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完善规范性文件监督机制思考建议
现代政治学认为，权力需要监督，没有监督的权力容易产生腐败；如何加强对行政机关行为的监督已成为近年来行政法学研究的一个潮流。根据行政法的理论，行政机关履行社会管理职能作出的行政行为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为具体行政行为，另一类则为抽象行政行为。具体行政行为，顾名思义，就是针对特定人或特定事项作出的可以具化到次数的行政行为，它可以直
接影响特定对象的权利或义务。而抽象行政行为，则是针对非特定对象的，具有较大的适用范围，并在未来一段较长时间内具备效力，可以针对不同对象反复适用的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政行为；抽象行政行为不直接针对特定对象产生权利义务的变更，只能作为特定对象的权利义务的产生、变更的依据。目前我国针对具体行政行为已经建立了涵盖行政诉讼、行政复议、信访、行政执法责任制等措施在内的多层次的立体监督机制，而对于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则还处在逐步完善的阶段。
抽象行政行为的表现形式很多，包括有关政府组织和机构制定的行政法规、行政规章、行政措施以及其他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和命令，等等。根据其不同的法律效力，主要体现为国务院行政法规、国务院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和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对不同种类的抽象行政行为，其监督机制有不同的重点。由于对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的监督涉及到较强的技术性和专业性问题，而且容易对社会管理的稳定性产生较大影响，对其监督应有一个较为慎重的态度和稳妥的处理方式；再且《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对其监督机制也已作了较为具体的规定，因而本文对此部分内容暂不涉及，而重点研究行政法规、行政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的监督机制。
我国当前对规范性文件的监督机制，首先是《宪法》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等法律赋予的由国家机关主导的组织监督渠道。它主要体现为：
1、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决定和命令；
2、县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本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
3、国务院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各部委以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决定；
4、县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权改变或者撤销所属各工作部门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下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命令。在这种组织监督的机制中，目前已经具有较为稳定的操作程序、规则的渠道主要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确定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的监督机制，以及目前在行政机关内部较为广泛的规范性文件前置审查与事后备案相结合的“四级政府、三级监督”的规范性文件监督机制。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七条也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在对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时，认为其依据不合法，本机关有权处理的，应当在三十日内处理，无权处理的，应当在七日内按照法定程序转送有权处理的国家机关依法处理。
规范性文件的第二大类监督机制是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作为管理相对人提出申请、要求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而启动的一种社会监督机制。这种监督机制最后也是要落实到组织监督，由有权的机关来处理被提出审查的规范性文件；但由于它是由管理相对人启动的，作为管理对象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事实上也参与到了对规范性文件监督的过程之中，不同于第一大类的纯粹是由国家机关主导的组织监督，因而它又可以作为一种特定类别的监督机制。广义的社会监督通常还包括新闻监督。但由于新闻监督主要通过舆论等柔性力量发挥作用，不直接启动一种监督程序，因而本文所称的社会监督，更强调的是能够启动监督程序，产生名义上或实质上的审查行为的一种监督机制。
目前由管理对象启动或称为社会启动的规范性文件监督渠道主要也包括二种。一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及其相配套的地方法规所规定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向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审查建议的机制；另一类则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规定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如果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国务院部门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规定等各类规范性文件不合法，可以在对具体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时，一并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对该规范性文件的审查申请。
比较二类监督机制，第一大类组织监督的对象包括各级政府及其所属政府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监督范围是全面的；另外它的监督主体既包括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也包括有权的行政机关，因而监督渠道是多层次的。而第二大类社会监督，在由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受理审查的监督渠道中，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只能针对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发布的规范性文件以及经过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批准的以政府组成部门、办事机构、直属机构名义发布的规范性
文件申请审查，对于其他未经政府批准的以政府组成部门、办事机构、直属机构名义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则无权利申请审查；在行政复议渠道，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也不能直接针对行政规范性文件提出审查请求，只有在针对具体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时，才可对该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提出审查请求。
