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行政法治中人权保护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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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论我国行政法治中人权保护的缺失

发展与对策研究

论我国现行行政法治中的人权保护

李侠

[文章摘要] 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离不开法律制度的推动与保障,其中,公共权力和个人权利(人权)的和谐是其根本。享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理想。本文旨在通过对我国现行行政法治中对人权保护缺失问题的分析,探索和谐社会中行政法治的人权保护问题。[关 键 词] 我国行政法治中人权保护的缺失行政法治现代化

一、我国现行行政法治中人权保护制度的缺失 目前,我国行政法律体系的框架虽已基本形成,但立法法未能有效遏制越权立法、交叉立法的局面。在人权保护方面还存有诸多问题,如:立法理念滞后,重实体,轻程序,程序设计不合理等。至今,我国没有一部完整的统一行政程序法。在现代社会中,正当程序包括两层含义,并通过这两层含义的实现对人权实施保护。一是技术层面表现为行政立法或执法过程中所必须遵循的方式、步骤、顺序、时限等,这是它作为一种手段和工具而体现的技术性、工具性的特点;二是权力制约,救济和保护权利层面的含义。该含义具体体现为“自然正义”原则的两项要求。现行行政法中有的行政程序不合理或不完善,有失正当。立法方式上有明显的部门和局部利益保护的倾向;相关法条冲突、权责不一致等致使行政相对人的权利难以得到充分的保护,甚者丧失了救济机会。例如,2003年的圆明园渗水事件、山东东阿县镇政府文件“征地”、福建莆田农民土地被征,投诉无门等案件都反映了这方面法律制度的缺失。

由于行政权力的具体运作过程中自身表现出的不平等性、强制性、单方性和自由裁量性等属性及特征,且行政执法措施又直接涉及当事人的人身权,财产权和其他权利,如果使用权力不当,则容易产生滥用权力、侵犯权利的现象。同样,行政执法中正当程序设置的缺乏(即法律几乎很少对这些权力的行使规定具体严格的程序,而程序正是正确运用这些手段的基本保障),也是行政执法人员滥

用权力侵犯公民人权的主要原因。特别是行政权力的实施者自身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容易导致合理借口下的权力失控。如目前在社会上常出现的忽视公民的知情权、“乱收费”、“乱罚款” 等现象。再如劳动教养长时间限制人身自由也反映出程序公正存在的问题。在许可制度方面,没有设定权的限制,还有许可的听证制度、不得单方面接触制度、时限制度、效力制度、许可标准和条件的公布制度等等,都尚未建立,因此,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健全和完善我国的行政许可制度是十分必要的。

我国现行的行政救济制度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逐步建立和形成的。总体上应该说运行情况良好,它对于监督行政行为,限制权力,保护权利,解决社会纷争,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这个机制建立和形成的时间较短、中国又正处于转型时期、内部各种制度及其相互关系的设计不合理等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其作用和功能远不能适应控制公权力和保障行政相对人权利的需要。如,整个机制缺乏整体设计;各种救济制度比重失调;有些环节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等。作为行政救济机制构成要素的其他制度同样也存在许多不合理之处。例如,行政赔偿设计的标准低,许多被害人往往迫于无奈而放弃。至于行政救济机制运作的外部环境同样也存在着问题。例如,司法独立没有充分的保障。从“佘祥林”案即可以看出,政法委的干预是导致冤案的原因之一;违宪审查制度没有建立;诉讼赔偿执行难;公权力行为如何纳入法治轨道的问题目前尚未完全解决;行政

作者简介:李侠,女,基础部副教授 1

机构工作人员及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还有待提高等等。

二、建立和完善我国行政法治中人权保护机制的构想

(一)树立民主化的行政理念:我国是一个无行政法治理念传统的国家,自古以来,民告官,道德不提倡,法律也不允许。民告官被视为冒天下之大不韪,即使有少数人告了官,也是付出了血的代价。长期以来,官民、长幼及男女人格的不平等;公民缺乏个体的独立意识;民畏官、权利惧怕权力等观念的存在,使权利对抗权力承受着多方面的压力。这与今天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不相协调的。要实现主权在民,建设现代法治国家,就政府而言,就要树立以人为本、法律至上、人格平等及“权力”服务“权利”的行政理念,全面践行依法行政原则。对于公民来说要信仰法律、遵守法律、适用法律。因此,我国目前不仅需要注重行政法律规范的创制,还应该注重行政法治理念的培育与弘扬。树立行政民主化的理念,这是现代法治社会对政府服务职能的本质要求,也是保障人权,实现人民的福祉的基本准则。

(二)、行政立法科学化:首先、行政法律要公开:“法律是公意的宣告”(卢梭语)。法律的本性就是一种命令,公开的告诉人们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以及人们应该如何去做的社会行为规范①。所以行政法律要公开,以彰显行政法的基本精神。其次、完善行政立法体制和立法程序:行政立法权限的划分要贯彻法律优先和法律保留两项最基本最重要的原则。法律优先原则也称法律优位原则,是指其他国家机关制定的一切规范,都必须与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保持一致,不得抵触。下一位阶的规范要与上一位阶的规范保持一致。这是依法行政最重要的原则之一。法律保留原则,也就是立法法中所规定的“国家专属立法权”。即有些事项的立法权只属于法律。如对关于公民基本权利作出限制或不利的设定,只能由法律进行,或有的事项须由法律授权进行。这是依法行政又一最基本的原则。加入WTO对我国行政立法公开与民主的要求也日益迫切,为此,在加强行政法律的编纂、解释、公布和修订工作,完善现有相关法律的同时,有必要尽快建立完善行政立法体制和立法程序。特别是目前,我国需尽快制定一部涵盖所有行政管理领域的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因为公共管理权力的运行需要通过一定的程序规范,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建立行政程序制度。明确规定所有行政行为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和各类行政行为适用的具体程序规范。这样,一方面建立新的行政权力规范机制,规范了行政行为,同时在行政机关与相对人之间建立良好的信赖与合作关系,使行政机关顺利实现其职能。在具体制度上,如设立听证制度、公开制度、说明理由制度以及卷宗阅览制度等,对于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决定,应当允许公民参与和监督,这样有利于发展民主政治,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如今,随着人权事业的发展,各国在人权领域达成的共识更趋广泛,人们已经明显地意识到,要使人权保护的实体法真正发挥作用,更多的要依赖于程序法的力量。中国已正式加入联合国公民政治与社会权利公约,而要落实相关的人权保护条款,行政程序法将发挥更大的作用;近代以来,特别是公开制度的建立,对行政活动的各领域权力的行使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监督作用。如在我国有些地方试行的“两公开一监督”制度便证明行政程序监督是促进廉政建设的有效手段之一。目前我国还可借鉴各国立法及实践经验,如设立行政程序法的时限制度、代理制度、不停止执行制度以及紧急处置制度、委托制度、联合决定制度、行政协助制度等提高行政决定的效率。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外合资企业法等数部法律中规定了行政机关处理行政申请事项的时限制度等方面已有了尝试。特别是如今行政许可法的出台不仅提高了行政效率,也为下一步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奠定了基础。总之,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不仅能减少立法资源的浪费,提高

行政工作效率。而且对于促进民主政治和人权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三)、行政执法法治化。

法治的真谛在于良法得到遵行,符合法律是政“法治”国家与人权是政治历府依法行政的根本。

史发展过程中的两匹串联在一驾马车上的马,彼此是理性的,互有目的的因果关系。“法治”国家庇护人权的奇迹只能在一个服从所建立的秩序,同时又能坚定不移地维护它所制定规则的严肃性的国家中实现②。要使人权在执法中得到充分实现,必须依法行政。法律追求的是程序正义,法治的进步即体现出程序的进步。行政执法必须做到行政主体在执法过程中贯彻法律至上的原则,遵守法律程序,有利于保障行政权的实现,也符合社会正义法治原则的要求。

行政权是国家权力中最为活跃、最为普遍、且居于主导地位的权力,并且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行政权运用的好坏,直接关系着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个人利益的实现,因此,依法行政具体而言,就是要加强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行政法制宣传教育;加强行政执法队伍建设,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的素质;进一步加强政府法制机构建设,改变“倒三角”的工作体制,加强基层政府法制机构设置,为基层依法行政工作提供充分的组织保障,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进一步改革依法行政工作的体制,使政府法制机构摆脱地方政府的束缚和干扰,独立开展依法行政工作;同时还要加大对执法工作的考核力度。

