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保健界的革命新时代(精选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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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中国保健界的革命新时代

中国保健界的革命新时代

——中国血脂市场大解冻

在2004年10月25日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指出:随着膳食结构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我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由于畜肉类及油脂消费过多,导致了我国约2亿人体重超重,6000多万人患肥胖症,与1992年相比,成年超重率上升39%,肥胖率上升97%。根究最新统计,在我国因体重超标等问题而导致的血脂异常者已达1.6亿,成人患病率达18.6%,每年因血脂问题而死亡的人数已超过300万,约占全球因同类问题而死亡人数的五分之一。

情形已十分不容乐观,然而令人担忧的还远不止如此。在过去的5年中,降血脂药品保持着每年9%的快速增长态势。?据医药行业协会权威人士预测:随着全球经济运行情况的普遍好转及人民生活水平的继续提高,今后5~10年内患高脂血症、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的人数还将急剧上升。这类疾病存在一个共同的恐怖特征,那就是症状一旦出现,您可能就不得不面临着终生治疗的现实,所花费的代价是惊人的:在2002年全球最畅销的200种药品中,有8种是降血脂产品,全球销量排名第一第二的药品全是降血脂药品。

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民众的保健意识开始苏醒并迅速升温,已先后在养神、调气、补血、维生素保健、润肠健胃等众多领域培育出巨大的市场。而血脂保健领域因其隐蔽性及国人的侥幸心理等因素而不易开发,加上其市场空间的巨大,显然已成为我国保健领域的巨大冰山。

千金难买身体好,追求健康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国人在经历了SARS、禽流感等恶疾的切痛考验之后,保健意识空前崛起,随着保健领域的不断深入,很多隐蔽的保健领域陆续受人关注起来,越来越多的民众意识到了血脂保健的重要性,尽管还存在着将信将疑的心态,很多的保健人士在注意饮食的同时已开始使用调脂保健品了,冰封已久的血脂市场终于开始升温。众商家倍受鼓舞,跃跃欲试的都想一展拳脚。

与此同时,在发现自己健康受到威胁之后,众多的血脂异常者必将想方设法改善自身状况。众所周知,凡是有利必有弊,几乎所有的药品在具备治疗功效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副作用。没有一个患者不期望在完全无任何毒副作用的情况下恢复健康。尽管康复的速度可能没那么迅速,但是为了长远的健康,很多患者都会选择调脂保健品。按照美国血脂市场的发展历程及现状,天然成分的降脂保健品与降脂药品应该平分秋色。

有人依照中国有9000万高脂血症患者的依据推断:只要平均每人每年服用100元的降血脂产品,降血脂产品市场就能达到近100亿元的规模。100亿,似乎已成了天文数字,可我国血脂市场的开发潜力又何止100亿?请注意,这100亿仅仅是高脂血症患者所具备的消费潜力,更大的市场空间是那些渴望保持血脂健康、抵制终生治疗的健康或者亚健康人士。谁不渴望健康?市场一旦启动,保健领域必将掀起新一轮的轩然大波,其前景是无法估量的。

由此不难看出,我国保健品血脂市场已开始升温,巨大的海底冰山正在悄然溶化。酝酿已久的中国保健领域革命新时代即将到来。

第二篇:诗界革命

摘要:“诗界革命”是近代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诗歌迈向近代化的开端。早在“诗界革命”这一口号未正式提出前,近代诗坛已呈现出变革的趋势。“诗界革命”的起点是“新学诗”,中间经过了“新派诗”、“潮音集”和“新体诗”几个阶段。“诗界革命”作为近代诗坛上的一次革新思潮,不能仅仅局限于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范围内,也应包括“南社”中的部分诗人和资产阶级革命诗人秋瑾等。

中图分类号:1209.5

文献标识码:А

文章编号:0511-4721(2000)02-0005-08

“诗界革命”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学史上一次诗歌革新思潮和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诗界革命”是近代社会变革思潮、西学东渐的文化走向在近代诗歌领域的一种反映,也是近代诗歌求新求变的一种自然发展趋势。早在“诗界革命”这一口号未正式提出前,近代诗坛已呈现出变革的趋势。

(一)“诗界革命”的起点:“新学诗”

“诗界革命”的起点究竟起于何时呢?目前有三种意见:一是起点于“新学诗”(又称“新诗”,1895),最早持此看法的是朱自清[1];二是起点于“新派诗”,最早提出此看法的是胡适。他说,黄遵宪的《杂感》(1868)“可以算是诗界革命的一种宣言”[2](p136)。三是主张起于1899年梁启超正式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3](P335)。我的看法是:“诗界革命”的起点和界标应是“新学诗”,时间当在1895年。

诚然,以黄遵宪为代表的“新派诗”,如果溯源,要比“新学诗”更早些,但“新派诗”的正式出现应以1897年黄遵宪在《酬曾重伯编修》中正式提出这一名称为准。至于以1899年正式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为起点,那显然是割断了“诗界革命”的发展历程。因为1899年梁氏在《夏威夷游记》中提出“诗界革命”四字,是对前一阶段出现的诗界革新的理论概括,不能视为起点。

1895年秋冬之际,梁启超、夏曾佑、谭嗣同经常在北京讨论诗歌革新问题[4],后虽因梁氏去《时务报》工作而中断了对诗歌的探索,但由夏、谭所代表的“新学诗”却产生了。所谓“新学诗”,其特点,用梁启超的话来概括,就是“盖当时所谓‘新诗’,颇喜扯新名词以自表异”[5](P49)。当时的“新名词”,就是指佛、孔、耶三教经典中的词语,因为多用音译、象征,所以这些新名词很难懂。像谭嗣同《金陵听说法诗》中的“纲伦惨以喀私德,法会盛于巴力门”,夏曾佑《无题》中的“冰期世界太清凉,洪水茫茫下土方。巴别塔前分种教,人天从此感参商”。这里的“喀斯德”、“巴力门”、“冰期”、“巴别塔”之类,如不加注释,是“断无从索解”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新学诗”,也即是夏、谭、梁研讨“新学”的另一种文本的记录。故后来蒋智由在评论夏曾佑的这类诗时说:“亚欧捭国谋空壮,耶佛评论语更鲜”[6],发现了夏氏诗与“新学”的关系。

“新学诗”虽然极难懂,但在先进之士厌弃旧学、崇拜新学的当时,也表现了诗人自己的“宇宙观、人生观”,以及对思想解放的热烈追求,它的出现,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原因的。于此梁启超曾回忆云:“到我们在一块儿的时候,我们对于从前所学生极大的反动,不惟厌他,而且恨他。„„我们当时认为,中国自汉以后的学问全要不得的,外来的学问都是好的。既然汉以后要不得,所以专读各经的正文和周秦诸子;既然外国学问都好,却是不懂外国语,不能读外国书,只好拿几部教会的译书当宝贝。再加上些我们主观的理想——似宗教非宗教,似哲学非哲学,似科学非科学,似文学非文学的奇怪而幼稚的理想,我们所标榜的‘新学’就是这三种原素混合构成。”[4]由谈“新学”而写“新学诗”,就是出于上面的这种文化背景。自然,夏、梁、谭氏谈“新学”或写“新学诗”,虽然带有一种“宗教式的宣传”,但这之中仍可见出当时少数唾弃旧学、崇拜新学的先进青年的苦闷。数年之后,梁启超又在《饮冰室诗话》中说:

当时吾辈方沉醉于宗教,视数教主非与我辈同类者。崇拜迷信之极,乃至相约以作诗非经典语不用。所谓经典者,普指佛、孔、耶三教之经,故《新约》字面,络绎笔端焉。„„至今思之,诚可发笑。然亦彼时一段因缘也[5](P49)。

这就是当时“新学诗”中新名词的文化意蕴。“新学诗”作者队伍狭窄,甚至仅限于“吾党二三子”,或者说也就是夏、谭、梁三人,诗作也不多,但它却是“诗界革命”的一个起点。所以朱自清先生在《论

中国诗的出路》中说:“近代第一期意识到中国诗该有新的出路的人要算是梁任公、夏穗卿几位先生。他们提倡所谓‘诗界革命’;他们一面在诗里装进他们的政治哲学,一面在诗里引用西籍中的典故,创造新的风格。”[1]我以为此见解是很有道理的。

(二)“新派诗”的界定

大约这之后不久,又有了“新派诗”的名目。黄遵宪在1897年写的《酬曾重伯编修》中云:“费君一月官书力,读我连篇新派诗。”黄遵宪此时正式提出了“新派诗”的概念并承认自己写的诗是“新派诗”。诚然,黄遵宪的“新派特”写于1897年之前,如果以我们习惯称黄遵宪“新派诗”的代表作是《今别离》的话,那说明,黄遵宪早在1890年就写“新派诗”了。尽管如此,“新派诗”作为其整体概念却应当被视为是“新学诗”(1895)之后的产物。

“新派诗”作家群人数较多,其成员是具有维新思想的爱国志士,除黄遵宪外,还有康有为、蒋智由、丘逢甲、邱炜@①、麦孟华、狄葆贤等人。“新派诗”创作的主要年代是在甲午战争之后,他们在诗界革新的大潮中写了大批的新派诗。“新派诗”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古典诗歌的韵味和形式美,它却囿于传统的诗美观,未能在诗体革新上有所突破。

(三)“诗界革命”口号的正式提出

1899年12月25日(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正式提出了“诗界革命”的问题。他认为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到19世纪末,“诗运殆将绝”,诗的境界已被“千百年来鹦鹉名士占尽”,诗歌要想发展,必须另辟新路,犹欧洲之“地力已尽”,须由哥伦布之再发现新大陆。梁启超又指出:诗界要革新,也应向西方学习。他说:“今欲易之,不可不求之于欧洲。欧洲之意境、语句,甚繁富而玮异,得之可以陵轹千古,涵盖一切,今尚未有其人也。”那末“诗界革命”的标准是什么呢,梁氏提出了三点:

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

根据这三条标准,梁启超检讨了“诗界革命”以来“新学诗”、“新派诗”在美学上的得失。

对“新学诗”梁氏作了明确的否定。他说:以夏曾佑、谭嗣同为代表的“新学诗”虽“皆善选新语句”,但“其语句则经子生涩语、佛典语、欧洲语杂用,颇错落可喜,然已不备诗家之资格”[7](P189)。在此时的梁启超看来,夏、谭的“新学诗”已无发展前途,因为它不“备诗家之资格”。我们不仿再看夏曾佑《赠梁任公》诗中的前四句:

滔滔孟夏逝如斯,附图文王鉴在兹。帝杀黑龙才士隐,书蜚赤鸟太平迟。

全诗杂用佛、孔、耶三教经典,如不详加注释,真是无从索解。谭嗣同的“新学诗”也类此。梁启超说:“复生本甚能诗者,然三十以后,鄙其前所作为旧学。晚年屡有所为,皆用此新体,甚自喜之。然已渐成七字句之语录,不甚肖诗矣。”[7](P190)后来梁氏在《饮冰室诗话》中更明确表示:“此类之诗,当时沾沾自喜,然必非诗之佳者,无俟言也。吾彼时不能为诗,时从诸君子后学步一二,然今既久厌之。穗卿近作殊罕见,所见一二,亦无复生此等窠臼矣。浏阳(谭嗣同)如在,亮亦同情。”[5](P50)

对于以黄遵宪为代表的“新派诗”,梁启超则是肯定的。他说:

时彦中能为诗人之诗而锐意欲造新国者,莫如黄公度。其集中有《今别离》四首,又《吴太夫人寿诗》(即《拜曾祖李太夫人墓》)等,皆纯以欧洲意境行之,然新语句尚少。盖由新语句与古风格,常相背驰。公度重风格者,故勉避之也[7](P189)。

梁氏肯定了“新派诗”的“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又指出了这类诗“新语句尚少”,同时梁启超也看到了“新语句”与“旧风格”的矛盾。但由于梁氏受传统审美观的制约,也由于古典诗歌形式规范所潜在的艺术魅力,他还是看中了“旧风格”,这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诗界革命”派共同的局限。

(四)“诗界潮音集”的评价

在“诗界革命”问题上,梁启超并非没有看到形式变革的滞后,同时他也在寻求一种与“新意境”相和谐的新形式,这种努力就是他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开辟的两个专栏“诗文辞随录”和“诗界潮音集”(为叙述方便,下面我把这两部分诗通称之为“潮音集”)。“潮音集”是“诗界革命”继“新学

诗”、“新派诗”之后的一个新发展。

有的研究者指出:“‘新派诗’与‘新诗’的合流,已成为‘诗界潮音集’的基本趋势。”[6](P49)换言之,“潮音集”的基本趋势是“新派诗”与“新诗”(即“新学诗”)的合流。我以为这种提法是不确切的。如所周知,“新学诗”的主要特点是“扯新名词以自表异”,即是用儒、佛、耶三家经典中一些生僻的词语或西方名词的音译,不是当事人或不加注解则“断无从索解”;而“潮音集”体虽用新名词却无此缺点。其实运用新名词并不是“新学诗”的独特处,其独特处是在于它用谁也“无从索解”的新名词。以黄遵宪为代表的新派诗也以新名词入诗。“潮音集”诗歌也运用新名词,但没有“新学诗”那种生涩难解之病。所以我们无理由说“潮音集”是“新学诗”和“新派诗”的合流,而应当把“潮音集”视为“新派诗”的一个新发展。那末“潮音集”诗较之新派诗具有哪些特点呢?除去作者队伍更加广泛(有100余人)和利用近代传播方式(在报刊上发表,这比“新派诗”作者唱和传递或刻诗集传播更迅速)之外,在诗歌形式上还具有如下几点:

(1)使用新名词,但这些新名词已较“新学诗”中的新名词不同,它已经不再使用佛、孔、耶三教经典中谁也看不懂的词语,如“喀私德”、“巴力门”、“冰期”、“巴别塔”之类,而是运用当时社会上已较通用的新词语,如浪公的“冷月凄凉平等阁,阴风惨淡自由旗”,“通义千秋《民约》在,中原何日主权伸”(《挽@②@③子六律用星洲寓公原韵》)[8](P125),紫髯客的“何期百六间,女中见卢梭”(《赠吴孟班女士》)[8](P125),自由斋主人的“野蛮例应文明换,进化原从冒险来”(《伤时事》)[8](P131)。诗中的平等、自由、《民约》、主权、卢梭、文明、进化、冒险,均是当时较流行的新名词。

(2)在形式上虽没有突破传统诗体的束缚,但表现了更多的革新精神。如果说,“新学诗”和“新派诗”在形式上还主要是五七言古诗、律诗和绝句的话,那末“潮音集”的诗则出现了更多的杂言体长篇,有的还表现了明显的散文化倾向,这类诗歌为尔后黄遵宪“新体诗”(杂歌谣)的构想提供了启示和参照。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中这种杂言体的诗歌屡见不鲜。比如因明子(蒋智由)的《终南谣》、《见恒河》、《闻蟋蟀有感》、@④浦寄渔的《奉题宿园先生五百石洞天选诗图》、突飞之少年的《可惜歌》、《励志歌十首》等。我这里以梁启超的诗歌为例略加说明。梁氏一生写诗不算太多,他自己说:“余向不能为诗,自戊戌东徂以来,始强学耳。”[5](P52)从梁氏的全部诗作看,我以为最有特色的是刊登于《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的诗作。如《二十世纪太平洋歌》、《赠别郑秋蕃兼谢惠画》、《志未酬》、《举国皆我敌》、《爱国歌四章》等,均是字数不等的杂言体,它们可以代表“潮音集”诗歌自由化、散文化的倾向。

(3)通俗化的走向更加突出。如果说,“新学诗”由于“扯新名词以自表异”,不加注释让人难以索解,“新派诗”由于强调“旧风格含新意境”而又相对忽视了语言的通俗化,那末,“潮音集”作者在诗歌语言通俗化上则向前跨出了新的一步。许多作者表现了这一特点,代表诗人有蒋智由、狄葆贤、突飞之少年、觉庵、自由斋主人等。请看突飞之少年《励志歌十首》之二:诸君听我歌,二歌狂起舞,大声疾呼竟何意,笑尔四座泪如雨。黑红两种衰可悲,白种日兴黄种危。合群保种争一刻,过此更无中兴期。噫吁嘻,过此更无中兴期[8](P132)。

这类通俗化的诗歌在“潮音集”中占有很大比重。

(4)有意向民歌学习。“潮音集”作者越到后期越注意吸收民歌形式和学习来源于古代民歌的歌行体。《新民丛报》上刊登的诗歌,有些直接注明“俚词”、“俗调”。它刊登过平等阁(狄葆贤)的《燕京庚子俚词》。“潮音集”作者还注意用歌行体创作。歌行体本是古代民歌中的一种体式。“歌”是曲的总名,上古时代就有《击壤歌》、《南风歌》。“行”是歌的一种。明人胡震亨说:“衍其事而歌之曰行”(《唐音癸签·体凡》),胡氏说颇能探其本义,观汉乐府民歌可知。在汉乐府中,凡带“行”字的诗,均带有叙事性质。这类诗歌在《清议报》中已见端倪,如突飞之少年的《励志歌十首》,梁启超的《赠别郑秋蕃兼谢惠画》、《举国皆我敌》、蒋智由的《见恒河》等篇,有的虽无“歌行”字样,亦属此类作品。到了《新民丛报》中歌行体的诗歌就更多了。如高旭的《唤国魂》、蒋观云的《醒狮歌》、杨@⑤子(度)的《湖南少年歌》、梁启超的《二十世纪太平洋歌》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我之所以关注“潮音集”在“诗界革命”中的地位,固然在于确认“潮音集”是“诗界革命”发展中 的重要阶段,此外还有两点重要意义:一是它的出现对后来黄遵宪“新体诗”(杂歌谣)构想的产生有一定的启示。二是直接开启了资产阶级革命派诗人(如秋瑾、高旭、黄人)大量采用“歌行体”的先声。

(五)“新体诗”:黄遵宪在诗体上的新探索

黄遵宪“新体诗”(杂歌谣)的提出,是“诗界革命”中诗体改革的新探索。

1902年,梁启超创刊了《新小说》,他在大力提倡“小说界革命”的同时,也没有忘记“诗界革命”。他继续在《新民丛报》中通过《饮冰室诗话》宣传“诗界革命”,并给了黄遵宪的诗以很高的评价:“近世诗人能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者,当推黄公度。”尽管如此,黄遵宪还是清醒地认识到“旧风格”与“新意境”是存在着矛盾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黄遵宪提出了诗体改革的主张:

报(指《新小说》)中有韵之文自不可少,然吾以为不必仿白香山之《新乐府》、尤西堂之《明史乐府》,当斟酌于弹词、粤讴之间,句或三或九,或七或五,或长或短,或壮如《陇上陈安》,或丽如《河中莫愁》,或浓如《焦仲卿妻》,或古如《成相篇》,或俳如俳伎辞,易乐府之名而曰“杂歌谣”,弃史籍而采近事。至于题目,如梁园客之得官,京兆尹之禁报,大宰相之求婚,奄人子之纳职,侯选道之贡物,皆绝好题目也。此固非仆之所能为,公试与能者商之。吾意海内名流,必有迭起而投稿者矣《壬寅八月二十二日与梁任公书》)[9](P1245-1246)。

这是黄遵宪经过长期思考而提出的诗体改革方案。他提出的这种“新体诗”,其形式介于弹词与粤讴之间。弹词这种形式,大家较熟悉,兹不赘述。关于粤讴,它是流行于广东民间的说唱曲艺。相传是清代嘉道年间粤人冯询、招子庸在木鱼、南音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曲艺形式。从招子庸编写的《粤讴》俗曲集看,其篇幅或长或短,没有定格,形式比较自由。唱词多为长短句,字数多少不等,平仄可不全叶,选韵较宽。黄遵宪是广东人,他对粤讴和广东民歌十分熟悉,而且他又是一位热爱民间文艺的诗人。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一种“新体诗”,名曰“杂歌谣”,篇幅长短不一,句式、字数多少不等,艺术风格多种多样。在内容上,他要求“弃史籍而就近事”,也就是要反映现实生活,其批判重点,则指向清王朝上层官僚社会。在他的建议下,梁启超果然于他创办的《新小说》上特辟“杂歌谣”一栏,专门发表这种“新体诗”。如燕市酒徒、雪如、水月庵主等人的新乐府,剑公的《新少年歌》,外江佬、珠海梦余生的新粤讴等。

