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在创作准备阶段的一种自觉的

第一篇：艺术家在创作准备阶段的一种自觉的

艺术家在创作准备阶段的一种自觉的、活跃的、丰富的、酝酿的内心情感活动，为了艺术创作有意识的调动记忆、有目的进行观察，感受、体验、挖掘、思考、提炼、突出、强化，并形成艺术创作的基础和前提。艺术体验带有艺术家的鲜明的主体意识。

形象思维则是运用形象来感知、把握和认识事物，也就是通过具体、感性的形象来达到对事物本质规律认识的一种思维方式。

1、自始至终伴随着感性形象；

2、自始至终伴随着强烈的情感活动；

3、自始至终伴随着联想、想象、幻想；

4、自始至终具有整体性；

5、形象思维具有创造性；

6、形象思维最具有主体性、个体性。

艺术意蕴就是通过艺术作品的整体的艺术形象显示出的一种内在的丰富的含义，常常具有多义性、模糊性、朦胧性，体现为一种哲理、诗情或神韵。

期待视野：在艺术的接受欣赏活动中，接受者原先的生活经验、人生体验、文化素养、审美经验、欣赏趣味、心理需求等综合因素对艺术作品的一种暗自的潜在的期待、要求和想象。

艺术风格是是艺术家的创作在总体上表现出来的独特的创作个性和鲜明的艺术特色，是艺术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中，由内而外的显示出来的较为一贯和稳定的鲜明而又独特的风貌。

艺术家是专门从事艺术生产的创造者的总称。一般而言，艺术家具备一定的艺术天赋，掌握专门的艺术技能技巧，具有较高的艺术修养和艺术表现的才能，能够通过自己的精神性的创造性劳动创作出精神文化的产品，满足人们特殊的审美心理的需求。

（1）进步的世界观和精神视野；（2）对艺术的热爱献身和审美理想；（3）超常的艺术思维活动能力；（4）深厚的文化素养；（5）丰富的生活积累；（6）精湛的艺术技巧和表现才能

（7）不同艺术门类的艺术家具有不同的特点。

游戏说又被称为席勒—斯宾塞理论，主要代表人物为席勒与斯宾塞。席勒认为艺术发生的真正原因是以外观为目的的游戏冲动。人只有摆脱自然的、物质的、社会的、功利的束缚，才能进行游戏，只有在游戏中才能进行自由的无忧无虑的审美，游戏是人类脱离动物界的标志。游戏是人的过剩精力的发泄，精神心理的满足。游戏的特征是无功利。斯宾塞认为游戏并非完全无目的、无功利，对个人的成长和民族种族的发展有重要价值。但游戏是摆脱直接的功利需求的。

价值：（1）游戏说揭示了艺术发生的层次和精神心理的内涵。超越物质、功利，过剩精力的发泄。（2）游戏和审美有密切的关系，和想象、创造等心理要素有密切关系，具有虚拟性、假定性。游戏包含一定的艺术活动的因子。

局限：游戏对艺术发生会有很大的影响，但很难断定游戏是艺术发生的真正根源。艺术与游戏有很大区别。（1）从目的上说，艺术的目的广泛而深刻，游戏是某一方面的精力发泄或无意识的练习。（2）从主体上说，艺术的主体意识明确而深刻，游戏的主体意识单薄。（3）从情感来说，艺术表达的情感深厚丰富，并需要交流融会；游戏的情感是随机的、变化的。（4）从影响和价值来说，艺术的生命是永恒的，游戏是短暂、随机的。

 真实是艺术的生命”，不同的人对真实的理解不同。

 艺术反映社会生活，艺术家又必须积极能动地反映社会生活，所以艺术不是机械的模仿、直观的照抄、照相式的反映，而必然是对现实生活的选择、提炼、改造、创造和超越。通过艺术家的创造性劳动，生活的形象变成艺术形象，生活的真实变成艺术的真实。但二者已有质的不同。如同高粱变成酒、青草变成牛奶一样。

 “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

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毛泽东



 生活真实是基础，是源泉；艺术真实建立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从生活真实中反复

提炼出来的，是对生活真实的高度概括和升华。

 是艺术家在长期的生活和艺术的实践中，经过反复的感受、体验和积淀，然后不断

地选择、过滤、提炼、概括，并通过联想、想象和幻想，把不同形象的某些相同、相似、相通的属性结合起来，把某些形象的富有意义价值的特点加以优化强化，把分散的东西加以集中凝聚，把平凡小事的意义突出出来，把表象背后的本质内涵揭示出来，这样就改变了原生态的生活真实，创造出了具有审美意义的艺术真实。 艺术真实。

 艺术世界中创造出来具有审美价值的假定性特征。

 这种假定性特征必须合乎艺术的逻辑、本质的逻辑和情感、心理的逻辑。

意境是中国文学艺术中一种情景交融的境界，是艺术中主客观因素的有机统一，是诗人、艺术家在艺术活动中，用主观心灵去观照客观事物（景物）或者广义的说包含宇宙、自然、社会、人），主观心灵与客观事物充分交流融汇，物我两忘，在把握和领会对象的基础上，充分展开想象，从而创造出富有情感、富有特色、富有神韵、富有想象的空间的意蕴和境界。中国文学艺术高度重视艺术创造中的主观与客观、我与物、情与景、情与境等等关系的有机统一，强调借景抒情，托物寄情，景中有情，情中有景，情景交融，意境融汇，是天人合一观念的审美体现。

山居秋暝（王维）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这首诗写山居所见秋山雨后黄昏的迷人景色和融怡陶醉的心境，大约是诗人隐居终南或辋川别墅时所作。诗的境界清澄透明，玲珑剔透，恰似一泓秋水，其中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诗歌于诗情画意当中寄托着诗人的高洁情怀和对理想生活的执着追求。

首联整体着眼，大笔勾勒，交待季节，点明状态，给人以身临其境，神清气爽之感。“空山”、“新雨”、“晚秋”，平平实实的几个字，极易引发人们的联想，山居环境的静谧，新雨过后的清新，秋日天气的飒爽，白日向晚的安宁，字里行间弥漫着一股清幽明洁之气。“空山”是王维惯用的词语，耐人寻味。此处绝无冷清、空洞之意，也不是禅宗所谓的空寂、虚无，结合全诗来看，“空山”包含以下四层意思：一指山中林木繁茂，翠绿成荫，遮掩了人们活动的痕迹，正如王维《鹿柴》所云“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二是指此处远离尘嚣，人迹罕至，“峡里谁知有人事，世中遥望空云山”（《桃花源记》），有如世外桃源，遗世独立，又如洞天福地，快乐怡人；三是指山雨初霁，万物一新，银辉四射，天地生辉，呈现在诗人

眼前的是一派空明洁净，熠熠生辉的灿烂图景；四指空而不虚，静而不寂，活力无限，意趣万千，因为山中有欢歌笑语，渔舟晚唱，有明月朗照，清泉潺潺。可见，雨后空山带给人们的不是孤独、寂寞，不是沉寂、死灭，而是生机活力，妙趣横生。

颔联小处着眼，工笔细描，动静结合，光色辉映，营造出一个雅致脱俗、明媚空灵的迷人世界。皓月当空，朗照万物；苍松如盖，亭亭净植；松叶如针，清翠欲滴；水珠点点，闪闪发光；树影斑驳，月光辉映，洒下一地的星星点点，有如细碎银子铺满山林，给人以如梦似幻，飘飘欲仙之感。落一“照”字，不同于“泻”，朱自清《荷塘月色》写月光：“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与花上。”用“泻”写出了月光如水，静谧朗照，柔媚生辉的特点。王维写月光用“照”字，光色兼备，状态逼真，活现月照松林，回光返射，闪烁不定，迷离恍惚的特点；也引导读者去留意空山松林沐浴月华的恬静光洁和明亮空灵。如果说第一句侧重写月下松林的幽美景致的话，那么，第二句就是写月下溪流的活泼生机。你瞧：山泉流淌，淙淙作响；月映溪流，素洁如练；流水空明，清澈见底；溪流弯弯，活泼机灵。面对这一溪清幽洁明，空灵剔透的山泉，恨不得掬一水山月滋润沧桑的面庞，撷一缕清音唱响心灵的浪花。着一“流”字，尽显风流，颇有柳宗元《小石潭记》“斗折蛇行，明灭可见”的韵味，也引导人们去体味小溪或水石相激飞花溅玉的闪亮或穿林绕石琤琤琮琮的合鸣。王维一“流”，可谓意态横生，妙趣无穷！

颈联拓展一步，进到人事生活，而这种生活出现在山中黄昏这一特有的情境中，便显现出迷人的色彩。上句写姑娘：一群天真无邪的农家少女浣衣归来，结伴同行；她们嬉戏玩闹，笑逐颜开，吵醒沉睡的山林，激活了寂静的生机，银铃般的笑声回荡在空旷幽深的竹林中。下句写渔人：几艘小船满载星辉，尽兴而归，满眼荷叶纷纷倒向两边，掀翻了无数晶莹剔透的水珠。此情此景，让人心生羡慕，多么想，摇一船沉甸甸的丰收喜悦来迎接又一个静谧幽美的夜晚；多么想，唱一池脆生生的渔舟小调去欢送又一个余辉掩映的黄昏。姑娘也好，渔人也罢，诗人只听见竹林中的喧闹而不见其人，只见到莲株的摇动而不见行舟，自可想见竹林莲丛的茂密幽深，人们竟是裹在这样一个郁郁葱葱的绿色世界里，这是何等动人的景象啊！而且，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想，生活在这个世外桃源的人们，勤劳纯朴，心性高洁；安居乐业，幸福快乐；率性真诚，一派天然。难怪末联诗人要由衷地倾吐出“王孙”可留的感叹了。尾联巧用《楚辞?招隐士》之典，《招隐士》末句云：“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以久留。”原意是招王孙出山入仕，王维反用其意，自成佳构，增无限趣味，“随意春芳竭，王孙自可留。”春芳虽然自然而然的消歇了，但秋光一样美丽迷人，“王孙”自可不必离去了。貌似劝人，实则自勉。“山中”比朝中好，洁净纯朴，可以远离官场污浊而洁身自好；“山中”比尘世好，纯洁空灵，可以远离世俗庸碌而修养性情。诗人对山中生活的迷恋之情，跃然纸上。另外，从全诗所用意象也可看出作者的思想情趣。皎皎明月，纯洁空明；郁郁青松，亭亭净植；幽幽清泉，潺潺流淌；森森翠竹，修直挺拔；卓卓清莲，污而不染；„„凡此种种，在传统诗文里面，都是一些清闲雅致，高洁不俗的意象，由此不难看出王维对理想生活的念念不忘之心。

这首《汉江临眺》是王维融画法入诗的力作。“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一笔勾勒出汉江雄浑壮阔的景色，作为画幅的背景。泛舟江上，纵目远望，汉江横卧楚塞而接“三湘”、通“九派”，水势浩渺。诗人收漠漠平野于纸端，纳浩浩江流于画边，为整个画面渲染了气氛。“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诗人要与山简共谋一醉，流露出对襄阳风物的热爱之情。此情也融合在前面的景色描绘之中，充满了积极乐观的情绪。这首诗给我们展现了一幅色彩素雅、格调清新、意境优美的水墨山水画。画面布局，远近相映，疏密相间，加之以简驭繁，以形写意，轻笔淡墨，又融情于景，情绪乐观，给人以美的享受。

张艺谋的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曹禺的戏剧名著《雷雨》

1、请比较分析二者不同的审美特点。

2、请以张艺谋的角度，谈谈他是怎样解读和再现了《雷雨》的主题。两题任选一题。,“单就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第二篇：7像艺术家一样创作

7像艺术家一样创作

教材分析：

我们经常被一些艺术家的作品深深地打动——优美的风景、热闹的集市、熙熙攘攘的人群…… 它们之所以打动人，主要是这些作品都来源于生活，有些是艺术家对某一场景一触即发的灵感；有些是艺术家对生活深刻的感受和思考，并经过艺术提炼而成为作品；有些则是有了选题再去搜集素材、勾画草图、最后加工完成一件作品。无论是哪一种形式都是美术创作的一个过程。美术创作是从艺术构思到艺术传达的过程，与观察方法、思维能力和艺术技能的掌握有着密切的关系。只要我们认真地观察生活，动脑筋思考，并学习一定的美术创作技巧，就能创作出我们自己满意的作品。

教科书出示了艺术家孙为民创作《乡间七月》作品的草图和完成后的作品，有助于帮助学生理解和感受艺术创作的过程。教科书第18页以《古镇赶集》为例，说明美术创作的一般过程：选题立意、收集素材、构图草稿、加工完成。教师可根据教科书提供的图片及自己掌握的知识逐个分析讲解，让学生明白艺术创作的过程及方法。并利用这一方法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主题，创作自己喜欢的作品。

教学目标：

1.了解艺术家创作作品的过程，掌握美术创作的一般过程。

2.能够运用所学知识，尝试进行绘画创作。

3.明白艺术创作的艰辛，形成珍惜艺术劳动和艺术作品的习惯。●教学伊始，教师可以搜集孙为民及其他画家的一些优秀作品供学生欣赏，使学生对创作作品有一个初步的感性认识，同时出示这些作品的创作草图。课前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去采访当地的画家，了解他们创作的过程及创作中的故事。让学生了解艺术家创作的艰辛，并对艺术创作产生浓厚的兴趣。

