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行政问责结合其它监督方式形成监督合力的研究

第一篇：关于行政问责结合其它监督方式形成监督合力的研究

关于行政问责结合其它监督方式形成监督合力的研究

1月中共云南省委下发《关于在全省实行领导干部问责制的决定》。4月州出台《州人民政府部门及县行政负责人问责办法》，5月县出台《县人民政府部门及乡镇行政负责人问责办法（试行）》，就如何开展行政问责工作作出了一系列的规定和要求，各乡镇、各部门也对如何开展行政问责工作出台了具体的办法和措施，对推动行政问责工作顺利开展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为充分发挥行政问责制的功能和作用，使行政问责与其它监督方式更好的结合起来，形成监督合力。今年5月，县就“关于行政问责与其它监督方式相结合形成监督合力的研究”进行了专题调研，并形成调研报告。

一、当前县行政问责工作的现状

5月推行行政问责制以来，按照省、州统一部署和要求，及时组建机构、强化宣传、制定方案，以移民搬迁重点工作为切入点，着力开展行政问责，以党员干部作风建设为出发点，着力推动行政问责，以推动党委政府工作部署贯彻落实为落脚点，着力提升行政问责，以加强制度体系建设为保障，着力健全和完善行政问责，行政问责工作取得初步成效。去年以来，共对23名党员干部进行了行政问责，科级领导干部12人，一般干部11人，在行政问责的人员中给予诫勉谈话6人，取消当年评先评优资格3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11人，通报批评3人。

（一）以移民搬迁重点工作为切入点，着力开展行政问责。近年来，在移民搬迁重点工作中少数抽调工作队员脱岗、服务态度生硬等现象时有发生，有的未经请假，擅自离岗，造成工作进展缓慢；有的行政不作为，造成群众集体上访；个别干部饮酒后不能很好的把握自己的言行，与群众发生争吵等等，损害群众利益，影响党群干群关系，影响重点工作的整体推进。去年10月，我们针对移民搬迁工作中出现的行政不作为现象，及时启动了问责程序，着力开展行政问责，促使工作人员认真履职，把精力集中到移民搬迁工作上来，推动了移民搬迁工作的顺利开展，确保了政令畅通。其中：因监控工作不到位、导致群众集体上访被问责1名副镇长，因工作拖拉、造成移民搬迁工作进展缓慢被问责5名副局长，因违反移民搬迁工作纪律、饮酒后与群众发生争吵被问责1名干部。

（二）以加强党员干部作风建设为出发点，着力推动行政问责。近年来，少数党员干部在作风上出现了“越轨”现象，有的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有的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的欺上瞒下、弄虚作假等，由于过失或者出于故意，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的情况时有发生，有的则达不到党政纪处分，更达不到法律追究。因此，及时出台相关制度规定，规范、约束党员干部的行政行为，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监督，严肃问责相关责任人，整治那些法律追究不了、党政纪处分不了的党员干部，对充分发挥行政问责制事前预防、事中监督、事后惩戒及教育警示功能具有较强的指导作用。比如我们在县计生局主要领导违反财经纪律的案件中，对达不到党政纪处分的3名党员干部进行了行政问责，既教育了党员干部，又发挥了行政问责事后惩戒的作用。又如我们在县农业局、县地方公路管理段、大坪镇政府3个单位中，对违反规定达不到党政纪处分的3名相关责任人进行了行政问责，及时提醒党员干部，使其少犯或不犯错误，发挥了行政问责事前预防、事中监督的作用。

（三）以推动党委政府工作部署贯彻落实为落脚点，着力提升行政问责。去年以来，我们对县委政府安排的新农村建设、林改、党风廉政建设制度等贯彻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贯彻落实不力或完不成工作任务的人员进行了行政问责，着力推动党委政府工作部署的贯彻落实，提升行政问责工作。工作中开展“三问”即：一问你按时到岗了没有？二问你按时到岗后工作开展了没有？三问你工作开展后任务完成了没有？督促部门或工作人员认真履职，按时完成县委政府的工作任务安排。比如：我们对县人民政府安排县文化局“上半年必须淘汰现有网吧50%”的任务，未能按时完成的5名相关责任人进行了行政问责；对新农村建设中没有按时到位开展工作的县三乡局1名副局长进行了行政问责；对石桥水库工程建设中未能完成建设任务的县水务局局长进行了行政问责。这些问责，对推动党委政府工作部署的贯彻落实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四）以加强制度体系建设为保障，着力健全和完善行政问责。4月以来，县人民政府成立了行政问责工作领导小组，在县监察局设置了行政问责办公室，相继出台了《县人民政府部门及乡镇行政负责人问责办法（试行）》、《进一步明确行政问责有关问题的通知》、《问责办法若干解释》、《领导干部问责办法》等制度规定，明确了行政问责的主体、客体、范围、程序、方式等，解决了“由谁问”、“向谁问”、“问什么”、“如何问”等问题，逐步实现了行政问责工作的常态化、规范化。按照中央和省、州的统一部署和要求，全县各级行政机关把贯彻落实行政问责制作为一项重

要工作纳入议程，加强领导，完善机制，积极推行政务公开制、服务承诺制、限时办结制、首问负责制、告知制、追究制等各项行政管理制度和配套措施，制定并实施文明服务、热情服务、高效服务、依法服务、便民服务、廉洁服务的具体措施，初步形成有权有责、用权负责、权责统一的问责制度体系。