(四)、有权利就要有救济。“无救济即无权利”,这是西方的法谚。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健全的权利救参考文献:

济制度,就没有资格说它是一个民主的或法治国家。一个国家,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打了折扣,没有铸造这个坚实的基础,就难以建成民主政治的大厦③。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我国现行的行政救济机制。

从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必须进一步扩大行政救济的范围,如将行政合同违约责任、行政指导过错责任、公共营造物致损责任以及补偿责任等等纳入救济范围;使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又如受教育权、知识产权、政治权利、文化权等宪法赋予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对公民的生存与全面发展同样重要;应将规章及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内部行政行为等纳入受案范围以充分体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还需吸取判例法的优点,通过认可法院判例的效力来扩大受案范围,以解决我国现行的行政法程序与实体分开的问题,真正实现行政诉讼的保护人权功能。这亦不失为解决当务之急的有效办法之一。

此外,如,健全和完善我国的行政权制约和监督机制;借鉴西方国家的议会监察专员制度,建立我们的人大监察(监督)专员制度,这也是值得考虑的一种探索;再者,进一步加强舆论监督,把抽象行为纳入司法监督范围。也成为我国加入WTO以来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

总之,我国的行政法治建设,既有赖于立法机关、执法机关、司法机关、法治品格的树立,又有赖于实际运行过程中公共权力和个人权利关系的协调。实现权利与权力的合理配置,只有实现行政法治现代化。才能形成井然有序的法治状态,从而成为和谐社会的强有力的支撑点。

①注:引自蔡定剑《黑白圆方》法律出版社2003 年版第3页 ②注:引自英、约瑟夫.夏辛《法治》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71页

③注:引自夏勇《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52页(“政相对人的权利救济”江必新著)

第二篇:论我国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完善

学号: 10418232

常 州 大 学 毕业设计(论文)(2014届)

题 目 论我国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完善 学 生 沈智君 学 院 文法学院 专业班级 法学102 校内指导教师 高国梁 专业技术职务 讲师 校外指导老师 专业技术职务

二○一四年三月

论我国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完善

摘要:完善人权司法保障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重要改革部署。由于目前我国人权司法保障中存在着普遍的问题,如强制性措施和冤假错案对公民人权的侵犯,国家司法救助制度和法律援助制度对公民人权保障的不完善之处等,所以国家必须实施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的改革措施来实现对公民人权的保障。通过细化强制性措施的决定、执行和解除程序来规范强制性措施的司法程序;通过健全错案预防机制、错案发现机制、错案纠正机制和建立错案责任追究机制以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通过完善国家司法救助立法体系,合理确定司法救助范围,健全救助措施,严格司法救助程序,保障司法救助资金的支持来实现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完善;通过健全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体系,扩大法律援助对象的范围,健全法律援助机构,保障法律援助经费稳定来源,建设更加专业的法律援助队伍,完善法律援助办案监督体系以实现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关键词:人权司法保障;财产权;人身权;救济权

I

On Perfection of the judicial guarantee of human rights in China Abstract:Perfection of judicial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is an important reform of the deployment of the eighteen congress of the party since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Because our country judicial guarantee for human rights exist some common problems, such as the mandatory measures and unjust violation of human rights, judicial relief system and the system of legal assistance to the human rights guarantee is not perfect, so the country must carry out a series of practical measures to achieve the citizen's human rights security.By refining the coercive measures decision, execution and termination procedures to regulate mandatory measures of judicial procedure;through sound wrong, wrong discovery mechanism, prevention mechanism of misjudged case mechanism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misjudgments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 to prevent the occurrence of miscarriages of justice;through the improvement of national judicial assistance legislation system, reasonably determine the scope of legal aid, perfect measures assistance program, strict justice, safeguard judicial aid to realize the perfection of judicial relief system of the state;the legislation system of the legal aid system, expand the scope of legal aid object, a sound legal aid agencies, legal aid funds and stable sources, building a more professional legal assistance team, perfect the supervision system of legal aid case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legal aid system.Key words:judicial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property right;personal right;relief right

II

目录

摘要................................................................I 目录..............................................................III

一、引言............................................................1

二、人权司法保障制度概述............................................1

(一)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概念与意义..................................1 1.人权司法保障的概念................................................1 2.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意义........................................1

(二)我国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历史发展................................2

三、我国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3

(一)司法活动中公民财产权利屡遭侵犯................................3

1、查封、扣押、冻结、处理涉案财物行为有待规范.......................3

2、冤假错案剥夺公民的财产...........................................4

(二)司法活动中公民人身权利屡受侵害................................4

1、刑讯逼供仍频发于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中.........................4

2、冤假错案剥夺公民的自由甚至生命...................................5

(三)司法活动中公民救济权制度亟待完善..............................5

1、我国司法救助制度仍处于起步阶段...................................5

2、法律援助制度有待改善.............................................6

四、我国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完善......................................6

(一)进一步规范强制性措施的司法程序以保障公民权利..................6

(二)防止冤假错案的制度措施........................................7

(三)加强对公民救济权实现的保障....................................8

1、完善国家司法救助制度以保障公民救济权实现.........................8

2、完善法律援助制度以拓宽公民救济途径...............................8

五、结语............................................................9 参 考 文 献........................................................11 致谢...............................................................12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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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人权保障的思想首次在法国《人权宣言》中被提出以来,世界各国逐渐构建起人权司法保障体系。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司法的目的在于通过纠纷的解决实现社会正义,司法救济已经成为人权保障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方式。[1]党的十八大报告将“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2]确立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深化改革开放重要目标,为我国新时期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而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3]的重要部署,这成为未来一段时期内推进我国法治建设、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以及保障公民人权的关键举措。本文即在此大背景下展开对我国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完善的研究。

二、人权司法保障制度概述

(一)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概念与意义 1.人权司法保障的概念

从国家权力对人权保护的角度来划分,人权保障制度可以分为立法保障、执法保障和司法保障。人权的立法保障是在宪法对人权保障做出原则性规定的同时,各部门法又将人权保障进行具体化,使之成为国家法律体系中依法保护的对象;人权的执法保障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依法执行法律法规,将宪法法律对人权保护的精神付诸实践;而人权的司法保障即是国家运用司法手段、力量,在公民人权受到威胁或侵害的情况下,对人权进行的救济和保护,它是人权保障的最后防线,也是公民保护自身权利的最主要方式。2.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意义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全面,我国在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同时,在公民人权保护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相关的立法更加完善进步,政府执法更加人性规范。但是,同人权立法、执法保障相比较,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构建还有长足发展和完善的空间。因此,现阶段党和国家强调“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是符合我国基本国情和人民的现实需要的,是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

首先,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有利于立足司法为民,从而体现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而公民的人权受到保护正是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的基础,也是人民幸福的前提,所以必须进一步改善与人权司法保障相关的制度、程序,使公民能够更好地通过司法渠道救济自己受到侵害的权益。

其次,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有助于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并促进人权执法保障的进步。司法制度是政治体制的构成部分之一,司法体制改革,特别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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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司法保障制度的改革,不可否认将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进展。《决定》将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健全社区矫正制度等纳入到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的具体安排中,这是以人权保障为重点和突破口,推动政治体制的整体改革,最终也将促进以政府执法为主体的人权执法保障的改善。

最后,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有利于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落实。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初衷是保护公民权益不受侵犯,而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目的也正在于此。国家通过完善国家救助制度和法律援助制度等具体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必将拓宽我国人权保护的法制基础,进一步规范国家行为,为推动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添砖加瓦。

(二)我国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历史发展

人权最早是由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斗争中,为适应资产阶级利益的需要,针对封建社会的君权神授、等级特权等提出的进步口号。[4]鉴于这一关系,社会主义新中国在成立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不仅在立法和司法领域中不使用“人权”概念,而且将这一禁区扩大到了思想理论上。

1954年宪法是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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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权保护的进程中跨出了重要一步。与此同时,中国的人权保障事业开始逐步融入世界,如中国政府批准加入了国际人权公约《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到2013年11月12日,我国以176票再次高票当选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

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站在历史新高度,提出了“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的目标,并首次提出“人权司法保障制度”概念,部署了一系列具体的改革措施,推动我国人权保护事业进入新的快速发展时期。

三、我国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

“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5]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整体水平仍旧较为落后,在人权的司法保障制度体系建设方面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依旧存在长足的进步空间。在现实社会中侵犯公民基本人权的事件仍时有发生,这不得不使我们深思我国人权司法保障制度亟待改善的问题。具体言之,我国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尚存在以下不足:

(一)司法活动中公民财产权利屡遭侵犯

1、查封、扣押、冻结、处理涉案财物行为有待规范

查封、扣押、冻结均是司法诉讼中司法机关对涉案财物所采取的强制性措施,目的是保证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防止涉案人员恶意转移、抽逃财产。“查封是对涉案的财物或场所就地封存的措施。扣押是为了防止涉案人员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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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财产所属所致,并且涉事法院在原告撤诉后未能及时解除对相关财产的查封。由此可见,司法机关在执行查封、扣押、冻结、处理涉案财物时若忽视法律、程序的规定将会对公民合法财产造成怎样的侵害。

2、冤假错案剥夺公民的财产

司法审判是纠纷解决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实现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它的公平正义与否直接影响着公民的名誉、财产甚至自由和生命能否得到公正对待。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以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等涉及公民个人财产的司法活动中,一旦公平正义受到挑战,产生冤假错案,则公民的财产权利将受到严重侵害。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经济生活日趋复杂,社会矛盾纠纷也层出不穷,人们越来越多地求助于司法的决断来解决经济冲突。与此相对的是,司法在逐渐介入日益繁杂的社会经济纠纷的同时也获得了愈来愈强大的权力,特别是在民事诉讼中,法官具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有权力的地方必然伴随着腐败的威胁,司法领域也不例外,当腐败侵蚀司法,必然造成司法不公的泛滥,进而侵犯公民权利。2013年上海法官集体嫖娼一案被举报的根源正在于举报人认为涉案法官在审理案件时滥用司法权力。这类案件的发生影射着一个司法领域存在的非常现实的问题——掌握着司法权力以衡量正义是非的法官也会知法犯法,制造冤假错案。

(二)司法活动中公民人身权利屡受侵害

1、刑讯逼供仍频发于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中

“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为了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依法对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进行限制或者剥夺的各种强制性方法。”[7]可见,刑事诉讼强制措施设立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但是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刑讯逼供现象层出不穷、屡禁不止,严重侵害了公民的人身权利。

据报道,1995年4月8日,湖南省慈利县发生特大入室抢劫杀人案,警方在逮捕犯罪嫌疑人杨明银后连夜进行审讯。审讯人员将杨明银关押在一间小屋中,不给其吃喝也不让其休息,用烧红的铁钳对其进行折磨,甚至掏枪威胁其招供。杨明银在经受十多天的严刑拷打后,终于被迫交代了自己的罪行,被审判后开始入狱服刑。直至2006年9月15日,杨明银才经再审被判无罪,当庭释放。

上述案件只是近年来被揭露的众多刑讯逼供案件之一,它深刻地揭示了刑讯逼供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严重侵害。“一人拷打或虐待他人的事实并不能使他在道德上负有接受拷打或虐待的义务”[8],因此任何刑讯逼供都是缺乏依据的。究其本质,刑讯逼供是片面追求司法效率,忽视司法公正的恶果。一些地方,参照经济发展以GDP高低为衡量标准,给司法工作也设定了一系列数字指标,诸如破案率、批捕率、起诉率、定罪率等等,在一味强调司法效率提高的同时,却忽视了司法公正的兼顾。“人性的基本要求就是指人类出于良知或在其行为中表现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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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良与仁爱的态度与做法,即把任何一个人都作为一个人来看待”[9],因此杜绝刑讯逼供现象已是当务之急。

2、冤假错案剥夺公民的自由甚至生命

2013年3月26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发生于2003年5月的张辉、张高平叔侄奸杀案,并公开宣判认定原判决定罪、适用法律错误,宣告张辉、张高平无罪。自此,震惊全国的一件冤案暂时告一段落。如果说民事诉讼中的冤假错案会导致公民财产权利受到损害,那么刑事诉讼中一旦发生冤假错案,可能导致的将是公民失去自由甚至丧失生命。从这一点来看,刑事诉讼中的冤假错案要比民事诉讼中的冤假错案影响更为恶劣,更能引起社会关注,也更需要我们重视。生存权是最基本的人权,而剥夺人生命的冤假错案正是对这一最基本权利的无视与践踏,是对司法权威和公信力的最大冲击。

造成冤假错案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故意陷害使人入罪,有的是办案错误使人入罪,有的是因技术落后误判对象,有的是因能力不足冤枉好人······但纵观现在已经发现的冤假错案,致其发生的原因主要是司法工作人员作风不正、责任心不强,甚至是以破案粉饰“政绩”,以定罪彰显“正义”。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一起又一起冤假错案被人为地制造出来,不断地透支着司法公信力,削弱着司法的权威性,冲击着人权保护的底线。

(三)司法活动中公民救济权制度亟待完善

1、我国司法救助制度仍处于起步阶段

国家司法救助制度是指当公民遭受犯罪侵害或民事侵权而无法获得有效赔偿并因此陷入生活困难时,国家对当事人予以一次性救助的制度,它体现了国家在司法工作方面的关怀性和抚慰性,是国家维护公民人权的重要司法保障制度。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实施,使许多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公民的基本人权得以保障,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是我国人权司法保障制度进步的重要体现。

但是,从整体来看,我国司法救助制度尚处于起步阶段,各方面的制度设计及具体落实还不够成熟,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缺乏针对司法救助制度的统一立法,我国司法救助制度的规定主要集中在民事、行政领域,而忽略了刑事案件领域,并且还没有国家立法机关出台的相关法律;

二、司法救助覆盖面过于狭窄,我国现行司法救助制度仅限于相关案件中诉讼费用的缓交、减交或免交,而在困难群体补偿和执行救助等更重要的领域却没有详细规定,这就不免削弱了司法救助制度的效用;

三、救助对象不明确,由于现行司法救助制度缺乏立法上的统筹规划,国家对司法救助对象的界定也存在争议,造成了同一情况下有救济有不救济的乱象;

四、救助资金得不到有效保障,司法救助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其正常运行需要国家财政的专项支持,而我国则主要依靠法院系统自身的财政支出,这无疑给本就捉襟见肘的法院财政增添了压力,最终也很难保障制度的有效落实。由于存在诸多问题,我国司法救助制度亟待改良,否则便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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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实现保护公民人权的目的。

2、法律援助制度有待改善

法律援助制度是指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人员和社会志愿人员,为某些经济困难的公民或者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免费的法律帮助,以

[10]保障其合法权益得以实现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正式建立以《法律援助条例》的颁布为标志,并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其在公民人权保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面对日益复杂的法律援助问题,我国法律援助制度有时会陷入无法适从的窘境,暴露了不少需要改革的问题。

首先,是法律援助的立法问题。在法律援助制度比较完善的国家,其立法机关都会针对法律援助进行专门立法,以规范本国的法律援助活动。而我国的《法律援助条例》是国务院在总结各地法律援助经验的基础上颁布的行政法规,其法律地位无法同立法机关的立法相比,同时其所涉条文也不够详细并缺乏可操作性。其次,是法律援助供不应求。据统计,2012年全年我国法律援助机构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00万余件,可是这还远远不能满足公民的法律援助需求,还有大量存在法律援助需要的公民得不到有效援助,法律援助工作陷入了供求不平衡的情境。再次,我国法律援助受援对象的范围受到限制。由于我国法律援助工作受到财政支出的限制,一般只能优先提供给老、弱、病、残、妇女、儿童和特殊案件的当事人,而其他有现实需要的对象则还难以涉及。最后,是法律援助工作质量有待提高。当下,我国法律援助专职律师非常少,各法律援助机构人才紧缺,而与此相应的是,社会上大量律师又因商业化缺乏提供法律援助的积极性,这便造成了法律援助工作质量长期无法提高。

四、我国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完善

(一)进一步规范强制性措施的司法程序以保障公民权利

无论是查封、扣押、冻结、处理涉案财物等财产性强制措施,还是逮捕、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人身性强制措施,其设置的初衷都是为了保证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最终实现公平正义的追求。因此,必须进一步规范强制性措施的司法程序,确保其实施过程中的法治化、规范化和公开化,以保障公民人权不受非法侵害。主要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进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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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主体。国家应当从立法角度,对强制性措施的决定、执行和解除做出明确规定,尽量减少原则性规定、模糊性规定,削弱司法工作中的自由裁量权,严格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对于如何采取强制性措施的认定标准以及具体实施强制性措施的执行主体也要在法律中有明确列举陈述,以防止出现标准泛化、主体资格泛滥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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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权力,改善错案纠正的效率及可行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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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现状,结合新时期公民的需求,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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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都应高度重视的议题。从我国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发展进程来看,我国人权司法保障发展主要受到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水平的制约,但在经过长期立足于本国国情的基础并不断汲取世界先进成果的努力后,正逐步跨入世界先进行列。毫无疑问,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纲领性指导下,我国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必将得到显著的完善,在人权保护的事业中必将取得新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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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考 文 献

