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文化本位建设
“中国本位文化论”之重提与新诠
----纪念《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发表70周年 王达三
1935年1月10日,王新命、何炳松、陶希圣、萨孟武等十位知名教授联合署名在《文化建设》杂志第1卷第4期上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一文,至今已有整整70年。
这个宣言也称“十教授宣言”,或“三五宣言”,或“一十宣言”,文章很是短小。但是,正是这个短小的宣言,引发了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场关于“中国文化出路到底是中国本位还是全盘西化”(以下简称“中国文化出路”)的大论战,仅高峰论战期就持续一年有半,余声则延续至20世纪四十年代末,是中国思想文化界对中西文化比较和鉴选的最后一次,也 是最集中的一次大讨论。
然而,就是如此重要的一个文化宣言,在其发表70周年之际,中国的思想文化界竟然寂落无声,没有任何形式的纪念与反思。这不但令人遗憾,也令人值得玩味。我于之有所不忍,乃撰写此文以示纪念,并大声向疾呼:目前中国尤是迫切需要重提和新诠“中国本位文化论”,并以之作为中国文化建设的方向。
甲部:背景与主张
一、“十教授宣言”之基本背景
在“中国文化出路”大论战之前,中国思想文化界已经围绕由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1920年)和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年)所提出的“西方文明破产”和“回归中国文化”的问题,而爆发了一场同样也是持续了十年之久的关于“东西文化观”的大论战。在这场大论战中,由于力主中国文化路向的一派与力主西方文化路向的一派在人数以及论战能力上的相差悬殊,特别是由于后者善于把当时中国社会现实的诸多不如意归咎于中国文化头上,所以从总体上来看,力主中国文化路向的一派呈相对的弱势地位。
“东西文化观”的大论战,主要还是就东西文化进行是非优劣的比较,而“中国文化出路”的大论战则是直接承继这种比较之结果,亦即是西方文化派相对胜出并占据了相当的话语霸权之后,明确提出了全盘西化的理论主张,而引发的一场不仅仅是中西文化优劣比较,更是一场直接关涉到中国文化路向选择和中国文化建设战略实施的辩论。因此,前后两者紧密相关连,后者是前者的继续和新高潮。
“中国文化出路”大论战的始作俑者并非像后人所了解的那样,是“十教授宣言”,而是由全盘西化论者首先挑起。1929年,在“东西文化观”大论战中出尽风头的胡适在《中国基督教年鉴》上发表《文化的冲突》一文,提出中国人对待西方文化有三种态度:“第一种态度是抗拒;第二种态度是全盘接受;第三种态度是有选择性的采纳。”他武断地宣称,中国已经没有人再坚持“抗拒”的态度。他说:“日本毫不犹豫的接受了西方文明,结果使日本的再生取得成功。”因此,“让我们希望中国也可能象日本那样实现文化复兴。
让我们现在着手去做日本在五六十年前着手做的事情吧。”尽管胡氏没有明确点出要全盘西化,但实际上是已经打出了全盘西化的旗子。这一点,胡氏在1935年3月发表于《独立评论》第142号上的《编辑后记》中予以明确承认:“我前几年曾在上海出版的Christian Yearbook里发表过一篇The Culture Conflict in China——手头无此册,记不得是哪一年的年鉴了。我很明白的指出文化折衷论的不可能。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非但如此,他还对当时的吴景超、陈序经等人说他是“文化折衷派”而不是“全盘西化派”表示了失望和不满。但是,由于这篇文章,以及批评胡适全盘西化论调的潘光旦的文章,都是用英文撰写的,传播范围不是很广,故而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太大注意。
陈序经说胡适是“文化折衷派”是有其理由的。陈氏1933年12月29日在中山大学发表了《中国文化之出路》的演讲。他也认为,中国文化建设的路向有三派:“
(一)复古派——主张保存中国固有文化的。
(二)折衷派——提倡调和办法中西合璧的。
(三)西洋派——主张全盘接受西洋文化的。”他说:“兄弟是特别主张第三派的,就是要中国文化彻底的西化。”请注意,陈氏在这里提出的是中国文化不但要全盘西化,而且是还要彻底西化。陈氏和胡氏的区别正是在这里。因为胡氏始终认为:“文化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编辑后记》)换句话说,胡氏是把全盘西化作为中国文化建设的一种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其最终目的仍然是要实现中国本位的文化。陈氏则不但把全盘西化看作是手段,还把彻底西化看作是必须的、必然的理想结果。
陈序经在中山大学的演讲稿发表于1934年1月15日的《民国日报》上,并由此揭开了“中国文化出路”大辩论的序幕。但1934年上半年的辩论,规模还不是很大,而且其问题意识和思想深度之交锋也比较浅显。比如,千家驹写有《略论陈序经博士研究中国文化出路之比较方法》一文批评陈氏的全盘西化论;穆超写有《中国文化“全盘西化论”可以行得通吗?》、《再论“全盘西化”》两文,对中国传统文化表示同情,主张中西调和,反对全盘西化。与此同时,则有冯思荣写有《关于全盘西化论的比较方法》、吕学海写有《再释“全盘西化”》等文章来论证和支持全盘西化。这些文章都不长,大部分发表于《民国日报》上,影响也不是很大。
1934年下半年陈序经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该书是陈氏在1929年留学德国期间写就的长文《东西文化观》和中山大学演讲稿《中国文化之出路》的基础之上修改充实而完成的。在《代序》中,陈氏表示自己是顺着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的思考方式来分析中国文化出路问题的,只不过是他与梁氏的结论与主张截然相反而已——“东西文化观”论战和“中国文化出路”论战之间的承继转换关系由此可见一斑。陈氏在书中重申其在中山大学演讲时提出的中国文化建设的三个派别。他从中国近代史上“中体西用”(陈氏认为其是折衷派)失败的事例出发否定了“中体西用”的可行性,认为对中西文化采用“精神文化/物质文化”、“静的文化/动的文化”、“人的文化/物的文化”的二元对立的划分法是不当的,因为在他看来两者之间存在着通融一体因而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换而言之,陈氏否定了中西文化调和折衷的可能性。
