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药家鑫案,论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5篇材料）

第一篇：结合药家鑫案,论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11.结合药家鑫案，论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药家鑫，大三的学生。2010年10月20日深夜，驾车撞人后又将伤者刺了八刀致其死亡，此后驾车逃逸至郭杜十字路口时再次撞伤行人，逃逸时被附近群众抓获。后被公安机关释放。2010年10月23日，被告人药家鑫在其父母陪同下投案。2011年1月11日，西安市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对药家鑫提起了公诉。同年4月22日在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药家鑫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赔偿被害人家属经济损失45498.5元。5月20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药家鑫案二审维持一审死刑判决。2011年6月7日上午，药家鑫被执行死刑。

药家鑫，一个大学学生竟然做出了这种事情，驾车将人撞了之后又下车将人连续又刺了八刀致其死亡，这是多么令人发指，一个受过祖国高等教育的人，居然可以做出这么丧尽天良的事情，这件事情值得我们社会反思，尤其是值得我们现在大学生好好思考一下，父母辛苦的将我们养大成人，并且省吃俭用的将我们送到学校，让我们接受教育，最后还供我们上大学，含辛茹苦的把我们培育成人，本来想让我们好好回报祖国的，但是，这件事情的发生使得很多人都反思孩子在学校到底学到了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呢？我们接受了这么多年的教育，在学校中每天积累知识，学习为人处事的道理，可以还是发生了这样子的事情，虽然药家鑫案是个别案件，但是却是值得我们思考了，一个大学生在学校不但没有学习到中华的传统文化，反而心里越发的有问题，想事情越发的偏激，使得他的心里有问题，最后让他在救人与不救人之间，选择了一个极端，将人捅死，我们不可以像他一样，我们需要理智的对待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因为我们并不是没有接受过教育的人，做事情不计后果，我们最起码也是国家培育的后备人才，我们不可以那么没有理智的处理有些事情，如果当我们对待和药家鑫一样的事情时，我们切记不可以和他一样，不理智的处理，最后导致受害人的死亡。

我们身为21世纪的新一代大学生，或许没有经历过动荡的时代，但是这一点都不影响我们作为大学生的积极性，现在的我们在学校除了学习之外，还可以广泛的参加各种各样的社交活动，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丰富多彩，同样的，学校在这方面也正在努力探索中，不停的邀请社会各界人士来学校为大家举办讲座，让我们从他们的经历中得到启示和人生的目标，让我们确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不在和以前一样，只是注重我们的学习，开始全面地发展我们综合素质，并不是和大学以前只是喊口号，是付诸实践的让我们提高综合素质，让我们以后进入社会的时候可以有跟多的筹码，也可以很快的融入社会，同时作为大学生的我们也不可以只依靠学校的培养，我们也需要自己去努力提高自己综合素质，提高自己的能力，在学校的时候多参加一些社会性质的公益活动，让我们更好的理解社会，服务社会的过程中让我们热爱我们的社会，爱自己，爱周围的人们，直至爱国家，作为大学生我们因该提高我们的综合素质，为了以后可以跟好的建设国家而努力，因为我们是国家中的一员，我们有义务去提高自己的能力之后去投身建设国家的队伍之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第二篇：论药家鑫案

论药家鑫案

摘要：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也极大地败坏了我省高校和大学生的声誉。药家鑫事件虽属偶发个案，但教训是深刻的，所反映出大学生思想道德及法律法规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关注和深思。关键词：教训，人性善，道德意识，法律平等

引言

前段时间，李启铭肇事之后撂出的“我爸是李刚”，这句极端嚣张之言，曾激起公众舆论的喧嚣；而今，西安音乐学院学生药家鑫撞伤女服务员，过度荒诞的“撞人补8刀”的恶劣行径，则超越了公众容忍的底线，“飞扬跋扈”、“惨无人道”，每一顶帽子扣在这位大三学生身上，都恰如其分。眼下的众人，不单是义愤填膺，而是恨不能“群起而攻之”了。

我们似乎又见到了导致人性极度扭曲的权钱附体或护佑。肇事者所驾驶的车辆系其私家车，其家境殷实。是什么让一个象牙塔里的天之骄子，对鲜活的生命如此漠然？又是什么让一个心智健全的成人，丧失了起码的道德水准和对法律的敬畏感？难道仅仅是“财富”和“权力”吗？当然不是。甚嚣尘上的权钱崇拜与无视法律的尊严难逃干系。