如何对规范性文件进行社会监督，事实上在国
家层面对此早已提出要求，并设定了目标，只是目前全国范围内尚未制定出具体有效的措施。例如，早在1999年《行政复议法》颁布实施时，国家就已开始允许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申请行政复议时一并提出对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2004年国务院发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时又提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提出异议的，制定机关或者实施机关应当依法及时研究处理”，这意味着国家当时就已经开始允许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进一步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在行政复议制度的文件审查机制之外，另行增加新的渠道，让管理相对人对规范性文件提出异议申请。2008年5月，《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再次提出 “建立受理、处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出的审查规范性文件建议的制度，认真接受群众监督”。
但也应当看到的是，我国目前在规范性文件的社会监督机制方面还有一此亟待完善的地方，其主要表现为：
1、《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及其相配套的地方法规虽然详细规定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如何向地方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规范性文件的申请，以及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如何受理、审查被异议的规范性文件的程序，但是，这种机制监督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范围是很有限的，仅局限于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以及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批准以政府组成部门、办事机构、直属机构名义发布的规范性文件，不包括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的规范性文件，也不包括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未经所属人民政府批准以自身发布的规范性文件。而在社会管理实践中，这些被遗漏的规范性文件可能是更需要监督的对象。因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往往离上级政府有较大的空间距离，山高皇帝远的自由使得这些基层政府在制定规范性文件时更有主观性强、随意性大的机会，我国目前基层政府法制素质普遍偏弱的状况又加剧了这些基层政府的规范性文件存在违反上位法问题的可能。
在政府工作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中，由于部分工作部门可能为了追求管理效果而忽略行政行为合法性、规范性，或者个别部门为了追求部门利益不顾国家法律规定，因而这些政府工作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存在合法性问题的几率也远远大于政府的规范性文件和经过政府把关的政府工作部门的规范性文件。从这些文件是否需要监督的必要性来看，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是最接近社会的一级政权组织，政府工作部门则是具体履行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的实质主体，因而它们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将在实际上代表政府对社会的形象，将最直接地影响到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这些主体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合法与否不仅决定它们是否能真实反映党和国家的法律、法规、政策，还将决定党和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能否得到有效落实，因而有必要予以大力监督。
由于应当更予以严格监督的规范性文件反倒未能纳入社会监督的范围，可以判断，我国目前由人民代表大会设置的规范性文件社会监督机制还是很薄弱的，不能起到预期的效果，无法满足切实、有效监督各类行政规范性文件的需要。
2、我国行政复议制度虽然规定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向行政复议机关请求审查规范性文件，但这种监督机制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首先，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不能直接针对有异议的规范性文件提出审查要求，只能在已经针对具体行政行为作出申请行政复议的表示之后才可以附带对相关的规范性文件提出审查申请。这种对于审查监督的启动方式的限制极大地约束了公民监督权利的行使。由于限制了监督机制的启动方式，因而整个监督行为也呈现滞后性，往往在规范性文件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实质危害已经发生之后。可以说这种监督机制更具有救济机制的色彩，而不具备有真正意义上的监督本质；可以预知，这种监督滞后的规范性文件实施后的社会效果将会是差强人意的，掺杂着许多不和谐的结果。
其次，行政复议制度中请求审查的规范性文件不能指向所有有异议的文件，只限于被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这种审查对象的局限性也就使得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所能进行的社会监督的空间较为狭小，对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力度就更为弱小。另外，《行政复议法》和《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对如何受理审查被申请的规范性文件其程序和权限划分也不尽明确。由于操作程序不明确，可以说，行政复议制度中设计的规范性文件审查社会监督机制近乎形同虚设。
3、我国目前尚缺乏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对规范性文件的社会监督若能由司法机关作最终裁定，则社会监督机制才可能具备坚实的基础，才能真正地发挥作用，产生实质上的意义，可以避免由行政机关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现象。但《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已规定，对于因行政法规、规章和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和命令而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不予以受理；因而可以得知目前对规范性文件监督的社会启动机制未必能发挥期望的作用，容易流于一种形式。
