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屋买卖合同解除权纠纷案例[五篇]

第一篇：房屋买卖合同解除权纠纷案例

合同解除条件未成就，卖方无权解除房屋买卖合同

作者：北京市正海律师事务所涛

房屋买卖合同解除权纠纷案例

【案情介绍】

2009年4月，姜卓与张升签订了《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姜卓购买张升位于北京市朝阳区远洋天地小区两居室房屋一套。房屋总价款人民币108万元。

同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主要内容如下：姜卓以商业贷款方式购买此房，于签署本协议当日给付张升定金2万元，于房屋评估报告下发后3个工作日内支付购房首付款人民币33万元，其余购房款73万元，由姜卓所申请的贷款机构支付。贷款期限不晚于2009年5月31日，即姜卓支应于2009年5月31日前，支付全部购房款。张升在2009年5月31日前将房屋交付姜卓。

协议签订后，姜卓依约于2009年4月22日向张升支付了购房定金2万元；于2009年5月11日向张升支付了购房首付款32万元，同日，张升将房屋交付姜卓，姜卓对房屋进行了装修。

此后，贷款银行以姜卓无北京市常住户口为由，不予办理商业贷款。姜卓为了履行剩余74万元付款义务，决定另行筹措资金改由现金形式支付，并于2009年6月25日电话通知张升，张升表示同意。

2009年7月13日，姜卓通知张升办理收款、过户事宜。但

张升却以姜卓延期付款已经违约在先为由，提出解除合同。2009

年8月28日，张升向姜卓发出《房屋买卖合同解除通知书》，以

姜卓延期付款为由再次提出解除合同。

鉴于双方坚持己见，不能协商解决争议，姜卓委托北京市正

海律师事务所韩涛律师，依据房屋买卖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将案件

提交

【仲裁庭意见】

仲裁庭经过审理，认为：

1、姜卓因自身原因未能办理贷款，未能按照合同约定于2009

年5月31日前支付全部购房款，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但是张升据此要求解除合同的请求无合同与法律依据。

2、张升请求单方解除房屋买卖合同，不符合《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项有关合同解除的条件，不予支持。

【裁决结果】

1、双方应当继续履行房屋买卖合同。姜卓于仲裁裁决书送

达之日起五日内，向张升支付购房款74万元，张升拒不接受的，姜卓应立即办理提存公证。张升配合姜卓办理房屋过户登记手

续。

2、姜卓向张升支付违约金4800元。

3、驳回双方的其他仲裁请求与反请求。

【法律分析】

一、《合同法》对于合同解除的规定

本案双方争议焦点为卖方行使法定单方解除权的条件是否

成就。在此，我们简要回顾一下合同法对于合同解除的相关规定：

所谓“合同解除”，是在合同有效成立之后，因当事人一方的意思表示，或者双方的协议，使基于合同发生的债权债务关系

归于消灭的行为。

《合同法》对于合同解除规定了约定解除与法定解除两类：

（一）约定解除，它包括两种情况：

1、合同约定了合同解除条款。如合同约定，违约方以支付

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作为合同解除的条件。

2、在合同签订后，经双方协商解除合同。

（二）法定单方解除权，即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几种情

况：

1、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2、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

3、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

未履行；

4、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

现合同目的；

5、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张升行使法定解除权的条件与程序

就本案而言，张升认为姜卓迟延履行付款义务，但是合同未约定在此情况下张升拥有合同解除权；故张升只能依据

《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行使法定单方

解除权。

该条规定的单方解除权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1、当事人一方具有迟延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

2、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的是合同主要义务；

3、经另一方催告；

4、迟延履行的一方在被催告后的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

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其主要义务时，另一方在催告之后，并

不立即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而应当在催告之后，经过一段

合理的期限，以使迟延履行的一方有足够的时间去履行其主

要债务。在满足上述行使解除权的条件后，张升还要依据《合同法》第96条规定通知对方，自通知到达对方时合同解除。

本案中，鉴于张升在双方变更付款方式后，并未明确向

姜卓催要欠款抑或给姜卓合理的时间去履行付款义务，不符

合《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单方解除

权的条件，故张升不享有合同解除权。

三、姜卓收到张升解除合同的通知后，提出异议的期限。

姜卓收到张升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后，如果不在三个月内及

时提起仲裁申请，有可能导致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丧失胜

诉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

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在一方依据合同或者合同法规定行使合同解除权，解除合同通知到达对方

当事人后，对方当事人行使异议权的期限有两种情况：

（一）双方约定解除合同的异议期限。如果一方当事人

在约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后才提出异议并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二）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解除合同或者债务

抵销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通过上述简要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合同法立法目的是维

护交易的安全与稳定，合同解除的条件十分严格，当事人不能随意主张解除合同，否则构成违约行为。

第二篇：房屋买卖合同案例

房屋买卖合同案例

案例一：原告乔永兰之子张永信于1977年病故，其妻史玉芬于1981年秋与被告张家华结婚，带去儿子张波（10岁）。1982年元月，史玉芬与乔永兰因处理张永信的遗产发生争执诉诸法院，经调解双方达成一下协议：（1）张永信所遗全部财产全归张波所有，他人无权私自处理；（2）房屋暂借给张德文居住，并由其看管房院和树木。

1984年秋，史玉芬病故，张波仍随张家华生活。1985年秋，张家华将上述张永信所遗房产卖给了张德生，价款2000元（已支付）。原告得知后于1986年元月诉至法院，要求保护张波的合法权益及宣告买卖关系无效

