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婚姻家庭纠纷案件审理中存在的难点问题及对策（xiexiebang推荐）

第一篇：农村婚姻家庭纠纷案件审理中存在的难点问题及对策（xiexiebang推荐）

农村婚姻家庭纠纷案件审理中存在的难点问题及对策、基层法院受理的农村婚姻家庭纠纷案件中所占受理案件的比例较高，如何有效解决婚姻家庭纠纷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矛盾，成为 基层法院的工作重点陕县法院对婚姻家庭纠纷案件审理过程中呈现的难点进行了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审理对

策

（一）住房的分割仍是审理离婚案件的难点

在审理农村离婚纠纷案件中，在依法解除婚姻关系的同时，还要进行共同财产的分割。，由于房屋的所有权在共同财产中价值最大，成为夫妻双方的必争之物，导致房屋的分割一直是离婚案件的焦点和难点，如何分割房屋满足双方的生活需求，最大限度的实现公平与正义，是摆在审判人员面前的一道难题。住房是每个人的安身之处，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夫妻双方都因其的价值和增值潜力而想方设法得到住房。在审判实践中，曾出现一方为得到房屋，先下手为强，在诉讼前将房屋卖掉，待法院介入时被告已将卖房款占为己有，住房已变为第三人的合法财产，共同财产只有卖房款，更有甚者被告不再露面，一方见房屋已被对方转化为己有而情绪激动，时有过激行为发生，由此案件变得复杂棘手，极易引发信访案件的产生。

（二）判决抚养权时采纳孩子的意见难

根据法律规定，在双方都要求抚养孩子或都不要求抚养孩子时，法官在征求孩子意见的条件下，酌情判决一方抚养。但在实际操作中，孩子希望与一方生活，但考虑身体状况及经济状况，另一方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这种情况如何确定？法官用理性的思维综合考量当事人一方的抚育能力，当与孩子的感情意愿相悖时，如何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和抚育义务的兑现，让法官难以二者兼顾。

（三）公告离婚，法院缺席判决存在难点

从当前审理离婚案件的司法实践看，法院无法判断原告起诉离婚的真实意图，在缺席判决离婚时在出现以下几种情况时，可能出现不同的后果，从而导致侵犯一方当事人

或其他当事人的合法利益。

一是被告出于自身不愿离婚或对正当离婚的故意拖延而离家出走或被告的确下落不明

使法院无法进行除公告以外的送达方式进行送达的情况。

二是原告起诉离婚时，被告并不是下落不明，而是原告故意隐瞒被告真实存在的情况。在司法实践中,一些当事人为达到离婚的目的，在对方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并向法院谎称被告下落不明，或者在诉状中提供虚假的被告地址，致使法院无法适用除公告送达之外的方式送达诉讼文书而适用公告送达。由于被告对原告提出的离婚毫不知情，很难留意到法院的公告，使被告对被诉离婚的情况一无所知，在判决生效后，才得知与原告解除了婚姻关系，财产被分割。公告离婚，使一些名存实亡的婚姻关系得以解除，使善意的当事人从婚姻枷锁中得以解脱，从而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保护了

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但也为假离婚提供了便利。其存在弊端如下：

1、可能出现假离婚现象。部分夫妻人为地制造一方下落不明的假象，以达到借假离婚规避法律的目的。有的夫妻为达到逃避债务的目的，夫妻一方外出，另一方谎称其下落不明而提出离婚。有的夫妻为达到规避计划生育的目的，在女方怀孕远走他乡后，男方以女方下落不明为由，向法院提出离婚。对此类案件，因法院无法查明夫妻一方是否

下落不明，无法知晓其离婚的真正目的。

2、可能形成新的抚养权纠纷。公告离婚案件的特殊性，使夫妻双方不能对子女跟随生活及抚育费由谁承担等问题进行协商，也剥夺了子女选择跟父母任何一方生活的权利。当被告重新出现时，如被告要求变更抚养关系双方协商不成，原被告双方因争夺抚养权问题而产生新的纠纷，容易给孩子的心灵造成伤害，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

3、可能造成财产分割不合理。公告离婚案件，由于夫妻一方下落不明期间所得的财无法查清，夫妻财产的分割往往局限于夫妻共同生活期间所得的财产和原告在被告下落不明期间所得的财产，此时财产的分割对原告而言显然不合理。因被告在下落不明期间所得的财产也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当被告重新出现且拥有很多的财产时，新的财产分

割纠纷将在所难免。

针对以上审理难点我院特提出如下对策和建议。

（一）法官牢固树立现代司法理念，正确处理婚姻案件

在处理离婚案件时尤其要树立现代司法理念，彰显以人为本的理念，处理好以人为本与严格执法的关系，离婚案件是复合之诉，涉及双方当事人及其子女，判决确定着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这就要求法官具有民主意识、以人为本意识、为人民服务意识，让人文关怀贯穿案件始终，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示之以法，有百分之一的调解希望就要做到百分之百的努力。但在情、理之外运用法律时，法官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正确运用自由裁量权，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反对轻率离

婚，保障离婚自由，强化离婚救济，实现保护弱者权益的社会正义与法律公平。

（二）注重调解，力促双方和好

坚持不就案办案，探索调解工作的规律和做好新时期调解工作的方法，针对不同年龄、不同层次的当事人开展调解工作，向双方当事人宣传婚姻法，讲授如何建立一个良性循环的家庭，告知夫妻双方在家庭中承担的义务和责任，提醒他们要思考离婚的后果和给孩子带来的伤害。通过审判人员的一次次苦口婆心的劝说，不少当事人清醒地认识到草率离婚的害处，使他们重归于好，破镜重圆，挽救了家庭，稳定了社会，达到了

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三）审理中加强对婚姻法的宣传，促进婚姻关系一方保护自身权益的能力 《婚姻法》是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准则，婚姻法第四条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而大多数人对婚姻法根本不了解，只有离婚时才注意到婚姻法关于离婚部分的规定。人们在不明白为什么离婚的真正含义时，草率与冲动左右着离婚双方的心理，婚姻的稳定性大打折扣。加强婚姻法的宣传，使婚姻生活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转，一旦发生矛盾夫妻双方应及时解决，化解婚姻危机，即使出现感情破裂无法弥补，婚姻走到尽头的时候，婚姻关系的各方都应拿起法律的武器捍卫自己的权益，减少对方以各种形式和手段侵害自己的财产权、抚育权利益，让婚姻法成为贯穿整个婚姻过程的一条红线，每个人依靠它巩固婚姻，维

