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公共权力运行监督机制的思考与对策

第一篇：完善公共权力运行监督机制的思考与对策

完善公共权力运行监督机制的思考与对策 完善公共权力运行监督机制是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新形势下“加快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四项重要措施之一，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确保权力正确行使。这是党中央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重大决策，是新形势下反腐败工作得以深化的重要标志。

一、加强对权力运行机制监督的思考

（一）要加快行政体制改革，规范用权行为。一是要转变政府职能，减事放权，削减行政行为。要把改革审批制度作为政府职能转变的切入点和突破口，要坚持权责一致的原则，减少或合并交叉、重复的审批事项。二是要科学设事，严格规范审批内容、条件，确定审批时限，最大限度地减少审批人员的自由量裁权。三是科学分解事权，严格内部制约机制。要调整部门、单位间的职能分工，合理划分职责权限，分解行政职能，改革事业单位职能，把该分解的事权划分清楚，把具有行政职能的权力归位于行政机关，把该事业单位管理的事项应按权限规范。形成部门、单位之间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机制，以保证权力运行的有序性，减少权力运行的随意性，增强权力运行的公开性，维护权力运行的严肃性。四是要改革管理体制。当前，贪污、贿赂等经济腐败增多，主要原因之一是部门、单位行政管理过细，管理薄弱和管理环节过多而造成漏洞的增多。尤其财务管理过于分散和隐蔽，财务监督机制过于松散和无力。因此，必须对现行管理机制和财务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从根本上堵住贪污、贿赂的“财源”渠道，杜绝行政行为违纪违规现象的发生。

（二）要搞好权力分解，建立科学的权力制衡机制。权力分解，就是使分解的权力相互之间形成一种制衡关系，才能产生有效的制约效果。权力的分解是防止权力脱离人民利益的一项重大措施，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发展的高度结晶。如果多项权力由一个集中的权力所支配，就很难形成权力间的制约关系，如果一个权力依附于另一个权力，权力之间形成隶属关系，则意味着权力形同虚设，不能形成有效的制约。权力的分解达到权力的相互制约，其目的是使每一项权力的行使都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并有纠正和限制其他权力的能力和容忍其他权力纠正和限制自己的能力。这样，权力既是监督制约其他权力的主体，又是其他权力制约的对象，这样构成权力与权力之间的制约关系，使各项权力在合理构建的权力体系中和谐运作，最大限度地减少内耗。

（三）要强化权力责任追究，保证权力合法运行。在我国政体框架中，尽管在赋予权力的时候，也赋予了相应的责任。但在社会实践中，我们体会到的却是大量没有责任或几乎没有责任的权力。在权力几乎肆无忌惮地横发淫威的时候，责任却总是羞答答地躲在后面。党的十四大以来，我国已经出台了各种条规制度2500多项，国家也相继出台了《行政监察法》、《行政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和《刑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对规范权力运作、预防和惩治腐败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腐败问题仍然很严重，重要原因就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视法律法规于不顾和心存侥幸心理。

因此，要强化对领导干部和握权人的责任与用权行为进行考核，建立科学规范的公务员行政行为准则，明确用权不当应负责任的追究制度和措施，以保证权力的合法运行。一要落实监督主体的责任，建立监督主体失察责任追究制。对应该监督而没有监督、应采取措施而没有采取措施，以致出现问题造成严重后果的，要有相应的问责措施。二要完善责任追究机制，特别是完善监督主体具体实施监督过程中的责任追究机制。如，重大工程招投标出了问题，除对招标人作出处理外，也要追究监督责任人的责任。又如，在干部考察中，对拟提拔对象相关责任人要签字负责，对今后发现提拔前存在问题者，也要追究考察人、推荐人的责任，防止干部“带病提拔”等。要继续加大对腐败案件的查处力度。对以权谋私的腐败案件，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迁就，切实做到惩处一个，教育一片。

（四）要健全监督制度，促进权力机制有效运行。对权力进行监督制约，是新形势下对党员干部的关心和爱护。每位领导干部既是监督者又是被监督者，既有监督他人的权力又有接受他人监督的义务。所以，要养成监督和被监督的习惯。一是要完善自律预警制度，加强各级领导干部和权力行使者的思想政治教育与法律法规的学习，提高自律意识，构筑思想道德防线，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二是要定期召开案件通报大会，以案示警。三是要加强异体监督的管理机制，如对专项资金和审批和项目的后续管理，要制定措施，全程介入，跟踪检查，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和权力运行机制沿着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科学有效运行。

（五）要探索内在规律，做到“三个依靠”。要结合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积极探索权力监督制约的特点和规律，找准最佳“着力点”和突破口，制定切合实际的监督制约措施。一是依靠法制。要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既要坚持遵守党纪政纪条规和国家的法律法规，又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好集体领导制度。要进一步完善党委议事规则，建立健全科学的决策和决策执行程序，对议事的范围、原则、权限、方法、制度等，都做出明确规定，最大限度地防止和克服权力运用的随意性。二是依靠组织。监督制约权力需要群众广泛参与，但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有组织地进行。要把自上而下的监督同自下而上的监督有机结合起来，用组织的力量制约权力运行。新形势下纪委机关要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自身的思想政治素质，保持纪检干部的浩然正气，努力提高执纪办案水平，坚决同各种滥用权力的行为作斗争，尽职尽责地完成好党组织交给的任务。各级党委要重视纪检干部队伍建设，重视纪检干部的培养、教育和使用。三是依靠改革。要着眼于扩大改革开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大背景，勇于对党风廉政建设的现实问题进行理论思考，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寻求加强权力监督制约的对策。要把着力点放在改革创新上，在完善政务公开，领导干部述廉、村财乡管和民主评议、民主决策等行之有效的制度和做法的同时，进一步拓宽思路，大胆创新，制定符合当地实际的监督制约措施。在手段上，从监督权力向制约权力延伸；在过程上，从阶段向全程延伸，事前要堵住，事中要卡住，事后要查住，做到环环相扣。保证权力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努力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断引向深入。

二、权力运行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近年来曝光的一些案件看，权力腐败是导致犯罪或犯错误的根本原因，从中可以看出现行国家权力运行机制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权力过于集中。经济学家指出，现在包括行政改革项目在内的政府配臵的社会资源，占整个社会资源的70%以上，正是政府职能部门行政审批项目和审批权力太多、太集中、太具体，给权力寻租以可乘之机，也造成行贿和腐败的市场。“物必自腐而后虫生”，如果手中握有权力的人一旦思想长堤崩溃，私欲膨胀，就会利令智昏，千方百计去满足个人需要，就会导致行政权力与行政行为违背社会规范，超越职权和不当用权。权力的失控，必然会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一些大案要案足以说明，权力集中与职务犯罪具有内在联系，职权的集中性与决策的随意性直接关联，成了权力与非规范运行的体制基础。权力集中于个人就为暗箱操作的运行方式提供便利，为以权谋私留下隐患。