●艺术创作的四个过程需要教师逐个举例来说明，也可与学生互动，采用问答的形式来解决。

选题立意：教师通过分析事例，首先让学生明白什么是选题立意。一般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长期的生活积累，如：人、事、物、场景等激发了我们的创作灵感，有了创作的欲望，我们就会根据所要表现的内容确定作品的主题，表达自己的感受。另一种是作者已经有了选题及所要表达的意愿，根据自己的选题，去生活中观察、体验，搜集所需的素材，提炼加工，几易其稿，最后完成作品。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离不开对生活的观察、积累。任何一种艺术创作，都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教师提问，学生讨论：在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场景、人物和风景打动过你？给你留下什么样的印象？根据记忆描述给大家。讨论应该围绕着学生熟悉的生活以及最近发生的亲身经历的事情，包括家庭生活和学校生活，其中旅游和去游乐场是最能激发学生创作欲望的，表现师生、同学、朋友友谊，家人父母亲情是孩子们最乐意的，丰富的课外活动、庄严的升

旗仪式、逛街、赶集、踏青、赏雪、观花，只要能启发学生讨论起来，这些熟悉的生活就能拓宽学生的创作思路，丰富选题的空间，学生也可以从中选题立意。

收集素材：有了选题就可以根据题目内容的需要去收集素材。收集素材的方式有很多种，教材中给我们介绍的是以速写的形式来收集素材。这是画家最常用的，也是比较适合我们的一种绘画形式。如画《古镇赶集》这一题材，那就要有一些市场上买卖的场景。为了使自己的创作丰富、鲜活、真实，就要亲自到市场上把你认为较生动感人的场景画下来。可以快速地勾画出人物的动态轮廓及道具。不作细致的描绘，也可以较翔实地把人物动态、神态、服装的样式、色彩、道具等具体形状，细致地画下来。这样画速写虽然费了一些时间，但是在创作中就会轻松一些，也会给你的创作带来更多的可参考内容。搜集素材是提高绘画能力，画好创作的关键，这就需要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养成勤观察、勤动脑、勤思考的习惯，随身携带速写本，把感兴趣的、能够激发灵感的事物及时地画下来。如果没带速写本，回家后可凭记忆把它记录下来。可以作为素材的事物有很多，可以是一两个有特征的人物、一棵古老的大树、一座历史悠久的建筑、一株美丽的花朵，也可以是生日聚会、旅游、植树等集体活动的场景。只要能够打动你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都可以作为以后创作的素材收集下来。这样长期坚持，在生活中收集来的素材，鲜活、生动，会给你留下难忘记忆，头脑中的画面也越来越多，创作起来

就会得心应手。除了速写的方式以外，还可以在书上、网上搜集图片资料，阅读与题目有关的文章。这些方法都能够收集到丰富的素材，为创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构图草稿：收集的素材只是一些小的片段，单个的人或事物。怎样把这些素材经过取舍、添加，构思成一幅作品，这还需要一个过程。构图草稿就是根据作者的构思把收集的素材加工整理成草图，要用铅笔，以便于修改，草图不用太工细，因为这是一个思考、探索修改的过程，要反复推敲，反复修改，直到自己满意为止。在勾草图的同时就要考虑到以什么样的绘画形式表现——水彩笔、水粉、水墨、版画？根据作品的题材选择合适的绘画形式。如：教科书中的《古镇赶集》就用了水墨的形式。这种艺术形式很好地表现了中国古镇古老、繁忙、热闹的景象，给人以亲切感。

加工完成：有了以上的准备工作，可谓胸有成竹，这时就可以充分地表现自己的作品。根据草图，运用不同的绘画形式，大胆下笔，细心收拾，完成作品。

●学生创作作品时，要鼓励学生选择自己熟悉的工具材料。在构图和设色上，要鼓励学生根据主题的需要，反复调整和尝试，争取使之最好地传达作品的主题和思想。

●最后作品的评价，主要从是否按照这个创作过程来进行的创作，以及作品主题、效果，以及是否充分表达了主题来衡量，根据学生的实际

水平来确定评价标准，不要过于专业，以免使学生产生挫折感，失去绘画创作的兴趣。如果条件允许，教师还可以把学生作品收集起来，和学生一起布置校园绘画作品展

第三篇：《像艺术家一样创作》教学设计

《像艺术家一样创作》教学设计

教学目标

1、了解艺术家创作作品的过程，掌握美术创作的一般过程。

2、能够运用所学知识，尝试进行绘画创作。

3、明白艺术创作的艰辛，形成珍惜艺术劳动和艺术作品的习惯。教学重难点

重点：了解艺术创作的基本过程，尝试运用所学知识进行绘画创作。难点：选择一个主题，运用所学知识进行绘画创作。课前准备

教师：学生校园生活和场景照片，名作分析，示范作品等。学生：收集日常活动照片，绘画用纸笔等工具。教学过程

一、导入

请同学们说说自己写一篇作文的过程、感受，引出什么是创作。

二、新授

1、欣赏名家作品并出示这些作品的创作草图 师：说说欣赏名家作品和作品草图的感受和体会。

2、讲述名家创作故事

3、结合自己的写作经过尝试说一说名家的创作过程。

4、分析讨论艺术创作的四个过程。选题立意：

师：在日常生活中哪些场景、人物和风景打动过你？给你留下什么样的印象？根据记忆描述给大家。

启发学生讨论起来，这些熟悉的生活就能拓宽学生的创作思路，丰富选题的空间，学生也可以从中选题立意。

收集素材：

师：如何收集素材，从哪些方面收集素材？（速写、记忆、在书上、网上搜集图片资料，阅读与题目有关的文章。）

构图草稿： / 2

师：构草图时应思考些什么？（以什么样的绘画形式表现--水彩笔、水粉、水墨、版画？根据作品的题材选择合适的绘画形式。）

加工完成：

根据草图，运用不同的绘画形式，大胆下笔，细心收拾，完成作品。

三、学生创作

四、展评、小结 / 2

第四篇：河北省艺术家创作基地挂牌仪式讲话

河北省艺术家创作基地挂牌仪式讲话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尊贵的艺术家朋友：

大家好！

时维九月，序属三秋。在这美好的季节里，我们欢聚在清代皇家猎苑----木兰围场，一起见证河北艺术家创作基地揭牌，畅叙友情、共襄盛事、共谋发展。在这里，我谨代表承德田原牧歌旅游度假有限公司全体员工，向出席揭牌仪式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艺术家表示热烈的欢迎，对关心和支持公司发展的各位领导、各位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承德田原牧歌旅游度假村是2011年5月投资兴建的省重点项目。公司秉承“打造北方地区最佳旅游接待场所”的建设理念，以加拿大进口木材建设欧美风格高档木屋，占地两千亩，建有十三栋单体别墅和一栋豪华会所，是集会议、休闲、娱乐、度假、采买为一体的五星级旅游度假场所，更是艺术家们寄情山水，采风写生、汲取艺术营养的创作宝地。

木兰围场被誉为“水的源头，云的故乡，花的世界，林的海洋”，美丽的草原，焕发青春魅力，优质的服务，笑迎天下宾客。创作基地落户田原牧歌，既是河北艺术家对田原牧歌度假村的垂青与厚爱，更是对田原牧歌度假村的鼓励与鞭策。我相信，创作基地的投入使用，田原牧歌旅游度假村一定会成为各位艺术家艺术交流、放牧心灵的精神家园；一定会成为推介作品、培育艺术家、开展学术研究的最好平台。

尊敬的各位领导，承德田原牧歌旅游度假村在建设之初就得到了你们的关心厚爱，今后度假村的成长更需要你们的支持。衷心希望各位领导一如既往的关注、关爱度假村，多来度假村看看，为我们聚人气，增和气，添福气。我公司将抢抓承德建设国际旅游城市的机遇，加快建设速度，提升服务水平，全力打造北方地区最佳的旅游接待场所，为推动文化事业大发展、大繁荣做出贡献。

最后，让我们共同祝愿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艺术家身体健康、工作愉快、万事如意。谢谢！

第五篇：长征准备阶段

红军长征

1934～1936年间，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从长江南北各苏区向陕甘革命根据地（亦称陕甘苏区）的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以及敌强我弱，中央革命根据地（亦称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遭到失败，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同时留下部分红军就地坚持游击战争。8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了给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索道路，命令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到湘中发展游击战争。10月，红六军团与红三军（后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会合，并创建了湘鄂川苏区。

10月上旬，中央红军主力各军团分别集结陆续出发，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及直属纵队离开江西瑞金就途。10月21日，中央红军从赣县王母渡至信丰县新田间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沿粤赣边、湘粤边、湘桂边西行，至11月15日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三道封锁线。然而博古、李德等领导人一味退却，消极避战，使红军继续处于不利地位。中央军委决定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经浴血奋战，于12月1日渡过湘江(即第四道封锁线)，由于连续苦战，红军锐减。12月中旬，抵达湘黔边时，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进入湘西与第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开会，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使红军避免了覆亡的危险。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1月15～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制定了红军尔后的战略方针，从而在最危险的关头挽救了红军和中国共产党。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3月，组成了实际上以毛泽东为首，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他们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名义指挥红军的行动。

遵义会议后，鉴于川敌布防严密，中央红军确定撤离遵义后，在川黔滇边和贵州省内迂回穿插。特别是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中央红军灵活机动地创造战机，运动作战，各个歼敌，以少胜多，从而变被动为主动。随后出敌不意，主力南渡乌江，直逼贵阳，迅即西进，4月下旬以一部在翼侧策应。5月初，抢渡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由于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红军顺利通过大凉山彝族区。接着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6月中旬，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

红四方面军原在川陕根据地，为向川甘边发展，1935年 3月28日至 4月28日取得强渡嘉陵江战役的重大胜利。然而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等擅自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亦称川陕苏区）向西转移。5月初，共八万余人开始长征，中旬占领了茂县（今茂汶）、理番(今理县)为中心的广大地区。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以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为战略方针，中共中央决定将两个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北上。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跨过草地，抵达班佑、巴西地区。8月底，右路军一部在包座全歼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约五千余人，打开了向甘南前进的门户。9月张国焘率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后，拒绝执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并要挟中共中央和右路军南下。毛泽东等于9月10日急率第一、第三军（后组成陕甘支队）继续北上，夺取腊子口，突破国民党军渭河封锁线，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城），先期结束了长征。11月21～24日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党中央和红军扎根在陕北奠定了基础。

在国民党重兵对鄂豫皖根据地围攻的情况下，红二十五军和鄂豫皖省委按照中共中央指示，于1934年11月从河南罗山县开始西移，在鄂豫陕边建立根据地，粉碎国民党军两次“围剿”。次年7月过陇东，9月与陕甘根据地的第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第十五军团。第一、三军团到达后，与之合编为红一方面军。

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红军二、六军团，于1935年11月从湖南桑植出发，转战湖南、贵州、云南三省，击溃国民党军的拦截，渡过金沙江，经西康、四川，于1936年6月底至甘孜，与张国焘率领的南下受挫的红四方面军会师。

二、六军团合组为二方面军。7月，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在红一方面军接应下，10月先后在甘肃省会宁县城和静宁县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军长征结束。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在整整两年中，红军长征转战十四个省，历经曲折，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条件。

长征经过

1933年9月至1934年夏，中央革命根据地（亦称中央苏区）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在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博古等领导人实行军事冒险主义、军事保守主义的战略指导下，屡战失利，苏区日益缩小，形势日趋严重。湘赣革命根据地（亦称湘赣苏区）红军反“围剿”作战的处境，也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给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探索战略转移的道路，命令红军第6军团撤离湘赣苏区，到湖南中部发展游击战争，并同红军第3军取得联系。1934年8月7日，红6军团突围西移，经两个多月转战，于10月下旬到达黔东印江县木黄，与红3军（后恢复红军第2军团番号）会师。接着，两军向湘西发起攻势作战，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亦称湘鄂川黔苏区）。

10月初，国民党军重兵集团继续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这时，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博古等领导人，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即决定放弃中央苏区，到湘西与红

2、红6军团会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以及中央、军委机关直属队共8.6万余人，从瑞金、古城等地出发，开始长征（见彩图）。红军第24师和地方部队共1.6万余人，在项英、陈毅领导下，留在当地坚持斗争。

21日晚，中央红军以第1军团为左路前卫，第3军团为右路前卫，第9军团掩护左翼，第8军团掩护右翼，中央和军委机关及直属部队编成的军委第1、第2纵队居中，第5军团担任后卫，从江西于都县城西南的王母渡、新田之间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25日全部渡过了信丰河。此后，中央红军继续以甬道式的队形携带大量笨重的物资器材沿山路西进，行动缓慢。直到11月15日，才先后通过了国民党军的第二道、第三道封锁线，进至临武、蓝山、嘉禾地域。这时，蒋介石以16个师的兵力专事“追剿”，并令粤军、桂军共9个师进行堵截，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宜章至湘江之间广大地区的国民党军兵力薄弱，担任“追剿”、堵截的国民党军，因派系矛盾，动作不一。这种情况，便于红军机动作战。然而，博古等领导人一味退却的消极避战，使红军继续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25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分4个纵队，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前出湘桂边境的西延地区。27日，红军一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国民党军南北对进，向红军发动了全面进攻。红军在湘江两岸经过浴血奋战，于12月1日渡过湘江，接着进至西延地区。至此，中央红军由长征开始时的8.6万余人减为3万余人。

湘江之战后，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向黔阳、洪江地区转移兵力，企图围歼红军于北出湘西的路上。在此危急时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的与红

2、红6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中央红军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从而使红军避免了覆灭的危险。20日，中央红军分两路西进，连克剑河、台拱（今台江）、镇远、施秉等城，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遵义城。

1月15～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了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制定了红军尔后的战略方针，从而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共产党。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3月，组成了实际上以毛泽东为首，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他们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名义指挥红军的行动。

