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从国内外企业高管薪酬对比看国企高管薪酬激励机制
从国内外企业高管薪酬对比看国企高管薪酬激励
机制 关键词: 高管薪酬设计 国有企业约束
引言
我国的企业高管薪酬管理一直处于一个不断学习不断改善的过程中,从建国初的固定工资到现在的浮动模式,高管薪酬体现的是管理人员的价值,不仅对管理人员有着激励作用还有着约束功能。一个合理的薪酬结构必须要满足众多的条件,本文就将通过对国内外薪酬的分析总结高管薪酬设计的要点。国内外高管薪酬激励现状.1.1 日本企业高管薪酬激励现状 日本是一个奉行团体制和以人为本的国家,他们国家员工的标准首先是忠诚,企业对于员工一般都是采用的终身雇佣制,其薪酬制度是建立在工龄基础之上的。在日本的薪酬体系中,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对他们生活的保障以及对资历的体现,每一位的高管的薪酬都是几十年竞争的结果。在日本高管的薪酬体系中,股权激励等因素体现的比较少,主要是工资、奖金、和一些福利,股票薪酬一般只按固定额度发放给董事人员,绩效奖金则根据职位发放给经理人员。对日本一些大型公司高管进行调查,他们工资占薪酬的比重高达55%,股份薪酬占比 19%,绩效薪酬占比 26%。在日本的企业中,普通员工的奖金发放也相对较多,因此,日本高管与普通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相对较小,较小的薪酬差距淡化了高管与员工之间的矛盾,但是也使得薪酬的激励效果不理想。
1.2 美国企业高管薪酬激励现状 美国是世界上高管薪酬最高的国家,早在两千年,其高管平均薪酬就突破了一千万美元。美国的企业都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在分散股份制的基础之上进行公司的治理,这也造就了美国成为了世界上股权激励占比最大的国家之一。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高管薪酬又回到高速增长阶段,并且高管薪酬开始于普通员工薪酬拉开差距。在美国高管薪酬制度的发展过程中,固定薪酬的比例不断减少,风险薪酬和长期薪酬的比重逐渐增加,股票期权和长期报酬开始代替固定的工资和短期的奖金成为美国高管薪酬结构中的重头戏。尤其是2008 年金融危机后,美国人再次审视他们的薪酬机构,将长期激励与约束机制的比重进一步提升。
1.3 中国企业高管薪酬激励现状 长期激励的缺乏使得高管人员的约束不够,加上管理者与所有者本来就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管理人员的短视现象比较严重,牺牲企业的长期发展以换取短期效益的增长。另外一方面,国有企业的资产属于国家,属于所有的中国公民,但是国有企业的高管人员是由行政任命的,他们直接对行政机关负责,不直接对资产的所有人负责,这种责任的间接性也使得我国的高管薪酬约束机制不到位。国内外高管薪酬激励现状启示.2.1 内外部因素共同影响企业薪酬结构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长期激励比重的增加都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美国高管薪酬的构建是综合考虑企业内部以及市场行情的因素决定的,不仅要考虑公司的总体业绩,高管人员的个人以及团队业绩、公司的发展阶段,还要考虑公司在行业中的地位、整个行业的薪酬结构特征等。但是,中国目前的市场还不够完善,在制定薪酬标准时,外部环境是必不可少的参考因素,但是还要更多考虑企业自身的情况。
2.2 将风险因素引入高管薪酬结构 在我国高管人员的业绩评估中对于风险因素的重视程度较低,往往只对企业运营取得的绩效和成果进行评估,从而忽视了高管人员对于风险的判断和承担能力。在经济整体上行的大环境中,即使高管人员不做很多努力也可以拥有好的绩效,因此,我们在进行绩效考核时要引入风险指标,尽量还原高管人员的绩效,这不仅是一种约束也是一种激励。将高管人员的利益与公司的利益联系起来,尤其要避免高管人员短
期化行为。
2.3 增加薪酬结构中浮动薪酬的比例 在美国的高管薪酬激励结构中股权比重很大,是因为美国恶意收购现象比较严重,造成股权比较分散,为了避免经理人过分追求短期效益,其薪酬中股权所占比重很大,据统计,美国高管人员超过 63%的收益来自于股权。浮动薪酬最大的优点就是将高管的利益与股东的利益绑在了一起,绩效薪酬、中长期激励延期支付的方式也提高了管理人员的风险,保证他们在延期支付的时段中必须严格遵守规则。在中国的薪酬结构中,很多行业高管浮动薪酬的比例很低,尤其是金融行业和房地产行业,只有 11%的浮动薪酬比例,长期激励占比较高的行业也不超过 40%。薪酬设计原则.3.1 激励与约束并存的原则 合理的薪酬结构对于高管人员应该同时具有激励与约束的效应,这也是高管薪酬设计的核心要求。高层管理人员属于这个社会的稀缺人才,薪酬设计要体现他们的能力、所付出的努力。另一方面,高级管理人员是公司的舵手,因此,薪酬结构必须要对他们有强有力的约束效果,能够体现他们在工作中的经营责任。可以说约束与激励并存的双轨模式是高管薪酬设计过程中的核心原则,在进行绩效考核时,不仅要考虑企业的整体绩效也要考虑高管人员及其团队对于企业绩效所作出的贡献。