系家庭，保护自己

（四）解决公告离婚案件的难点，具体对策如下：

：

1、同时适用两种公告方式。审判实践中，对公告离婚的案件在公告送达时，可采取在报纸上刊登送达公告的同时，在原告及被告直系亲属的居住地及居住地的居委会、村委会等公众聚集地的公告栏张贴公告。如被告的确下落不明，则缺席判决不会出现不良后果；如是原告隐瞒真实情况，则被告的直系亲属及相关的亲朋好友会设法通知被告；如是夫妻双方人为制造一方下落不明的假象，则原被告居住地的居委会、村委会或其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报有关情况，可避免当事人借假离婚规避法律。

2、明确下落不明的证明标准。在审理公告离婚案件时，可要求原告提交原被告及其直系亲属居住地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组织出具的下落不明的相关证明材料，结合原告的陈述，综合认定被告是否下落不明。

3、慎重分割共同财产。在当前审判实践中，公告离婚的案件，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时普遍存在两种做法：一种是按照夫妻共同财产处理，将夫妻共同财产的一部分判给被告，并交由原告保管。一种是将夫妻共同财产的一半判给被告，但属于被告的财产折抵子女的抚育费归原告所有。这两种做法均存在弊端，前者保护了被告的合法权益，没有考虑若被告不再出现的情况，不利于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后者保护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没有考虑将来被告出现的情况，损害了被告的合法权益。因此，法院因根据不同案件的具体情况，在处理财产时，应该判决夫妻共同财产的一半给原告，一半给被告，被告的一半财产交由原告保管，子女的抚育费可按照被告应承担的抚育费数额用被告的部分财产折抵。

第二篇：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随着党中央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全面实施，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农民现在纷纷要求耕种原来多年撂荒弃耕的土地，由于此前土地流转方式不规范，土地承包过程中的一些矛盾逐渐凸现，导致人民法院受理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逐年攀升。黄冈市法院受理的一审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2003年为57件，2004年为73件，2005年上升到105件，当年二审案件分别为9件、16件和22件，且群体诉讼案件增多，有的引发群体上访事件。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的特点

一、发包方（集体经济组织）行为不规范或单方毁约而引起的纠纷超过一半。由于村民委员会或村小组的负责人法律意识不强，导致其在土地发包过程中行为违法或违约，从而引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表现为部分集体经济组织在土地发包过程中违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有关民主议定原则的规定，将应交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决定的事项改由少数人定断；有些集体经济组织不与农户签订书面承包合同，而采取口头方式发包；某些合同的责、权、利不明，不便于实际履行，从而引发纷争;有些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新官不理旧事，以调整经济结构或提高承包金的方式单方收回或变更承包合同。以上纠纷一旦农户起诉到法院，集体经济组织败诉的多。如黄州区某村委会未经民主议定，由村委会少数干部将集体所有的40亩耕地发包给本经济组织以外的人修建鱼池，承包不到一年，本村村民起诉到法院，要求确认该承包合同无效，其诉请得到了法院的支持，而村委会则由此担责。

二、土地证册不全、经营权属不清而导致农户争包、抢包土地的案件处理难度大。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发包方应当与承包方签订承包合同，承包方自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有些集体经济组织未与农户签订承包合同，多数政府部门未向农户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有些土地证册登记较为混乱。目前，农村人多地少、土地负担普遍减轻，为农户争包土地提供了条件。1988年，武穴市某村委会与本村以外的村民签订承包合同，将本村约20亩山地交由该村民承包，承包期为20年，该20亩土地四至不清，又未补办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周围村民在此地块附近修路、建房，多次与该承包人发生权属纠纷并引发多起诉讼，难以处理。此外，某些地块是属于国家所有，亦或集体经济组织，极易存在权属争议。如黄梅县蔡山镇与新开镇为长江冲积留下的“江心洲”的使用权属问题多年发生争执，至今未得到有效解决。

三、集团诉讼案件呈上升趋势。从黄冈中院二审受理的土地承包合同纠纷看，集团诉讼案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由2003年的2件到2004年的5件，2005年上升到8件，当事人多达几十人或几百人。此类案件矛盾集中，当事人情绪对立，案件的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处理难度大，稍有不慎则可能引发不安定的因素，对审判人员也是一项严峻的挑战。如黄州区东湖办事处某居委会与62户村民关于征地补偿费分配纠纷一案中，办案人员逐一查清土地权属，认真查找与本案相适应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走访了多个部门，接待来访人员十多次，最后才将案件顺利审结。

四、承包人非法流转土地或擅自变更土地用途应当引起重视。据调查，此类纠纷起诉到法院的虽少，但现实中并不鲜见，常常表现为以下两种情况，一是承包人未按法律规定的用途使用土地，而是将土地用于建房、建厂、取土、加工水泥制品等，二是承包人将自已承包的土地非法流转，发包方又未依《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履行监督职责。这类承包人的行为违反了有关法律的规定，损害了国家或集体经济组织的利益，虽然法院未受案，但也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审判中存在的问题

定性错误。从二审审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来看，个别审判人员在审理此类案件过程中，将案由笼统定为土地使用权纠纷，这是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政府处理。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由此可见，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纠纷只能由政府处理，对政府处理不服的，向人民法院提起的是行政诉讼，不属民事调整范围。

认定合同效力草率。确认合同的效力是审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首要环节，也是案件审判的关键。正确、稳妥地确认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效力，不但是整个案件顺利审结的根本，同时对有关农村土地承包政策在农村得到贯彻落实起到宣传和导向作用。但在实践中，有些明显违反法律规定或民主议定原则所签订的无效合同却被认定为有效，有的随意确认合同无效；对一地多包的合同仅仅按签订合同的时间顺序宣布后签订的合同无效；有些依公平原则或诚实信用原则确认合同无效等。这些情况的存在，不利于有关土地的法律和政策在农村的实施，不利于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稳定和依法流转，不利于农村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改善，应引起高度重视。

