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案例

第一篇：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案例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案例

不久前，××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进行公开宣判：被告人××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违法所得人民币１２万元予以追缴。这个在没有货物销售情况下，伙同他人虚开增值税发票，给国家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并在外潜逃了五年

之久的案犯终于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一

××１９６５年出生在××一个小乡村。初中毕业后，在当地某企业打工的他看见许多人开公司发家了，也萌动了开公司发财的念头。１９９３年，２８岁的××摇身一变，当上了××宝龙电器设备公司的法人代表，有了经理的头衔。但他没有想凭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发展公司，他想的是“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两年过去了，“横财”迟迟没有砸到他的头上。就在××苦苦寻找发财机会时，１９９５年４月的一天，××遇到了杨恒俊。杨恒俊向××指点迷津：增值税专用发票就是不尽的财源。

杨恒俊和××合计，干脆将宝龙公司悄悄地变成专开增值税发票的公司，业务对象由杨恒俊介绍，发票由××开，杨恒俊按××所开专用发票价税合计数的百分之一给其作回扣。两人一拍即合。

二

具有法人资格的公司是现成的，只要有“业务”就可将大把大把的钞票塞进自己的腰包了。两人利欲熏心，他们的“专开增值税发票的公司”很快开张了。杨恒俊首先介绍来广西钦州市物资局那彭物资站。为了“行事安全”，他们跑到上海某招待所内进行交易。１９９５年４月８日，××按照杨恒俊的指示，在没有货物购销的情况下，给对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６份，价税合计２５０４万元，税额４２５．６７万元，这一次，××从中非法获得２．５万多元。

牛刀小试，马到成功，尝到了甜头的××开始大干：事隔两天，４月１０日，他向安徽固镇县凯达物资有限公司一下子虚开专用发票６份，价税合计４７６３万元，税额８１０万元；接着又向安徽固镇县化工总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１０份，价税合计５３５８万元，税额９１１万元。××疯狂了，一次比一次数额巨大。他本人则一步一步滑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三次作案时间只有一个星期左右，短短几天的时间内，２２份专用发票，平均每份价税合计近５００万元。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一周内竟然开出１．４９１亿余元的增值税发票，税务部门和司法机关开始对其关注。

５月５日，××市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立案侦查。传讯室里，××百般搪塞和抵赖，但在政策的感化和强大的审讯攻势下，最终他的精神防线崩溃，××交待了犯罪动机和过程，并坦白了藏匿专用发票存根联的地方。根据××交待的线索，检察人员在其楼房二层下水管的焊接处，获取了专用发票存根联。

就在此时，××跑了，这一逃就是五年。

三

五年中，××如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为了抓获他，公安部门发出了全国通缉令，天网恢恢，疏而不漏，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１０日，潜逃五年的××终于在安徽铜陵落入法网。

××终于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但有关部门认为，按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规定，所开出的发票都应有产品合同、入库单、银行汇款等作为依据；开办具有一定纳税人资格的公司必须具备资金、场地、仓库、产品四个条件，才能领带增值税发票，而且发票数额有着严格限制。就此而言，我们有关职能部门的监管力度仍需加强。

另据了解，××的“入门师傅”杨恒俊涉嫌特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近日已被检察机关起诉至××市中级人民法院。他于１９９４年１１月至１９９５年４月，在没有货物购销的情况下，单独或伙同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３８份，价税合计人民币２亿余元，其中虚开税款３８００余万元，杨恒俊非法获利２０余万元。

第二篇：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调研报告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调研报告

增值税是以商品生产流通和劳务各个环节增值因素为征税对象的一种流转税。通过本环节的销售税金扣除上一道环节的进项税金间接实现。在这个过程中增值税专用发票兼记销货方纳税义务和购货方进货税额的主要凭据，是购货方据以抵扣税款的证明。可以说，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征收增值税的核心环节。在某种意义上讲，增值税专用发票有现钞价值，也就是看中了这其中的门道，从增值税诞生的那一天起，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就一直肆虐不断，关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管理和惩治就一天没有停止。而能否管好增值税专用发票，也一直是悬在税务人员头上的 达摩克利斯之剑。

虚开增值税发票行为税务处理相关法律依据：

一、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的解释

(一)国家税务总局转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的通知国税发[1996]210号:

“

一、根据《决定》第一条规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属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没有货物购销或者没有提供或接受应税劳务而为他人、为自己、让他人为自己、介绍他人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2)有货物购销或者提供或接受了应税劳务但为他人、为自己、让他人为自己、介绍他人开具数量或者金额不实的增值税专用发票;(3)进行了实际经营活动，但让他人为自己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也是司法机关判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依据。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2010)

第二十二条 开具发票应当按照规定的时限、顺序、栏目，全部联次一次性如实开具，并加盖发票专用章。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虚开发票行为：

(一)为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二)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三)介绍他人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

表述上调整，扩大为“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解释

可见，虽然虚开案件众多，名称耳熟能详，但是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相关文件却较少，最初的定义是转发高院的规定并作出的解释。2010年新修订的发票管理办法借鉴了高院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定义，并扩大为“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解释，这样，作为发票的直接管理机关才有了自己对“虚开发票行为”的定义。

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对开具方行政处理的演变过程

增值税的链条原理决定了一张发票要联系起开具与接受两方企业，而除了“为自己虚开”这一特殊情形，我们要对双方企业在虚开这一概念下的认定和处理分别进行分析，下面先看看对开具方行政处理的具体规定：

(一)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增值税征收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5]192号：（注：该条文已经失效）

“

二、关于虚开代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处罚问题

对纳税人虚开代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律按票面所列货物的适用税率全额征补税款，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规定给予处罚；对纳税人取得虚开代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得作为增值税合法的抵扣凭证抵扣进项税额。”

(二)国家税务总局对代开、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征补税款问题的批复国税函[1995]415号：（注：该条文已经失效）

“《关于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如何计算补税问题的请示》(皖国税流三零五号)收悉，关于企业为他人非法代开、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如何征补税款问题，我局曾以《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增值税征收管理工作的通知》(国税发零一五号)作出规定。“对已开具专用发票的销售货物，要及时足额计入当期销售额征税，凡开具了专用发票，其销售额未按规定计入销售帐户核算的，一律按偷税论处。”为加强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管理，我们意见：对代开、虚开专用发票的，一律按票面所列货物的适用税率金额征补税款，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规定给予处罚。”

该阶段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出于手写阶段，并未纳入防伪税控开票系统，纳税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大头小尾”的方式较为常见，有没有实际交易均可以采用该方式，这种方式犯罪手段既少申报了销项税，又全额抵扣了进项税，国家损失严重。这时为了增值税链条的完整就要对少申报的税款予以补税，针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违法行为是可以同时进行偷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定性的。但在此之前，无相关文件针对“虚开”这一行为进行行政处罚的描述。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2010)第二十二条 开具发票应当按照规定的时限、顺序、栏目，全部联次一次性如实开具，并加盖发票专用章。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虚开发票行为：