二、当前行政问责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课

题组通过调查和对行政问责现状进行分析，认为当前县行政问责工作还存在许多与上级任务和要求不相适宜的地方，特别是行政问责与其它监督方式相结合，形成监督合力方面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行政问责线索单一。9月17日对县医院医疗设备招标采购过程中履职不到位的县财政局、县卫生局、县采购中心3名相关责任人进行首次行政问责以来，到目前止，行政问责总人数己达到23人，其中：按上级要求和领导意见问责的达到18人，占行政问责总人数的78.26%，主动进行行政问责的仅5人，占行政问责总数的21.74%。从行政问责资料的分析情况来看，目前的行政问责多居于上级要求及领导的安排意见，主动进行问责的比例不大。比如在何种情形之下，方能启动行政问责，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行政问责的线索仍然十分单一。

（二）行政问责与民主监督、社会监督等其它监督方式结合得不够好。实行行政问责制以来，我县积极把行政问责与其它监督方式结合起来，力求做到有责必问，有错必究，但在工作中仍然存在行政问责与党内监督、行政监督、民主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等其它监督方式结合不够好的问题。从我县行政问责的情况来看，在行政问责的23人中，除纪委办案后移交和行政监察发现的6人外，审计监督、财政监督、人事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社会监督等其它监督方式移交行政问责办进行行政问责的确为“零”，行政问责与其它监督方式结合仍然比较困难。究其原因：一是认识不足，重视不够。近年来，中央和省、州反复强调问责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但是仍然有许多部门存在认识不足、重视不够的问题。有的不能正确处理行政问责与部门业务工作的关系，有的甚至把行政问责与部门工作对立起来，错误地认为行政问责会影响工作目标考核、影响评先选优等，有的认为，出了问题后部门教育一下就行了，没有必要移交行政问责机构进行问责等等，致使行政问责与其它监督方式结合不好。二是无经验可借鉴，实行比较困难。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的领导干部进行行政问责，是出台的一项新的反腐倡廉建设法规制度，它对于基层来说更是一项全新的工作任务，工作中无任何经验可借鉴，工作中的许多做法仍处于摸索阶段，“摸着石头过河”，特别是行政问责如何与其它监督方式结合，形成监督合力方面，还需要在工作中进一步的研究和实践。

（三）行政问责的程序、后续效力等不够明确。实行问责制以来，对领导干部和一般干部职工实施问责的程序和被问责的后续效力等规定都比较宏观，缺乏更加具体、明确的规定，操作性不强。比如被问责后干部的年终考核如何规定，被问责后的情况是否要记入个人档案，被问责干部的管理、选拔、使用等规定不明确、具体，对基层来说，不易操作。

三、加强行政问责工作的几点建议

针对当前行政问责工作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本县实际，经认真研究、探索，课题组认为要按照“三围绕、三抓、三促”的措施和要求，从促进党委政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促进行政问责制度体系的规范化建设、促进行政问责监督合力的形成上下功夫，认真加以解决。

（一）围绕党委政府决策部署抓问责、促落实。加强监督检查和实施有力的行政问责是确保党委政府决策部署得到有效贯彻落实的有效途径。前一阶段，我县坚持按照“行政问责权责统一、实事求是、公正公平和追究责任与改进工作相结合、教育与惩处相结合的原则”，对行政不作为、漫作为、乱作为等行为进行了问责，有力地推动党委政府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但工作中仍然存在行政问责线索单一，主动问责力度不大等问题。因此，要充分发挥纪检监察功能和作用，把抓好行政问责制的贯彻落实作为促进党委政府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一项有力措施，深入到重点工作、重点项目建设和具体工作任务安排之中，与监督检查工作同步进行，相互促进、相互发展，通过行政问责工作“三问”，即：“一问你按时到岗了没有？二问你按时到岗后工作开展了没有？三问你工作开展后任务完成了没有？”，督促部门和工作人员按时到位开展工作并完成任务，推动科学发展观和党委政府决策部署的落实。

（二）围绕行政问责制度体系抓机制、促规范。目前，行政问责工作还未真正发挥监督作用，行政问责制度体系建设还有许多不够健全和完善的地方，抓好体制机制建设依然是促进行政问责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建设的重中之重。因此，要结合地方实际，对问责的相关规定加以健全和完善，形成包括问责标准、问责程序、问责范围、问责主体、问责效力等内容的制度体系，增强可操作性。一是要加强问责机构建设。将党群机关问责和行政机关问责统一，在纪检监察机关设置专职机构，明确2至3人专职负责此项工作，使问责力度不断增强。同时进一步明确问责工作职能职责、问责对象、问责范围、问责权限等，为问责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二是要规范程序，增强问责制的可操作性。结合县、部门、乡镇实际，进一步细化问责情形、内容、范围等，制定出台具体问责办法和规定，使之做到科学、严谨、程序合法，增强科学性、可操作性。三是要加强行政问责与党内监督、行政监督等其它监督方式的配合。把行政问责与党内监督工作及监察、审计、财政、人事等行政监督工作结合起来，加强协调与配合，做到相互促进、相互发展。进一步探索行政问责与人大监督、民主监督、社会监督等监督方式的配合，把行政问责融入到其它监督工作之中，用其它监督方式推动行政问责工作的开展，使之充分发挥行政问制的功能和作用，切实做到有责必问，有错必究，从制度上保证行政问责工作落到实处。四是要注重行政问责结果的应用。对行政问责后续效力作出明确规定，特别是被问责后干部的考核、管理、选拔、任用等要有明确规定，充分发挥问责制在事前预防、事中监督、事后惩戒中的作用，以及教育警示和舆论导向功能，促进行政问责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建设。