[1] 齐树洁.民事司法改革研究[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16.[2]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

常州大学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

致 谢

在论文即将完成之际,衷心感谢我的导师高国梁老师和其他专业老师的指导。本文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在高老师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的,从论文选题、研究计划的制定、论文的修改、论文的初定、到最后的论文定稿,各个方面都离不开高老师热情耐心的帮助和教导。

最后,向所有关心我的师长表示深深的谢意。

第三篇:论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

论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

行政管理 刘亚飞 0990202035

行政体制改革是国家行政机关为适应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变化,提供行政效率,对其组成、体制、权限、活动方式等方面调整和优化的过程。我国共进行了七次行政体制改革,大致可分为调试、转型和创新三个阶段。现在我国正处于第七次行政改革中,这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创新阶段,被称为“第七次革命”。第七次改革是为了使行政体制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的最彻底的一次改革。

我国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寻求的是以开放促进改革,继而以经济体制改革来促进行政体制改革的发展道路。我国现在所进行的第七次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政府行政管理体系,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立高素质的专业化行政管理干部队伍,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强调政府职能转变到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加强程序规范,制定法律文件保障改革的有序进行。

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存在的首要问题就是路径依赖,我们是在探索中走社会主义道路,对于前方的未知让决策者们更习惯于沿袭已走过的成熟的改革方法,由此产生了行政体制改革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径依赖。其次,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中人为制度建构的痕迹明显,缺乏现代理性精神和法治精神。行政体制的改革必然会触及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他们也会对改革产生大的阻力与影响。

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首先要打破路径依赖,避免制度锁定,我认为政府应该进行范式转换,转变政府职能,更新行政理念,完善理性官僚制,选择马克思韦伯设计的现代理性官僚体制与新的公共管理相融合的范式为新的改革路径,同时要设立动态修正机制,不断纠正路径偏差,避免再次出现制度锁定,在改革的同时也要注重促进社会的发育追寻行政效率与维护社会公平的协调。

其次,我们要增强改革的动力,客观分析改革动力和阻力的强弱,加强改革宣传,调动社会公众参与和支持行政改革的积极性,并且要妥善安排因改革而受到冲击的人员,保障他们的生活,做好改革的善后工作。

第三,一切都离不开利益,改革也同样涉及到很多人的利益,这其中就包括很多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他们是改革的最大阻力,行政体制改革是为了适应我国的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的,经济想要更快更好的发展就必须要进行改革,这就要求国家开放更大更多的领域让其参与市场竞争、让更多的民营资本参与进来,这样就必然会触及到那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要解决这个问题,单单依靠某个强势的领导人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我们必须要有相应的制度规范和法律约束,加强司法的独立性,避免个人制度建构,实现依法治国。

第四,我们要建立良好的绩效管理机制,对改革的成果进行正确的检验和评估,同时完善行政监督体制、加强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也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也要让新闻媒体参与到监督中来,保障行政体制改革依法有序的进行下去。

第四篇:论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现状(模版)

论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现状

一、知识产权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知识产权服务业,主要是指提供专利、商标、版权、商业秘密、植物新品种、特定领域知识产权等各类知识产权“获权-用权-维权”相关服务及衍生服务,促进智力成果权利化、商用化、产业化的新型服务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内容,是高技术服务业发展的重点领域。

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战略转型期。发展知识产权服务业,有利于提升自主创新的效能与水平,有利于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有利于形成结构优化、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加快发展知识产权服务业,是促进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的重要抓手,是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举措。

知识产权服务业技术与知识密集,附加值高,对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对外贸易和文化发展的支撑作用日益显现,市场前景广阔,但存在政策体系不完善,市场主体发育不健全,高端人才匮乏,综合服务能力不强等问题,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亟待着力培育发展。

1、知识产权服务业主要分以下几类:(1)知识产权代理服务

专利、商标、著作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植物新品种的申请、注册、登记、复审、无效、异议等代理服务。

(2)知识产权法律服务

知识产权相关维权诉讼法律服务,企业上市、并购、重组、清算、投融资等商业活动中的知识产权法律服务,知识产权尽职调查服务,中小微型企业知识产权法律援助服务,海外知识产权维权服务。

(3)知识产权信息服务

知识产权信息检索分析、数据加工、文献翻译、数据库建设、软件开发、系统集成等信息服务。

(4)知识产权商用化服务

知识产权评估、价值分析、交易、转化、质押、投融资、运营、托管等商用化服务。

(5)知识产权咨询服务

知识产权战略咨询、政策咨询、管理咨询、实务咨询等高端服务。还有重大项目决策、行业发展规划、产业联盟构建中的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制度完善、服务贸易、市场拓展、海外布局、核心技术转让、标准化等事务中的咨询服务。

(6)知识产权培训服务

知识产权教育培训服务,提升知识产权服务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

2、知识产权服务业中存在的问题:

伴随着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我国的知识产权服务业的发展已有30多年的历史。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处在初级阶段,主要表现在:

首先,从国家的角度来看,促进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还不够完善,还存在着制约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的体制性和机制性的障碍。

其次,缺少综合性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知识产权基础信息有效供给不足,开发利用知识产权信息的意识不强、能力不高。

再次,知识产权服务机构数量少、规模小,从业人员特别是国际化、专业化高端人才不足,各层次需求尚未得到有效满足,服务功能亟待扩展,服务水平亟待提高。

第四,知识产权服务机构进一步开拓和培育市场需求的能力不高,社会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不强。

最后,对知识产权服务业的理论研究还不够系统,对知识产权服务的发展方式和发展路径的探索不够深入,难以引领知识产权服务业的快速健康发展。

(二)、知识产权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1、专利权、著作权、商标权申请、登记状况

从我国建立知识产权制度到现在,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绩,2014年国内发明专利申请受理801135件,同比增长13.6%;授权量162680件,同比增长13.3%,1985年至2014年底总累计授权量898543件。2014年共受理实用新型申请868511,同比下降3%,外观设计申请564555同比下降14%。

2014年全国著作权登记保持增长态势,总量破120余万件。3月5日,国家版权局对外发布2014年全国著作权登记数量。继2013年包括作品登记、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著作权质权登记在内的著作权登记总量首次突破百万件以来,2014年我国著作权登记继续保持平稳增长的态势,总量达1211313件,比2013年增加201656件,增长19.97%。其中,作品登记992034件,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218783件,著作权质权登记496件,涉及主债务金额262543.1万元。

国家版权局版权管理司有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说,自2011年国家版权局颁布《关于进一步规范作品登记程序等有关工作的通知》后,各地版权行政管理部门和著作权登记机构认真贯彻落实,将著作权登记作为版权社会化服务的重点工作,将著作权登记信息统计报送工作由被动变为主动,使全国著作权登记工作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的水平不断提升。我国著作权登记量保持持续增长,充分反映了我国社会公众版权意识在不断增强,版权相关企业对加大版权保护、运用和管理,以及以版权作为核心资产进行融资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强烈,也对版权行政管理部门及著作权登记机构的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2015年,著作权登记工作仍然是国家版权局的重点工作,国家版权局将进一步加强版权社会服务能力建设,推动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情况,充分利用现有的技术平台,使著作权登记工作真正成为促进版权产业发展和加强版权保护的有效途径,为创新型国家和文化强国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据了解,2014年全国共完成作品登记992034件,较2013年的845064件增长了17.39%。其中,全年登记量较大的地区、部门有:北京市、上海市、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江苏省、山东省、重庆市,占全国登记总量的92.09%。从登记作品类型看,数量最多的仍然是摄影作品,达428819件,占登记总量的43.23%,其他依次是文字作品、美术作品、影视作品、音乐作品、图形作品、模型、戏剧、舞蹈等。

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随着国内软件产业发展环境不断优化,软件研发创新能力持续提升,我国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量延续了近年来高速增长的发展态势,全年共登记218783件,同比增长33.12%,登记首次突破20万件大关,再创历史新高。从登记区域分布来看,东部地区登记最多,达162323件,约占我国软件登记总量的74.19%;西部地区增速最快,达25005件,同比增长52.33%,高出我国整体软件登记增速近19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登记量也在进一步持续增长,中部地区同比增长47.30%,东北地区同比增长38.74%。