4、由行政机关内部受理的规范性文件社会监督机制有待建立。目前我国行政机关内部已建立的规范性文件监督机制主要为对下级人民政府规范性文件的事后备案审查制度和对政府工作部门规范性文件的前置审查和事后备案审查同时存在的制度。这种监督的主体为行政机关本身。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如果认为行政机关的规范性文件不适当或者不合法，如果没有针对相关的具体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目前则尚无渠道直接向行政机关提出异议。这种类型的社会监督渠道的缺失使得我国目前对规范性文件的社会监督机制在结构上极不完整。虽然利益的相关性可能使得行政机关内部受理的社会监督机制在监督力度上相对较弱，但这种监督机制是不可或缺的。因为行政机关内部设立社会监督的受理机制有利于行政机关迅速纠正规范性文件中存在的问题，这种监督机制仍然有着其他监督机制不可替代的优点。
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政府这一战略目标相比较，从我国对规范性文件的社会监督机制的现状出发，完善我国对规范性文件的社会监督机制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任务，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从横向角度看，我国目前对具体行政行为的监督已经形成网络，但对涵盖规范性文件在内的各种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还不到位，这与二类行政行为各自的重要性以及对监督需求的迫切程度相比是不对称的，应当尽快纠正。具体行政行为毕竟只针对特定少数对象具有影响力，而抽象行政行为，其适用范围广，持续时间长，一旦存在违法问题，将影响到许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因而对行政权力的监督不应仅停留在对某个具体行政行为的个案上，而应深入到对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抽象行政行为层面。只有抽象行政行为合法、正确了，行政行为的本质属性和总体规模才可能正确。另外，抽象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也将具有示范和引导作用。规范性文件作为抽象行政行为中法律效力等级最低的一种表现形式，在加强监督方面最具备可行性，需要解决的障碍最少，最易着手，因而有必要尽快完善相关监督机制。
其次，对政府抽象行政行为加强监督有利于政府行为、政策保持科学性、稳定性，有利于实现依法行政，有利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发展。建立对规范性文件的社会监督机制是其中较易着手的环节，应尽快解决。
再次，从现有的监督体系看，行政机关内部的层级监督作用有限，需要社会、群众参与到监督主体中来，形成全方位的监督体系。目前行政机关内部主要是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规范性文件以及地方政府对所属部门的规范性文件通过备案审查方式进行监督，有的地方政府则实行关口前移，对所属工作部门的规范性文件采取发布前审查的方式予以把关。但各种因素导致行政机关内部对规范性文件监督的效果是有限度的。如果建立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履行社会监督的启动机制，由于这些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作为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权利、义务的直接承受者，具有利益上的厉害关系，对规范性文件的内容有可能进行比监督机关还更深入的思考；再由于这些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作为被管理对象，其思维的出发点截然不同于管理机关，有可能弥补规范性文件制定机关以及监督机关的思维盲点，因而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等被管理对象主导的社会监督将有可能比行政机关内部主导的层级监督具有更好的效果。如果建立了规范性文件的社会监督机制，那么由各种监督机制组合而成的规范性文件监督体系将是全方位的，在这种体制下的政府将更有可能沿着法制的轨道运行，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将更加可能得到实现。
第四，建立规范性文件的社会监督机制是公民权利本位的体现。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要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党的十六大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地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当前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角色要克服权力本位的观念，恪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准则，向服务社会、保障公民法定权利的理念转变。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实行社会监督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一项重要权利。建立规范性文件社会监督机制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体现公民权利本位的重要措施。
最后，建立规范性文件的社会监督机制，可以克服规范性制定过程中听证程序的不足，有利于行政机关听取社会的意见，完善自身决策。虽然目前许多行政机关在制定规范性文件的过程中也采取了一些包括举行听证、召开专家座谈会在内的措施听取社会的观点，但这些程序中的不同观点是否能被吸收没有保证，另外，参加听证会或者参加座谈会的人员毕竟是少数的，是否具有代表性也不能确定。如果建立规范性文件的社会监督机制，行政机关则必须正面听取社会百姓的意见，避免了是否采纳意见的随意性。由于每一个社会百姓可以借助监督机制表达不同观点，行政机关有机会听取最广大群众的意见，因而还可以通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以管理相对人的视角观察、思考规范性文件的内容，这有利于行政机关对规范性文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为制定更高质量的规范性文件和政府决策提供社会素材。
西方社会在对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方面有不少有意义的措施可供借鉴。如《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535条第五项规定，各联邦行政机关应给予有利害关系的人申请发布、修改和废除某项规章的权利。在法国，根据最高行政法院的判例，不服行政机关的条例，可以申请行政复议。在英国法院还可以审查行政机关抽象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如何强化对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应结合中国的实情进行。可以优先解决的是尽快完善规范性文件的社会监督机制。目前可以考虑以下措施：首先，通过立法手段，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规范性文件的社会监督的权利固定下来，并借以对社会进行宣传。其次，尽快在行政机关内设立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规范性文件不服提出审查申请的机制。最后，适时建立对规范性文件的司法审查机制。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规范性文件不服的，应当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审查。为了避免司法干扰行政，对规范性文件的司法审查应当仅限于合法性审查。