（三）围绕行政问责等监督资源抓整合、促合力。在当前形势下，抓好监督资源的整合，形成监督合力，是遏制腐败现象发生重要防线。因此，在贯彻落实行政问责制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纪委、监察、财政、人事、审计、法制等单位职能作用，建立健全联席会议、信息互通、移送处理等制度，形成问责工作的合力。一是要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建立由纪检监察牵头，人大、政协、财政、人事、审计、司法、法制等监督单位参与的行政问责与监督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定期或不定期通报、研究和解决行政问责工作与其它监督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促进行政问责工作与其它监督工作的相互发展。二是要建立信息互通制度。建立行政问责与党内监督、行政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等相关单位的监督信息互通制度，对其它监督工作中发现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作风不实问题，及部门或工作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能职责的行为，要及时移交问责机构进行查处。同时，还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创新行政监察和问责工作，构建行政监督部门信息共享平台，实现监督信息互通，及时撑握行政机关作人员行政行为，以便全程监控。三是要建立移送处理制度。要逐步建立行政违规违法问题移送处理制度，对人大监督、财政监督、审计监督、人事监督等其它监督方式中发现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涉嫌违规违法问题，除依本部门职权作出处理外，应及时移送纪检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

总之，实行领导干部行政问责制是加强反腐倡廉建设，规范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促进各级领导干部认真、全面、正确履行职责的一项重要举措，是一项涉及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也是一项全新的工作，需要在工作中进一步的探索、实践和健全完善，只有扎扎实实地抓好行政问责制的贯彻落实，才能保证党委政府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保障政令畅通。

第二篇：监督问责机制

监督问责机制

制定教育督导条例，进一步健全教育督导制度。建立相对独立的教育督导机构，独立行使督导职能。健全国家督学制度，建设专职督导队伍。坚持督政与督学并重、监督与指导并重。加强义务教育督导检查，开展学前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督导检查。强化对政府落实教育法律法规和政策情况的督导检查。建立督导检查结果公告制度和限期整改制度。

严格落实问责制。主动接受和积极配合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教育法律法规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以及司法机关的司法监督。建立健全层级监督机制。加强监察、审计等专门监督。强化社会监督。

刘圩小学

2012年9月1日

第三篇：完善反腐机制形成监督合力

完善反腐机制 形成监督合力 07-6-13

○竹

峰

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以保证廉洁从政为目标，加强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监督，把党内监督与各方面监督结合起来，形成监督合力，提高监督实效。因此，加强惩防体系建设，必须完善反腐倡廉机制，形成监督合力。

建立健全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权力运行机制。近几年来，围绕加强监督机制建设，集团公司党委和纪委作了大量的工作，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惩防体系建设，形成了有效的纵向监督体系和惩处措施，但从全局来看，还缺乏与集团公司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完善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缺乏行之有效的跨部门的横向监督协调机制和措施，致使制约权力的机制较“软”、较“虚”，致使一部分掌握实权的权力机关和权力行使者，没有得到更加有效的监管，导致了个人或集体违纪案件的发生。因此，为了确保集团公司跨越式发展的顺利进行，必须建立健全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权力运行机制，加强对权力决策机构（个人）及权力执行者之间的相互制约机制，以监促廉，从而建立一个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权力运行机制，塑造勤俭、廉洁、高效的企业形象。

我们可以通过划分各种监督机制的功能和责任，重视监督系统的层次性和明确划分不同层次监督机制的职责权限，加强监督的总体规划和避免各种监督机制的相互碰撞，进而使各种监督机制既能发挥积极主动性和创造性，又能发挥监督系统的整体功能，形成监督系统的合力。重视和依靠广大职工群众的民主监督，使“举报箱”、“举报电话”、“领导接待制度”等监督措施真正发挥作用；强化职能部门的监督，使对同级党委及其成员的监督检查名副其实，切实解决一些广大职工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防止“一言堂”和个人专断；全面推广和落实“两公开一监督”制度；把群体监督的威力性与舆论监督的曝光性有机结合起来。总之，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强调指出的，在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我们“要切实加强各级党组织和纪律检查机关对党员干部的监督，加强人民群众、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对我们党的监督，建立健全党内和党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监督制度”，从而形成强有力的监督网络，发挥监督的整体效能。

