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儿童营养不良问题深度调查[精选]

第一篇：农村儿童营养不良问题深度调查[精选]

农村儿童营养不良问题深度调查

农村义务教育在“两免一补”等政策的落实中已大为改善，但仍存在一些让人忧心的问题，农村孩子的营养不良就是其中之一。

因为营养不良，10来岁的孩子还像个小不点

“10来岁的孩子看起来还像个小不点，显然是营养不良。”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炭山乡蹲点的广东深圳市机关干部常淑安深有感触地说，她的孩子每天都要吃肉、蛋、奶，而她房东家孩子的早餐竟然是一颗撒了盐的煮马铃薯。

山大沟深、多旱少雨的宁夏南部山区是我国最为贫困的地区之一，这里农村青少年饮食单

一、营养不良问题较为普遍。2010年，当地靠天吃饭的农民年人均收入刚刚超过3000元，用于孩子营养投资的钱捉襟见肘。每天在山路上来回奔波的孩子们，吃的早饭、午饭只是几块馍馍，寄宿的学生则日复一日重复着面条、面片搭配土豆丝、土豆块的生活。

海原县教育局副局长王宗龙说，由于摄入营养不足，不少农村中小学都出现了“第四节课”现象：饿着肚子的学生到了临近中午的第四节课时明显乏力，注意力不集中。

半月谈记者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都安瑶族自治县等部分贫困县了解到，一些住校的农村孩子日复一日吃无菜无肉的黄豆蒸米饭，有的一吃就是数年！根据我国“两免一补”政策，义务教育阶段农村贫困寄宿制学校学生可获得生活补助，2010年的新标准是小学每生每年750元，中学生每生每年1000元。

然而，当前广西使用最广泛的生活补助发放方式是以现金或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发放到学生或家长手中。家庭的贫困和成年人对儿童营养的忽视，导致多数家长将学生“补助款”变成了家庭“扶贫款”，学生并未真正获益。

2010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先后在青海、云南、广西和宁夏等西部地区开展调查，发现贫困农村学生营养不良、身体发育迟缓问题比较普遍。该基金会秘书长卢迈说：“营养不良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将伴随人的一生，具有不可逆性，如果不及时加以干预，损失是未来难以弥补的。”

营养干预工程，从免费提供一个鸡蛋到一顿免费午餐

农村贫困学生营养不良，既与经济状况有关，也与家长不重视、没有养成营养搭配的进餐习惯有关。海原县县长马新民说：“营养不良看似一家一户的个别话题，政府其实也责无旁贷，应当积极干预。”

实际上，政府正在加大对贫困山区青少年营养不良问题的干预力度，2010年制定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已提出“启动民族地区、贫困地区农村小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另一方面，各级财政不断加大对农村经济困难寄宿学生的补助力度，提高补助标准。据统计，2010年，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农村经济困难寄宿生的生活费补助支出总额已超过100亿元，覆盖了1228万贫困寄宿生。

目前政府干预贫困地区农村青少年营养不良问题，主要采取兴建食堂、发放补贴的模式；一些地方则探索直接补物的模式，如宁夏为农村学生每天免费提供一个熟鸡蛋的“鸡蛋工程”、陕西的“蛋奶工程”、广西柳北三县的“免费午餐”项目等。

3月30日，半月谈记者来到广西扶贫开发重点县融安县大坡乡大坡小学。正逢下课时间，学生们争先恐后到学校食堂领取有肉有菜的午餐，而这午餐是免费的。“能吃多少吃多少，管饱。”校长刘泽良说。

从2008年秋季学期开始，广西柳州市对融水苗族自治县、三江侗族自治县、融安县3个贫困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实施免费午餐制度，属于农业户口的学生可享受这一政策，免费午餐的伙食标准为每个学生每餐2元。项目实施以来，柳州市共投入9889.6万元，每年让10万多名学生受益。

免费午餐有助于学生体质健康发育。“两年来，学生肠道炎、胃病少了，特别是以前学生多患的败血症也基本消除。由于体质强健，学生成绩也提高很快。”融水县四荣乡四合小学校长罗燕花说。柳州市教育局局长撒忠民告诉半月谈记者，免费午餐制度最直接的成效体现在减轻贫困学生家庭经济负担，对降低辍学率起到积极作用。

实物、资金补助未能治本，全方位营养干预体系亟待建立

一些专家认为，政府为解决贫困地区农村学生营养不良问题破了题，但还需多方努力解决目前营养工程中存在的问题：

以实物补助形式为主的各种营养工程面临食品安全监管等问题。极端的例子是，2010年4月，陕西省汉中市200余名学生因“蛋奶工程”配发的早餐奶变质出现食物中毒症状。

不少营养工程存在营养“单一化”的不足。半月谈记者在宁夏海原县九彩乡了解到，一些吃鸡蛋过敏的学生将鸡蛋转送给其他同学，或包在纸里带回家中。在固原市原州区头营镇，有些学生吃了一学期的鸡蛋，已经腻味，学校为此采取“鸡蛋换饼子”的做法予以变通。

卢迈认为，像“鸡蛋工程”等实物形式的营养餐有利于实施和监管，但口味较为单一，而且鸡蛋补充的也只是蛋白质，学生的健康成长还需要维生素、热量、微量元素等多种成分。

相关硬件配套和体制机制不完善，是影响政府干预营养不良问题的一个瓶颈。宁夏海原县李旺镇教委副主任穆风虎说，宁夏“鸡蛋工程”看似简单，但偏远的学校怎么采购鸡蛋、没有食堂的学校怎么煮鸡蛋，这些细节问题都会影响实际效果。目前，营养干预多以项目形式开展，以学校为载体的营养干预长效机制还没有建立。

卢迈建议，应尽快把改善贫困地区学生营养问题纳入公共政策范围，通过政府主导、立法保障、多部门协作，普及推广营养知识，增加补助金额，不断完善相关立法和政策安排，建立国家层面的学校供餐机制，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孩子的营养不良问题。

第二篇：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调查

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调查

1.亲情的流失。

由于父母长期在外，使得孩子从小就缺乏父母的关爱，孩子在心灵上

下的是难以抚平的伤口。我有一个学生叫杨小达，父母在他4岁时就到浙江打工，父亲每年春节回来一次，母亲是杨小达长到12岁，回来建房才见面的，而此时儿子就不认母亲了，他的母亲找到我，要我与杨小达好好谈谈，叫她一声妈妈。当我问杨小达为什么不叫自己的妈妈，爸爸妈妈外出打工是为了什么？杨小达流着眼泪说，是房子重要还是自己的孩子重要?我已经对妈妈一点印象的没有了，我开不了口。虽然像杨小达这样的是少数，但可以看出留守儿童对父母关爱的渴望，在亲情流失的情况下，他们表现出来的是自卑，沉默寡言，厌学，甚至厌世。