案例二：某市煤矿医院女医师李某因家庭出身问题，“文革”中受打击，精神长期压抑，经常言辞过激，话语不同常人，与门诊部同事常发生争吵，因此，门诊部报告院领导，要求对李某做出处理，院党委会研究决定：李某为精神病人，宣布其为无行为能力人，停职发给生活费，并指定其丈夫做为其监护人，在家照顾李某生活，不再上班，并在院内宣传栏内公开张榜公布。

1.张波目前没有监护人，需要由法院指定。因为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

第十六条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

未成年人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由下列人员中有监护能力的人担任监护人：

（一）祖父母、外祖父母；

（二）兄、姐；

（三）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经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同意的。

对担任监护人有争议的，由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在近亲属中指定。对指定不服提起诉讼的，由人民法院裁决。没有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监护人的，由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

未成年人父母死亡后，继父能否成为监护人《民法通则》和相关司法解释均未规定，继父不能当然成为监护人，因此需要按照上述规定由法院指定监护人。

2.张波将所遗房产卖给张德生的行为无效。

《民法通则》第十二条第一款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进行与他的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其他民事活动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征得他的法定代理人的同意。

《合同法》第四十七条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经法定代理人追认后，该合同有效，但纯获利益的合同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而订立的合同，不必经法定代理人追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10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民事活动是否与其年龄、智力状况相适应，可以从行为与本人生活相关联的程度、本人的智力能否理解其行为，并预见相应的行为后果，以及行为标的数额等方面认定。

3.案例二中李某是否患有精神病，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须由法院指定的医学鉴定部门鉴定并由法院宣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当事人是否患有精神病，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司法精神病学鉴定或者参照医院的诊断、鉴定确认。

第三篇：房屋买卖合同案例

案例一 宅基地买卖无效，卖方承担升值损失

案例二 拆迁安置房买卖合法

案例三共有房屋买卖无效，共有人赔偿买房部分房屋差价

案例四 拆迁安置房可以买卖

案例五 被拆迁人签了买卖合同又反悔，法院认定合同有效判决驳回

案例一 宅基地买卖无效，卖方承担升值损失

[案情简介]：李永夫妇在南昌市有253平方米的农房一处。1995年3月，两人以该房作抵押借款，1999年11月，因无力归还典当行的借款，遂将该房以9万元的价格卖给了女工张燕，双方均履行了付款、交房义务。由于是农房，而张燕又非村民，所以一直办不了房屋产权和土地使用权过户手续。张燕购买房屋后，进行了简单装修，主要用于自己居住和出租。2007年11月，李永夫妇向法院起诉，请求收回诉争房屋同时愿承担协议中的违约责任。2008年11月，法院认为双方之间的房屋买卖违反了法律禁止性规定，判决买卖合同无效，李永夫妇返还张燕购房款及维修费9万元，张燕将房屋返还。现张燕依据法院认定导致合同无效，李永夫妇负有主要责任为由，又到法院起诉，要求李永夫妇赔偿因其对房屋买卖协议的反悔所造成的经济损失80万。

[法院判决]：

一、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原、被告于1999年11月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被依法确认无效后，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该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就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导致合同无效，订立合同的双方均有过错责任。虽然李永夫妇是在向典当行抵押借款无力偿还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出卖自己的房屋，但其应当知道农房不能买卖，且又在房屋出售9年后，以买卖房屋违反法律规定为由主张合同无效，有悖诚信原则，故应承担主要责任。张燕在购房前不严格验证对方房屋产权情况，盲目购买亦负有次要责任。由于本案中买卖的房屋时间跨度较长，根据当地市场行情，存在房价上涨的因素，原、被告买卖的房屋存在升值价值，本案应将安置房折价处理。因此，根据当地市场行情，当地安置房市场价为每平方米3500元至4000元不等。可就低按3500元每平方米计算，本案中的房屋为砖混结构，故升值部分为78万元。对房屋升值部分，根据双方过错责任，按一定比

例进行赔偿或分割。因此，对本案中的房屋升值部分应按8∶2的比例进行分割，即张燕得62万余元。法院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判决李永夫妇赔偿张燕经济损失62万余元。

案例二 拆迁安置房买卖合法

案情简介：2008年1月，周女士(本案原告)与周某、华某夫妻（本案被告）二人签订《购房协议书》，约定将位于无锡市某镇一套拆迁安置房以45万元的价格卖给周女士。协议签订当天，周女士即支付定金2万，后又支付12万房款。2008年11月3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将房价变更为36.5万元，同时周氏夫妻承诺在2008年12月30日前为周女士办理过户手续。后周女士多次催促周氏夫妻办理过户手续，但周氏夫妻一直推诿，故周女士诉至法院，要求判令周氏夫妻继续履行合同并协助办理房屋过户手续。

争议焦点：讼争房屋性质及购房合同效力问题

对方观点：

被告认为讼争房屋是农民安置房并提供村委会证明，虽然涉案房屋已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但土地出让金并未缴纳，产权部门不予办理过户手续；根据“锡政办发（2005）150号”《关于加强经济适用住房拆迁安置房建设交易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依法取得房屋土地权属证书的集体拆迁安置房上市交易前，应当依法办理上市交易审批手续，同时必须补交土地出让金和享受优惠的有关税费后才能进入市场交易，故合同在客观上无法履行。另外购房协议书约定必须要我方提供主管部门或房产管理部门允许卖房的批文该购房协议书才生效，现因没有批文，故购房协议无效。