强化以权力互相制约为主要内容的内部监控机制。从反腐败斗争中揭露出来的大量违法违纪案件看，许多腐败分子作案手段并不高明，但却为所欲为，畅通无阻，屡屡得手，一个突出的原因就是有些单位和部门疏于防范和管理，内部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监督不到位，制约不得力。强化内部监督制约，核心是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制约，关键是不能把具有相互制约的职责和权力集中于某个部门或某个人，权力应进行适度分解和有效的制约，改变“一言堂”的专权结构。对掌管“人、财、物”等容易产生腐败、滋生不正之风的重要岗位、环节和部位，在定期进行岗位轮换的同时，还要加强岗位内部的制约机制建设，强化业务和分工的制约，制订必要的权力运行程序，不经过有关权力运行的制约程序，权力就不能生效，形成互相制约的权力格局，即以权制权。通过在个人、群体和不同机构中合理配置权力，达到权力的相互启动与适度分散及平衡。当一种权力的行使超过其合法限度时，就会引起相关权力的自行制约与限制，这样一种权力制衡机制应包括规定权力实施的程序和标准、权力行使各个环节上的互相制衡、厂务公开、个人重大事项申报、离职审计和岗位交流等制度。

加强专职监督力量，建立具有相对独立性、高度权威性的监督机构。从现行的体制来看，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实行的是双重领导体制，受上一级纪检监察机关和同级党委的双重领导，起主要作用的是同级党委。由于种种现实因素，便出现了监督客体领导监督主体，监督主体依附于监督客体的状况，这在客观上使监督者难以履行监督职能，缺乏执纪的自主性、独立性，使纪检监察工作容易受到权力的干扰和关系网的阻挠，尤其是涉及到同级党委个别领导者的权益时更为突出。这便大大削弱了职能监督本身的力度。为了改变这种现状，我们可以在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创造具有集团公司特色的做法。一是考虑到目前改革的可行性，可以采用“分散宣教，集中惩处”手段，即各基层纪委在行使党风廉政宣传教育方面，只对同级党委进行宣教工作、效能监察工作和党风廉政日常考核等工作，而查办案件工作要由集团公司纪委、监察处集中管理，纪委不办本单位的违纪案件，而是由集团公司纪委监察处统一从其它单位协调办案人员和力量进行案件调查核实。其经费及物资设备由集团公司纪委监察处报请集团公司专门渠道审批拨付，各基层纪委干部的任免及福利待遇由集团公司负责。二是赋予更大的权限，增强监督手段。也就是说，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监督实践的新特点、新动向的要求，不论所建什么样的监督主体机构，都必须充分协调以纪检、监察、审计、保卫四个部门的职能和手段，赋予一定的纪检监察权、侦查权、审计权。从而形成案件调查和惩处四位一体的高度集中的调查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形成合力，发挥综合监督效能。

而官员们的态度、感染者的命运、疾病导致的鳏寡孤独们的现状和未来，也都被持续不断地记录着。这个被疾病改变的村庄，某种程度上也被传媒改变着。不管是文楼本身的独特性使然，还是新闻的职业惯性使然，它变成了一个农村艾滋病医疗的试验田，一个艾滋病政策的试验田，也变成了中国艾滋病报道的试验田。最终，它也检验着民间力量、政府作为和媒体在灾难面前可能达到的效率，以及这种效率的实现方式。

事实上，新闻发源地的形成，不仅三农问题和艾滋病问题如此，也不仅湖北、安徽、河南如此。2003年的一篇新闻学的论文曾对一家报纸自1998年到2003年5月5年中所谓“批评报道”所涉及的省份进行定量分析，涉及出现频率最高的5个省份的报道，占该报“批评报道”总数量44．6％，而湖南、湖北、河南3省均居其中，各占8．5％。当然，它们都属于国家“中部崛起”战略中所指的中部。

“中部”的新闻事件频发和中国媒体记者的“心理惯性”相辅相成，共同把“中部”塑造成了中国新闻传播的地理中心之一。诸多全国性的政策、话题、社会现象，都在这个地理中心里变成细节翔实的新闻事件。

多数情况下，这样的新闻事件及其揭示的社会问题，对观察者而言，像是公众传媒上的伤口，从中可以窥测中国时代转型的错位和落差，以及它们带来的伤痛。

从这一点来说，中国的新闻本无所谓地域的分别。“中部”作为传媒观察的关键出现，是因为“中部”新闻事件的高密度使公众传媒的伤口变成了舆论的溃疡，不仅触目惊心，而且经久难愈。新闻发生的密度也成了新闻。

监督传播效率

阜阳假奶粉和大头娃娃一事天下大白后，本地媒体在全国瞩目前已有报道；嘉禾拆迁事件轰动一时，引起全国关注的报道却最早见于北京《新京报》。

许多年轻的记者在采访中常常遇到年长的采访对象突然跪倒在地，声泪俱下。属于“上层建筑”的来自远方的新闻媒体，常常被含冤受屈者视作冤情获得转机的可能性之一。

地方性的新闻个案受到全国媒体的一致关注，并且很快形成某种倾向性的舆论，过程十分复杂。市场化媒体的机动性近年已有增强，但覆盖范围还很难做到无远弗届。网络新闻的普及，以及同行间的竞争，一方面对媒体快速有效地采集新闻提出了高要求，另一方面缩短了媒体的触角所及，或者说操作半径。中部6省地处北京、广州和上海之间，乘坐飞机或汽车等快速交通工具，基本上一日可至。这使它天然地处于几个媒体集中而且影响力大的媒体重镇的操作半径之中。中部事件成了本地新闻而外的全国性新闻竞争的第一落点。中部的事件动辄惊动全国，与此不无关系。