2.情感上的代沟:

由于留守儿童都是与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爷爷奶奶对他们只能是溺爱，虽然也是亲人，但始终不能与父母亲的关爱相提并论，大部分爷爷奶奶只能是看住人在，而根本不能从情感上去关心。爷爷奶奶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与自己的孙子存在着很大的区别，这也就造成了交流上的障碍，情感上的代沟，是留守儿童不能开心﹑活泼的主要因素。

3.家庭教育的缺失。

在和留守儿童生活一起的爷爷奶奶，他们都是上世纪五十﹑六十年代出生的，由于历史原因，他们的文化水平都不高，甚至有些只能认识一些常用的字，不能写。所以，根本不能去辅导这些留守儿童的学习，这也是导致留守儿童学习成绩差的主要原因。

4.生活状况堪忧。

在调查和家访过程中，了解到80℅以上的家庭，都没有或没能长期给留守儿童做早餐，相当多的家庭都是给孩子一点钱，让他们自己买零食吃，由于条件原因，他们买的大都是“三无”食品，在教学中，老师常常都会碰到由于吃零食而生病的学生，虽然老师们多次在开家长会时，都在强调家长要给孩子做早餐，不要在外面买零食当做早餐。但是，在农村，农忙季节时，爷爷奶奶要忙做农活，根本无暇照顾，更因为经济问题，给孩子的钱最多是两角到五角钱，只能买诸如“牛筋条”之类的食品。很多家庭对孩子的生活，只能是管饱，谈不上营养。

5.网络的侵蚀。

现在由于一些黑网吧的存在，使得一些孩子常常进入网吧，特别是留守儿童，由于爷爷奶奶无力监护，使得他们更有时间进入网吧，时间久了，难以扭转。特别是在寒暑假，部分留守儿童常常都是在网吧里度过。

6.对未来没有正确的理想。

在调查中发现，有近三分之一的留守儿童没有正确的理想，在他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是无所无谓，对未来缺乏正确的理想，这是令一个教师最为痛心之处。

第三篇：(深度调查)《面子问题》

面子问题

本报记者 李斐然 《 中国青年报 》（2014年05月21日 12 版）

南京大学一间教室里，某金融机构办的“中高层干部卓越领导力提升特训班”正在上课。初夏午后，社会学教授翟学伟站在讲台前，台下学员有的趴在桌上，有的低头看手机。

“我先提醒你们，我要讲的内容，你们平时上课听不到，但天天都得打交道。大家都知道，如果想在中国过得好，你必须会搞关系，而我的主要研究方向，就是中国人的关系。”只这一句话，所有人齐刷刷抬起头。穿着白衬衣、戴浅色边眼镜的翟学伟，用掺杂着地方口音的普通话继续慢条斯理地说：“我今天这堂课，主要讲讲关系里的面子问题。”

专业地说，翟学伟进行的是“中国本土化社会科学研究”，他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关系”——一个被他称为“中国社会运作的核心概念”的术语——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人情、面子和权力运作。

在这个领域，54岁的翟学伟已经研究了20多年。他写论文探讨“中国官僚作风背后的面子运作问题”，带着博士生做“关系运作模式”的课题，还参加学术研讨会，跟来自台湾、香港乃至美国、日本的学者一起讨论“中国人的面子问题”。作为南京大学教授，他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我国社会信用制度研究”的首席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关系不是哪个社会科学家的重大发现，而是每一个中国人心知肚明的行事规则。在这片土地上，每个人都常识般地知道，很多事可以让位给关系来运作。如何将这种现象理论性地建构与叙述，以便有效地解释中国人和中国社会，至关重要。”翟学伟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不过，在中国，关系研究得好不好，不是由几个相关领域的社会学家来判断的，而该由每一个普通中国人来评说。”

“从书本里得到的研究成果跟自己的生活没有关系，搞得学者对明摆着的事情说不清楚，说清楚的事情又很少与中国现象沾边”

在翟学伟的研究里，他访问跟着亲戚出门打工的农民工，研究想找老师说情修改成绩的学生，就连陪家人住院做手术，都成了他收集素材的好机会。

他把相关的人按社会学研究的方法编号，医生、护士、病人形成关系网，连来看望病人的访客都一一编码成ABCDE，画出关系图，分析相互之间的人情关系，以推导出为什么A要给B送红包，C要来看望D。

他甚至还在手术之后，对病人进行郑重其事的访谈，以田野调查的方法向其提问：“你当时已经开过刀了，为什么还想补送红包？”

在研究大量关系案例后，他得出的结论是：西方人的人际交换往往具有等值倾向，以清算、等价、不欠和公平为原则，具有理性的特点；中国人的人情交换与之相反，安土重迁和血缘关系导致了人际交往的长期性和连续性，因此算账、清账都是不通人情的表现。人情应该是算不清、欠不完的，这样才能旷日持久地延续下去。所以，中国人的人情策略是在关系网络中维持动态平衡，否则就要“丢了脸”，或者“没给面子”。

求学期间，翟学伟并不像现在这么热衷本土化研究。那时候，像许多人一样，他热衷使用西方社会学范式，读西方社会学经典论述，“如果说话的时候不提到西方理论，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研究生”。

临近研究生毕业时，他偶然读到了一份台湾学者杨国枢的演讲稿，印在类似超市导购小册子的油墨纸上。那是上世纪80年代，这位社会学家提出了一个观点：我们的研究对象虽然是中国社会与中国人，可是我们所采用的理论与方法却几乎全是西方的或是西方式的。这导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是中国人；而在从事研究工作中，我们却变成了西方人。

“这样一来，从书本里得到的研究成果跟自己的生活没有关系，搞得学者对明摆着的事情说不清楚，说清楚的事情又很少与中国现象沾边。”翟学伟说，看完那篇演讲稿，他就下 定决心，找一个最本土的中国现象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而最合适的主题，莫过于“关系”。

那时候，台湾学者黄光国已经就这一话题展开了研究，出版了一本叫做《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的书。但由于这本书是台湾人写的，标题里又有“权力游戏”这样的字眼，翟学伟一直跑到出版社仅对内部人员开放的“港台禁书”书架才找到它。托了朋友的朋友的关系，他才买到了这本研究“中国人的关系”的书。