我方观点：（我方代理原告）

房屋的性质，应当以产权登记为准。本案讼争房屋已经办理了房屋产权登记，并领取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根据权属证书的登记，所涉土地性质为国有土地出让，用途为住宅用地，终止年限为2074年2月22日，该房屋的土地使用权由无

锡市某房地产开发公司转让取得。不存在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及无法实际履行的情形，也不属于被告所提供的“锡政办发（2005）150号”文件所规定限制交易的房屋。被告未举证证明房屋因土地出让金未缴纳而无法办理过户手续的事实，且土地出让金市房地产开发商与政府之间结算的问题，不影响讼争房屋的性质。被告认为协议附件约定卖方上级主管部门或房产主管部门允许卖方的批文为合同附近，合同因无批文而无效的说法亦是不合理的。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购房协议及购房补充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故被告应当依照协议的约定按时办理好房屋过户手续。关于讼争房屋存在过户手续办理困难及补交相关费用的实际问题，但双方就此已在《购房协议书》第十一条“特别约定”及《补充协议》作了专门约定，确定周氏夫妻对该问题进行担保。因此，即便是被告主观之外的原因导致产权变更拖延，其仍应承担责任。

法院裁判：

法院确认讼争房屋转让款为36.5万元，该房屋的房产证及国有土地使用权证齐全，标的物系合法。购房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故判决双方所签的购房协议及补充协议继续履行，被告周氏夫妻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将上述房屋过户给周女士。

一审判决后，被告方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向相关部门了解，根据房屋所涉土地权证的登记，如确定土地性质为国有土地出让的，可以交易和办理过户手续。如果涉及拆迁等遗留问题难以办理产权过户的，凭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书及相关手续即可办理过户，故二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二审判决后，被告仍未履行，原告申请强制执行，该房屋被法院强制过户给原告。

案例三共有房屋买卖无效，共有人赔偿买房部分房屋差价

由于陈先生与刘女士的房屋买卖合同被法院确认无效，陈先生需要支付更高的价格另行购置房屋，为此，陈先生将房屋出卖人刘女士及其配偶魏先生，中介方北京鑫尊房地产经纪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鑫尊公司）告上法庭，要求三方共同赔偿其房屋价值损失70万元。6月26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依法审结了此起因房屋买卖合同无效而引发的房屋价值损失赔偿纠纷案件。

陈先生诉称，2008年经鑫尊公司提供中介，他与刘女士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约定以110万元的价格购买刘女士名下的一处房屋。合同签订后，他向刘女士给付了首付款52万元并向鑫尊公司给付了中介费3万元，刘女士也如约交付了房屋。然而时过不久，刘女士的配偶魏先生却以刘女士未经允许私自处分夫妻共有财产为由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后法院支持了魏先生的诉讼请求，并要求刘女士及鑫尊公司将购房款、居间服务费等费用返还给了陈先生。但是，陈先生如另行购置同样状况的房屋，则需要支付高于原房价70万元的房价款，故陈先生提起诉讼，要求刘女士、魏先生、鑫尊公司赔偿其房屋差价损失70万元。

在庭审过程中，刘女士表示并不知道出卖房屋还需取得丈夫的同意，且陈先生及鑫尊公司也都没有就此进行过询问，因此自己不存在过错；而且房屋买卖合同里面约定了违约责任是总价款的10%，所以她不同意给付陈先生70万元的差价补偿款。魏先生表示对于妻子卖房毫不知情，陈先生不应该向自己主张赔偿款。鑫尊公司则认为作为中介公司，已经履行了全部合同义务，现在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是刘女士隐瞒事实所致，因此也不应承担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依据已生效判决书，陈先生与刘女士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对合同附件三房屋共有人情况一页的存在及所载内容，即核实是否存在共有人及共有人表示同意出售房屋的意思表示的规则是明知的，但双方均未按常理进行填写，故均存在主观过错。刘女士作为共有人魏先生的配偶，最有能力了解、掌控魏先生是否同意出售涉案房产的真实态度，最容易避免因魏先生拒绝出售涉案房屋导致合同无效后果的发生，且其作为出卖方，在买卖关系上占主动地位，故其对买卖关系被认定为无效的后果所应承担的责任应为最大。鑫尊公司作为提供居间服务的专业机构，其应较普通人熟悉法律、法规的规定，但其忽视对

魏先生相关意思表示的审核，且未能对买卖双方，尤其是买方的风险予以提示，因此其对于买卖关系被认定为无效的后果所应承担的责任应较陈先生重。陈先生作为买受人，未认真审核刘女士房屋共有人的情况，主观上亦存在一定过错。综合上述因素，法院确认刘女士按50%的比例承担过错责任，鑫尊公司按30%的比例承担过错责任，陈先生按20%的比例承担过错责任。最终法院依据评估结论判决刘女士赔偿陈先生房屋差价损失35万元，鑫尊公司赔偿陈先生房屋差价损失21万元，并驳回了陈先生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例四 拆迁安置房可以买卖

近日，成都锦江法院审理了一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原告购买被告房屋后，被告反悔称所卖房屋是拆迁安置房，按拆迁协议规定不得进入房地产市场交易，所以双方的《购房协议》无效。那么，双方的《购房协议》是否有效呢？

锦江法院审理后认为，拆迁安置房在被拆迁人尚未取得产权的时候，从权属确定层面来看和“预售商品房”一样，虽也是“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但产权处于“可以期待”的状态，拆迁安置房在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时候，签订转让合同并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最后锦江法院一审判决被告应在房屋具备办理分户产权登记条件之日起2个月内为原告办理房屋的产权变更登记。