3.2 评价指标体系科学合理的原则 高管薪酬设计时必须能够真实地反应他们的工作情况与工作能力,因此,要公平公正地考核经营者的业绩作为薪酬设计的标准。在设计评价体系时要注重整体性、全面性、针对性,从整体的角度来看待管理者对于企业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全面地挖掘他们的工作内容、工作能力与工作影响。通过科学的评价体系来引导企业,引导管理者正确地处理短期与长期之间的利益关系,正确地分离市场环境影响与管理者的贡献。
3.3 长短期激励相协调的原则 不同文化不同发展历史的国家薪酬结构有着很大的差别,尤其是长期激励在薪酬结构中的比重可以说千差万别,美国是世界上长期薪酬占比最高的国家,而日本由于其特定的文化背景股权薪酬占比相当低。短期激励能够起到较强的刺激作用,长期激励则有利于约束管理人员的行为。因此,在进行薪酬设计时,我们要根据不同行业以及企业自身的特征来平衡长期激励与短期激励。
3.4 公平公正的原则 根据上市公司公布的数据,金融、房地产等行业相比要比其他行业高管薪酬高,垄断行业要比非垄断行业高管薪酬高。国企高管的天价薪酬已经在社会上引起了质疑,保证公平公正势在必行。首先是外部公平,主要指行业间的公平,在薪酬标准确定之前要参考行业间的整体情况,不能比同行业其他企业高管薪酬水平高出很多或低很多。其次是内部公平,高管与员工的薪酬差距不能太大,二者尽量保持一致的增长率,避免打击员工积极性。最后是制度的公平,薪酬制定一定要有严格的标准,并且按照标准执行,定期公开企业高管薪酬制定标准与具体的发放情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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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论国企高管薪酬
论国企高管薪酬
【摘要】
国企高管薪酬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本文从最近全球广泛关注的。限薪令”入手,通过分析国企高管薪酬面临的人事任命制度、信息披露制度、监督制度等的缺陷,提出建立健康的市场环境,科学的激励措施,提高薪酬信息的透明度等方法帮助建立科学健康有效的国企高管薪酬制度。【关键词】
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人事任命制度;信息披露制度;有效的监督制度
一、引言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对金融危机产生原因的反思从来没有停止过,美国金融机构高管的薪酬机制甚至被认为是引发本次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而且,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形势下,这些高管依然拿到高得离谱的薪酬,引发了西方普通民众的强烈质疑和抨击。为此,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重新审视企业高管薪酬机制,并相继出台“限薪令”措施,以加强对高管薪酬的监管。
从我国国内的情况来看,一些企业高管的“天价”薪酬,其合理性同样受到质疑。特别是在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转轨时期,各种社会矛盾比较突出,而不同社会阶层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必将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关键因素。我国 企业高管尤其是国企高管薪酬制度的改革,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的制度问题。
一、何为国企高管
1、何为国企
2、何为高管
3、总结
在国民经济的命脉——国有企业中,担任要职的管理人员,其工作的质量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着商品的生产,社会财富的增减,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的满足。
二、国企高管的特殊性
一是服务对象不同。国企高管是为国有资产的股东,即全国人民服务,而不是非公有企业高管那样为私人股东服务。
