生之勇。何为如铁雄关，今也要从头越过。想一想：作者的心情为什么如此豪迈？在正确与错误的对比中，历史重又选择了毛泽东。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领导。所以毛泽东的心情是豪迈的，遵义会议也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之后，毛泽东指挥红军，声东击西，四渡赤水，打乱了敌人的追剿计划，然后渡过金沙江，冲破敌人的包围圈；又继续北上，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穿过大草地，进入甘肃、陕西。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同陕北红军会师。身后的脚印，已化作了留给大地的诗行，如此惊心动魄的征程，总该给后人留下点什么？对毛泽东来说，最好的表达方式依然是写诗。于是，我们又听见了诗人的吟哦。

《七律·长征》

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红军长征的路线。长征是什么？在作家魏巍的笔下，长征是“地球的红飘带”；在美国作家素尔兹·伯里笔下，长征是“前所未有”的事；在埃德加·斯诺的笔下，长征是“惊心动魄的史诗”；在毛泽东笔下，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一完结，新局面也开始了”。1936年2月，毛泽东率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东征，到达清涧县袁家沟准备渡黄河时，适逢大雪。皑皑白雪把个西北高原盖得严严实实，这又激起了素爱白雪的毛泽东的无限诗兴。一首千古绝唱《沁园春·雪》便在陕北小小的窑洞里诞生了。

《沁园春·雪》

平生爱雪，正好置身于雪的世界，凭着雄奇的构思，给我们描绘了半个中国的雪色：内外茫茫的长城，顿失滔滔的大河，如银蛇逶迤的山群，似蜡像驱驰的高原；忽而又想到了红日照耀雪国的妖娆壮美。长征中牺牲的许多战士的身影一一浮现出来了，一种荡气回肠的壮烈情怀化为意欲超出历代有为政治家的具体图像。这首词写于1936年2月，但真正让世人领略到毛泽东风骚独步的事发生在1945年的重庆。是啊，没有经历过艰难险阻，没有博古通今的文化积淀，怎能写出如此大气的诗篇？词中提到：“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首词写于中央红军长征结束后，表达了作者对前途充满信心的豪情壮志。1958年，毛泽东在自注中提到，“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是啊，在毛泽东眼里，只有共产党领导下中国革命，方才造出真正的风流人物。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历史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来看第三篇“民族阵线，救国良方”。

（四）民族阵线，救国良方

1937年7月-1945年8月是全民族抗战时期。中日民族矛盾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矛盾，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斗争中得以巩固和扩大，直至战争完全胜利。除了《四言·祭黄陵》和《五律·挽戴安澜将军》外，毛泽东很少写诗。但在这个时期，他理论方面的著作却很多，如《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这些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理论基础。我们来看第四篇《天翻地覆慷而慨》。

（五）天翻地覆慷而慨

1945年8月—1949年10月是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同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矛盾。这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艰难地指挥着全国的解放战争，先后粉碎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取得了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的胜利，最终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

这时期毛泽东的诗主要有三首：《五律·张冠道中》《五律·喜闻捷报》《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前两首描述的是作者离开延安后转战陕北时战斗的场面或战后的感受。《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写于渡江战役后。诗中提到“不可沽名学霸王”，“霸王”指的是项羽。项羽先胜后败的严重教训，使得这位政治家诗人能够遇喜不亢，临胜不骄，不去怜悯毒蛇一样的恶人，而择取彻底消灭顽敌，一统中国的历史必由之路。

（六）一唱雄鸡天下白（1949—1956年）

1949—1956年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彻底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并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这时期毛泽东的诗词主要有《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浪淘沙·北戴河》《七律·和周世钊同志》《五律·看山》《七律·莫干山》《七绝·五云山》《水调歌头·游泳》。

我们主要来看《水调歌头·游泳》这首词。一阕《水调歌头·游泳》，道出了无限的乐趣和无穷的奥秘。毛泽东说这首词是赞美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词中提到“一桥飞架南北”中的“一桥”指的是武汉长江大桥，它是万里长江上第一座铁路、公路两用桥，1955年9月开始修建，1957年10月建成通车。词中“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指的是三峡工程。经过几十年的论证，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2006年三峡大坝全线建成。由当时正成为现实的“一桥飞架南北”，而憧憬“高峡出平湖”，不正是毛泽东勃勃雄心的诗化吗？正如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所预言的“我们将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历史虽然经历了曲折，但历史最终证明了这一点。