案例五 被拆迁人签了买卖合同又反悔，法院认定合同有效判决驳回 中国江苏网讯：二手房买卖成交合同签订后，房主以房屋尚未申领产权证书为由，要求确认房屋买卖合同无效，而买方坚持合同有效，要求继续履行合同，遂发生纠纷。日前，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维持原判，驳回上诉”的二审判决，支持了房屋买方关于合同有效的诉求。

案件起因

两年前签订卖拆迁房合同一年前卖主单方面终止履行

2009年3月28日，戴某与徐某签订《定房协议书》，约定由徐某购买戴某位于昆山市陆家镇的一幢房屋（含附属的自行车库），其中房屋建筑面积 120.11平方米，自行车库面积9.74平方米，总价为30万元。同时双方约定，买方在签订合同后支付首付款10万元，交付房屋时再支付房款15万元，在房屋产权证过户后支付余款5万元。当日，戴某收取了徐某支付的定金1000元，并出具收据。同年 3月30日，双方签订《房屋买卖成交合同》，约定由徐某购买戴某的上述房屋，房屋价款及付款方式与定房协议书相同，双方还约定了违约条款，如一方违约应当赔偿另一方房屋总价60%的违约金。合同签订后，戴某当场收取徐某支付的10万元，并出具收据。

2010年6月1日，戴某向徐某发出1份《终止合同函》，称买卖合同约定的房屋因尚未申领产权证书，依照《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8条第6款“下列房地产，不得转让„„

（六）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之规定，要求终止房屋买卖合同，并向徐某退回已付房款。徐某对此表示异议，他认为双方之前签订的购房合同有效，不同意终止履行合同。双方因此发生争执，于是戴某向昆山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案件一审 一审法院判定合同有效，驳回原告诉求

戴某请求法院判令终止原被告双方于2009年3月签订的房屋买卖成交合同，并要求退还被告方房款10万元。

昆山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原被告双方所签房屋买卖成交合同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该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履行合同，对原告请求判令终止合同并退还房款的诉求，法院认为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2011年4月16日，昆山法院判决驳回了戴某的诉讼请求。

6月14日，戴某就一审判决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称根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8条第6款规定，该房屋不准买卖，因此本案买卖合同无效，同时诉称争议房屋为上诉人与女儿共有，据此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

苏州中院经过审理认为上诉人戴某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最终作出上述终审判决。

第四篇：买卖合同运用——案例纠纷

一起典当和商品房抵押纠纷案件引发的思考

日期：2014-08-21 10:27:21 作者：长沙典当网 来源：长沙典当网 点击： 8 近年来，在龙潭区公安分局和龙潭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龙潭法院)出现了一些涉及吉林市轩宇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轩宇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池铁吉的案件，由于这些案件事实比较复杂，法律关系比较混乱，特别是由于轩宇公司和池铁吉本人在陷入经济困难时法律意识淡薄，维权意识不强，急于摆脱困境，加之有的典当行和个人唯利是图，逼其就范，使案件事实似是而非，真假难辨，给司法机关造成了许多麻烦。最近，又有十三个自然人以经过备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和自己已经占有房屋的事实为由起诉要求确认《商品房买卖合同》有效。如驳回起诉，原告有《商品房买卖合同》且占有房屋;如确认合同有效，则可能造成一批错案。为此，特对这些案件涉及的事实和法律关系提出分析意见，供贵院领导在研究和处理该类案件时参考。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一、关于轩宇公司以商品房抵押借款的有关情况

轩宇公司是一家房地产开发企业。2003年开始在吉林市滨江北路开发建设“江畔名苑”小区。2006年，在小区房屋建设进入收尾阶段的关键时刻，由于国家政策调整，银行停止给房地产开发企业贷款，轩宇公司支付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发生困难，陷入困境。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决定向吉林市商通典当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商通典当)借款。商通典当提出让轩宇公司以自己在建的江畔名苑房屋抵押，每户房屋可借给10万元人民币，月息5%。双方于2006年1月6日签订了2006吉商典字第7号《典当合同》。合同主要内容为：“

1、典当物„..五处房屋，房屋面积均为1310.24平方米。„.当期二个月，„.当期届满五日后，乙方不续当，即为绝当„”。由于轩宇公司及时还清了当金及相关费用，未予强制执行。

此后，轩宇公司因资金困难又多次借款。但商通典当既不给出具当票，也不签订典当协议，而是仍然以每借10万元就要以一套商品房抵押，并要求以商通典当提供的自然人(商通典当的工作人员及其亲属)的名义与轩宇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中的房屋不论住宅还是网点、车库一律以每平方米1000元计价，同时让轩宇公司给出出具每户房屋应交房款的虚假收据(轩宇公司在收据底联上标注：“未交现金”)，还让轩宇公司与其一同到房产管理部门进行《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备案登记。此间，轩宇公司共向商通典当借款五次，总计借款510万元。此后，轩宇公司在还清相当一处房屋借款的本息时，便赎回一份《商品房买卖合同》，轩宇公司共交本金及利息450余万元，共计赎回合同12份，办理撤销备案3份。其他39份合同均为商通典当工作人员及其亲属名字(其中陈占敏4套、王爱梅3套、周谨2套、杜海滨3套)。后来，相应人员又直接占有了相关的房屋。其中有的已经转卖他人。在最近起诉的十三户中有近十人又在房产管理部门变更了备案。

