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在于索取

第一篇：人生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在于索取

人生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在于索取。如果我是一弘清泉，我将滋润一方土地；如果我是春风一阵，我将吹绿祖国大地。我欣赏小草有顽强的生命力，赞叹粉笔那“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英雄献身精神，但我更为蜡烛那无私奉献的精神叹为观止。蜡烛，是普通的，是极为平凡的，也是默默无闻的。蜡烛用它那纯朴的清辉照亮了人们的心房，使人心头感到温暖，在科技腾飞的今天，蜡烛的确很少见了，但它以自身的奉献精神给人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我们想想，蜡烛的身躯是多么幼小啊！它的寿命是短暂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瞬间的生命，但它却用这一瞬间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有一天，家里停电了，我便从抽屉里翻出几根蜡烛，点燃了它，借着这烛光我又可以看书写字了。望着蜡烛一点点消失，光阴一点点地减少，在蜡烛最亮的一瞬间，我似乎觉得这一刻是神圣的、无私的。蜡烛燃烧着圣火，点亮了奉献的人生，那是神圣的、光明的。我想起了各行各业的人们，工人、农民、教师、医生……他们都在为不同的职业奉献着，为人民、为国家、为世界。农民为了让人们填饱肚子，辛辛苦苦耕耘着，我想这就是“四海无闲田”的由来吧；老师是辛勤的园丁，培育着祖国的花朵，阳光普照，园丁心暖春意浓，甘雨滋润，桃李枝兴蓓蕾红，于是又有了“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一说；医生救死扶伤，舍己救人的精神也都是奉献的先例啊！奉献，让我们手牵着手，心连着心，为世界献出我们的一份力，一份爱心。奉献，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动力。我赞美蜡烛，更赞美像蜡烛一样的人们，因为——人生因奉献而美丽。

第二篇：生命在于奉献而不在于索取

生命在于奉献而不在于索取

——《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有感

在很久很久以前的海边上住着一对老夫妻，夫妻俩靠捕鱼为生。一天，老头子去海里捕鱼，结果捕了三次，也是失败收场，至到第四次，老头子捕捉到一条金鱼。

这条金鱼可不是一条普通的金鱼，它可是会讲话的。金鱼为了让老头子把它给放了，对老头子说：“只要你放了我，我会满足你所有的要求的！”|老头子见了，吓着不敢要它的报酬就把它放了。

老头子回到家后，把这一件奇怪的事情告诉了老太婆。老太婆听了把他骂了一个狗血淋头，死活要老头子为她取回一个木盘。

老头子来到海边把老太婆的欲望告诉了金鱼，金鱼见老头子悲怜的脸庞，爽快地答应了。老头子回到家，看到老太婆已经在用木盘洗衣了，可老太婆的欲望没有因得到木盘消失，反而是变本加厉地去要老头子找金鱼索要更多的东西。金鱼最后终于不奈烦了，只是揺了揺尾巴就回到了大海。

老头子走回家后，发现老太婆索要金鱼的东西全部都没有了，不见了，全部都回到了从前。

在现实生活中，有许许多多人都像故事里的老太婆一样，每一天都想不劳获，就像在08年的时候，有一个买了一张“福利彩票”。结果出乎意料的中了一亿多元。可是他一心想继续“不劳而获”结果把整个家产都败光了。

人活着不一定都要去追求富豪的生活，每天吃“鲍参翅肚”才会开心，而是只要每个人心里都怀有一颗感恩的心，那么一颗感恩的心就是自己的财富。这一种财富并不像那些“富豪”的财富，这是一种伴随你终生的财富。

通过这一个故事，我终于领悟到了一个真理；生命在于奉献而不在于索取。我们应该用自己勤劳的汗水去创造一些属于我们自己的财富，而不是每天想着怎样不劳而获。

我希望大家记住；生命在于奉献而不在于索取！一心想着不劳而获的人，永远也不会得到你心目中想得到的东西。

第三篇：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不在于享受[模版]

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不在于享受

人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那就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每个人都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怎样度过？每个人有着不同的选择方式，人生轨迹相应也就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变化。有的人就似流星，一闪而过却发出最夺目的光芒；有的人就似焰火，转瞬即逝却照亮最绚烂的夜空；有的人却似微尘，漂浮不定直至生命的尽头。

近日，李林森这个名字传遍了我国大江南北，习近平副主席号召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他的先进事迹。大家在称赞敬仰这位优秀组工干部的同时，更多的却是惋惜如此优秀人才的英年早逝。他留给我们的不仅仅只是感动与震撼，更多的则是自省与自警。