第二篇：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机制的思考及建议
加强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监督，是《干部任用条例》的法定要求，也是建立科学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的迫切需要。当前，随着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如何进一步加强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监督，建立和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机制，成为干部监督工作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重点难点问题。
一、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监督主体的积极性有待提高
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监督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群众监督、同级监督和上级监督，但目前这三方面的监督存在一些不理想的地方。有的群众监督意识不强，认为选人用人是组织（人事）部门的事，“上级选干部，组织派干部，党管干部，与己无关”；一些基层群众平时很少主动去了解党的干部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对干部的真实情况，真正监督起来也很困难；有的同志认为反正监督没有多大的权威与实效，不如不监督，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做做形式；有的觉得人轻言微，说了白说，“白说不如不说”；有的碍于情面，怕影响班子团结、怕影响与主要领导的关系不便说也不愿说，缺乏监督勇气；上级由于“千里迢迢”，监督不及时，一般都是反映出问题才去调查解决，平时主动监督少。
(二)监督客体的自觉性有待加强
监督客体即被监督对象，主要是负责干部选拔的部门及领导。目前有的领导干部党性修养和原则性不够强，但权力意识很强，监督意识淡薄，听不进不同意见，对他人或组织的监督具有一种本能的排斥，对干部选拔任用程序存在一定的抵触情绪，没有把它看成是干部工作原则的具体体现和严格的党内法规，而仅仅看成是一般的过程，甚至感到繁琐，因而执行中存在一定的随意性，想方设法变通处理，回避监督。比如，有少数领导在制度执行过程中走明、暗两条线，明线走程序，暗线则搞“内定”，往往通过“授意”、“暗示”或者“划线定调”，让组织部门以组。
社会的进步，封建专制主义的外在社会形态已不复存在，但由于千百年的积淀，封建专制思想意识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大多数群众缺少独立个性和民主意识，官本位思想仍然非常浓厚。这种背景下，有人认为下级的“官”都是上级的“官”封的，与群众无关；有的认为自己是“一介草民”，人微言轻，位卑不足以言国事，谁上台自己都是“臣民”，因而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不太关心。二是受“老好人”思想的影响。由于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你好我好大家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等传统中庸的处世哲学影响，很多干部群众对干部任用工作普遍采取“宽容”态度，不闻不问，不愿刨根问底，或向上级反映。比如，在研究干部任用方面，有的成员即使有意见，也是息事宁人，不愿说；有的怕跑风漏气，不敢说；有的不坚持原则，不在会上说。由于班子内部缺少互相监督，出现“用了大家不满意的人，会上无人说个‘不’字，提拔不久的干部出了问题，又很难分清责任”的怪现象。
2、受社会历史条件制约。实施监督是民主的体现，民主植根于一定社会历史文化土壤之中，人的素质等因素决定了社会民主意识的强弱和社会成员能否正确行使其民主权利。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各种利益关系处于调整过程，这种状况决定了人民群众在生产组织形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对民主政治的参与热情、参与程度和参与效果也大不相同。尤其在现代社会复杂的“关系网”中，有时情大于理，情大于法，有些地方宗族、家族、亲族势力可以左右局面，现实中许多东西是互保互惠式的利益交换，出于权力、关系网的压力和个人利益的需要，许多人选择好人主义以求自保，使用人权监督的权威性受到挑战。
（二）干部选拔任用相关制度不健全，造成干部选拔任用监督工作开展困难
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的综合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其监督制度必须具有系统性、可操作性、预警性、规范性和双向互动性，但目前由于制度“政出多门”，而且多是“头痛医头”、“脚痛治脚”，以致事后监督规定多，事前事中监督规定少；对下监督规定多，对上监督规定少；柔性监督规定多，刚性监督规定少。正是因为制度的不健全，干部选拔任用全过程就出现一些监督的“空档”，比如，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各环节的责任主体、责任内容划分不清，对责任人约束力不强，出现问题责任追究的依据不足，查处不力，致使有的地方和部门对选人用人中出现的违纪问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助长了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又比如，由于现阶段保护举报人的制度不健全，干部在实施监督中一般又要求举报者或反映问题者必须使用真实姓名、身份、单位及联系地址，也造成不少群众不敢反映问题或不敢署名反映问题。
（三）领导体制和执政行为不够规范，造成监督环境不理想
1、领导行为存在偏颇。平时注重发挥班子整体作用不够，过于强调“一把手”的个人作用，加大“一把手”的责任，也加剧了权力向“一把手”集中的倾向，使得许多具体工作对“一把手”产生依赖，进而导致法治思想萎缩、人治思想泛滥，使得一些监督制度得不到很好的落实。
2、干部选任机制的影响。目前过多采用委任制，从上到下强调组织意图，使得干部群众认为“官”是上级封的，大大降低了干部群众参与、监督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积极性。
3、权力运行的制约。下级对上级、同级之间、特别是广大党员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本应成为党内监督的主体，但由于体制不顺，没有授权等诸多原因，使得上级党委既是下级的全权领导者、管理者，又是最具权威的监督者，自上而下的监督就成了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机制的主要形式。这种纵向的监督形式在实际中也有着难以克服的障碍：上级的层次越高，与下级的权力距离越远，监督力度就越小，再加上人力物力制约、信息渠道不畅、随机性大和违纪违法隐蔽性等因素，使上级对下级的监督就更加难了。
4、监督机构职责不明晰。上级组织、同级纪委以及组织部门的干部监督机构，职能交叉重复，职责权限不清，主客体相互兼容，上下左右纵横交错，监督机构形不成合力，在监督中缺少必要的宏观调控，在一定程序上降低了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的整体效能。
5、行政行为公开性不够。公开是监督的前提，知情是监督的保证，由于干部工作具有一定的保密性，因而造成干部群众对干部工作知情的渠道不畅，造成干部群众对党委选人用人的运行情况了解太少，无法监督，干部群众仅仅可以有限范围地参与干部考察和任前公示，其他环节基本不便参与监督。
三、完善干部选拔任用监督工作机制的思考及建议
（一）狠抓《干部任用条例》的学习宣传，强化主客体的监督意识