与此相类似的是2007年6月11日，轩宇公司又向邵长利借款100万元，借期三个月，2007年9月邵长利就向龙潭法院起诉要求确认商品房买卖合同有效。龙潭法院经审理做出(2007)龙民初字第906和907号判决。判决认定：“轩宇房地产因公司资金短缺，于2007年年6月11日向邵长利借款现金100万元，当日，轩宇房地产与邵长利签订了借款合同，合同中约定，以包括本案诉争的房屋在内的10套房屋作为抵押，借款期限为三个月。同日，轩宇房地产签订了买房人为邵长利的，位于吉林市龙潭区滨江北路江畔名苑1号楼1号商业网点(191.08平方米)和10号楼2单元6层16号房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轩宇房地产出具收据，交款单位为邵长利，收款方式一栏中记载未收现金，抵押借款。另外，在前述轩宇房地产与邵长利签订的借款合同中，还载明，待借款按期还清，上述商品房买卖合同和房款往来收据一并收回作废，如按期未能还清上述款项，双方另行协商延期或由出资方(邵长利)收回上述房产。”龙潭法院同时认为：“邵长利虽称其与轩宇房地产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但未能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其诉讼主张。而事实上，轩宇房地产与邵长早存在着借款合同关系，邵长利与轩宇房地产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实际是为借款抵押而签订的，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且双方约定如到期不能偿还借款，由出资方收回房屋的约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十条“订立抵押合同时，抵押权人和抵押人在合同中不得约定在债务履行期届满抵押权人未受清偿时，抵押物的所有权转移为债权人所有”的禁止性规定，没有法律效力。故本院对邵长利要求轩宇房地产按商品房买卖合同全面履行义务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现在，龙潭法院正在审理的十三户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虽然已经备案，但其本质上和邵长利起诉的并无不同。

二、对轩宇公司向商通典当借款及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等问题的法律分析

1、轩宇公司以房屋抵押从商通典当借款的行为是典当行为。《典当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本办法所称典当，是指当户将其动产、财产权利作为当物质押或者将其房地产作为当物抵押给典当行，交付一定比例费用，取得当金，并在约定期限内支付当金利息、偿还当金、赎回当物的行为”。轩宇公司因资金周转发生困难，以自己的在建房屋为抵押，向商通典当借款，并支付借款利息(当息)，同时约定在还清借款本息后可以赎回商品房买卖合同，双方行为属于“典当”行为。

2、商通典当不开当票、不签合同、超高利息、房屋留抵严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

《典当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典当行从事经营活动，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但是，商通典当与轩宇公司的典当行为，存在许多严重的违法违规行为，甚至涉嫌犯罪。(1)商通典当借款时设定的当息标准过高，上打利息违法。《典当管理办法》第三

十七条规定：“典当当金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银行机构6个月期法定贷款利率及典当期限折算后执行。典当当金利息不得预扣。”第三十八条规定：“典当综合费用包括各种服务及管理费用。动产质押典当的月综合费率不得超过当金的42‟。房地产抵押典当的月综合费率不得超过当金的27‟”。也就是说，以房屋抵押进行典当的最高收费应为同期贷款利率加上综合费率。

2006-2007年一年期的贷款利率最高的也只有月6.30‟，加上综合费率的最高值27‟，才33.3‟。而商通典当在借款时先行扣除一个月的利息5%，却仍按原数收取利息。这样，实际月收费已经达到63.1‟，高出规定29%，比规定值高出83%。，完全属于高利贷性质。(2)商通典当不给轩宇公司出具当票，也不签订典当合同的行为严重违法。《典当管理办法》第三十条明确规定：“当票是典当行与当户之间的借贷契约，是典当行向当户支付当金的付款凭证。典当行和当户就当票以外事项进行约定的，应当补充订立书面合同，但约定的内容不得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规定”。第三十一条规定：“当票应当载明下列事项：(一)典当行机构名称及住所;(二)当户姓名(名称)、住所(址)、有效证件(照)及号码;(三)当物名称、数量、质量、状况;(四)估价金额、当金数额;(五)利率、综合费率;(六)典当日期、典当期、续当期;„..”。因此，向当户出当票是典当行进行典当业务，进行经营的必须的程序。当票是双方的典当行为最重要的书面依据。在诉讼中是解决双方典当纠纷最重要的证据。但是，商通典当却知法违法。这样做的结果，一可以逃避行业监督，避免典当监督部门对其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查处;二可以逃避纳税，因为没有当票，当然就可以走账外账，或者根本不建账，不计入典当的营业额，当然不发生税费。不但可以不交所得税，连营业税也不必交;三可以对抗当户，当户如果要投诉或者起诉，让你没有充分的凭据和证据。

(3)商通典当让轩宇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严重违法。商通典当不但不给轩宇公司出具当票，还要求轩宇公司与其工作人员(工作人员的亲属)签署(之所以说是签署是因为开始并非真正的买卖，而是抵押)买卖这些商品房的合同，不论住宅还是门市房均以每平方米1000元计价。如果说商通典当以商品房买卖合同代替当票，仅仅是规避监督检查，逃避缴税。而实际上，商通典当是设置了一个陷井。如果他同意你回赎，你也有能力回赎，商品房买卖合同就是个形式，因为它是假的。而如果商通典当不同意回赎，这些合同就足可乱真。因为它不但使用了建设部统一印制的商品房买卖的正规文本，甚至还到房产部门备案。现在一些人拿着这些合同起诉确认商品房买卖合同有效并要求法院判决轩宇公司全面履行合同义务来看，其实就是以商品房买卖为由不走拍卖程序而直接占有。对此，贵院的判决已经阐述得十分清楚。此外，在这些合同中的交款方式均为“贷款”，而实际上没有一个人从银行贷款，更没有向轩宇公司交款。轩宇公司所收到的款项是商通典当的当金(借款)。轩宇公司不但要偿还本金，还要偿还高额的利息。如果把房屋确认给所谓的购房人，无论是住宅还是门市均为1000元一平方米，不要说利润，连成本都收不回来。