中央红军进占遵义后，蒋介石以几十万兵力，分路向遵义地区进逼，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川黔边境地区。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北渡长江，进至四川西北部创建新的苏区。1月19日，中央红军从松坎、桐梓、遵义地区向土城、赤水方向前进，于29日一渡赤水河，进入川南。这时，国民党军分路对中央红军进行追击堵截，并加强了长江两岸的防御，企图围歼红军于长江以南、叙永以西、横江以东地区。中革军委根据这一情况，决定红军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改在云贵川边境地区机动作战。2月11日，红军掉头向东；18～21日二渡赤水河，返回黔北;2月下旬，在遵义地区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遵义战役后，国民党军改取堡垒主义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企图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狭小地区。红军为寻求新的战机，向西转进，于3月16～17日三渡赤水河，再入川南。蒋介石急令其“追剿”部队向川南进击，企图围歼红军于古蔺地区。在国民党军再次向川南地区集中的情况下，中央红军突然转向东北，接着于21日四渡赤水河，秘密折回黔北。27日，中央红军以第9军团在马鬃岭地区钳制国民党军，主力向南急进，31日渡过乌江，逼近贵阳，把“追剿”之国民党军甩在乌江以北。4月8日，中央红军主力从贵阳、龙里之间突破国民党军的防线，乘隙向云南急进，27日进抵昆明附近。29日，中央红军由寻甸、嵩明地区转向西北前进，于5月9日从皎平渡渡过金沙江。在乌江北岸单独活动的红9军团，经黔西、水城西进，于5～6日从东川（今会泽）以西的树节、盐井坪地段渡过金沙江，接着与中央红军主力会合。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同年3月28日至4月21日，红军第四方面军取得了嘉陵江战役的重大胜利。然而，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张国焘，擅自决定放弃川陕革命根据地(亦称川陕苏区)，向西转移。5月初，红四方面军和地方武装及苏区机关人员等共8万余人，开始长征，于中旬占领了以茂县（今茂汶）、理番（今理县）为中心的广大地区。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为执行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苏区的计划，于5月15日由会理附近地区继续北进。在北进的路上，既有冕宁以北大凉山的彝民区，又有天险大渡河。蒋介石以薛岳、刘湘等部南攻北堵，企图利用彝汉民族矛盾和大渡河障碍，围歼中央红军于大渡河以南地区。20日，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迅速北进，顺利地通过彝民区，于24日晚攻占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歼灭守军两个连，控制了安顺场渡口。25日，红军第1团第2连的17名勇士，由连长熊尚林率领，冒着守军的猛烈火力，战胜大渡河的激流骇浪，乘船强渡成功，击溃左岸守军1个营，巩固了滩头阵地。但这里水流湍急，不能架桥，中央红军仅靠4只小船无法在短期内渡过河去，而此时尾追的国民党军已经迫近，情况十分紧急。为迅速渡过大渡河，中革军委决定，以红军第1师及干部团由安顺场继续渡河，沿大渡河左岸北上，主力沿大渡河右岸北上，左右两路夹河而进，抢占泸定桥。沿右岸前进的先头部队红4团，多次击溃川军的拦阻，兼程急进，于29日晨夺占了泸定桥西桥头。泸定桥的东桥头与泸定城相连，由川军第38团主力防守。在红军到达之前，守军已将铁索桥上的木板拆除，只剩下13根铁索链悬在大渡河上，形势十分险恶。经过紧张的准备，红4团于当日16时发起夺取泸定桥的战斗。在该团的火力掩护下，由第2连的22名勇士组成的突击队，在连长廖大珠率领下，冒着守军密集的火力，攀踏着悬空的铁索向东桥头攻击，胜利占领大桥，并冲入泸定城内。红军后续部队紧跟过河，歼灭守军大部，占领泸定城。接着与由左岸北上的部队会合，至6月2日，中央红军全部胜利地渡过了大渡河。至此，蒋介石歼灭红军于大渡河以南地区的企图彻底破产。

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之后，继续北进，占领天全，并乘胜突破了川军芦山、宝兴防线。接着，中央红军以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翻越了终年积雪、空气稀薄的夹金山，向懋功（今小金）方向前进。这时红四方面军正由岷江地区分路西进，先头部队攻占懋功，一部进到达维。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在北进达维途中，同红四方面军一部会师。1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到达懋功地区。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总兵力达10余万人。

早在1934年冬，在国民党军集中40多个团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亦称鄂豫皖苏区）围攻的情况下，根据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指示，红军第25军2900余人于11月16日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向平汉铁路以西转移，开始长征。12月，红25军转战到陕西省雒南（今洛南）庾家河地区。此后，红25军在鄂豫陕边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至1935年5月，经过蔡玉窑、文公岭、石塔寺等战斗，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一次“围剿”，开辟了鄂豫陕边苏区。7月上旬在袁家沟口歼国民党军1个旅，接着北出终南山，粉碎了国民党军第二次“围剿”。红25军为配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北上，于16日从西安以南丰裕口出发，经户县、周至县境西进，进入甘肃，攻占两当。转而北进，于 9月16日在陕甘革命根据地（亦称苏区）的永坪镇同红军第26、第27军会师。接着，合编为红军第15军团。

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中共中央根据全国形势和当面情况，提出了创建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而张国焘却主张向青海、新疆或西康（今四川西部、西藏东部）等偏僻地区退却。为统一战略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6月26日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会议，决定了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创建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据此，中革军委制定了夺取松潘的战役计划。7月18日，中共中央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21日，中革军委决定以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部为红军的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兼），政治委员陈昌浩（兼），参谋长叶剑英。另将中央红军的第1、第3、第5、第9军团依次改为第1、第3、第5、第32军。由于张国焘的阻挠，延误了红军北上的时间，松潘战役计划未能实施。8月上旬，中共中央决定恢复红军第一方面军番号，周恩来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了继续贯彻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中革军委决定进取甘肃南部的夏河、洮河流域。8月15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率领由第5、第9、第31、第32、第33军组成的左路军，从卓克基地区出发，向阿坝地区开进；21日，前敌总指挥部率领由第1、第3、第4、第30军组成的右路军，从毛儿盖地区出发，向班佑、巴西开进。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红军指战员历经艰辛，通过人迹罕至、气候变化无常的茫茫草地，左路军先头纵队于20日到达阿坝地区。右路军于8月27日到达班佑、巴西地区。8月29～31日，右路军第30军和第4军一部，采取攻点打援的战法，在包座全歼国民党军第49师约5000人，打开了红军向甘南前进的门户。

在红军右路军向班佑、巴西前进的途中，中共中央电令张国焘，要左路军迅速出墨洼、班佑，与右路军并力东进。红军右路军到达班佑、巴西地区后，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联名致电张国焘建议左路军迅速出班佑，向右路军靠拢。但张国焘制造借口，不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并命令已进到墨洼附近的部队返回阿坝。接着，张国焘提出红军主力南下川康边天全、芦山、道孚、丹巴等地的计划，对抗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并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接着，他又提出“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危害中共中央。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识破了张国焘的阴谋，机智地报告了毛泽东。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于 9月10日率领红一方面军第1、第3军（后组成陕甘支队）继续北上，于16日逼近川甘边界的要隘腊子口。17日拂晓，红军一举夺取了天险腊子口，18日占领哈达铺，胜利进入甘南。接着，突破国民党军渭河封锁线，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至此，红一方面军主力历时1年、纵横11个省、行程2万5千里的长征胜利结束。11月初，红军陕甘支队在甘泉附近地区同红15军团会师。会师后，中共中央再次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辖第 1军团（陕甘支队编成）、第15军团。11月21～24日，红一方面军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

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共中央北上方针，1935年9月命令左路军和右路军之第

4、第30军分别由阿坝、包座地区南下，企图在川康边少数民族聚居区建立苏区。10月8～20日，南下红军发动了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击溃川军6个旅。24日，又发起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11月13～19日，红军在名山东北百丈地区同川军十几个旅激战7昼夜，虽歼灭川军1.5万余人，但红军也伤亡近万人。1936年2月，红军被迫向西转移，4月进入道孚、炉霍、甘孜地区。至此，红军由南下时的8万余人减为4万余人，张国焘南下行动遭到失败。在中共中央劝导和督促下，经过朱德、刘伯承及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于6月接受了中共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

1935年9月，国民党军集中130多个团的兵力，采取持久作战和堡垒主义的方针，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亦称湘鄂川黔苏区）和红军发动了新的“围剿”。在国民党重兵的进攻下，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决定红军转到外线寻求新的机动，开辟新苏区。11月19日，红

2、红6军团共1.7万余人，由湖南桑植地区出发，退出湘鄂川黔苏区，开始长征。红军经4个月转战，于1936年3月30日进到贵州西南的盘县、亦资孔地区。这时，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电令红

2、红6军团北渡金沙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师。红

2、红6军团遂于31日离开盘县地区，分两路向西急进。4月25～28日，分别从云南西北部的石鼓、巨甸地段渡过金沙江，向北前进，连续翻越了几座大雪山，于7月2日到达甘孜地区，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5日，红

2、红6军团和红32军奉中革军委电令，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萧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

7月初，红

二、红四方面军从甘孜、炉霍、绥靖出发，共同北进，广大指战员以惊人的革命毅力，克服重重困难，通过了茫茫数百里的草地，击溃了国民党军的拦截，于9月初胜利进入甘南，控制了漳县、洮州、渭源、通渭、成县、徽县、两当、康县8座县城及广大地区。这时，红一方面军主力由宁夏的豫旺堡附近地区南下，接应红

二、红四方面军北上。10月9日和22日，红

四、红二方面军先后在甘肃省会宁县城和静宁县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见彩图)。至此，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全部胜利结束。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在整整两年中，红军转战14个省，冲破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经受了艰难险阻的考验，终于胜利地完成了战略转移。红军长征的胜利，为开展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创造了重要条件。

长征准备阶段（1934年7月7日——1934年10月10日）

1934年7月7日 为摆脱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困境，在政治上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影响和推动抗日运动的发展；在军事上威胁敌人后方，吸引敌人兵力，减轻对中央苏区的压力，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创造条件，中共中央决定以红七军团(军团长寻淮洲、政治委员乐少华)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皖赣边前进。是日，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进军福建。

7月15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北上抗日先遣队经长汀、大田、尤溪，于8月1日攻占水口，击溃守敌王敬久部，乘胜追击至福州城下，与敌激战三昼夜，不能攻克福州城，遂移师北上。

7月23日 为了结党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探索战略转移的路线，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电令红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

8月7日 红六军团九千七百余人，在湘赣省委书记、中央代表任弼时和肖克、王震等三人组成的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领导下，由横石和新江口地区出发，突围西征，开始战略转移。

8月12日 红六军团在桂东县的寨前圩召开连以上干部誓师大会，庆祝突围胜利。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由任弼时正式宣布成立红六军团领导机关，肖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治委员，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

8月26日 红六军团到达湘江右岸的蔡家埠，准备枪渡湘江。但湘敌刘建绪发现红军渡江意图，急调重兵防堵湘江，并督令湘军尾击红军。桂军廖磊部分两路向道县、零陵地区运动，堵击红军西进。红六军团进不得不放弃原定渡江计划。

9月4日 红六军团在全县以南的界首地区渡过湘江，占领西延县城。

9月间 程子华奉命到达鄂西北地区。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通知活动于院西北的红二十五军返回鄂东北地区，接受中央指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鉴于鄂豫皖地区敌占绝对优势，根据地发生了人力、物力的严重困难，于是决定鄂豫院红军主力作战略转移，到外线开辟新的根据地。是年6月，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派程子华离开中央苏区，到鄂豫院根据地工作，传达中央指示。

9月间 川陕苏区红四方面军粉碎了以刘湘为首的四川军阀 的六路围攻，先后收复巴中、南江、旺苍，直逼广元城下；9月22日又克阆中、苍溪。至此，北起广元，南至阆中的嘉陵江东岸地区均被红军收复，川军第一、第二、第三路军逃至嘉陵江以西，第四路军逃至营山、渠县地区。是役重

创了以刘湘为首的四川军阀，恢复和扩大了川陕革命根据地。

10月初 国民党军队继续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推进。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惊慌失措，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即决定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转移到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

10月6日 红六军团在甘溪超到桂军第十九师的突然袭击，战斗失利，部队被截成三段，陷入湘、桂、黔三省敌军二十四个团的包围中。

10月7日 中央军委命令红二十四师及地方部队接替主力红军防务，主力红军第一、三、五、八、九各军团，先后向兴国、于都、会昌地区集中，准备突围转移。

10月9日 红军总政治部发布政治指令，提出“准备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进行长途行军与战斗”。

10月10日 中国工农红军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项英发布命令：“将红军总司令部及其直属队组织第一野战纵队与主力红军组成野战军同行动。”并规定第一纵队各梯队分于10日17时、18时出发。

是日晚，中共中央和红军总司令部从瑞金出发，率领主力红军第一、三、五、八、九等军团和后方机关共八万六千余人，进行战略转移。

10月上旬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主力红军长征后。中央根据地的斗争，作了如下布置：(一)成立了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以项英(任书记)、陈毅、贺昌、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梁柏台、陈潭秋、毛泽覃、汪金祥、李才莲为苏区中央局委员。陈毅为中央办事处主任，梁柏台为副主任。(二)留下红二十四师、十多个独立团及其他地方部队共一万六千余人，在

中央根据地坚持斗争。(三)划定瑞金、会昌、于都、宁都四县之间三角地区为最后基本的游击区和最后坚持阵地。10月22日，又宣布成立中央军区，以项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负责领导中央根据地和闽浙赣边区的斗争。