黄遵宪不仅从理论上提出了这种“新体诗”,而且他还亲自实践。他先后写了《军歌》24章、《幼稚园上学歌》10章、《小学校学生相和歌》19章,自称它们为“新体诗”,并希望梁启超能“拓充之,光大之”(《壬寅十一月与任公书》)[9](p1249)。梁启超不仅把黄遵宪的《出军歌》四章、《幼稚园上学歌》10章刊登在《新小说》上,而且他自己也模仿《出军歌》4章写了《爱国歌》4章,并给予这种“杂歌谣”的“新体诗”以很高的评价。他评黄遵宪的《军歌》曰:“其精神之雄壮活泼、沉浑深远不必论,即文藻亦二千年所未有也。诗界革命之能事,至斯而极矣。”[5](p43)

《新小说》相继刊出的“杂歌谣”,为“诗界革命”的诗体改革作了许多新探索、新尝试,尽管这种“新体诗”也未能完全冲破旧诗体的束缚,成为一种全新的形式,但在20世纪初,“新体诗”已达到了“诗界革命”在诗体改革方面的最高成就。

(六)“诗界革命”的范围

“诗界革命”是近代一次诗歌革新运动,它既是社会发展和思想文化变革在文学上的反映,也是西方文化撞击的结果。这次诗歌革新运动始于甲午战争前后,一直持续到辛亥革命之后。

近代文学研究界过去大多把“诗界革命”定位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诗歌运动,其理由是因为这次运动的倡导者是资产阶级维新派(改良派)代表人物梁启超,其主要成员也大多是资产阶级维新派(改良派)人物,如黄遵宪、梁启超、谭嗣同、夏曾佑、康有为、蒋智由、丘逢甲、狄葆贤、丘炜@①等。近年来,随着近代文学研究的深入,已有学者认识到把“诗界革命”仅仅局限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诗界革新运动的范围内,是不恰当的。最早表露这种倾向的是钱仲联先生。钱先生明确指出:金天羽、黄人、高旭、柳亚子等人是“‘诗界革命’在江苏的一面大纛”[10](p239),他又在《近百年诗坛点将录》中称金天羽“亦曾主张‘诗界革命’”云云[10](p360)。吴泰昌也曾在《不以诗人自居的诗人》一文中把马君武、金天羽等南社诗人归入“诗界革命”的范围内。这说明已有一些研究者开始对“诗界革命”的定位提出了

怀疑[11]。

由于“诗界革命”产生的时代因素,即正值资产阶级维新运动(改良主义运动)发展时期,在辛亥革命前(姑以1905年为界),其主要成员大多是资产阶级维新派人物,但也有些原先具有维新思想而后来成为革命派的南社诗人,如柳亚子、高旭、马君武、宁调元、于右任、黄人,乃至资产阶级革命诗人秋瑾,虽然并未声明参加过“诗界革命”,但从他们的诗歌主张和创作实践来看,显然是与“诗界革命”同一阵线的。马君武概括自己的诗歌创作为“鼓吹新学思潮,标榜爱国主义”[12],周实呼唤“变风变雅之音”[13],高旭认为“世界日新,文界、诗界当造出一新天地”[14],宁调元说:“诗坛请自今日始,大建革命军之旗。”[15]马君武更进而指出诗歌创新和改造旧形式的问题:“唐宋元明都不管,自成模范铸诗才。须从旧锦翻新样,勿以今魂托古胎。”[11](p426-427)这些主张无疑与“诗界革命”的精神和文学主张是一致的。“勿以今魂脱古胎”,尽管并未指出如何“脱古胎”(即创造新诗体),但至少在思想认识上已试图解决梁启超所提出的“新意境”(“今魂”)与“旧风格”(“古胎”)的矛盾。同时他们还创造了大批具有创新精神的歌体诗,其代表作有高旭的《路亡国亡歌》、《爱祖国歌》、《海上大风潮起作歌》、《登富士山放歌》,马君武的《从军行》、《华族祖国歌》、于右任的《从军乐》,黄人的《元旦日蚀诗》、《和定庵西郊落花歌》、《过湖荡纪事》,金天翮的《招国魂》,秋瑾的《宝刀歌》、《勉女权歌》等。至于“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诗作,在南社诗人和资产阶级革命派诗人中那更是不胜枚举了。今举柳亚子、宁调元的两首五古和七律以见一斑。

„„我思欧人种,贤哲用斗量。私心窃景仰,二圣难颉颃。卢梭第一人,铜像巍天阊。《民约》创鸿著,大义君民昌。胚胎革命军,一扫秕与糠。百年来欧陆,幸福日恢张。继者斯宾塞,女界赖一匡。平权富想像,公理方翔翔[16](p3)。

十年前是一重囚,也逐欧风唱自由。复九世仇盟玉帛,提三尺剑奠金瓯。丈夫有志当如是,竖子诚难足与谋。愿播热潮高万丈,雨飞不住注神州[15](p138)。

柳亚子、宁调元这两首诗歌,与黄遵宪为代表的“新派诗”并没有什么区别。所以我认为“诗界革命”作为近代诗坛上的一次革新思潮,实在是吸引了许多进步诗人参加的一次群众性的诗歌革新运动,它的最初发起人、倡导者和创作主体是具有维新思想的进步诗人,随着运动的深入,资产阶级革命派诗人也参与了“诗界革命”,并成为“诗界革命”队伍中一支生力军,他们与梁启超、黄遵宪、康有为、丘逢甲、蒋智由、狄平子等人共同开创了中国近代诗歌的新天地。这一基本评价我想会得到多数人的认同。其实,近代的评论家也并未把“诗界革命”仅仅限制在维新派诗人的范围内,比如柳亚子在1945年就说过这样一段话:“辛亥革命总算是成功了,但‘诗界革命’是失败的。梁任公、谭复生、黄公度、丘沧海、蒋观云、夏穗卿、林述庵、林秋叶、吴绶卿、赵伯先的新派诗,终于打不倒郑孝胥、陈三立的旧派诗,同光体依然成为诗坛的正统。”[17]这段话对“诗界革命”的评价是否正确我们姑且不论,但文中提到几位诗人,如林述庵、林秋叶(之夏)、吴绶卿(禄贞)、赵伯先(声)均是资产阶级革命派诗人,林之夏还是南社社员,可见把“诗界革命”仅仅视为资产阶级维新派内部的诗歌革新运动是不确切的。