(4)商通典当直接占有抵押物甚至出卖抵押房屋不但违反典当法律法规，也违反了物权法和担保法，不但是无效的，而且是侵权行为。《典当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典当行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处理绝当物品：(一)当物估价金额在3万元以上的，可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有关规定处理，也可以双方事先约定绝当后由典当行委托拍卖行公开拍卖。拍卖收入在扣除拍卖费用及当金本息后，剩余部分应当退还当户，不足部分向当户追索”。在商通典当和轩宇公司的典当中，房地产抵押不应该转移抵押物的占有。虽然在第一个典当合同中约定由商通典当对抵押的房产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但后来双方并没有再签订类似的书面合同。如果轩宇公司对抵押的房屋不能回赎视为绝当，也应该由双方协商处理方法或者由商通典当委托拍卖行拍卖，而不能自行处理。轩宇公司有权要求商通典当对其任意占有、随意处分房屋造成的经济损失给出予赔偿。(5)商通典当严重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典当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典当行为“应当遵循平等、自愿、诚信、互利的原则”。不能否认，典当是一种经营行为，它在为中小企业和个人提供借款的同时，也要维持自身的发展，也要追求一定的经济效益。但是，必须以遵守国家法律为前提，决不能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商通典当以弄虚作假的方法，以高利盘剥他人，又设计谋夺他人财产，不仁、不义。

(6)更为严重的是商通典当逃税行为涉嫌犯罪。在这起典当业务中，商通典当无本万利。一方面可以让工作人员或其亲属每人集资10万元借给轩宇，得到一户价值数十万元的房子;另一方面他得到450余万元的纯收益。按此计算其至少应交20余万元的营业税和近100余万元的所得税。按照刑法修正案(七)规定，纳税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或者不申报，逃避缴纳税款数额较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十以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如果按三年以下算可能超过了追诉时效，但如果应判处七年以下则还没有超过追诉时效。

三、关于双方纠纷的解决方法和途径。不可否认，尽管商通典当在与轩宇公司的典当过程中存在诸多违法之处，但商通典当毕竟为轩宇公司在一定程度上解了燃眉之急。双方的纠纷，还是应该尽量妥善解决为好。

方案

一、确认典当合同成立，无效按有效处理。以双方的约定为基础，双方认真核对账目，以总借款本金510万为基础，算清已经偿还的本金、利息和至商通占有房屋为止应继续偿还的本金和利息，由轩宇公司将房屋评估后折价偿还。多余部分返还轩宇公司。

方案二：追认商品房买卖合同成立。如果不采取第一方案，可以有条件地追认商品房买卖合同有效。即将先借的50万视为借款，已经偿还的本息结清。在已经偿还的数额中扣除该款后视为其余39套房屋的买房款，将39套房屋按每平方米1000元和实际面积算出总房款，由商通补足余款。

方案

三、追认商品房买卖合同有效，且视为已经全额交款。但既然是商品房买卖，就不应该再让轩宇公司承担利息。由商通典当返还390万元现金及自2007年至今银行同期贷款利息。

方案四：由原告和轩宇公司、商通典当三家协商，由原告或者商通典当对轩宇公司给予适当补偿。每户补交部分房款(从2007年的市场价每平方米2200元往下研究，最低不低于800元)。或者委托相关部门进行评估鉴定，以鉴定价格为准进行调解。方案五：以上为调解的方案。如不同意。双方均可向法院起诉。轩宇公司可以全案起诉典当合同无效、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由法院判决确认轩宇公司的借款数额及应偿还的本息。然后由法院进入执行，以商通典当占有的房屋经合法程序后变卖或拍卖抵债，多退少补

此外，第三人商通典当的经理陈占敏称只有第一笔50万是典当借款的说法不成立。因为如果仅有50万是借款，轩宇公司不会向商通典当还款和向商通典当的工作人员的卡上打款。

第三人商通典当的经理陈占敏的第二个说法是后来的钱都是向他借的。这不符合实际。如果他的说法成立，就更说明这些原告并没有直接向轩宇公司交购房款，而是由陈占敏个人交款并办理的商品房买卖手续，那么这些商品粮房买卖合同就相当于抵押手续，并非真正的商品房买卖关系，根据担保法和最高法院禁止“留抵”的规定，这些合同和邵长利的商品粮房买卖合同一样也是无效的。陈占敏直接处理抵押物，将抵押物高价转卖的行为也是无效的。同一个法院对相同的事实和相同的法律关系不应该做出不同的判决。

第五篇：房屋买卖合同案例评析

房屋买卖合同案例评析

1998年12月，某市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其开发的园景苑听涛阁（C2）幢7层B室房屋一套抵押给银行并办理了抵押登记。1999年10月24日，该被告与原告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合同约定，被告将园景苑听涛阁（C2）幢7层B室售于原告。价款729000元，该忘记房屋于2000年5月1日前交付使用。此后，原

告先后向被告支付购房款人民币275500元。被告于2000年6月9日通知原告办理房屋交接验收手续，但原告未办理。1999年7月2日该房屋的抵押登记被注销。原告诉至法院，称该合同未按《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规定办理过户手续，请求判令其与被告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被告返还其已付购房款人民币275500元并承担至还款日的利息损失。