二是履行职责要求和条件不同。国企高管需要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不能完全以经济利益为单一导向,必需兼顾社会效益;其经营管理环境条件一般较好,都能得到政府支持和帮助。
三是产生机制不同,国企高管是行政任命为主,绝大多数不是竞争上岗,而非国有企业高管是通过市场选聘。
四是身份背景不同,国企高管是“干部”,大都有行政级别,有的人是人是前政府官员或准官员。而非国有企业高管是社会人,没有“干部”身份,是职业经理人或准职业经理人。
五是职业保障不同,国企高管的“铁饭碗”不容易被打破,职务“含金量”高,职务消费待遇好,在任职企业没干好,可以调到其他企业,或者又调回政府当官员,没有后顾之忧;而非国有企业是“瓷饭碗”,干好了可以拿高薪,没干好就可能“炒鱿鱼”,职业风险大,后顾之忧多。
三、国企高管薪酬面临的问题
我国自2002年开始推行国企高管年薪制,该制度推行以来,国企高管的薪酬水平逐年上升。据国资委披露,2004年至2007年,国资委监管下的央企高管平均年薪分别为35万元、43万元、47.8万元和55万元,年增长率14%左右。
近年来,我国国有上市公司高管的整体薪酬水平呈上升态势,且平均薪酬水平高于非国有上市公司。以2009年为例,我圉国有上市公司金额最高的前三名高管人员的报酬总额平均为132.78万元,高出同期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25.6%。
国企高管薪酬过高,除体现在薪酬的绝对金额上,还体现为国企高管与普通国企单位员工之间工资报酬的差距在进一步拉大。2002年,我国在推行国企高管年薪制的同时,规定高管年薪不得超过职工平均工资的12倍,按此标准,2008年我国国有单位城镇职工的平均工资为30287元,乘以12倍,国企高管的年薪理应不超过36.34万元,因而目前,国企高管与普通员工之间“12倍”的薪酬比例关系早已被突破,特别是金融、烟草、电信、石油等国有垄断行业高管的薪酬甚至为行业平均水平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我国国企高管薪酬失控问题突显。
四、主要原因
1.国企高管人事任命制度的缺陷
在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中,跟产品市场一样,存在一个有效率的企业家市场。企业家就是从这个市场中被选拔出来的。他们的收入是“企业家才能”的报酬,“企业家才能”是比一般资源更稀缺的资源,企业家也应该得到高额报酬,因为企业家得有创新,并要承担相应的风险。
而在我国,国企高管是行政配置,以任命制为主,并非市场化选拔。行政赋予高管的权力大,而企业发展与高管的努力关联度多大,难以评价。如果仅靠一纸“红头文件”就能获得高额的薪酬,明显有失社会公平,难以避免社会公众的质疑。
2、激励不足与激励不当共存。
报酬水平层次不齐,且形式仍然是货币性报酬。我国国企高管人员经营业绩的评判标准主要是利润等财务指标,易造成其行为的短期性。
3、缺乏健全的信息披露制度。
我国国企高管人员的薪酬披露机制还没有建立。企业财务报表有失真实性,信息披露制度的缺失造成了国企高管人员薪酬的扭曲。
4、缺乏有效监督
国有企业其财产所有权归属国家,但是在制定高管人员薪酬时,却缺乏一定的监督机制。现行体制下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国有资产的委托代理制表现为多层的委托代理关系。由于这种层层的委托代理关系,导致出资人监管不到位,内部制衡和外部监管约束无力,部分国有企业(主要是金融企业)高管薪酬的监管主体不明确,一定程度上存在高管自定薪酬现象,这就形成了‘踅动员”与“裁判员”合二为一,因此必然导致高管薪酬的不合理性。
五、规范国企高管薪酬具体措施
1、建立科学的高企薪酬环境
2、打破国企高管与行政体系之间的联系
薪酬关系到个人未来的职业发展,如果国企高管不能获得应有的收益,很多人就会没有动力继续从业,可能会选择提前退休从事投资业务或者投身民营企业,以体现自己的价值,但如果高管薪酬过高,超过了他的贡献度,又会损害社会公众这个出资人的利益。由于国企的特殊地位,它的经营业绩不一定等同于企业家的个人业绩。因此,对高管的薪酬应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首先,高管担任了一如此大规模的公司如此重要的岗位,薪酬需要体现这个岗位的价值,这是一个相对固定的部分。其次,将目前的业绩与公司过去的业绩,以及同业的其他公司业绩相比,以确定高管业绩,这就是变动部分。两部分相互结合,共同组成高管薪酬。
3、建立科学的激励方式
激励高管的方式和手段有很多,最常见的有固定报酬和分成报酬。固定报酬是指,对于完成某个工作任务给予定额的报酬。固定报酬适合于工作过程或业绩很容易监督或者观测的工作。而对于工作过程难以监督、业绩可观测性又比较差的工作,固定报酬就难以获得好的激励效果,于是又出现了分成报酬的方式,将经理的报酬与所实现的产出水平相联系,即从业绩中提取一部分作为经理的报酬,让经理与股东的利益趋于一致。