(七)结语

由如上叙述可以看出,近代“诗界革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领导的有纲领、有队伍、有阵地、有理论、有创作实践的一次自觉的诗歌革新运动。以梁启超、黄遵宪、丘逢甲、蒋智由为代表的新派诗人,他们顺应历史发展的要求,敢于冲破几千年来自我封闭的诗歌旧传统,毅然于诗世界中手辟新洲,独创异境,为“诗界之哥伦布”,为“独立风雪中(之)清教徒”[9](p1249),这种精神是十分值得称道的。在内容层面上,“诗界革命”是从宣传新学、描写新事物(从异域风光到自然科学的新成就)、表现新思想、新理念开始的,继而又以描绘时代风云、反对封建专制、弘扬爱国主义、倡导尚武精神、礼赞民主革命为基本主题。在形式上它从“扯新名词”开始,逐渐过渡到“以旧风格(即旧形式)含新意境”,再到借鉴民歌形式,力求冲破旧格律、旧体制的束缚而提出了“新体诗”的尝试。尽管“诗界革命”最终并未完全解决旧形式的问题,但在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诗界革命”的先驱者们已作了大胆的尝试与努力。在价值取向上,他们自始至终都自觉地吸取西方文化,为“诗界革命”输入新血液,注入新生命。还在《夏威夷游记》中,梁启超就曾经指出,欲求诗歌革新,“不可不求之于欧洲,欧洲之意境、语句,甚繁富而玮异,得之可以陵轹千古,涵盖一切,今尚未有其人也”[7](P189)。这还是就其思想层面而言,1902年他在《新中国未来记》第四回总批中说:“必取泰西文豪之意境、之风格,熔铸之以入我诗,然后可为此道开一新天地。”这已接触到“新风格”,为此他还在《新民丛报》第二号(1902年2月22日)上刊载了外国诗歌即德国格拿活的《日尔曼祖国歌》,日本中村正直的《题进步图》、志贺重昂的《日本少年歌》、内田周平译的《德国男儿歌》,以为中国诗歌革新之借鉴。这也可以看出,“诗界革命”是中国古典诗歌由封闭走向开放、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尝试,它第一次明确提出诗歌向西方学习以及面向大众和通俗化的问题,表达了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勇于进取、大胆探索的精神风貌和先进的美学理想,它的进步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析而言之,“诗界革命”的意义至少有如下四点:

(1)“诗界革命”提倡“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即要求在诗歌中反映新内容、新思想、新理念,这对于扩大诗歌的审美范围,在诗歌中融入西方文化,进而更新近代诗歌的创作题材、丰富近代诗歌的思想意蕴,有积极的促进意义。

(2)在诗歌中运用新名词,既可更新诗歌的语言系统,而且新名词的出现,对于打破旧体诗格律的束缚和诗体的解放都有直接的影响。

(3)“诗界革命”要求以口语入诗,开启了近代诗语言的通俗化走向,缩短了诗歌语言中书面语与口语的距离,为诗歌的自由化、散文化培植了基因。

(4)“新体诗”的提出和具体设想,是对中国诗体改革的有益尝试,它的成就与不足,从正反两方面为尔后的诗体改革提供了参照物。

由以上四点可以引出结论:近代“诗界革命”为“五四”新诗的出现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创作基础,成为“五四”诗歌革命的先声。

我们必须肯定“诗界革命”的这一历史贡献。但学术界至今仍有人认为“诗界革命”不算革命[18],或谓“诗界革命”失败了[19]。他们所持的理由归纳起来不外两点:第一,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诗界革新,不能称“革命”,而只能称“改良”;第二,资产阶级改良派倡导的“诗界革命”,正如同他们所领导的戊戌变法失败一样,它的结局必然是失败的。这种看法的偏颇是显而易见的:不仅缺乏历史主义的观点,而且仍是把文学现象等同于政治问题。

收稿日期:1999-06-2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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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建华晚清“诗界革命”发生时间及其提倡者考辨[A]中国古典文学丛考(第1辑)[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

[4]梁启超亡友夏穗卿先生[N]晨报副刊,1924—04—29

[5]梁启超饮冰室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6]夏曾佑旅居日本怀钱塘碎佛居士转引自张永芳晚清诗界革命论[M]桂林:漓江出版社,1991

[7]梁启超夏威夷游记[A]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7册(专集二十二)[C]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9

[8]梁启超清议报全编[C]横滨:新民社,1902

[9]转引自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10]钱仲联三百年来江苏的古典诗歌[A]钱仲联梦苕庵论集[C]北京:中华书局,1993

[11]王飙等中华文学通史:第5卷[M]北京:华艺出版社,1998

[12]马君武马君武诗稿自序[A]马君武集[C]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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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高旭愿无尽庐诗话[A]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文学理论卷[C]上海:上海书店,1994

[15]宁调元文渠„„即题〈纫秋兰集〉[A]宁调元集[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16]柳亚子放歌[A]柳亚子诗词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17]柳亚子佚文柳亚子的诗和字[J]人物,1980(1)

[18]陈邦炎诗界革命质疑[J]中国韵文学刊,(1)

[19]祝宽五四新诗史[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作者简介】郭延礼:(1937-)男,山东汶上人,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文学。(山东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责任编辑】立华

【外 字】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艹下加爰

@②原字为氵右加并

@③原字为氵右加辟

@④原字为鱼右加它

@⑤原字为析下加日

第三篇:课改新时代与课堂革命

2018,课改新时代与课堂革命

2018,课改新时代与课堂革命

——对课改深化与核心素养教学转化的思考

“课改新时代与课堂革命”,将成为2018年基础教育的热词与课改的风向标。核心素养颁布,新高、中招政策出台,课标修订,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统编教材推行,小一科学课的开设,综合实践活动与研学旅行加速,标志着课改一揽子的顶层设计细化完成,课改从施工性实施阶段走向精装修性的深化阶段,即课改新时代。课堂革命的提出,表明课堂问题积重难返,课堂改革是焦点、是硬骨头,用改良、改革已不足以解决课堂的疑难杂症,需要掀起心灵、观念、技术、行为的革命来强制推进,来重塑课堂新样态,构建师生新关系,让教育“回归常识、回归本分、回归初心、回归梦想”,让重点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责任担当的改革目标真正落到实处。

为此,我认为2018年的基础教育课改务必要聚焦、关注“课改深化与核心素养教学转化”这两大主题。

一、课改深化——打赢课改的后半场

课改是持久战,需要连续不断发力。课改进入新时代,表明课改己进入关键的下半场。那么中小学如何赢在课改后半场呢?

(一)、重视教师专业发展是关键。

课改初期,为了矫枉过正,过分关注了学生在课堂中作用,淡化、弱化了教师地位、作用,尤其是教师专业素养在提升课堂高度方面的地位与作用。因此,重视教师专业素养提升是课改进入后半场的标志之一。

如何有效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倡导教师读书是首选途径。其次重视教师基本功代际提升:课程资源开发、教育科研、信息技术使用;读懂学生的分析师、重组课程的设计师、联结世界的策划师。三是探索、践行“互研互训小课题研修工作坊”及“观教察学校本教研”的新机制。

(二)、是实施课堂综合改革是核心

课改己进入后半场,课改己进入深水区,作为主战场的课堂教学改革也将进入从单一课堂流程、模式改革进入课堂综合改革,课堂改革将打破瞎子摸象的片面改革观,将迎来多策并举、协同作用的生态改革观——实施课堂教学综合改革,构建课堂新生态。

1、重建课堂改革的环境协同系统。班改、课改一体化是重建课堂改革协同系统的有力抓手。班级架构、管理从班干部制走向部委制;构建班级组织新形态:班级教研组、班组群,放大班级教研组功能;创生、放大班级自组织与自教育功能。

2、重构课堂改革的时空系统。课堂时长新设计:打破固定时长,实施连排、长短课时等。课堂空间新组合:依据学习方式设立独立钻研学习区、合作讨论区、教师帮扶区、观看视频学习区等。构建新的学习社区:不同班级、相同学科群的混龄成长生态群。