有了本土化这个崭新的研究视角，翟学伟发现，中国何止是“世事洞明皆学问”，简直举手投足间都是能拿来做社会学分析的案例。他站在马路上听人吵架，坐在公交车上听人聊天，就连坐在书房看武侠小说，读出来的都是面子问题——但凡江湖有危难，面子都会发挥重要作用。比如金庸笔下的大侠，总会败给小混混说的一句“你杀了我如何在江湖上立足”，因为大侠们似乎都很顾忌面子。

翟学伟的办公室里塞满了被他拿来做案例的书，从钱钟书的《围城》到官场小说《二号首长》，还有《丑陋的中国人》、《丑陋的韩国人》以及《中国人·韩国人·日本人》，每一本书都让他读出了“关系”。

比如他读项羽败北临江自刎，临死之前留下传世名言“无颜面对江东父老”,这句话启发了这位研究面子的教授：原来项羽是因为觉得没面子才自杀的，不成功就不能回家。

在“领导力特训班”的课堂上讲到这些“读书心得”，翟学伟半开玩笑地总结道：“所以啊，中国从古至今死了那么多仁人志士，十有八九都是没有搞好面子问题。”

“人人都在争先恐后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你这研究的是什么东西？！”

虽然一天到晚研究中国人的关系，可翟学伟却评价自己是个“搞关系的失败者”。在讲台上的他谈笑风生，但走下讲台却显得沉默，不爱主动跟人热络。考研究生那会儿，家里来了客人，想邀请他出去玩，他还满心地不情愿：“我不想玩，我想看书。”

不过最后，他还是不得不跟着家人陪客人游玩，“这件事情充分说明，关系比个人意志更重要，我们长久地处在无选择的关系里面”。

这种“关系研究”对他自己是个新鲜领域，对于他的学生更是稀罕。南京大学有个跟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合作办学的中美中心，翟学伟在那里授过5年课，教学生观察中国人的关系。有次，一个美国学生问他：“中国人为什么要搞捐款晚会，弄得跟春晚似的？”

翟学伟纳闷了：“没有晚会，怎么公布哪个机构捐了多少钱啊？难道你们不搞吗？”

美国学生听了更纳闷了：“当然不啊！捐款不是自愿的吗，捐就捐了，干吗还要宣布一下？”

听了美国学生的反驳，翟学伟发现，对中国人来说，面子最重要，“不搞晚会鬼知道你捐了钱啊，做了事还没买到面子！”

按照这个思路，翟学伟将中国人的面子问题分成四类，叫做“脸面四分图”：

第一类人，叫“有脸有面子”。这类人是中国古代最受推崇的“君子”，个人自身形象好，即“有脸”，在社会互动上也受到认可，即“有面子”。第二类人，叫“有脸没面子”。这类人讲骨气，笃信好学，可是太正经，自己“有脸”，可别人不给他“面子”，“不会做人”。

第三类人，叫“没脸没面子”。这类人大多处于社会底层，无所顾忌，既不给自己争脸，也不在乎别人给不给面子，撒泼打滚无所不作，大抵可以称为“小人”。

第四类人，叫“没脸有面子”。这类人不讲究道德修养和社会规范，但是懂得面子的金贵，为人圆滑，见风使舵，尽管没什么突出的个人品格来“争脸”，可是善奉承会巴结，在社会上颇有“面子”，即“伪君子”。

翟学伟管这套理论叫做“中国人的脸面观”。他认为，儒家希望把人塑造成第一类，可这更大程度上只能成为一种人格理想，在现实中，他们可能会变成第二类人，并强烈排斥第三、四类人。但是，在人情社会里，没人想做第一类人，因为“太难了”，也没有人想做第二类人，因为“出力不讨好太吃亏”。越来越多人会在行为上向第四类集中，以获得更多社会资源。

让这位社会学教授担忧的是，第四类人占主流的社会将出现令人堪忧的发展停滞，因为在那类人的世界里，只要打点好关系，你做不做事，人们不在乎，即便毫无建树，大家也会“给面子”，一片赞许，没人戳穿。可是，“这样的社会怎么进步呢？”

翟学伟把他的这些研究写成了论文。但这样的研究最初却并不能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刚开始给学术期刊投稿时，他的“面子问题”论文常常很快就被毫不留情面地退回来：“人人都在争先恐后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你这研究的是什么东西？！”

“你在学校，你很年轻，你想说什么都行。等你进了社会，工作了些日子，再来告诉我，今天的中国人讲不讲关系”

翟学伟的研究遭到一些人反对，其中包括他的女儿。女儿是个90后，做事干脆，不爱谈关系，走大街上迷了路宁可查地图，也不喜欢问人。有时候跟同学聚餐回家，她会得意地跟爸爸强调，现在的年轻人出去都不搞请客吃饭那一套了，我们今天聚会就是AA制。

在网络上，也有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认为人情关系主要集中在二三线城市，而在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由于流动性大，外企多，大家都是背井离乡来打拼，所以评价标准主要是能力，而非关系。在“知乎”网站的一则热门答案里，有人甚至直接写道：“上海是个神奇的城市，她不问你的出身、学历，不鄙视你的家庭条件，她只看你是否努力，真的。”

除此之外，探讨的声音也来自学界。翟学伟将论文投给台湾学术期刊《本土心理学研究》，作为“靶子论文”供大家探讨。来自台湾的5位教授各抒己见，翟学伟也被邀请参与回应，进行学术争锋。

学界的争论之一，是翟学伟的研究方法是否科学。比如，他的研究总是从生活中的“一件小事”出发，要么是送红包啦，要么是请客摆酒啦，都是对微妙的生活细节进行平铺直叙的记录，只是“现象描述”，而没有更进一步，进行“哲学分析”，以及“方法论建设”。“翟教授的研究路线是实证主义的研究，着重于生活现象的描述。以大陆社会科学界目前的水平看，已经相当不错，但是要进入国际学术社群，还有许多尚待努力的空间。”台湾大学心理学教授黄光国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在他看来，如果一味停留在“现象描述”的层次，将无法解决“中国与西方”两种研究传统分裂的难题，唯有在“哲学反思”和“理论建设”上加大力度，才可能有所突破。

对于这些五花八门的反问，翟学伟最常回应的是学术批评。“我常想，既然经济学可以讲寓言，社会学为什么不能讲故事？为什么不能从故事中挖掘出社会机制运行的特征？”他甚至直接在论文里写道，“如果有学者对我采取的研究方法持有异议，完全可以自己按照自己的喜好来从事研究，用不着指责我的不是。”

而对于像女儿一样的年轻人对于当下社会的乐观态度，他却并不直接作出回应。他只是默默在他们所说的这个“只看你是否努力”的社会中继续收集“关系研究”的素材——跨国公司为官员子女留出岗位，这是他们的“本土化策略”；而应聘者填写的个人信息表里还有一个空，需要填写“是否有公司领导介绍，请写下领导姓名和职位”„„