但是,这种分成报酬的方式又会引发新的问题:如果当年业绩提成报酬过高,容易导致经理人为了获得当期业绩而牺牲公司长期利益的短期行为,损害股东的长期价值。我们知道,经理人付出的努力大致可以分成两种类型的努力:为提高短期业绩所作的努力和为提高公司长期利益所作的努力。根据当年业绩提取分成报酬的方式,只能有效地激励经理人做短期努力。
因此,一定要有长期性激励报酬,以激励经理人为公司的长远价值而努力。
4、扩大企业高管薪酬信息的披露范围、提高薪酬信息的透明度,“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以利于各有关方面加强对企业高管薪酬的监督。应定期向社会公开高管薪酬,而且披露的内容应完整、准确、及时,不仅要公布薪酬总额,还要公布各部门的构成,以利于社会的监督。考虑到我国企业高管薪酬信息披露的现状,我国政府有关监管部门有必要加大工作力度,一方面要求国有企业按“厂务公开”原则对高管薪酬信息进行披露,另一方面要求健全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信息披露办法,提高各类企业高管薪酬信息的透明度,形成有力的民主监督氛围。
5、奖惩结合
奖惩结合,使收益与风险对等,建立激励与约束有机结合的长效机制。使高管们在分享收益的同时承担一定的风险,建立问责制,彻底改变高管薪酬只涨不落的不合理现状。
六、总结
我国国企的资产终极所有者是全体国民,国企高管的薪酬确定是人们关注的重大问题,对国企高管的薪酬确定关系到国有企业的绩效发挥。“中国版限薪令”从金融类国企入手,具有显著的信号意义,它暗示着政府将强化其他国企高管的薪酬管控力度。强化公司治理,从制度上解决高管的薪酬问题,将是我们今后不懈努力发展的方向。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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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国企高管薪酬标准
国企高管年薪不得超出职工平均工资的20倍(02年为12倍)2009年
记者从参与制定《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简称:《意见》)的人士处获悉,经过计算,《意见》中规定的央企高管年薪的上限是,央企高管的基本工资部分为不超过上中央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5倍,绩效工资部分的上限是高管基本年薪部分的3倍。也就是说,央企高管的年薪上限为上中央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20倍(基本工资5倍和绩效工资15倍)。
《意见》主要从适用范围、规范薪酬管理的基本原则,以及薪酬结构和水平、薪酬支付、补充保险和职务消费、监督管理、组织实施等方面,进一步对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作出了规范。
《意见》规定,央企高管薪酬主要由基本年薪、绩效年薪、中长期激励三部分组成。
其中,基本年薪由上中央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乘以一定倍数,再乘以企业规模系数(或调节系数)构成,但不会超过5倍。绩效年薪根据经营业绩考核结果确定,为基本年薪的一定倍数,而且不会超过3倍。
在市场经济最为发达的美国,在上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企业高管的薪酬是其普通员工薪酬的20到30倍。即使在今天,其他主要发达国家的首席执行官薪酬与普通员工薪酬之比仍然维持在这一水平上下。英国的这一比例是22倍,加拿大是20倍,日本是11倍。
第四篇:高管薪酬
中央企业高管目前平均年薪在60万—70万元之间。高管本身的薪资水平存在较大差距,高的超过百万,低的为10多万元。非国资委监管的金融类央企高管薪酬普遍要更高一些。
对于这样的薪酬水平,有不同的看法。不少人认为太高了,但也有企业界的人士认为,经营资产规模数千亿元的大型企业,目前央企高管薪酬不算高。
“央企高管薪酬不能简单地说高或低。这一轮薪酬改革针对的是组织任命的央企高管,这部分群体的收入的确偏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 究所所长刘学民说。他介绍,目前副部级公务员的年平均薪酬水平大致是10多万元,而部分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的年薪达到100多万元,后者是前者的10多 倍,两者收入差距偏大。