陈氏同时也否定了复古办法的可行性,并认为中国人根深蒂固、久长深远的复古思想和保守倾向延缓迟阻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并直接造成了中国文化和现实的落后。因此,剩下的唯一办法就是实现中国文化的全盘西化。他认为,这不但能从近代以来中国人在态度上有一个从“中体西用”到“西体中用”再到“全盘西化”缓慢转变的过程上得到证明,也能从近代以来中国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层面逐渐全盘西化的事实上得到证明。特别是,陈氏还认为:“(1)欧洲近代文化的确比我们进步得多;(2)西洋的现代文化,无论我们喜欢不喜欢,它是现世的趋势。”即是说,因为中国文化“陈旧落后”,而西洋文化“先进强大”,中国文化就必须要抛弃,实现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不二法门即是全盘西化,否则中国文化不但不能生存下来,而且是逆世界历史潮流而动。
陈氏一书,是一通盘整体而又深入细致的文化思考与理论表述,可以说是在“中国文化出路”大论战中起着类似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在“东西文化观”大论战中的导火索的作用,因此能造成特别的轰动,引起了思想文化界的巨大反响,特别是引起了一些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解之同情”(陈寅恪语)和“温情与敬意”(钱穆语)的学者的强烈反弹。“十教授宣言”即是这种反弹的代表性的立场与表述,并成为“中国文化出路”大论战真正开始的标志性事件。不难看出,“东西文化观”大论战是由中国文化派宣布西方文明破产和回归中国文化而引发,而“中国文化出路”大论战则是由西方文化派首先挑战中国文化而引发。
必须说明的是,以上描述仅仅是“中国文化出路”大论战在思想文化场域的背景,或说是导致论战的直接因素。在现实层面,山河破碎、国事陵夷、内忧外患、民生困顿、政治腐败等因素则是触动“中国文化出路”大论战的深层次原因。换句话说,这场论战的参与者都是怀着为中国找一条新的文化之路以拯救国家民族的危局的用心和情怀而参与其中的。
二、“十教授宣言”之基本主张
“十教授宣言”于1935年1月发表之后。受到了西化论者的强烈批评,因此王新命等十教授又于同年5月10日在《文化建设》第1卷第8期上发表《我们的总答复》一文,算是对全盘西化论者的批评的反批评,以及对宣言内容的补充说明。此外,王新命本人还单独曾于同年4月3日出版的《晨报》上撰有《全盘西化论的错误》一文。
第二篇: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任重道远
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任重道远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不论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都有很大的提高,但总地来说,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总体水平同先进国家和地区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中国“文化赤字”较为严重,文化软实力的现实竞争力还不够强,文化软实力的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应通过不断加大中国文化向外输出的力度,努力弘扬与培育中华民族精神,对中国文化软实力进行总体规划,努力挖掘与开发传统文化资源等措施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总体水平。
【关键词】:文化软实力、综合国力、中国文化
一、文化软实力的内涵
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软实力”。一个国家的倔起,从根本上说,在于它的综合国力的全面提升。约瑟夫·奈认为:“软实力,是通过吸引别人而不是强制他们来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目的的能力。如果实力是指影响别人以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目的的能力,那么有三种方式可以做到这一点:通过威胁,通过利诱,或者通过吸引和互相选择,那就是软实力。”他认为,硬实力使人怕你,软实力让人服你。软实力强调柔性的软性的力量,强调让他人信服,自觉地靠拢,心悦诚服地追随,而不是以武力相强迫。文化正是这样一种力量,文化能直接作用于人的心灵与情感,使人在不知不觉间受到感染,所谓滴水穿石、润物无声;文化还可以淡化政治色彩,突破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增进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间相互了解,能化解分歧,消除误会,增进友谊,彼此尊重,进而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共筑和谐世界。
二、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现状及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提供了相对雄厚的物质基础和日益广阔的市场空间,文化发展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是文化软实力进一步提高的新起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和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是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的直接源泉,现代科技进步与创新为文化软实力的提高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为我国提高文化软实力提供了难得的世界市场和国际环境,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文化建设为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提供了战略支持和政策保障。
但是,我国文化软实力与硬实力的发展存在着严重的不均衡;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存在较大的文化逆差;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仍然存在较大的文化“误读”;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的冲撞也对我国文化软实力产生了冲击。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借鉴经济发达国家重视发展文化产业,增强文化“软实力”的国际经验。加快我国文化体制改革步伐,以文化产业集群化带动文化“软实力”提升,以人才培养夯实文化产业繁荣之本。