在翟学伟看来，“今天的中国，人情和关系要比任何一个年代更厉害”，因为在古代中国，还有不看人情的案例，比如人们会纯粹基于地缘关系提供帮助，“因为我们是老乡”，而现在，只有“对我有用的老乡”才能得到帮助。

“你在学校，你很年轻，你想说什么都行。等你进了社会，工作了些日子，再来告诉我，今天的中国人讲不讲关系。”他说。

在这个“人情超级大国”，制度管得住人情吗？

尽管翟学伟说自己的关系研究“不提供方法论”，但事实上，他还是在研究应对关系的对策。他最近正准备发表的一篇论文题目叫做《人情与制度：平衡还是制衡》，里面的核心问题是：在中国这个“人情超级大国”，制度管得住人情吗？

“按照制度规定，博士生毕业需要达到一定的学术标准。可就算他真的没达标，你能毙掉他的论文吗？他毕不了业怎么办？找不到工作怎么办？毕不了业、找不到工作，哭了怎么办？”在博士生的讨论课上，翟学伟跟围坐在会议室的学生们严肃地讨论着，“这时候，中国人就会把门关起来商量对策了——制度是制度，制度说得一点儿也没错，可是现在的当务之急是他哭了，这怎么解决？”

于是，他推论出“人情与制度”在社会运行中的基本法则：

前提一：人情是每个人做事的最终依据。

推论：没有什么事不能商量，对人的判定可视人情亲密程度变通。

前提二：制度对人情的约束是有针对性的，所以它的作用是局部的、具体的；而人情是整体的、全局的，人们总要顾全大局，照顾整体。

推论：是非、真伪、诚实与否不是唯一重要的，合适、恰当、识相很重要。前提三：制度与人情不是矛盾体，而是一种融合。

推论：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没有统一不变的规则。感情用事或者一味坚持原则都是对平衡与和谐的破坏。任何固守制度办事的人被看成是没有人情味的人。

„„

在历数了6条前提和由此得到的23条推论后，他得出结论：在中国，人情和制度的关系并非简单的一方压倒另一方，而是可以彼此相安无事的动态平衡。

“原本传统中国社会运行就有很明显的情、理、法三位一体的倾向。人情是中国社会的底色，说中国社会因为走向法制化、制度化，所以不讲人情了，那显然不符合事实，是乐观主义者的自娱自乐；说中国人因为讲人情，所以恣意妄为、无法无天，那也不真实，因为中国历史上一直在不懈地建立各式各样的规章制度。”翟学伟说，“就真实层面来讲，如何平衡人情和制度，对中国人是一场智力挑战。人们每天忙忙碌碌都在力图从中寻求一条出路，既不伤面子，又不毁制度，进入一种高超境界。”

更有趣的是，翟学伟发现，在“人情超级大国”，人情可以实现“权力的再生产”——利用人情攀上权威就可能借助他们的力量，获得权力的转让，成为“日常权威”，享有等同于“权威”的权力。

他听说过一个案例：有学生急着毕业发论文，托了一圈儿关系，找了主编找总编辑，可谁也没能说服期刊编辑给他发稿，最后有人指点，去找那栋大楼里的一个后勤人员，果然立马发了稿。“最有面子的人，未见得是社会地位最高的人。不管他多普通，大家都要给他面子，他的心理地位高，这就是日常权威。”翟学伟说。

不过，当人情泛滥到制度无法抵制时，制衡人情的活动就会登场。讲理性的人们会执行检查、整顿活动，力图让人情和制度回到平衡点上。不过，翟学伟也发现，这种活动有时会呈现出“轰轰烈烈走过场”的特点，“轰轰烈烈”是对制度的期待，而“走过场”则是人情使然。

“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在中国就得讲关系！”和

“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在中国老讲关系怎么行！”

每到学期结束，翟学伟的课程都会收到学生写来的“课堂反馈”。帮着批改作业的助教跑来找他，哭笑不得地报告：大家明明上的是同一堂课，感受却五花八门，有的甚至完全相反，这要怎么批改打分呢？

比如，有的学生是这么写的：“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在中国就得讲关系！前几天我家管道坏了，我本想按流程找相关部门解决，结果拖拖拉拉好久都没人来，还说通一次管道至少得要2000块。我一生气，直接找了认识的主管领导，结果不但立马来修好了，还客气地跟我寒暄了半天，临走也没要钱。所以想办事，走程序是没用的，还得靠关系！”

但是，也有学生的体会是这样的：“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在中国老讲关系怎么行！这个问 题太严重了，现在处处看人情、看关系，这样的不正之风盛行，怎么能继续推进社会建设呢？我们必须大力打击这种讲人情、走关系的社会弊病，根除这个社会毒瘤！”

面对学生们截然相反的体会，翟学伟倒是很平静。尽管在这堂研究“关系和面子”的课上，有不少学生连他的名字都写错，一会儿“霍老师”，一会儿“瞿老师”，但他的评分标准很统一——60分到95分之间，最低至少及格，最高也不能太完美。他说，就算写得很烂，也最少给个及格，“人情社会嘛，总得给学生留条后路，不能一棍子打死”。

“上完我的课，你可以觉得关系特重要，事事走关系；也可以觉得关系很可恶，想办法与其抗争。这都是你自己的价值选择。我的目标是，我只对中国人的人情关系作出客观描述，不做价值判断，不提供应对关系的方法论。”翟学伟说，“事实上，即便我不提供方法，中国人每天忙忙碌碌，每个人都知道该怎么做。”

他不知道的是，这一幕其实就发生在他身边。在他没进教室前，一个学生指着坐在窗边的同学说：“你看看你，老师马上就要来了，屋里这么闷，你连个窗户都不开吗？你们啊，都只听上课的知识，可像我啊，就喜欢关注这些边边角角。”

接着，该生得意地跟屋子里的同学畅谈起自己下周安排如何紧凑，要出差参加一场青年干部论坛，“给领导讲课去”。说着说着他突然停下来，环顾四周：“不要用那么羡慕的眼光看着我嘛！别看我这样，我也是能上大场面的！”

“说到底，一切又都是个面子问题”

在上世纪90年代初，翟学伟写的论文连个发表的地方都找不着，但现在，他所研究的“中国人和中国社会”已经成为颇受欢迎的课题。从北京的EMBA培训班到上海的高级媒体从业者训练营，许多地方都邀请翟学伟去讲课，谈“中国人的面子问题”。