按照领导干部要熟悉《干部任用条例》，组织人事干部要精通《干部任用条例》，广大干部群众要了解《干部任用条例》的总体要求，把《干部任用条例》的学习宣传继续引向纵深，着力提高主客体监督意识。一是要克服“不能监督”的心理。要采取学习培训、舆论宣传、案例分析、制度要求、普法教育等形式，让各级领导干部认识到，干部监督既是对权力和权力运作过程的一种约束，也是对领导干部的一种关心和爱护。教育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使他们明确权力是人民给的，明白用权必须受到监督，增强监督客体接受监督的自觉性。二是要克服“不敢监督”的心理。要明确监督责任，使监督主体充分认识到干部选用工作监督既是职权，又是职责，不敢监督是失职，不愿监督是渎职。另一方面要注意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热情，建立保护激励机制，严惩搞打击报复的对象，为群众监督撑腰壮胆，做到各种压力面前不低头，是非面前不含糊，违反制度不手软，营造一个让人民群众充分行使监督权的良好环境，从而不断增强各监督主体履行职能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三是要克服“难以监督”的心理。对监督缺乏信心和存在畏难情绪是导致当前监督乏力、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一个重要原因。要增强群众监督的信心，严格按《干部任用条例》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办事，公道正派地选用干部，正确对待和处理群众的监督意见。增强全民监督意识，鼓励和动员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支持干部选拔任用监督工作，积极举报违纪违法的人和事，从而使干部监督工作得到切实加强。
第三篇：完善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机制的几点思考
完善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机制的几点思考
华亭县检察院徐立科刘丽
根据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检察机关依法对侦查、审判、执行等各诉讼环节进行法律监督。但目前，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工作却存在很多值得研究和解决的突出问题，只有通过建立和完善法律监督机制，优化监督运作方式，不断提高法律监督能力和水平，才能更好的履行法律监督职能。
一、当前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执行机制存在的主要不足
（一）立案监督疲软、监督难以到位。《刑事诉讼法》第87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理由”和“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的职权，但在实践中公安机关往往以虚假理由、不充分理由加以唐塞、拖延，或立而不侦、破而不诉。检察机关在法律程序又没有相应的纠正措施，造成监督立案多，进入刑事程序少，使立案监督形同虚设。
（二）监督批捕执行疲软、影响宪法权威。批捕监督是宪法原则。在工作中一是对公安机关随意变更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没有监督措施。《刑事诉讼法》第78条规定，公安机关在对批捕的犯罪嫌疑人变更强制措施时，应当通知原批捕的人民检察院。但在实践中，经常发出变更强制措施后向人民检察院送达备案，检察院发现变更措施错误时犯罪嫌疑人已释放。二是对公安机提请批捕时以在逃等理由对某些同案犯不提请批捕，检察机关通过监督批捕，决定逮捕的往往得不到执行。致使监督批捕执行落实不到位。
（三）刑事审判监督弱化、抗诉工作难以收效。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审判活动中违反诉讼程序，有权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并对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有提起抗诉的权力。由于刑法分则中规定的量刑幅度过大，侵财犯罪普遍适用罚金刑，附代民事关乎群众利益，法院往往先调赔偿后开庭，先谈罚金再量刑，给群众造成以钱赎罪的误区。刑法条文中3年以上，3年以下规定较多，法定刑3年以上的案件，只要赔偿好，罚金高，就可判3年，3年就可以适用缓刑，罪刑不相适应，但检察机关无法抗诉纠正。
（四）民事行政审判监督没有保障，举步维艰。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均规定，检察机关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错误判决、裁定，有权提起抗诉，但检察机关在民事行政审判监督中应该享有哪些具体权力，依何种程序行使监督权，法律没有明确规定，造成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之间在调卷、再审出庭、审理期限、检察机关调查取证等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争议，在一定程度上使民、行监督权取决于法院的认可程度，致使民事检察工作举步维艰、难以开展。
（五）纠正违法缺乏强制力，监督效果不佳。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与行政、审判机关相比，既没有实体处分权，也没有纪律处分权，只有提检察建议，发《纠正违法通知书》等行使法律监督权，但现有法律规定和相关司法解释中即没有设监督追究责任的条款，也没有强制保障措施，虽然检察机关通过发出《纠正违法通知》等方式进行了大量的监督活动，但真正监督效果不佳。
二、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弱化的原因
（一）立法过于原则空泛。如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分别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行政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但监督范围只限于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并限定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对于民事审判过程中发生的“暗箱操作”却无法进行监督、制约。监督范围及程序仍有诸多疏漏和缺陷。如立案监督，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在立案中发生违法行为提出纠正意见，如果公安机关不予采纳、拒不纠正，检察机关如何处理，法律没有依据；对通知立案而公安机关拒不立案，法律也没有授予检察机关如何解决的措施。
（二）缺乏机制措施。由于未形成完整的法律监督保障措施体系，检察机关提出的《通知立案决定书》、《纠正违法通知书》、《检察建议书》等监督建议、不被公安、法院采纳或无故拖延，造成检察机关束手无策，形成了“你发你的建议，我搞我的决定”，有时使检察监督权形
同虚设，严重影响了法律监督的权威和实效。
（三）检察理论与政治理论结合研究滞后。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背景下，去年以来，高检、高法出台了一系列司法解释，目前的法律监督理论研究多致力于检察实践经验的总结，许多设想和原则流于理想层次，缺乏基本的理论构架和引导，成为注释法律条文和具体实践的工具，还未形成完整有效的法律监督理论体系。致使法律监督法理不足，政论馈乏，二者结合研究欠缺。
三、加强和改进法律监督机制的思考
（一）完善立法，制定统一、完备的司法解释，为法律监督提供法律保障