有意见认为该房屋买卖合同未办理过户手续，合同应该无效。自意见认为，该合同虽未办理过户手续，但房屋过户手续只是房屋所有权移转的要件，而非合同有效的要件，该合同应为有效。但原告可以被告的迟延履行根据《合同法》第94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

[评析]

一、原告可否以该房屋买卖合同未办理过户手续而主张合同无效？

《城市房地产转让管理规定》第9条第l款规定：买卖城市私有房屋，卖方须持房屋所有权证明和身份证明，买方须持购买房屋证明信和身份证，到房屋所在地房屋管理办理手续。《城市房屋产权户籍管理暂行办法》第8条明确规定：凡未按照本办法申请办理房屋产权登记的，其房屋产权的取得、转移、变更和他项权利的设定，均为无效。如何理解该规定？产权过户登记是房屋买卖合同生效的要件吗？司法实践中又是如何解决此类问题的？

房屋买卖合同是合同双方就房屋这一标的达成的一方支付价金，另一方交付房屋产权的协议，该合同经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即成立。其是否有效须审查其合法性，只要具备合法性，合同即有效，就在当事人之间产生法律约束力。房屋买卖合同是房屋买卖行为的基础。房屋买卖的行为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签订有效的房屋买卖合同，二是实施该合同。因此，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存在于第一阶段，产权变动登记问题存在于第二阶段，因为登记是移转房产的要件，是实施合同内容、转移房产所有权的方式。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一个完整的房屋买卖行为是双方签订了一个有效的房屋买卖合同（第一阶段），并履行完了该合同，却一方支付了房价，另一方交付了房屋，房屋在法律上的交付体现为过户登记，也就是办完了过户登记手续（第二阶段）。《城市房地产转让管理规定》第7条也显示，房地产管理机关是在审查买卖双方合同合法有效并具备其他办证条件下，才办理过户登记的，过户登记是合同有效的结果，而不是合同是否有效的要件。因此，房屋产权登记和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的关系是房屋买卖合同有效，才能办理房屋产权过户登记，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合同不能履行，就不能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房屋买卖合同有效在前，房屋产权过户登记在后，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完全与是否登记过户无关，相反，它是登记过户的前提。那么如何判断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呢？以合同生效的要件即可判断：

（一）合同主体要合法，即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必须有与订立合同相适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二）行为人订立合同是意思表示真实

（三）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湖南省总工会诉长沙市：卫生防疫站房地产转让：合同纠纷案的批复中指出：双方当事人经过平等协商，并经各自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又在长沙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办理了房地产划拨转让手续，因此所签订的《房地产又产划拨转让协议书》是合法有效的。我们这样理解法律的上述规定，可能更符合立法的本意，也更符合实践的需要；产权过户登记是房屋产权移转的要件，而非合同的有效要件。签订了房屋头卖合同，买受人并未然的取得房产的所有权，其取得的只是请求出卖人转让房产的债权。只有了办理房屋过户登记，买受人才取得该房产的所有权。

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缔约能力，并已就房产买卖达成一致协议，比照市场价格，价格条款也较为合理，双方并无异议，且买方一预付部分房款。既然房产过户登记并非房卖卖合同的有效要件，该合同又是符合合同有效要件的，故该合同是合法有效的。从意思自治原则出发，是尊重双方当事人的意愿的。也是符合合同法鼓励交易原则的。当然买受方支付全部房款之后，出卖方应按合同转让该房产，并应当协助买受方办理过户手续，以实现房产所有权的移转。

二。本案中原告是否可以被告迟延履行而要求解除合同？

合同解除分为法定解除和约定解除两种。《合同法》第93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第94条则规定了法定解除的条件。

合同解除具有以下特点：（1）合同解除为一种法律行为。以解除权人一方的意思表示而成立，无须相对人承诺，故为单独行为。（2）解除为不要式行为，解除以解除的意思表示为相对人可能了解或达到相对人而生效。（3）解除为处分行为（4）产生溯及以往的消灭合同的效力。合同经解除，视为自始末成立。

从各国立法来看，法定解除发生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

种

情况：（1）给付迟延；（2）给付不能；（3）履行拒绝；（4）不完全给付：（5）情势变更。《合同法》第94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

（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末履行；

（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由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但是，虽有解除的原因，并不当然发生解除的效力，只发生解除权。解除权是一种形成权，仅凭一方当事人依法定事由作出的意思表示即可实现成的法律关系消灭，其行使无须征得对方当事人的同意。合同解除权的这一界定内涵三个属性：第一，单方意思表示的随意性。本着意志自由的原则，享有解除权的一方是否行使该权利，完全由其自主决定，即可以不解除合同，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也可以做出解除合同的表示，使违约方承担解除合同的法律后果。第二，解除事由的法定性。合同解除权以一定的法律事实（合同一方违约）为根据，以法律对该事由的确认为以前提。客观事实与法律确认是解除权得以享有和行使的必备条件：只有被法律明确加以认定的特定事由才能引起合同解除。