尽管不再愁发论文，他却有了别的苦恼。比如，他从女儿小时候就天天跟她唠叨自己的研究，跟她大讲“中国人情关系模式”，但女儿却一直对“搞好人情关系”不感兴趣。即将读人类学博士的女儿喜欢看百科全书，胜过跟陌生人寒暄唠嗑，她甚至想要通过研究影视剧来做田野调查，“这样就不用跟人打交道了”。

“这就是一个研究‘关系’的学者养女儿，和一个研究‘关系’的人养女儿的区别。”说起这个，翟学伟的女儿无奈地摊了摊手，“我只听到了‘关系’是个什么概念。”

他还要愁学生。这位博士生导师发现，学生里真在安心研究“关系”这门学问的越来越少。相比于如何做好学术课题，他们每天心心念念的是另外一件事——如何尽快到学校规定的学术期刊上发表两篇论文。

出于好奇，翟学伟还把这个学术困境推导了一下：

为什么学生不能好好做学问呢？因为他们的当务之急是发论文，学校规定，只有发了论文才能毕业。

为什么他们发不了论文呢？因为许多社会学类的学术期刊规定，不刊发博士生的论文，所以写得好不好还是其次，光是“博士生”这个身份就卡掉了发表机会。那么，为什么学术期刊不接受学生的论文呢？原来，学术期刊都有排名，如果刊登太多学生而非教授的论文，会拉低这份期刊的影响力排名，显得不够上档次，没面子。

好吧，那为什么学生一定要发论文呢？因为大学也有排行榜，衡量一个大学学术能力高低的量化因素可不就是核心期刊论文发表量么？学生发的论文多，学校的排名就靠前，家长报考院校的时候就会说，你看这学校排第一，上这个大学有面子。

推理结束，答案再一次命中这位教授的研究核心——说到底，一切又都是个面子问题。

可是身为“面子问题”研究专家，翟学伟却对此无能为力。在和学生聚餐的时候，他默默坐在一旁，听着学生们热烈地讨论哪些刊物的版面费贵，看着学生相互出主意，“其实可以跟编辑哭穷，让他看在学生的份上，给个折扣价”„„

这种沉默在他的生活里时常出现：EMBA班的学生请他参加业界大佬的聚会，他去了坐一旁一言不发，默默观察着觥筹交错的生意人；多年不见的学生情侣突然说要请他吃饭，他到了现场才恍然大悟，这是人家的婚礼，他又只能默默坐着，因为忘了给人家包红包。

不过这些沉默的观察，扭头都会被他写进自己的论文里，成为他的研究案例。“别人遇到没面子的事情，过去就过去了。我遇到没面子的事情，还得记录下来，回来反复想，留着做研究。”他说。

其实即使不去刻意收集，想在中国研究面子，真是满大街都是案例，每个人都是行家。听完翟学伟的“面子课”，“卓越领导力提升特训班”的学员们下一站是去夜游秦淮河。在那里，人们纷纷买票参观江南贡院，其中一大原因是门匾上用烫金字写着“中国古代官员的摇篮”。

人们凑在“清代各省夺魁人数表”前叽叽喳喳。在这份各省状元排行榜上，江苏出了49个，比第二名浙江多两倍，是第三名的5倍。一个游客指着成倍数递减的数字，问同伴：“怎么江苏的状元比其他省多那么多啊？”

“出了这么多状元都当官了，这以后批卷子的人还不得给他们的老乡一点面子吗？”同伴毫不迟疑地答道。

第四篇：农村留守儿童调查

农村留守儿童现状调查：长期亲情缺失致性格孤僻

“父母在远方，身边无爹娘,读书无人管，心里闷得慌，安全无保障，生活没希望。”这则流传在江西农村的顺口溜，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农村留守儿童的现状。据全国妇联调查显示，目前全国共有农村留守儿童5000多万。这个规模庞大的群体的生活、学习、心理状况怎么样？社会如何向他们伸出关爱之手？记者日前走近留守的孩子们。

1.“我想爸爸”

——在部分农村，“留守孩”的比例超过2/3，且持续增加。对许多留守儿童来说，爸爸妈妈就是电话里的声音11月的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县保安村，屋外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7岁的湘平正和表弟一起玩耍，外婆则在厨房准备晚饭。屋内的一面墙上贴满了湘平的奖状和一张全家福，“这是爸爸妈妈和我，还有舅舅、舅妈、表弟和外婆。”小湘平一一指点着。记者问：“爸爸妈妈去哪儿了？”小家伙脱口而出：“在浙江上班！”舅舅张军胜说，湘平的父母在浙江的工厂打工，每年回来几次，从两三岁起他就跟着外婆生活。舅舅家有个比他小几个月的表弟，两个小男孩是最好的伙伴。

小湘平长得乖巧可爱，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记者要看看他写的字，小湘平就坐下来一笔一画地写了起来，拿给记者看时发现半页纸上写满了“爸爸”。舅舅、舅妈以前也在外打工，由于身体不好回家搞起了养殖。“弟弟每天和爸爸妈妈睡，我和外婆睡。”小湘平在旁边小声嘟囔着。记者询问湘平父母在外打工的情况时，小湘平不时走过来可怜巴巴地说:“我想爸爸！”

初冬的鲁北沾化，寒意侵人。山东省沾化县田家村66岁的杨爱芝大娘正顶着寒风接外孙女灵灵放学回家。今年8岁的灵灵是沾化县富国第一实验学校二年级的学生。爸爸妈妈常年在外地打工，灵灵跟着姥姥姥爷已经5年了。对灵灵来说，爸爸妈妈就是电话里面的声音：“要听姥姥姥爷的话,好好学习,今年我们尽量抽时间回家看你„„”每次听到这样的话,都会让灵灵高兴不已,可惜5年来,爸爸妈妈都没能“抽”出时间。

山东沾化县东沙村的小洁今年4岁，正在上幼儿园中班。一提起爸爸妈妈，小洁就含着泪搂住奶奶。小洁的父母去广州打工有2年了。姑姑每次带着她通过网络与爸爸视频聊天时，小洁都喊着“爸爸你下来！”

而在江西省赣县韩坊乡大营村，记者询问一群正在玩耍的农家娃：“请父母在外打工的小朋友举手？”在场的孩子都举起了手臂，一旁的村主任无奈地笑着说：我都快成留守村长了！

率先举手的小丰今年11岁，在韩坊中学读初一，父亲在广东一家制衣厂打工。从一岁多开始，小丰就一直跟随爷爷奶奶留在家中。“我去过广东，那里有好多小汽车，有特别高的楼，还有许许多多好吃好玩的。”一说起广东省东莞市，小丰就激动不已，但马上他的神情就黯淡下来。“爸爸说工厂要赶货，特别忙，我已经快一年没见到爸爸了！”每个月爸爸会给他打个电话，这是小丰最盼望的时刻。小丰懂事地说：“同爸爸在一起的这些日子，感觉到爸爸真的很辛苦，我以后要当一名勇敢的警察，让爸爸过上好日子„„”