长征失利阶段(1934年10月10日——1935年1月15日）

1934年10月中旬 中央红军主力从于都以南地区突围，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

10月中旬 蒋介石在华北视察，突接“南昌行营”情报，得知中央红军主力有突围模样，乃匆匆赶回南昌，判断红军行动方向。蒋介石从东路军蒋鼎文部所获材料中判明：中央红军不是战术机动，而是战略转移；不是南下，而是西进。于是拟定了追堵长征红军的初步计划要旨。

10月21日至23日 中央红军自21日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向敌军第一道封锁线发起总攻，实施突围，迅速占领了王母渡、韩坊、古陂、新田等地，23日突破了广东军阀陈济棠部扼守的信丰至安远间的第一道封锁线，自南康、大庚间横渡漳水。

10月24日 红六军团在甘溪战斗失利后，一部进入荒无人烟的大山野林之中，经过艰苦转战，打破了湘、桂、黔敌军二十四个团的围追堵截，于是日在黔东北印江的木黄和松桃的石梁与贺龙、关向应、夏曦领导的红三军胜利会师。

10月26日 红六军团和红三军会师后，于是日在川黔交界的四川酉阳县南腰界举行两军会师大会。经中央军委批准，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中央决定两军合成一个战略单位，成立总指挥部，由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统一指挥两军的军事行动。

10月28日 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和开辟新的根据地，红二、六军团从南腰界出发，挺进湖南，开展湘西攻势。

10月间 北上抗日先遣队(红七军团)从福州地区移帅北上后，先后攻占罗元、庆元、常山等地，但遭到优势敌军的围攻，被迫转入闽浙赣边根据地，与万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两军会台后，11月4日，中央军委指示红七军团与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红七军团编为第十九师，红十军和地方武装编为第二十师、第二十一师。全军近万人，继续担任抗日先遣队的任务，分两路北上。红十军团以刘畴西任军团长，乐少华任政治委员，粟裕任参谋长，刘英任政治部主任。以后又成立以方志敏为主席的军政委员会，领导红十军团的行动。

11月1日至8日 中央红军占领汝城以东的连珠岩、土桥、东冈岭、苏仙镇等地，进到汝城、城口、沙田一线，突破了由湖南军阀何键部防守的第二道封锁线(广东仁化至湖南汝城间)，沿赣粤湘边向湖南前进。

11月13日 蒋介石鉴于中央红军西进甚急，深恐中央红军渡过湘江，进至桂、黔边境，是日“南昌行营”发布“追剿计划”，以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所有原西路军各部长及北路军蒋系“中央军”薛岳部及周浑元部，均归指挥。同时又电令贵州军阀王家烈，广西军阀白崇禧各派得力部队分至湘黔、湘桂边境堵击，妄图“歼灭”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

11月25日至30日 中央红军在全州以南湘江东岸与敌浴血奋战。27日，红军先头红二师、红四师各一部于兴安、全州之间，渡过湘江，并控制了界首至觉山铺之间的渡河点。湘桂两省敌军分路向红军猛扑，妄图夺回渡河点，阻止红军渡河西进。尾追敌军也与红军后卫部队展开激战。29日，红三军团渡过湘江，于界首阻击敌人，掩护中央纵队渡江。30日，中央纵队渡过湘江。经红军英勇奋战，突破了湘桂敌军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但红军减员至三万多人。

11月26日 中共湘鄂川黔边省委宣告成立，任弼时任书记，同时成立了湘鄂川黔革命委员会和军区领导机构，贺龙任革命委员会主席和军区司令员，任弼时任军区政治委员。11月下旬，红二、六军团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精神，停止南渡酉水，占领大庸、桑植后，推备夺取沅陵，进入湘中，策应中央红军西进。12月初，红二、六军团主力沿沅江东下。

11月27日 红二十五军从信阳城南越过平汉铁路，进至桐柏山区，在方城的独树镇与敌反复冲杀后，于是日甩开敌人，进入伏牛山区。但伏牛山区反动组织严密，地主围寨甚多，且北临陇海路，创建根据地较为困难，红二十五军不得不放弃在伏牛山区建立根据地的原定计划，继续向陕南前进。

11月底 中央根据地中共中央分局举行会议，决定成立赣粤边特委和军分区，派李乐天、杨尚奎去赣粤边，罗孟文去杨赣县，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去闽西。

12月上旬 中央红军翻越西延山脉的最高峰——越城岭(老山界)，进入苗、僮民族地区。

12月10日 中央红军进入苗、惶民族地区后，红军住地连续失火。是日，中央纵队到达龙坪，此系僮族村镇。当夜宿营后，发生大火，村镇烧毁过半，红军奋力抢救，并抓获国民党放火奸细三人。次日召开群众大会，将奸细公审后处决。

12月13日 中央军委在通道境内召开会议。是时，敌“迫剿军总司令”何键调集湘军及配属其指挥的“中央军”薛岳所部共十五个师的兵力，在通道城以北地区——新宁、武冈、绥宁、靖县、会同、芷江、黔阳一带进入阵地，进行堵截。如果中央红军坚持原定计划，北上会合红二、六军团，就要与五、六倍的敌军决战。在此危急关头，毛泽东力主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于是中央红军自通道城改变了进军方向。但博古、李德仍然坚持会合红二、六军团的基本目标。

12月14日 中央红军占领贵州黎平县城，打开了通向贵州的门户。

12月16日 红二、六军团在涪涩河歼敌三十四旅大部。17日，占领桃源，包围湘西政治经济中心常德，牵制敌军十余个师，胜利完成了配合中央红军突围长征约战斗任务。

12月18日 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定》。

1935年1月1日 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红军渡过乌江后的行动方针“主要的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如薛岳的第二兵团或其他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的一部。来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决定提出红军的基本口号是：“创造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消灭蒋介石的主力部队”；决定提出利用争取的时间，使部队得到短期休整，加强连队政治工作，缩编部队，充实战斗连队，以适应新的作战环境，决定提出保持同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的密切的通讯联络，加强对他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领导，“使他们以积极的行动，来配合我们的反攻”。

1月1日至3日 中央红军在江界河、茶山关、回龙场等渡口分二路强渡乌江。中路前卫团(红四团，团长耿飘，政委杨成武)于1月1日到达江界河渡口，进行威力侦察。2日上午，佯攻老渡口，在上游新渡口强渡，未成。3日上午再次强渡，击溃黔军江防司令林秀生部第五、第六两个团，强渡成功。下午，占领黔军江防司令部所在地猪场(珠藏)。左路于茶山关渡口渡江，因黔军独立第二师侯之担部第二团未加抵抗，于3日安全渡江，进入尚嵇。右路于2日在回龙场强渡，击溃侯之担部第八团，当晚进驻箐口。

1月7日 中央红军第二师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城。

1月8日 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发布《通令》，提出进遵义城的十二条口号及进城八项注意。

1月9日，中央纵队进入遵义城，以纵队司令员刘伯承兼任遵义警备司令。

1月10日，军委主席朱德在遵义发出关于红军进入桐梓城主要任务的命令。

长征转折阶段（1935年1月15日——1935年6月14日）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 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洛甫)、秦邦宪(博古)、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凯丰)；参加会议的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邓小平(党中央秘书长)。李德(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和伍修权(翻译)也参加了会议。会议揭发和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在军事领导上的严重错误，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明确指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退出中央苏区后遭到的严重损失，其主要原因是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决议总结了红军反“围剿”战争的经验教训，肯定了毛泽东等在领导红军长期作战中所形成的基本原则。会议决定：(一)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二)指定洛甫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至支部讨论；(三)常委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周恩来、朱德为军事指挥者。遵义会议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并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参加中央军事指挥的领导工作。遵义会议在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上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和红军的新的正确领导。

1月19日 中央红军从遵义、桐梓、松坎地区出发北上，预计从宜宾至沪洲间北渡长江，转入川西地区。

1月20日 红军总司令部下达《渡江的作战计划》。

同日，军委主席朱德电令各军团“我野战军应迅速向赤水及其附近地域集中，以便争取渡过赤水的先机，在必要时并便于在赤水以东地域与追击和截击的敌人的一路进行决战”。

1月2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为红军主力入川电告红四方面军，指出：“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指示红四方面军“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钳制刘敌，应集中红军全力向西线进攻”，迅速集结部队，于最近时期向嘉陵江以西进攻。

1月22日 红四方面军发起广(元)昭(化)战役，突破嘉陵江防线。24日围昭化。27日占广元城郊飞机场。29日又占广元外围五龙堡。但广、昭守敌胡宗南部据城顽抗，攻城数日未下。红军乃主动撤广、昭之围。月底将主力转至嘉 陵江东岸。

1月26日 中央红军进抵土城附近。红军先头部队在赤水以西的重盘与川军模范师章安平旅遭退，战而未胜。

1月28日 中央红军主力在土城东北的丰村坝、青岗坡一带与川军郭勋祺、潘佐、廖泽等部“激战竟日”，给敌以重大杀伤。但红军伤亡亦重。红军主动撤出战斗。

1月29日 中央红军从土城、猿猴场(元厚场)地区，西渡赤水河(一渡赤水)，进入川南叙水、古蔺地区。

1月下旬 杨虎城指挥四个旅又三个团的兵力对红二十五军发动第一次“围剿”，红二十五军在葛牌镇全歼杨虎城警三旅，粉碎了第一次“围剿”。红二十五军发展到三干七百人，开辟了鄂豫陕游击根据地。

1月间 中共陕北特委在周家脸召开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陕北苏维埃政府。马明芳任主席。1月30日，陕北独立师在安定白庙岔改编为红军第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杨琪任师长，张达志任政治委员。

1月间 红十军团在返回闽浙赣根据地途中，通过怀玉山封锁线时，由于部队行动迟缓，被十倍的敌军包围，经反复顽强战斗，红军弹尽粮绝，月底方志敏在德兴县陇首村突围时，被敌独立四十三旅刘震清部所俘，指战员大部壮烈牺牲，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余部八百余人，在粟裕、刘英率领下，突出重围，转战浙南，坚持浙南游击战争。

方志敏被捕后，坚贞不屈，在狱中著有《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死》、《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等。8月6日，在南昌百花洲从容就义。

2月5日 在四川、贵州、云南三省交界的鸡鸣三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决定以洛甫(张闻天)代替博古(秦邦宪)负总的责任。

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转中央分局，指出：“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并指示“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二人组织之，项为主席”。

2月28日 是日凌晨中央红军乘胜再占遵义城。红军又在遵义城南的老鸦山、忠庄铺地区痛击援敌吴奇伟率领之第五十九师和第九十三师，并乘胜追至懒板凳、刀靶水，歼其两个师的大部，红军猛追至乌江边上，又俘敌千余人。是役共歼灭和击溃敌人两个师又八个团，浮敌二千以上，缴枪一千支以上，轻重机枪数十挺，子弹十万发，俘敌团长一名，伤敌旅长一名、团长二名，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2月28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冲破五次“围剿”的总结》大纲。

3月11日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全权指挥军事。

3月20日 中共中央和红军总政治部致电各军团首长，指出“我再西进不利，决东渡，这是野战军此后行动发展的严重紧急关头”，“渡河迟缓或阻碍渡河的困难不能克服，都会给野战军最大危险”。

3月21日至22日 中央红军由二郎摊、九溪口、太平渡东渡赤水河(四渡赤水)，至桐摔以西东皇殿一带。

3月27日至31日 中央红军主力于27日从枫香坝至鸭溪之间，突破敌军封锁线，到达大庙场，分两路前进，至翁黄水会台，直指乌江北岸。28日红军先头在手扒岩突破乌江天险。29日至31日中央红军主力南渡乌江，进抵息烽附近。

3月28日至4月21日 张国焘擅自放弃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川陕革命根据地。这样，红四方面军从渡过嘉陵江以后，便开始了长征。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时，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辖第四军、第九军、第三十军、第三十一军、第三十三军，全军总计十个师二十个团，连同妇女独立师、机关学校等共约八万余人。

4月5日 中央红军一部佯作东进与湘西红二、六军团会台，由紫江(今开阳)以南地区快速东进，向瓮安、黄平进攻。

4月7日 中央红军主力乘国民党军主力被调至乌江北岸，向贵阳方向前进。是日，军委主席朱德电示：“我野战军决以遭遇敌人佯攻贵阳、龙里姿势，从贵阳、龙里中间向南急进，以便迅速占领定番”。

4月9日 中央红军主力从贵阳、龙里间突破湘黔公路，并在贵阳附近之黄泥哨，与驰援贵阳的滇军孙渡部遭遇。滇军纵队司令官孙渡乘坐的汽车，遭到红军袭击，死伤卫士四名，贵阳震动，蒋介石急电各路救援。

4月上旬 项英、陈毅在大庾长岭召开干部会议，确定了长期坚持游击战争，保存和积蓄革命力量，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斗争方针。并将赣粤边划分为油山、北山、信康赣、南山和上犹祟义等五个区，将突围的一千三百余人分为五个游击大队，分散在各区游击，并以油山为中心建立秘密的交通网。

4月上旬 红二、六军团收到遵义会议决议，向团以上干部传达。

4月12日 红二、六军团退出塔卧、龙家寨根据地，向北转移。13日在陈家河渡口一战，消灭国民党第五个八师陈耀汉部一七二旅，击毙旅长李延岭。14日桃子溪一战、又歼敌五十八师师部和一七四旅，师长陈耀汉仅以身免。16日红军乘胜收复桑植县城。

4月13日 红九军团到达织金县的猫场，当晚在猫场宿营。因疏于警戒，14日晨遭到黔军一个师的袭击、战至下午三时，方才摆脱敌人，脱离险境。是役全军团伤亡二四万人，损失部分枪支武器。