巴金曾经说过“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不在于享受”，李林森的一生就是这句话的真实写照。20年前，他怀揣激情与梦想，迈着大步，从巍巍巴山走来；20年后，他魂归故里，重新将自己托付于绵绵巴山。20年的漫长岁月中，他始终坚守他毕生的永恒追求，为了中国共产党这棵最高大、最美丽的荆棘树，奉献了自己无悔的一生。他始终一腔热血、一身正气、一片丹心、一生坦荡，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无限忠诚、无限牵挂，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他就是当今时代的英雄，在他活着的时候，用自己的行为感染带动周围的人不断奋发向上；当他离去时，深受触动的人们为他未完的事业甘之如饴„„

载短暂却绚丽的生命旅程，令我们万般不舍。而今，我们需要将藏在内心深处的感动化为实际行动中的前进动力，像李林森同志那样一心为民、无私奉献，争做一名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好党员、好干部，也唱出我们人生最美妙的旋律！

四年级:李玉洁

第四篇：只求奉献 不求索取

只求奉献

不求索取

杨华同志‚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先进事迹‛报告

樊贤辉

南昌县泾口乡卫生院 [ 330215 ]

在我们的身边，活跃着 这样一个即平凡又伟大的群体。他们----是一群拥有博爱之心，放飞生命理想之人； 他们----是上苍派来的使者，用他们那双柔韧又坚强的隐形翅膀，抚慰着那每一个...在风中---摇--曳--的！生--灵！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像孟庭苇的歌名一样委婉动听）的名字：

他们都叫----“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

对于全国400多万“白血病”患者来说，造血干细胞移植，是他们在生命黯然时，能够摸索到点燃二次生命的唯一曙光；然而--这为生命重新点燃希望者，不是无力回天的父母，也不仅仅是盖世传奇的医学技术，更不是向上帝祈祷的夙愿，他们---却是来自各行各业普普通通的人。就是在这群平凡的普通人里，制造出了一个又一个不平凡的生还奇迹。

在泾口乡，只要人们一提起卫生院杨华同志，大家都异口同声夸赞他是一个只求奉献、不求索取的人。

一、铿锵有力扎实工作、无私奉献争当楷模

杨华是泾口乡卫生院的一名普通职工，于1977年8月出生，1998年12月参加工作。参加工作之后，由于他勤奋好学，为人诚恳，工作积极努力，乐于助人，处处争先锋，时时当表率，2003年1月就已经提拔为医院办公室主任兼会计的他，在2004年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卫生院，杨华同志的勤奋务实是出了名的。办公室作为综合性服务科室，即是卫生院对外形象的窗口，又是领导管理医院的喉舌，更是职工们工作/生活意见和建议的反馈代表。既要抓好行政管理又要安排好后勤保障，还要沟通好外联工作，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突发性、紧急性事务多，担负的任务重、责任大，同时，日常运转既琐碎复杂，又环环相扣，工作中哪一个环节、哪一个方面做不到位，都可能会影响全局。除了早上班、晚下班以外，他更是勤于和同事们进行交流沟通，及时传达支部和领导的思路、掌握一线医务人员思想动态，积极探索日常服务工作的基本规律和特点。在日常工作中养成了事无巨细、慎独慎微的好习惯，对任何疑问都要认真思考、深入剖析，直到把问题彻底搞清、弄明为止。在后勤服务方面，他本着方便工作，厉行节俭的原则，制订了一整套的管理办法。在办公用品管理方面，全部采用定期和急需时，各部门各科室统一申报、采购、领取的方式，杜绝浪费，提倡办公用纸双面打印、无纸化办公，网上校对，废纸重新利用等，大大降低了20%的办公经费开支。担任办公室主任以后，杨华同志倍加努力，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和整合医院服务窗口资源，去帮助身边人。他给自己和其他工作人员定了条不成文的规矩：办公室不仅要当好同志们工作上的后勤部长，更要当好生活中的指导员。工作之余还主动担起矛盾纠纷调解员，谁家有个东家长李家短的事他要管，鸡毛蒜皮大小的事也要帮，孩子上学办证的事还要管，屋顶漏水的依然管，重大变故的事他更是亲自上。从来都是不含糊不纠结不隐晦不计较。每年都会定期带上慰问品，走访慰问敬老院的孤寡老，关系他们的身体，惦记他们的饮食和精神生活，并经常组织/抽调部分医护人员上门上街举行义诊活动。此外他还经常与学校联系，做起部分留守儿童的义务精神辅导员，一直受到组织上的高度肯定和同事、邻里们一致的好评。我们都都亲切地称他为“闪亮的管家婆”！