从登记量排名上看,2014年位列全国前五位的地区仍然为北京、广东、上海、江苏和浙江。按软件著作权登记增速排名,2014年位列全国前三位的地区依次为宁夏、江西和重庆。其中,宁夏同比增长231.60%,江西同比增长112.15%,重庆同比增长72.32%。(来源:中国新闻出版报)

2014年,全国包括港澳台商标申请件数共计2076469件,注册件数1242840件,有效注册量7364383件;2013年,支持企业通过商标权质权融资成效显著,全年共办理质权登记申请818 件,质押商标7438 件,质押金额401.8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9.2%、41.8% 和87.2%。全国企业户均商标申请量和商标有效注册量逐渐上升,2013 年平均每万户企业申请商标1232 件,是2009 年企业户均商标申请量的1.6 倍;截至2013 年,平均每万户企业商标有效注册量达到4737 件,是截至2009 年企业户均商标申请量的1.45 倍。户均商标申请量和商标有效注册量大幅度的增加,表明市场主体商标意识和商标运用能力明显提高,有效提升了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活力。

2013 年,商标局共受理商标注册申请188.15 万件,同比增长14.15%,再创历史新高,连续12 年位居世界第一。2009 至2013 年5 年的商标申请量(685 万件)超过了前28 年商标申请量的总和(639 万件),商标申请量持续快速上涨的趋势仍然延续。

2013 年,商标注册网上申请达117.58 万件,占同期申请总量的62.49%,比2012 年提高了约2.3 个百分点,由此可见,电子申请的方式被越来越多的商标申请人所接受,已经成为主要的商标申请方式。截至2013 年12 月,商标累计注册申请量为1324.13 万件,累计商标注册量为865.24 万件,商标有效注册量为723.79 万件。

2、司法保护

周强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回顾了2014年主要工作。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依法制裁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保护知识产权,促进创新驱动发展。各级法院审结一审知识产权案件11万件,同比上升10%。审结奇虎与腾讯公司涉不正当竞争案和垄断案,促进规范互联网领域竞争秩序。设立知识产权法院。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审理知识产权民事和行政案件,落实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作用。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对2015年工作进行了展望。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为经济稳定增长提供更加有力司法保障。落实稳中求进要求,围绕今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牢牢把握保持经济稳定增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和推进新型城镇化、自贸区战略、维护海洋权益等对人民法院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加强司法应对,妥善化解投资消费、对外贸易、知识产权、互联网金融、环境资源、海洋经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征地拆迁等领域的矛盾纠纷,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

曹建明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回顾了2014年主要工作。保障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与有关部门共建打击侵权假冒信息平台,坚决打击侵权行为,起诉侵犯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和商业秘密等犯罪9427人,同比上升7.1%。妥善办理科研活动和成果转化中的案件,严格区分罪与非罪界限,支持和保护科技创新。

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对2015年主要任务进行了展望。深入推进司法规范化建设。扎实开展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着力解决自身司法不规范的突出问题,健全规范司法的程序、标准和责任,努力使事实认定符合客观真相、办案结果符合实体公正、办案过程符合程序公正。北京市知识产权法院成立三个多月便收了2900多件案件,已经审结了400多件案件。

知识产权行政案件持续增长(来源:中国知识产权报/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网)。日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通报会,公布了2013及2014年前三季度专利、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审理情况,其中,专利授权确权行政案件平稳增长,而商标授权确权案件自2014年以来增长迅猛,从2013年全年2139件猛增至今年1至9月的7749件;法院最终对专利行政决定予以撤销的比例为13%,最终对商标行政裁决予以撤销的比例约26%。此次通报会上,北京高院还公布了10起专利、商标授权确权典型案例。

授权确权模式发生改变。我国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专利、商标授权确权模式实现了由行政机关终局裁决模式向司法审查终局模式的转变。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负责专利授权确权的行政审查工作,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负责商标授权确权的审查工作。当事人不服上述行政机关作出裁决的案件,分别以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为被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相应地,根据地域管辖原则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定,此类案件的一、二审一直由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和北京高院专属管辖。

据北京高院知识产权庭庭长陈锦川介绍,知识产权行政案件的审理,不仅涉及复杂的专利技术问题和法律问题,案件裁判结果对相关行业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而且很大比例的案件当事人是外省市和外国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案件审理难度大。

专利行政案件平稳增长。据北京高院统计显示,近年来,对专利授权确权行政决定的起诉率比较稳定,一直在6%左右。自2009年至2012年,北京一中院受理的专利授权确权的行政案件持续增长,年增长率保持在10%左右。2013年,北京一中院共新收专利授权确权一审行政案件641件,其中专利授权行政案件133件,专利确权行政案件508件;北京高院新收专利授权确权二审行政案件411件,比上一年增长16%。2014年1月至9月,北京一中院新收专利授权确权一审行政案件411件;北京高院新收专利授权确权二审行政案件365件。

结合一、二审案件审理情况,2013年北京法院最终撤销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行政决定的案件总数为91件,占全年一审审结的694件专利授权确权行政案件总数的13%。

北京高院的调研报告显示,专利确权行政案件数量大约为专利授权行政案件数量的3倍左右。专利授权确权行政案件的上诉率较高,2009年以来的一审上诉率均保持在50%左右。案件涉外因素占比高,外国专利权人占比较高。以2013年为例,专利授权确权一、二审行政案件涉外案件约占35%。当事人为外国人的案件中,以专利权人为外国人的情况为主,且以涉及发明专利案件为主。涉外案件中,外国当事人主要分布在美国、日本和德国等科技实力较强的国家。

商标行政案件近半涉外。相对于专利行政案件的平稳增长,商标行政案件呈现出复杂案件占比高、涉外因素占比高、行政裁决撤销率较高的“三高”特点。据统计,2013年北京一中院新收商标授权确权一审行政案件数为2139件,其中涉外案件1051件;北京高院新收商标授权确权二审行政案件1030件,其中具有涉外因素的案件528件,撤销行政裁决的案件共277件,占二审结案总数约26%。到了2014年,商标行政案件呈爆发式增长,前三季度即达到了7749件。

这些商标行政案件涉外因素占比较高,以2013年一审案件为例,涉外案件总数达1051件,占全年一审法院所收商标行政案件总数的49%,这些案件涉及的国际知识产权企业数量众多,案件审理所受国际关注度高。

北京高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张雪松在通报会上回答中国知识产权报记者提问时表示,专利、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之所以涉外比例高,一是因为发达国家的企业更加重视保护其知识产权,二是因为随着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日趋完善,司法水平得到快速提升,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愿意通过诉讼渠道保护其权益。

3、行政保护

去年我国专利行政执法办案总量首次突破2万件(来源: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网)。日前,从国家知识产权局传来令人鼓舞的消息——2014年,我国专利行政执法办案总量首次突破2万件,达到2.4479万件,同比增长50.9%。其中,办理专利纠纷案件8220件(专利侵权纠纷7671件),同比增长62.6%;假冒专利案件1.6259万件,同比增长45.5%。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强重点领域立法,完善激励创新的产权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强调,要深刻认识经济发展新常态,更加注重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由此不难看出,知识产权已成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和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要支撑。”业内专家认为,在过去的1年里,全国知识产权系统把执法办案工作作为努力建设知识产权强国的重要任务之一,持续加大工作力度,成效明显,为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市场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管理司执法管理处有关负责人表示,与2013年相比,去年全国知识产权系统专利执法办案呈现出新的特点,即各地区执法办案工作普遍加强、办案结构进一步调整、发明专利案件量有所上升、涉外专利侵权纠纷案件有所增长。

据介绍,2014年,全国31个省(区、市)中,执法办案量超过1000件的有6个省,分别是江苏省3681件、浙江省3505件、湖南省2815件、广东省2555件、山东省2542件和河南省1078件。从区域划分来看,华东、华中地区执法办案量最多,分别为1.1551万件和4843件,共占全国办案总量的67%;华东、华北增长最快,同比分别增长89.5%和76.9%。从专利侵权纠纷办案量来看,全国近一半的省(区、市)案件量超过100件,其中浙江省、广东省、江苏省、山东省和河南省专利侵权纠纷办案量超过200件。