江西赣县韩坊乡是劳务输出大乡，乡长赖厚辉介绍说，这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在外打工、创业，在家的基本是老人和小孩。以韩坊中心小学为例，该校共有学生1100人，“留守孩”就有742人，占67.5%。其中，父母一方外出打工的约占24%；父母双方均外出打工的约占76%。据统计，赣县常年有20多万人外出务工，全县“留守学生”达1.8万名，占全县在校学生总数的30%。

长期研究留守儿童的农业部农研中心副研究员吕绍清表示，农村留守儿童是我国大规模人口流动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将转移到城市就业，留守儿童的群体规模也会随之继续扩大。

2.“不如不生我”

——长期亲情缺失，代管不力，“留守孩”出现一系列留守综合征：厌学、性格孤僻、合作意识差

“妈妈，你好吗？我很想你！你在外辛苦地挣钱，虽然你不在家，但我的内心能感受到你的存在。我的成绩是优秀的，请你和爸爸放心！”11月17日中午，同学们都放学回家了，山东沾化县富国第一实验学校七年级学生小美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写日记。

小美说，爸爸和妈妈都在青岛打工，爸爸在渔港搬运船上的海货，妈妈跟着打零工。从记事起，她就与姥爷姥姥生活在一起。只有12岁的她看上去比其他同学要懂事许多。

“我好想你们，你们不要太劳累，注意保重身体！”写着写着，小美的眼里泛起泪花。小美每天在学校里吃午饭，盒饭只需2元钱，小美却觉得很奢侈。“姥姥姥爷对我很好，总是尽可能让我吃好的喝好的，可还是跟爸爸妈妈不一样。”小美说，假如爸妈在家，她可以无忧无虑地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但对姥爷姥姥就不同。小美不忍心看着老人忙前忙后地照顾自己，因此，不管学习多紧张，小美都要尽可能挤出时间多干一些家务活。

但跟这些比起来，小美内心最难以忍受的就是随时都会袭上心来的孤独感。她特别珍惜与爸妈在青岛团聚的时间，每年暑假小美都会去青岛，可团聚过后的分离最难受。每次送她乘车，妈妈眼里都噙着泪水，爸爸则不顾男子汉的面子哭出声来。“爸爸当着我的面就哭过两次了„„”说到这里小美已泣不成声。小美说，她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爸爸妈妈早点回家，妈妈不再漂泊，不再打工受苦。

“父母生下我又不管我，那还不如不生。”从上小学三年级的林林口中听到如此消极的回答，实在令人心痛。林林没满周岁父母就外出打工了，林林一直与奶奶相依为命。由于奶奶没文化，年纪大，在管教孙子上有心无力。久而久之，林林养成了任性的性格，极为叛逆。

山东沾化县富国第一实验学校教师张金霞说，“留守孩子”由于长期与父母分离,生理和心理上的需求得不到满足，代管人有时又监管不力，会出现一系列“留守综合征”，如厌学情绪增加、学习成绩下降、性格孤僻、遇到小事易走极端等。“部分孩子存在任性、孤僻、冷漠、忧郁多疑、不讲文明礼貌、合作意识差、上进心差等多方面的性格缺陷和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留守儿童家庭中绝大部分是由爷爷奶奶等隔代亲人照看，由于体力、知识原因，大部分隔代监护人表示“照看孩子感到吃力”、“只照顾生活，别的管不了”。据了解，在江西赣县，留守儿童厌学、弃学现象普遍，近一半孩子学习成绩处于中等偏下。还有一些孩子成了家中的负担被亲友“踢”来“踢”去，一会儿放到外公外婆家，一会儿赶到叔伯家，使孩子从小心理就不平衡，认为自己是“多余的人”。

吕绍清说，由于父母长期不在身边，留守儿童在生活、学习、心理等方面都面临挑战。心理问题是农村留守儿童最值得关注的问题。亲情的缺失使孩子变得孤僻、抑郁，甚至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严重地影响到了孩子心理的健康发展。吕绍清说，研究发现，部分留守儿童性格行为上在向两个极端的方向发展。一方面，有些孩子因为感到父母保护的缺失而变得胆小、懦弱；另一方面，有的留守儿童因为没有父母的约束而行为失范，变得脾气暴躁、任性、打架斗殴等。缺乏管教引发行为失范

3甚至越轨，在留守儿童身上体现比较普遍。“当然也有部分儿童的心理行为发生令人欣慰的积极变化，生活能力和学习自觉性提高，自我约束增强，更富有责任感等等。”

3.“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解决“留守孩”问题的关键在城市，政府、学校、社会齐努力，给他们多一些关爱

留守儿童不仅是教育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吕绍清分析说，农村留守儿童的产生来自于家庭和社会两个方面。一方面，家庭的贫困，使孩子的父母不得不走出农村到城市务工；另一方面，我国长期的城乡二元体制以及社会对农民工不公平的待遇，使许多农民没有办法及能力带着孩子一起走进城市。“留守儿童问题表现在农村，但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关键应该在城市。”改善农民工在城市里的就业生活环境，特别是改善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学校就学的政策环境，是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治本之策。

吕绍清表示，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需要流入地和流出地政府、学校和社会的共同努力。要加强对流动儿童教育政策实施过程的监督，帮助一些有条件携带子女到城市读书的农民工解决后顾之忧。同时加大对打工子弟学校的扶持力度，如定期对老师进行培训、提高教学管理质量等，使农民工子女也能在城市接受优质的教育。此外，还需要充分发挥农村学校对留守儿童的关心和监护作用。

记者在采访中欣喜地发现，许多劳务输出地已经行动起来，纷纷启动留守儿童关爱工程，为留守儿童点亮心灯。

在山东省沾化县，建立了“三知、三多、三沟通”机制，即熟知留守儿童的基本情况，多与留守儿童交心谈心等。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沾化县为943名留守儿童建立了个人档案和联系卡。沾化县富国第一实验学校校长王东方说，学校在3年前就开始关注留守儿童，除了建立专门档案，还在留守儿童中开展了“五个一”活动。为每位留守儿童落实一名代理家长，每位留守儿童结交一个好朋友，每周打一次亲情电话，每月举办一次主题教育，每月读一本好书。沾化县各学校还建起“亲情驿站”，组织老师倾听留守孩子的心声，用真情解开一个个心结，有针对性地对留守孩子进行心理引导。组建了代理家长团，由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学校辅导员、任课教师、退休教师组成，帮助留守孩子走出孤独和忧郁。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唱歌的是江西赣县二中九年级的留守儿童小飞。这位大家眼里的顽皮小子，如今与班里同学组成了“樱花六人组”，他们的梦想是当网络歌手。给小飞带来蜕变的就是赣县的留守学生关爱工程。