杨华同志作为泾口乡卫生院一名后勤管理人员，不仅能够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对份外工作总是主动干，抢着干，从不叫苦叫累，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医院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工作，惠及全乡百姓，稳步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需要逐步在建立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发挥健康管理的实效。正当院务会打算增加安排人员来完成此项工作时，杨华同志考虑到本单位医务人员紧缺的情况下，向医院领导主动请缨，将这项工作揽了下来。他起早贪黑，白天陪着同事一起下村搞调查，晚上经常加班到深夜，查找整理第一手资料，建立管理电子文档。仅仅花了三个月，居民健康电子档案建档率就由原来的50%提升到了80%以上，向居民提供健康教育和健康咨询服务，健康 教育覆盖率达到85%以上，老年人健康管理率达74%以上。圆满完成了上级的进度要求。由于杨华同志工作中勤奋扎实，生活中乐于助人，多次被评为“南昌县‘卫生系统工作’先进个人”。

二、只求奉献、不求索取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热心公益事业的爱心驱使着杨华同志早在2013年4月就与南昌县卫生局组织的“医学无界，爱心无限”活动中签订了无偿献血志愿，同时参加了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活动的签订仪式。今年1月份接到南昌市红十字会电话告知，他的血细胞与一位白血病患者血型低配成功，征求是否愿意进行高配实验。当时他接到电话的第一感觉是平静，开始他的想法是：“我就是一名平常的医务工作者，捐献造血干细胞，可以挽救一条鲜活的生命，而对自己又毫无影响，那是我梦寐以求的事啊。每当看到急诊科医生护士们将一个个生死垂危的病人从死亡的边缘抢救回来时，我是多么的羡慕一线临床医生们啊，他们是那样的神奇那样的伟大，可以把拯救生命、救死扶伤当成职业和事业来做，心中苦于身在医院却不能与病魔交战。大家都在以自己的独特方式奉献着自己的爱心，不禁自问：我能做点什么？我应该做点什么？可能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捐献，这是生命之缘，这是老天赐予我实现夙愿的机会，这不仅仅是患者的生命之烛，更是我们自己的生命之光；我们不一定是旁观者，可能每个人都是当事者”。这是杨华的肺腑之言！当思绪进一步深入的时候，杨华同志就感觉到那是人生中的幸运，那是“我在他人的需要之上，看到了自己的责任”。得知自己与重庆的一名“白血病”患者低分辨配型成功的消息，杨华说其实他内心很开心，感觉很幸运，他说自己参加造血干细胞捐献活动，就是希望自己能够有一天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能够让生命得到延续。

在红十字的感召下，他和患者虽未曾谋面，但彼此相遇/相知的缘分，却从此成为血脉相连的亲人。朴实无华的语言背后正是人间正道有真情，生命无价人有情的高尚品德精神，驱使着自己要以实际行动来奉献爱心，来回报这个美好平安的社会。

为了能尽快挽救患者的生命，杨华积极配合高分辨配型及体检工作，两次前往南昌市第一医院做全身检查。

起初，父母和妻子对参与捐献造血干细胞还心存忧虑。毕竟是件大事，万一影响杨华自己身体健康那怎么办？杨华同志就请教单位院长及医疗界人士，了解到从科学的角度来讲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捐献的只是造血干细胞，而并非传统意义的骨髓。捐献造血干细胞要注射动员剂，最常见的副作用是会给供血者造成类似感冒样的症状和体征，可能有点腰酸腿疼，偶有低热等表现，但这都是一过性的，数小时或几天就能恢复正常。了解到捐献造血干细胞对供血者的影响并无大碍时，他便与父母、妻儿等家人商量解释，请求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为社会贡献一份爱心。出身于干部家庭的杨华，家庭成员都是高素质有涵养人士，很快就同意了杨华的志愿行动，得到了全体家人的一致支持，这让杨华同志好不喜出望外。

为了做好充分的准备，杨华同志一方面通过咨询医学专家、上网查询资料等方式，了解造血干细胞移植方面的流程及相关配合常识，另一方面积极锻炼身体，在生活方面非常注意，平衡自己的膳食和营养、保证充足的睡眠及保持好积极乐观的情绪。他说要以最佳的身体指标和精神状态做好移植前准备，这是对患者负责，更是对自己对组织对社会负责。

6月26日，在世界献血日的第12天，杨华接到了红十字会发出的正式捐献通知。接到通知后他非常开心，欣然应允。可是他还有点顾虑，因为手头上还有一些工作还没有完成，杨华同志在出发前两天仍然冒着酷暑，奔走于县区各个相关业务部门，办理设备采购、职工退休等事宜，下班之前又忙着科室日常事务交接班，他说把工作处理完，我才能安心去捐献。