（二）私欲驱动权力运行。产生腐败的总源头或者总根源是权力加私欲、私欲驱动权力的结果。腐败总是依附权力而存在的，手中没有权力的人不可能腐败，只有拥有了权力，才有可能在经济上贪污受贿；在用人上任人唯亲，买官卖官；在工作上失职渎职；在生活上色情堕落。权力的腐败无论何种形式，最终都归结为权力的私欲性。当权者一旦私欲膨胀，其手中握有的权力就会偏离正常规律运行，权力就会无限扩张，必定丧德、丧志、丧气、丧命。从一些案例看，有些领导干部就是起因于私欲，才使手中的权力变质而实施贪污、受贿、索贿、腐化堕落，进而受到法律制裁和党纪政纪处分。

（三）行政权力至上。转变政府职能的核心和实质就是下放权力，放权才能精简，精简必须放权。一些人认为有权就有一切，有权不使，过期作废，一旦在任，就肆意用权，把权力作为谋取个人私利或小集团利益的工具和筹码。在改革行政运行机制中，一提到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权力，就想方设法拖延、抵触，千方百计争取保留权力，目的是自恃掌权的荣耀，削权等于“失威”、“失利”、“失尊”。无非是握权有好处，身份倍增、有利可图。从机构改革至目前的行政运行中，仍然存在着个别部门把权力视为己有的现象，减人可以，减权断然不行，别人都不应该管，只有我管才有道理，造成部门、单位之间关系不顺、相互扯皮、职能交叉、人浮于事，使行政运行机制不畅，工作效率低不。

（四）权力运作未全面公开。我国目前行政审批中事项多，标准不一，程序也不健全，自由裁量空间较大，很容易诱发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一些有审批权的持有者用党和国家赋予的项目审批、立项、资金拨付、项目执行等环节中的权力搞特权。因而，就出现了为争项目、要资金，找门子、托关系、送礼等幕后交易。持权者也就会因素质高低、或因感情亲疏、或因地域差异、或因利益的驱使，使其权力带有本部门小团体利益、乃至从个人私利出发，带有随意性和片面性。由于我国目前还缺乏权力运作过程公开的机制，国家还没有硬性措施规定权力执行者必须公开权力运行的情况，公民也无权要求权力运行公开化。同时，受传统观念影响，当权者又强调权力的神秘化，在不规范、不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

（五）权力制约机制不力。“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从我国情况看，各级领导机关、领导者似乎都认为应当建立权力制约机制，从形式上也能看到这种制度的存在，但实践中我们却感到，许多监督权力的机制形同虚设，许多制约权力的权力显得苍白无力。如有些腐败分子在滥用权力中几乎畅通无阻，官职还在不断提升。这就告诉我们，必须解决权力运行制约机制这个根本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制建设得到了加强，但是市场经济主体的权力和公民的政治权利仍然显得短缺，管理性立法与监督性立法不平衡，无以达到权利制约权力的目的。据统计，10多年来，制定颁布以管理为主要内容的法律、行政法规，占总数的80%以上，而监督性法律法规只占0.87%。由此可见，监督制约权力的法律法规还存在不少疏漏和缺失，造成法律法规对部分权力的制约上存在空挡。虽然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在不断完善，但在执行中还存在错位和不够到位的现象。从而，增加了其权力滥用和权力腐化的可能性与必然性。

三、健全公共权力运行监督机制的对策

（一）用法律监督。法律监督指国家司法机关依法对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行使权力的情况进行监控，对公职人员的职务犯罪予以惩处，法律制约的主体是检察审判机关。法律是一把利剑，是对政治权力进行制约的最有力的也是最后的武器。因为法律制约具有其他制约所不能代替的特点和作用。它具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具有稳定性和规范性。法律对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违法的行为，违法后做什么样的处罚有明确的规定，一旦形成法律，法律就具有相对稳定性。第二具有平等性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三具有强制性，即以国家暴力工具为后盾对违法犯罪分子剥夺人身自由至剥夺生命的强有力制裁。因而也是制约对象最惧怕的一种制约。

（二）用权力监督权力。以权力监督权力是通过民主政治体制本身形成的公共权力监督机制，是对公共权力的运作加以规范和限制。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早已经实行的约束公共权力的基本方法，其理论上的系统化开始于孟德斯鸡，实际应用开始于美国建国宪法。其基本原理是将公共权力一分为三，使其在分工的基础上互相监督。任何代写职称论文一种权利都不是至高无上的，以此达到平衡，称为“制衡”。任何一项公共权力超越了规定的界限，都可以诉诸另一项公共权力彻底否定它的决定，甚至于撤销现有的机构从新组织，这就是公共权力的权力监督的含义，这种制约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一是由一种高层的权力监督底层的权力，最高层次的权力是人民利益的最高代表，可以依据宪法等相关法律实现对政府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二是平行权力层之间的监督与制约。平行层次公共权力最容易相互制约，因为在一个层次上，不存在相互管理与指导的关系，在平常的运作中又是互相协同办理公共事务。

（三）用舆论监督，舆论监督一般指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利用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网络和其他传播媒介，对公共组织及其成员进行的监督。它可以对公共权力运行进行全过程、全方位的扫描和揭露。它是公共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中的重要内容，是现代文明社会中不可缺少的监督手段。一个公民或新闻媒体发现政府机构或官员有贪污、腐败、滥用权力等不当行为时，他可以将之揭露于众，并加以谴责，以期引起公众对这些行为的注意。如果被揭露的行为的确是违背当时当地的法律规定或社会公德的，可以推知，公众会对这种行为加以反对。多数公众的反对构成一种舆论压力。这种力量通过以下几个途径发挥对公共权力的制约作用。(1)通过选举机制发挥作用。由十在一个民主社会里一届政府和官员的命运最终决定于选民在投票时的评价，而这种揭露和批评自然影响选民对他们的评价，所以这种舆论压力可以对权力滥用起到一定的制约、威慑和遏止的作用。这种作用当体现在那些随选举而进退的官员身上时尤其明显。如果他们谋求竞选连任，他们会谨慎地注意和对待公众舆论对他们的评价。由于害怕自身的不当行为被公之于众，他们谨慎地行使公众赋予的权力。这表明，公民的言论自由权藉选举机制可以发挥对公共权力的监督与制约作用。通过选举机制发挥作用，是言论自由发挥监督与制约功能的根本与最终的途径。(2)启动公共权力内部的监督机制。由于第一种途径的存在，一届政府或一任官员不仅可能要求自身谨言慎行，而且可能要求自己下属的机构或官员谨言慎行，因为下属机构或官员的不当行为影响到上级机构或官员的声誉，从而影响到负责官员在新一轮选举中的命运。同样，由于第一种途径的存在，那些负有法定监督职责的机构或官员对作为其监督对象的其他机构或官员可能会积极履行监督职责。公民的揭露使政府机构发现它们原来并没有发现的某一机构或官员的不当行为，它们由此可以对被揭露者启动法定的调查程序，行使强制性的调查权力。这种调查往往也得益于新闻记者和公民个人所揭露出的信息。在现实生活中的很多时候，某一公共机构之所以会对另一机构行使监督与制约的法定职责，乃是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所为。还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公民的揭露可能引起某政府机构的注意，某政府机构为了保护自己的独立性或法定权力不被侵犯，而对其他机构实行制约。(3)维持和促进政府机构及其官员的自律意识。官员的自律意识的维持或增强不仅有赖于对官员进行有效的法律和道德教育，而且有赖于外部的制约力量，其中包括在一个开放的舆论空间中形成的民意。