三、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
进入新世纪以来,党中央非常重视文化软实力的发展,将其提升到重要的战略高度加以强调。文化代表着国家身份和民族形象。对比政治与经济,其产生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更为持久,是软实力的主要载体和具体体现。在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不断深化的国际环境中,文化日益成为国家软实力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文化软实力是中国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这是我们党首次把文化作为我国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和组成部分提出来。中国文化之所以能成为我国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从根本上说,就在于它对中华民族的振兴和发展具有巨大凝聚力和激励作用,就在于它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就在于它有利于提高全民素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进行文化体制改革,推动了文化产业化进程,文化在综合国力构成中的比重逐渐增加,从而带动了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
(二)文化软实力是提高中国硬实力的重要条件
文化软实力不仅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我国硬实力增强的重
要力量。
当代中国先进文化为中国硬实力的提高提供了精神动力和行为规范,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凝聚力、向心力,极大地调动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积极性、主动性。同时,文化还为中国硬实力的提升提供了智力支持。拿科学技术来说,它作为第一生产力,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直接的推动力量。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构成因素,也是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科技上的竞争,已成为现代国际问综合国力竞争的关键。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事业,加快发展新兴产业,不断提高科技进步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促进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必将把中国的国力快速提升上去。
(三)文化软实力是保持中国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论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都有很大的提高,但是从总体上讲,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文化软实力总体上还比较落后,还面临着西方强势文化的入侵,在文化冲突和文化竞争频仍的国际大背景下,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仍然试图向中国输出其价值观、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及其他文化因素,严重冲击中华民族文化工业,威胁中国文化安全。只有大力加强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体系建设,努力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才能建立有效的文化防御机制,防止外来文化的渗透和入侵,才能构筑中国文化安全体系,保证中国文化主权不被侵犯,从而保证中国文化乃至整个中国社会健康持续发展。
三、如何提高文化软实力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深,增强和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我国面临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现实课题,成为全球化背景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因此,“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根据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客观环境、现实情况和发展需要,在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中,可以考虑选择和实施以下发展战略:
(一)科学发展战略
坚持文化软实力建设的科学发展战略,就是要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高度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出发,科学定位文化软实力的战略地位,把文化软实力建设放在与经济硬实力建设同等重要的战略位置,坚持经济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要求,统筹兼顾,全面促进经济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的共同发展,并科学处理好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各种关系,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从根本上保障和推进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高。
经济硬实力是文化软实力发展的基础,没有经济硬实力的发展,文化软实力的发展就缺乏必要的物质条件。同时,经济硬实力的发展也呼唤着文化软实力的发展,需要文化软实力来帮助和推进经济硬实力的发展。在文化软实力建设中坚持科学发展战略,除了要处理好经济硬实力与文化软实力的关系,做到统筹兼顾,协调发展外,还要处理好文化软实力建设过程中文化发展的各种关系。