这些跨地区的新闻操作，一般被读者也被报道涉及的地方政府归之于所谓“负面新闻”或“批评报道”。地方官员常常认为，媒体的“批评报道”有损本地区在全国舆论乃至社会心理中的“形象”，因此转而从动机上指责具体报道的记者和媒体。中国新闻媒体一线的记者常常遭到某些重大新闻事件当事人的质疑：

全国都有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单单要报道我们？

那些象征性的新闻事件，比如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2004年的“阜阳假奶粉事件”和“嘉禾非法拆迁事件”，背后指涉的收容遣送制度、农村食品安全和城市化中的拆迁问题，不独广东、安徽或湖北才有，而是全国大范围长时期普遍存在。媒体对各地相关事件的舆论监督也一直不断。然而只有上述事件最终惊动高层，社会呼声强烈，指向鲜明。政府也正是借这些个案，因势利导，出台了相关政策，使类似事件朝着可以解决的方向迈一大步。

实际上，这些并不鲜见的新闻能够被广泛报道、转载和评论，促成经年积久的社会现象发生实质性的改变，究其原因，只能说那些看似孤立的事件，充当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问题普遍存在和媒体的关注旷日持久，使矛盾充分显露，舆论背后集聚的社会力量才能形成明确的改革诉求，这种诉求将寻找个案作为突破口，从而得以表达。新的政策在民意的支持下，迅速出台推行。

有人将“中部”各省的高曝光率，归之于中部与中国几个媒体密集的城市的距离，以及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缓慢，改革难度大，暴露问题相对较多之故。

“中部”的新闻事件之所以易于形成全国性的舆论合力，与中国新闻的“地缘格局”的确有关。中部作为重要的资源和劳动力输出地，重要的商品粮基地，这种资源输出的经济位置，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被再三强化。中部“发展慢，改革难，问题多”，背后实有更深远的历史结构在发挥作用。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部”的媒体形象是一个象征符号，从更长远和更大范围内来说，传媒对“中部”的观察，是将其视作中国历史格局--尤其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切片和标本。中部的水灾和矿难，三农问题和河流污染和艾滋村，这些与中国发展未来走势高度相关的议题，急需媒体形成接近的价值判断，形成舆论的合力，集体发挥社会功能。

新闻的惯性与惰性

艾滋病防治志愿者乌辛堃给本刊记者发来邮件说，他刚刚经历了一次Journey to the heart of china(中国心脏地带的旅行)，途经山西、河南和安徽3省。他解释说：用“Journey to the heart of china”来形容这次旅行，首先是因为This land of the Yellow river and red earth supposed to be the birthplac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power and wealth．(这块有黄河和红土的土地被看作中国文明、权力和财富的源头)，而如果不是用“心”体验，不是共同生活的经验，很难对这块土地上的问题有更深的认识。

他委婉地说，媒体对艾滋病的报道，使更多的人了解了中国艾滋病和艾滋病人的现状。然而，媒体有一种“渲染悲伤”和“报忧不报喜”的倾向。当跟他一起到艾滋村的大学生看到感染者仍然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之前，很多人一直以为，一旦感染艾滋病，就会气息奄奄。

在2005年春节前安徽、江苏等地发生流脑的时候，传染病专家姚文虎略带不满地表示，很多采访他的媒体，连“暴发、散发、流行、大流行”这些流行病学的术语的区别尚还一无所知，新闻标题用语有误。“这绝对不利于人们判断形势、不利于传染病医生开展工作。(未完)

为舆论监督提供制度保障--知情权与表达权对舆论监督的意义 关键词： 舆论监督 知情权 表达权 法制保障 [摘要]：

近年来，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一再强调”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本文认为，知情权与表达权的确立，为舆论监督提供了法制化的制度保障，具有重要的法制意义。

2007年春天以来，我国新闻媒体掀起了此前少有的舆论监督浪潮：”重庆钉子户“，”厦门PX项目“，”无锡太湖蓝藻“、”山西黑奴工“，”陕西华南虎“......无不激起巨大的社会反响，推动有关问题的解决，令人刮目相看。新闻界一向感叹舆论监督难，为什么如今能够突破某些条条框框的限制，大刀阔斧地开展舆论监督？原因自然多种多样，而党和国家有关舆论监督的新理念、新政策以及相应法规在十七大前后的出台，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2006年10月，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2007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十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依法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同年10月，党的十七大胜利召开，胡锦涛总书记在政治报告中庄严承诺：”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如此一再强调”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而且”四权“并举，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深化民主法制建设的决心与信心。