7月1日，在这个建党94周年普天同庆日子里。领导关切问题杨华，是否要再信息两天？他回答说:千里之外的渝城那位“白血病”患者的生命还在死亡的边缘挣扎而徘徊，我是她唯一生的希望，我等不及啊！于是在市/县两级红十字会工作人员陪同下，杨华同志与爱人从容地奔赴重庆捐献造血干细胞。虽然没有华丽的辞藻来表达内心的活动，但他的一言一行却透出了对工作高度认真负责的态度，折射出他无私奉献、大爱无疆的精神。据了解，目前南昌市共有5100余人加入了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队伍，杨华同志是我市第11例、南昌县首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杨华同志在他人需要帮助时，以一颗平常心选择了勇于担当、无私奉献。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兑现了一名造血干细胞捐 献志愿者那份对生命的承诺。他义无反顾、他责无旁贷，那仅仅是义务吗？是表率吗？----不...！那是一名医务人员对生命的忠诚信守、勇于担当和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啊！他的“仁道、博爱、奉献”情怀，诠释了我们全县卫生人的高尚品格。这就是我们伟大的共产党人，这就是我们救死扶伤无界的卫生人。杨华同志是泾口卫生院的骄傲，是全县基层党员中的优秀代表，是卫计系统干部职工的光荣，更是南昌县感动昌南的璀璨之星。他的爱心和善举为全县人民争光，为全县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榜样。这就是中国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杰出代表，这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真证体现，是我党永葆青春本色的正能量。

我们让历史去承载，让光阴来见证，他的无私他的博爱将会在整个社会唤起更多的好人意识和爱心的崛起，谱写更多感人的赞新篇章！

最后，让我们用一颗共同诚挚的心，来为他点赞！为他默默的祈祷，为他永远地祝福！祝福--他！祝福“渝城”加油胜利！祝福“洪城”爱心涌动！祝福“无私奉献”昌南！

祝福杨华！祝福-----好人一生平安！谢谢！谢谢大家！

南昌县泾口乡卫生院 二0一五年八月七日

第五篇：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在于经验

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在于经验.txt我是天使，回不去天堂是因为体重的原因。别人装处，我只好装经验丰富。泡妞就像挂QQ，每天哄她2个小时，很快就可以太阳了。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 而在于经验

共同体外的共同体

——读霍姆斯、苏力、杜威和时事有感

修鞋的大师还得靠穿鞋的告诉他哪儿磨脚。

------杜威 1926

胡冉可

1．什么逻辑？谁的经验？

“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The life of the law has not been logic: it has been experience.)

霍姆斯大法官的这句名言固然简洁，却未必明了。

至少有两个问题可以问：什么逻辑？谁的经验？

紧跟在这句话后面，霍姆斯说：“就决定人们所应该遵守的规则来说，(人们)所感受到的时代之必需，流行的道德和政治学说，关于公共政策的直觉——无论是公开宣称的还是无意识里的，甚至还有法官和他周围人所共有的偏见，比三段论的作用更大。”

这段话始出于霍姆斯对一部合同法案例选的书评[14 American Law Review 233,(1880)，该案例选的作者是哈佛法学院创始人克立斯托弗．兰德尔。]，后又出现于霍姆斯的巨著《普通法》。

十七年之后，霍姆斯做了一次著名讲演，该讲演后来以“The Path of the Law”，《法律之道》为题流传于世。[Oliver W.Holmes, The Path of the Law, 110 Harvard Law Review 991,(1997)] 这篇《法律之道》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回答“什么逻辑？谁的经验？ ”。

《法律之道》在结构上大致分为两部份。第一部份讲律师应该把法律和道德区分开来。不仅如此，霍姆斯教导说：律师应该从“坏人”的视角出发，钻研法律，揣摩法官，然后指导客户如何避免法律的惩罚。这里的“坏人”是合法的坏人，踩着法律边缘走的坏人。坏只是坏在道德上。这一部份和《法律共同体宣言》提倡的“道德不涉”有什么联系，自成话题，超出本文范围。第二部份讲法律的发展和经验及逻辑的关系。

《法律之道》的影响之大，并非是作为系统性的法哲学论文，而是由于其惊世骇俗的破坏性。它打击的是迷信逻辑的形式主义(formalism)法律思维。这里的形式主义不是指光做表面文章，而是指把法律当作欧式几何那样的封闭的演绎系统。

霍姆斯不留情面地嘲笑某知名法官声称自己不找到绝对正确的答案决不作判决。霍姆斯演讲的听众是当时--1897年--到波士顿大学法学院庆祝新楼落成的法律界名流。面对济济一堂的法律共同体的核心们，他玩笑道德，蔑视逻辑，调侃形式主义法律思维，活象个青春期逆反的少年。[事实上，这位当时55岁的已婚法官正在和一个英国的有夫之妇跨洋热恋。演讲后，霍姆斯把发表的讲稿寄给那位情人。信中说：“我已把演讲稿寄出，把它放到你的脚下。看紧它，要不它会吻你的脚。”

参阅David J.Seipp，125th Anniversary Essay: Holmes's Path, 77 Boston Univ.Law.Review 515, 535(1997)。做惊人之举以取悦情人，看来连霍姆斯也不能例外。]