审理期限过长，延误农时。农业生产存在投资周期长、季节性强、收益慢的特点，及时审结案件非常重要。但在审理这类案件时，有些审判人员不能做到具体案件具体分析，一味地强调在审限内结案或者有超审限的现象，耽误了农时；有些审判人员工作不仔细，对本可以调解结案的案件不作深入细致的工作，贻误了调解的时机，判决后一方上诉，延长了案件的审理时间；有些审判人员机械地运用强制措施，采取保全措施时不允许农民进行正常生产，造成承包土地闲置。如某法院审理一鱼池承包合同纠纷案件时，由于案情复杂迟迟未审结，又未及时裁定由纠纷的一方进行经营，致使案件审结时该鱼池长时间空闲，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给当事人带来了损失。

审判方式、方法呆板，导致案件的社会效果不佳。在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的审理中，有些办案人员虽然案件处理合法，但却不能有效地化解矛盾，平息纠纷，有时甚至导致当事人缠诉，这是在案件处理的方式、方法上出现了偏差。有些审判人员缺乏主动应对社会关系的能力，不了解农民生产生活状况，就案办案；有些未给予当事人正确的引导，使当事人走弯路而造成诉累；有些过分强调当事人主义，不充分发挥法官的主观能动性，一味地坐堂问案；有些不注重调解，结案方式单一等，造成农户不满意、不理解，办案效果不理想。审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的对策

一、做到准确定性。在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的立案与定性时，一定要严格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执行。具体来说，对下列案件才能立案并审理，即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土地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纠纷、因承包土地征收补偿费分配引起的纠纷。在审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时，一般只存在上述五种案由，对不属这五类案件的，不予受理或告知当事人向其它有关部门主张权利。

二、正确认定合同效力。在确认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效力时，要把握两个原则：一是依法确认原则，除依照《合同法》的规定外，还应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七条等法律的规定，参照有关政策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

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精神。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原则，在确认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效力时，在不与法律强制性规定相冲突的情况下，要从实际情况出发，既要保证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稳定、明晰，又要有利于促进生产发展。例如，对撂荒弃耕的承包经营权的案件，土地的合法承包人主张已弃耕撂荒的承包地的，原则上应予准许；善意的第三人耕种他人的抛荒地，对该土地有固定投入的，应由收回经营权的原承包人给予适当的补偿；合法承包人将自已的承包地转让给他人经营而不收取价款或向实际经营人支付价款的，现因政策调整，可按情势变更原则对原合同进行适当调整。对一地数包案件的土地承包合同不能简单地宣布合同无效，而应依优先权有关原则处理。已取得承包经营权证书的，具有物权性质，具有当然的优先权；未取得承包经营权证书但已在有关部门登记的承包人优先；均未登记的，按合同的生效时间先后确认；以上原则仍无法确认的，按实际占有原则处理，谁实际占有，谁取得土地经营权，但在发生争议后、纠纷解决前强行先占的除外。

三、提高审理质效。要尽快处理农村承包合同纠纷案件，首先要树立效率的观念，能快结案的一定要快审快结。其次，要树立责任意识，将每一件案件均当成大案来办，尽职尽责地处理好每一件案件，并做好深入细致的工作。第三，慎用财产保全等强制措施，对确实要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一定要允许该土地上原耕种的农民继续生产，不要轻易裁定停止生产经营，以免造成一年的零收成。

四、坚持多调少判。以维护新农村社会和谐为出发点，注重做好当事人的思想疏导工作。高度重视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性土地争议。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般人数多、土地流转次数多、权属不明、合同签订和履行不规范、政策性强，加之部分农民法律意识较差，导致案件难以审理，因此在审理此类案件中，应当始终坚持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先行调解原则，通过调解让农户知法明理，化解矛盾，使对抗得到缓和，把矛盾消除在萌芽状态。

五、强化便民措施。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的主体是农民。现阶段，我国广大农民普遍法律意识不强，他们对法院的诉讼程序知之甚少，如果过分强调当事人主义，则势必会导致案件处理上存在偏差，使矛盾得不到有效解决而引起上访。因此，在审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时，尤其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加强对当事人诉讼的引导，指导当事人如何打官司，告知当事人如何举证等。二是变坐堂办案为巡回审理，基层人民法院法官应在如何依职权调查核实证据上下功夫，中院的法官也不能单一地进行书面审理，而应深入田间地头，全面了解案情。三是对政府及有关部门应适时地提出司法建议，使其加快土地清册、办证等工作的步伐，特别是对一些权属不明的地块尽快做到四至清楚、权属明确。四是对集体经济组织进行法律宣传，促使他们增强民主意识、法治意识。

第三篇：保险合同纠纷案件存在的问题及难点

保险合同纠纷案件存在的问题及难点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保险业在我国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与之相适应，保险合同纠纷案件也随之大量涌现，由于保险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许多法律规定比较概括，可操作性不强，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处理保险合同纠纷存在许多问题和难点：

一、人身侵权损害赔偿与保险合同纠纷竞合的处理

目前，在与保险有关的人身侵权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审判实践中普遍存在这种情况：机动车主作为侵权人向保险人就第三者责任险投保的，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侵权人为了获得赔偿起诉要求追加保险人或者法院依职权通知保险人作为被告或第三人参加诉讼，从而直接判决保险人向被侵权人进行赔偿。追加保险人作为被告或者第三人来直接承担侵权人的赔偿责任，存在法律冲突，原因在于：侵权损害的法律关系与保险合同的法律关系是不同的两种法律关系，它们的构成要件不同，适用的法律不同，认定责任的方式不同，保险人向侵权人给付保险金是依据的保险合同约定和保险法的有关规定，而不是按过错责任来确定，侵权损害赔偿则是按行为人的过错责任来确定的。若追加保险人为被告或者第三人，保险人提出既然根据保险合同追加为被告或者第三人，要求在侵权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中一并审理和解决保险合同纠纷，这就偏离了追加保险人的本意，不审理又与追加保险人为当事人在法律适用上采取双重标准而相冲突，但是同意审理又脱离了本诉，且审理起来对于财产损害赔偿的，保险人又享有追偿权，要求向同为当事人的侵权人直接追偿，就应该予以支持，否则显失公正。新修订的《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2款“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的，根据被保险人的请求，保险人应当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被保险人怠于请求的，第三者有权就其应获赔偿部分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意味着所有的责任保险，只要是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的，经被保险人请求或者被保险人怠于行使索赔权的，第三者均有权请求保险公司直接向其支付保险金。其规定的所有侵权案件和责任保险合同纠纷案件均可合并审理，也将使民事诉讼法面临极大的挑战。