一是补充完善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中尚未完善和健全的有关内容及应有的保障性规定。如立案监督，通过增设刑事诉讼法条款和司法解释明确立案监督不仅包括“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监督，还包括不应立案而立案，对公安是否立案、不立案的知情和整个立案活动的全面监督；通过立法进一步明确《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通知立案决定书》、《纠正违法通知书》、《纠正违法建议书》的法律效力，同时赋予检察机关对拒不接受监督单位和个人建议处分权。在侦查监督上，要确立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知悉权、侦查参与权、建议权、监督处分权和提前介入的法律地位，在审判监督上，通过司法解释赋予规范庭外调查权，建议休庭权；在判决裁定监督上，通过司法解释明确审判监督程序抗诉案件的审理期限，防止久拖不决；在民事行政监督上，通过司法解释规定人民检察院参与诉讼权，明确同级人民检察院有抗诉权等。
二是细化与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监督相配套的有关关工作细则。建议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立案、侦查、审判、判决裁定、执行各诉讼环节的监督细则、规则，提交全国人大审核发布，避免公、检、法三机关各定章程，各行其事，使检察监督制度化、规范化。由全国人大统一司法解释权，通过统一解释，以减少不必要的摩擦，确保执法统一和正确实施。
（二）构建检察一体化，增强法律监督能力
一是按照中央《意见》改革检察机关的人事体制。在坚持党的领导原则下，强化上级检察机关领导下级检察机关的力度，保证法律监督的独立公正。同时赋予检察机关人事决定权，地方各级检察机关的检察长应由上一级检察机关检察长提名，同级人大任命；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一般不从地方党政机关调任。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的检察官有惩戒处分权和人事调动权。
二是改革检察机关经费保障体制。将地方财政负担各级检察机关经费改为中央政府负担，建立全国检察经费统筹制度，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统一作出预算，报中央财政核定后纳入国家财政预算，实行计划单列，逐级下拨、分级管理。
三是完善检察机关内部工作制度。将上级领导下级工作的体制具体化，明确规定请示、报告制度；指令纠正、备案报批制度和内部检察长负责制，形成下级院对上级院负责，逐步实现上级对下级的绝对领导。
（三）探索“侦检一体化”模式，增强检察机关对侦查程序的监控力度
一是建立侦、检一体化刑事司法模式，增强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对侦查机关侦查取证行为的引导、监督权，实行刑事警察与治安警察分离制度，使其直接受检察机关监督，检察机关要完善监督机制，改进监督方式，使监督作用直接化、具体化，确保刑事司法体制持续高效运作。
二是完善各诉讼监督的责任管理制度、考核奖惩制度及错案责任追究制度，使其更加符合具有检察特色的管理方式，保证各诉讼环节上的监督工作有效开展，防止监督不力、流于形式。
（四）改善用人机制，加强队伍管理、培训力度，提高队伍素质
一是进人、用人要坚持“公开、公平、竞争、择优”的原则，严格执行《检察官法》，把真正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录用到检察机关。
二是加大教育培训力度，分级管理责任到人、事，不断提高干警的政治素质、职业道德水平和业务能力。
三是强化激励机制，激发干警的工作热情和创新意识，提高法律监督的质量、效率和水平。
第四篇：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
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健全组织法制和程序规则，保证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和公信力。重点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人财物管理使用、关键岗位的监督，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落实党内监督条例，加强民主监督，发挥好舆论监督作用，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因此,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只有这样,我们的党和政府才能获得人民群众的信任、拥护、爱戴和支持。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和公信力”[1]。这里所说的“公开办事制度”,最重要的就是党和政府机关的政务公开制度。完善政务公开制度,是提高党和政府公信力的前提、基础和必然选择。
一、政务公开与公信力要正确理解政务公开的涵义,首先要正确理解政务的涵义。对政务的涵义目前有三种理解:一是广义的理解,认为政务就是关于政治方面的种种事务,是国家的管理工作;二是狭义的理解,认为政务仅指行政事务;三是综合的理解,认为“政党政务、政府政务、社会团体、公共事业和公共服务部门的公共权力的行使等,都归于政务之中,也称为大政务”[2]。笔者赞成对政务进行综合理解的大政务观。目前存在泛行政化倾向,执政党、政府、社团、基层自治组织、公共事业和公共服务部门等,都具有公共事务管理的权力
推进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要按照权力“取得有据、配置科学、运行公开、行使依法、监督到位”的要求，着力推进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切实加强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制约，保证公开内容真实可信、过程有据可查、结果公平公正。要公开行政职权依据。按照职权法定、权责一致的要求，继续清理审核，摸清行政职权的底数。对清理审核后的行政职权，要科学合理地进行分类登记，编制行政职权目录并依法向社会公布。调整或改变部门行政权力要及时修订职权目录，重新依法向社会公布。编制、法制、纪检监察等部门要密切配合，严格审核把关。
二要优化权力运行流程。要明确并依法公开权力行使条件、承办岗位、办理时限、监督制约环节、相对人权利等内容，统一工作标准，严格行政程序，健全行政权力运行机制。
三要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加强对行政执法过程中自由裁量权的清理，分档限制自由裁量空间，严格约束经办人员的裁量自由。
四要加强权力运行监控。要采取多种方式对行政权力运行情况实施监督，特别要从财权、物权、事权等重要环节入手，大力推进政府上网工程和电子监察，逐步形成比较完善的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监控机制。探索创新，开创办事公开的新局面
落实制度推进办事公开。
淮阴区局建立了公开事项预审制度、民主管理监督制度、工作评议制度、问责制度，形成办事公开民主管理的长效机制，保证公开的内容真实可信、过程有据可查、结果公开公正，并按照“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的要求，大力推进政务公开、司务公开，解决好“敢不敢公开、公开什么内容”这一关键，实现办事公开的制度化、规范化。
内部监督实施办事公开。
在加强上级监督的同时，职工对单位重要事务的知情权得以落实，主动参与监督的意识进一步增强，建立了职代会并产生了职工代表，参与重要事务管理的民主监督，构建了单位内部监督制约的机制，从制度上解决了班子成员之间监督“虚”、职工监督 “难”的普遍性问题。同时，单位领导主动接受监督的意识也进一步提高，重大敏感问题主动向职工公开，向上级纪检监察部门报告，自觉接受监督。
检查考核促进办事公开。