（一）为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

（二）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

（三）介绍他人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虚开发票的，由税务机关没收违法所得；虚开金额在1万元以下的，可以并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虚开金额超过1万元的，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引入了虚开的定义，并针对虚开行为制定了较为详尽的处罚标准。

（四）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征补税款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33号

“现将纳税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征补税款问题公告如下：

纳税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未就其虚开金额申报并缴纳增值税的，应按照其虚开金额补缴增值税;已就其虚开金额申报并缴纳增值税的，不再按照其虚开金额补缴增值税。税务机关对纳税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罚。纳税人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得作为增值税合法有效的扣税凭证抵扣其进项税额。

随着增值税防伪税控开票系统的推行，基本上杜绝了开具“大头小尾”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可能，这样一般意义的“纳税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在销方就不存在补税的概念了，而只对虚开行为进行处罚，涉嫌犯罪的可以移送，这是税不重复征收基本原则的体现。可见虽然政策规定几经解释，但无论从开具方虚开认定及相关处理，还是比较清晰的。目前一般意义上的销方虚开，税务处理上也比较简单且依据充分。

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对受票方行政处理的演变过程

（一）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7]134号）：

“

一、受票方利用他人虚开的专用发票，向税务机关申报抵扣税款进行偷税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有关法规追缴税款，处以偷税数额五倍以下的罚款；进项税金大于销项税金的，还应当调减其留抵的进项税额。利用虚开的专用发票进行骗取出口退税的，应当依法追缴税款，处以骗税数额五倍以下的罚款。

二、在货物交易中，购货方从销售方取得第三方开具的专用发票，或者从销货地以外的地区取得专用发票，向税务机关申报抵扣税款或者申请出口退税的，应当按偷税、骗取出口退税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有关法规追缴税款，处以偷税、骗税数额五倍以下的罚款。注意，文件规定的都是强制认定恶意取得的条件，一旦满足，可以定性偷税。

三、纳税人以上述第一条、第二条所列的方式取得专用发票未申报抵扣税款，或者未申请出口退税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及有关法规，按所取得专用发票的份数，分别处以一万元以下的罚款；但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取得的是虚开的专用发票，或者让他人为自己提供虚开的专用发票的，应当从重处罚。

四、利用虚开的专用发票进行偷税、骗税，构成犯罪的，税务机关依法进行追缴税款等行政处理，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的补充通知（国税发[2000]182号），这一规定的出台存进一步明确了受票方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处理。注意，文件规定的都是强制认定恶意取得的条件，一旦满足，可以定性偷税。-问题，名称印章销售地都相符，票不对呢，企业索要证照的前提是自己有有效的审核机制，否则，为了其为了虚开而索要就没有实际的管理意义。

（三）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善意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0]187号），第一次提出了“善意取得”的概念，并将“善意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与国税发[1997]134号文件规定区别对待。

“购货方与销售方存在真实的交易，销售方使用的是其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的专用发票，专用发票注明的销售方名称、印章、货物数量、金额及税额等全部内容与实际相符，且没有证据表明购货方知道销售方提供的专用发票是以非法手段获得的，对购货方不以偷税或者骗取出口退税论处。但应按有关法规不予抵扣进项税款或者不予出口、退税；购货方已经抵扣的进项税款或者取得的出口退税，应依法追缴。”

本文件的出台有其历史背景和实用价值，随着金税系统的升级换代，“销售方使用的是其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的专用发票”的表述基本已无意义，而“没有证据表明购货方知道销售方提供的专用发票是以非法手段获得的”的取证较难，该文件对存在真实交易但无法定性发票来历的案件容易被滥用。

（四）关于纳税人善意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已抵扣税款加收滞纳金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07]1240号），进一步对“善意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加收滞纳金情况予以明确。

（五）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39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对外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有关问题的公告。

“现将纳税人对外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有关问题公告如下：

纳税人通过虚增增值税进项税额偷逃税款，但对外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同时符合以下情形的，不属于对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一、纳税人向受票方纳税人销售了货物，或者提供了增值税应税劳务、应税服务；

二、纳税人向受票方纳税人收取了所销售货物、所提供应税劳务或者应税服务的款项，或者取得了索取销售款项的凭据；

三、纳税人按规定向受票方纳税人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相关内容，与所销售货物、所提供应税劳务或者应税服务相符，且该增值税专用发票是纳税人合法取得、并以自己名义开具的。

受票方纳税人取得的符合上述情形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可以作为增值税扣税凭证抵扣进项税额。”

第（五）条是纳税人对外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公告，无论进项认定善意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抵税与否，销项满足真实经营的条件且发票取得、开具合法，均不认定销项发票虚开。

可见，根据以上诸多规定，购销双方在虚开案件中都存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偷税等违法行为的定性，又因具体情况甚至对政策规定的理解不同导致诸多认定结果。

结合对购货方取得已定性为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进项税额这类案件的查处，笔者发现一种处理意见倾向为，只要从购货方取得证据支持有货交易，且未发现购货方明知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系销售方以非法手段获得的，处理上倾向善意认定。

该文件的出台，符合当时的管理环境，此文件是2000年11月16日下发的，当时防伪税控系统还未在全国全面推行，10万元版以下专用发票大部分还是手工票，所以存在销售方从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以非法手段获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以销售方的名义开具的条件。

但是，随着增值税防伪税控系统在全国范围的全面推行，税控版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领购和开具已能被税务机关所严格控制，纳税人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已不具备“非法手段获得”的条件。无论是通过任何其他非法途径购入增值税专用发票，都将不在满足四要素同时成立的前提，不属于“善意取得”的情况。

第三篇：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案件不予批准逮捕的九种情形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案件不予批准逮捕的九种情

形

广强律师事务所 何观舒 周筱赟

本文研究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案件不予批准逮捕，目的在于从办案机关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案件作出不予批准逮捕决定的具体情形，特别是从无罪辩护的角度，重点剖析检察院认为无罪而不予批准逮捕的情形，为我们办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案件如何阻击批捕，以及配合后续阶段的有效辩护提供参考。

是否不予逮捕决定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案件涉案行为人的命运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包括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五种。其中，逮捕是最严厉的刑事诉讼强制措施。逮捕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依法剥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人身自由，予以羁押的一种强制措施。逮捕的严厉性体现在强行剥夺人身自由，羁押审查，通常直至判决生效时止。而不批准逮捕是指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进行审查认定，对不符合逮捕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而作出的决定。由于中国地域辽阔，一旦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案件涉案行为人逃脱，抓捕成本很高。我国刑事诉讼中没有缺席审判制度，一旦涉案行为人未到案，对其的诉讼就无法进行。同时，一部分涉案行为人可能存在社会危险性，需要对其人身自由进行限制。采取逮捕措施后，能方便办案人员随时讯问，还能有效地防止串供、毁灭证据、逃跑、自杀等妨害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情况发生。