“国有企业、特别是掌握国家重要资源的中央企业负责人,本质上属于国家公职人员、国家干部,尽管在企业任职,也不宜比同级别的公务员高出太 多。”刘学民表示。他说,这些负责人的“竞争对手”或“替代者”,往往不是国际、国内企业界的职业经理人,而是行政职务相当的公务员或其他国企高管,他们 的工资水平也就不宜与非公企业的高管进行参照,而是应以同级别的国家公务员薪酬作为参考。“考虑到在企业工作的特殊性,央企负责人薪酬可以高出同类公务员 一些,但不应高出太多。”
央企高管与职工的薪酬差距,通常被用来衡量高管薪酬的合理性。国资委的数据显示,2002年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全部高管平均薪酬与央企职工平均工资的倍数为9.85倍,到2010年扩大到13.39倍,之后在政府管控下趋于平缓,目前在12倍左右。人社部副部长邱小平表示,作为国有企业的负责 人,目前与职工的薪酬差距偏大。今后在测算央企负责人具体薪酬水准时,相对于职工平均工资的倍数将成为一个重要的指标,肯定会低于10倍。
央企高管薪酬水平整体的确偏高,这正是此次改革的一个原因。不过,国资委分配局的同志表示,一些围绕央企高管薪酬流传很广的说法存在误解。譬 如:“中海油、中石化在香港上市的高管薪酬上千万”——这样的薪酬水平的确曾出现在上市公司的公开资料中,但组织上任命的央企负责人实际薪酬还是国资委核 定的水平,上市公司给出的高额薪酬最终进入公共的基金中。再如:“央企负责人到处兼职,拿好几份工资”——央企集团高管在控股公司兼职的情况一直存在,但 国资委前几年已出台规定,兼职不得兼薪,薪水最终只能在一家企业领一份,此次《改革方案》也重申了这一点。
央企薪酬改革方案公布后,一些高管公开的薪酬引来关注。中集总裁2013年取酬869.7万元、中国平安董事长年薪曾创上市公司最高纪录……这 些高管的薪酬是不是都要大幅下调了?然而,在媒体向相关企业求证后,其中一些企业并未给出肯定答复。这让公众产生疑惑,哪些企业受改革方案调控?规范的是 哪些高管?
记者从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新的改革方案适用范围是中央企业中由中央管理的负责人。这其中有两个关键限定语。一是中央企业。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航空工业……许多人常常一看“中国某某集团”,就认为是中央企业。事实上,大量股份制企业、非公企业名称以“中国”或“中”字开头,如中国平安等。具体到此次《改革方案》,涵盖的是由国务院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企业,目前共72家。包括银行、保险、铁路等19家大型央 企,以及由国务院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责任的53家央企如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中移动等。
“国资委监管的央企明明有110多家,怎么现在只管53家的薪酬?”有人提出疑问。据了解,在110多家央企中,有53家的主要负责人由中组部直接任命,其他的则由国资委任命。今后,国资委将参照《改革方案》的精神出台针对其他央企负责人薪酬的改革方案。
二是中央管理的企业负责人。企业副总经理及其以上的管理人员,通常被称作高管。但并非所有央企高管都直接受此次薪酬改革方案调整,只是由中央管 理的企业董事长、党委书记(党组书记)、总经理(总裁、行长等)、监事长(监事会主席)以及其他副职负责人适用改革方案,目前总计约200多人。其他高管 为什么不受《改革方案》约束?记者了解到,经过多年探索,中央企业股份制改革已取得很大成效。到2013年底,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及其所属子企业公司制 股份制改制面达到89%,央企60%以上的资产、80%以上的利润集中在上市公司。央企高管中既有政府任命的,也有市场化选聘的。国资委成立后,还曾多次 面向全球公开招聘央企高管。
这意味着央企高管薪酬将分为政府定价和市场调控两类,分类管理。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认为,此次改革最大突破就在于此。过去,央企高管 薪酬怎么确定始终存在分歧,核心问题就是高管的身份难以明确——到底是企业家还是官员。如果是企业家,其薪酬就应交给市场;如果是国家雇员,其薪酬就应当 受到约束。《改革方案》出台后,明确了中央管理的央企负责人具有类似于国家干部的身份,而市场化选聘的职业经理人则将实行市场化薪酬分配机制,触及了政企 分开的问题。
《改革方案》实施后,多数中央管理的央企负责人薪酬将下降。据估算,原本年薪在百万以上的负责人薪酬至少会降三至四成,未来将明显低于同类型、同规模非公企业高管薪酬。这会不会影响这些企业负责人的积极性?激励机制如何体现?