可以说，毛泽东一生奋斗，一生有诗。正是中国革命的艰难曲折，造就了政治家毛泽东；正是革命战争严酷悲壮，造就了军事家毛泽东；正是战争生涯的惊涛骇浪，造就了诗人毛泽东。毛泽东的诗词不仅是他个人的心理实录，也见证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艰难历程。希望大家能喜欢毛泽东的诗词，更加深对中国革命的理解。

总之，毛泽东诗词，毛泽东的诗词是一部融思想性、艺术性于一炉的革命史诗。首先他，引经据典，继承优秀文化传统；其次，具有乐观的革命精神，浪漫的创作手法；再次，诗词中的“山”“水”独具特色；最后，毛泽东的诗词是一部以“诗言志”的革命史诗。艺术上，运用革命浪漫主义创作方法；思想上，表现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风格上，独具匠心，其神韵以傲骨取胜，豪迈奔放，激越昂杨，气象恢宏，无论是“大风起兮云飞扬”的刘邦，还是“力拔山河兮气盖世”的项羽，无论是“秋风起兮白云飞”的刘彻，还是“夜间不敢长伸脚，恐踏山河社稷穿”的朱元璋都是望尘莫及的。柳亚子曾评价毛泽东诗词：“推翻历史三千载，自铸雄奇瑰丽间”“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此人共折腰”。毛泽东诗词的境界与气魄，绝对是千古一人，既前无古人，也肯定是后无来者！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或是以后的人们，诵读这些诗词，都可以从中感受到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作者满腔的热情，豪放的气概，深远的意境。从而心灵为之震颤，视野为之拓展。

我想通过这些诗词的研读，我们能提高的不仅仅是文学修养文学创作，更大的意义在于透过这些壮丽的诗词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革命背后的艰难与辉煌，而通过这些我们建立更有效更坚强的精神火炬并将其传递促进个人也促进社会的进一步成长。

第五篇：基督教文明对美国革命的影响

基督教文明对美国革命的影响 郑易平王维

(摘要]基督教文明对美国革命的贡献是不客忽视的。清教的契约思想为北荚殖民地人民反抗英王的统治提供了合法性依据I新教的人权政治思想为美国革命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第一次宗教大觉醒运动不仅使契约思想、人权思想广为传播，而且在此基础上速成了“天赋人权”、反对暴政的政治共识。[关键词]基督教 文明 清教新教 大觉醒

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首次把“文明”而不是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作为区分人类集团的标准和引发后冷战时代冲突的主要原因。在他的文明观里，宗教是构成文明的首要因素。亨廷顿的观点或许偏颇，但他从文明的角度看人类冲突的独特视角，还是给了人们不少有益的启示。

另一位美国学者奥利维尔·如恩斯在《为什么20世纪是美国世纪》一书的前言中写了这样一段话：“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菲雷在回顾1989年苏联解体，致使美国最终获胜时，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苏联是个超级大国。它或许一直都拥有令人敬畏的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但却从来都不是一个文明，证据就是它可以在旦夕之间消失，而没有留下任何实质性遗产。我在考察促成‘美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的‘美国世纪’时，有一个出发点，就是要表明美国的情况正好与苏联相反。美国之所以成为超级大国，原因恰恰在于它的文明。”[1]可是谈起美国革命，人们立刻会想起潘恩、杰斐逊、华盛顿、汉密尔顿、麦迪逊等人的贡献，也很容易想起洛克和孟德斯鸠等人的思想影响，而基督教文明作为美国革命的重要背景却常常为人们所忽视。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分析一下基督教文明对美国革命的影响。