淮阴区局在淮阴报、举报箱和告客户书中公布了举报电话及地址，不定期发放评议调查问卷，适时监督检查，认真受理群众的举报，不断加强对工作人员监管力度；区局将办事公开落实情况的检查、评议情况，与年中小结、年底考核相结合，总结经验成绩、找出问题不足，促进了办事公开工作的落实；区局（分公司）还在2010年“省文明行业验收”和“创优秀县级局（分公司）”建设实绩考核中把办事公开民主管理列为干部工作业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并与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结合起来，考核结果与干部奖惩和使用挂钩。
三、推进办事公开有效搭建了“二个平台”
一是搭建了各级干部展示素质的平台。
淮阴区局通过办事公开工作的开展，促进了干部队伍建设，提高干部的政策法规水平，增强了干部组织协调、思想工作、适新应变、把握全局的工作能力，同时推动了基层干部作风的转变，提高了基层组织的办事效能，牢固树立了既抓经济发展又抓党风廉政的责任意识。
二是搭建了办事公开职工参与的平台。
办事公开是新形式下解决突出问题的有效载体，是维护稳定、改善干群关系增强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的有益尝试。淮阴区局坚持干什么让职工参与，怎么干让职工监督的原则，完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落实职工代表大会各项权利、义务，严格执行职代会程序，保障了员工依法享有对单位重要事项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第五篇：完善国有企业监事会监督机制
加强保障体系建设与整合企业监督资源
完善国有企业监事会监督机制
国有企业监事会作为政府对国有企业监督机制，一种现代公司监事会制度的特殊类型，是完善国有企业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重要一环。国有企业监事会成员的构成和选任、承担的特殊使命以及监事责任制度都与一般的监事会不同。国有企业监事会要想完成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特殊使命，必须要在不断完善自我和充分发挥自身功能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国有企业监事会保障体系建设，积极整合企业各种监督资源，形成一个和谐统一的公司监督体系，使监督服务于公司效率的提高和股东（含中小股东）权益的最大化。下面，笔者就国有企业监事会监督机制的完善予以探讨，以期能为国有企业监督机制的完善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一、国有企业监事会制度的含义
国有企业监事会制度的实质是监事会是受国有资产出资人机构委派，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以及企业章程的规定，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职务的行为进行监督，对企业财务进行监督检查，对所派驻企业“三重一大”等重大事项实施监督，确保国有资产安全，维护出资人权益。
（一）国有企业监事会制度的内容
1.监督的前提：受国有资产出资人机构委派，代表出资人利益，对出资人负责。
2.监督的重点：对出资人所出资企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职务的行为进行监督，对企业财务进行监督检查，对所派驻企业“三重一大”等
重大事项，不干预不参与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
3.监督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国有企业监事会暂行条例》等。
4.监督的目的：维护出资人权益，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5.监督的纪律：依法依规履职，遵守“六要”、“六不”的行为规范。
（二）国有企业监事会制度的特点
1.国有企业监事会具有外派性质，比内设监事会更加独立和客观，更能强化“出资人监督”，提高监督的层次和权威性，使监督内容更全面。
2.出资人派出的监事是专职，比兼职更深入和专业，监督工作更经常化和规范化。
3.《国有企业监事会暂行条例》规定国有企业监事会“不参与、不干预企业经营决策和经营管理活动”，强化了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能更好地处理监督与促进企业经营管理的关系。
4.监督主体明确且人格化，监事会成员面临“监督失察”的风险压力，所以更尽职尽责。
5.监事会实行集中管理，便于经常相互交流与研讨，规范化的业务管理，使得各监事会之间以及同一企业的各届监事会之间形成了相互激励与制约，促进监事会队伍建设。
二、国有企业监事会的运行现状
在我国，公司制企业按照《公司法》的规定都设有监事会。国有企业设立监事会，是体现国家作为出资人监督的一种制度安排，我区实行国有企业外派监事会制度始于2007年4月份，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有独资、国有控股骨干企业监事会派驻暂行办法》的规定，自治区国资委目前已向21家监管企业派出了五个监事会，每个监事会负责承担4-5家企业监事会工作。四年来，各监事会认真履行法律法规赋予的职责，为国有企业规范化管理，为国有企业健康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发挥了国有资产“守门人”、真实信息“报告人”、经营风险“预警人”的作用。虽然四年来监事会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在监督检查工作及制度建设等方面还是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一）公司法人治理文化意识淡薄，对监事工作认识不足
目前监事会制度在国有企业难以真正达成经营决策（董事会）、执行（经理）、监督（监事会）相互协调、相互制衡的关系。部分国有企业董事会、经营者，对监事会工作作为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认识还不足，甚至认为监事会可有可无，监事会的存在增加了企业的负担。
由于监事会实施当期监督，主要任务是财务监督及对“三重一大”事项的监督，由于监事会的“不干预、不参与”原则，监事会侧重于及时提醒企业可能存在的风险，防范于未然，做好经营风险“预警人”，即使企业出现问题，监事会只能向出资人汇报，并没有处理权，造成社会及一些领导对监事会的作用认识存在偏差，认为监事会未起到应有的监督作用。
（二）国有企业面宽链长，监事监管力量不足
由于国有企业下属企业数量多、覆盖范围宽，如我们第四监事会派驻的四家企业下属三级及以上的子企业多达150多家，主要从事有色金属、黑色金属、交通基础建设与运营、现代物流、土地收储与房地产开发、金融、贸易、国际合作等产业，业务覆盖面宽，管理链条长。而监事会成员共4人，下属子公司虽然均建立了监事会，但除了广西交通投资集团外其余均为兼职，且一人身兼数职，部分人员履职能力弱，监管力量严重不足导致监督工作很难深入，且国有企业企业大量的投资、担保、融资、经营行为大都发生在下属子企业，使专职监事较难获取企业的相关信息，直接影响了监事会工作质量和效率。
（三）监事会监督手段缺乏必要保障，监管环境有待改善
在监事会的监管实践中感觉到监事会或监事职权不全，法律只给了监事会和监事“说”的权力，而没赋予其“行动”的权力。如监事会可以对董事、经理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请求纠正，但对不予纠正的法律后果却未作规定，以致监事会权能不全，起不到约束作用；也没有出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监事会监督不配合、不按要求纠正的具体追究政策措施，监事会履行职责的权威性不够。
（四）监事会监督缺乏高效的操作方法、监督反馈时效性尚待提高
目前监事会的监督检查工作已经将日常监督和集中检查结合起来了，监事会也做了许多改进工作，但从本质上看，二者的结合状态还有待完善，如何提高监事会的高效监督方法需要进一步研究。监事会的监督反馈机制已经基本建立，对于在日常监督和集中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能够得到进一步研究并最终反馈到企业中去，以帮助企业解决问题。但是，目前反
馈机制的时效性并不理想，有些事项需要监督长时间才能写出一个比较完善的综合报告，时间一长，一些问题会失去针对性和时效性。