一定意义上讲，恰恰是社会上的一些不良风气助长了如此“富二代”或“官二代”，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适宜其生长的土壤。比如，是银行VIP，就可以插队没商量；是官员子女，招聘条件就可能“看人下菜碟儿”„„“用钱摆平”和“用权摆平”的事件你方唱罢我登场。可糟糕的是，众人不仅是审丑疲劳、见怪不怪，甚至也在向“丑”靠近，期冀靠“钱”与“权”拥有法外特权。不得不承认，一种社会心理真正相信什么，崇尚什么，一个拥有了“流行因素”的个体就会应验什么。“撞人补8刀”案中的肇事者，正是如此。

而我们的执法者，面对权贵阶层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也常显得底气不足。回首以往诸多公共事件，真正激怒众人的，也许并非是顾名思义的案件本身，也不一定是当事人悲惨的命运。而是一个权贵人员凭借金钱或权力为所欲为，凌驾于法律与规则之上，敢想也敢做，东窗事发后竟能冠冕堂皇地使出若干招数，或“出钱私了”、或“声明道歉”，来逃避或减轻法律制裁，而且最终成功了。西安大学生“撞人补8刀”案结果如何，我们还不得而知，但可以想见，财富和权力人人畸形追逐、公众看不清定刑依据与量刑标准、司法常对权贵法外开恩的最终指向，是一个社会规则、道德及人心的溃疡。而我们的困境则在于：面对一再被洞穿的底线，面对无力收拾的野性，面对天天呼号的法律平等，我们如何修复，又拿什么修复？

案件评论

一 刑法中交通肇事罪的价值取向——积极救助伤者的生命是肇事者的法定义务

刑法里规定交通肇事罪是过失犯罪，也就是被告人在案发时主观上没有直接的积极追求被害人死亡的故意，交通肇事罪则定罪较轻，正因为是犯罪人主观上是过失，刑法才对交通肇事罪规定了较轻刑罚，同时，交通肇事后积极救助伤者是也最为刑法规定的交通肇事者事后，最为迫切的法定义务，必须积极履行救人生命的法定义务。

刑法规定肇事逃逸或者为了逃避法律追究隐藏受害人，使受害人得不到救助而死亡，最高可判死刑。足以见证刑法对肇事者不积极救助致伤者死亡的严厉打击的态度。

而本案中，被告人药家鑫的行为，可谓令人发指，交通肇事后下车不但没有积极救助伤者，反而挥刀刺向可怜的伤者，试想药家鑫当时他怎么就下的了毒手。伤者是自己的同类，是人命，不是物呀？据法庭调查，被告人连刺8刀将伤者刺死，驾车逃窜。这种严重漠视他人生命，漠视自己的同类，缺乏起码的人性良知的心里，是怎么产生的？

就是一个没受过一点教育的普通民众，起码也知道助人为乐，救助有困难的他人的道理，“大学生”药家鑫却反人性的反常识性剥夺他们生命，这是典型的故意杀人罪，一点不含糊。

据被告人在庭审现场交代，自己害怕受害人难缠，听说农民难缠，害怕陷入无休止的赔偿纠纷中，一闪念就取出了随身携带的剪刀刺向伤者，认为刺死了伤者就不用无休止的赔偿了。

药家鑫此类驾车的侥幸者大错特错了，交通肇事后不去积极救助伤者，救人性命，只会让自己越陷越深，直至走向黑暗的铁窗生活，若逃逸致人死亡，恶性的案件还会受到刑法处以死刑的制裁。

好好清醒清醒吧，药家鑫之类驾车肇事后不去积极救助痛苦呻吟的人命的丧心病狂们，敬畏他人性命，就是敬畏自己的性命，漠视他人的性命，法律也会毫不留情的剥夺你的性命。

二 刑法中的死刑难题

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刑法规定有罪行的，可以判处被告人相应刑罚，刑法没有规定的罪行，不得判处被告人刑法规定以外的刑法。刑法规定了：故意杀人的判死刑，药家鑫交通肇事后，故意杀死伤者案件事实清楚，公诉人出示的各项证据确实充分，认定故意杀人罪，应该没有问题，但问题在于：

药家鑫=大学生=21岁的年轻人，根据刑法规定剥夺一个被告人生命的同时，我们惋惜，还是恐惧？毕竟我们也在也在根据刑法合法杀人。人们会说古往今来，杀人偿命，天经地义，他这是自作自受，活该。