2014年,我国专利纠纷办案量与假冒专利办案量的比例约为1﹕1.98,与2013年的1﹕2.21相比,办理难度较大的专利纠纷案件占案件总量的比重有所增加,彰显出全系统办案能力进一步提升。值得关注的是,在受理的专利纠纷案件中,虽然仍以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案件为主,但发明专利案件量明显有所上升。2014年受理的8220件专利纠纷案件中,发明专利案件1239件,占15.1%,比2013年上升了4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2014年,我国涉外专利侵权纠纷案件有所增长,全年共办理涉外专利侵权纠纷案件521件,占全部7671件专利侵权纠纷案件的6.8%;同比2013年的362件和7.7%的占比,案件量增长了43.9%,占比下降了0.9个百分点。

“通过数据的变化可以看出,广大创新者、专利权人的维权需求在增强,通过专利行政执法途径维权的信心也在增强。”业内专家表示,未来,我们要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大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力度,更好地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为经济发展新常态营造公平公正、开放透明的法治和市场环境,为知识产权强国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据了解,从2011年到2014年底,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累计已经针对影视和综艺节目删除了侵权链接70余万条,影视盗版删除率达到95%以上。受腾讯、百度等公司的委托,做了《中国好声音》等诸多热门热播综艺节目的快速维权,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对于文字、音乐这类维权难度更大的“小作品”,监测盗版删除率也达到70%至80%。

6月12日,国家版权局等四部门联合启动“剑网2014”专项行动,针对网络侵权盗版第十次亮剑。该行动确定了保护数字版权、规范网络转载、支持依法维权及严惩侵权盗版四项重点任务。专项行动期间,各地版权行政执法部门共查处案件440起,关闭网络750家。国家版权局挂牌督办了33起案件

4月28日,琼瑶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称其作品《梅花烙》被于正编剧的《宫锁连城》抄袭,其著作权受到了侵犯。109位国内编剧联合发表声明支援琼瑶依法维权的主张。12月25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做出一审判决:涉案《宫锁连城》停播、于正在四网站公开声明道歉、于正等五被告赔偿琼瑶经济损失500万元。

2013年全年立案查处侵权假冒案件8.31 万件、涉案金额11.21 亿元,捣毁制假售假窝点1786 个,依法向司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477 件、涉案金额2.8 亿元。

各地工商机关更加注重在执法中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与配合,积极与公安机关协作,联合行动,保持打击侵权假冒的高压态势。

2013年,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打击“傍名牌”专项执法行动。据初步统计,全国工商系统在打击“傍名牌”专项行动中共查处仿冒侵权案件2.96 万件,案值7.44 亿元,罚没款2.74 亿元。

2013 年,全国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查处各类商标违法案件56867 件,其中查处一般违法案件6896 件,商标侵权假冒案件49971 件,涉外商标案件11735 件。

3、知识产权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1)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视程度依然不够。

虽然我国今年在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城市成立了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标志着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通道,但是,全民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依然比较低,重视程度依然不够。专利申请虽然数量依旧雄踞世界第一,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的申请数量也有所下降,但是所申请专利中,相对世界发达国家来说,发明专利所占比重依然较低。专利代理行业低价竞争情况严重,代理人生存环境恶劣,几千块钱就随便申请一个发明专利的情况很多,代理人一到两天时间就要完成一件专利的撰写,这也从一个侧面看出,社会大众尤其是企业对专利的申请重视程度不够,不愿意花经费去进行专利的申请和布局。知识产权法律知识的普及程度很低,很多人对于什么是知识产权不了解,甚至一些高学历人才、工程师对于什么是专利,专利授权材料是什么都不知道,导致很多技术没有申请专利而公开,也导致智力成果侵犯别人的知识产权而不知,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发展离不开群众的基础,只有加强全社会的知识产权意识才能给知识产权的保护培养良好的土壤。

(2)知识产权生态环境处于低水平。

知识产权的运作,也就是将知识产权转化成经济效益,只有知识产权无形资产能够经济化,知识产权的价值才能得到充分地体现。而现如今知识产权的生态环境没有很好的建立起来,使得无形资产不能快速有效的产生效益,从而间接地影响到了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也在实际侵权案件中致使权利人得不到较高的赔偿。知识产权无形资产的产业化有待继续开发。

(3)惩罚力度有限 在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我国目前立法上普遍采用的是填平原则,使得侵权成本很低,正常的业务合作成本往往要比侵权更高,促使不诚信的商人往往愿意采取侵权的方式来牟利。应当将填平原则的惩罚性赔偿原则共同运用,对初次侵权者适用填平原则,以警告而使其改过,对多次侵权者,也即恶意侵权者,应该适用惩罚性赔偿而严厉进行打击。

(4)专业的法官队伍和律师人才较为缺乏

知识产权是专业性很强的一名学科,其中专利业务又是由各行各业的技术方案构建而成,对于法官和律师的专业性要求较高,往往需要具有复合专业背景的人才能胜任这一工作,而现实中,法官队伍尤其是基层法院业务能力强的是少之又少,并且大部分法官是法学本科出身,对于技术问题往往不太了解,甚至消化吸收起来也比较困难,给案件的审判工作带来很大的障碍。虽然2015年在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城市设立了知识产权法院,但知识产权法院的法官数量控制的比较紧,入选条件较高,致使辖区内一部分原本审理知识产权的法官入选不了,从而在法官数量上下降厉害,管辖的集中造成取证保全等工作路途遥远,人手不够,反而会使权利人的权利更加不能有效率的得到保护。有些法院即使聘请了技术专家参加案件的审理,但技术专家又对知识产权法律不懂,往往出具的意见从法律上讲并不客观。专业的知识产权律师尤其是专利诉讼律师较少,致使很多当事人在维权或者被诉的情况下难以找到合适的律师,不光给法官的审判带来不便,更从长远上影响整个知识产权保护的发展进程。所以要加大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力度,放开专业法官的招聘条件,能够吸纳更多的具有专业能力的人来从事知识产权法律工作,促进知识产权保护的快速发展。

(5)缺乏专业的鉴定机构

知识产权诉讼中,往往涉及到是否构成侵权的鉴定工作,这其中又一专利侵权为典型。专利侵权的判定原则,一般为全面覆盖原则和等同原则,是否构成对于独立权利要求技术特征的全面覆盖或者等同替代,这就需要进行技术判断,而当判断不明确的时候,往往需要专业的鉴定机构进行技术鉴定,并出具鉴定结论。

而鉴定机构往往由技术领域的技术专家构成,这些技术专家对于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并不精通,势必只会从技术的角度进行分析,但要从知识产权法律的角度发表结论就不一定是客观公正的。

因而,加大对于技术专家的知识产权法律培训势在必行,努力建立适合知识产权保护市场要求的专家队伍和客观公正的鉴定机构。

3、知识产权运营中存在的问题

当下,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新常态,要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就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和产业优化升级,形成具有持续竞争力和支撑力的产业体系。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明确提出了“推动产业结构迈向中高端”的目标。作为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武器,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是实施“中国制造2025”,加快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的必经之路。

商标运营,涉及到企业品牌的运营,企业利用品牌这一最重要的无形资本,在营造强势品牌的基础上,更好的发挥强势品牌的扩张功能,促进产品的生产经营,使品牌资产有形化,实现企业长期成长和企业价值增值,它是从产品经营、资本运营发展而来的,因此,关于商标的运营已经超出了单纯的知识产权的范畴,本文不做探讨。

(1)版权运营及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版权运营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成果,文化产业硕果累累,一大批网络平台和优秀的网络写手相继涌现,《2012年中国版权产业经济贡献调研结果》,显示:2012年,我国版权产业行业增加值逾3.56万亿元,占全国GDP的6.87%,版权运营也发展到了全版权运营时代,所谓全版权运营,就是全产业链运营。

英国女作家J.K.罗琳的“哈利·波特”系列小说。因为自1996年该系列小说第一部面世,至2011年年底第七部出版完成,“哈利·波特”所形成的全版权产业链总产值超过了220亿美元,其中包括12亿美元营出版领域收入、77亿美元电影票房收入;15亿美元以上的相关游戏收入,及以“哈利·波特”为主题建造的公园和相关的饮食、服饰、玩具、旅游等产业收入。

在国内,目前全版权运营相对成熟的是一些青年网络作家的作品,如《宫》《步步惊心》《甄嬛传》等。

国家版权局副局长阎晓宏指出:“我们认识到,一方面要继续保持和加强版权保护,但在强调保护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讨论如何发挥版权在文化发展中基础性、资源性的作用,来推动产业的发展。”