（四）用人民群众监督，哪里有腐败分子？那里的广大人民群众最清楚！反腐败必须依靠和发动广大的人民群众参与，将人民群众的民间网络反腐制度化，这样才能把民间反腐力量更好地整合到党和国家的反腐资源配臵的序列之中，从而使其成为人民群众网络反腐斗争战场，将各级干部的工作、生活等方面都臵放“广大普通党员和人民群众的阳光”监督中, 增强民间反腐社团的反腐倡廉能力。

第二篇：关于完善国有企业权力运行监督机制

关于完善国有企业权力运行监督机制

办法和途径的调研报告

摘要: 随着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国企改革的深化,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管理体制中的监督体系已经基本形成,较好地对国有企业权力运行进行制约,但从当前国有企业产生的一系列问题来看,国企权力运行监督体系的功能还没有得到较好发挥,存在着“弱监”、“虚监”、“失监”、“漏监”等问题。

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是：个别党员干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扭曲；企业内部权力架构失衡、监督主体受制于监督客体；企业外部监督主体较远，监督效力受制于监督距离；监督力量分散，缺乏监督合力。

解决上述问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加强教育工作，这是监督机制建设的基础。二是明确细化监督内容，这是监督机制建设的重要因素。三是改进与完善工作机制，这是监督机制建设的重要条件。四是拓宽监督渠道，这是监督机制建设的有效措施。五是完善干部管理，这是监督机制建设的有力保证。六是加强打击力度，这是监督机制建设的有效手段。

关键词：完善 国有企业 权力运行监督机制 办法和途径 调研报告

关于完善国有企业权力运行监督机制

办法和途径的调研报告

一、导言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确保权力正确行使。越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一具体部署,充分表明党中央对权力运行规则的高度重视,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执政理念。改革开放后，政企分开的逐步实施，为国有企业发展增添了无限的活力和生机，但在发展的同时，国有企业也成为腐败行为的高发地带，如何加强对国有企业权力运行的监督，遏制腐败行为的产生，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成为一项紧迫的工作。

二、调研对象与方法

根据市纪委监察局第四纪检组监察室的安排和部署，2009年12月8日至2010年2月12日，我们就如何健全和完善国有企业权力运行监督机制，对6户市管企业进行了无记名问卷调查、座谈来了解国企干部职工对企业权力运行机制的建议和意见，同时还通过查看现场，查阅资料来了解企业发展情况，共有企业领导班子成员、中层管理人员和职工代表近500人参加了问卷调查和座谈活动。

三、调研结果及分析

从调查问卷、座谈及查看现场、查阅资料了解的情况看，随着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国企改革的深化，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管理体制中的监督体系已基本形成，较好地对国有企业权力运行进行制约，就国企内部而言，形成了以国企党组织、法人组织、纪检监察机构、审计机构和工会为监督主体的监督系统；就国企外部而言，形成了以上级党组织、纪检监察机关、外派监事会、审计部门等为主体的出资人监督系统。但是，从当前一些国企权力失控、行为失范、腐败滋生、国资流失等问题看，国企权力运行监督体系的功能还没有得到较好发挥，存在着“弱监”、“虚监”、“失监”、“漏监”等问题。产生这些问题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个别党员干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扭曲，在国企权力运行中为个人谋私利、捞好处。如有些企业的权力部门在业务往来中存在着吃、拿、卡、要的不正之风。二是企业内部权力架构失衡，监督主体受制于监督客体。从国企内部权力运行看，企业的各项活动往往只按照经营决策系统的意志运行，监控系统对企业经营决策者的监督制约往往显得软弱无力。具体表现为同级监督难、专门监督弱、民主监督虚。如大多企业设立的纪委、审计、督察等部门，都要服从于企业党政主要负责的管理。三是企业外部监督主体较远，监督效力受制于监督距离。来自国企外部的监督特别是出资人监督，本来是打破“内部人控制”，形成权力制衡的强大力量。但是，由于外部监督主体远离国企内部权力运作，“失监”、“漏监”也就难以避免。具体表现为监督国企权力运行缺乏适时性、连续性、深入性。如有些监督执法部门的驻企小组，其本身也担负着其他的工作任务，很难将精力全部投入到所驻企业的监督工作中去，也有些上级监督监察机关将一些年龄大的同志安排到企业派驻，工作干劲明显不足，而且由于外部监督主体的监督由于受到时间和接触面的限制，所能了解到的问题一般都是已经表面化的，很难发现国企深层隐藏的风险。四是监督力量分散，缺乏监督合力。国企内外监督部门虽然很多，但监督力量分散，监督资源没有得到有效整合。各监督主体往往针对不同对象和环节分别开展单项的、分散的监督，不能将对事权、财权、人权、物权的监督有机整合起来，既分散了监督力量，又分割了监督信息，还增加了监督成本，难以形成监督合力。如审计部门往往只针对财务、纪检部门只针对党员干部等等。综上所述，在现行国有企业管理监督体制下，无论是内部的监督还是外部的监督，多为事后监督，都不足以对国企运行中的权力进行有效制约。“看得到的监督不了，监督得了的又看不到”的矛盾仍然比较突出，国企内部仍然隐藏着较大的决策风险和道德风险。在现实中，国企发展是否健康发展，往往取决于主要负责人能力水平和道德素质，所以，解决对国有企业权力运行的监督问题，是预防国企腐败现象发生，促进企业健康发展的根本之道。