一、清教契约思想对美国革命的贡献

“契约神学”是加尔文主义的重要内容，这种思想认为，人与上帝之间有一个契约，那是人自愿与上帝订立的契约，即恩典契约。通过恩典契约，人从上帝那里得到了赐予，人的一切行为和思想都是为这个赐予而存在的。清教主义出现于16世纪60年代，是加尔文主义的一个分支，因此深受加尔文契约神学的影响。清教分离派首领罗伯特·布朗于1582年在荷兰出版了两本书，提出了契约思想，他写道：“建立的或集合成的教会是一群或一些基督徒和信教者。他们按自己的志愿，与他们的上帝订立契约，受辖于上帝，并在神圣的共同体中得到了上帝之法。”[23而重要的是，布朗把清教的契约思想引入了政治领域。他说：“人们应该有什么协议呢?”“对于教会神职人员，必须有教会协议；对于民事行政官，必须有人民的协议或共同体的协议。，[3]也就是说，一切合理的权威来自上帝的圣谕和人民的协议，其民主倾向清晰可见。清教徒来到北美，继承和发展了清教分离派的契约理论，确认了契约思想及相关的权利，即教会或政府的建立是被治者同意的产物。在《五月花号公约》中，教会契约已成为自治共同体的基础。“《五月花号公约》不仅使契约缔结者联合起来崇拜上帝，而且缔结契约是为了建立新的共同体和新政府。”[4] 美国学者文森特·奥斯特罗姆指出：“源于圣经传统的圣约思想与建构民治国家的思想相连。最后，订立圣约及把‘我们自己联合在一起的方式’将以法案、条例及宪法等公正而平等的法律形式体现出来。”美国联邦制中的核心观念是以订立圣约和把我们联合在一起的程序形成自治的关系社群。，__在被马克思誉为第一个人权宣言的《独立宣言》中，杰斐逊写道：“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 喻的：所有的人都生而平等，他们拥有天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即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而所有的人生而平等的预设是以《圣经》为基础的，即 在上帝面前人们处于根本平等的地位，并且，这种传统告诉我们，所有人出身都相同。，E63 《独立宣言》阐述了契约权利思想：“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他们的公正权力源于被统治者的同意。一无论何时，任何形式的政府破坏这些真理，人民都有权改变或废除之，建立新政府⋯⋯”既然英王暴虐，违反了契约，殖民地人民就有革命的权利。人们一般认为《独立宣言》所阐述的契约思想基本上来自洛克，因为杰斐逊熟诸洛克的《政府论》，并把洛克的观点称为 “常识”。其实，清教的契约思想早于洛克半个至一个世纪。此外，关于契约思想，“罗杰·威廉斯、托马斯·胡克和约翰·怀斯等人都曾详细阐述，想必杰 斐逊也是熟稔的”r73。另外，《独立宣言》也是在总结了北美殖民地人民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写出来的。在美国革命的酝酿时期，抵抗暴政的权利思想已被广 泛传播，这其中新教牧师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马萨诸塞的一位清教领袖、波士顿的著名牧师约翰·科顿于1633年写道，当人民发现统治者违背了“他们宣誓遵循的公正和幸福的原则”和背离了“他们的契约的根本条款”时，也就免除了人们对他的效忠。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拿起武器”也是合法的[8]。显然，清教的契约思想为美国革命提供了思想来源。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阿克顿勋爵

在论述美国革命时指出：“这种革命精神通过殖民

地宪章而源自于十七世纪的教派。”[91而托克维尔说得更清楚：“从第一个在美国海岸登陆的清教徒身上就看到美国后来的燕个命运，犹如我们从人类的第一个祖先身上看到了人类后来的整个命运。，I-103因为，“清教的教义不仅是一种宗教学说，而且在许多方面与最纯粹的民主和共和理论相一致”E11"1。

二、新教对美国人权政治思想的贡献 1．新教的政教分离和宗教自由思想 美国的建国者认为：宗教信仰自由是人的少数几项绝对权利之一。一个人的宗教信仰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任何政府都无权强迫个人接受任何教义或者检查任何教义。政府不得强制推行一种宗教信仰，也不得因为人们有信仰或者无信仰而剥夺他们的任何权利或者特权。因此，美国宪法将宗教信仰自由作为基本人权加以保护，其《权利法案》第一条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 教或禁止宗教活动自由⋯⋯”清教徒最初历尽艰辛，甚至牺牲生命来到北美就是为了实现宗教自由的理想。可是清教徒到北美后却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并排斥其他教派。在这种情况下，罗得岛的缔造者浸礼教牧师罗杰·威廉斯，坚决主张政教分离，反对正统清教所奉行的政教合一原则，反对政府干预宗教事务，强调宗教信仰完全是上帝与每个个人之间的关系，他有一句名言：“上帝设置一堵墙，将他的教会园地隔开，不受荒原的污染。”[121他在1664年撰写的题为《论因 信仰而遭迫害的血腥教义》一文中更明确地指出，精神领域与世俗领域是两个不同的领域，教会掌管精神生活，行政官员管理世俗事务n引。他认为正确的宗教政策应免除政府干预宗教的危险，政教分离正是为了保证各教派的宗教自由，而宗教自由是一项主要的自由权利。作为罗得岛的缔造者，他从英格兰争取到实行宗教宽容原则的特许状，该特许状规定：“在这殖民地，任何人不应母宗教上的意见的分歧而以任何方式受到骚扰、惩罚遭致不安或遭到怀疑，不得在实际上侵犯我们这一殖民地公民的和平。”[141罗杰·威廉斯在罗得岛实行宗教自由政 策，甚至宽容到连无神论者也得到了保护。