早在2004年，赣县就积极筹措资金建立“留守学生”教育管理工作专项基金，创办了“留守学生”托管中心。赣县沙地镇中心小学教师、全国优秀教师王金莲14年来先后义务收留留守儿童326名，在生活上给予关照、精神上给予关怀、学习上给予帮助，把满腔热情和涓涓母爱无私地奉献给了孩子们。赣县阳埠乡派出所民警许小春带着4名女大学生在黄沙小学办起了“留守孩托管班”，为32名“留守孩”带去家的温暖„„

发展是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根本之策。赣县县委书记李明生说，我们要把解决留守儿童问题与推进“三化”(工业化、城镇化、农业产业化)建设、不断改善民生相联系，千方百计加大教育投入，给留守儿童送去温情关爱。

(注：文中留守儿童均为化名)

全国各地多种方式关爱留守儿童(链接)

河南省是农村劳动力输出大省，也是全国农村留守儿童最多的省份之一。目前，河南省14岁以下的留守儿童数量近300万人。近年来，河南省实施“留守儿童关爱工程”，建立“代管家长”制度，开办寄宿制学校，帮助留守儿童健康成长。安徽省有360多万名留守儿童。从今年开始，安徽省力争用3年的时间，在全省1308个乡镇建立留守儿童活动室，首批已建成400个。

甘肃省财政投入2000万元，实施“关爱留守儿童百分之百覆盖行动”，在全省每个乡镇建一所留守儿童之家。

第五篇：农村问题调查

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调查研究

------------------关于银水村的调查

内容摘要：在西部大开发中，西部的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是，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社会矛盾与冲突也越来越突出。农村的稳定与和谐，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和谐农村建设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银水村党支部应在高大坪乡党委的正确带领下，在中央一号文件精神的指引下，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深刻领悟光荣、正确、伟大中国共产党的精魂，领导全村广大党员群众，沿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时代主流，集思广慧，开拓创新，奋力拼搏，时刻以党支部领导农村社会的发展为己任，为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垫肩上而奋战，村党支部积极谋求发展之路。

关键词：农村、社会矛盾、社会冲突、和谐发展

西部大开发十年过去了,为了更好的了解当今西部农村的经济发展状况,以及解决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特开展这项关于农村社会发展中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的调查。下面是我所调查的一个农村的一些基本资料,以及关于发现的问题的一些解析。由于时间有限,调查所获得的内容可能并不具体,分析也可能不到位,还望老师可以提出并指正。银水村位于贵州省仁怀市高大坪乡南面，全村总人口5129人，总户数1396户，村辖20个村民组。该村距离市中心城市约30KM，有一条主干道从本村穿插而过，是该村的经济大动脉。民族成分主要已汗族为主，有少数几户苗族、仡佬两个少数民族。有耕地面积4696亩，其中田2818亩，土1878亩，人均占有耕地0.78亩，已退耕面积830亩，有林地9000亩，其中用材林4850亩，经果林2150亩，荒山2000亩，森林覆盖率达37%。主要产业有种植业、养殖业，人均占有粮食430公斤，人均年纯收入已达2428元，主要经济收入来源于种植、养殖、外出务工等方面。全市平均海拔高度880米，年平均气温16.3摄氏度，年日照时数1400小时，无霜期311天，年降雨量800—1000毫米。域内有煤矿、高岭土、硅矿、硫铁矿等矿产资源。水资源丰富，三大水库：银水、麻窝沟、罗凼坝及东、中、西三大干渠覆盖全乡近50%灌区。域内主产稻谷、玉米、红梁、小麦，属茅台有机红梁基地乡（镇），是典型的山区农业乡。2003年全乡地区生产总值16411万元（其中畜牧总产值2894万元），人均收入1989元，人均占有粮449KG，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10%左右。

以下是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已有通组公路8条，约40公里，基本实现组组通公路。电力设施，共有变压器9台，实现组组通电。水利设施建设情况，有大小山塘9口，大小沟渠24条，约50公里。村内有小一型水库一座（银水水库），小二型水库一 座（麻窝沟水库），75%的农户用上了自来水。通讯设施方面，有线电话456门，手机218部，电视覆盖率达65%以上。基本组织建设情况，有村办干部6人，其中女干部一人。35岁以下一人，育龄妇女小组长40名，驻村干部7人。党建工作情况，全村有总支部委员会一个，下设三个支部8个党小组，党员共91人，其中预备党员10人，2007年吸收入党积极分子8人。新农村建设情况，2003年以来共

创建“四在农家”点四个，即中心、向阳、核桃坝、交通村民组，创建覆盖率25%。村内有大小旅游娱乐4个，包括银水钓鱼山庄、山羊嘴农家乐、麻窝沟钓鱼水库，罗家嘴游乐山庄。银水村历来十分重视科技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将“科教兴仁”战略作为全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战略来抓，教育事业稳步发展，在村内有一所小学（银水小学），该小学建于1932年，于2003年在贵州省危房小学建设中得到重建，现有14个教学班，另外开办了1个幼教班，此外该村还有一所幼儿园，共设了大、中、小5个班，为孩子的学前教育做了充分的准备。

在现在的发展中，在新农村的建设中，该村存在的一些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依也在不段的发展与演化，甚至变的更为激烈，如农民因为公用设施征地、村村同实施过程中的修路、退耕还林还草、家人分家涉及的分田地、移民搬迁等方面受到了一些利益损失而发生的矛盾和冲突等。在现在和谐社会建设中这些问题必须得到重视与处理，希望通过此次调查报告的论述，能引起更多人的共鸣，使这一问题得到切实的解决。

近年来，村党委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按照高大坪乡党委、政府提出的“三特”思路，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坚持以人为本，牢固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不断推进全村小康建设进程。通过几年的努力，全村基础设施明显改善，村内交通网络基本完备，基本实现组组通公路，全村通电问题基本实现，农业产业化建设有了明显进步，银丰波尔山羊基地，杨奉、大田养殖场、坪营盐菜基地、桅杆蚕桑基地等初具规模，初步发挥了效益，逐步成为全村增收的基础产业。小城镇建设步伐明显加快。