四、解决问题的措施和建议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认为，健全和完善国企权力运行监督体制，不仅要解决监督主体是否缺失的问题，更要解决各监督主体是否有机结合，监督的方式方法、手段措施能否实现监督到位的问题，既保证决策（董事会）、执行（经理层）、监督（监事会）三大体系之间的制衡，又保证现行体制下监督体系在权力运行中的监督效力。为此，应该从以下几个途径入手：

（一）加强教育工作，是监督机制建设的基础。一是提高国有企业公职人员的思想政治觉悟和对监督工作的认识，正确认识权力、义务和责任的关系，正确处理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积极支持监督工作，主动接受监督，勇于开展自我监督。二是牢固筑起抵制腐朽思想侵蚀的坚强防线，强化政策观念、是非观念，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转变观念，与时俱进，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时刻把国家的利益、企业发展、职工群众的冷暖疾苦放在心上，坚持依靠法规纪律办事，坚决制止违法违纪问题在自己身上和身边发生。三是增强监督工作的业务能力，提高工作艺术水平。要加强宣传，善于协调，提高对监督的接受能力，努力使监督工作成为企业管理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融入企业日常管理工作之中。

（二）明确细化监督内容，是监督机制建设的重要因素。一是决策权的监督。决策监督是一种高层次的、重要的关口监督。对决策监督，主要是对决策权先进行合理界定，防止决策权力向个人过分集中，严格程序，决策规范，提高决策透明度，确保决策机制的公开化。建立决策预告制度和重大事项调研论证制度，使决策更合理、更科学。二是执行权的监督。执行、实施是决策延续。整个过程应以决策既定的原则、标准、要求、目标为尺度，监督执行方案、方法、步骤、措施、结果等，主要是事前、事中、事后的监督，即事前监督实施方案，事中监督运行过程，事后监督实际效果，以确保执行权的实施。三是按照民主、科学、透明的原则，对权力进行科学配置，合理分解，细化权力运作程序，使之便于开展监督，便于落实责任追究。

（三）改进与完善工作机制，是监督机制建设的重要条件。要以打破“内部人控制”为关键，依托产权授予关系，着力健全国企出资人监督制约机制。当前，国企监督难，难在“内部人控制”严重。打破“内部人控制”，需要依靠出资人建立一种“来自于外、长驻于内”监督机制。为此，要强化“三个派驻”：一是要普遍推行外派监事会制度。2000年国务院开始向国有重点大型企业派出监事会，这种外派监事会因为具有外在性、专业性、权威性，较好地解决了“看得见”和“管得住”的问题，对企业经营者发挥了重要监督作用，但是目前主要还只在中央大型国有企业中实施，有必要在省市管辖的国有控股或独资公司中进行推广。二是要探索实行纪检监察机构派驻制度。基于国有企业的资产性质（国有）、股权结构（一元化）和人员身份（国家工作人员）特征，纪检监察机关（机构）是一种不可替代的重要监督力量。但是由于国企内设的纪检监察机构“监督难”，而上级纪检监察机关对国企权力运行又“难看见”，纪检监察的监督作用发挥还不充分。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办法，是依托出资人监督，由上级纪检监察机关向国企派驻纪检监察机构，对派驻机构的领导任免、业务工作、工资福利实行统一管理。这种派驻垂直管理体制，既有利于纪检监察工作在国企的开展，也有利于强化出资人监督。同时，派驻纪检监察机构领导还可与外派监事会领导交叉任职，进一步增强监督的合力。如可由上级派驻企业领导担任企业监事会的职务，以便更好地参与企业事务，便监察监督。三是要坚持实行特派财务总监制度。由国资部门向国企派出财务总监，对国企财务管理中的问题进行监督检查，是出资人监督的重要方式，对于从资金方面强化对国企领导人员的监督具有重要作用。这一制度应当继续坚持，并逐步实行一个国企特派一名财务总监的办法。这样可以进一步改善企业监督的领导体制，使监督工作更加有力、有效。

（四）拓宽监督渠道，是监督机制建设的有效措施。要以增强“党组织权威”为重点，依托党的组织关系，着力健全国企党内监督制约机制。国有企业是国家出资的企业，是属于全体人民的企业，我们党是代表人民执掌国家政权的党，党对国有企业的政治领导权，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削弱。面对国企改革不断深入的新形势，健全国企党内监督制约机制，强化党在国企的核心地位显得尤为重要。一是要积极推进“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由党的领导担任企业法人组织的负责人，实现国企党组织和法人组织的有机结合。事实上，在国企改制之前，企业党组织所起到的作用同现代企业制度中董事会的作用，具有某种相似性：都具有决策和监督的职能。在国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的过程中，完全可以通过实行“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办法，使部分党委委员进入公司董事会，党委书记担任企业董事长。这样的办法，可以使党组织通过董事会这一载体，促进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国企的贯彻执行，更好地发挥党委对企业重要人事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大额度资金使用等重大决策的监督作用。二是要健全完善对国企的巡视制度。上级党组织要针对国企法人治理结构短时间内难以完善、自我约束能力还不强的现实，组织巡视组深入国企特别是国有独资企业开展巡视工作，了解国企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执行情况，了解国有企业领导人正确行使权力、保持清正廉洁的情况，并认真听取和研究巡视组报告的问题，通过采取必要措施进行处置，强化对国企领导人员的党内监督。同时要充分发挥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的作用，对企业合理合法运行有力支持、宣传，对违法、违纪的行为予以毫不留情地揭露和抨击。还要推进群众监督的不断深入，继续通过厂务公开、职工代表大会、“恳谈会”、“诤言会”等形式，就企业发展的大政方针，企业发展规划，重大投资、重大事项，以及职工关心的热点及企业发展中的难点等方面，征求企业员工，企业客户以及消费者的意见和建议，让广大职工群众对企业的事权、财权、物权、人权进行评议和监督。

（五）完善干部管理，是监督机制建设的有力保证。一是要建立科学的选人用人制度。建立良好选人用人机制，用好的机制选人用人，在用人上，强调德才兼备的同时，增加“廉”的内容，建立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制度，按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监督检查办法（试行）》的要求，尽快制定统一的适合国有企业特点的《国有企业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和《国有企业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监督检查办法》，增加干部任用的透明度，加大监督广度及力度，既重组织考察结果，也重群众口碑和职工评价，真正让组织信任，群众信服的干部来领导企业。二是要建立干部任期目标责任制度。目前，许多企业存在着干部变动过快，任期没有明确目标，临时思想、短期行为突出的问题，往往给企业带来巨大的损失。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建立以任期目标为主要内容的干部任用管理办法，硬性确定任期年限、任务目标、调动的条件等，保持干部的稳定性和发展的连续性、长远性。三是严格干部责任考核。继续完善企业干部考核制度，加大考核力度。在考核方法上，应支持定期考核与随时考核相结合，综合考核与专项考核相结合，一般考核与针对存在有关问题考核相结合，区别不同情况，适时组织考核。在考核内容上，应注意考核内容的全面性、实际性，既要考核企业发展的方向性、战略性等宏观发展决策方面情况，又要考核企业现实的经营管理状况以及经济效益、资产保值增值等情况；既要考核企业领导者的个人能力、理论水平、工作成绩，又要考核个人的政治素质、思想和工作作风、廉洁自律情况等；在处理方法上，把上级的评价与群众的反映相结合。作为对干部的最终考核结论，以此作为干部个人变动、升降、奖惩的重要依据，实现客观全面评价干部，奖惩严格分明，增强对干部的激励作用和约束力，促进干部管理的健康发展。