在贬低逻辑的同时，霍姆斯强调历史和传统。不过，这里的历史和传统并非压在背上的过去，而是“正在进行时”的现实生活。霍姆斯说，对法律的理性研究基本上还是关于历史的研究。历史研究之所以是理性的，那是因为它应该是带着“开明的怀疑”(enlightened scepticism)态度的研究。只有这样，律师和法官们才能有意识地重新考虑传统留下的规则的现实价值。如此对历史的批判态度，和50年后波普尔提倡对传统的理性研究不谋而和。[Karl Popper, Towards a Rational Theory of Tradition, in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1962]。霍姆斯贬低逻辑，但那只是对迷信逻辑的反动；他强调的不仅仅是经验，而是要理性地对待经验。他说：“我们的理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我的主题是理论，而不是实用的细节。”

霍姆斯对当时法律思维的批判，与其说是对法律共同体的不尊，不如说是他面对法律共同体之外更大问题的谦逊。他提到：“当社会主义刚刚出现的时候，社会上那些有闲阶层(the comfortable classes of the community)着实吓坏了；而这种害怕很可能影响了美国和英国的某些司法判决。”

当然，霍姆斯不是马克思。他只是作为“法律共同体”内的人，看到了不可回避的法律共同体外的大共同体：社会和社区；看到了封闭的形式主义的脱离社会现实。

他一方面向“体”内报警：法官先生们，醒醒吧！把你们的偏见拿到桌面上来！每做判决时，想想你们所依赖的法律规则是否还符合现实的需要！想想公众的心态(public mind)！想想你的判决对正在争论中的社会问题的影响！

另一方面，他把期望的眼光投向了新生的社会科学。他预言说：“就对法律的理性研究而言，当今时兴的恐怕还是抱着白纸黑字法律的人，但未来则属于掌握统计和经济学的人！”

2．法律与科技

霍姆斯的预言是什么意思呢？换个角度问：我们是否已经处在他所预言的未来？抑或，我们离他的预言还有多远？

霍姆斯的上句名言被朱苏力教授引作《法律与科技问题的法理学重构》一文的题头语。[朱苏力，法律与科技问题的法理学重构，《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以下简称《重构》。]《重构》的第一节向读者交代，该文将不讨论法律对科技的影响。第二节讨论科学关于因果关系的发现对塑造法律规则的影响，第三节讨论科学对因果关系的认识并不总是不加折扣地转变成法律规则。为什么科学的认识不直接等同于法律认识呢？朱教授认为：其一，“法律与科学是不同的社会实践领域，因此遵循的原则往往不同”；(这个解释有点循环定义的味道，不过此处不必多加顾虑。)其二，也是更根本的，“这种差异„„归结到技术的限制。” 于是，《重构》进入第四节“技术对法律的影响”。朱教授用笔迹鉴定，文字契约，离异父母对儿童心理影响等一系列例子论证技术之不绝对可靠使得法律制度和规则还必须或者说有理由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讨论至此，一个理论性的问题期待着回答：假如科学和技术发达到了能确定地回答所有人类社会的问题，法律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朱教授在文章的“结语”里试图回答这个问题。首先，他说柏拉图就曾理想过那样完美的科学知识的统治，不过连柏拉图自己后来也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即法治。然后，朱教授指出：1)科技发展没有止境，所以科技永远不会代替法律；

2)科技是一种工具理性，而法律总有道德维度，是技术无法取代的。谈到这里，另一个问题冒出来：既然道德维度是法律和科技的关键分水岭，那法律的道德维度从何而来？朱教授深知中国法治是中国现代化努力的一部份，而现代化几乎顾名思义地(或至少按韦伯的理论)意味者对传统道德的去魅，新道德的来源实在应该是个迫切问题。不过，《重构》的理论旨趣不在这里。文章笔锋一转，推出全文的最后两点：3)我们还是要警惕把法律泛道德化，“目前法律中的科学技术因素不是太多了，而是远远不够。” 4)法学界，法律界作为一个职业集团勿以鸵鸟政策对待科技和经验性的实证研究。纵观全文立场，《重构》以霍姆斯的那句预言为题头语是非常恰当的。

《重构》试图讨论的问题本来是高度抽象和极富争议性的，但朱教授巧用生动的例子，一方面把问题的抽象度降低，另一方面推出一个比较折衷和温和的学术立场。或者更确切地说，《重构》旨在不是提出尖锐的观点，而是引入几个讨论法律与科技关系的法理学范畴。《重构》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波斯纳(Richard Posner)法官的观点，文章六次引用波斯纳。这并非偶然。

波斯纳以倡导用经济学原理来塑造法律规则而闻名。波斯纳本人的立场则要激进得多。在纪念《法律之道》发表一百周年的文章里，[Richard Posner, The Path of the Law after One Hundred Years: The Path Away from the Law, 110 Harvard Law Review, 1039,(1997)]