3、重塑课堂改革的八大要素系统

课堂教学不仅仅需要关注教学流程各个环节,更需要关注教学大格局的策划。为什么改?一一改学习情绪,在“欲、育”上做文章;改什么?一一改学习内容、改学习模式、改学习目标。关注核心素养的课堂教学转化路径;探究深度学习、高阶思维与合作学习关系;推进合作学习新样态。怎么改?一一改教(导)、改学、改习。关注学生个性化学程设计,指导学生优化学习路径并提供给学生工具、模型和脚手架;放大习、研究习,补上习改短板。什么平台上改?一一改教学技术、改学习工具。什么手段助改?一一研改、评改。

千万不能窄化课堂改革!从单

一、碎片化课堂改革走向课堂生态构建的综合改革是大势所趋,是赢在课改后半场的关键之一。

(三)、采取课程与课堂改革整合是有效抓手

课改初期提出“课改主战场在课堂,课改重心是课堂改革”并没有错,然而随着核心素养提出,课程改革决定作用越来越突显出来。

深度课改,将从课堂走向课程,课程改革因课堂而实现落地,课堂改革则终将因课程实现升华,我们要站在课程的高度审视课堂,课堂则会实现哲学、智慧、文化和生命化的意义和提升。

二、课堂聚焦——打通核心素养教学转化的最后一公里

核心素养落地的主战场在课堂。福建师范大学余文森教授针对核心素养教学转化提出如下三大路径、六大策略,非常有借鉴意义。就课程内容而言,基于课程意识、学科本质的教学一一整体化策略、情境化策略、深度化策略;就教学主体而言,基于学生学习的教学一一活动化策略(项目学习、做中学)、自主化策略;就教学方向而言,基于立德树人的教学一一意义化策略。

在此,我主要围绕“核心素养教学转化的课堂流程设计与实施”这一微观操作层面分享自己的学习与实践思考。

(一)、核心素养背景下课堂流程设计原则

1、聚焦目标升级、目标链构建、目标个性化的定制 统筹谋划,构建学习单位的目标链。在明确学生五知(己知、欲知、能知、需知、新知)前提下,在“三读(读课标、读教材、读文献)一梳理(知识纵向线、横向线、主要教学策略、课标要求)”基础上,对学科素养、综合素养目标要进行分解、解读,提练学时单位的核心概念,把握全局性理解框架体系,统筹谋划,构建学习单位的目标链:研制总体的整体全程式目标、设计阶段的连续性递进式目标、形成具体的针对性弹性类目标;依据课标总目标、级段目标、单元目标确定学时目标、课时目标、环节目标;思考学养目标、跨学科协同目标、上位的核心素养目标之间关联。学习目标个性化设置及达成度。从大一统、整齐划

一、教师制定的公有制目标向师生协商制定的股份制目标,甚至向个性化、学生私人定制的私有制目标转型;用学生立场、学生明白语言表述目标;关注目标制定的科学、适度、具体、可测、分层、可操作性。

2、实施教学评一体化的翻转教学设计。

借鉴《追求理解的教学设计》一书的翻转设计理念,避开聚焦活动的教学和聚焦灌输的教学。在分解清晰目标基础上,先设置达成目标可评估、监测、量化的指标、方式、途经,再依此为依据,考虑为达标所需要学习哪些内容,提供哪些学习资源、搭建什么样脚手架。具体讲:查看课程标准,明确学习内容的优先次序、制定学习目标、课程预期结果;收集“观察和对话、测验和考试、学生自我评估”过程与结果的评估证据;围绕以下方面设计学习体验和教学:哪些活动可以使学生获得所需的技能和知识?根据表现性目标,我们需要教哪些内容,指导学生做什么,以及如何用最恰当的方式开展教学?要完成这些目标,哪些材料和资源是最合适的?在此基础上做好教学方法、教学顺序以及课程资源、材料的选择。

3、编制突出“学”的学时学程设计案

从碎片化课时目标设计走向以一个学习单位(主题、课文或单元)进行整体、系统学程设计。基本原则是:整体策划、综合设计、有向开放、交互反馈、集聚生成。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崔允漷先生提出一个完整的学程设计案基本框架为:学养目标、协同目标、关注必备品质、核心能力;学程整体导航图:学时内容范围、阐明相关内容地位与作用、指明学习路径、介绍重难点及其突破策略、说明评价标准。学习流程尽量体现下列维度:思维活动、环节主导问题、学习资源、学习方法建议。设计命题立意、情境创设、试题设问符合核心素养测评理念的测评题,最好还要注明每个题与目标设计照应关系等。

4、植入信息技术因子

将纸质学时学程设计案转化为电子学时学程设计案;利用微课提升自学效率;点拔时利用信息技术将抽象变形象、微观变宏观、静态变动态,将原来因有危险在课堂上不能演示的实验,借助计算机摸拟出来,展示环节借助信息技术实现全员参与,借助信息技术精准定位学情、反馈。尤其要从课堂技术手段信息化转向用信息化的思维重构课堂。

5、增加问题提出与问题归类优化环节

在学生只关注解题大背景下,强调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有其现实意义。让学生经历真实的提取有效信息、抽象、建模的项目学习,是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重要载体;同时课堂上问题要逐步减少教师预设的问题,有意识增加学生感兴趣、自己提出的问题;课堂上要减少封闲性、固定答案问题,增加开放性、多元答案问题;课堂上要减少过多的碎片化的”瘦“问题,整合或设计系统化、主干的“胖“问题;多关注与现实生活、真实情景中问题;多关注需要抽象、归纳、建模然后才能解决问题。另外还要重视主问题设计。主问题就是锁定教学重点和难点的核心问题,是深层次思维的引爆点。

另外要放大合作学习中展示(交流)后现场生成及展示后讨论、争鸣的反馈环节。

核心素养背景下课堂流程设计可以概括如下:从个人设计走向集智协作设计;从流程设计走向学程案设计(即从教的设计走向学设计):从课时设计走向单元、学时设计;从目标、内容、方法、资源到评价的正向设计走向从评价出发倒退的翻转设计;从单一关注课时目标设计走向三类、三级、三种目标链设计:从预设过度的静态设计走向目标、问题、方法等多元开放的动态生成的设计;从单一设计走向整体建构、系统设计;从教学性教学设计走向教育性教学设计;从内容设计走向为概念而学的全局性理解设计;从仅关注知识获得设计走向思维、素养双生长设计;从仅有学科意识设计走向课程意识、跨学科协作落实综合素养设计。

(二)、核心素养背景下课堂基本流程改造

1、学习目标呈现

学习目标不一定非得课的起始部分全部呈现,预设目标也不是固定不变,可分步呈现,可动态取舍、调控与生成。更重要的是课结束时让学生回过头核对学习目标达成度。

2、学习内容选择

我们要致力于用具有挑战性的真实任务情境呈现学习内容和任务,将“去情境”的符号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为知识发生、发展的现场,避免过于简化和形式化。关注基于学科”和“基于主题”的统整的综合学科实践活动,让学生经历典型的学科实践过程,增强程序和模型意识,形成相应的思维方式、实践能力和责任担当意识。