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制度设计上的缺陷

保险人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的格式条款中，第三者范围是不包括被保险人本人和家庭成员在内的第三者（参见《机动车辆保险条款解释（2000）》，其关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的内容被各保险机构用于格式条款之中）。换句话说，机动车行驶途中因事故致本人或其家庭成员伤亡，保险人是不予赔付保险金的，而撞伤亡的其他人却能得到保险人的赔付。同一起事故、同样的生命，得到的却是不同的结果，违反了社会生产生活中基本的公平、公正原则。实际上，保险条款这种设计存在逻辑错误，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中的第三者，普遍认识是针对机动车上的人而言的第三者，即在行驶车辆外的所有路人为第三者；而除本人和其家庭成员以外的第三者是针对签订合同双方当事人本人而言的第三者，保险合同格式条款在逻辑上偷换概念，错误的将本人和其家庭成员排除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的第三者之外。现行《保险法》未对该部分加以明确，致使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诉讼中不平等判决结果屡屡发生，面对类似制度设计和衔接上出现的困境，往往使受理案件的法院陷入两难局面。

三、关于投保人“如实告知”和保险人“明确说明”的认定

现行《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并可以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由此可知，告知是由保险人以询问的方式进行，保险人没有询问的，被保险人无需告知。可见投保人既可以用书面的形式也可以用口头的形式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关键在于保险人如何要求、保险人是否得到所需的资料，方式如何不予以重视。但在实践中，往往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保险人要求投保人以口头的形式履行告知义务，事后一旦发生保险事故，则以投保人没有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为由而主张保险合同无效，并以此拒绝赔偿。而投保人被要求对告知义务负举证责任，但这样的举证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有必要通过刚性规定，要求投保人严格以书面形式来履行告知义务。这样可以起到保护双方利益的作用，减少不必要的纠纷。

现行《保险法》第十八条规定：“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那么，如何认定保险人是否已经尽到了“明确说明”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对〈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的“明确说明”应如何理解的问题的答复》：“明确说明”是指保险人对于免责条款，除了在保险单上提示投保人注意外，还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白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保险合同纠纷中，因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而败诉的比较多。保险人如何证明已经尽到说明义务，是一件不易解决的事情。比如合同条款中用黑体标明、投保单上被保险人签字能不能视为已经履行说明义务。口头说明在只有利益关系相对的双方在场的情况下，很难举证证明和认定。有的保险合同采取在合同上单独印刷一行字，即“保险人已将保险合同的内容，包括责任免除部分向我做了说明，我也充分了解，同意该保险合同的内容，同意按该保险合同的内容，订立合同。”然后由投保人签字，是不是保险人尽到了说明义务。我们认为，仅凭此种形式不能说明保险人已尽说明义务，条款本身的说明，不能说明保险公司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

第四篇：医患纠纷案件审理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近年来，随着国务院351号令颁布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最高法院同步颁发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两个法规性文件的施行，以及人们的法治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不断增强，导致近年来医患纠纷案件呈明显上升趋势。如何应对新形势下医疗纠纷案件的审判工作成为摆在审判人员面前的重要课题。本文拟通过对当前本院医疗纠纷案件审理现状的分析，发现其中困扰审判的问题，尝试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和建议。

一、我院医疗纠纷案件审理的现状

针对我市一些主要医疗单位相对集中在北关区的现实，北关区法院医疗纠纷案件的审理现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我了我市该类案件的审理现状。2003—2005年，北关区法院累计受理医患纠纷案件72件，其中，2003年19件，2004年23件，2005年30件。以医疗事故为案由23件，以民事侵权为案由的42件，其他案由7件。从结案的情况看，在医疗事故案件中，患方的胜诉率为60%，医院方的胜诉率为40%；在民事侵权医疗纠纷案件中，患方的胜诉率为70%以上，院方的胜诉率为30%。医疗纠纷案件审理的期限平均为6个月以上。

二、案件审理中遇到的问题

（一）医疗纠纷案件的审理亟待立法规范。由于我国在医疗纠纷案件的立法方面相对滞后，加上医疗纠纷类案件属于损害赔偿案件一类新型案件，多年来法律只是原则地为审理此类纠纷提供依据。在多年的工作实践中，法院审判人员大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条之规定，即人民法院受理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他们互相之间，因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提起的民事诉讼适用本法的规定。医疗纠纷的诉讼是平等主体之间因财产关系和人身安全发生纠纷而起诉的案件，从纠纷主体看，是医患双方，其法律地位是平等的；从纠纷性质来看，是当事人认为医疗单位的医疗行为损害了人身健康而要求追究责任或赔偿损失或减轻医疗费用，属平等主体之间人身关系发生的纠纷，应为民事诉讼受理范畴。所以我们经常会在起诉书中看到这样的诉讼请求，由于被告的医疗过失行为造成原告（病人）死亡（或功能障碍），请求法院判决被告对原告所造成的损害进行赔偿，我们也同样经常看到这样的判决书，被告在对病人的诊疗过程中存在过失行为并造成原告（病人）死亡（或功能障碍），依法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这些诉讼请求和判决书所应用的法律依据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范畴。