他明确提出霍姆斯倡导的其实是所谓“替代说”(Supersession Thesis)，即法律不过是人类历史过程中不得不有的一种社会控制(social control)方式，最终将被历史抛弃。无怪乎，他的题目是《离开法律之道》。这样的立场在美国是惊世骇俗的，不过我们应当不为之动容。波斯纳也好，波斯纳理解的霍姆斯也好，都不曾有我们离马克思近。我们刚从没有法律的状态过来。

不过，让我们还是耐心听完波斯纳的预言。一年之后，他在另一处讲演中说：“[要实现霍姆斯的理想]，我们要让社会科学和法律更紧密地结合，我们要欢迎人工智能服务于法律，[他指的是类似于咱们的中医专家(计算机)系统那样的技术——笔者注]，消除律师，法学生，法官们对数学的恐惧，走向更专业化的司法(specialized judiciary)，„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法律转变成目标导向的，献身于完善工具理性的政策科学(goal-oriented policy science)。我们将由此加入一个有益的全国性运动，那就是让各种专业(professions)以及几乎所有其他的工作更加专业化。”[Richard Posner, Professionalism, 40 Arizona Law Review 1,(1998)]

3．专家与公众

这个被波斯纳大加赞许和宣扬的专业化曾经让一位美国的思想家深为不安。这位思想家正是中国人所熟悉的杜威(1859-1952)。

杜威比霍姆斯小18岁。杜威既不以如何改革美国法律专业(Legal Profession)为己任，也不象霍姆斯那样对统计学和经济学等其他专业寄予厚望。对于杜威，问题恰恰是各种各样的专业知识和掌握它们的专家对美国之“国治”的威胁。[取“国治”一词以避免“法治”和“政治”这两个有争议的概念。] 美国之国治在杜威的时代经历了巨大的挑战。杜威经历了南北内战，两次世界大战，大萧条；杜威目睹了电话，电报，铁路，汽车，飞机的出现；1870-1913年间，美国没有通过任何宪法修正案；而1913年之后通过了近一打宪法修正案。当然，杜威也看到了一门又一门新科学新专业知识的出现。

在1926年元月的一系列讲座中，他这样设问：“当前最受关注的事大概是卫生设施，公共健康，足够的住房，交通，城市规划，管理移民，选拔和管理人事，探索培养合格教师，科学地调整税收，有效地管理资金等等。这些是技术事务，就象制造发动机那样的技术事务。这些技术问题只能实事求是地探索，依靠那些受过专门训练的技术人员。有了这些技术，还用得着‘点人头数’的多数决定制之类传统政府系统吗？[如果‘不’的话，] 公众(The Public)和它的政治组织不但蜕变成了阴魂，而且是既走路又说话，处处妨碍和误导政府的阴魂。”(John Dewey, 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 An Essay in Political Inquiry, 1946年版, 页125。)

杜威是在问：如果事事有专家，民主还有必要吗？如果专家说一加一等于二，为什么还要举手表决？

一种回答是：不是还有事情没专家吗，或者，不是还有事情连专家也拿不准吗？民主就是为那时候准备的。这个观点我们前面似乎已经见过了。

杜威觉得民主到了需要辩护的关头。杜威毫不怀疑，民主是美国之国治的精髓。工业化之前的美国主要是以地方社区(local community)为单位的民主自治。有什么事需要做决定，大家开会点人头数，照多数同意的办。再大一点的事，由人民代表讨论，然后按多数的意见办。工业化以及随之而来的通讯交通便利带来了杜威所说的“大社会”(Great Society)。大社会冲破了地方社区，却没有带来“大社区”(Great Community)。

(杜威，页127)人们比以前更容易更广泛地相互联系，可是另一方面公众却反而渐渐消失。杜威称之为“The Eclipse of the Public”。[杜威对公众的理论思考似乎没有被哈贝马斯注意到。据笔者初步检索，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及其结构性转变》没有引用杜威。哈贝马斯的近作

Between Facts and Norms 引用了杜威的 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 伴随着公众消失的是专家的崛起。专家的出现显然是韦伯说的现代化进程中各个领域理性化的一个表现。从前，民主的敌人是面目可憎的暴君或贵族；而今，民主面对的是温良恭谦的专家和专家的知识。(杜威，页203-205)

杜威的贡献正在于他因应新的形势，撇开经典的关于民主的政治学理论，为民主作了“认识论的辩护”。[epistemological justification, 参阅Hilary Putnam, A Reconsideration of Deweyan Democracy, 63 Southern California Law Review 1671, 1673,(1990)] 杜威在智力上尤其适合这一理论挑战。毕竟，他是实用主义、实验主义的奠基人之一。他和科学技术从来不是冤家对头。从他的实用主义来看，“科学只有在应用中才变成值得尊重的知识，否则，科学就是支离破碎的，盲目的，扭曲的。”(页174)