那能不能我们给自己的同类这样一个年轻人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留下他的性命，让他在铁窗内度过漫长的几十年的赎罪生活，等到将来不惑之年，甚至花甲之年改造完全了，出狱了，重新做人。笔者注意到庭审中的一个细节：被告人药家鑫在做最后陈述时，失声痛哭，颤抖的声音的一再表示愿意替死者赡养老人，照顾孩子，愿意赔偿赎罪，这一刻药家鑫应该是发自内心的，是一个杀人犯面临的可能被判死刑的恐惧后怕中发出的忏悔声音。父母给予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仅有的一次，我们能不能善待自己的生命，善待同类的他人的性命？这不仅仅是问给我们自己，也问给药家鑫，假如当初挥刀那一刹那间转而善待自己同类的性命，将会是另一种境地。佛家说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在此得到印证。

然而，当我们想到死于非命的受害人的不幸遭遇，死者同样是活生生的年轻生命，而且是正在哺育两岁幼子的母亲，一位平凡的女子，死于非命怎能不痛心？一起普通交通肇事，受伤医治好了，继续生活也可以，但被告人药家鑫没有给这位不幸的女子一条活路。死者父母，丈夫，孩子，亲人，平凡的农民的家庭幸福被破灭，就在被告人的一转念之间狼性行为造成的终生悲剧，正如死者丈夫庭审所说，孩子永远的失去的母爱，这一生都无法弥补，是多少钱都换不回来的。

被告人杀了人，我们根据刑法规定合法杀掉杀人者，正义就实现了吗？我们是在实现正义？还是在延续杀人者悲剧——被告人被判死刑后的家庭悲剧？这样子，算一下，就会有两个家庭的悲剧。

三 悲剧的根源在哪里？ 罪刑法定，杀人偿命，毫无疑问，我们等待法庭的公正判决，等待正义的到来。政府学校组织近400名大专院校在校大学生来旁听此案，此番的苦心不明自言，我们大学生年轻人一定要树立对生命的敬畏意识，从内心里敬畏生命，要像怀有在人间做了恶事就会下地狱受惩罚的一样恐惧心理，去敬畏生命，才能不至于再造成悲剧的重演，有了对爱他们生命，就像爱自己性命一样的意识，才会在发生了类似的交通肇事后，第一反应是救助人命，而不是产生草菅人命的禽兽恶念。

同样的国内几十家众多媒体的高度关注，通过对此案的全国性公开审理，该案绝对会对今后交通肇事后必须积极第一时间救助人命，做出警世的教育，所有驾车的人们有着对人命关天的朴素的敬畏生命的意识，悲剧才会不会重演。最后为死者默哀，生者要牢记交通肇事后第一时间积极救助人命这一常识。

药家鑫不会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发表时间：2011-3-26 15:55:00 阅读次数:286 所属分类：未分类 2011年3月23日上午9点45分，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西安音乐学院大三学生药家鑫开车撞伤人后又连刺数刀致对方死亡一案，在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庭审中，药家鑫当庭下跪哭诉悔罪，辩护律师以自首和“激情杀人”为其辩护，要求从轻处罚。检察院则认为，药家鑫因开车肇事撞人，又持刀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情节恶劣，后果严重，应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同时，检察机关认为药家鑫虽有自首情节，但不足以从轻处罚。庭审结束时法官宣布经合议庭合议后将择日宣判。

一时间，社会各界对药家鑫案的判决结果议论纷纷，笔者浏览了网上公众的发言和相关媒体的报道，觉得大多数人认为药家鑫必须得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否则难消民恨，难除后患。对此，我也做了一些思考，这起案件到底怎样定性判处怎样的刑罚才是合适的呢？结合笔者的执业经验和我国的相关法律政策规定，我认为该案以死缓结案是恰当的。在阐释我的理由之前，我想说几点：

国家制定刑法的功能是什么？刑法的两大功能：社会保护功能和人权保障功能。主要是指国家创制、适用与执行刑罚所可能产生的积极的社会作用。它强调刑罚适用的外在表现。国家制定刑法的目的又是什么？主要是预防犯罪，其次是惩罚犯罪。它强调刑罚适用的内在属性。二者相得益彰，共同彰显刑法对社会最后一道保护底线的作用。我们看待一个刑事案件的时候，不能仅仅带着一个单纯、原始的刑罚观点看待社会发展中的犯罪问题，我们应该想到一个刑罚的适用对社会、对受害者及对加害者产生的整体影响，否则，国家也没有必要设立检察公诉机关主动揭发打击犯罪，任由我们自己解决罢了。