在目前的医疗纠纷审理中，也有因起诉的案件所依据的法律不同而各有差异。有的采用《合同法》以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为案由；有的采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产品质量为案由；也有的以普通人身损害赔偿为案由等等，特别是1990年，最高人民法院在[（1990）民他字第44号复函]中明确规定了“当事人对医疗事故鉴定结论虽有异议，但不再申请重新鉴定，而以要求医疗单位赔偿经济损失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作为民事案件受理。这一规定使当事人可以将医疗纠纷案件不经医疗事故鉴定或虽经医疗事故鉴定为“不构成医疗事故”结论的案件，又以民事侵权赔偿起诉于法院。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医疗事故赔偿标准低，往往会出现同是医疗事故或不构成医疗事故，其民事侵权赔偿额要高于医疗事故赔偿额的现象。同一案件，是按医疗纠纷赔偿标准赔付，还是按民事侵权赔偿赔付，往往也易使审判人员在赔偿裁决时难以判定。这也是部分当事人对医疗纠纷案件愿意以民事侵权赔偿形式诉讼的原因之一。

（二）医学会鉴定效力权威性受到质疑，鉴定工作面临诸多问题。不管案由是医疗事故损害赔偿，还是人身损害赔偿都牵涉到医疗纠纷鉴定的问题。人民法院作出医疗事故损害赔偿裁判要以医学会的医疗事故鉴定为依据，对医疗人身损害赔偿的裁判要依据司法鉴定机构的因果关系鉴定，鉴定工作成为审理医疗纠纷案件的核心工作。

然而医疗纠纷鉴定工作的现状并不令人满意。医疗纠纷的鉴定工作是指对医疗纠纷作出技术审定，通过调查研究，以证据和事实为依据，以医学科学为指导，判明纠纷性质，分析纠纷产生的原因，指出因果关系，明确责任轻重的过程。而谁具有医疗纠纷鉴定权，谁来行使国家权力，是鉴定工作中的核心问题，这个问题影响到鉴定结果，关系到纠纷性质和审判结论。

在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依照《条例》第二十条规定，医疗纠纷的技术鉴定工作由医学会组织，并明确了不同级别的医学会负责组织首次及再次鉴定工作，中华医学会可以组织疑难、复杂并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医疗事故的技术鉴定工作。问题是该类案件中患者一方存在对医学会的鉴定权威性不予认可的情况，认为医学会与医院是亲属关系，不能公平公正的做出鉴定。事实上，医学会也未能中立的做好鉴定工作，导致一些案件久拖不能决，鉴定做了一次又一次。

在人身损害赔偿为案由的医疗纠纷案件中，因果关系的鉴定机构面临着被有严重对立情绪的患方要挟的情况，鉴定机构往往会采取拒绝鉴定的做法回应要挟。因果关系鉴定面临无法正常进行的尴尬局面，同样导致案件审理无法正常进行的情况。如我院审理卞某诉某院一案，卞某经诊断患有癌症住院治疗，后治愈出院后，卞自认为其病不是癌症，认为医院误诊，本案在鉴定过程中，卞认为医院的诊断证明、病历及各种治疗证明不能证明其病情，要求重新打开其身体内部作为鉴定的事实依据，致使鉴定机构无法进行鉴定。

（三）病历公信力亟待提高。病历是指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过程中形成的文字、符号、图表、影像、切片等资料的总和，包括门（急）诊病历和住院病历。病历不仅是整个医疗过程的体现，且是医患交流的重要书面途径，更是医疗纠纷鉴定中的重要证据。篡改病历，医疗失信现象严重，直接导致鉴定工作的无法开展，使事实真相无法得知，导致诉讼正常进程受阻。陈泽柄诉安阳市妇幼保健院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经原告申请，法院依法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原告在被告处住院时病历进行司法鉴定，鉴定项目：

1、病历第5、10、11页书写字迹与该病历中其他各页书写字迹的形成时间是否一致；

2、病历第六页2004年7月29日记录内容末句“颅内出血不排除”七字与该记录其他字迹是否一次性形成；

3、病历第11页护士签字栏“高洁”签字字迹与第13页执行者签名栏“高洁”签名字迹是否同一人书写。鉴定结论载明：

1、病历第5、10、11页蓝黑墨水书写字迹的老化程度均底于病历第22页蓝黑墨水书写的字迹；

2、病历第6页2004年7月29日记录内容末句“颅内出血不排除”七字与该记录其他书写字迹应不是一次性书写形成，该七字应形成于其下郭秀敬书写字迹之后；

3、病历第11页护士签字栏“高洁”签字字迹与第13页执行者签名栏 “高洁”签字字迹不是同一人书写。被告申请其医疗行为与原告脑损伤有无因果关系鉴定，人民法院依法委托北京大学司法鉴定室进行司法鉴定，2005年12月8日，北京大学司法鉴定室以：“因当事人来我室对你院送鉴材料有怀疑？经再三研究故不予受理”，将鉴定材料送回。2006年3月16日，经人民法院组织调查，原、被告双方一致同意，法院依法重新委托北京大学司法鉴定室对被告医疗行为与原告脑损伤有无因果关系进行司法鉴定，该鉴定机构以病历存在修改、增添内容，病历不完整、不真实为由不予受理。根据最高法院司法解释关于医疗纠纷的举证责任原则，被告未能举出充分证据证明原告所受损伤与其医疗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由此承担了败诉的不利后果。

二、对策研究

（一）为了更好地调整医患关系，建议就医患类纠纷专门立法。在立法体例上由全国人大单独制定一部专门处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的法律-《医疗损害赔偿法》，或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处理全部内容在民法典中设专章、专节予以专门规定，就医疗损害赔偿纠纷的实体处理和程序作出单独规定以摆脱目前法律适用上的混乱。在立法内容上，应将医疗损害作为调整对象，明确民事法律关系性质、医患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医疗过失、医疗人身损害赔偿的因果关系、归责原则、举证责任、赔偿标准以及诉讼时效等内容。理由是：以《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这样一部行政法规来调整完全属于民事法律关系的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显得力不从心。其一，《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作为行政法规应是对行政法律关系进行调整，而现实是对医患双方的民事法律关系也在实现干预，造成审判实践中法律适用上的冲突和适用法律的尴尬。其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调整的范围仅限于医疗事故损害赔偿，对于医疗事故之外的其他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均排除在其调整范围之外，其适用范围过于狭窄。其三，《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仅仅只就造成患者死亡、残疾的精神损害赔偿作了规定，而忽略了一般医疗损害的精神损害赔偿内容，造成赔偿标准和赔偿内容的不一致。我认为《条例》不应也不能作为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法律依据，而《民法通则》规定又过于笼统和原则，缺乏可操作性。