（六）加强惩治力度，是监督机制建设的有效手段。要以查处“违纪违法案件”为手段，依托纪检监察组织，着力健全国企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纪检监察机关的执纪办案工作，对国企权力运行是一种强有力的监督。健全国企权力运行监督体系，这一手一刻也不能放松，必须抓得紧而又紧。一是要以查办案件为手段，坚决惩处违纪违法行为。要把国企权力运行中发生的商业贿赂案件，企业重组改制、产权交易、资本营运等过程中侵占、转移国有资产的案件，企业领导人以权谋私侵害国家、企业利益和职工合法权益的案件，以及国有企业人员与金融机构、中介机构、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相互勾结攫取私利的案件作为办案工作的重点。为此，要建立由纪检机构牵头，由监察、审计、组织、人事、财务、监事会、工会等企业内部监督主体参加的联席会议，强化案件发现机制；要加强组织协调，同司法机关建立协同办案机制，加大查案的力度。二是要以查办案件为手段，促进国企预防腐败工作的深入开展。一方面，要注重发案原因的剖析，找出机制制度上的漏洞，提出治理对策建议，把反腐倡廉的要求融入到企业管理制度之中；另一方面，通过案件开展警示教育，发挥“查处一案、教育一片”的作用，通过办案工作促进国企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建立完善。

这次调研，虽然发现了一些问题，但由于种种原因，很难深入内部了解一些实质性的东西，同时伴随着国企改革的逐步深入，如何有效地监督国有企业的权力运行，预防腐败现象的发生，还需要不断地探索、不断地实践，但我们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纪检监察部门一定会不负使命，以科学有效的方式，堵塞国有企业权力运行中的漏洞，确保国企改革的顺利进行。

参考资料： 1． 胡锦涛 《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07.10.24 2． 白红伟 《对企业权力运行监督的思考》 甘肃经济日报 2008.7.25 3． 蔡军田 《国有企业监督机制建设初探》 胜利油田党校学报 2007.7.17

第三篇：公共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

【摘 要】近年来，关于构建公共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的研究逐渐成为国内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公共权力在具体的行使过程中，会受到个人或集团利益的诱使，权力就可能出现异化现象，从而需要对公共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本文从对公共权力概念的分析入手，对公共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机制进行了研究。

【关键词】公共权力；制约； 监督；综述

文章编号：issn1006―656x（2014）05-0360-01

公共权力是为实现公共利益，根据公众意志对社会公共生活进行组织、协调、控制的支配力量，其行使主体是执政党、政府以及承担公共管理职能的社会组织。公共权力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必要手段，其运行的实质是对社会利益关系进行调整以实现公共利益。思想家孟德斯鸠则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列宁也曾明确指出，权力不受制约，必然导致无节制的堕落。在我国，尽管公共权力的基本属性已获得根本改造，但是，由于制度的缺失、人的自私性以及封建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仍然存在着公权私用、滥用和腐败等权力异化现象的出现。因而，加强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与制约十分必要的。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历来都是政治学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进入到21世纪后，关于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的研究逐渐成为国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

一、公共权力的概念

关于公共权力的概念，国内外有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并做出了各种不同的解说。一个比较常见的观点是：权力就是一个人或者一个组织迫使他人放弃自己的意志而实现某一目的的能力。公共权力也可以理解为公权利，是为管理公共事务而设定的。人类作为群居动物，需要组织起来适应自然环境，因而需要处理许多公共事务，也就需要一种凌驾于社会个体之上的公共权力。公共权力的使命是维护和促进私权。但公共权力自产生起，就与私权利不可避免地产生对抗，尽管对抗的范围、方式各不相同。而且这种对抗性是天然的，不可化解的。试图以公共权力基本目的公共性来否认或者掩盖其与私权利的对抗性是徒劳的。因为公共权力本源自私权利，是私权利的让渡；同时公共权力行使的方式主要体现为对私权利的限制。公共权力在具体的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受种种个人或小集团利益的诱使，权力就可能出现异化现象，产生腐败，寻租等行为，对私权利构成侵犯，从而需要对公共权力进行约束。

二、公共权力的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

权力的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即以权力制约权力，其理论上的系统化始于孟德斯鸠，实际应用始于美国建国宪法。其基本原理是将国家权力一分为三，使其在分工的基础上互相制约。

在这一方面，涉及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科学配置权力，并使不同权力之间能够相互制约、相互监督。杨长青认为，要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就“要适度分解权力.构建权力之间的制衡关系”，具体而言，他认为可以通过“分解‘一把手’过分集中的权力”、“限制领导干部兼职”、“理顺党委和政府的关系”、“正确处理地方党委和人大的关系”、“正确处理上下级关系”来使各种权力之间形成相互制约。同时他认为还应“建立垂直的监督领导体制”、“理顺纪检、监察和检察机关的工作关系”来“要强化专门监督机构的权威，以权力制约权力。“只有从权力内部对权力进行分解，并在此建立一个稳定的、相互制约的权力体系，以权力之间的关系来制约权力”才能有效地控制权力。“强化权力制约的关键是实现权力的合理分工和相互制约”。完善我国权力制约和监督体制，需要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国家机构设置和权力制约监督”，加强“各级权力机关相互间的制约监督”、“国家权力机关对国家行政、审判、检察机关的制约监督”、“行政系统内部的制约监督”、“司法系统内部的制约监督”。吴振钧提出要对权力进行横向和纵向的合理配置。要在横向上做好“党政合理分权”、“政企合理分权”、“政事合理分权”、“国家机关合理分权”四个方面的工作，同时也要在纵向上使“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划分科学合理，运行有效”。