字面上，上述”四权“并没有明确讲到”舆论监督“。但是，”监督权“已包含了”舆论监督“的内容。我国宪法第27 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第41 条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这就意味着，公民监督权具有宪法依据。”从概念上看，公民监督权指公民监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利，包括批评权、建议权、申诉权、控告权、检举权以及运用舆论工具进行监督的权利。“[1]而公民运用舆论工具进行监督，就是舆论监督。所以十七大报告讲到监督时很明确地讲到了舆论监督：”落实党内监督条例，加强民主监督，发挥好舆论监督作用，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 早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就明确提出：”要通过各种现代化的新闻和宣传工具，增加对政务和党务活动的报道，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支持群众批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反对官僚主义，同各种不正之风作斗争。“从此，”舆论监督“就成为此后历次党代会政治报告以及其他中央文件的一个重要内容。经过多年的建设，舆论监督已经与立法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督、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一起，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监督体系。作为民主政治的产物，舆论监督是公民通过新闻媒体依法对国家机关、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和个人活动的合法性、合理性进行的了解和评论，是实现言论自由权利的重要手段，是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一种形式，更是实现民主权利的有效手段。[2]随着现代传媒业的迅猛发展，舆论监督的作用日益突出。在许多国家，舆论监督已经成为一种跨地区、跨空间、无处不在的有效监督手段，成为反映民情民意的”晴雨表“，监控公共权力运作过程的”电子眼“，捍卫公共利益的”守望者“，预警社会腐败现象的”警报器“，对整个社会的良性运行发挥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当代中国的舆论监督总体上还处于比较艰难的境地。曾有人把舆论监督难概括为”四难“：一是采访难，二是取材难，三是获得有关部门和单位的支持难，四是解决问题难。[3]当然，千难万难，主要难在被监督者往往从地方和本位的利益出发，处处设置障碍，甚至殴打记者，非法拘禁记者。2008年初的”西丰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1月1日，法制日报社主办的《法人》杂志刊登了记者朱文娜采写的《辽宁西丰：一场官商较量》，报道西丰县商人赵俊萍遭遇的”短信诽谤“案，其中涉及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三天后，西丰公安局和政法委工作人员携带立案文书和拘传文书，到北京《法人》杂志编辑部，以涉嫌诽谤，要求拘传记者，令舆论一片哗然。

为什么我国的舆论监督一方面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和支持，一方面又困难重重、步履维艰呢？从根本上说，主要是缺乏相应的制度支持。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共中央曾决定：”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的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4]，并且领导我国新闻媒体在50年代初开展过有声有色的舆论监督。遗憾的是，这样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并没有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也没有成为新闻媒体的内在需求。相反，长期以来奉行”正面宣传为主“的 方针政策，不仅弱化了新闻媒体开展舆论监督的内在冲动，而且为不少人压制舆论监督提供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于是，”报喜不报忧“成了新闻宣传的一种”常态“，”捂盖子“成了不少人对付舆论监督的家常便饭。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王国庆在做客央视《新闻会客厅》时说，地方的新闻发言人有这样的说法：现在发生在一些地方的所谓不好的事情，90%都能”捂住“，只有10%倒霉的给披露出来了[5]。试想，90%都能”捂住“，这难道不正是最生动的注解吗？ 我们知道，舆论监督是一个过程：首先是新闻媒体把被监督对象的情况传递给作为监督者的人民群众，人民群众从而对被监督对象的所作所为进行判断与评价，形成舆论，再通过新闻媒体传播出来，形成舆论压力，达到监督目的。由此可见，舆论监督要顺利进行，必须首先向公民全面、及时、客观地提供各种信息。只有公民知情，并且能够自由表达，才谈得上舆论监督。在民主法制的意义上，要有效开展舆论监督，必须保障公民的知情权与表达权。知情权（The Right to Know）是由美国新闻记者肯特?库柏（Kent Cooper）1945年首先提出的概念，本意是指民众享有通过新闻媒介了解政府工作情况的法定权利。20世纪50年代以来，知情权逐渐被理解为一种广泛的社会权利和个人权利，即公民有了解社会活动的权利，包括对国家事务、社会事务和其他事务的了解。

就舆论监督而言，保障知情权是顺利开展舆论监督的前提，公民不知情，舆论监督就成为一句空话。但是，舆论监督仅有公民的知情又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舆论监督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正是因为”舆论“是一种无形的社会力量，而舆论的形成，则是公民自由表达的结果。厦门PX项目、山西黑奴工等重大问题的妥善处理，离不开公民的自由表达。因此，保障公民的表达权，让公民自由地发表意见、提出批评，就成为舆论监督的内在要求。

所谓表达权，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以各种形式发表、传递自己的意见、主张、观点，参政议政，而不受他人或组织的非法干涉、限制以及侵犯的基本权利。[6]在宪政意义上，表达权属于精神自由权范畴。因此，表达权也就是表达自由。其中，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是最重要的表达自由。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是宪法关于表达自由的规定。从权利内容和特点上看，知情权与表达权具有明显的差异：知情权本质上表现为公民对多种信息来源的诉求，而表达权本质上则表现为公民对表达意见的自由的诉求。但是，两者又是相互依存，相互支持。当代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在《论民主》中精辟地指出，”多种信息来源“（即知情权）与”表达意见的自由“（即表达权）是民主政治的两项必要条件。[7]事实上，知情权与表达权何尝又不是舆论监督的两项必要条件呢？对于舆论监督来说，知情权与表达权缺一不可。只有保障公民的知情权与表达权，才能为舆论监督提供法制化的制度保障。尽管我国1982年宪法已从根本大法上确立了表达权，但保障的有效性仍然不足。譬如，缺乏政治性重视，缺乏法律的刚性保障，整个社会也缺乏基本的表达权意识[8]。好在历史终究是要不断发展，不断前进的。1987年，十三大报告明确提出：”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这是党的文件最早涉及知情权与表达权的内涵。可以这样说，十七大前后党和国家的几个重要文件一再强调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就是一种政治性重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过程中，这种政治性重视必将逐渐转化为法制性规范。