在殖民地时期，除了浸礼教之外，虔教派和贵格宗也主张宗教自由。贵格宗的教义是根据《新约全书·约翰一书》，即以“上帝就是光，在此毫无黑暗，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上帝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演绎而来，认为每个人心灵中都有内心之光，即“光明的种子”，可以直接感知上帝的存在及其意志。因为人人能直接同上帝交流，因此，无需牧师作为中介。这体现了一种宗教平等观。它主张有原罪的人只要承认其原罪，真心忏悔，修正其言行，都能得到救赎和上帝的恩泽。它反对宗教迫害，认为那样做背离了耶稣的悲悯精神，实质等于精神上的谋杀[1引。贵格宗领袖威廉把信仰自由看作是最重要的自由。他在1670年撰写的《信仰自由的伟大事例》中，把信仰自由界定为“不仅是相信或不相信这一原则或那一原则的思想自由，而且是对我们所认为绝对需要的原则以鲜明形式加以崇拜的自由。’’c16] 2．新教的自由民主思想 在英属北美殖民地，清教徒是平等思想的传播者。首先清教徒主张一切人在原罪方面是平等的。其次，清教徒接受了加尔文的“预定论”，严格区分选民和弃民，但同时主张，没有人能自己救赎自己，每个人获救的机会是与他人一样的。倘若一切人在原罪和基督神恩面前是平等的，那么他们在其他方面也应该是平等的。马萨诸塞的进步牧师约翰·怀斯著书立说，宣扬“理性会指导人们不可避免地选择民主制，选择自然之光珍惜的政府形式，作为是适宜人类的公正和自然权利的政府形式-E17]。他强调人按天性是自由和平等的，指出“一切仁政的目’的是⋯⋯促进每个人的福利以及每个人的生命、自由、财产、尊严等权利，并保障这些权利不受侵害，[18]。在此，他明确提出人人平等和人人享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等人权观念。

康涅狄格的奠基人，杰出的清教徒托马斯·胡克，主张一切人享有宗教平等和世俗世界中的平等，必须经由大家的同意才能建立教会或政府。他宣称：“遴选公共官员是人民的权利，并得到上帝的恩准。”选出的官员，“其权力是有限度和范围的’’[”3。波士顿具有强烈民主精神的牧师乔纳森·梅休生活在英国与英属北美殖民地的矛盾逐渐加剧的时代，他被约翰·亚当斯称为美国革命前15年 中“唤醒和复兴美利坚原则和感情”的最重要人物之一[2引。他在《无限制的臣服》布道中鲜明地主张抵抗专制政权的权利，认为无限制地臣服掌权者是

“荒谬的”。他提出了．“合法抵抗”的原则，他说：“我们可以保险地主张两件普遍的事而无害于政府：其一，当世俗统治者所行之事不适合上帝的意志时，可不必服从⋯⋯不服从他们是一种责任，而非犯罪；其二，任何政府摒弃公共福祉和社会安定这一政府的目标，⋯⋯那么人们就没有理由或动力去顺从或臣服。”统治者“从上帝那里得不到做坏事的权力”，政府是受“人民的委托而建立的，当权者滥用这种委托权力，人民可以取回委予其他人川E 13。除清教之外，在英属北美殖民地，还存在新教的其他教派，诸如浸礼教、虔教派、贵格宗等等，他 们都具有相当程度的民主和人权思想。浸礼教牧师罗杰·威廉斯不仅大力倡导政教分离和宗教自由，而且宣传人民主权的思想，宣称政府只是人民主权 的创造者。

贵格宗不仅和虔教派一样主张宗教自由和社

会平等，而且在政治实践上主张贯彻人民主权。贵 格宗领袖威廉·宾缔造了宾夕法尼亚，他于1682 年为宾夕法尼亚起草了《政府体制》的基本法，在序 言中，他明确指出，一切政府的伟大目标和本政府 体制的目的是“支持崇敬人民的权力，保障人民不 受滥用权力之害。”“没有服从的自由是混乱，没有 自由的服从是奴隶制”，因此，公民享有自由权的时 候，无论统治者，抑或被统治者都要服从公正的法 律‘2引。