三、公共权力的法律制约与监督机制

在强调法律对权力的制约方面，杨长青认为“制约领导干部权力，从根本上说要靠法制。” “依法行政，用法律约束行政主体”、“完善预防和治理权力腐败的法律。加大法律制裁力度”和“建立和完善独立的司法体制”三种途径来加强法律对权力的制约。喻中强调行政诉讼在权力制约与监督中的重要作用，并提出了实现行政诉讼制约和监督行政权力的三种方案：提高行政诉讼级别的“小改”方案，由最高法院行政审判庭在各省、市、自治区设立“派出法庭”的“中改”方案，在最高人民法院之下设立相对独立的行政法院系统的“大改”方案。董长春认为“应当在以法律制度明确权力活动领域的基础上，完成对公共权力私人性的制约。”他针对制约权力提出了三点措施：“以法律明确权力的活动领域”、“以法律确定公共权力的边界”、“以责任制约权力”。以法律制约权力就是“制定严密的法律法规，规范权力的运作过程，控制官员的用权行为，作到依法行权，依法行政。”为了能够达到用法律控制权力的目的，他认为“要设置三道互相衔接的严密防线”，即“行为前的法律控制”、“行为过程中的法律控制”和“行为后的法律控制”。通过这三道防线，对权力进行法律上的制约。姜明安认为，“宪法只有得到有效实施，宪法确立的公民基本权利才能得到有效实现，宪法规定的国家权力分工与监督制约机制才能真正有效运作”。因此，在公民基本权利遭受其他任何个人、组织不法侵害之时，法院应以不违宪的具体法律进行裁判；当无此具体法律时，法院以宪法作为直接依据进行裁判，这是理之自然。”从法律的角度进行研究成为目前学者们研究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的一个重要视角。

第四篇：对建立和完善权力监督机制的思考

关于建立和完善对权力的制约监督机制的几点思考

--------兼议纪委在预防和惩治腐败中如何发挥作用

柳林乡纪委书记刘兴谋

当前，反腐败斗争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仍十分严峻，任务还相当艰巨和繁重。有些腐败现象蔓延的势头还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重大的违纪违法案件一再发生，反腐败工作离人民群众的要求还有较大的差距。胡锦涛总书记曾经指出，民主法制特别是制约监督机制还不完善不健全，对权力的行使缺乏全面有效的监督，并强调要大力加强权力制约监督机制建设。由此可见，建立和完善对权力的制约监督机制是遏制腐败的关键。

一、目前权力制约监督机制存在的问题

权力失去制约监督必然会滋生腐败，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近几年来所查处的大要案说明，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干部出问题，犯错误，同对他们的权力制约不够、监督不力有密切联系。现阶段，我国虽已初步建立起一套权力制约监督体系，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往往表现出对权力的制约监督还存在着严重不足，影响和削弱了对腐败防范作用的发挥。

(一)监督形式多样，实际效果轻微

现行监督形式种类繁多，有党内监督、人大监督、行政监督、政协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等等。在现实生活中，人民群众普遍感到这些监督没有十分到位，发挥的作用不是很大。具体来说，存在如下几方面容易忽视的问题：

1、舆论监督缺乏足够的重视，力度不够

舆论监督是一种重要的监督形式。改革开放以来，舆论监督的 1

分量和力度不断增强，新闻媒体揭露了许多重大的违纪违法现象，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如果能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监督，对那些大大小小的腐败分子来说，心里上就会惧怕而不敢频频进出娱乐场所的“包间”、不敢坐超标小车等等。但是舆论监督没有真正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没有真正达到荡涤社会污垢的作用。

2、群众监督缺乏主动性，参与监督意识不强

俗话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对领导者的工作好坏看得清，甚至对领导者“八小时外”也看得透。但群众的真话偏偏难于说出口，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怕”，有些地方和部门的主要领导喜欢个人专断，由“班长”变成“家长”，使“群言堂”变成“一言堂”，群众监督不了他，也不敢监督他。因此，群众监督的权利必须要有制度来保证，让群众敢于说真话，敢于监督，敢于行使主人的权利。当前，群众虽对腐败分子深恶痛绝，但知情不报的现象大量存在，即使向纪检监察部门举报也多是因自身利益受到伤害后不得已而为之，而且还要匿名。从另一角度说，群众的消极态度也助长了腐败分子的违纪违法行为，腐败分子更加有待无恐，无法无天。

3、专职监督缺乏有效性，监督合力不强

专职监督包括人大监督、政协监督、纪检监察监督、检察监督、审计监督等等。从现实状况看，专职监督略显弱势，主因是部门之间监督职能的交叉关系难于理顺，没有产生强有力的监督效能。如人大监督往往是原则监督，对具体问题缺乏同步和一贯性；政协监督往往是提议监督，它只能通过有权监督的机关行使监督权才能达到目的，缺乏相应的强制性；作为最有权威的党内监督和行政监督，纪检监察机关在监督过程中也常常出现监督不到位的情况。由于纪检监察机关在同级党委的领导之下，而同级党委又是纪委的监督对象，形成以小监督大的序向，其监督之难可想而知。此外，专职监

督部门事后监督较多，事前、事中监督较少。

(二)监督决策滞后，制度难于操作

长期以来，我国各级党政部门过多偏重于权力行使系统的建设，忽略了权力制约监督机制的建设，工作中纠偏型、追究型的措施多，制约型、防范型的措施比较少。也就是说，监督决策迟缓，明显滞后，相应防范机制不能及时出台，等到出台时，有些问题已成堆成风，甚至有可能成灾。

制约监督制度的不完善，造成监督难于操作。当前我国虽然颁布了大量的法律法规，党内也制订了大量的条例、制度，但多属原则性的要求和规定，而且颇具弹性，对于如何具体落实和具体操作的程序、步骤、方法等都缺乏明确的规定。对于某些行为是否违法违纪的界定也缺乏明确的衡量标准和区分界限，致使有关制度形同虚设，实施起来难以落到实处。以公款吃喝为例，我国对制止公款大吃大喝现象曾制订了几十个文件，但由于制度不完善，缺乏可操作性，结果是效果甚微，被人民群众戏称为“几十个文件治不了一张嘴”。又如严禁用公费旅游问题，许多单位钻空子，巧立名目，变换花样，以“考察”或“参观学习”为幌子就能堂而皇之公费旅游了。

二、充分发挥纪委的组织协调作用，建立和完善对权力的制约监督机制

实践证明，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参与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是正确的。它既是反腐败工作的领导体制，也是权力制约监督的工作机制。坚持这一工作机制，就能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整体合力，建立完善有效的权力监督机制。