但是，由于逮捕是在较长时期内剥夺人身自由，如果使用不当，将会严重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人身自由是一项宪法上的权利，非依法定的程序和条件，不能剥夺。因此，逮捕作为刑事诉讼强制措施中最严厉的一种，是一把双刃剑，运用的合法适当，可以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而违法、不当的逮捕必然会侵害公民的合法权利乃至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因此，如果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案件涉案行为人没有妨碍刑事诉讼的可能性，也不存在社会危险性，就没有必要采用逮捕措施。逮捕作为最严厉的刑事诉讼强制措施，应当慎用。

在司法实践中，批捕率一直较高，检察机关存在着“构罪即捕”的情形，审查逮捕程序机械化、行政化，检察机关往往仅对侦查机关呈捕的案件材料进行书面审查，并未真正接触原始证据，也较少地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即对案件作出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涉案行为人一旦被批捕，之后极有可能被起诉，而考虑到我国极低的无罪判决率，即使案件证据和事实的问题显而易见，涉案行为人也极有可能被定罪，极难获得彻底无罪的结果。反之，如果检察机关不予批准逮捕，那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就相对容易很多，即在进入审判阶段前就将案件无罪化处理，实现了实质的有效辩护。

因此，可以说，在实务中，辩护律师能否促使检察机关充分、全面认识到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案件涉案行为人的无罪事由，进而不予批准逮捕，决定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案件涉案行为人的命运。

逮捕可能发生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

通常来说，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案件涉案当事人的逮捕发生在侦查阶段，逮捕的提请机关为侦查机关、批准机关为检察机关、执行机关均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决定不予批准逮捕的，公安机关在收到不批准逮捕决定书后，应当立即释放在押的涉案当事人，或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但实际上，逮捕同样可能发生在审查起诉阶段、审判阶段和服刑阶段。

在侦查阶段的逮捕：

提请机关为侦查机关，认为涉案行为人需要逮捕，应当作出提请批准逮捕书，连同案卷、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由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办理。

逮捕的批准机关为人民检察院，如人民检察院认为不符合逮捕条件，应当作出不予批准逮捕的决定。

在审查起诉阶段的逮捕：

侦查机关在侦查阶段并未向人民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人民检察院在审查侦查机关移送起诉尚未逮捕的涉案行为人时，认为需要逮捕，人民检察院决定逮捕。

在审判阶段的逮捕：

在审判阶段，作出逮捕决定的决定机关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时未予逮捕的被告人，法院认为符合逮捕条件应予逮捕的，法院可以决定逮捕。

在服刑期间的逮捕： 服刑人员在服刑期间犯新罪或发现漏罪，是否需要再办逮捕手续，程序法上并无明确规定。大多数意见认为，被关押的服刑人员的人身自由已经受到最高限制，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第79条规定的逮捕的6个条件，不需要采取逮捕措施。

虽然不对服刑人员采取逮捕措施，但由于在服刑期间犯新罪或发现漏罪的罪犯身份发生了转化，从原来单一的罪犯演变为罪犯与犯罪嫌疑人双重身份，因此其诉讼权利也发生了变化，而且在看守所等羁押场所享有的权利比在监狱享有的权利的限制更多。因此，为了预防服刑人员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串供，保障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同时也为了保障服刑人员在诉讼活动中享有的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有必要将服刑人员的关押地转移至侦查起诉机关所在地的看守所。

但有一种特殊情况，服刑人员原判刑期即将届满，又符合需要逮捕的条件，需要提请批准逮捕或决定逮捕。《关于监狱办理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规定》(司发通﹝2014﹞80号)第二条规定：“罪犯在监狱内犯罪，办理案件期间该罪犯原判刑期即将届满需要逮捕的，在侦查阶段由监狱在刑期届满前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在审查起诉阶段由人民检察院决定逮捕，在审判阶段由人民法院决定逮捕;批准或者决定逮捕后，监狱将被逮捕人送监狱所在地看守所羁押。”

不予批准逮捕的共性情形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或者不予逮捕：(一)不符合本规则第一百三十九条至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的逮捕条件的：(二)具有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而《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一)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二)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三)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四)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六)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因此，符合以上几种情形，检察机关必须作出不予批准逮捕的决定。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案件涉案行为人不予批准逮捕的条件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的规定，逮捕需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是罪疑条件;第二是刑罚条件;第三是社会危害性条件。因此，检察机关在审查批准逮捕时，应当审查案件是否符合上述三个条件，只有同时具备这三个条件，才能作出批准逮捕的决定。否则，应当作出不予批准逮捕的决定。《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八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应当根据情况分别作出批准逮捕或者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对于批准逮捕的决定，公安机关应当立即执行，并且将执行情况及时通知人民检察院。对于不批准逮捕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说明理由需要补充侦查的，应当同时通知公安机关。”

那么实务中，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检察院会做出不予批准逮捕的决定呢?对于本文所研究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又存在哪些特殊的不予批准逮捕的相关情形呢?

根据《刑事诉讼法》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相关规定，结合我们办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案件的实务经验，我们对于办案机关批准逮捕或不予批准逮捕的情形进行反推，则存在以下情形：第一种是检察院认为涉案人员不构成犯罪，而不予批准逮捕。至于无罪的理由，既可能是行为人客观上未实施犯罪行为，行为人主观上不具有犯罪故意，也可能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数额未达到本罪的立案标准，或者是主体不符合等;第二种是检察院认为证据不足，而不予批准逮捕。认定行为人构成某种犯罪的证据必须达到确实、充分的标准;第三种是检察院认为无逮捕必要，而不予批准逮捕。在此种情形下，犯罪人已经构成犯罪，但存在着某些特定情形，检察机关对案件进行审查，认为可以不逮捕的，从而作出不予批准逮捕的决定。

据此，不批准逮捕适用事实上包括不构成犯罪不捕、证据不足不捕、有罪但无逮捕必要不捕三大类型。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涉案行为人不予批准逮捕的九种情形

笔者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涉案行为人不予批准逮捕分为三大类型共九种情形：

一、人民检察院认为不构成犯罪而不予批准逮捕的三种情形：

(一)涉案行为人客观上未实施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客观行为而不予批准逮捕;(二)涉案行为人虽存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客观行为，但并未达到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三)涉案行为人主观上不具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主观故意而不予批准逮捕;(四)行为人不符合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主体条件而不予批准逮捕。

二、人民检察院认为证据不符合逮捕条件(证据不足)而不予批准逮捕。

三、人民检察院认为有罪但无逮捕必要而不予批准逮捕的四种情形：

(一)符合取保候审的条件而不予批准逮捕;(二)符合监视居住的条件而不予批准逮捕;(三)“不捕直诉”;(四)罪行较轻，且没有其他重大犯罪嫌疑具有相关情形的不予批准逮捕。