为了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威廉·宾强调政府 的分权制衡，他主张政府由三个部门组成：总督(没 有否决权)，一年一度选出的助理会(有权提出法 案，并在行政上协助总督)和一年一度选出的议会(有权批准或否决助理会提出的法案)。同时他还主 张官员轮换制。威廉·宾表示，他制定政府体制，旨 在保证实现人民的三种基本权利，即自由权、财产 权、通过投票选举以参与立法的权利和通过司法系 统受行政部门保护及参与司法和行政的权利[2引。至此，我们不难看出英属北美殖民地新教进步 牧师对殖民地人权政治思想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 们从新教教义出发，在强调个人的尊严和信仰自由 的同时，主张社会平等，阐明了被统治者的同意是 建立合法政府的基础；主张对政府的权力加以限 制，以保障人民的权利；同时主张政府内部分权制 衡以防止权力的滥用。甚至宣称如果当权者滥用权 力、背离公共福祉，人们有抵抗乃至革命的权利。这 些思想对后来的革命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不 愧是美国人权政治思想的先行者。

三、第一次宗教大觉醒对美国革命的影响 1730～1760年北美殖民地开始了第一次宗教

大觉醒运动，即唤起民众宗教热情、复兴传统宗教 虔诚的运动。宗教复兴者打破了以往在教堂定期进 行宗教活动的惯例，不分地点、时间，凡有人群的地 方皆为布道场所。他们采用即席讲道、家访等多种

方式四处布道，有的地方还把布道场词编印成册，__在民众中广为散发。为适应传教与培养高级教牧人

员的需要，宗教复兴者陆续建立起高等学府。大觉醒运动使“唯信教义”、“预定论”等神学思 想广泛传播，但更重要的是它进一步提出了普遍救 赎的宗教平等观，宣称不是财富或社会地位，而是 一个人的个人宗教体验，才是救赎的条件，并且这 种救赎最可能降临于一般的、未受过教育的人们身 上。公理宗牧师乔纳森·爱德比兹在马萨诸塞推动

宗教复兴时，摒弃了加尔文教对“选民”和“弃民”的 划分，强调精神的觉醒是上帝预定的被救赎的人的 标志，在广大人民中间得到了响应。“大觉醒”显然造成了一些教派分化，使越来越 多的信徒背离国家教会，但却使宽容异己之风尚得 以发扬，推动了众多的宗教派别与团体的形成和相 互的认同、理解与尊重。宗教的民主化促进了民主 热情，宗教的平等观推动了政治和社会的平等观，提高了人们对社会不公正和社会不平等的认识。结 果使代表不同宗教派别的牧师在政治上活跃起来。每年的选举也就不像往昔那样平静了，希望连任的 官员感受到了选民的压力，这多少削弱了统治者的 控制力量。

另一方面，“大觉醒”唤起了各殖民地民众对经 济和政治上的共同利益的认同，加强了民众共有的

“上帝选民”、“特殊命运”的信念，促进了美利坚民 族一体化观念和爱国主义精神的形成，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达成了“天赋人权”、反对暴政的政治共识，为北美殖民地人民的反英斗争提供了道德依 据‘2 4|。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史学家威廉·麦克劳克林

认为，大觉醒“福音运动为(美国)革命奠定了基础。它在摧毁老殖民地社会静态的贵族式的、阶级层次 分明的和审慎控制的社会秩序方面起了重要作 用’’[2引。

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国革命前夕1776年1月，潘恩这位“自由的使者”发表了著名的革命檄文《常 识》，此书出版后在殖民地居民中不胫而走，成为北 美人民反英最具号召力的思想武器。一般认为，《常 识》中宣传的革命理论是世俗性的，然而，潘恩在抨 击英国君主专制政体和世袭制的合法性基础时却 使用了大量的圣经话语。在书中，潘恩详述了《旧 约》中犹太人向耶和华要一个世俗的国王来统治他 们的故事，指出君主政体是起源于基督教之外的异 教徒的政权形式，而上帝是反对君主政体这种统治 形式的，甚至把君主政体列为一种罪恶。此外，在列 举世袭制的弊害时，潘恩把世袭制同基督教的原罪

说相比较，认为二者是“相类”的，都是“不光彩”和 “丢脸”的。最后，他总结道：“君主政体和世袭制度 不仅使某个王国而且使整个世界陷于血泊和瓦砾 之中。这是《圣经》所反对的政权形式，所以免不了 要发生流血。”

《常识》的发表和传播，正值北美第一次宗教大 觉醒如火如荼之际，当时人民的宗教意识空前高 涨，《常识》的宗教话语巧妙地把宗教意识和革命意 识融合在～起，使人民的革命激情进一步高涨。(作者：郑易平武汉大学在职博士生、中国矿 业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江苏徐州221008； 王维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硕士研究生，江苏 徐州221008)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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