强化两个方面内容的重点学习。当前我们课堂教学改革,比较关注的是第一次信息转换效率、效益、效果的改革,也取得一些成效,然而却忽视了信息自我转换时的信息深度加工,也就是深度学习、高阶思维没有完成。表现在学生记忆没有实现临时记忆转化为编码贮存的永久记忆;碎片化知识没有实现同化、顺应后的自我系统建构,不能快速提取、解码、重组、重构。因此课堂改革重点或侧重点、用力点应指向破解“如何对信息深度加工”这个主要矛盾,把这一或无或虚课堂环节做实。传统试题中所给条件、要求、欲解答的问题非常明确,而现在试题,仅提供一个供学生阅读文本,学生必须先筛选有用的关键信息,再进行抽象、建模,然后才能做答。也就是说,先要把文本材料读懂,筛选出有用的关键信息并通过建模思维转化成传统考试中条件、结论明晰的试题,再解答。这就要求从原来解决问题学习,走向构建问题、解决问题的完整链条学习。

3、学习方式

聚焦学科本质,把握学科结结构,关注多元认知方式整合。打通学科学习与综合实践活动学习的通道与关联,让两者形成良性互动与互补;要积极探索项目学习、跨学科主题整合、真实情景的实践活动等课堂模式;提倡索利于思维、素养双生长的“混合学习”模式,让学生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以目标、结果为导向,学生可自学,可以小组讨论,可以互教互学、可以帮扶、可以救助老师,可以观看网络视频、微课等,进而增加课堂的思维流量。这样就有效放大了教师和学生共同作为学习者的特征,进而使师生进入“新学习时代”

4、学习方法

基于个体学程学习,基于标准确定目标的自主学习,基于每一位学生学习路径,要提供给学生工具、模型和脚手架。

课堂要以问题为主轴,借助多元对话互动、反馈、导向性评价实现对知识的整体表征、多角度表征。自学环节,阅读文本时,让学生用思维导图疏理、提炼知识结构;合学、展示环节植入六顶思考帽操作方案,提升思维全面性、深刻性;总结环节可让学生画思维导图、用康奈尔笔记法对本节所学知识进行系统总结,利于系统建构、深度记忆。

重视学科阅读,重视问题建模,把理清、找到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这个环节夯实,让学生经历完整解决问题链条的学习。即拉长传统教学链条,重心前置。具体讲:首先让学生独立阅读试题材料,接着再圈画出关键信息;再让学生用自己语言组合复述相关信息,后让学生抽象、建模成相关问题,最后再让学生分析问题提出解题思路、方法。

关注反思性学习、机械练习对迁移质量、层次影响。减少、杜绝低端大量重复练习形成的无意识的、自动的迁移,借助深度反思性学习实现有意识的、深思熟虑的迁移。实现低端、内部关联迁移到高端外部拓展迁移能级跃迁。

5、学习评价

依据编制学科能力素养结构图进行试题命制。要根据学科考查的素养目标,列出考查知识结构、能力结构的双向细目表,编制学科能力素养结构图,并对每一道试题进行能力功能定位;命题时需要注意试题素材选取的真实性,要紧密联系社会、经济、科学发展的实际,力图让学生在真实的生活场景中解决问题;题目难度和时间要合理配置,减少大量计算和记忆的题目,给学生留出更多的思维空间,鼓励开放性和创造性的答案。要从关注碎片化、固定化的学科知识的习得到关注复杂、不确定性的学科问题的解决;从关注对书本知识理解、复制、反应到关注个人对知识的建构、解读、感悟;从关注学什么到关注如何学习和学会学习。要深入挖掘分数之下所隐藏的学生认知结构和解决问题的策略;要真正实现从知识衡量转向对能力和素养的考查。

让我们吹响课堂革命号角,大踏步迈进课改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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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中国的厕所革命

中国的厕所革命

中国的厕所革命

From the outside it looks like an art gallery.But this is a gallery of toilets, brought to the residents of Shanghai by Roca, the Spanish bathroom people.It has loos disguised as stacks of books and conveniences that flush with grey water from the sink.The best seller is a sleek commode designed by a former Audi stylist, with a leather seat made by the people who supply BMW with motorcycle perches.从外面看上去,这像是场艺术展,但实际上它是西班牙卫浴品牌乐家(Roca)为上海市民带来的一场卫浴展。其中有外形像一堆叠在一起的书本的马桶,还有用洗手池中的污水冲水的一体式马桶。最畅销的是一款奢华时尚的马桶,设计者为前奥迪(Audi)设计师,它的真皮垫圈由宝马(BMW)摩托车座椅供应商打造。

The best-selling colours? A striking deep red, viewed as lucky, and a deliciously understated champagne gold known as tuhaojin, or “nouveau riche gold”.Roca‟s China manager says the tuhaojin toilet became popular after Apple launched a golden iPhone in China last year.“People apparently wanted a toilet like their iPhone,” he says.最畅销的颜色呢?是醒目的深红色(象征幸运),以及一种低调而悦目的香槟金色(即所谓的“土豪金”)。乐家中国的管理人员表示,苹果(Apple)去年在华发布金色iPhone后,土豪金马桶就开始走红了。他说:“看样子人们想要一个跟他们的iPhone颜色一样的马桶。”

Nothing would be easier than to caricature China‟s golden water closets as symbols of a civilisation in decline.But that‟s not what I see in them.Because development is always, when it comes right down to it, about just such everyday intimacies: is the loo half a football field away or right next to the bedroom? Does it reek or sit there quietly conserving water? Does it open automatically, play music and let you trade stocks from the comfort of its heated surface? Proper pundits mutter darkly about rule of law and universal suffrage, shadow banking and debt defaults.But I prefer to tell a tale of toilets.将中国的金色抽水马桶讥讽为文明衰落之象征,是一件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但我却不这么看。因为真正说起来,发展总是要落实到这类日常生活的舒适感受上:厕所是离卧室有半个足球场那么远,还是紧挨着卧室?是臭气熏天,还是静音又节水?能否自动翻盖,播放音乐,让你舒服地坐在加热马桶垫圈上炒股?真正的专家们严肃地讨论着法治和普选、影子银行和债务违约,我却宁愿讲一个关于马桶的故事。

When I first came to live in China in 2008, mainland loos said “developing country” loud and clear.On our first train journey, to the home town of my then eight-year-old adopted Chinese daughter Grace, the rail car‟s potty ponged so much that we could not stomach our picnic.2008年,我第一次来到中国内地生活时,内地的厕所响亮而清楚地宣告着自己“发展中国家”的身份。我们第一次乘火车去我的中国养女(当时8岁)格雷丝(Grace)的老家时,列车上的厕所臭到我们连盒饭都吃不下去。

But very soon all that began to change.The train loos stopped stinking.Prefabricated stainless steel commodes showed up on all newer rolling stock, complete with staff to sluice them down at regular intervals.The only odour on Chinese trains these days is freshly brewed coffee from the dining car.但这一切很快就发生了改变。火车上的厕所不再臭气熏天,所有比较新的列车上都装了带盥洗台的预制不锈钢马桶,列车员会定期冲刷。如今在中国的火车上,唯一的气味就是餐车飘来的现煮咖啡味。