该村发展的思路是：按照“三特”思路，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发展为主题，加大改革创新力度，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把握大局，努力实施科教兴乡战略，大力控制人口增长，以农业走产业化、集镇走城镇化、工业凸现资源优势发展思路，近期以烤烟、煤炭、红梁为主，远期着力凸现畜牧业等农业产业经济和煤炭业等企业经济，走农业经济、企业经济共同繁荣的道路。推进三个文明协调发展，努力推进小康建设进程。按照这一思路，2004年工作中，该村着力做好下五方面工作：

1、着力解决“三农”问题，抓实经济建设，促进农民增收。以稳定粮食生产，搞好农业规划为主题，突出红粮、畜牧水产养殖、蚕桑业、经济林业，打造农业经济，发展现代化农业；

2、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以交通、小城镇、水利等为重点。小城镇建设重心突出高坪中心集镇，按照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功能健全，体现特色的要求，做好高坪中心集镇及尧坝、坪营、水堰集镇建设。控制规划1.8KM2，以四方——高坪——高堰一线为主，移民新街为辅，集农贸、商贸为一体，凸现高坪地域文化，绿化率在25%以上的高大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3、实施科教兴乡战略，全面发展社会事业。以计划生育工作为核心，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着力先进文化教育，切实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促进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以开展“走进银水村文化采风”系列活动，将全村精神文化生活推向新的阶段；

4、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加强政治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5、加强村委自身建设，创建服务型村委。按照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大力推进村委管理创新职能转变和党风廉政建设，重点抓好队伍建设和村委系统的党风廉政建设，增强村委实践“三个代表”的能力，真正体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2004年实现农民收入比2003年增长5%，地区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8.1%，农业总产值增长8.4%。

经过对该村基本情况的调查分析，在现代化建设与新农村建设中，主要存在的矛盾与冲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村里因为公用设施建设征地。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在提高的同时，精神生活也不断的丰富和充实，更多的现代化娱乐活动进入的普通农民的生活视野。在村委的组织下建设有集体性娱乐性质的活动场所，如征用土地修建篮球场、羽毛球场等由于利益补偿不平均或达不到被征地农民的期望而造成民众的抵抗情绪，从而引发该农民利益与集体用地之间的矛盾。其二，村村同实施过程中的修路。在现代化的实现中，交通的实现是必不可少的，在国家政策的感召下，村里实现了组组通公路，但是在其实现的过程中，难免不会遇到因修路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要修路就必然要占用土地，而土地却是农民赖以生活的必要条件，因而会导致农民利益与国家政策之间的冲突，由于修路是集体性的事业，而修路的劳动力又成了一大问题，农民们会为此而找出各种借口以尽量避免出力修路，因为修路并没有工资拿，所以个户之间就会造成因节约劳动力而发生争执，是农村一个不和谐因素的原因。其三，退耕还林还草。经济在发展，环境却在恶化，环境问题成了关乎每一个人的大事，国家也出台了个项政策保护环境，而退耕还林还草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尤其是在像该村这种耕地、荒山多的村落就成了落实退耕还林还草的主要对象，该村中的大部分年轻劳动力都外出务工，使得很多土地打荒、或者收成下降，很多土地都退耕还林还草了，但是在面积的丈量上、村委验收的过程中，也会出现一些矛盾与冲突。比如工作人员不认真，把谁的多量了点，而谁的又少量了点。使得与关乎拿到国家补助的数据有所出入也是一个问题。其四，家人分家涉及的分田地。在该村中，78%的不是三口之家，兄弟成家之后就必然会有分家的发生，在家庭财产，如土地的划分上，也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矛盾，因为土地的肥袄不同，面积也不会弄到绝对平均，就使得兄弟之间不满，有时还会对父母也不满，造成家庭的不和谐。其五，移民搬迁。在时间的流逝中，有的房屋已经不能再居住了，成了危房或者有的村民挣了钱要换新居，都会对土地与木材等有所求，在其土地的审批与调用中也会出现不同的分歧。使得村民与村民之间，村民与村委之间出现矛盾和冲突，是新农村建设中的一大隐患。其六，中国自古就是小农经济，自我主义极其重，弄得现在的地方保护主义不断，该村与相邻的一村尧坝之间，在用水灌溉与经济作物基地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矛盾。该村在贵州，且在仁怀——“中国酒都”贵州是烟业大省，也是酒业大省，所以该村的经济作物以高粱和烤烟为主，该市政府拟在银水与尧坝之间挑选一个村做为高粱基地和烤烟基地，使得两村在经济问题是矛盾重重，在竞争的同时也在做一定的破坏，这对两村的经济发展有利，能有发展的动力，但也有不利，造成了一定的资源浪费。

农村的稳定与和谐，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和谐农村建设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国家和谐社会与新农村建设的大背景下，银水村也在不断的发展也改进，但是，上述矛盾始终是无法避免的，不仅它存在于银水村，而且存在于中国的各个乡村，为此我们必须要找出这些矛盾与冲突的根本原因，从而找出合理的办法来应对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矛盾与冲突。从大的方面讲，它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关系到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关系到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全党同志一定要从战略全局的高度，深刻认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自觉承担起和谐社会建设的历史任务，脚踏实地做好构建和谐社会的各项工作。从小的方面，他是银水村今后发展的绊脚石，必须有好的方法来处理和协调。

在当今和谐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大潮流下，进入21世纪后，中共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并将其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共十六大报告第一次将“社会更加和谐”作为重要目标提出。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在银水村来讲，解决了上述矛盾冲突将会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使得银水村边得更加符合新农村建设的模范村落。在银水村的发展中，大家都应该遵守村民公约，做到认真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自觉履行各项职责和义务，不打架、不汹酒，不赌博，自觉抵制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宏扬正气，见义勇为，共同维护村民组良好居住环境。“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办好自己的事”尊老爱幼，家庭团结，勤俭持家，致富思源，倡导学习，重视教育，经常开展有利与身心健康的家庭文化娱乐活动。与人为善，邻里和睦，互敬互爱。互

帮互让，人人树立村组是我家，建设靠大家的公共意识。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等。这样的话，我想应该能充分有效的化解了很多不必要的矛盾与冲突，协调好大家的利益。

银水村党支部应在高大坪乡党委的正确带领下，在中央一号文件精神的指引下，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深刻领悟光荣、正确、伟大中国共产党的精魂，领导全村广大党员群众，沿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时代主流，集思广慧，开拓创新，奋力拼搏，时刻以党支部领导农村社会的发展为己任，为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垫肩上而奋战，村党支部积极谋求发展之路。为银水的发展建设寻求新思路，开辟新渠道，积极解决村民矛盾与冲突，加大与邻村的合作力度，从而更好地建设发展银水村。

参考文献：《银水村村委档案》、《银水村村民规则》、2009年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