4月25日 中央红军进入云南后，分兵三路西进。

4月26日 国民党第二路军薛岳总部电告所部：红军主力经曲靖寻甸元谋西进，“图渡金沙江”，罗炳辉部(红九军团)“掩护其右后侧”。

4月28日 蒋介石急电龙云将金沙江巧家至元谋一段之船舶及一切可渡河材料全部毁灭，以防红军渡江。

5月2日 红军中央军委纵队到达团街。是日召开干部会议，博古报告渡金沙江的决定。中央红军主力按中央军委部署分三路抢渡金沙江：红一军团经武定、元谋，抢占元谋以北的龙街渡；红三军团经寻甸、团街，抢占洪门渡；军委干部团经禄劝抢占绞平渡（后称绞车渡）。红五军团殿后掩护。

5月3日至9日 5月3日军委干部团在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指挥下占领绞平渡，并伤渡成功，川军江防大队不战而溃。红三军团在洪门渡渡过一个团、但水流太急，不便续渡。红一军团在龙街渡架设浮桥，但江面太宽，敌机轰炸骚扰，架桥未成。为迷惑敌人。仍在龙街被佯作架桥渡江姿态。当敌军向元谋奔集时，红一、三军团急奔绞平渡。在当地船工支援下，利用六只渡船，时至5月9日，中央红军主力在绞平渡全部渡过了金沙江。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渡江北上的决定性胜利。5月7日，红九军团在完成了牵制掩护任务后，在会泽(东川)以西的树节渡过了金沙江，并按中央军委指示，在江边向巧家一线警戒。

中央红军渡江后，于5月8日围攻会理城。10日晚，红军第一次爆破会理西北城角未成。14日，第二次爆破会理东关城墙亦未成。会理玫守战历时七天七夜。

5月11日 蒋介石在昆明为阻止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策定封锁中央红军于“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陇江以东地区，根本„歼灭”的部署，命令川军第二十四军刘文辉部以有力部队固守会理、西昌待援，主力在大渡河上游富林以西，沿大渡河北岸，赶筑碉堡，严防红军北渡；薛岳率吴奇伟、周浑元、李韫珩各部，迅速渡过金沙江左岸，向围攻会理之红军夹攻，以解会理之围，然后进至西昌筑碉，右与昭觉之郭勋祺部，左与盐边、盐源之滇军，连成碉堡封锁线，严防红军南下；另以孙渡纵队取捷径至盐边、盐源后，沿雅陇江两岸筑碉防守，并在水仁、元谋各县沿金沙江右岸筑碉防堵。

5月12日 中共中央在会理城邦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会理会议。会议参加者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外，彭德怀、杨尚昆、聂荣臻和林彪也参加了会议。会议批评了林彪反对毛泽东的领导，反对机动作战的严重错误；进一步说明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动作战以摆脱敌人重兵包围的作战方针。会议讨论了今后行动，决定继续北上，抢渡天险大渡河，到川西会合红四方面军。

5月15日 中央红军撤离会理，沿安宁河谷北上。17日，红军前锋到达德昌，守敌许剑霜旅前哨营与红军刚一接触，即败退西昌。红军经德昌，绕道西昌，向大渡河急进。

5月15日 蒋介石在昆明电令川军第二十军军长杨森为大渡河守备指挥，自川南率部于十日内赶赴大渡河布防，并拨二十一军、二十四军各一部归其指挥调遣。

5月20日 红军总司令朱德发出万万火急电令，命令“我野战军迅速北进取得大渡河点以便早日渡江”。19日晚，红一军团到达泸沽。是日中午，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在泸沽红一军团司令部传达军委关于继续北上，抢渡大渡河的指示：以红一师一团为先遣队，军团工兵连、炮兵连配属一团指挥，由刘伯承和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率领，直上冕宁，通过彝族区，迅速抢占大渡河安顺场渡口；又以红二师五团和红三军团十一团组成佯动部队，由一军团参谋长左权和红二师政委刘亚楼率领，越小相岭，经越西，向大树堡挺进，心吸引富林之敌，保证主力从安顺场渡河。

5月21日 红九军团通过大凉山彝族地区后，于是日至西昌城北的礼州〔距西昌城五十华里)与红三军团留守部队会合，并接替三军团防务，担任全军后卫，以掩护主力抢渡大渡河。至此、红九军团在离开主力，单独活动，转战千里之后，与主力会合了。

5月22日 中央红军先遣队从大桥出发，进入彝族地区冲途为彝民所阻。下午刘伯承总参谋长和彝族沽基家头人小叶丹在彝家海子边，杀鸡饮血，结为盟友(兄弟)。后与小叶丹等同返大桥宿营，再钦血酒。

中央红军佯动部队从青杠关出发，在彝族同胞的配合协助下，于是日下午在海棠歼敌两个连，活捉越西县长。

5月23日 中央红军先遣队由小叶丹带路再次进入彝区，深受彝族同胞的热烈欢迎。当晚到达查罗，消灭当地民团，弄清安顺场敌情。

中央红军佯动部队经晒西关，至大树堡，消灭守敌一连，夺得渡船一只。红军在大树堡佯作渡河准备，扬言“攻打富林，进军雅安，解放成都”。

5月24日 中央红军先遣队决定夜袭安顺场，于是日午后从查罗出发，晚10时赶到安顺场，消灭安顺场守敌两个连，夺得渡船一只。

是日，中央军委纵队由冕宁出发，经大桥，过彝区，至拖乌宿营。

5月25日 中央红军先遣队红军一团一营二连十七名勇士，由连长熊尚林率领，乘木船战胜激流骇浪和对岸敌军阻击，自安顺场强行渡过了大渡河。后续部队陆续渡河，扩大战果，巩固阵地。

是日，中央军委纵队由拖乌到查罗。

5月26日 是日上午中央军委纵队抵达安顺场。鉴于大渡河水深流急，不能架桥，且渡船缺少，大部队不能速渡，中央军委决定：以渡河的红一师和干部团组成右路军，由刘伯承、聂荣臻指挥，沿河东岸北上；以红二师为左路军，由林彪、罗荣桓指挥，沿河西岸北上，主力随左路跟进；两路夹河而上，直取泸定桥。

是日，红军佯动部队由大树堡向安顺场转移。

5月26日 蒋介石偕宋美龄、顾问端纳由重庆飞赴成都“督剿”红军，参谋团亦随同移驻成都。蒋介石声称要红军“做第二个石达开”，吹嘘四川军阀是“再世的骆秉璋”。

5月27日 蒋介石命令以第五十三师李韫珩部和川军刘元璋师编为第二路军第五纵队，以李韫珩、刘元璋为正副司令官。28日，薛岳电令刘元璋除留一团守备西昌外，主力向泸沽、冕宁追击红军。

5月28日 中央军委命令左路军于明日夺下沪定桥。红军总司令朱德发布关于占领泸定桥的部署，电三、五、九军团。

5月29日 红军左路军先头团（红四团）击破敌军阻拦，以一天一夜急行军二百四十里的速度，赶到泸定桥西头。是日下午四时，红四团一营二连二十二名英雄，在连长廖大珠率领下，冒着敌人火力，冲过铁索桥，攻占东岸桥头堡。红军后续部队跟进，迅速击溃守敌一个团，占领泸定桥。右路军亦攻击前进，至铁丝沟、石门坎，与增援泸定城之敌一个旅遭遇，待敌击溃，于是日晚与左路军会师沪定城。

5月30日 中央军委率领中央红军主力从沪定桥渡过了大渡河，到达泸定城。是日晚中共中央召开泸定桥会议，参加者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陈云等。会议决定：

一、红军北上走雪山草地一线，避开人烟稠密区；

二、派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

5月下旬 红四方面军总部命令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率领该军第八十八师和红九军第二十五师、二十七师各一部，由岷江地区兼程西进，策应中央红军北上。

6月2日 中央红军全部渡过天险大渡河，从泸定城出发。继续北上。接着在天全河击溃川军杨森部的堵截，占领天全、芦山、宝兴等城。

6月12日 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红二师四团自硗碛村出发，翻越长征途中的第一座大山——夹金山，在达维镇附近的木城沟土桥上与红四方面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四团胜利会师。

6月14日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到达达维镇，当晚两个方面军举行了会师的庆祝大会。

坚持北上和南下分裂阶段(1935年6月14日——1935年10月19日)1935年6月16日 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为建立川陕甘三省苏维埃政权电红四方面军，指出：“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

6月17日 张国焘、陈昌浩不同意向东向北发展的川陕甘方针，复电中共中央，认为“北川一带地形给养均不利大部队行动”，“敌已有准备”、不宜过岷江东打。提出向西发展，“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

6月18日 中央红军全部集中懋功、两河口之线。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电张国焘等，指出：“目前形势须集中火力首先突破平武，以为向北转移枢纽。”

6月20日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电张国焘，指出：“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从胡宗南或田颂尧防线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为有利”，并要张国焘。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6月23日 红二、六军团与中央军委中断电讯联络。

6月26日至2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为统一战略方针，实现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主张，于6月26日在懋功的两河口举行会议。参加两河口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朱德、博古、刘少奇、凯丰、刘伯承、彭德怀、林彪、聂荣臻、邓小平、林伯渠、李富春和张国焘。会议首先由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作报告，报告着重说明了战略方针、战略行动和战争指挥问题。周恩来报告后，会议进行了讨论。张国焘主张依托懋功地区向川康边发展，认为北有雪山、草地，胡宗南部有二十余团兵力，北上“站不住脚”；并就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攻击中央，要求改组中央和中央军委。中央政治局其他同志一致同意周恩来的报告，并对张国焘关于红军长征和政治形势的错误估计以及要求改组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意见进行了适当的批评，进一步说明了北上方针的正确性，并强调红军应由中央军委统一指挥。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于28日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争取仕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的向甘南前进”。决定指出：“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

两河口会议后，中共中央派出由王稼祥、李富春、刘伯承、李维汉等组成的慰问团，到红四方面军进行慰问，并帮助传达贯彻中央决定。

6月27日 中央红军先头部队越过第二座大雪山——梦笔山，到达马尔康的卓克基。

7月1日 张国焘参加两河口会议后，返回红四方面军总部杂谷脑(今理县)，借口组织问题没有解决，延宕部队行动，并挑拨一、四方面军关系，对中央慰问团实行封锁。是日。张国焘致电中共中央，提出“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

7月2日 中央红军翻越第三座大雷山——长板山。

7月2日 红二十五军在定家沟口全歼杨虎城警一旅。毙伤敌军三百余人，俘敌旅长唐嗣桐以下一千四百余人，缴枪千余枝。

7月6日 中央红军翻越第四座大雪山——打鼓山。

7月7日 中央红军翻越第五座大雪山——拖罗岗（又名仓德山）。

7月9日 张国焘以“川陕省委”名义致电中共中央，提出改组红军总司令部，要陈昌浩任红军总政委。

7月10日 红一、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到达毛尔盖，守敌胡宗南部一个营被缴械，红军俘敌三百余，缴获轻重机枪三十六挺、电台一部。

7月18日 在张国焘策动下，陈昌浩提出“集中军事领导”，否则“无法顺利灭敌”，提出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前敌指挥。

7月18日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加强一、四方面军团结，共同北上，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

7月中旬 红二十五军北出终南山，转到外线作战，前锋直达西安南面之王曲、杜曲、引驾回、子午镇一带，西安为之震动。在子午镇鄂豫陕省委从《大公报》上得悉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会师，并继续北上。省委在子午镇以西的佛坪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当前行动方针是积极配合主力红军北上，牵制敌人。会议决定在陕南留下部分红军，由郑位三(陕南特委书记)、陈先瑞领导，华持鄂豫陕游击根据地，红二十五军主力西征，向甘南挺进，以迎接中共中央和一、四方面军北上。

7月中旬 自5月上旬以来，至7月中旬，陕北红军在刘志丹等指挥下，以陕北根据地为依托，先后攻占延长、延川、签定、安塞、靖边、保安(今志丹)等六座县城，歼敌五千才人，至此胜利地粉碎丁敌人的第二次“围剿”，打通陕北和陕甘边两苏区的联系。陕北主力红军扩大到五千人，游击队发展到四千人，根据地面积约三十万平方公里，人口九十多万。

7月21日 中共中央在芦花召开会议，与张国焘会商组织问题，对张国焘反对北上的错误进行了批评斗争，希望他改正错误，共同北上。几经曲折，张国焘最后同意红四方面军主力向毛儿盖集中。是日，中央军委决定以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豁为红军前放总指挥部，徐向前任总指挥(兼)，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兼)，叶剑英任参谋长；另将红一方面军的第一、三、五、九军团依次改称第一、三、五、三十二军；红四方面军的第四、九、三个、三十一、三十三军的番号不变。

7月25日 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批准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提出酌关于在中国建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的广泛统一战线的方针。

7月26日，皮克在共产国际“七大”上作《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肯定了中国红军的长征，说中国红军虽然“不得不离开江西原中央苏区，但是，它却粉碎了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军阀企图围歼中国红军的计划”。“中国红军的主力出色地完成了向四川省的转移，这对以表明苏维埃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广阔前景”。

8月1日 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方针，以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宣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救国，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政治主张，号召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八一宣言》最早刊载于1935年10月1日中共在巴黎出版的中文《救国报》第十期上。

8月1日 红二十五军到达陕甘交界的凤县双石铺，歼灭敌军四个连，俘敌少将参议。接着，红二十五军进攻天水，因敌增援。乃转向凤凰山、沿河镇，强渡渭水，打下秦安，挺进通渭，威逼静宁，进抵静宁城北五十里之兴隆镇。红二十五军转战甘南，但得不到中共中央和一、四方面军确切消息，于是鄂豫陕省委在兴隆镇决定去陕北，会合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