详述如下：

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而不予批准逮捕的四种情形

(一)行为人没有实施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客观行为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行为包括为他人虚开、为自己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行为四种情形，只要符合其中一种情形，即可认定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那么，怎样去理解“虚开”的行为呢?《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开具发票应当按照规定的时限、顺序、栏目，全部联次一次性如实开具，并加盖发票专用章。”这是税法上对开具发票的规定，而参照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之规定：“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属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没有货物购销或者没有提供或接受应税劳务而为他人、为自己、让他人为自己、介绍他人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2)有货物购销或者提供或接受了应税劳务但为他人、为自己、让他人为自己、介绍他人开具数量或者金额不实的增值税专用发票;(3)进行了实际经营活动，但让他人为自己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在当时的情形下，可以说是只要有虚开的行为都属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增值税发票制度的全面推行，涌现了各种各样的经济交易模式，对于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开具，实践中出现了不以骗取税款为目的，客观上也不可能造成国家税款实际损失，但又不具有与增值税专用发票所记载的内容相符的真实交易的 “虚开”行为，如为了虚增营业额、扩大销售收入、或者制造企业虚假繁荣，相互对开或循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那么，这样的行为该如何评价?是否属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2016年11月16日，《人民法院报》刊载了姚龙兵《如何解读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虚开”》一文，他认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包括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一款规定的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在内，均要求有骗取税款的主观目的，如不具备该目的，则不能认定为刑法第二百零五条之‘虚开’行为，不能以该罪论处。”而在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泉州市松苑锦涤实业有限公司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一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对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请示进行答复认为：该案被告单位不以抵扣税款为目的，而是为了显示公司实力以达到与外商谈判中处于有利地位而虚开增值税发票，该公司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二)行为人虽存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相关行为，但未达到刑事立案追诉标准 虽然行为人实施了符合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行为，但虚开的税款数额或者致使国家税款流失的数额并未达到入罪标准，因此，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检察院依法应作出不予批准逮捕的决定。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六十一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案(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的规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虚开的税款数额在一万元以上或者致使国家税款被骗数额在五千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

但由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入罪门槛低，虚开的税款数额在一万元以上或者致使国家税款被骗数额在五千元以上，即可立案追诉，而在实际生产经营当中，双方交易的数额远远大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立案标准。因此，在司法实务中，检察机关适用此情形而作出不予批准逮捕决定的机率很小。

(三)行为人主观上不具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故意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且行为人一般都具有获取非法利益的目的，即通过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国家税款的目的。实际经营当中存在这样的情况，公司利用相互对开或循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方式，虚增营业额、扩大销售收入、或者制造企业虚假繁荣，扩大公司的经营业绩，从而在与其他公司谈判中获得有利地位，或者获得某种商业机会。上述行为中，行为人主观上不以偷逃、骗取税款为目的，客观上也不会造成国家税款的流失，此种情形不宜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论处。

辩护人为此类当事人辩护，在审查批捕环节应该尽力向检察机关释明此关键案情，争取促使检察机关认定当事人无罪而取得不予批准逮捕之效果。

(四)行为人不符合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主体条件而不予批准逮捕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不管是从事或者不从事经营活动的人，亦或者是具有一般纳税人资格、小规模纳税人资格的单位，均可以成为本罪主体。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票资格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税务机关代开;另一种是自行开票。而自行开票的单位是必须具有一般纳税人资格，小规模纳税人如需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则需要向税务机关申请代开。

在实际经营中，挂靠经营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经营方式。即是指企业、合伙组织、个体户或者自然人与另外的一个经营主体达成挂靠协议，然后挂靠的企业、合伙组织、个体户或者自然人使用被挂靠的经营主体的名义对外从事经营活动，被挂靠方提供资质、技术、管理等方面的服务并定期向挂靠方收取一定管理费用的经营方式。其实质是，不具有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个体经营者、其他组织利用其他具有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一般纳税人的资格，为其在与对外经营中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根据2014年7月2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纳税人对外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39号)：“纳税人通过虚增增值税进项税额偷逃税款，但对外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同时符合以下情形的，不属于对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

一、纳税人向受票方纳税人销售了货物，或者提供了增值税应税劳务、应税服务;“

二、纳税人向受票方纳税人收取了所销售货物、所提供应税劳务或者应税服务的款项，或者取得了索取销售款项的凭据;“

三、纳税人按规定向受票方纳税人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相关内容，与所销售货物、所提供应税劳务或者应税服务相符，且该增值税专用发票是纳税人合法取得、并以自己名义开具的。“受票方纳税人取得的符合上述情形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可以作为增值税扣税凭证抵扣进项税额。”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对外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有关问题的公告>的解读》第二点：“以挂靠方式开展经营活动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挂靠行为如何适用本公告，需要视不同情况分别确定。第一，如果挂靠方以被挂靠方名义，向受票方纳税人销售货物、提供增值税应税劳务或者应税服务，应以被挂靠方为纳税人。被挂靠方作为货物的销售方或者应税劳务、应税服务的提供方，按照相关规定向受票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属于本公告规定的情形。第二，如果挂靠方以自己名义向受票方纳税人销售货物、提供增值税应税劳务或者应税服务，被挂靠方与此项业务无关，则应以挂靠方为纳税人。这种情况下，被挂靠方向受票方纳税人就该项业务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在本公告规定之列。”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如何认定以“挂靠”有关公司名义实施经营活动并让有关公司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的性质》征求意见的复函(法研[2015]58号)第一条规定：“挂靠方以挂靠形式向受票方实际销售货物，被挂靠方向受票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不属于刑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第二条：“行为人利用他人的名义从事经营活动，并以他人名义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即便行为人与该他人之间不存在挂靠关系，但如行为人进行了实际的经营活动，主观上并无骗取抵扣税款的故意，客观上也未造成国家增值税款损失的，不宜认定为刑法第二百零五条条规定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符合逃税罪等其他犯罪构成条件的，可以其他犯罪论处。”

因此，对于挂靠经营，符合以上情形，应认定被挂靠者是行为主体，不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来论处。

证据不足不予批准逮捕

无论是审查逮捕阶段，还是审查起诉、审判阶段，刑事诉讼活动都是以证据为中心而展开。对于检察院审查起诉的案件，若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作出不起诉决定，则必须经过两次退回补充侦查。但在审查批捕环节，则可能因“证据不符合逮捕条件”而作出不予批准逮捕决定。《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七十七条：“对拘留的犯罪嫌疑人，证据不符合逮捕条件，以及提请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侦查机关需要继续侦查，并且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可以依法取保候审。”

对于适用证据不足不予批准逮捕的决定有哪些，归纳起来有以下情形：指控犯罪的证据不充分;收集证据程序不合法，获得的证据有瑕疵;证明结论不能排除其他可能性;影响是否构罪的关键事实没有查清;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认定犯罪主观方面的证据不足等方面。具体可参见笔者《从114份个不起诉决定书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42个无罪辩点》一文。

2010年8月2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量标准》第三条对此也作了规定：“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属于‘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一)证据所证明的事实不构成犯罪的;(二)仅有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而无其他证据印证的;(三)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和无罪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重大矛盾且难以排除的;(四)共同犯罪案件中，同案犯的供述存在重大矛盾，且无其他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了共同犯罪行为的;(五)没有直接证据，而间接证据不能相互印证的;(六)证明犯罪的证据中，对于采取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依法予以排除后，其余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有犯罪事实的;(七)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犯罪主观方面要件的;(八)虽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但无证据证明犯罪事实是该犯罪嫌疑人实施的;(九)其他不能证明有犯罪事实的情形。”