我一直以为，法律的真正武器不是从重处罚、杀一儆百，而是运用完善的法律，对每一个社会发展中发生的案件都公正适用法律，维护法律的权威。任何一个案件的审判都不能被媒体绑架，更不能被民间舆论所倾轧。

我认为药家鑫案判处死缓是恰当的，理由如下：

一，通过对自首前后药家鑫的行为表现可知，大学生药家鑫的杀人行为，动机来自于对先前过失行为后果的逃避，并非事先预谋，本想以不为人知的结果摆脱“农村人的纠缠”，他是在恐惧、恐慌之中选择了一个更错的方式解决已经犯下的错误，但比起预谋已久的故意杀人来说，主观故意突然了许多，这对于一个涉世不深的孩子来讲似乎可以考虑他的鲁莽，主观恶性没有到恶极的程度。

二，药家鑫的自首情节一般应当予以考虑。虽然法律规定了“可以”从轻、减轻、免除处罚，但法律规定的“可以”不能理解为既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而应理解为一般情况下应当照此办理。自首是犯罪后行为人的悔改表现之一，这种悔改表现并非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而且还要付诸实际行动。刑罚的目的根本在于预防犯罪，自首犯本身就是犯罪人中人身危险性较小的一类犯罪人。我国司法实践中实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除对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必须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以外，对绝大多数犯罪分子都是实行惩罚与教育改造相结合，使其改恶从善，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对于真正愿意悔改的犯罪分子，如果我们轻易杀之，对个人对社会都没有好处，很容易滋生以暴制暴、以血还血、同态复仇的土壤，对生命敬畏与尊重的社会价值观的形成是一种阻力。

三，对药家鑫判处死缓符合刑法的制定目的。用死缓带来的终身苦役的强度足以改变药家鑫决意再犯罪的心灵。死刑立即执行确实具有威慑作用，可以让社会看到酣畅淋漓的隆重的集体谋杀行为带来的快感，但其作用又非常有限。我们可以轻易杀掉一个愿意悔过自新的药家鑫，但是，我们通过这个行为给药家鑫的家人朋友，给受害者的家人，给我们整个社会又带来了什么？死刑立即执行适用的对象为“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罪大，指犯罪行为以及后果极其严重，给社会造成的损失特别巨大，它体现犯罪的客观危害程度，非罪大，不杀；恶极，指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特别大，它体现的是犯罪的主观过错程度，非恶极，不杀；只有同时具备罪大与恶极，才可适用死刑立即执行。凡可杀可不杀的，一律不能杀，否则就是错杀。我以为药家鑫的犯罪行为即使达到“罪大”底线，尚未达到“恶极”的地步。适用死缓，2年期满后，没有故意犯罪的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悔改并有立功表现，2年期满后，减为15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抗拒改造情节恶劣，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同时，死缓的适用终身剥夺了罪犯的政治权利。对药家鑫适用死缓可以达到预防犯罪与惩罚犯罪的双重目的。

四，彻底摒弃媒体定罪和舆论审判。现在的媒体常常充当无冕法院的角色，法官还没有说话，律师甚至还没有辩护，哪个人该定何罪判什么刑罚媒体报道的字里行间似乎都一清二白，这是很可怕的一种现象。媒体报道只能针对事实本身，不能对事件的性质作出论断，否则偏离了媒体报道尊重事实真相的本质。同时，民间充溢的“杀人偿命”思想依然深厚，中国国民普遍从众的心理，在面对与普通民众通常判断不一致的法院判决时，民众更多愿意相信感觉而不是权威的法律，这需要法律人秉持心中的法律正义之剑，无畏而立。

五，近年来一系列案件事实也可以看到药家鑫案判处死缓的影子。2009年付某在课堂上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程春明当堂砍死，付某在庭审中仍然不悔罪，但考虑到其有自首情节和先前良好表现，本着惩罚与教育的精神以死缓结案。付某在课堂上用刀将老师砍死的行为性质恶劣程度可以想见。“我爸是李刚案”的凶手更是被法院以在校园内发生交通肇事罪为由判处有期徒刑6年。这些案件的危害性与药家鑫案相比孰轻孰重，大家很清楚，在高举保障人权和尊重生命旗帜的今天，恐怕不会也不应该对药家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综上，考虑到药家鑫是初犯、自首、犯罪情节及悔罪表现等一系列因素来看，对药家鑫处以死缓符合罪刑法定精神，但尚达不到对药家鑫动用死刑立即执行的地步。