8月3日 由于张国焘拖延北上时间，《松潘战役计划》不能实施。鉴于敌已形成对红军南北夹击的态势，企图围困和消灭红军于岷江以西、懋功以北的雪山草地地区。红军不得不改变松潘战役计划，改向夏河流域前进。是日，中央军委制定《夏洮战役计划》，指出松潘战役已失时机，“现特改为攻占阿坝，迅速北进夏河流域”，“以期于洮河流域消灭遭遇之蒋敌主力，形成在甘南广大地域发展之局势”。

8月5日至6日 中共中央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主持。参加沙窝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张国焘、陈昌浩、刘伯承、傅钟、凯丰、邓发等。

会议讨论由于松潘战役计划未能实施所造成的局势和当前任务。5日，政治局草拟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6日会议通过了这个决议。决议分析了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指出“

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在川西北的会合，造成了中国苏维埃运功在西北极大胜利的前途”；决议重申了两河口会议决议的正确性，指出“创造川陕甘的苏区根据地，是放在一、四方面军面前的历史任务”；决议强调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加强一、四方面军的兄弟团结，决议号召党和红军，与企图“远离敌人”、“避免战斗”，对创造新根据地缺乏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

8月15日 沙窝会议后，中央军委为贯彻《夏洮战役计划》，北出夏河、洮河流域，决定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组成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北上。右路军由一方面军之一、三军(即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之四军、三十军以及中央军委纵队一部及新成立的红军大学组成，有路军由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指挥，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行动。右路军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过草地，向班佑、巴西开进；左路军由一方面军之五、二十二军(即五、九军团)和四方面军之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以及中央军委纵队一部组成，由红军总司令部(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指挥。左路军以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向阿坝地区开进。并且决定左路军到达阿坝后，东进到班佑、巴西地区同右路军靠拢，而后齐头并进，向甘南前进。是日，左路军从卓克基出发，向阿坝地区开进。

8月2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在毛儿盖召开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博古、陈昌浩、徐向前、凯丰、邓发、李富春、聂荣臻、林彪、李先念等。会议听取了毛泽东关于夏洮战役计划的报告。会议通过了这个报告，并决定立即组织实施夏洮战役计划。

8月21日 右路军先头部队(由红一方面军的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二九四团组成)从毛儿盖出发过草地，向班佑开进。26日到达班佑。

8月24日 胡宗南发现红军过草地北上，电令所部第四十九师由漳腊向包座疾进，在包座河一线堵击红军东进北上。

8月29日至31日 红军右路军第三十。军于29日发起包座战斗，全歼堵击红军北上的胡宗南部第四十九师，攻占上下包座，打开了进军甘南的门户。

8月底 红军右路军全部过草地，到达班佑、巴西、阿西地区。

9月1日 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为促左路军北上电张国焘，并提出集中主力向东北武都、西固、岷州间打出去的计划。

9月3日 左路军先头部队五军进抵墨洼附近。张国焘借口墨曲河(一说噶曲河)水涨和草地不易通过，强令部队返回阿坝，并致电中共中央提出要右路军“回击松潘敌，左路军备粮后亦向松潘进”的主张。

9月8日 右路军徐向前、陈昌浩电张国焘，提出“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的意见。

9月9日 张国焘为改变北上方针，提出南进主张，致电中共中央，鼓吹南下川康边之天全、芦山、丹巴、懋功、甘孜、道孚等地的退却逃跑计划，说“丹巴、甘孜、道孚、天、芦均优于洮、夏，邛、大更好”，说南下“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

同日，中共中央电张国焘：南下“中央认为是完全不适宜的。中央恳切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侧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受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

9月9日 张国焘密电原四方面军领导人，企图以武力要挟党中央南返。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发现这份密电后，立即送达毛泽东手中。

中共中央在巴西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决定率领一、三军团(即一、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脱离危险区域，是日夜半从巴西出发，次日晨到达阿西，继续北上。

9月10日 中共中央发出《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我们应该根据党中央正确战略方针继续北上”，“无论如何不应该再退回原路，再去翻雪山、走草地”，“南下是绝路”。

9月11日 中共中央为贯彻北上既定方针，再次电令张国焘“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中央已决定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并已令一、三军团在罗达、俄界集中”。

9月1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今甘肃省迭部县境)召开扩大会议。出席俄界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博古、凯丰、刘少奇、邓发、彭德怀、叶剑英、林伯渠、车维汉、杨尚昆等二十一人。会上，毛泽东作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根据这个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张国焘与中央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于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

俄界会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只发至中央委员一级，未向全党公布。

关于北上红军的战略行动方向，俄界会议鉴于一、四方面军已分开，北上红军只有一方面军主力一、三军团，乃一致同意毛泽东提出的行动方针，决定改变川陕甘计划，经过陕北、甘东北，以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联系”，“首先在苏联边界，创造一个根据地，来向东发展”。

俄界会议采纳了彭德怀的建议，决定将北上红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陕甘支队以彭德怀为司令员，林彪为副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为副主任。

9月13日，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七八千人，离开俄界，沿白龙江右岸，通过栈道，向岷山要隘腊子口前进。14日到达麻牙寺。

9月12日 张国焘电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团首长，电称“

一、三军团单独东出，将成为无止境的逃跑，将来真会悔之无及”。又说“不拖死也会冻死”。要一、三军团“速归来”，一同南下，说什么“南下首先赤化四川，该省终是我们的根据地”。

同日，张国焘电令右路军第四军、三十军南返。14日，四军、三十军自班佑、包座由原北上路线过草地南下。19日前后，到达毛儿盖地区。

9月14日 中共中央再电张国焘，说明率军北上只是为着实现领导全国抗日的战略方针，并企图以自己的艰苦奋斗，为左路军及右路军之四军、三十军开辟道路，以利他们北上。中央仍希望张国焘改正错误，率军北上。

9月15日 张国焘在阿坝召开“川康省委扩大会议”，并作出决议，行指中共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为“机会主义”和“右倾逃跑”，而把南下说成是“进攻路线”，并扬言对“经过斗争和教育仍不转变的分子”要给予“纪律制裁”。会上，张国焘策动一些人以突然袭击方式，威逼朱德、刘伯承接受南下退却的主张，反对中央北上的方针。朱德、刘伯承临大节而不辱，据理驳斥，坚持北上。

是日，张国焘发布《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提出“目前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大举向南进攻，消灭川敌残部”，“首先赤化四川”。17日，又发布南下命令。

9月17日 红军陕甘支队攻占天险腊子口，击溃国民党新编第十四师鲁大昌部三个团。

9月18日 红二十五军于16日到达陕北苏区延长县永坪镇，与陕北红军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会师。

9月20日 红军陕甘支队到达甘肃眠县的哈达铺。21日至22日，在哈达铺休息整编。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从一份国民党山西日报上获悉阎锡山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部的消息，于是决定去陕北苏区。22日在哈达铺关帝庙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作政治报告，宣布要北上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会台刘志丹的红军。同时正式宣布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支队下辖三个纵队；原红一军团统为第一纵队，纵队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原红三军团编为第二纵队，纵队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李富春；原军委纵队编为第三纵队，纵队长叶剑英，政治委员邓发。全支队共约七干多人。23日，陕甘支队从哈达铺出发，继续北上。

9月26日 红军陕甘支队自陇南武山县之鸳鸯铺出发，以急行军通过渭水封锁线，占领通渭镇。27日，红军先头部队急袭通渭，占领通渭城。27日，陕甘支队主力在榜罗镇休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榜罗镇召开会议，政治局常委参加。会议讨论了北方形势和当前任务，正式决定去陕北，以陕北作为抗日的前进阵地和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接着召开全支队军政干部会议，毛泽东作报告，解释北上抗日的意义，提出要迅速到达陕北集中。贾拓夫(到瑞金出席“二苏”大会的陕北苏区代表、后随中央红军长征)介绍了陕北苏区和刘志丹的情况。在榜罗镇，部队检查了群众纪律，进行了去陕北的政治动员和物质准备。

9月26日 蒋介石决定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以张学良为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并任朱绍良为所属之第一路总司令，于学忠为第二路总司令，杨虎城为第二路总司令，马鸿逵为第一边防区司令，马麟为第二边防区司令。尔后，蒋介石又安排晏道刚和曾扩情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参谋长和政训处长，以监视张学良。张学良在就职后，即率东北军主力及陕、甘、宁、晋、绥等地方军计十万人，向陕北和陕甘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

9月30日 红二、六军团于29日致电周恩来，寻找中央军委，是日与红四方田军沟通电讯联络。此后，张国焘即以红军总司令部名义，与二、六军团联络。

9月底 陕甘边和陕北苏区加紧“肃反”、逮捕刘志丹等一大批创造红军和苏区的干部，造成陕北竞与苏区约严重危机。

10月5日 张国焘在川康边境的卓木碉(今四川马尔康县境)另立伪中央，成立所谓“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并自封“主席”。作出所谓组织决议，要求取消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为核心的中共中央。

10月19日 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吴起镇(今吴旗县城)。至此，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历时一年，纵栈十一个省(闽、赣、粤、湘、桂、黔、滇、川、康、甘、陕)，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宣告结束。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举行会议，再次讨论政治局在榜罗镇提出的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陕北的问题，正式作出保卫与扩大陕北根据地(包括陕甘边根据地)和在这个根据地领导全国革命斗争的决定。陕甘支队在吴起镇休整七日，进行政治教育和军事整顿。

发展巩固和南下受挫阶段（1935年10月19日——1936年7月1日）

1935年10月20日 张国焘以“军委主席”名义发布《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计划》，提出。以主力乘胜向天、芦、名出动，彻底消灭杨、刘，并迎击主要的敌人刘湘、邓锡侯部，取得天全、芦山、名山、雅州、16州、大邑广大的根据地为目的。对康定、荣经、灌县方向，采取佯攻姿势，配合主力行动”。24日，红四方面军翻越夹金山，向宝兴、天全、芦山发起攻击。

10月29日 陕甘支队经保安进至甘泉以西地区，与红十五军团会师。

11月初 中共中央决定组成新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西北军委)，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后改为杨尚昆)。红一方面军辖红一军团(原工一、三军团合编、林彪任军团长，聂荣臻任政治委员)和红十五军团(该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

11月1日 红四方面军攻占宝兴。10日，攻占天全，包围芦山。12日，芦山守敌弃城逃跑，红军占领芦由县城。至此，红四方面军占领了那妹山以西、大渡河以东、青衣江以北相骸功以南的川康边广大地区。12日，张国焘电一，三军团和中央军委领导人，夸大南下所取得的战水上的胜利，说“这一胜利打开了川西门户，奠定了川康苏 区胜利的基础”，“是进攻路线的胜利”云云。

11月13日 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中国宣言》。宣言指出：“中国现在是处在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抗日反蒋是全国民众救国回存的唯一出路。”宣言说，中央红军主力经过二万五千余里的长征，跨过了十一个省的中国领土，以一年多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最后胜利的到达了中国的西北地区，同陕甘红军会合，巩固和扩大了陕甘苏区，在中国西北部创造了中国新的苏维埃革命根据地与领导中心。宣言号召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组织起来，拥护与参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反蒋的斗争！”“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不论他们的党派、信仰、性别、职业、年龄有如何的不同，都应该联合起来，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国民党而血战！”

11月19日 张国焘企图与刘湘主力在邛蛛、大邑一带决战，令红四方面军向名山、邛崃推进。16日，红军攻占名山东北要镇百丈关。19日，刘湘以十几个旅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由北、东、南三面向红军百丈关突出阵地猛烈反攻。红军与敌反复苦战七昼夜，被迫撤出百丈关一带阵地，转移到九顶山至莲花山一线防守。是役，是张国焘率军南下从进攻作战转入防御作战的转折点，也是他南下方针失败的开始。

11月20日至24日 国民党第五十七国董英斌部四个师和第六十七军王以哲部一个师，分别由含水和富县东西对进，妄图围歼红一方面军于葫芦河、洛河西北地区。20日，敌军主力先头第一零九师刘元峰部被红军诱至富县直罗镇，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即分别进入直罗镇以北和以南阵地，将该敌包围。21日拂晓，红军对该敌发起总攻，战至下午二时，歼其大部。随后，红军主力转入打援。23日，又歼敌一零六师沈克部一个团子黑水寺。24日，直罗镇残敌也在突围中被全歼，师长牛元峰战败自杀。是役共俘敌五干三百余人，缴枪三干五百余支、迫使董英斌率部退回陇东，王以哲部一一七师退出富县。至此，蒋介石对陕甘边区的第三次“围剿”被彻底粉碎。直罗镇战役的胜利，给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安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11月26日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外有敌军“围剿”，内有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肃反扩大化错误造成的危险局面。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亲自指挥红军粉碎敌军“围剿”的同时，又采取有效措施纠正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释放了刘志丹等一批被冤屈、被错捕的同志，从而团结巩固了内部，挽救了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是日，中共西北中央局作出《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提出纠正过去肃反工作中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和“疯狂病”的严重错误。

11月27日 红四方面军于11月25日克荥经，进逼汉源。27日，蒋介石令第二路军薛岳所部经洪雅取捷径向荥经、汉源一带“兜剿”，堵截红军南下。12月初，蒋介石为防止红四方面军南渡大渡河，回攻滇、黔，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又电令探岳所部速取捷径，先行攻取荥经。12月15日，薛岳所部第九十师攻占荣经县城，红军撤出荣经、汉源地区，向天全方向撤退。