另外，对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还存在两种常见的情况，检察院认为行为人有罪，作出不予批准逮捕决定后，侦查机关继续侦查，后仍然证据不足，侦查机关撤销案件或不了了之;另一种系检察院认为当事人不构成犯罪，但不以事实清楚的无罪作为不予批准逮捕的理由，而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替代性理由。但从本质上，这两种不予批准逮捕最终都会达到无罪的效果。

有罪但无逮捕必要而不予批准逮捕的四种情形

无逮捕必要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已构成犯罪的前提下，因符合某种情形，而使检察机关作出不予批准逮捕的决定。

(一)符合取保候审的条件而不予批准逮捕的情形

《刑事诉讼法》第65条对可以取保候审的情形规定如下：

1.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2.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3.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4.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取保候审的。

上述取保候审的适用情形，第4点主要是针对羁押期限的程序问题，本文讨论不予批准逮捕主要是针对前三种情况。

首先，从办案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证据出发，即根据已有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比照刑法的相关规定，若对行为人只可能判处拘役、管制或独立适用附加刑，不会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基于逮捕对人身自由限制的严厉性，适用取保候审与行为人可能面临的刑责更为匹配。

其次，第2点是行为人虽然可能面临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但基于罪名性质及案件具体情况，案件具体涉及到预备犯、中止犯、初犯、从犯、自首、立功、积极退赃、赔偿、达成谅解协议等情节，行为人社会危险性较小的考虑。

第3点主要是基于人道主义考虑。

若符合上述情形，根据《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人民检察院通常会以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的方式，而作出不予批准逮捕决定。(二)符合监视居住条件而不予批准逮捕的情形

监视居住是介于逮捕与取保候审之间的强制措施，是基于案件的具体情况，对符合逮捕条件，又不应当适用取保候审的一种折中的处理方法。根据《刑事诉讼法》第72条，对于符合逮捕条件，具备以下情形，人民检察院适用监视居住作为逮捕的替代性强制措施：

1.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2.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

3.系生活不能自理人的唯一扶养人

4.因为案件特殊情况或者办理案件的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更为适宜的;5.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的。

(三)不捕直诉

不捕直诉，是指公安机关对于轻罪的涉案行为人不经提请批捕程序，采取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措施后直接移送起诉，或者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轻罪涉案行为人作出不予批准逮捕的决定，涉案行为人被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后移送起诉的一种非羁押性诉讼活动。适用不捕直诉的案件，必须符合不捕直诉的适用条件。第一，必须犯罪事实清楚，对事实没有争议，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无争议。其中，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证据确实、充分是指：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第二，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单处罚金。第三，犯罪嫌疑人承认实施了被指控的犯罪，能够及时到案，采取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

在适用“不捕直诉”的情形下，很多当事人甚至是律师，在办案机关对当事人取保候审后，其往往认为已经“无罪”，误以为“释放证明书”即是办案机关认为其无罪的证明文件，在取保后没有继续进行有效的辩护。当然，司法实务中存在办案机关认为无罪而取保的情况，也有办案机关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在取保后对案件不了了之的情况。对于上述两种情形，不予批准逮捕与取保候审，从形式上确实有类似无罪的效果。但对于当事人和律师，更应审慎的对待取保候审，防止办案机关认为当事人有罪，却仍作出不予批准逮捕决定。实务中，甚至存在未被批捕的当事人，后法院对其作出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判决的案例。

本文特别点出“不捕直诉”的情形，既是提醒当事人，亦是提醒辩护律师，取保候审不代表无罪，简单的概念却往往被忽视，在此特别强调取保后切不可“掉以轻心”。

(四)罪行较轻，且没有其他重大犯罪嫌疑具有相关情形的不予批准逮捕

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一百四十四条：“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行较轻，且没有其他重大犯罪嫌疑，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可以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或者不予逮捕：

(一)属于预备犯、中止犯，或者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的;(二)主观恶性较小的初犯，共同犯罪中的从犯、胁从犯，犯罪后自首、有立功表现或者积极退赃、赔偿损失、确有悔罪表现的;(三)过失犯罪的犯罪嫌疑人，犯罪后有悔罪表现，有效控制损失或者积极赔偿损失的;(四)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双方根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达成和解协议，经审查，认为和解系自愿、合法且已经履行或者提供担保的;(五)犯罪嫌疑人系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或者在校学生，本人有悔罪表现，其家庭、学校或者所在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具备监护、帮教条件的。

刑事拘留不是逮捕的必经程序

在通常的刑事案件程序中，涉案行为人先是被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刑事拘留，然后提请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但是需要辩护律师特别注意的是，涉案行为人在呈捕以前的状态，未必一定是刑事拘留。也有可能是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甚至可能是自由状态。

第一种情况，涉案行为人不符合刑事拘留必须同时具备的两个条件(现行犯或重大嫌疑分子、具有法定的紧急情形)，未被刑事拘留，但公安机关直接向人民检察院提醒批准逮捕，而人民检察院作出了批准逮捕的决定。这种情况，对辩护律师的无罪辩护考验很大。因为涉案行为人如果最后被定为无罪，批准逮捕即属于错捕，需要承担国家赔偿责任的是人民检察院，而非公安机关。因此人民检察院被公安机关拖下水后，其作出不起诉决定的难度也增加了。

第二种情况，在前述不捕直诉的情形下，涉案行为人未予逮捕，处于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甚至自由状态中，但被人民检察院直接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认为符合逮捕条件应予逮捕的，也可以决定逮捕。

刑事拘留不是逮捕的必经程序，不是逮捕的前置条件。因此，辩护律师且不可掉以轻心，误以为未被刑事拘留就不可能被批准逮捕，不可能被判处实刑，一定要做好充分的辩护准备。

撰写于2018年1月29日

【关键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辩护律师 税务犯罪辩护律师 不予批准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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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实务问题研究

论文编码：XZ2014200382

涉税犯罪结课论文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实务问题研究

论 文 作 者：

专业（方向）：

年 级：

学 号：

指 导 教 师：

完 成 日 期： 2017年1月1 日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实务问题研究

摘要: 对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认定为行为犯，而不限制解释主观目的，更符合中国的客观实际。对此类犯罪一般按个人犯罪处理，在搜集证据方面按资金流、票据流、货物流的标准进行。对于没有经营行为的开票公司，在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中，虚开数额标准的确定应将虚开的进项与销项相加计算，在量刑时要多种因素考量，适当限制缓刑。

关键词: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主体;证据标准;数额认定

前言

税收是中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占到国家财政收入的95%以上。1994年1月1日，中国实行了新的税制，增值税专用发票可以用于出口退税、抵扣税款，使一些人为了经济利益而将犯罪目标转移到利用增值税专用发票来侵吞国家税款的犯罪活动上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逐渐成了新的犯罪热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因票面无法反映真实的商业业务内容而形成自己的虚假链条，人为地切断了国家应征增值税的税额，该种犯罪除直接危害中国税收管理体制、严重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外，还导致国家税收的减少，危害到国家财政收入，破坏了市场资源配置机制;同时虚开行为还易诱发其他犯罪，所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应该成为打击的重点。