(二)价值主导战略
文化发展与价值观念有着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一定的文化总是以一定的价值观为核心,一定的价值观总是以一定的文化为载体。价值观念是文化的内核,文化形式是价值观念的外显,价值观念实质上是一种核心文化、精神文化,它时时处处主导和制约着文化的发展。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文化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国民的精神状态、意志品格和内在的凝聚力,而这一切主要来自于人们对社会核心价值的认同。所以,我们要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提高我国国家软实力的首要任务,坚持不懈的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最终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成为全体社会成员普遍理解和接受、自觉遵守奉行的价值理念,成为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
(三)文化融合战略
在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进程中,坚持促进我国社会的和谐文化建设,提高我国的文化传播能力,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促进中国文化同世界各国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吸收世界优秀文化成果丰富和发展中国文化,以文化融合化解文化冲突,增强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增进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的理解、认同和支持,这既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的重要战略。
在文化软实力建设中,坚持和实施文化融合战略,是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需要。加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不仅是要发挥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巨大作用,而且要扩大对外文化交流,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文化融合需要文化交流,文化交流有利文化融合。对外文化交流是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我国经济、政治、军事的对外交流与合作取得了长足发展,教育、科技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也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总的来看我国的对外文化交流还存在严重不足,不能很好适应经济、政治、军事、教育、科技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需要。因此,要致力于加强和扩大对外文化交流来推进文化融合战略,使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文化,融入世界文化,成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四)自主创新战略
创新是一个国家、民族文化发展的源泉。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固然要继承和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借鉴和吸收世界其他国家的有益文化成果,但更要立足本国文化发展的实践,从本国文化发展的实际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出发,自主进行文化创新,这是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战略。
在文化软实力建设中,坚持实施自主创新的发展战略,是发展我国文化产业,增强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我国文化综合实力的需要。文化产业不仅是国家的重要产业,而且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产业竞争力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要在加大文化产业投入力度的前提下,加大文化自主创新的力度,创造出大批形式新颖、内容丰富、吸引力强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文化创新成果,这是提升我国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增强我国文化综合实力的必由之路。
(五)宣传调动战略
提高文化传播力,不断扩大我国文化的影响力。在当今信息高速发展的社会,文化的传播力已经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决定性因素。我们一方面要不断丰富和
创新文化内容形式,另一方面必须花大力气提高文化传播力。要把提升主流媒体影响力作为提高文化传播力的战略重点,进一步加大投入,完善扶持政策,壮大总体实力,提高核心竞争力。
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参与支持文化建设,激发全社会的文化创造力。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调动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营造宽松和谐的发展环境,让一切文化创造的活力竟相迸发,让一切文化创造的源泉充分流涌,让一切有志于文化创造的建设者的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