Closer to home, there was “Pipi Road”, the nickname we gave to the lane just next to our house, where dozens of Shanghai taxi drivers would every day choose to relieve themselves, after dining at one of the neighbourhood dumpling emporia.The stench nearly put me off moving there in the first place.In winter the wet patches froze and in summer they steamed.我家附近有条“尿尿路”,这是我们给紧挨着我家的那条小巷起的绰号。每天都有几十个上海出租车司机在附近饺子馆用过餐后,到这条小巷里解手。臭气让我一开始差点不想搬到那儿。冬天尿液在地上冻成一块一块,夏天空气里散发着尿骚味。

And then one morning, a spanking new government porta-potty turned up on Pipi Road.It was staffed from 5am to 10pm every day by a government sanitation worker charged with keeping it smelling like a Swiss meadow.Who said you need democracy to have responsive government? I can‟t think of anything more responsive than putting a public convenience where it‟s needed.Pipi Road has had to be rechristened.后来在一天早晨,“尿尿路”上出现了一个崭新的移动公厕。它配有专人打扫,每天从凌晨5点到晚上10点,一名环卫工人负责让它闻起来总是像瑞士的草坪一样芬芳。谁说要有民主才能有积极响应民众需求的政府?我想不出有什么比在民众需要的地方设立公厕,更能体现出政府积极响应民众需求的了。“尿尿路”现在必须得改名了。

Even motorway service areas have done their bit for the toilet uprising.On a long bus journey back in 2011 I withdrew to a loo on one of eastern China‟s newest superhighways, to find a room with one long ceramic trough for use by all females in need.But on a family road trip on the same motorway last month I found stalls with doors, and even loo roll.Travelling in China just isn‟t what it used to be.就连高速路服务区都完成了自己的厕所革命。2011年我经历过一次长途汽车旅行,在中国东部的一条崭新的高速公路的服务区,我下车去方便,结果发现厕所里有一条长长的陶瓷槽,所有需要方便的女性都在那里解决。但上个月我们全家自驾出行,就在同一条高速公路上,我发现服务区的厕所不但是单间,有门,甚至还有卫生纸。在中国出行已经跟过去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了。

Back at the Roca bathroom gallery, the marketing manager Guillem Pages Giralt says he‟s seen big changes in how private customers buy water closets too: “Five years ago a customer would just come in and say „which is your most expensive toilet‟.” That doesn‟t happen any more, he says, though Chinese shoppers do like to lie down in Roca‟s bathtubs or sit on its commodes for 20 minutes or so before buying, “to make sure it doesn‟t hurt the back of their legs”.But the sheer fact that they have 20 minutes(and up to Rmb30,000, or $4,900)to spend making a loo purchase is good news in itself, surely.Only those who no longer worry about the necessities of life can take the time to worry about buying golden ones.再回到乐家卫浴展的话题上,营销经理吉列姆•帕赫斯•希拉尔特(Guillem Pages Giralt)表示,他也见证了个人客户购买抽水马桶的巨大变化:“五年前顾客只会走进来问,„你们最贵的马桶是哪个‟。”他说,如今再也见不到这种事了,现在中国消费者倒是挺喜欢在购买之前,先在浴缸里躺上个20分钟,或者在马桶上坐上个20分钟之类的(“以确定他们的腿后面会不会硌到”)。当然,他们能腾出20分钟(也能拿出最多3万元人民币,合4900元美金的钱)来购买马桶,本身就是个好消息。只有那些无须再为生活必需品操心的人,才会花时间去操心购买金色马桶的事。

So call me puerile, and unworthy of the pundit‟s pen for pointing it out, but this is the stuff that revolutions are really made of.In my six-plus years in Shanghai, China has undergone an economic, social, cultural and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water closet.A trifle, in the grand sweep of history.But it‟s the trifles that count.所以,说我幼稚也好,说此事不值得费笔墨书写也罢,但这才是革命的真正组成元素。我在上海生活了六年多,在抽水马桶这件事上,中国经历了一场经济、社会、文化和技术的变革。在历史的长河中,抽水马桶只是件小事,但小事才是重要的事。

第五篇:中国老年保健协会新任会长何界生及换界情况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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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老年保健协会新任会长何界生及换界情况介绍

文章转自《会销人网》

中国老年保健协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国家卫生部主管的全国性社会团体,于1995年成立。本协会是由一批从事老年保健事业的医学保健专家、学者、热心老年保健工作的社会活动家、企业家和有识之士组成。

协会的宗旨是: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全心全意为全社会老年人身心健康服务。协会本着“以人为本,诚信至上”的原则,树立服务意识、发展意识、协作意识和品牌意识,通过长期的不懈努力,把协会办成知名社会团体。

协会的会徽:以三片绿色银杏叶为主题,象征健康与长寿,人与自然的和谐,也代表着老年保健事业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中国老年保健协会的任务:

(一)宣传、普及老年保健知识。充分发挥专家、学者的作用,向广大中老年朋友宣传常见疾病的防治知识。

(二)培训保健及疾病防治专业人才和工作者。开展社区医疗保健服务和老年保健工作的调查与研究,为有关部门提供制定政策的依据;开展学术交流,兴办科普报刊,出版有关书籍。

(三)开展国内外交流与合作。

(四)举办各种展览会,协助企业推广高质量、高科技的保健品、医疗保健器械。

(五)兴办实体。

(六)开展一切有利于中老年朋友身心健康的活动。

2011年年正值主办单位中国老年保健协会领导班子换届,中国老年保健协会第四届理事会主要负责人名单如下:

一、会长:

何界生 中国老年保健协会会长

二、副会长:

张家喜 中国老年保健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会销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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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预防医学会原副秘书长、《保健时报》报社原社长

王捍峰 中国老年保健协会副会长、卫生部保健局原常务副局长

訾乃庆 中国老年保健协会副会长、卫生部离退休干部局原局长

史炳忠 中国老年保健协会副会长、北京市卫生局党委原书记

冯树生 中国老年保健协会副会长、国家医药食品监督管理局原专员

郑静晨 中国老年保健协会副会长、武警总医院院长

黄光英 中国老年保健协会副会长、同济医科大学党委原书记

李永春 中国老年保健协会副会长、海南医学院党委书记

三、秘书长: 张家喜(兼)新任会长简介:

何界生,女,汉族,1943年10月生,湖北大悟人,196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9年武汉医学院医疗系毕业,教授。历任武汉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医师。1972年任武汉医学院团委书记。1977年任武汉医学院党委副书记。1983年任湖北省卫生厅厅长,湖北省委常委、科教部部长。1986年任卫生部副部长。1996年任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副总经理,中国人寿保险公司董事长、总经理。1998年任中央金融工委委员,中国金融工会主席。2003年3月起任中国银行业监管会党委委员,中国金融工会主席、银监会工会主任。2005年后任中国金融工会主席。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文章转自《会销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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