事实上，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已经落实为信息公开制度的确立。经过数年努力，一部以”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为根本理念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07年1月17日经国务院第165次常务会议通过，并在2007年4月5日公布，将于2008年5月1日起施行。全国人大常委会2007年8月30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从2007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部专门法律删除了2006年草案中对媒体报道的限制性规定，即：”新闻媒体违反规定擅自发布有关突发事件处置工作的情况和事态发展的信息或者报道虚假情况，将由所在地履行统一领导职责的人民政府处以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突发事件的相关信息由该地人民政府统一发布，新闻媒体的相关报道也归其统一管理。”这一删除表明，最大限度地保证信息发布的畅通、透明和准确，已在法律上得到了充分确立。这样，舆论监督也就获得了一种法制化的制度保障。2007年11月3日，记者在安徽省六安市采访，因涉及对当地政府一个职能部门的批评，市委宣传部一名领导横加阻拦，甚至辱骂、威胁记者。对此，新华社发表的一篇时评严正指出，“阻挠舆论监督是蔑视人民知情权”[9]。这一评论表明，保障知情权已成为开展舆论监督的法制依据。在确立知情权、表达权以及监督权的过程中，舆论监督也受到党和国家的充分重视与大力提倡。1945年7月，在回答民主人士黄炎培如何解决一个国家“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问题时，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历史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10]毛泽东“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理念，令人怦然心动，不过这仅仅是一种“私下”谈话，而非正式文件。令人鼓舞的是，温家宝总理在200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引用毛泽东的话，首次在国家正式文件中指出：“只有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懈怠。”强调各级政府“要接受新闻舆论和社会公民监督”。2008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又进一步提出，“创造条件让人民更有效地监督政府。”毫无疑问，“让人民更有效地监督政府”并且“创造条件”加以推进，已经成为国家对舆论监督的基本价值取向。我们欣喜地看到，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倡导，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地方领导人的自觉追求。海南省委书记卫留成曾感慨，“舆论监督和媒体曝光是促进我们解决老大难问题的一种契机。”[11] 2008年1月，新一届云南省政府上任伊始，即推出两项“舆论监督新规”：一是将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纳入对行政首长进行“问责”的依据之一；二是在新修订的《云南省人民政府工作规则》中，新增“省政府及各部门要接受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的规定[12]。尽管云南省政府如何落实这两项舆论监督新规还有待观察，但这种重视舆论监督的制度建设无疑是值得充分肯定的。4月15日，被河北省人大常委会任命为省政府副省长、代理省长的胡春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欢迎新闻界的朋友监督我，也欢迎广大人民群众监督我”。有理由相信，在知情权与表达权的制度保障下，舆论监督必将达到一个前所未的广度与深度，也必将在当代中国的政治民主建设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促进作用！

第四篇：扶贫监督问责

扶贫监督问责

xxxxxx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都要严肃认真对待，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要坚决纠正”。

监督执纪问责是对精准扶贫提供的重要纪律保障，是做好“真扶贫、扶真贫”的根本保证，打赢脱贫攻坚之战更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重大政治任务。面对全党肩负的脱贫攻坚重任，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应把纪律挺在前面，加强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不仅要坚决遏制扶贫领域腐败现象还要坚决制止扶贫领域的乱为和不为、慢为现象。

目前扶贫领域监督执纪工作还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认识不到位。有的纪检监察干部政治站位还不够高，对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工作重要性认识上不够充分，工作不主动，没有把扶贫领域相关违纪问题同自身职责任务紧密结合起来。

（二）基层监督作用难发挥。xxxxxx和xxxxxxx监督作用发挥不了，有的根本不清楚在扶贫领域如何监督，监督什么，抓不住重点，存在“上热中温下冷”的现象。

（三）监督执纪宽松软。总认为群众工作难做，扶贫工作难做，对基层出现的问题，特别是在扶贫资金项目上以个人不侵占、不挪用为标准，甚至还多方为违纪违规者开脱，执纪不严，对于扶贫领域的乱作为、慢作为、不作为问题视而不见。

目前，脱贫攻坚工作已进入攻坚阶段，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国家各项扶持政策都在向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倾斜，脱贫攻坚工作已经胜利在望。每一笔扶贫资金的使用、每一个扶贫项目的实施、每一项扶贫措施的落实，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加强监督执纪问责是保障精准扶贫工作高质量、如期告捷的重要保证，目前精准扶贫工作还存在大搞文字脱贫，把精力浪费在迎接上级检查和埋头于各级扶贫材料中的乱象，各级党委政府作为扶贫工作的主体责任人要勇于作为，敢于面对，把“精、准”二字落到实处，把扶贫质量作为检验扶贫工作的唯一标准，各级纪检部门要切实担当，把做好扶贫领域的监督执纪工作作为本质工作的重中之重，用铁的纪律保障这项关乎国家大计、群众民生的重要工作。