国资委分配局的负责同志表示,央企负责人的身份既然已经明确,就不能完全比照同等规模的企业来定薪。此外,今后在对具体企业负责人定薪时会考虑到企业特点。其一,降薪后仍然明显高于同级别公务员。其二,仍然高于央企员工平均工资和社会平均工资数倍。
“与非国企高管相比,央企负责人的职业发展通道和社会地位等非物质激励强度大,即使薪酬下降、福利严格规范,其综合激励水平仍然是不低的。”刘 学民说。他介绍,由于央企的职责定位和极端重要性,其负责人往往等同于较高级别的公务员,与同级别公务员之间的身份转换也较为频繁,非物质激励整体上优于 非国有企业,成为年薪等现金激励的替代和补充。同时,央企负责人职业稳定性强,而职业经理人干不好不仅要降薪,还得走人。
未来,中央企业里的市场化高管薪酬由市场定价。但很多人担心,组织上任命的董事长、总经理年薪降下来了,还能允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总会计师的年薪比自己高出许多吗?如果薪酬不与市场接轨,又怎么能吸引优秀的职业经理人?
国资委分配局的负责同志认为,企业选人,薪酬是重要因素,但不是全部。大型央企规模大、影响力大、多数是行业领头羊,能给职业经理人提供很好的 施展才能的平台。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往往有着长期的、综合的职业规划,央企招人,薪酬一直不是最高的,但吸引力不小。这在以往的全球招录中已显现出来。
此外,有人产生这样的担心,一定程度上缘于目前央企董事会制度还不够健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 国企改革重点。随着改革的推进,国企产权将更加多元化,董事会制度将更加健全。大型央企的董事会将拥有更多的选人用人权,行政任命的高管逐步减少、市场化 选聘比例提高。届时,央企高管中的职业经理人,从选聘、定薪到退出机制,必将根据企业的发展状况以及市场行情来确定。
这种分类定薪的方式已在部分央企推行。有的央企高管不仅不在体制内,甚至非中国国籍人士,其薪酬水平在董事会聘用时进行约定,常常要高于由组织任命的董事长许多。
第五篇:中国国企高管薪酬变革之路
中国企业高管薪酬变革之路
发布时间 : 2009年06月11日
原文作者 : 王大威 吴胜涛
中国国企高管薪酬长期以来都是国企改革的难点。近年出现的高管天价薪酬,不断挑战公众敏感的神经,使得高管薪酬改革成为政府监管机构及民众不能再回避的话题,改革已势在必行。
本文指出,中国企业高管薪酬的变革之路在于建立“合法、合理、合情”的高管薪酬机制。
据悉,政府有关部门正在加紧制定包括所有行业的国有控股企业的高管限薪机制,眼看一场前所未有的高管限薪风暴即将到来。然而,国企高管薪酬非常复杂,并不能“一限了之”。基于长期从事高管薪酬咨询工作的实践,在充分吸取国际经验教训,并结合中国国情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中国企业高管薪酬的变革之路——建立“合法、合理、合情”的高管薪酬机制。
合法的决策程序
要解决高管薪酬机制,首先要解决其决策机制。从合法合规,以及有效决策的角度,笔者提出从3个方面进行高管薪酬决策与监督机制的优化。
首先,强化董事会薪酬委员会职能。
目前上市公司要求董事会薪酬委员会需要有2/3为独立董事,并要求委员会主任为独立董事。此外,还应设定兼任高管的执行董事规避制度,不能进入薪酬委员会。在委员会中,应该有薪酬专家参与,并有权单独聘请独立第三方专业机构参与。同时,对于薪酬委员会委员,还应该建立追溯制度,如果其设定的高管薪酬存在重大疏忽或偏差,应该追溯其相应责任。
其次,加强监管机构的力量。
美国这次的“奖金门”事件充分说明,高管薪酬,尤其是具有一定比例国有成分的公司高管的薪酬,董事会并非唯一决策机构。政府、监管机构、立法机构、民众等都是影响高管薪酬的重要因素。笔者建议,其一,政府权力机关应该对国企高管薪酬,作出明确的规定,包括薪酬的封顶值和构成。其二,董事会并非是唯一决策机构。董事会未必能完全代表股东利益,股东大会对高管薪酬的决策影响应该被提到应有的高度,尤其是上市公司。其三,民众接受度也是必须要考虑的因素。高管薪酬还应该接受小股东及民众的检验。毕竟,企业的生存不能离开周边的社会环境。
最后,增加高管薪酬信息披露透明度。