（二）规范医疗纠纷鉴定是实现程序公正、提高审判质量的基本保证。面对“公正与效率”的时代主题，在目前医疗纠纷案件判定综合法律还不成熟的情况下，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及时、便民的原则，做好医疗纠纷案件的鉴定工作，才能为医疗纠纷案件审理提供准确的、高质量的医疗纠纷鉴定结论，以利于提高审判工作的“公正与效率”。在实际工作中怎样才能做到规范医疗纠纷鉴定呢？

笔者认为，克服多头鉴定非严格中立，执行统一中立的医疗纠纷鉴定程序，是规范医疗纠纷鉴定的基本途径。限于前述医疗纠纷鉴定工作现状的种种推理，从我国目前的鉴定体制来看，医疗纠纷的鉴定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医学会鉴定专家组进行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医疗鉴定；一是通过司法鉴定部门进行的因果关系鉴定—司法鉴定。由于二者的启动程序、鉴定人员的组成、鉴定方式、鉴定内容等不相同，必然会造成两种鉴定结论在司法诉讼中的不同“采信率”，从而引发医务人员产生这样的疑惑：到底是医疗鉴定权威还是司法鉴定权威？

笔者认为，从现实的角度看，应该高度重视司法鉴定的权威性，树立其在医疗鉴定中的中心地位。因为医学会并不是一个真正独立的中介机构。由于人员和经费的严重不足，医学会必须依赖医疗机构的赞助，同时又要接受当地卫生行政管理部门的直接领导,医疗部门和医疗事故鉴定机构之间一旦形成利益共生关系，医患公平的最后一道防线也必将面临失守的窘境。医院出事，医学会灭火往往成为一种默契的安排。医患关系要回归和谐之路，首先必须具备中立的医疗鉴定机构，机构的中立才能有结论的公正。司法鉴定的中立性体现在他的相对独立性、超然于双方当事人以及行政和司法的监督上。司法鉴定的行政监督，是指有行政管理权的机关对司法鉴定人及其所在的鉴定机构的监督管理，也包括鉴定人所在的司法鉴定机构对鉴定人的监督管理。这种管理带有明显的行政强制性，监督的力度比较大，也比较有效。而其司法监督主要是通过法庭对鉴定人提交的鉴定报告的审查，鉴定人出庭质证、对质等方式来完成，直接关系到鉴定结论的效力和鉴定人的信誉，因而这种监督也是对鉴定人鉴定能力、鉴定资质、鉴定水平等诸多因素的考察。事实上，鉴定结论是否经过法庭质证，将会直接关系到鉴定的效力。根据《民事诉讼法》第63条、第125条和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证据规定》第47条、第59条的规定，鉴定结论必须当庭出示并接受双方当事人质证，没有经过质证的鉴定结论不能作为定案根据。而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要求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鉴定人如果没有出庭的，就可能影响到质证的效果，从而影响鉴定的证据效力。相比较而言，医学鉴定的监督力度显然要弱得多，而且没有相应的监督保障措施，这也一定程度影响到鉴定的效力，综上所述，司法鉴定与医疗鉴定确实有比较明显的区别，而且从诉讼的角度来看，司法鉴定确实要优于医疗鉴定。

（三）完善医疗机构的病历管理，增强病历的公信力。病历是以文字、图象、数据等内容来证明某种医疗行为事实的依据，属于书证的一种。病历材料其内容能证明该医疗行为事实，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在医疗纠纷诉讼中，病历资料既可证明医患之间诊疗关系的客观存在，又可证明整个医疗行为的客观过程，可见病历资料的证明作用是十分明显的。为了增强病历的公信力，建议：

1、应明确病历资料的复印件是否能启动鉴定程序。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二十八条相关规定，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时，医疗机构须提交相关病历资料的原件，所以如不能提供病历资料的原件，就难以启动鉴定程序，司法鉴定也同样如此。因为只有原件才能反映整个医疗诊治过程的真实情况，如病历内容是否被涂改，而对此复印件是难以真实反映出来的。所以如果出现某种原因（排除患者方面的因素），医疗机构只能提供病历资料复印件。患方可以要求人民法院对于病历资料复印件不认可，由于鉴定缺乏真实可靠的鉴定材料（病历资料），鉴定工作无法进行，由此而产生的不利法律后果只能由承担保管病历资料职责的医疗机构承担。但问题是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对于无法与原件进行核对的复印件，只要双方当事人对其均予以认可或者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就可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所以，病历资料的复印件启动鉴定程序，只有确实不存在影响鉴定过程及结果的因素存在且经医患双方当事人共同认可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但对此《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并未有明确规定。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根据《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封存的病历资料可以是复印件。”这就可能和《条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要求的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需提交病历资料原件的规定存在某种冲突，也可能给实际鉴定工作可能产生一定的障碍。

2、封存病历资料程序的实施应进一步规范化。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在发生医疗事故争议时应当依法定程序封存患者无法复印或复制的主观性病历资料，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并没有规定发生医患纠纷时是否对客观病历资料也一并封存，尤其是患者没有行使复印或复制病历这一权利时，司法实务中也常常出现患者起诉后要求证据保全，查封病历资料，以及审理中患者认为医疗机构篡改病历要求鉴定等情形。《条例》同时规定了主观性病历资料应在医患双方在场的情况下封存和启封，那么封存主观性病历资料是医疗机构应履行的义务还是可选择的权利？如果是应尽的义务，就涉及到如果医疗机构不履行，就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另外，如果患者或其家属对封存病历资料不配合，如拒绝在场，那么封存程序如何进行？其法律效力又是如何？在实践中，更多的是发生医患纠纷后，患者方面要求医疗机构对病历资料予以封存，可以说封存是一种依申请的行为。笔者认为，应把封存客观和主观的病历资料都作为医院一方的义务在法律法规上予以规定，将封存所有的病历作为医院的一规范化、制度化的工作，在封存的方式上可以采取定期封存制度，比如患者一方办理出院之日或发生医疗纠纷之日，在患者一方在场下必须对病历进行封存，患者一方拒绝在场情况下，要请公证机构到场监督封存。