但在发生法律规定的合同解除发生的事由时，法律是否一律鼓励非违约方解除合同呢？答案是否定的。合同的法定解除应考虑以下关系：

1.合同解除与合同信守原则合同信守是合同法的重要原则之一。其要义为，依法订立的合同在当事人间具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除依当事人协议或法律规定合同可以变更或解除之外，当事人应当严格遵守合同义务，即使在一方违约时，如未造成另一方订立合同的主要目的难以实现的后果，另一方也不得轻易解除合同。合同信守原则是社会经济对合同法基本要求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必然要求。合同是双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结果，彼此信守相互许下的诺言是顺理成章的事；如果允许一方在合同订立的目的仍可以得到实现时，仅仅基于自身利益而擅自解除既存的合同关系，无疑会使合同的约束力以及市场交易道德的环境遭到破坏。对于合同法而言，合同信守是基本原则，合同解除是一种例外，因此应对合同解除予以严格限制。在美国，即使一方的行为己构成重大违约，美国法院在许多情况下并不允许受害方直接解除合同，而是要求其给违约方一个自行补救的机会。法院在决定应当给违约方多长时间进行自行补救时，要考虑各种相关因素。重要因素之一时。违约方的拖延将在多大程度上剥夺受害方有权期望从该交易中获得的利益。另一个于之相关的因素是，允许受害方即使解除合同会给违约方造成多大的损失。法院的最终决定应当是对权衡这种因素的结果。

2.合同解除与合同目的从合同法的目的来看，合同法的规范功能一般认为有两类；一为保护功能，即保护合同当事人的权益的功能。在合同解除制度中的表现为，法律应承认并赋予在违约行为导致非违约方订立合同的主要目的难以实现时，或发生预期根本违约约情况下，非违约方解除合同的权利。另一规范功能为鼓励交易功能，即鼓励当事人所从事的原愿交易行为的功能。解除合同等于是本己达成的交易中途流产，必将影响社会交易，因此又要求对合同解除严格加以限制。

从合同双方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经济目的来看，当事人订立合同，其目的无不是通过合同这种法律手段实现各自的经济利益。在合同有效成立以后，某些原因的出现常常会致使当事人订立合同的主要目的难以实现，如果不顾客观情况变化而强制当事人仍然信奉合同信守原则，必然会在根本上违背当事人订立合同的意图。因为合同解除将产生恢复原状的效力，如果不对合同解除严加限制，允许当事人轻易的解除合同，必然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也难以保护社会交易，难以保护当事人的订约目的。故法律对合同解除做出了严格的限制，从观众国立法，主要是对法定解除发生的原因加以严格限制：（1）给付迟延；（2）给付不能；（3）履行拒绝；（4）不完全给付；（5）情势变更。《合同法》第94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

（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末履行；

（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由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可见，构成根本违约的迟延履行是解除合同的原因之一。本案中，按合同约定被告应于2000年5月1日交房，而其却于6月9日才通知原告办理房屋交接验收手续，其行为显然已构成迟延履行。那么被告的迟延履行行为是否构成了根本违约？买受方是否可据《合同法》第94条第4款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

根本违约（Fundamentalbreachofcontract，是从英美法系国家的合同判例中产生的一种违约形态。它限定了解除合同这种特定违约责任方式的使用条件。什为违约行为的一利，根本为约当然应当符合违约行为的一种构成条件，即债务人实施了违反合同约定义务的行为，但因为现代民法重视违约与合同宗旨的关系，将之与履行行为的实际效果相联系，故难有在违约行为后果严重，以致无法实现合同目的的情况下，方构成根本违约。认定根本违约，关键在于如何判定“违约后果严重”。《合同法》规定为“不能实现合同日的”。相对于轻微违约，根本违约通常表现为即使经过修改或补正，也无法实现债权人利益的情况。当能在不同合同中，应结合合同的性质来考虑合同目的。总之，在我理解，只有违约结果严重到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即债权人利益无法实现的情况下，方认定为根本违约，也就是说合同债务、违约，甚至后果较为严重，但是可通过修补或改正而达到合同目的的，亦不构成根本违约。

在本案中，被告的迟延履行，并未给原告造成什么利益损失，更不会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我们无法认定已构成根本违约。而且迟延的期间不长，被告在违约后采取了较为积极的态度，及时的加以改正，使得原告的利益可得以实现。如果允许原告解除合同，反而会致使双方的目的无法实现，不符合合同法鼓励交易的宗旨。而且，解除合同将产生合同自始无效的后果，双方当事人的财产须恢复到订约前的状态，必将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再次，如果在此种未构成根本违约的情况下，允许原告解除合同，也不利于维护市场经济的交易安全和交易秩序，损害合同信守原则。故本案中，原告不能以被告的迟延交付构成根本违约为由主张解除合同。

在买卖合同中，出卖人负有物的瑕疵担保义务和权利瑕疵担保义务。出卖人的瑕疵担保义务要求，出卖人就交付的标的物负有保证第三人不得向买受人主张任何权利的义务。本案中，合同标的物（房屋）曾一度存在权利瑕疵，在被告通知原告办理房屋交接验收手续之时，合同标的物仍存在权利瑕疵，被告已违反了其瑕疵担保义务，因为抵押权具有追及力，而原告即使取得该标的物的所有权也不得以此来对抗抵押权的行使，这样原告不得不承担可能丧失标的物的风险。故原告有权拒绝办理房屋交接验收手续，该拒绝行为并不构成违约。但该房屋之抵押登记随后被注销，使被告对其违反瑕疵担保义务的一种补救措施。由于被告采取该补救措施及时、有效，因而并未构成重大违约。从该合同的履行结果来看，当事人的利益亦大体平衡，并无一方因此受损，因而，从鼓励交易的精神出发，应维持该合同的效力，但由于被告的行为已构成迟延履行，故原告仍可要求被告承担迟延履行的违约责任。

总之，在本案中，应认定该买卖房产合同有效，双方当事人应继续履行合同，但原告司基于被告的迟延履行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