杜威坚信民主，心系大众。他不说社会控制，他说解决社会问题。解决社会问题需要知识。“记录和交流是知识所不可或缺的。私人意识里的‘知识’只是神话，关于社会现象的知识尤其依赖于散布，因为只有靠发散知识，知识才能被获得和检验。‘社区生活的事实’如果不能被周知从而变成共同所有的话，那就是自相矛盾，不成其为‘社区生活的事实’。”(页177)

“社区”是英文“community”的翻译。“区”字固然很好地反映了一群人生活在一定的地理区域里，却把“共同生活”的意思略去了；反倒是靠专业知识维系的集体被称作“共同体”。

杜威所说的公众正是由社区生活的事实所定义的：“公众就是所有那些间接地受到部份人的事务影响的人们；部份人的事务对公众的影响大到一定程度，就需要系统性的照看。”(页15)

让我们来举个例子。某社区里，某男付钱给某女，某女以性为交换。这两个人的私事却对一系列的别人产生了间接影响。最具体直接的，某男的妻子会受影响；遥远一点的，某社区的形像会受影响。影响或许是“旅游业”日盛，或许是店家迁走，学校关门，只有“过客”来去匆匆。现代交通的发达会让“过客”来去得更便利。相应的，某社区要么渐渐死去，要么变成另外意义上的“社区”。那些受到间接影响的人必须一起做点什么。这就是公众。公众显然不仅是任意一堆人而已。没有有效的公众，社区便不复存在。杜威试图探讨公众形成的基本条件。(页157)

公众，按照杜威的定义，从来就是要解决问题的。公众要对所受到的间接影响做出反应，有的影响要发扬光大，有的要祛除，有的要调整。公众发起的社会干预自然又会导致新的后果。公众要理解他们面对的问题，计划因应之道，预期干预的后果。这个智力的过程和科学研究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按照杜威的实用主义，科学探索--无论是关于自然的还是社会问题的，都需要开放的心态，自由的信息交流。科学命题要被看作工作假设而不是教条，要随时根据新的证据做出修正。对于公众面临的社会问题，这意味者所有社会干预的后果必须及时为公众所周知。(页167)

在杜威看来，公众从来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过河的后果从来都是由公众承担的，摸石头的探索过程也应该是公众参与的。公众如果不能随时知悉每一步探索的后果，公众的问题就不会有公众的解决。这就是民主的认识论辩护。

杜威并不反对专家在公众解决社会问题中的功用。但是，杜威对专家保持一种警惕。在他看来，问题不仅是专家和他们的技术不绝对可靠，而是普通民众必须有机会告诉专家问题的存在。所谓“修鞋的大师还得靠穿鞋的告诉他哪儿磨脚。”(页207)这个机会的存在，这个交流管道的畅通是公众能够有效解决公共问题的关键条件。这是个认识论的论断。不谈政治的学者专家们应该没有理由不听。

专家实施技术的后果往往是社区的民众最先体知。据《光明日报》六月十九日报导，山西临汾地区在选拔县市级“一把手”候选人的过程中实行“公开考试„严格进行素质测试„请省级专家组成命题小组封闭命题。”

专家选地方官的技术不知有多可靠。几年之后万一发现没选准，直接承担后果的是当地百姓。我们最近所经历的桥塌，船沉，失火，爆炸，有几次是由于专业技术不成熟？又是谁直接承受这些事故的后果？事故之后是不是靠一批上面和外面来的专家(工程的，法律的，政治的)来调查和整治？什么时候这些问题不再是“政治专家”或工程专家的问题，而首先成为社区公众的问题？什么时候我们能少一点来自上面的“通知”，“传达”和“内参”，多一点横向的“周知”？为什么我们不曾知晓高校211工程的进展，却又要面对一窝蜂的高校合并？我们有过保甲，有过公社，有过单位，有过户口和居委会，什么时候才能有为公众所有的社区？[参阅《南方周末》时事纵横栏目七月七日刊出系列文章，介绍和评论中国新生的城市社区。]

我们的报纸长期以来以上面的“喉舌”自居。近日有读者批评《南方周末》过多地刊发专家学者的观点，《中国青年报》的编辑李方先生也表达了他对自己主持的《青年话题》栏目倚重专家稿件的担忧。[参阅《中青在线．青年话题论坛》七月十六日]

其实问题不是专家应该不应该参与治国，或报纸要用多少专家的稿件，问题在于：构成国治的人民为什么不能参与？怎样参与？互联网论坛的出现似乎第一次为人民的横向互联提供了像样的可能性。我们的历史教训不是毛主席没有听人口专家马寅初的建议，而是我们何以让那样涉及亿万人的大事取决于一个人听不听另一个人的意见。