1、加强党内监督，提高纪检监察机关的权威性。纪检监察机关

担负着党内监督和行政监督重任，是权力监督的最重要、最有权威、最有效的专职监督机构。建立和完善对权力的制约监督机制，必须充分发挥纪检组织的协调职能，强化纪检监察机关监督工作。首先，认真贯彻和落实《党章》，按照《党章》要求，全面履行党的纪检职责，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共产党是执政党，《党章》是我们立党、治党、管党的总章程，也是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根本依据。《党章》对党的纪律检查工作规定了三项主要任务和五项经常性工作，即：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况，协助党的委员去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对党员进行纪律教育，对领导干部进行监督，检查和处理违纪案件，受理党员控告申诉，保障党员权利。这三项主要任务和五项经常性工作是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构成了纪委的基本职责，按照《党章》的规定和当前中央出台的一系列法规要求，全面履行职责，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让纪委在中国特色的反腐体系中的发挥更大作用，是当前的当务之急，而纪委在存腐败和对权力的监督工作中也必须能够更有作为。其次，协助党委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不断提高有效防治腐败的能力。纪委应按照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协助党委抓好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纳要的贯彻落实，为党委总揽反腐倡廉工作，当好参谋和助手。贯彻实施纲要是党委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纪委要积极协助党委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督促有关部门发挥职能优势，加强监督检查，完善相关程序，建立健全组织协调机制，把实施纲要提出的要求和措施落到实处。

2、充分发挥群众监督作用

要加强对国民的教育和宣传，全面提高人民群众的自主意识和监督意识，实现反腐败工作机制中提出的“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参与”的目标。一是要拓宽畅通群众监督的渠道。群众来信来访检举揭发是查处贪污受贿等违纪违法行为的重要来源，必须充分发挥这一反腐败的重要渠道作用。要运用领导接访日制度、投诉信箱、投诉电话等多种形式，畅通群众监督的渠道；二是实行举报奖励制度，提高奖励金额，鼓励群众举报，调动群众监督的积极性；三是加强群众举报的法律保障工作。要十分注意保护好群众监督的热情，防止出现泄密等现象，保证群众监督行为的安全。此外，利用各种新闻媒体，采取通告或通报等形式，适时向公众公布监督举报的调查处理结果。群众在消除思想顾虑、解除后顾之忧之后，就会敢于监督、主动监督、自觉监督。

3、加大舆论监督力度

可以说，舆论监督是腐败分子非常惧怕的一种监督形式。新闻媒体报道是社会正义和良知的体现，有利于形成反腐倡廉的强大社会舆论。如果说隐蔽是腐败的特性，曝光则是媒体的本能，媒体的客观报道具有针对性、时效性、社会性和广泛性，可将腐败现象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为专职监督机构惩治腐败提供线索，寻找证据。所以，让新闻媒体依法行使职能，发挥舆论监督这一反腐利器的威力，腐败分子就象过街老鼠，无藏身立足之地，腐败行为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收敛，起到警示作用。

总之，在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小康社会进程中，建立起完善的权力制约监督机制，从根本上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作为执政党的纪委机构，一定可以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第五篇：党内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的运行

党内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的运行

摘 要：在30余年的改革中，党内权力运行机制不断规范，党内监督机制逐渐完善，社会监督机制趋于健全，这是评估当前党内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运行现状应当考虑的基本事实。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合理分解权力方面，在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以及同级之间的监督方面，在事前、事中、事后监督的诸环节上，依然存在亟需改进和完善的地方。

关键词：权力制约；权力监督；运行机制

中图分类号：D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81（2015）01-0084-06

“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1]29是在强化权力制约与监督体系方面推进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总原则，也是完善党内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的总方向，而较为准确地评估当前党内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的运行现状则是基点。文章在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制定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基础上，试图描绘出这一运行现状的大致轮廓。

一、相关文件的基本梳理

文章所选取的有关党内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的文件，从形式上看，这些相关文件主要包括国家机关制定的法律、法规和党的有关机关制定的党内法规（党章、准则、条例、规则、规定、办法、细则）、规范性文件（决定、决议、意见、通知）等。从内容上看，这些相关文件主要是关于保障党员权利、地方和基层党组织选举、地方和基层党委会工作机制、纪委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党内权力分解、巡视制度、违规惩处机制、干部选拔任用、权力运行公开以及规范权力使用等内容。从时间上看，文章主要选取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制定的相关文件作为分析对象。从空间上看，这些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既有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制定的，也有地方党委和政府根据中央精神并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的。

二、党内权力制约机制的现状

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结构划分，按照“三权”之间相互作用的强弱以及与党员的关系，可以将其划分为六种模式。

模式一所示的权力结构类似于美国的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之间的相互关系，模式二所示的权力结构类似于英国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之间的“议会至上”关系。这两种权力结构模式均不是当前党内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三者之间相互关系和运行现状的体现。这两种权力结构模式的运行基础有两个。其一，党代会经常性发挥作用。至于实行党代会常任制的好处，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讲得很透彻，它“是使代表大会可以成为党的充分有效的最高决策机关和最高

监督机关，它的效果，是几年开会一次和每次重新选举代表的原有制度所难达到的”[2]233。其二，同级党委会与纪委会之间是平行关系。权力对等方可谈论权力制约。现实情况是，党的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书记、副书记的人选需“由同级党的委员会通过”[3]18。在这种体制下，纪委会对同级党委会的制约效果较弱。

模式三反映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十八大之前这段时期内的党内权力结构情况。在决策权与执行权的关系方面，根据中央在1996年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试行）》的相关规定，“全委会在党代会闭会期间是同级党组织的领导机关，执行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和同级党代会的决议；常委会在全委会闭会期间，行使委员会职权，执行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和全委会的决议”[4]196，可以看出几年开会一次的党代会对党委会的制约较弱，而党委会对党代会的制约较强。在决策权与监督权的关系问题上，党代会对同级纪委会的制约主要体现在几年一次进行的选举纪委全体会议，而纪委会对同级党代会的制约则主要表现为根据党委会的意见监督和检查党代会代表的遵守党章及党内纪律的情况，因此党代会与纪委会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较弱。在执行权与监督权的关系问题上，《中国共产党章程》对纪律检查体制的相关规定，例如纪委委员发现同级党委委员有违犯党的纪律的行为，“可以先进行初步核实，如果需要立案检查的，应当报同级党的委员会批准”[5]，导致党委会对同级纪委会的制约较强，而纪委会对同级党委会的制约较弱。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党委会的权力过于集中。

模式四反映了十八大之后的党内权力结构情况。十八大提出要继续“深化县（市、区）党代会常任制试点”[1]52；十八届三中全会对纪委领导体制作出新的调整，提出要改革和完善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6]，逐渐形成“新双重领导体制”。这两项改革内容的直接影响是党代会和纪委会对党委会的制约增强。