（五）监事会队伍激励约束机制欠缺，监事素质能力有待提高
四年来，国有企业监事会通过不断学习理论和业务知识，在实践中积极探索监管途径和方法，整体的业务能力和分析判断能力有了较大的提高，但在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和沟通协调能力方面，相对监督对象整体还是偏弱。目前，专职监事的考核均参照公务员的考核标准，由于监事业绩评估体系不健全，对监事也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通常“监”与“不监”并无多大区别。监事会专职监事是监督工作的具体实施者，其行为能力和监督水平直接影响着监督检查的效果。然而，目前的监事会办事处的激励约束机制并不健全，尤其是激励机制的不健全导致无法充分激发监事的工作潜力。
三、建立监事会保障体系，整合企业监督资源
国有企业监事会监督机制的完善，既要加强国有企业监事会自身的制度建设，更要从监督资源整合的视角出发，加强监事会与公司监督资源的整合，通过各种监督资源的优化整合，充分发挥整个监督机制的系统功能，促进整个监督系统功能的优化，从而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监督目标。
（一）建立完善的国有企业监事会保障体系
目前我国国有企业监事会制度还存在不少漏洞，影响了监事会的监督效果。因此，为确保国有企业监事会监督的有效性，应抓紧建立以《公司法》和《暂行条例》为核心的完善的国有企业监事会保障体系，切实增强国有企业监事会立法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加强国有企业监事会制度与整
个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制度的协调与配合，既要确保监督检查过程中监督权的有效实施和监督权的保护，也要确保监督检查后监督权的实施和保护。只有这样，才能使国有企业监事会的制度效用得以充分发挥。
1.赋予国有企业监事会独立的法律地位。
《暂行条例》明确赋予监事会对国有企业经营状况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状况进行监督的职权，然而监事会能否有效的行使监督权，在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能否保持自身的独立性。由于独立性是监事会制度的灵魂，保持自身的独立性是监事会有效履行监督职能的根本前提，在法律中应进一步明确监事会是对国有企业进行监督的专门机构，并明细监事会监督权限，保护监事会依法独立行使监督检查权，不受其他部门、人员的干涉，为监事会积极执行监督职能提供法律保障。
2.赋予国有企业监事会与其职责相适应的各项权力。
为了确保国有企业监事会通过监督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目标，必须对监事会本身的功能进行优化，赋予监事会与其职责相适应的各项权力，在法律上赋予国有企业监事会充分知情权和话语权。通过赋予监事会完全、彻底、及时的知情权，规定企业向监事会提供完整、真实信息的义务，并规定企业不履行相应义务的法律责任，以保证监事会监督职能的有效行使。同时在法律上赋予国有企业监事会一定的执行权，监事会针对企业监督中发现的问题所提出的建议应当得到有效地执行，只要提不出相反的证据和正当的理由必须予以执行，否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完善国有企业监事会及监事的考核、激励约束机制。
目前对国有企业监事会及监事约束机制的不完善，主要体现在对国有企业监事会监事缺乏明确的义务性规定，同时也没有建立起相应的业绩考评机制。为了确保监事会充分发挥监督效能，必须建立国有企业监事会监事业绩考评机制，以此约束监事会及其监事的监督行为，使之真正起到应有的监督作用，国有企业监事会的业绩考评机制要以监事会的检查报告和工作成效为重点，考评应当包括工作能力、工作业绩和工作表现三个方面，并将监事会及专职监事的薪酬与被监督企业的监督检查成果适当挂钩，适当增加一定的物质奖励，在干部的任用和提拔上给以专职监事足够的晋升空间和晋升渠道，使得国有企业监事队伍趋于专业化和稳定化。
（二）推进国有企业监事会与企业监督资源的整合
国资委原主任李荣融曾指出，“要充分发挥监事会、财务、审计、纪检监察等监督机构的作用，整合监督资源，形成监督合力，提高监督效果。” 然而，各个监督部门都有各自的职责和不同的考核体系，怎样才能整合在一起呢？笔者认为应创新监督机制，构建“职责明确、信息共享、职能互补、整体联动”的监督体系，健全监督网络，建立监事会快速反应机制，使监督工作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1.合理设计监督体系制度框架。国有企业监事会应主动关注整合企业监督资源，理顺监督线条，探索解决国有企业目前存在的监督部门众多，监督业务重合，多头管理的难题，可以建立以监事会、纪检监察、审计等监督资源组成监督体系，由国有企业监事会统一领导协调各监督部门，并推进国有企业监督资源的合署办公，为监督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组织保障。目前广西交通投资集团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实现了集团监事
会工作部与审计部的合署办公，国有企业监事会在实施重大事项的监督时，能综合运用其监督资源，统一指挥，协同作战，优势互补，减少了监督成本，提高了监督效率。
2.职责明确，合理设计监督部门职能分配。监事会是现代企业治理结构中法定的监督机构，主要职责是对公司的财务状况进行监督，对董事、经理层决策、经营行为进行监督。纪检监察部门是党的专门监督机关，担负着对党员领导干部履行职责和行使权力情况进行监督等职责。企业内部审计部门监督和评价本单位和所属单位财务收支、经济活动的真实、合法和效益。在监督的对象和内容上，各监督部门职能和目的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具有互补性，建立国有企业监督体系应结合企业实际，设计好监督职能分配，各项监督职能有机结合，达到整合监督资源。
3.信息共享，建立各类监督信息交流共享的工作机制。在监督体系内建立工作制度、监督方式和技巧、监督检查情况等各类监督信息的相互通报、相互反馈和相互交流的工作机制，完善系统内外沟通协调机制。国有企业监事会应强化重点联系人制度，在派驻企业建立监督工作信息员制度，形成渠道畅通、反应灵敏、反馈及时的信息网络，及时掌握有关信息，改进监督工作方法，提高监督资源整合水平。
4.职能互补，整体联动。注重把外部监督和内部监督结合起来，赋予传统监督主体补充性的新职能，增强各监督主体的监督力度。充分发挥各监督部门各个方面的优势，加强对企业重大问题上的监督，特别重视对企业“三重一大”事项、廉洁自律等方面的监督。如要依法对企业负责人履职、企业“三重一大” 事项等方面加强监督管理和绩效考核，完善经营
责任审计制度。注意发挥监督系统的整体功能，在实施重大事项的监督时，各类监督主体协同监督、整体联动，形成一体化运作，提高监督效能。
5.运用监督成果，切实提高监督实效。实现监督成效，关键在于落实，重点是整改效果及责任追究。要建立企业经营业绩考核和决策失误追究制度，对于考核不称职、审计发现严重问题、监督发现严重怠于履职的经营者，要及时予以处理；对经营不善、或因失职渎职造成资产重大损失的经营者，应及时予以解聘，对重大经营失误负主要责任及违法违纪的领导人员，追究其经济、法律责任。派驻企业对监事会等监督部门提出的的意见，要高度重视，对提出的企业存在问题，要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整改，并将整改结果以书面形式进行反馈。国有企业监事会应及时督促企业对监督成果的落实情况，加强对企业整改情况的督促和检查。
国有企业监事会在完善的国有企业监事会保障体系下，充分发挥监事会监督机制的优势，通过监督资源的优化整合，形成监督合力，提高监督权威，努力使监督资源转化为企业发展能力，监督工作转化为企业风险防范能力，监督成果转化为企业降本增效能力，真正实现对公司董事和高管人员经营管理行为进行有效监督，实现国有企业资产保值增值。
作者：凌云 2012/2/21 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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