当然,要完成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高文化软实力的奋斗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文化软实力建设特别是在具体的文化实践上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宣传文化战线以及全社会长期的不懈努力和艰辛劳动。虽然中国发展自身软实力的道路上存在着种种障碍和诸多不确定的因素,相比起西方国家中国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在这一领域有所作为。但是,中国的逐渐崛起是不争的事实,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不断提高,一个全方位发展的中国必然会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占有重要的一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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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骆郁廷,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J]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07)
第三篇:本位咖啡简介
本位咖啡简介
本位咖啡,源于绿城之都—南宁。由有十几年吧台工作经验的高级技师卢先生创办,公司成立于2007年,主要经营咖啡店加盟连锁、吧台人员培训、吧台 物料供应及器具批发零售业务。
公司有专业的人士进行专业培训和管理,有效弥补加盟的缺陷,经过不断发展,本位咖啡以独特的经营模式(18元无限续杯,咖啡、奶茶、花茶、冰淇淋任喝)吸引众多人的目光,在短短几年内,各连锁加盟迅速发展,目前在广西已拥有几十家连锁加盟店,成为广西较大规模咖啡连锁加盟公司之一。
淡淡的木质色调,给您带来森林的气息,充满着浪漫,简约的设计风格,充满着休闲与时尚。在这里,已成为都市白领休闲、商务洽谈,朋友聚会的场所。凭借着多年的经验,本位咖啡调出自己独特的咖啡和奶茶,深受广大消费者的爱好。
本位咖啡昭平分店于2010年5月1日正式开张,位于兴隆街91号(原来福满园蛋糕店),交通便利、环境优雅,主要经营原产地单品咖啡、花式咖啡、奶茶、果汁、花茶、冰淇淋以及各种小吃; 本位咖啡昭平分店内设包厢,设备齐全,环境安静。
声明:本店咖啡用咖啡豆磨成粉后现煮,懂得喝咖啡的人都应该知道工作流程,绝非用咖啡粉冲泡。本店吧台出品先上单点,然后逐步再上续杯。顾客多时续杯会慢,希望顾客理解。
第四篇:中国文化
1、人们历来重视城市而轻视农村。
2、政策总是倾向城市而忽略农村。
3、有点知
识和本事的都拒绝去或回农村。
4、身强力壮的都去了城市,留下老弱病残在农村。
5、城市把自然灾害的成因都转嫁到农村,致使农村遭受自然灾害的数量和程度远大于城市。
6、教育资源和科技成果的严重不平衡。2、3、4、简单的说:这是由中国的国情决定的 1.城乡发展速度不等 城市的现代化步骤正在追赶美国或者一些欧洲城市(虽然失去了以前的名族风
格)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国际化的城市,造就了一个个大都市的形成5、中国的农村是至今小农经济的衍生: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虽然生产力有所提
升,但依然低下,劳作方式甚至不统一,大多是一户一田的小农形式,只有东北是大机械化耕作。美国和西欧洲几乎全是大农场主经济,农村各项条件比中国好的多。6、7、2.城乡经济差距拉大 由于我国改革开放时间不久,而且农村发展滞后,导致农村经济的发展一直没
有起色,很多地方甚至一直用牛耕作,有些农村没有水电煤气,没有公路。家里有点劳动力的都去城市发展了。农村的经济条件只能保持温饱。
8、太多了。。写的好累
第五篇:中国文化
红山文化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上下五千年的历史积淀下来的是中华民族的精髓。在璀璨多彩的中国文化中如果要选出一个来讲述,那么首先映入脑海的就是发源于我家乡的“红山文化”。
我的家乡在内蒙古赤峰市,位于内蒙古东部,蒙冀辽三省区交汇处,总面积9.0275万平方公里,辖3区7旗2县,总人口434万,是内蒙古第一人口大市。赤峰的意思也就是红色的山峰,这是因为在赤峰市有一座整个山体都是有红色岩石构成的山峰,红色岩石构成的山峰很多人可能未曾听说,更未曾谋面,而我居住在赤峰市,很幸运的能够亲眼见到这样的奇观,并多次与同学攀登。也许在外人眼里,红色的山峰很罕见,甚至可以说是奇观,但在每一个赤峰人眼里,似乎再平常不过,每一个居住在赤峰市的人,应该都曾攀登过,都曾在山顶俯视过整座小城。离开家乡后,没有再爬过山,也不曾再有机会看到火一样的岩石,也不再有火一般激情了,此时才开始真正的怀念起在家乡的日子,怀念起抚摸着如同洒满买一个赤峰人鲜血的红色岩石的感觉。
说起红山文化,我虽然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赤峰人,但是对于红山文化的了解,也仅限于电视上与书本上的介绍,未曾真正的去查阅有关资料,所以,在这里也就简单的谈一下我所了解到得几点。
红山文化中闻名中外的要数玉器,红山文化玉器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玉器。红山文化玉器最早发现于辽宁省凌源县牛河梁遗址,1942年考古工作者曾在那里见到一件勾云纹玉佩。以后,在红山文化诸遗址中多有玉器发现,以凌源县牛河梁、三官甸子、喀左县东山嘴等遗址出土较多,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敖汉旗大洼、辽宁省阜新县胡头沟等处也有不少重要玉器发现。红山文化出土的成批玉器中多数为动物造型的装饰品,构成这一文化的显著特征。红山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器物是神秘精美的玉器,如现在众所周知的出土于“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红山文化遗址中的“c”型玉龙,就是红山文化的遗物,由于它已经具备了龙的基本特征,而且是现在发现的最早的龙文化的实物,因此被喻为“中华第一龙”。红山出土c形玉雕龙无足、无爪、无角、无鳞、无鳍,它代表了早期中国龙的形象。玉龙的形状,有人推测来源于马,野猪,熊等形象。红山文化玉龙,第一,是多种动物特征的组合。神话了动物形象进行加工的。那么这件玉器是做什么用的呢?许多学者认为是氏族首领在祭祀活动中,进行礼仪活动的神器。巫师通神通天地使用的。玉龙的发现非常重要,是原始文化原始崇拜的表现。反映了早期人们的生活状态。
从此“c”字的玉龙,也为许多杂志的压题照片,成为华夏银行的标志,更成为红山文化的象征。
红山文化这一重大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多年,为夏代以前的“三皇五帝”传说,找到了实物依据,在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