2014年11月初小米科技先是千万美元投资视频网站优酷土豆,接着又以3亿美元入股爱奇艺视频网站,知识产权保护已经成为互联网产业再次腾飞的助推器。

截至2014年6月底,我国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已经由2013年的78.5%提升至83.4%,其中有75%的人用移动端付过费,超过1/4的人为手机应用付过费,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0个百分点。这表明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的付费习惯正在形成,正版越来越值钱,知识越来越值钱,互联网越来越值钱,谁率先开始进行产业布局,率先为知识产权买单,谁就将会收获知识产权的红利。

全版权运营是一种趋势,图书出版是传统出版行业的本行,但是其他如教育培训、影视、动漫、游戏等则需要专业人士来做,这是一个全新的挑战,是需要勇气,也需要耐心的。比如教育培训,需要专业的课程设计;影视改编,需要专业的策划改编;手机游戏,需要专业的脚本架构。这些是出版延伸的新方向,是从内容出版到内容开发的新开拓,是全版权运营的大势所趋。在这个过程当中,必然会遇到新的问题,只有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才能逐步加深对全版权运营的了解和理解,才能切切实实走出一条路子。

全版权运营面临一些发展障碍,首先是版权意识薄弱导致全版权运营基础不牢。就目前而言,作家重复授权现象非常严重,出版行业的自律也有待加强,同一作品在不同出版社同时出版的现象时有发生,甚至有的出版社明明知道另外一个出版社享有专有出版权,但还是明目张胆地出版,甚至以包装成“文集”的形式变相出版,实际上造成了侵权。有些作者甚至认为同一部作品可以在多家出版社出版,并不知道这违背了专有出版权的原则。重复授权导致版权混乱,让全版权运营成为空谈,根本无法拓展应用。其次是授权不全导致全版权运营成为空谈。依照当前的行业惯例,作者授权图书出版时,往往不会将影视改编权、游戏改编权授权给出版社,因为传统的出版社一般只做纸质出版,同样,作者授权影视游戏版权也不会将出版权交给游戏公司。对于纸质出版来说,大部分作家作品版权授权常常分散在不同出版社,甚少有一家出版社能完全代理一个作家全部版权的,这就更谈不上全运营了。再次是行业差异造成隔膜,影响版权的横向扩展。比如相对于影视、游戏行业来讲,出版行业的经济规模非常小,双方合作的时候往往出现不平等性,从而使最早获得作品授权的出版社在影视公司和游戏公司合作方面缺乏积极性。由于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是全版权运营的核心基础,是一切资金有效启动的起点,这种行业之间的隔膜如果不解除,版权横向扩展就会受到影响。最后,版权经纪人制在中国还没完全建立,缺少专门的代理机构和专业的运营人才,这是最大的瓶颈。其实任何一个新的发展模式开启前,都会面临人才缺乏的问题,对于全版权的跨媒体版权运营来讲,需要将出版、影视、游戏、教育等行业有效链接起来,充分激活各方面需求,激活不同市场潜力。这就要求有一批既掌握作者资源,又熟悉版权知识,具有市场运营能力的专业第三方代理机构开动相关业务。

(2)专利运营及存在的问题

当今世界,专利已经成各国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的核心竞争力要素。专利作为最重要的无形资产,其价值的实现离不开运营及流通环节的辅助。与其他先进国家相比,目前我国的专利运营还处于制度建设和发展的初级阶段。目前仍以较为传统的专利转让、专利许可、专利权质押融资等运营形式为主。近年来,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金额连年大幅攀升。以2014年为例,专利质押融资金额达到489亿元,同比增长92.5%,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题,但距离实现知识产权资本化、产业化,还有一定的距离。根据2014年底知识产权出版社发布的《2013年中国专利运营状况研究报告》显示,近5年来,中国专利运营日渐频繁,平均增长率达到33.59%。根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技术转移交易额已超过7千亿元的规模。2013年登记备案的中国专利转让88280件、专利许可19307件、专利质押5640件(金额达到254亿元,同比增长80%),涉及专利数量超过10万件。整个产业发展速度较快,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虽然目前我国专利运营的规模增长较快,发展势头较好,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专利运营初具规模但质量仍较差。以专利转让为例,目前专利转让中的极大比例是企业内部成员公司间的转让或企业工作人员向企业法人间的转让,而产生实际增长效应和实质技术转移的企业间的外部转让所占比例较低。又比如专利权质押目前往往需要其他资产进行辅助抵押,对企业的融资条件要求仍然较高;第二,专利运营模式相对陈旧,缺少创新型的专利运营企业。目前我国专利运营仍然以通过传统的技术交易市场促成专利转让、许可、质押为主。专利运营公司普遍缺乏自身的科技创新和金融创新能力,缺乏技术市场和资本市场之间的粘合力。而目前国外较先进的创新基金、研发型专利运营、标准化组合专利运营等新型专利运营方式还较为少见;第三,专利运营的整体环境仍然较为落后。专利运营是实现专利从纸面权利向实质利益转化的核心环节,是促成一国专利体系成熟的重要推力。专利运营的发展需要例如社会技术创新整体能力,专利权司法及行政保护环境,专利无形资产价值评估体系,专利金融制度创新等多方平台的整体突破。目前我国专利运营发展仍高度依赖行政资源激励,市场化的整体专利软环境相对发展滞后,也缺少具有旗手作用的行业标杆企业。

随着科创兴国理念的深入推进,专利运营的发展也日益提速。特别是2015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布深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对专利运营做出了前瞻性的规划,明确要求全国技术市场登记的的技术合同总额从2013年的8千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2万亿元;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金额从2013年的687.5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1800亿元;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出口收入从2013年的13.6亿美元增长到2020年的80亿美元。可以预见,中国专利运营也会随着经济升级和产业升级的步伐迅猛发展。

二、中国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措施及建议

1、提高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企业是知识产权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主体,是整个知识产权行业的中流砥柱,只有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切实提高了,才会从根本上提高整个知识产权行业的水平。

以前乃至现在,都是国家从政策层面对企业的知识产权尤其是专利进行扶持,培养企业的知识产权感觉,但是,从长远来看还是要以市场的作用来调解企业的知识产权兴趣,要从知识产权保护市场的作用以及知识产权的市场运营方面让企业尝到甜头,当然也要让企业在别的权利权人那里尝到苦头,才能让企业真正重视起知识产权。

2、加强企业员工尤其是技术员工的知识产权意识和知识。要持续不断地加强对于企业员工的知识产权培训教育,使其对于知识产权基本法律知识有所了解,对于技术人员,应当使其熟知专利检索、专利预警、专利分析布局、专利技术交底书的撰写等工作,从而能够掌握本行业最新的研究成果,在项目立项时检索最新专利技术,避免盲目研发,在新技术研发成功时,懂得运用专利来进行布局,从而使得智力成果有效的得以保护。

3、企业要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

再好的意识也需要有制度的保障,只有从企业管理层面将知识产权的保护进行加强,才能长久地持续下去,乃至形成一种企业文化。比如大中型高科技企业应当成立专门的知识产权部门,招聘专业的知识产权工程师,负责日常的知识产权管理、运营事务;应当对技术人员形成知识产权发掘、申请、专利预警等激励机制。

4、成立行业联盟,建立专利池,共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防御。不要只盯着国内的同行业竞争者,要放眼全球,共同提高。成立行业联盟,信息交互,建立专利池,在竞争和合作中共同成长,共同应对其他国家的知识产权进攻,力争使得国内企业不光技术上走出去,也要在知识产权上走出去,真正成为知识产权大国。

5、重视知识产权运营,发挥无形资产的经济价值。

提炼出一些真正具有技术含量和市场价值的技术成果,通过专利布局来形成保护壁垒,从而提升其经济价值。寻找专业的知识产权运营机构,进行技术转让、质押、入股等运营,最大限度地发挥企业无形资产的经济价值。

第五篇:论我国的解雇保护制度

论我国的解雇保护制度

——以我国劳动合同解除为视角

朱金超S11500225法律硕士(法学)

论我国的解雇保护制度

———以我国劳动合同解除为视角

一、基本概念

按消灭劳动关系动议提出方的不同,劳动关系双方权利义务的终止大体上可以分为解雇与辞职两种,在西方国家解雇是指雇主主动消灭劳动关系的一种情形,解雇一词源自英文“dismissal”,指雇主根据自己的意愿向被雇佣的劳动者表示终止劳动契约①。