3、为有效保障患方的知情权，建议在日常病历的书写过程中，建立病历内容向患方告之制度，赋予患方有效了解病历的权利，有效提高病历公信力。

第五篇：当前审理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当前审理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金融借款合同是指以银行等金融机构为出借人，以自然人、其他企业或者组织为借款人所订立的借款合同。近年来，我院审理的这类纠纷案件呈上升趋势。2007至2009年我院审理的此类纠纷案件数分别是：108/42/399。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涉及到国家金融政策的调整和金融市场的稳定。在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目前各国均在寻求金融市场的繁荣和稳定，在当前金融货币政策适度放宽，贷款数量激增的情况下，如何通过司法程序保护我国的金融市场稳定有序的发展，有效地防范金融危机是我们法院和金融机构当前应当特别注意的问题，笔者试就基层法院在审理此类纠纷时发现的有关问题和解决对策提出如下思考：

一、存在的问题

（一）、金融机构防范意识差、监管不严格，导致不良贷款案件增加。我院审理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涉及的出借方金融机构有农村信用合作社（以下简称信合）、农业银行（以下简称农行）、工商银行（以下简称工行）和发展银行（以下简称发行）。借款方有农民个人、农村粮库等，贷款用途有农村种植业、养殖业、加工服务业等。2007年108件有发行78件，有信合30件。2008年42件，有信合17件、工行23件、农行和住房公积金办各1件。2009年的399件有信合39件、农行1件、工行359件，工行这359件全是集中处理涉及农民的奶牛贷款案件。现在大部分案件已进入执行程序。只有一部分的债权得已实现。近3年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申请执行的案件数分别是：90/15/31，涉案标的为13602.4万/7.3万/157.6万。通过统计发现：出借方中没有涉及建设银行的。借款用途没有涉及住房个人贷款，借款人中很少涉及有固定工资收入的公务员或工人。从贷款合同和当事人在案件审理中诉、辩称及举证内容看，这些发生纠纷的金融借款合同在贷款形成时就存在很多问题。具体有：

1、对借款人、担保人的的诚信、资质、还款能力审查不到位。有些金融机构发放的贷款虽有担保人担保，但相当部分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家庭资产不足以偿还借款，有的甚至连其基本最低生活也难以保障；个别信贷人员贷前审查把关不严，对申请贷款的农户审查不到位，对借款人、担保人的主体资格、经营状况、借款用途、有无还贷能力疏于审查，造成贷款到期无法收回。或者明知借款人资信较差，放贷风险较大，但只要有担保人仍给予放贷。实际上有的担保人在多起贷款中担保，根本无力履行担保责任。如**乡刘某为村民34个人17笔近200万元贷款担保，**乡张某为村民14人7笔近100万元贷款担保。特别是那种一组三户、五户联保的合同，每户都有贷款3－5万，他们的实际资产加一起都不到5万元，却一次能借款10到15万元，这些贷款合同表面看是有担保，实际形同虚设，没有担保。

2、对借款用途考察不细，对实际用款人和办理贷款手续的人是否一致考察不到位。在借款用途上大部分借款用于农业生产，但也有部分贷款被用于买彩票、炒股票、赌博，或者用于娶媳妇、盖房子等消费领域。有些农户在贷款时把自己的身份证、印鉴交给村干部和银行、信用社在基层委托的代办员，让他们代办贷款手续。实际却没有得到银行的贷款。贷款被那些代办员自用或借给他人使用。一旦实际借款人不偿还借款，金融部门只能起诉那些顶名贷款人，而不能起诉那些实际用款人，而这些顶名贷款人并没有实际用款，所以在诉讼中不愿意承担还款义务。

3、对借款人的资产变化情况不能及时了解掌握，导致资产流失，不能足额及时还款。有的借款人在向银行贷款时，经济状况良好，后由于天灾人祸、不可抗力、家庭发生了重大变故，以至于无力偿还银行借款；例如：农行诉薛某等五人贷款一案、信合诉刘某等五人贷款案件等均是因为实际借款人死亡或家中发生火灾导致欠款不还，担保人也都不认可还款，债权人起诉到法院的。

4、清欠不及时，诉讼时效过期。有的金融机构不在规定的担保期限和还款期限内清理贷款，那些实际借款人和做贷款手续人为了逃避债务，举家外迁，不知去向，即使没有离开本地，有的贷款合同因为超过了法定的担保期限和还款期限，金融机构也没有定期催收欠款，重新确定新的还款期限和担保期限，导致案件超过法定诉讼时效而被驳回诉讼请求。即使经过催告不超过诉讼时效或者因被告去向不明，适用公告、普通程序审理案件，由于借款时间较长，借款人和担保人的资产流失严重而无可供执行的财产，也增加了诉讼和执行风险。特别是前几年的粮库和农民个人贷款，有不少是因为银行自己没有按时清收贷款，丧失了起诉索款的最佳时机，无奈银行作为呆死帐处理，这样就给某些企业和个人以错误的信息，认为国家的贷款可以只借不还，助长了一些借款人赖帐不还的侥幸心理。

（二）贷款手续弄虚作假，担保抵押不符合法律规定。

1、给不符合贷款条件的人违规贷款、担保抵押。有的借款人自己有贷款不还，或者不是农民身份，不符合农业贷款条件，就用金钱收买农民的身份证和信贷员的感情，一些信贷员在为这些人办理贷款手续时千方百计弄虚作假，给不符合条件的人办理贷款，有些人用房子、车辆或奶牛抵押，但却没有在房产或相关部门办理抵押登记。导致担保抵押合同无效。

2、债务人之间互相担保，担保人重复担保。在审理、执行中发现：此贷款的债务人又是彼贷款的担保人，有的担保人在几起案件中同时出现，但信贷人员却视而不见。只注重担保的形式要件，而不注重担保的实质要件，将担保流于形式；

3、诱发刑事、违纪案件发生。有的信贷员明目张胆、明码实价地公开向用款人要好处、要回扣。近几年因为在签订、履行金融借款合同中，信用社和银行的信贷员、代办员因无法收回、占用巨额贷款资金携款逃跑、或者涉嫌索贿、贪污被刑事处罚的，因违纪被降职处分的案件已有发生。