一条马路，煤气公司挖开再填上；电话公司挖开再填上；自来水公司挖开再填上。“发现”这个问题有两种途径。其一，引进MPA(公共事务管理硕士)，让MPA四处考察，发现多专业和部门协调的问题；其二，只需一个路过的公民，只要他的话有地方说，有人听。这两个方案并不互相排斥。问题是我们似乎更喜欢前者。培养MPA比培养公民更放心，更专业，更符合国际惯例？！据《中国青年报》的网络版七月六日报导，清华大学将重建社会学系，要发展“社区管理”等专业。另有报导，武汉某大学要新开“社会工作”专业。谁能说这不是好事呢？“社会工作”等专业无疑要依赖于社会学、法律、城市规划和建筑、统计学、心理学等学科的交叉贡献。仅仅二十年改革，我们的学科建设和专业化就达到了“一级”专业孵化“二级”新专业的阶段。同样二十年过去了，我们的选举(不是选拔)却还只是在有限的乡镇如履薄冰地试点。有人说，中国刚刚过去的九十年代是学术专业化的十年。难道，我们要把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变成一级专业繁殖二级专业的十年？

过去我们讲条条块块，其实所有“条块”都受约于一根总“条”。现在放开了，条和专业都多起来。一方面，国家有检察院，反贪局，监察部，审计署，纪检委，还有专门对付高层的“双规”，“条”的制度在不停地“创新”；海关法的新增第四条为海关内部专设公安机构提供了法律根据。税务部门已有自己的警察力量了。高考作弊严重，可以考虑在教育部里设“反作弊局”。反贪局和反作弊局如果有问题，可以再设“反反贪局，反反作弊局”。两个“条”堵不住缝，就再贴一“条”。这一贴，又造成新的犯规可能，那就再设“条”。另一方面，社会上众多的专业纵横交错，编出一张大网：社会控制之网。控制总是意味着控制者与被控制者。控制者和被控制者顾名思义没有平等可言。杜威说：“阶级统治还可以遮盖，专家的统治藏不住。”(页206)攀不上这张专业控制之网的，就是被控制者，就要承受被控制的命运。攀上了网的，可以凭专业之长和其他网上的专业人交换一定的自主。

谁都痛恨那些胆敢在高考中作弊的师生，可是面对给专家子女加分或降低分数线的政府行为，道德判断突然间变得那么不容易。有人说，这是世袭；有人说，边远省份用这样的政策留住专家，会为更多的人谋福利。[参见《中国青年报》教育时评七月五日的文章。] 还有法学家说，北京和上海等地区高考分数线低不是不公平，而是因为那里的人民对国家贡献大。这样的效率和公平的两难问题是公众天天面对的，所以叫做“公共政策”问题。政府作为公众的最重要机构往往是最后决定这种公共政策的地方。问题是，什么样的政府？如果是专家的政府，不是专家的人们有理由怀疑“世袭”的动机，所谓“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谁让你分小人和君子的呢？不让我“知”，还不准我妒忌猜测么？！

如果是公众的政府，一切怀疑和不满都会在公众的公开平等的讨论中表达，在政策形成之前沟通，在政策实施中充当可贵的反馈。当人民在规则制定过程中有发言权，在规则施行中还能随时提意见，这样的人民有什么可害怕？中国的民主化从一开始就辩论中国人民的“程度”(如今大概称作“素质”。)

够不够民主的资格。张之洞在《中国的希望》里谈过民众的程度问题。孙中山设计了“训政”。毛泽东看不下去国民党玩弄训政，浪费光阴，违背总理遗愿，曾在1940年2月20日发表讲话，呼唤民主和宪政。(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现在，我们终于有了高中毕业生的“腐败”的证据。有人该说，程度或素质更加不够了！让我们听听杜威的洞察：“历史上常有善意的统治者，他们总想为别人谋福利。他们很少如愿以偿。那些让别人被动地受施舍的改革家和慈善家往往也是类似结果。这些人的努力含着一种与生俱来的道德悲剧。他们想促成公益(commongood)，可是他们的方法却既不‘公’(common)，也带不来‘益’(good)。无‘益’，是因为他们的方法以剥夺人民的积极成长(activegrowth)为代价；不‘公’，是因为被造福的人民不能参与造福的过程。”(J.Dewey & J.Tufts, Ethics, 1936, 页 385，引自Putnam的文章，页1675，见上文。)

不久前，江泽民主席为美国《科学》杂志撰写社论“科学在中国：意义与承诺”。(见《人民日报》海外版2000年七月三日)

文中提到：“中国政府„尊重科学家独特的敏感和创造精神，鼓励他们进行‘好奇心驱动的研究’。”

一个国家能够鼓励好奇心驱动的研究体现了一种宽容和自信。希望这种宽容在不太久的将来能给我们带来公众，带来公众对公众问题的好奇心和探索，带来让公众解决公众问题的制度。

笔名：胡冉可

完稿于 07/16/2000 09/2000 发表于北大法律周刊学术版第43和4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