一、虚开增值税犯罪产生的原因

（一）中国税收体制的差异，诱发此类犯罪。

中国纳税人有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之分。只有一般纳税人才能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按增值额17%缴纳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没有领购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资格，小规模纳税人销售货物或提供应税劳务时，不能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小规模纳税人可以请税务机关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但只能按销售额全额的4%（商业）或 6%（工业）缴纳增值税。这种税收体制上的差异，一些购货方因无法取得进项增值税发票，不能抵扣进项税，而拒绝与小规模纳税人交易。为了获得商业利润，一些小规模纳税人铤而走险，在交易后购买增值税发票或找人代开增值税发票，从而产生了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

（二）高额利益的驱使

因不是所有顾客都开具发票而使一些单位剩余了进销项发票，社会上一些不法分子把目光转到进销项发票的购买和卖出上，成立专门的开票公司，以票面价格加价 3%—17% 不等买入、卖出发票，从中赚取高额利润或手续费。

（三）其他原因

还有一些公司、企事业单位为了维持自己的一般纳税人资格而进行“对开”（两个单位之间互开）或“环开”（几个单位之间循环开形成一个环状链条）增值税发票来增加销售业绩和营业额;还有一些单位、个人因报销制度等原因，对所购买的物品在开具发票时，进行了种类、数量、金额的变更;还有一些行为人因不是某些大型企业的专属购销商而挂靠某单位，由其“代开”增值税发票等等。

二、虚开增值税发票罪是否需要特定目的

关于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理论上有行为犯、目的犯、危险犯的争论。行为犯是指只要行为人实施了虚开增值税发票的行为就构成本罪。而刑法理论上的目的犯，是指以一定目的作为主观构成要件的犯罪。从目的犯概念的功能来看，其功能意义在于，强调犯罪的成立必须具备特定的犯罪目的;如果不具备该特定目的，行为的侵害尚未达到追究刑事责任的程度，这种情况下特定目的具有了区分罪与非罪的功能;或者具备这种目的的行为反映出对法益的侵害程度，从而具有区分此罪与彼罪的功能。对于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故意中是否需要特定目的，产生肯定说、否定说的争论。肯定说认为：（1）本罪具有牟取非法利益的目的；（2）本罪是非法定目的犯；（3）刑法第205条虽然没有明确目的要件，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作为危害税收征管罪中的一种，根据立法原意，应当具备偷骗税款等牟取非法利益的目的；（4）行为犯和目的犯并非一对逻辑上的全异关系的概念，而是属于交叉关系，本罪既是行为犯，也是目的犯，侵犯国家税收征管制度的客体要求客观上决定了该罪的目的犯性质。否定说认为：（1）法律上并未规定“以营利为目的”是本罪在主观方面的必备要件，以其他目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也构成本罪；（2）不论有无骗税或偷税故意、是否实际造成国家税款的实际损失，构成犯罪的，均应依照刑法第205条的规定定罪处罚。依据中国传统刑法理论，犯罪目的只存在于直接故意中，间接故意中不存在犯罪目的，但是行为人追求的目的和放任的结果内容不同不具有同一性时，二者可以同时存在于行为人的主观心理中，如对可能造成偷骗国家税款的危害后果持放任态度的虚开或介绍虚开行为，行为人主观上追求的是为了获取所谓“开票费”“好处费”“介绍费”或其他利益，但对于其他人可能持其虚开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去偷骗税款的可能性是明知的，出于牟利目的而放任这种危害结果的发生。此类行为属于抵扣或骗取税款的上游行为，社会危害严重，为预防之后的偷骗税款犯罪的发生，有必要予以重刑惩治 因而“本罪属于抽象的危险犯”。

通过对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产生的原因分析可以看出，在司法实践中有些虚开增值税发票的行为人并不是以逃税或骗税或以获得高额利润为目的，虽然这些人主观上没有特定目的，但其实施的虚开行为，在中国税收流转的某个环节必定会造成税款的流失，此类行为破坏了中国的税收制度，具有社会危害性，应该打击。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也对无骗税逃税故意，没有造成国家税款损失的虚开行为明确答复应按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处理，因此，对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认定为行为犯，而不限制解释主观目的，更符合中国的客观实际也有利于司法实践的操作。

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量刑标准研究

（一）法律规定的量刑标准

（1）虚开税款1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或者虚开发票致使国家税款被骗取5000元以上不满5万元，属于“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刑罚标准。（2）虚开税款10万元以上不满50万元;因虚开发票致使国家税款被骗取5万元以上不满30万元;或者曾因虚开发票受过处罚的，属于“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刑罚标准。（3）虚开税款50万元以上不满100万元，属于“数额巨大”标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一是因虚开发票致使国家税款被骗取30万元以上的;二是虚开的税款数额已达到前款规定的 80%以上并有其他严重情节;三是具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属于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刑罚标准。(4)虚开税款100万元以上，属于“数额特别巨大”的起点标准。造成国家税款损失 50万元以上并且在侦查终结前仍无法追回的，属于“给国家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属无期以上刑罚标准。《刑法修正案

（八）》已经将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的死刑取消。

（二）常见量刑情节的调节

根据最高法关于常见量刑情节的指导意见，结合虚开增值税发票案本身的特点，笔者认为对此类型案件的量刑情节应主要考虑以下几方面:（1）自首是法定从轻情节，可根据案情综合考虑投案的动机、时间、方式及如实供述等，可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但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自首一般情况下是在公安机关发现线索，调查公司账目或同案犯被侦查的情况下投案的，缺少真正的主动性，所以建议一般应在减少20%以下计算；（2）坦白和当庭自愿认罪的，可减少基准刑的 10% 以下，但已经认定为自首的不应再考虑此情节；（3）对于立功情节可考虑立功的大小、来源等确定幅度，一般立功的，可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重大立功的可减少基准刑的20%—50%;（4）主动补缴全部税款及接受税务机关处罚的，该行为能够体现犯罪人的悔罪态度，可减少基准刑的 20%—30%。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是经济型犯罪，应判处罚金予以惩戒，如犯罪人能够缴纳全部罚金的，可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5）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在发案时有的受票人正在向税务机关申报抵扣税款，在认证阶段还没有领取退税款，此环节应认定为骗取国家税款的未遂;或者受票人只虚开了增值税发票没有进行申报和抵扣的，根据情节轻重，可减少其基准刑的40%以下；（6）对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从犯，可根据情节减少基准刑的20%—50% ；（7）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是指不如实开具发票的行为，实践中有的经营者确有真实交易，却虚开了经营活动的项目、数量、单价等，并没有反映出双方交易的真实情况，考虑此类情形的社会危害性大小可根据情节减少基准刑的50%以下，情节轻微的可不按犯罪处理；（8）对于在实践中增值税发票持有人在他人有商品交易，应他人请求，根据他人的商品交易额为他人如实代开增值税发票的，此行为表面上虽不会造成国家税款流失，却已扰乱了税收管理秩序，对此类情形可根据情节减少基准刑的50%以下。一个案件中具有多个量刑情节的，在综合考量全案的基础上减少处罚时不得高于应判刑罚的70%。