11月28日是日前，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出席共产国际“七大”代表张浩(林育英)从莫斯科回国，到达陕北瓦窑堡。张浩受共产国际委托，向中共中央口头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和中共《八一宣言》的内容。是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抗日救国宣言》。宣言向全国人民宣告：“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者，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并提出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的十大纲领。

11月30日 红一方面军召开营以上干部大会。毛泽东作《直罗镇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报告分斩了直罗镇战役胜利的原因，阐述了战役胜利的重大意义，提出了今后的任务。

12月5日 张国焘以伪“党团中央”名义电毛泽东、彭德怀等，宣称：“甲、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乙、你们应以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丙、一、四方面军名义已取消。丁、你们

应将北力局、北路军和政府组织状况报告前来，以便批准。”

12月9日 北平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爆发“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是日，北平大、中学生数千人为反对华北自治运动，反对日本侵略华北，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高呼“反对华北防共自治运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12月16日，北平学生万余人举行更大规模的“一二·一六”示威游行，抗议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全国各大城市学生纷纷响应，工人团体通电拥护。“一二·九”、“一二·一六”运动标志着抗日民族革命新高潮业已到来。

12月17日至2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日12月17日起，在陕北瓦窑堡举行会议。会议分析了当前政治形势，着重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确定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23日，会议通过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议根据全国形势和党的策略总方针，提出“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和“猛烈扩大红军”的方针。同时规定红一方面军在行动部署上应放在“打通抗日路线”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的基础上。决议还提出了游击战争在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卖国贼中的战略作用以及执行“抗日联

军”的策略。这个决议，在军事行动问题上，体现了毛泽东主张的“以发展求巩固”的战略指导思想。

25日，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要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这是目前时局的基本的特点。”“因此，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决议在分析形势时，阐述了中央红军二万五干里长征胜利的伟大历史意义、指出：“中央红军以十二个月工夫。用二万五千里的长征，战胜了蒋介石的长追、宣告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突破了历史上军事远征的记录。并且以宣传队的作用，向着他纵横驰骋的十一个省区二万万以上民众，指出了解除痛苦救己救国的道路。以播种机的作用，散布了许多的革命种子。”

27日，毛泽东根据中央政治的此窑堡会议的决议。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地说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批评了党内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报告进一步阐明了红军长征的意义，指出：“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长征一结束，新局面就开始。”

1936年1月16日 中共中央秘书处将12月25日瓦窑堡会议政治决议案内容摘要电告红四方面军和张国焘，并责成其转达红二、六军团。

1月22日 鉴于张国焘只立中央的反党行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这是张国焘。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并责令其立即取消第二“中央”，放弃一切反党活动；决定在党内公布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的决定。

1月24日 国际代表林育英电告张国焘：“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并要张国焘取消的中央，“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按：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至于与中央在原则上的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为了党内统一，敦促张国焘放弃伪中央，解决党的组织问题。同日，张闻天代表中共中央电张国焘提出，只要“放弃第二党，则他事更好商量。”“组织仿东北局例，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暂与此间发生横的关系”，“原有之西北局、北方局、上海局、南方局的组织关系照旧”。

1月25日 红军将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聂荣臻、刘志丹等二十人致书东北军全体将士，提出“中国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愿意与任何抗日的武装队伍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举，去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我们愿意首先同东北军来共同实现这一主张，为全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并提出。请互派代表共同协商。”

1月27日 张国焘复电林育英、张闻天，表示“在原则上完全同意”12月25日瓦窑堡会议决议。但却提出“党中央此时最好能在白区”，“或出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亦可兄处相此间同时改为西北局和西南局”。

2月11日至23日 红四方面军前有强敌，后无巩固的后万，兵员、粮弹得不到补充，无法与敌长期周旋。11日，国民党第二路军薛岳所部六个师和川军主力在天全、芦山地区向红四方面军发动总攻；国民党第五十三师李韫珩部由康定向丹巴进攻，策应东线作战。15日，红军放弃天全。23日，红军撤离宝兴，经过懋功，越过党岭山，向西康东北地区转移。

2月17日 红一方面军根据瓦窑堡会议确定的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作战，尔后相机向北发展的战略计划，经过充分而周密的准备，发起东征战役。东征一为打通抗日路线，准备直接对日作战，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二为贯彻“发展中求巩固”的方针，以巩固陕北根据地，扩大抗日红军和抗日游击队。是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抗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东征宣言》，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

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由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和红二十八军组成。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杨尚昆任政治部主任。

2月20日至21日 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从陕北清涧以东的沟口至河口间约五十公里的地段，同时渡过黄河，突破敌军防线。

2月25日 中共中央代表李克农由瓦窑堡抵消川晤见东北军将领王以哲，就红军与东北军第六十七军抗日合作问题达成口头协定。

3月初 红二、六军团击安顺受阻，遂改向滇东地区行动，并始了历时二十余天，转战千余里的乌蒙山大回族战。突破了敌军包围，于3月28日进占盘县、亦资孔地区，进到南北盘江之间。红二、六军团领导机关决定在南北盘江和牛栏江以东广大地区开辟游击根据地。

3月3日 张学良由南京飞返西安，次日飞洛川，与李克农会谈。张学良同意李克农、王以哲会谈所达成的局部停战协议，同时对“反蒋抗日”主张提出疑问。表示希望会见毛泽东或周思夹，作进一步会谈。

3月6日 蒋介石为阻止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进抗日，援助山西军阀阎锡山，决定派“中央军”入晋“协剿”。

3月中旬至下旬 红四方面军撤离天(全)芦(山)宝(兴)地区后，前卫红二十军于3月1日攻占道孚，15日占炉霍，继 占甘孜。红四军一部南下占瞻化(今新龙)。时至3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各部先后到达道孚、炉霍、甘孜地区。至此，红四方面军减员一半，由南下时八万多人减至四万多人。

3月15日，张国焘在道孚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作所谓《关于苏维埃运动发展前途》的报告，继续坚持错误路线，攻击中共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压制党内民主，以维护其错误。

3月下旬 张国焘以红军总政委和朱德总司令联名的名义，电红二、六军团，要其西行渡金沙江，到西康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大举北进”。红二、六军团领导初不明白过江原因，在盘县再次向红军总部请示行动方向，并指出在滇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可能性仍然存在。3月30日，红军总部复电红二、六军团：最好是渡江北进，但究竟北进或留江南，仍须按实际情况决定。

二、六军团领导认为，“大举北进”，是出于全国革命战略的要求，因此毅然放弃在江南建立根据地的意图，决定北渡金沙江，会合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以迎接抗日民族革命高潮。31日，红二、六军团主力撤离盘县，向西疾进，并以一部作佯攻昆明的姿态。

4月1日 张国焘在道孚召开机关活动分子会议，作所谓《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的前途和我们当前任务》的报告，继续吹嘘南下的“胜利和意义”，攻击中共中央北上抗日“是左倾空谈掩盖下的退却路线”，并打击、恐吓拥扩中央路线的干部。

4月初 刘志丹率领红二十八军由神府的张家川东谈黄河，与红十五军团在临县白文镇会师。

4月9日 周恩来受中共中央的委托和张学良的邀请，偕同李克农，到延安与张学良举行秘密会谈，会商抗日救国大计。周恩来与张学良具体分析了“退蒋抗日”的可能性，讨论了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以及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等具体协定。

4月9日 红二军团在六里地区进行阻击战，予尾追之敌滇军孙渡纵队的两个旅以沉重打击，迫使滇军不敢紧迫。

4月14日 红二十八军奉命围攻三交镇，军长刘志丹不幸牺牲。

4月30日 红二、六军团越过雪山到达中甸。

5月5日 为了团结抗日和避免不利决战，中共中央命令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全部西渡黄河，回师陕北。5月初，东征红军分批经清水关、铁罗关西渡黄河，至5月5日，全部返回陕北延长、延川、永平地区。东征战役历时七十五天。歼敌约七个团，俘敌四千余人，扩大红军八千人，筹款三十余万元，在山西的二十多个县开展了群众工作，扩大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

5月18日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达西征命令，决定以红一方面军一部由周恩来指挥，钳制山西和陕西渭北地区之敌；以主力组成西方野战军，向陕甘宁三省边界的广大地区进攻。西北野战军由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第八十一师以及红二十八军组成。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5月21日 张国焘印发以伪中央政治同名义作出的所渭《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前途和目前紧急任务决议大纲》，被迫承认“主力红军如果比较长久停留在现在的川康区域内是不利的。”一方面“不能适应目前全国抗日反蒋的 局势；另方面粮食的缺乏，使我们在现有地区少数民族工作中增加困难”。提出所谓“夺取西北地区，创立西北广大地区的抗日根据地”的方针。

6月3日 红六军团先头部队第十六师与红四方面军之第三十二军在甲洼寺会师。6日，红六军团全部到达理化县城。20日，红二军团到达白玉县城。22日，红六军团到达甘孜附近蒲玉隆，与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会合。30日，红六军团移驻干海子；红二军团到达绒坝岔，与红四方面军之第三十军会师。

6月6日 张国焘被这宣布取消他的伪中央，准备按照中共中央意见组成西北局。

6月10日 张国焘电告中共中央领导人，准备6月底北上，“内夏、挑西北行动”。

6月25日 中央军委电朱备、张国焘，询问“何日发始北上?经何路?何日可达何处?敌情如何?我陕甘应如何策应?”并电告两广事变爆发，时局发展，指出“如能迅出甘南，对时局助益非栈”。又告以“西方野战军连战皆捷”，“开辟了九个苏维埃县”。

6月底 中共中央由瓦窑堡移驻保安。中共中央迁保安后，与共产国际恢复电台联络。

7月1日 红二、六军团领导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到甘孜，会见朱德、张国焘等。

大会师阶段（1936年7月1日——1936年12月12日）

1936年7月2日 红二、六军团全部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是时，中共中央命令红二、六军团组成第二方面军(将红四方面军之第三十二军编入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肖克任副总指挥。

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即召开了二、四方面车领导人参加纳甘孜会议，由于朱德、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关向应等的坚持和斗争，会议明确决定了北上与中共中央会合的行动方针。

7月上旬 红二、四方面军分左、中、右三路纵队向甘南开进，开始北上；

7月22日 中共中央相中央军委电告红二、四方面军“我们正动员全部红军并苏区人民粉碎敌之进攻。迎接你们北上”。并指示二、四方面军“以迅出甘南为有利。待你们进至甘南适当地点，即令一方面军与你们配合南北夹击，消灭何柱国、毛炳文等部，取得三方面军的完全会合，开展西北伟大的局面”。

7月22日至26日 红二方面军备部先后到达阿坝。

7月27日 中共中央正式批准成立中共西北局，由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

7月28日 中央军委再次电询红二、四方面军行动情况，并告知“西北统一战线有了进步。三个方面军会合之后，即能引起西北局面大变化。”

8月1日至3日 红四方面军各部通过草地，于8月初先后到达斑佑、包座地区。

8月5日 中共西北局在救济寺召开会议，根据甘南敌情和中共中央关于迅出甘南、抢占腊子口、攻占岷县的指示，拟定了《岷（州）、挑（州）、西固战役计划》，决定由二、四方面军共同组织此次战役，将红四方面军编成第一、第二纵队，红二方面军为第三纵队，计划“以迅雷手段在敌人主力尚禾集中洮、岷之前，在运动中大量的各个消灭敌人，先机取得洮、岷、西固地区”，“此次战役以形成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为目的”。计划规定，第一、第二纵队由包座地区出发向甘南迅速推进，第三纵队随后跟进，有策应一、二纵队之任务(按：当时红二方面军尚未到达包座地区)。

8月7日 红二方面军通过草地，到达包座地区。

8月9日至9月7日 红二、四方面军实施岷洮西战役计划。

8月25日 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建议国共派出全权代表谈判，以实现两党的抗日合作。

9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退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明确指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

9月8日 中共中央电示二、四方面军，指出“中国最大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你们不要提出„打倒中央军‟及任何中国军队的口号，相反的要提出„联合抗日‟的口号。向毛(炳文)、王(均)等部派出人员进行接洽”，仅必要时才与之作战，“但同时进行宣传与接

洽”。又指示：“对张学良任何部分部不要取真正攻击态度，应向他们的师、团、营长写信，向士兵作普遍宣传。”

9月上旬 中央军委拟定了一个战略计划：红一方面军西出并南下，占领西(安)兰(州)大道以北海原、固原地区，策应红二、四方面军作战；红二、四方面军兵分两路，以红四方面军为左路，占领岷州、武山、通渭等地区，继续向东向北，会同红一方面军占领岷州。陇西及西兰大道进攻，吸引并消灭毛炳文部；以红二方面军为右路，向陕书边发展，占领威县、徽县、两当、康县、凤县和宝鸡地区，配合红一、四方面军消灭毛炳文部，并牵制胡宗南部对西北的进攻，隔断胡宗南和张学良的联系。从而实现两个方面军的会师，控制西兰大道，造成打击与歼灭胡宗南部的有利态势，进而迢蒋妥协，促成全国抗日战争的实现。但张国焘在岷洮西战役结束后，继续反对北上，按兵不动，提出建立甘南根据地的主张，致使毛炳文部未被歼灭。

9月上旬 蒋介石震惊于红军即将大会合的形势，最后解决了“两广事变”。之后，蒋介石急调第一军胡宗南部由湖南兼程北进，西进陕甘，命令位于定西、陇西和武山地区的第三十七军毛炳文部，位于天水、秦安、武都地区的第三军王均部，阻止红二、四方面军北进，命令宁夏的马鸿逵部和固原及其以北的何住国、马鸿宾部南北推进，夹击红一方面军主力。