目前中国上市公司披露的高管薪酬信息仍然十分有限,只是要求披露数据,且是总额数据,没有详细披露到薪酬结构组成及发放时间和方式,如基本工资的标准,职务津贴、绩效奖金、特殊奖励、股权激励收益的设定、发放时间与标准等。信息的有效披露,也有助于监管机构、小股东及民众的监督。
在西方许多国家,相关政府监管机构都已经开始对高管人员的薪酬实施日趋严格的监管。除了披露薪酬数据本身,还需要明确解释给予企业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和福利的具体动机,并说明董事会在确定高管的具体薪酬时都考虑了哪些因素。
合理的薪酬组成
薪酬是由多种成分构成,不同成分起着不同的作用。合理的薪酬机制需要合理的薪酬结构。中国上市公司大部分企业高管薪酬并没有充分与其实际经营业绩挂钩。建立与业绩挂钩的浮动薪酬机制是中国企业高管薪酬机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此外,对于中国国有企业高管,其中退休金及延期奖金机制值得关注。
中国国有企业负责人常有“59岁现象”。原因之一是因为其退休后不像具有一定行政级别的官员一样具有保留很多与在任时的行政级别有关的同等待遇,一旦离开企业负责人的岗位,只能从社会保障机构中获取非常有限的退休金。由此,笔者建议可以根据高管在企业任职,尤其是任职高管职位的时间长短,适当增加对其的补充养老保险支出,亦解除其“后顾之忧”。
延期奖金机制是一种风险规避机制,尤其在金融行业应用具有较好的效果。瑞银集团(UBS)是全球金融危机后第一个进行高管薪酬变革的公司之一。从2009年开始,瑞银高管现金激励部分仅有1/3可当年发放,其余部分存入奖金库。如果历经数年检验,证明高管的确获得了良好业绩,其余奖金将发放给高管。但如出现对公司资产负债表的重大调整、违反风险管理要求、业绩质量不合格的情况,都将对奖金库余额进行扣除,直到罚完为止。合情的薪酬水平
高管薪酬总体水平的设计需要考虑“市场竞争性”与“内部公平性”,但这两者常常是一对矛盾,尤其对于国有控股企业来说。设定符合中国国情的企业高管薪酬水平对中国企业改革,乃至整个经济改革都影响深远。因为这不仅是单个企业的人才激励与薪酬分配问题,更是一个关系劳动分配公平性的社会问题。
确保“市场竞争性”的传统做法是,选择并使用一组公司高管作为标杆群体进行薪酬水平比照。但这种做法具有内在缺陷:只选择同行业竞争对手公司吗?人才流动并非只是流向直接竞争对手公司。如何考虑这些公司在规模,区域,及业务组合等方面差异带来的薪酬影响?传统对标方法的另一个潜在缺陷在于,匹配高管的岗位职责和权限范围,并以此作为与市场薪酬水平对标的一部分。
为弥补市场对标方法在设置高管薪酬水平方面的不足,“内部公平性”分析应该成为决定高管薪酬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实现内部薪酬公平性的分析方法有许多种:一种常见的做法是把高管薪酬与一般工人进行比对。这种做法不见得适用于职责广泛的大型公司高管。同样还可以拿一级、二级或三级经理人员这样的群体进行比对。一些薪酬专家建议拿三级经理人员进行比对,因为在不改变公司整体薪资结构的前提下,这群人薪水过高的可能相对较小。
针对中国国有企业,合情的薪酬水平还应该考虑两个因素,即企业垄断程度及行业和地区差别。笔者建议可以根据企业所属行业的垄断性质,可以把国企分为“完全垄断、寡头垄断和垄断竞争”3大类,垄断程度亦可以由该公司的直接竞争者的数量判定。根据市场化程度越高(垄断程度越低),高管薪酬越高的原则相应区别。行业差别以及地域差别对高管薪酬影响巨大。在考虑高管薪酬公平性分析的时候,除了进行公司内部的多维度比较外,还应该充分考虑所在行业及所在地区的平均工资水平,不能脱离这个基础。作者:王大威 德勤人力资本咨询业务合伙人
吴胜涛 德勤人力资本咨询业务高级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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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海国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