第五篇：强化监督执纪问责

强化监督执纪问责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是一场大仗、硬仗、苦仗，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各地区各部门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决担负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是本行政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第一责任人，各相关部门要履行好生态环境保护职责，使各部门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分工协作、共同发力。要建立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考核结果作为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奖惩和提拔使用的重要依据。对那些损害生态环境的领导干部，要真追责、敢追责、严追责，做到终身追责。要建设一支生态环境保护铁军，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敢担当，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关心、支持生态环境保护队伍建设，主动为敢干事、能干事的干部撑腰打气。

——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2018年5月19日）

强化监管，做到阳光扶贫、廉洁扶贫。要增加投入，确保扶贫投入同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相适应。要加强资金整合，防止资金闲置和损失浪费。要健全公告公示制度，省、市、县扶贫资金分配结果一律公开，乡、村两级扶贫项目安排和资金使用情况一律公告公示，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对脱贫领域腐败问题，发现一起严肃查处问责一起，绝不姑息迁就。

——在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谈会上的讲话（2018年2月12日）

坚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赋予有干部管理权限的党组相应纪律处分权限，强化监督执纪问责。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在问责方面查了一些典型，体现了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职必追究，推动了“两个责任”落实。当前的一个问题是，抓安全事故等行政问责多、抓管党治党不力问责少，问责规定零散、内容不聚焦。要整合问责制度，健全问责机制，坚持有责必问、问责必严，把监督检查、目标考核、责任追究有机结合起来，实现问责内容、对象、事项、主体、程序、方式的制度化、程序化。

——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6年1月12日)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也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历史经验。日常工作中发现了问题就要真管真严。惩治，治是根本，惩是为了治。要通过加强纪律建设和纪检工作，管住纪律、看住权力，使干部向高标准努力，不犯或少犯错误特别是严重错误，这才是党组织对党员、干部最大的关心和爱护。

——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6年1月12日)

有权就有责，权责要对等。问责不能感情用事，不能有怜悯之心，要“较真”、“叫板”，发挥震慑效应。前年，我们对湖南衡阳发生的以贿赂手段破坏选举案件严肃问责，给予党纪政纪处分467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69人。去年，我们又对南充拉票贿选案进行彻底调查，对全部477名涉案人员严肃处理。这两起案件性质极为恶劣，是对我们党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挑战。坚决查处这些案件，实施严厉问责，体现了失职必究、执纪必严的鲜明态度。今年，地方领导班子开始换届，要严肃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做好问责工作，加大监督和查处力度，确保换届风清气正。任何地方、部门、单位，发生了党的领导作用不发挥、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走样、管党治党不严不实、选人用人失察、发生严重“四风”和腐败现象、巡视整改不力等问题，就要抓住典型严肃追责。既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又上查一级追究领导责任、党组织责任。要完善和规范责任追究工作，建立健全责任追究典型问题通报制度，把问责同其他监督方式结合起来，以问责常态化促进履职到位，促进党的纪律执行到位。

——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6年1月12日)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如果开始就咬耳朵、扯袖子，在执纪方面抓得很紧，可以让多少人避免违法？过去形成了这么一种现象，就是不到违法的程度大家都可以“包容”、“宽容”，到了违法就由他去吧。这是对党和干部不负责任的表现。空军的同志说，培养一名飞行员要花相当于其体重一样重的黄金。我们培养一名省部级干部要多少代价？很多干部从基层做起，慢慢成长起来，最后毁于一旦，一失足成千古恨。出问题的人之前就会有迹象，为什么不及时帮助他们认识和解决问题呢？这就需要把纪律挺在前面。

今年1月开始实施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明确了党员追求的高标准和管党治党的戒尺。有了执纪监督尺子，就要在贯彻执行上下功夫。各级党委和纪委要首先加强对维护党章、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情况的监督检查，重点检查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的情况，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情况，确保党的集中统一，保证党中央政令畅通。

——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6年1月12日)

各级党组织整改不力是失职，不抓整改是渎职。中央巡视组是代表中央去反馈，要找党委（党组）书记直接说事，坚决把责任压下去。细化整改问责制度，建立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对敷衍整改、整改不力、拒不整改的，抓住典型严肃追责。

——在听取二〇一五年中央第二轮专项巡视情况汇报时的讲话(2015年10月15日)

监督执纪问责是党章赋予纪律检查机关的根本职责。各级纪委要找准在全面从严治党中的职能定位，强化监督执纪，加大问责力度。要以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为契机，探索建立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为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坚强纪律保证。

——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一百一十九次会议关于审议中国共产党廉政准则、党纪处分条例修订稿时的讲话(2015年10月8日)

我强调一个问题，就是要全面落实党组织的责任。党的各项工作，所有党组织和领导干部都有责任，要尽心尽力做好。有的干部自己分得很清楚，是党还是政，是管业务的还是管党务的，自己给自己定位了。有的干部在纪委当常委、委员，认为只是挂个名、弄个待遇。其他方面这类情况也不少见。这种认识是不对的。担任职务就要履行责任，这是党交给你的一份责任。

——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1月14日)

党的各级组织要自觉担负起执行和维护政治纪律的责任，加强对党员遵守政治纪律的教育。对大是大非问题要有坚定立场，对背离党性的言行要有鲜明态度，不能听之任之、置身事外。发现违反政治纪律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及时提醒和纠正，对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要坚决制止。党的各级纪律检查机关要把维护党的政治纪律放在首位，加强对政治纪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