由于以前各行之间没有微机联网，银行系统对个人诚信情况无法查询，导致一些人到处贷款借债，却根本没有偿还能力，或者随意挥霍贷款消费，一旦银行催收欠款，出借人的利益无法实现。去年我县农业银行经国家政策调整，在剥离不良资产3000亿，被国家打包出售给长城等清欠公司的情况下，还有个别案件起诉到法院。今年由于农业银行集中突击放贷款，年初第一周全国放贷款6000亿元，我县放贷款1.8亿元。有的农户用新贷款还个人抬款。实在还不起了就举家外迁，去向不明。一旦这种新贷还旧帐的资金链条断裂，银行将承

担无法收回贷款的风险，因此今后由于这方面的原因，这类诉讼还有继续增加的趋势。

二、减少金融借款纠纷，降低金融风险的解决对策。

1、规范金融借款合同的贷款审批手续，从源头上减少金融风险。

为了降低金融风险，金融部门近几年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要求信贷员对贷款的回收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包括说情的人、帮忙的人，信贷员、审批人等。但仍有部分贷款因金融部门在执行这些规章制度时不严格，导致贷款不能到期正常回收，因此金融部门还应该加强制度的监督和落实。定期对贷款发放情况、清收情况做检查，特别是在贷款审批、发放过程中，信贷员要多走访农户、村、屯干部，了解借款人的资信、还款能力、有无不良贷款记录等，各银行、信用社之间建立微机联网系统，一经发现有不良贷款记录的坚决不予贷款。具体做到：（1）建立健全和落实信贷人员承担信贷风险制度。对确因信贷人员责任心不强或严重违反信贷制度而造成的信贷风险，在调查核实的情况下，由信贷人员和相关责任人按比例承担所造成风险的贷款份额，以此警示信贷人员和规范信贷行为，对涉嫌经济犯罪的要及时向有关部门举报，追究其刑事责任，打消信贷人员所持有的“收不回来有法院”的依赖心理。（2）建立贷款农户诚信调查制度。诚信调查对避免贷款风险起着很大作用，信贷员在对借款人发放贷款前，可以着手从他们是否按时缴纳水费、电费、电话费，是否欠金融机构、其他村民款等方面进行基本诚信度的调查，从中发现是否有不良信用记录，对收集和掌握到的借款人从事经营活动情况、收入情况、还款记录等信息资料，应建立完整的个人档案，并依靠村、镇干部和村级基层组织反映的情况正确作出诚信判断。金融机构还可以与法院执行机构沟通被执行人名录，形成一种长效的贷款借款人诚信体制管理机制。

2、取消简单的互相联保的固定数额贷款方式，建立灵活多样的担保贷款模式。

对于有还款能力，资信状况好的借款人，可以根据本人的申请，采用实物抵押和公务员或有资产的人信用担保双重担保的模式，并且要保证质押、抵押、保证合同的法律登记形式要件的规范，在适当的用款比例中放贷款。要坚决取消过去那种三户、五户互相担保，实际没有担保的信用担保方式。也不能一律要求借款人都一次性（一组）贷款9万或15万元，应当根据借款人的实际用款量和借款人、担保人的资产比例掌握放贷款数量，一般贷款量不应超过资产的1/3或1/2，即：借款人和担保人按全部总资产提供担保的情况下按资产总额的1/3或1/2提供贷款，这样借款人对偿还贷款有积极性，不至于发生资不抵债而拒绝还贷款或不能还款的情况。

3、加强对金融部门信贷员和农民的金融信贷风险意识的培训和宣传，责、权、利相统一。

金融部门应加强自我保护意识。对发放贷款实行贷前审查，贷后监督，责任到人，跟踪管理。对贷款的使用、借款人的经营状况、偿还能力有否变化等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从而

采取相应措施，以保障信贷资金的安全回笼；信贷员对于自己辖区的农民贷款负全部责任，一旦不能收回贷款，将面临下岗清欠的责任，一旦索贿受贿将面临被开除银行队伍的风险，因此信贷员在正常发放贷款，挣到了高额绩效工资的同时也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清欠责任重大，不敢轻易违规放贷款。法院可以就案讲法，在村、屯就一些有影响的金融借款合同案件就地审理、召开执行大会，让那些逃债的、拒不履行还款义务的人无处藏身，让群众知道拒还贷款的法律后果并引以为戒。

三、解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诉讼难、执行难的对策。

1、以案件审理为抓手，审理中兼顾执行。审判人员在审理该类案件时，应注意收集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及个人信息，并及时采取财产保全等措施，在审理中兼顾执行。利用巡回法庭、委托调解等司法便民新举措，及时找到欠贷农户就地审案，减少案件审理的缺席判决率。并在审理中加大案件调解力度，提高欠贷农户的自觉履行率。邀请镇、村干部一起上门做工作，强化欠贷农户的信用观念，促使部分农户主动还贷，以点带面做好农户的宣传工作，促进农村信贷环境进一步好转。

2、加大执行力度、创新执行方式。对欠贷不还的被执行人，在其所在村、屯、社区和单位开展公告曝光活动，向社会征求执行线索并悬赏执行，在社会上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对查实有履行能力但拒不履行义务的被执行人，加大执行力度，该拘留的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定罪，让拒不履行、逃避履行债务的被执行人付出更大的经济代价，更高的拒执成本。

3、建立法院与金融部门的联席会议制度。各专业银行、信用社和法院民商事审判庭、执行局定期召开联席会议。法官要针对审判、执行过程中发现的金融机构信贷管理方面的疏漏，通过司法建议的形式予以反馈，以健全金融机构的信贷制度，防范金融风险。同时，法院要协调各专业银行、信用社对欠贷不还的被执行人在金融系统内部进行曝光，并形成一种联防机制，使信用差的被执行人在各金融部门无款可贷，最大限度地降低信贷风险。

总之，对金融部门形成的大量不良贷款，除按上述方法要求金融部门采取责任清收、奖惩清收、依法清收等手段外，还应出台一些有利于金融部门发展的政策和法律法规，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信贷危机、降低金融风险，为县域经济的正常有序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泰来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