关于缓刑的限制，现在很多法院为了收缴罚金，对能缴纳罚金的虚开税款犯罪人从轻处罚，多判缓刑，但此种犯罪以前在刑罚设置上是死刑的重刑犯罪，虽然《刑法修正案

（八）》将死刑取消，但数额的规定没有改变，因此不应一律从宽处罚。

结束语

笔者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的案件判决情况，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税款数额50万以上或使国家税款被骗数额30万元以上的，法定刑为十年，即使具备全部从轻情节，减少应判刑罚的70%，一般也不应再从轻适用缓刑;曾因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被行政处罚过又进行虚开增值税发票的，其主观恶性较深，一般也不宜再适用缓刑。

参考文献: [1]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 法律出版社，2013: 646．

[2]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五庭.中国刑事审判指导案例2{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257．

第五篇：虚开增值税发票罪二审辩护词

虚开增值税发票罪二审辩护词(2)

当企业与宝钢签订合同后，被告人收购铁精粉的个体户又没有增值税发票时，当被告人刘**感觉到如果不找发票抵扣税款，就比法律规定的多交了税款，感到很不公平。在有人能提供增值税发票时，被告人杨立新只想让企业不多交税，而不是偷逃国家税款。其让人为自己代开增值税发票，完全存在具体的业务即铁精粉的购销事实，只是实际送货的与开发票的不是一个主体。被告人刘**的行为实际上是让人代开增值税发票，来顶替没发票购买的货物。此行为是国家税务法规规定和实际脱离造成的。望二审法官考虑：被告人刘**所在公司有很多购买的货物没能开具增值税发票，实

际比国家法律规定多交了很多税款，而无法主张权利。

二、一审法院在计算国家税款被骗83万元，没有将实际购买铁精粉应抵扣的税款扣除，计算错误，事实不清。两公司共购买了多少铁精粉并供应给宝钢，应开而没开的发票分别应抵扣多少税款，公平交税应交纳的税款是多少，这些事实都不清楚。两公司将铁精粉销售给宝钢，仅卷内材料就有开给宝钢有211张增值税发票，每张平均销项含税金额为9万元多，如果按7万元(可能比此还高)计算进项税价，应抵扣税款7*211*13%=192.01万元。而税务机关认定的是两公司共收到铁精粉增值税发票抵扣税款为83多万元，此税款远远达不到如果开发票实际应抵扣税款192.01万元。因此，按公平交税，分别粗略计算，两公司根本没有骗取税款,更没有骗取税款达到30万元以上，税款的合计也没有达到30万元。被告人杨立新作为两边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量刑情节并不严重。一审判决不应适用抵扣税款30万元以上的情节特别严重的标准。一审判决对本案抵扣国家税款简单地按照两公司从税务机关取得税款合计计算，已包括两公司多交的税款。此种计算方法不符合事实情况，也是非常不公平，更违背了纳税人公平纳税的权利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三、本案属于单位犯罪。犯罪的主体应为公司，被告人刘**的行为应为公司的职务行为。本案作为被告人的应是两公司，被告人刘**只是作为负责人或经办人而构成犯罪。被告人刘**于2002年3月和2001年11月，先后注册成立了上海**商贸有限公司和上海**发展有限公司，并分别成为二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经营负责人。被告人刘**成立公司和经营公司的目的不是为了虚开增值税发票，公司所有的业务都是正常的货物买卖。公司成立前，被告人刘**并没有进行虚开增值税发票的预谋。因企业收购铁精粉的个体户都没有增值税发票时，被告人刘**只是偶然两次让人代开增值税发票，以顶替没有增值税发票的个体户送来的铁精粉。被告人刘**是在工作中让人代开增值税发票的行为，占公司业务极少部分，其中出资的是公司，公司财务人员也都参加，目的是为了公司的利益，抵扣的税款也由公司所得。被告人刘**的行为应为公司职务行为。本案中被告人刘**的行为应与专门为虚开发票而设立公司不同，也与自然人虚构企业虚开增值税发票不同。同时，税务机关的处罚决定书也均对其公司进行处罚。

因此，本案犯罪的主体应是两公司，被告人刘**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只承担法律规定的责任。公诉机关以所开公司类似个人公司为由只起诉个人，既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证据证明。一审法院对此没有查明。

四，被告人刘**没有认识到虚开增值税发票的严重性，主观恶性较小，且是初犯，社会危害性较小，认罪态度好，积极退回了全部税款，没有造成国家税款的流失，应从轻处理。被告人刘**和其所在的公司都不是专门从事虚开增值税发票的，本身有着正常的经营业务。只因被告人对法律政策的不精通、不熟悉，对公司财务管理不严格、不规范，造成触犯法律结果。在明白自己的行为后，被告人刘**积极配合办案机关，主动交待问题，对此，希望合议庭酌情考虑从轻处理。

辩护词

（二）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刘海川律师受被告人委托，并且经山东盈德律师事务所指派，担任被告人刘**的二审辩护人，经过查阅卷宗和会见被告人，通过刚才的庭审调查。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起诉的事实不清，计算抵扣税款有误，适用法律不当，量刑过重。现就此发表具体辩护意见以下：

一、国家税法关于增值税的规定，与生产实际相脱离，造成企业间纳税不平等。企业为了公平纳税，产生代开发票的行为，法院审理应考虑到当前国家税务法律政策的这方面因素是产生本案一个重要原因，应当按照实际情况公平、从轻处理被告人刘**。

关于增值税的有关法律规定：一般纳税人，销售货物需要开具增值税发票，购买原材料需要供货方提供增值税发票，用于抵扣税款，税率17%或13%。企业交税只是交纳生产货物增值部分的17%或13%税款，即销项税额减去进项税额的差额。企业按照生产过程分上游企业和下游企业。下游企业为上游企业提供原材料。小规模纳税人不能开具增值税发票，按照货物销售价格的税率6%交税。小规模纳税人因无法开具增值税发票就不能给一般纳税人供货，此规定阻碍了市场流通，与国家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相符。市场经济需要物品的充分流通，国家法律法规应促进商品的充分流通，才能促进市场的繁荣，经济的发展，而不是阻碍经济的发展。企业间的竞争，迫使有的一般纳税人不得不购进无增值税发票企业或个体户的货物，由此产生购进货物无法抵扣税款的情况，致使有此情况的一般纳税人必然要承担这部分货物总价款的17%或13%的高额税率，远远多于法律规定的6%或增值部分的17%的税负，实际上比法律规定的多交了很多税款，很明显造成企业间税负的很不公平。这些都是税务法律政策规定不符合实际和不完善造成的。本律师咨询了税务机关，税务机关都表示认可，但也没有办法。一审法院没有考虑这些实际情况。