9月13日 鉴于胡宗南部西调，中央军委为掌握先机，争取主动，提出《静(宁)会(宁)战役计划》，计划要点是：红一方面军以一部分兵力向西兰大道静会段挺进；红四方面军迅速北进。先敌占领静宁、会宁、隆德、定西等地，控制西兰大道，同南下的红一方面军夹击向甘肃前进的胡宗南部；红二方面军在甘南和陕西西南部活动，以一部兵力直出宝鸡以东地区，牵制与侧击胡宗南部，进而完成三个方面军提前会师的任务。

9月14日 毛泽东电示：四方面军主力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与一方面军在固原西部硝石河地区之部相机靠近．阻止胡宗南部西进，并相机打击之。

9月16日 中央军委电台红二、四方面军；“胡宗南部大部已到西安，现陆续西进，胡本人到西安。”因而指示“四方面军宜迅速占隆、静大道，否则将被堵断”。

9月17日 中央军委电朱德、张国焘，指出“胡宗南以进占界石铺为目的。……四方面军主力务须在三天内进占界石铺及以西地段，否则胡军乘汽车将在二、三日内控制界石铺”。电报指出，已令一方面军西征野战军向南进展，策应四方面军北上。电报告诫“机不可失，千祈留意”。

9月18日 接中央军委北上电令后，中共西北局在岷州三十里铺召开会议，讨论行动方向。张国焘坚持逃跑主张、提出西进青海、甘北，以“打通国际路线”；朱德、贺龙、任弼时等坚决反对，力主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合，加之中央军委一再电催北上、张国焘的主张遂被否决。会议重新肯定了北上的方针。

9月20日 张国焘出尔反尔，星夜赶至漳县红四方面军的敌指挥部，于是日召开干部会议，煽动前方将士反对北上，说北上是“断送红军”，企图推翻岷州会议决定。

9月22日 张国焘电中央军委和红二方面军，说“目前与胡宗南之一路军在静、会这一四面受敌之地区决战是不利的”。提出四方面军以基干两个军，迅速由兰州以西之永靖、循化渡过黄河，翻越相连山，进入甘肃西北部的主张。并向所有北上部队发出电令，停止北进，改向西行。为了封锁中央，防止其他领导人反映真实情况，张国焘命令机要部门，凡未经他签署的电报，一律不准拍发。

9月22日 朱德总司令克服张国焘的阻扰，仍向中共中央和红二方面军拍发了反映张国焘破坏岷州会议决定的电报。电称“西北局决议通过之静、会战役计划，正在执行，现又发生少数同志不同意见，拟根本推翻这一原案。”并庄严声明“我是坚决遵守这一原案，如将此原案推翻，我不能负此责任。”与此同时，朱德通知西北局委员兼程赶到漳县，续行讨论行动计划。

接着，中共西北局在漳县再次召开会议，与张国焘破坏岷州会议的行为进行斗争。朱德与张国焘展开争论，详述了四方面军不应西进，而应北进的理由。徐向前说，鄂豫皖来的老同志也不愿向西走了。徐向前、陈昌浩、傅钟、李卓然、肖克等一致拥护朱德总司令的意见。张国焘无可奈何，被迫同意北进。漳县会议维护了岷州会议决定，坚持北上。

9月26日 张国焘再电中共中央和红二方面军，再一次提出红四方面军主力从循化附近西渡黄河，到甘北的意见，并说“各部队已按西渡计划行动”，“再折回必然西渡和静、会地区作战计划均失时机”。

9月27日 中央军委为坚持北进，电朱德和二、四方面军领导人，明令停止西进。电称“中央书记处及政治局详细慎重的讨论了这个行动问题”，“中央认为：我一、四方面军台则力厚；分则力薄。”“敌凭黄河封锁，将来发展困难”，如四方面军西渡，“尔后敌处中心，我处偏地，会合将不可能，有一着不慎，全局皆非之虞”，因此，中央认为四方面军仍宜依照9月18日之部署，“迅从通涓、陇西线北上”。中央军委接着又电：“中央明令已下，请电令通渭部队仍回占通渭，其余跟即北上。”“俟得复电，我二师即出庄浪，一师出瓦、隆、静、界线策应”。

9月28日 由于中央明令停止西进；同时，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对西进命令也表示了极大的愤怒和抵制。因此张国焘不得不放弃西进计划，于是日发布《通庄静会战役计划》，提出红四方面军迅速进出于通渭、庄浪、静宁、会宁、界石铺地区，争取与红一方面军会合，消灭胡宗南西进部队。29日，红四方面军总部重新下达北进命令。

9月29日 中央军委得悉红四方面军回师北上的消息后，立即电朱德和二、四方面军领导人：“回师北上之电敬悉，各同志十分佩服与欢慰。”并电示红一、二师策应二、四方面军行动。

9月30日 自本日起，红四方面军分五个纵队由岷州、漳县等地出发，向通渭、庄浪、静宁、会宁地区前进。

10月2日 红一方面军部队攻占会宁城，控制西兰大道一段，为大会师创造了条件。

10月4日 红二方面军经请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同意，放弃成县、徽县、两当、康县地区，从天水以西向北转移，向西兰大道以北前进。5日，红六军团第十六师师长张辉在娘娘坝战斗中牺牲。6日，红六军团由天水镇出发，被敌截击，第十六师政委晏福生负重伤。

10月5日 毛泽东、周恩来致书张学良，再次申明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提出只要国民党军队不进攻红军，红军首先停止向国民党军队的攻击，并请张学良将我党意见转达蒋介石，望其迅速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

10月8日 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会宁之青江驿、界石铺与前来迎接的红一方面军部队红一师胜利会师。

10月9日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会宁城，受到红一方面军部队的热烈欢迎。

10月10日 为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合，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致电毛泽东：“一、二、四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合已胜利实现了”，它“将使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战栗发抖，以至滚向坟墓里去”。“在会宁我们已经与红一师的战士们携手见面了。他们英勇杀敌的气概，和蔼亲诚的态度使我们景仰钦佩”。同日，宋德、徐向前、陈昌浩等参观红一师部队，并举行联欢大会。

同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名发出《为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通电向红军领导人及全体红色指战员致以热烈的祝贺和慰问。通电指出：“正当日本帝国主义准备好了举行对中国新的大规模的进攻，我有五千余年光荣历史的中华民族，处在空前未有的危急存亡地位的时候，我民族革命战争的先锋队第一、第二、第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境内会合了”。

10月11日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根据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的形势，发布〈十月份作战纲要》，向全军提出新的战斗任务：红军经过短期休整和准备之后、集中主力向北发展，在西兰公路以北、黄河以东地区。歼灭来犯之敌，夺取宁夏、巩固和扩大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的西北抗日根据地，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实现这一战略任务，中央军委命令红四方面军之第三十军迅速渡过黄河。控制两岸，配合主力在黄河以东地区歼灭来犯之敌。红四方面军其余部队则位于通渭、马营、静宁、会宁地区休整补充，组织扇形防御，迟滞敌军前进。但张国焘企图利用宁夏战役计划，实现其向甘北、新疆退却的主张。他除积极布置三十军渡河外，对于中央指示在会宁地区迟滞敌军前进的计划则不予重视。

10月16日 朱德、张国焘联名电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报告红四方面军干部配备情况。除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外，军以上干部是：(1)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政治部主任李卓然；(2)四军军长陈再道、政治委员王宏坤、参谋长张才干、政治部主任刘志坚、下辖第十、十一、十二师；(3)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委员黄超、副军长罗南辉、参谋长李屏仁、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下辖第十三、十四、十五师；（4）九军军长孙玉清、政治委员陈海松、参谋长陈伯（禾犀）、政治部主任曾日三，下辖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师；(5)三十军军长程世才、政治委员李先念、参谋长黄鹄显、政治部主任李天焕，下辖第八十八、八十九、九十师；〔6)三十一军军长肖克、政治委员周纯全、参谋长李聚奎、政治部主任王新亭，下辖第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师；(7)甘省抗日救国军总指挥王维舟；(8)红军大学校长刘伯承、政治委员何畏、政治部主任张际春；(9)共产主义学校校长刘希平。

10月21日 红二方面军渡过渭水，越过西兰大道，向会宁前进。是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政治委员任弼时、副政治委员关向应到达老君坡，往平峰镇与红一军团领导人会面。

10月22日 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会宁东北的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至此，伟大的红军长征胜利结束。但国民党军队尚未停止进攻，内战并未结束。

10月22日 蒋介石由南京飞西安，“视察„剿匪‟军事”，逼迫张学良所部东北军、杨虎城所部西北军（第十七路军）“进剿”红军。

10月26日 红军将领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周恩来、彭德怀、林彪、贺龙、任弼时、徐向前、陈昌浩、王稼穑(祥)、刘伯承、叶剑英等四十六人致书蒋介石及西北各军将领，指出：“国势垂危，不容再行箕豆之争。”深望“立即停止进攻红军，并与红军携手共赴国防前线，努力杀贱。保卫国土，驱逐日寇，收复失地。“并申明“红军愿作前驱”，“愿担任一定的战线”，“愿服从全国统一的军事指挥”。

10月28日 蒋介石在临潼对记者发表谈话说，共产党“不论其标榜若何”，“政府决贯彻„戡乱‟方针”。29日，蒋介石由陕抵洛阳，名曰“避寿”、过生日，实则调兵遣将，部署反共军事：调嫡系部队约二十个师，集结平汉路汉口至郑州段和陇海路郑州至灵宝段，待机入陕“剿共”；又下令扩大西安、兰州机场。31日，蒋介石发布总攻击令，胡宗南等部加紧进攻红军。

10月31日 红一军团第一、二师和红十五军团的一个团与尾追之敌骑兵第六师战斗，将敌全部歼灭。

11月5日 西渡黄河的红四方面军三个军(第五、九、三十军)和红四方面军总部总计二万一千八百人。是日，张国焘电令河西部队“独立开展一个局面”，“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时迅速占领凉州地区”，“应不受一切牵制，独立去完成你们的任务”。据此，河西红四方面军部队制定了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分三个纵队向河西走廊进发。

11月10日 河西红四方面军部队同河东红军主力之间的联系很快被敌军隔断。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红军根据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要求，于是日同意授予河西部队以“西路军”的称号，并成立以陈昌浩为主席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统一指挥该部行动。

11月11日至12日 中央军委连电西路至指出，深入河西走廊极其不利，黄河渡口尚未通敌严密封锁，询问“有单独前进接通新疆的把握否？如遇困难要重返河东时有可能否？”在得到西路军领导人复电“我们可以单独行动完成任务”后，中央军委于15日批复“同意你们向凉州前进”。两路军先后占领永昌、山丹、古浪，进入河西走廊的蜂腰部。

11月17日 红四方面军之第四军、第三十一军在萌城击溃胡宗南部第一师，毙伤团长以下六百余人，击落敌机一架。

11月19日 红一、二、四方面军主力全部隐蔽集结于环县以北的山城堡南北地区。是日，彭德怀率红军前敌总指挥部赴山城堡，部署山城堡战役。

11月20日 国民党第一军胡宗南部第七十八师丁德隆部进占山城堡、小台子、风台堡等地。

11月21日至22日 红一方面军的第一军团和第十五军团在红四方面军一部和红二方面军的协同下，向山城堡之敌第七十八师发起围攻。21日黄昏，敌向山城堡以北撤退，红军进占山城堡并转入追击，至22日上午九时，敌除少数溃逃外，歼敌一个整旅又两个团。同时，红二十八军也击溃了向盐池、盐边方向进攻的敌人。是役停止了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进攻，壮大了红军的声威，促进了“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

11月23日 红一、二、四万面军在山城堡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总结山城堡战斗。

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 国民党马步芳部集结重兵，向西路军连续发动猛烈的进攻，寻求红军决战。西路军虽多次打退敌人进攻，给敌很大杀伤，但自己也付出了很大代价，减员至一万五千余人，弹药和给养日益困难。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央军委主席团电示西路军领导：“在整个战略方针上看来，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东进可与东北军于学忠、王以哲部配合作战，并得到补充。但西路军领导人陈昌浩却于12月22日复电吁央军委说：“迅速取得远方(按：指苏联)接济，成为目前红军、张杨及整个抗日阵线的迫切与极大要求”，故“仍首先坚决按期执行汀通远方任务”。12月下旬，西路军顶风冒雪继续西进，攻占高台，到达沙河堡、倪家营子一带。但西路军与马步芳、马步青等部优势敌军反复苦战，实力有减无增，董振堂、陈海松等许多领导干部相继牺牲，日益陷于十分困难被动的境地。时至1937年3月中旬终于失败。余部和伤员共二千余人，分三个支队退入祁连山进行游击活动。其中两个支队大部损失，部分人员分散回陕北。其余一个支队在李先念等率领下，沿祁连山脉西进，与中共中央取得电台联系，于4月底到达新疆边境的星星峡、尚保留七百余人，由中共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接运至迪化(今乌鲁木齐)，抗战爆发后分批回到延安。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西路军的安危极为关怀，不断给以指示，并采取了许多接应和挽救措施。西路军广大指战员在西征作战中，英勇无畏，浴血奋战，艰苦备尝，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但因张国焘错误的影响，加之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终至遇到失败。西路军的失败，宣告了张国焘路线的最后破产。

12月1日 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发表《关于绥远抗战通电》。“全中国主力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现已集中完毕，只要给我们以抗日去路，我们准备立刻开赴晋绥前线、担任一定的抗日战线，并愿受全体抗日军最高统帅机关之指挥，以抗击日伪匪军的进攻，为保卫晋绥，保卫华北，保卫中国而血战到底。”

12月2日 朱德、张国焘率红军总部到达陕北保安，与中共中央会合。6日，在保安县城召开联欢大会，毛泽东、朱德、博古、张国焘等出席并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