我国的劳动法规没有使用解雇这个概念,而是使用了“劳动合同解除”这个概念②。劳动合同的解除是指在双方订立劳动合同后,全部履行完毕以前,由于种种原因双方当事人提前终止合同效力的法律行为,可以分为法定解除与协商解除两种。

显然在内容上我国的“劳动合同解除”比解雇的概念外延要大,解雇在中国语境下也应该明确为用人单位单方主动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而不包括《劳动合同法》第36条协商解除合同的情况。

解雇保护是对雇主解雇权的限制,通过立法明确各种情况下雇主行使解雇权的具体情形,借以限制雇主的解雇权,进而保护劳动者的合法劳动权益。

二、解雇保护的理论基础

劳动法作为社会法的一部分,显然更多地具有了社会法的性质,与传统的调整平等主体之间法律关系的民商法等私法具有诸多不同,无论在价值理念还是基本原则上都有较大的差异。当然与刑法、行政法等公法在价值追求、法的原则上也有较大的不同。

社会法的立法,在作者看来更多的是价值的选择,而在此基础之上的制度构建则是将已经确认的优先价值法律化。劳动立法就是在保护劳动者的权益与用人单位经营效率的衡平,或是在某一特定时期的倾斜保护。对于解雇问题的分析也因各个国家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采取了不同的态度。也基本上形成了几种主要的观点。③

(一)、解雇自由论

认为在劳动力市场上雇主与雇员具有经济理性的自由平等的交换关系,只有赋予①

② 王益英 黎建飞:《外国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474页。有人认为我国语境下的解雇应该包括“劳动合同终止”“劳动合同解除”这两个概念,参见 邓文娟《劳动关系中管制思考》载于《理论研究》2011年5月。作者认为从解雇的单方行为的性质出发解雇理应只限于劳动合同的解除。

③ 参见往皎皎:《解雇保护制度研究——以解雇要件为重心》

雇主完全自由的解雇权利才能保证生产的进行。如限制解雇则会导致生产效率低下给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实质的损失。认为雇主为了对其事业负责必须为一切计算与营运此乃系维持资本企业制之基本原理,雇佣与解雇均系雇主经营自由之基本内容应不受任何干预。此种理想系源自民法契约自由原则而忽视了劳动者权益的保护。

(二)、禁止解雇权滥用论

解雇权滥用说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劳动者唯一的生存资本来自于受雇所得的薪资,一旦被解雇,很难找到新的工作,生活将会陷入困境;与之相反,用人单位却比较容易找到新的(补充)劳动者,所以,没有合理理由,解雇是无效的。解雇权滥用说作为解雇保护法理基础的国家主要是日本。此说基本上仍然肯定解雇自由权但以禁止滥用作为对解雇自由的一种抑制。

(三)、正当理由说

正当事由说(good cause)认为,用人单位的解雇权应受到劳动者生存权和劳动权的限制,用人单位非有正当事由不得解雇劳动者。所谓正当事由主要包括:在社会的一般理念中,劳动者本人或其行为严重扰乱用人单位经营秩序或严重损害用人单位的利益,或者继续雇用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紧急需要相对立。正当事由说要求对解雇行为进行严格约束,是对解雇自由说的扬弃,同时也是对解雇自由原则的根本修正。

劳动合同制度实际上并不仅是市场主体的个体行为,而是关涉社会生产秩序的正常运作,应由国家进行社会性干预,偏重对较为弱势一方的劳动者利益维护以达成实质公正,在维护微观的劳动合同关系稳定的同时,保持更为抽象宏观的社会化公益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从这个角度讲,正当理由说应该成为我国解雇保护应该坚持的理论基础。

三、我国现行制度

2008 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劳动合同法》标志着我国的解雇保护制度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在我国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时代背景下,由一种统一的国家用工形式开始向企业自主用工转变,解雇与解雇保护的法律实践在我国开始展开。我国劳动合同法对解雇制度进行了重大调整。劳动合同解除的条件更为格,劳动关系解除可以分为双方解除与单方解除,用人单位的单方解除中,又可分为过错性解雇与非过错性解雇。对于过错性解雇与非过错性解雇处于倾斜保护的目的出发而建构了不同的制度。

(一)、过错性解雇

所谓的过错性解雇,又称即时辞退,它是指用人单位无需向劳动者预告就可以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同时被辞退的劳动者不享有经济补偿金。《劳动合同法》第 39

条规定了 6 种过错性解雇的情形,以较严格的方式对解雇理由进行限制。

1、试用期解除

《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劳动者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录用条件”必须事先设定,否则用人单位是难以证明雇员不符合录用条件的。在试用期间,用人单位对劳动者从各个方面进一步作全面的严格的考查,发现有不符合合同条款或有关规定,或是经试用期培训后仍不能胜任其工作岗位要求的,用人单位有权解除劳动合同。

2、严重违规解除

劳动者严重违反劳动纪律,影响生产、工作秩序,严重违反操作规程,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等,用人单位都有权根据本单位的规章制度解除其劳动合同。但是,用人单位据以解除劳动合同的规章制度必须是合法有效的,即在制定主体、内容、程序上都是合法的,只有合法有效的规章制度才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双方所必须遵守的。这一款相对于劳动法的规定更为严格,对于严重违纪的员工,也加强了解雇保护。

3、严重失职、营私舞弊解雇

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劳动者坚守工作岗位,尽心尽责地工作,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完成工作任务是劳动合同的实质所在。劳动者擅离岗位,工作上玩忽职守,损公肥私,给用人单位经济上造成巨大损失的,用人单位有权解除劳动合同。

4、利益冲突解雇

“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作为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之一,是劳动法中没有,劳动合同法新增的一种过错性解雇。

5、劳动合同无效解雇

“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或者变更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有权解除劳动合同。这是在诚实信用原则下的必然要求,也为社会公序良俗所不容。在此情况下,单位具有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

6、刑事责任解雇

关于解雇制度的程序及解雇理由,不仅仅涉及到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方的权益,当危及社会安全,公共秩序时,公法将予于介入。

(二)、非过错性解雇

指劳动者无主观过错,但基于某些客观原因,用人单位可以依法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因为在此种情况下,劳动者并不存在主观过错,因此用人单位在解除劳动合同时要受到诸多方面的限制。

1、解雇理由上

不仅有正面的解雇理由(《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还存在着反向的禁止解雇的情

形(《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二条)。这就为用人单位随意解雇设定了严格的限制。

2、解雇程序上

首先,提前通知个人的义务“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其次,《劳动合同法》规定的通知工会的义务:“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应当事先将理由通知工会。用人单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会有权要求用人单位纠正”

3、解雇的救济权

(1)、程序上的救济:包括解雇前的救济:《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三条“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应当事先将理由通知工会。用人单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会有权要求用人单位纠正”。解雇后的救济:《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劳动者享有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权利。

(2)、经济上的救济:首先,劳动者获得经济补偿。这在《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四十七条作了详细规定。其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劳动者有权要求用人单位支付规定的赔偿金。

对于非过错解雇保护的如上措施更为明显的体现了我国对于劳动者权利的侧重保护,给予劳动者较为体系化的制度保障。

结 语

随着我国产业升级、经济社会转型以及国家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确定,对于劳动者权益维护只会逐渐加强,不会减弱,因此,作为劳动合同相关制度之有机组成部分的解雇保护制度是必不可少的制度。我国劳动合同立法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但是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还有一些问题,比如,解雇的程序规定从总体上讲还有待细化,在解雇过程中,劳动者所享受的权利还需明确化,劳动者在解雇过程中的参与权,听证权等等权利也要得到更好地保护。同时还要在用人单位违法解雇的责任人承担上作出完善。

总之就是在对劳动者倾斜保护的规定下,以更加完善的制度,更加细化的规范,真正保护到劳动者的权益,保障人民劳动权的实现。

参考文献

【1】王益英黎建飞:《外国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邓文娟:《劳动关系中管制思考》载于《理论研究》2011年5月。

【3】王皎皎:《解雇保护制度研究——以解雇要件为重心》。

【4】于莹莹:《我国解雇保护制度探析》载于《法治在线》。

【5】董保华 刘海燕:《解雇保护制度研究》,中国劳动保障社会出版社2005年4月版。

【6】赵一波:《<劳动合同法>对解雇保护制度的认知理性》载于《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9年9月第9期。

【7】严 瑕:《劳动合同解雇保护制度比较研究》载于《法治与社会》2009年3月。

【8】石美月:《中外劳动合同立法比较研究》,法律之星,2008(12)。

【9】郑尚元:《劳动合同法的制度与理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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