本案被告人刘**所在企业为一般纳税人，税率为13%。经营货物品种很多。在大量业务中，凡是供货企业能够提供增值税的货物，都没有虚开增值税发票，都是据实接受发票，照章纳税。在公司经营过程中，被告人刘**并没有故意虚开增值税发票来偷税的主观故意。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我作为本案被告人李军成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没有异议，现根据事实和法律，为其作罪轻辩护：

一、本案中，国家税款实际损失不能认定，不属于情节特别严重（抵扣的200多万元不是国家税款的损失数额）。《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增值税。”在生产经营活动中，销货方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应纳税额为当期销项税额抵扣当期进项税额后的余额。购货方购进货物或接受应税劳务，所支付或负担的增值税额为进项税额，准予从销项税额中扣除。从该规定中可以看出，只有发生实际的经营活动，才产生向国家缴纳增值税的问题，也即只有当行为人有实际的经营活动，而用虚开的增值税发票进行抵扣的时候，才会出现国家税款损失的情况。如果开票方和受票方都没有实际经营活动，那么双方均没有向国家缴纳增值税的义务，这种情况下，即使利用虚开的增值税发票进行了抵扣，也不会出现国家税款损失的情况。结合本案，被告人李军成在与安阳方面的三家公司即受票方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为其虚开增值税发票，受票方作为进项进行了抵扣。如果受票方与第三方有真实的货物交易，向第三方开具了真实有效的销项，那么受票方用李军成虚开的增值税发票进行抵扣，属于不应当抵扣而进行抵扣，无疑会造成国家税款的损失。但如果受票方与第三方没有真实的货物交易，向第三方开

具的销项增值税发票不是真实有效的，那么受票方用被告人为其虚开的进项税额抵扣自己的虚假销项，即受票方“以虚抵虚”，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存在国家税款损失的问题。从安阳方面侦办孟庆林和吴现平案件的笔录中可以看出，接受李军成虚开发票的三家公司，对外都没有实际的销售，这样，这三家公司向第三方开出的销项也属于虚开，其以李军成虚开的进项抵扣虚开的销项，就是 “以虚抵虚”。所以，被告人开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虽被抵扣，但鉴于上述分析，并不能将受票方的抵扣数额认定为国家税款的实际损失，自然也不属于情节特别严重。

二、安阳及其他方面的税款已经追缴或者正在追缴，与本案有关联的其他案件的损失已经减少或者将会减少。鉴于增值税这一税种的流转性，几乎所有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都形成“连环案”，本案也不例外，从2009年11月5日的《安阳日报》可以看出，安阳方面及其他涉案单位的税款已追缴4000多万元，并且辩护人从安阳市检察院公诉处了解到，安阳接受李军成虚开的三家公司的案件正在审理中，包括其他涉案单位的税款也正在追缴中。综合这些情况，国家税款损失总体上减少。

三、被告人从学校毕业后想努力创业，开办公司，也进行了一段实际生产经营，纳税额达30多万元，在纳税方面有力所能及的贡献，这一情况也请合议庭在量刑时考虑。

四、被告人系初犯，无前科，归案后如实坦白，悔罪态度较好。被告人法律意识淡薄，一时糊涂，误入歧途。案发后深感痛苦，追悔莫及。归案至今，如实坦白，确认证据，没有避重就轻、推卸责任之情形，愿意接受法律的审判，悔罪态度较好。

综上所述，本案中国家税款实际损失不能认定，不属于情节特别严重（抵扣的200多万元不是国家税款的损失数额），与本案有关联的其他案件的损失已经减少或者将会减少，被告人李军成实际纳税30多万元，并且系初犯，无前科，归案后如实坦白，悔罪态度较好，故恳请法院对被告人从轻、减轻处罚。以上意见，请合议庭予以充分考虑。

辩 护 词

审判长、审判员：

我今天依法出庭为被告单位北京首科软件及系统集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为被告公司）辩护。针对今天庭审查证的事实，依据我国的刑事法律，提出被告公司的行为不宜按犯罪处理的辩护意见。

从对公司的业务和财务人员的调查及目前帐目情况看，不存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及为此而得利5万元的问题。被告公司之所以成为被告，是基于其经营负责人张某的行为而涉案。因此，被告张某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直接确定被告公司是否也构成犯罪。

据庭审查证的事实，辩护人提出三点辩护意见：一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目的是为了财务平帐，不具有抵扣税款的直接犯罪故意；二是指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证据不足；三是被告单位非法收入5万元的依据不当。下面，阐述如下：

一、被告没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主观故意。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是直接故意犯罪，其主观故意的内容就是为了抵扣税款。其社会危害性就是危害国家的税收。因此，不是以抵扣税款为目的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具有犯罪的主观故意，不宜以犯罪论处。本案中，公诉人指控的是因套取现金为财务平账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直接故意内容非常清楚和特定，具有唯一性，显然不具有抵扣税款的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故无犯罪的主观故意。

现代企业管理，应建立一套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建立按劳取酬和适应于竞争与生存的财务管理制度。而现有的一些企业的管理模式不适应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为奖勤职工和业务的需要，利用各种方式提取现金，本质上不属违法行为，而是应由内部进行调整的违规行为。本案中，签定假合同，并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方式平帐，是提取现金必然产生的后果：产品的流通中购

销发票，只能是增值税专用发票，只要用发票平帐，就不得不用增值税专用发票。为此而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没有造成税收的损失，在司法实践中，经多年的争论，已达成共识，不按犯罪处理。

二、不能认定为被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特点是不存在货物交易而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否存在货物交易，是判定是否虚开的关键。本案中的事实是：合同已签，货款已付，货未交，货款也未退，张伟说是假合同，经纬公司认为是真合同，因房屋装修和纪委查案导致未能履行交货义务。上述事实说明：结果没出来，即要么履行交货义务，要么退款。没有结果，就不能定案，不能确定为不存在货物交易，而是存在货物交易的可能性，即存在不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可能性。据辩护人了解，此合同中，已履行义务的权利方并没放弃而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因此，增值税专用发票不能确定为虚开。对证据的证明效力，辩护人认为应按证明的原则，进行分析判断，而不能运用推定的方式。显然，指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是推定为不存在货物交易，而没有证据证明不存在货物交易。对张某的供述，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分析：在与经纬公司所签定的几千万的交易合同中，经纬公司并未确定用031012号合同不履行了而是用来提现金，张某自己认为不履行了，不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认为，一旦经纬公司要求履行，张某无权决定不履行。因此，张某的口供只能反映出个人的意思，不能确定案情的真实情况。

三、控被告单位非法收入5万元的依据不当。

被告张某称按10%留取费用，经纬公司的负责人承认按7%留取费用，事实上55万的款均在被告处。即使指控所称的按百分比留取费用，也未确定此费用的真正含义，事实上，这个费用就是被告单位开发票时先行支付的税款，并不是被告单位的非法收入。因此，指控被告单位非法收入5万元的依据不当。

以上意见，请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