模式五不仅体现了党内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之间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关系，而且突出了党员的主体地位。这种权力结构模式是建立在以下几个条件之上的。第一，党员权利得到保障，党员在党内的主体地位在实践中得以确立，即保障党员权利不仅要有实体性的内容，而且要有程序性的规则；第二，至少在一定层级（县、市、区）实行党代会常任制；第三，党代会、党委会、纪委会成员互不重合，“党代会的代表中，无论是谁，只要当选为党的执行机构或纪检机构成员，在其任职期间就自动失去党代表资格”[7]。

模式六体现的是权力运行公开透明。这是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的理想运行方式，它实现了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的有机统一，是我们党推行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总目标。权力运行公开透明包含三个层面的含义。其一，权力运行结果公开透明，这就要求加大推进党务公开和政务公开的广度和力度。公开本身并非工作内容的全部，让群众看得懂、看得明白才是关键。其二，权力运行过程公开透明，这比前者更为重要。权力运行过程公开是保障人民群众监督权的关键。脱离权力运行过程而谈群众监督，其监督质量会降低。无论是推动权力运行结果公开还是过程公开，多样化的、畅通的监督渠道是前提。其三，群众参与政策制定过程。对于事关本地区科学发展的重大问题和全局问题，必须邀请群众或代表参与政策制定的过程。群众参与制定政策，可能会降低政策制定的效率，但是能够有助于提高政策执行的效率。再者，伴随群众参与而增加的理性成分，会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对资源的破坏和浪费。

三、党内监督机制的现状

根据时间维度，可以将党内监督划分为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督；根据空间维度，可以将党内监督划分为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和同级之间的监督。兼顾时空维度，才能较为准确地把握当前党内监督机制的运行现状。

（一）事前监督

各结构性的权力内部也有次结构，比如执行权中的决策权、职能部门的决策权、监督权中的执行权等，这类权力属于机制性和职能性的权力。权力类别不同，事前监督的侧重点也就不同。对于结构性的权力而言，事前监督主要解决如何授权的问题；对于机制性和职能性的权力而言，事前监督主要解决如何选拔任用干部和制定权力运行规范的问题。

当前，地方各级党代会、党委会和纪委会的选举，主要依据《关于党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代表大会实行差额选举的暂行办法》和《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工作条例》。这两部规范性文件和党内法规，规定了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党委委员、候补委员、纪委委员候选人以及党委和纪委常务委员的差额选举比例和产生方式，为“三会”选举提供了具有较强操作性的规则和程序。但是无论是党委委员、候补委员候选人，还是纪委委员候选人，均是由上届党委常委会提出建议名单，其基本程序是：常委会确定候选人初步人选――党委组织部门考察――常委会确定候选人预备人选――代表团讨论酝酿确定候选人――党代会进行选举。可以看出，党员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最后两个环节，在其他环节，尤其是确定候选人初步人选环节，党员或党员代表的参与成分较少，这是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是，若当选的党委、纪委委员在任职期内有违犯党的纪律或国家法律的行为，如何对其追究责任？这是改革和完善地方层面党内授权机制绕不过去的两个问题。

相比较而言，党的基层组织的选举，尤其是在党委会、纪委会候选人的确定环节，党员的参与成分较多。《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规定，“党的总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由上届委员会根据多数党员的意见确定”。[4]210但是，在党委会和纪委会书记、副书记的选举环节，党员的参与成分不够。

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为规范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行为，中央先后制定了县（处）级领导干部廉洁自律“五条规定”、“新五条规定”、“补充规定”以及国有企业领导人廉洁自律“四条规定”，成为当时党员干部从政行为的基本规范。进入新世纪，中央在总结实践探索经验的基础上，为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变化，先后制定了《国有企业领导人廉洁从业若干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若干规定（试行）》等三部党内法规。这三部法规对党员领导干部、国有企业领导人以及基层党员干部廉洁从政、从业行为做出明确规定，成为新时期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基本行为规范。

必须承认，无论是在授权环节，还是在选拔任用干部和规范权力使用环节，均不同程度地存在实体性规定内容较多，而具体操作性规则较少的问题。但是从总体上看，党内事前监督机制是比较健全的。

（二）事中监督

事中监督，即指权力运行中的监督。无论是对结构性权力的监督，还是对机制性和职能性权力的监督，主要包括三个维度：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和同级监督。

1.自下而上的监督

自下而上的监督，主要指党员监督。党员监督的前提是保障党员权利。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上指出，“无论党内的监督和党外的监督，其关键都在于发展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2]215。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改革开放以来，党员的权利不断得到保障，党员的主体地位不断增强，这集中体现在1995年开始试行的、2004年重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以下称《权利保障条例》）。《权利保障条例》专列六条对党员享有的知情权、选举权和监督权等予以详细说明。这是考察党员监督现状所要考虑的基本事实。但是，与事前监督中存在的问题类似，保障党员权利的部分条款常常缺少程序性的规则，甚至是实际操作与相关规定有偏差。比如，在保障党员选举权方面，一方面规定党的各级委员会的“候选人名单要由党员或代表通过充分酝酿讨论提出”[4]37，另一方面规定“党的基层组织设立的委员会的书记、副书记的产生，由上一届党委会提出候选人”[4]210。

2.同级之间的监督

当前，党内同级之间的监督主要有两种形式：同级纪委会对党委会的监督和党委领导班子成员之间的相互监督。

从纪委领导体制上看，《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党的中央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工作。党的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同级党的委员会和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双重领导下进行工作”[3]18；党的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和书记、副书记的选举，须经同级党的委员会通过，而且上届党委常委会有权确定纪委会委员候选人的建议名单。从纪委工作机制上看，《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各级纪委会在检查案件过程中“要把处理特别重要或复杂的案件中的问题和处理的结果，向同级党的委员会报告”[3]18，当发现同级党委会委员有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时，纪委会“可以先进行初步核实，如果需要立案检查的，应当报同级党的委员会批准，涉及常务委员的，经报告同级党的委员会后报上一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批准”[3]18。综合考察纪委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可以看出纪委会对同级党委的制约和监督不充分。

常委会实行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的制度，凡属职责范围内的重大问题，任何个人或少数人均无权裁决，而必须由集体讨论决定，同时常委内部有明确的分工。我们需要正视的一个问题是，尽管在重大问题的决策环节，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与其他班子成员均为“一人一票”，但是在这环节之前，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的权限较大，这是因为“常委会会议的议题由书记确定，或由书记委托副书记确定”[4]199。带来的问题是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对其他班子成员的监督较强，而其他班子成员对主要负责人的监督效果取决于主要负责人的自觉性。在分工负责制下，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各负一责、各管一片。由于担心监督、批评过度会得罪其他成员，致使自己开展工作困难重重，因此在具体的监督中班子成员往往缺少思想交锋，倾向于“点到为止”或“浅尝辄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