药家鑫事件更多的是一场社会悲剧

药家鑫事件绝非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表明我们的制度和社会，出现了某种“神经症性紊乱”。健全的人性与制度的腐败从来就不共戴天。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漠视人的生命和尊严，危机就隐藏在一系列社会事件中，如宜黄事件等种种强拆悲剧、赵作海冤案、跨省追捕等。一些部门在制定法律、政策的时候，往往千方百计规避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更多留给自己的是权利和无责任。权力出了问题，聚敛财富并按亲疏远近分配资源，就会撕裂社会的道德和人与人的关系——而它们又把其效应“传导”给人性，使人性出现大规模的败坏。权力紊乱让社会变得疯狂

论者石勇认为，权力的神经症性紊乱传导到社会上，只能让一个社会变得疯狂。2010年，“我爸是李刚！”成为经典名言。“官二代”、“富二代”飙车撞人构成当代奇观。这些现象表明，权力和金钱在社会上已经牢固地确立起主宰性的意识形态，穷人在遭受羞辱。贫富悬殊必然埋下冲突的种子。但在具有很大风险的时候，冲突不会冒出社会的地表，而是会以“潜规则”盛行、社会泄愤、诚信缺失、疯狂拜金等形式出现。它们构成了替代性的发泄渠道

药家鑫事件还反映了一种社会心理

人的心理事件不过是社会事件的心理层面。不受制约的权力和疯狂的社会，对于人的心理结构的影响是巨大的。观察一下社会心理就是，焦虑、怨恨、冷漠、恐惧、不安全感、不确定性弥漫于中国社会。失去正义和道德的看守后，人性的残忍和暴虐，便随时等待机会发泄。正是在以上背景下，有了撞人后又杀农妇的西安大学生药家鑫的残忍。包括前几年的马加爵、邱兴华都是这号人物。

二、从“药家鑫们”看人性教育缺失

“我要是他药家鑫，我也捅„„怎么没想着受害人当时不要脸来着，记车牌？”据留言人的资料显示，如此的话语竟然来自一个大学生——药家鑫同门师妹李颖。这番冷血“雷语”，短时间内在网络疯传，并发酵为公共话题，引发社会深层次的思考。

作为一位受过十几年教育的女大学生，我们难以想象，为何会说出如此暴戾、冷血的话！药家鑫漠视生命，捅杀无辜受害者，本是十恶不赦的犯罪行径，但这位女大学生竟大放厥词，力挺药家鑫，不知深重地放言“我要是他，我也捅„„”李大学生的是非观念、人性美丑完全颠倒错乱了。

诚然，她是药家鑫的同门师妹，说话可能带有一定的倾向性而让价值判断扭曲。但是，纵览药家鑫杀人案件，不难发现，药家鑫的极端残暴行为，李颖的极端言论，并非仅仅是个案。一言以蔽之，他们并非是“一个人在战斗”。比如，除了李颖力挺外，他的同学片面地认为药一贯温良、品学兼优，是个“好人”；律师将其凶残辩护为“激情杀人”；更有某专家声称“药家鑫捅八刀是习惯性弹钢琴动作”等。一个药家鑫的背后站着更多的“药家鑫们”，事件所折射出的问题，就已经不是药家鑫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每一个药家鑫就会直接对应着一个甚至是多个张妙。

如果再外延一下，我们发现漠视生命的各种版本并不乏见：

2009年“杭州飙车案”发生时，“官二代”同伴围在死者身前嬉笑的场景灼痛了公众的眼睛； 2010年，广东河源数名中学生在校园外的一条小巷里将一名流浪汉活活打死；

2010年，李启铭在校园内将两名女生撞成一死一伤后，嚣张冷漠地喊出“我爸是李刚”； 2011年4月13日，湘乡市发生一起肇事司机有二次碾人行为交通事故造成一儿童被压死； 2011年5月8日，重庆市忠县交通肇事司机将一女乞丐撞伤后逃逸，过了一个小时之后又返回原地将伤者压死；

2011年5月7日在福州市仓山区百花洲东路的非机动车道上，车号为“闽A2F209”的司机将一名小女孩撞倒之后下车查看，上车之后倒车碾过小女孩的后背，造成小女孩死亡；

„„ 所有这些，无不折射出中国当下社会一部分人们对生命逝去的茫然与冷漠。

三、人性教育，势在必行

（一）人性教育的含义

人性的教育是整个教育的原点。泰戈尔说：“教育的目的应当是向人类传送生命的气息”，把生命、人性教育视为原点可谓正本清源。教育之“育”正是应该从尊重生命开始，使人性向善，使人胸襟开阔，使人唤起自身美好的“善”根。而“药家鑫们”，缺失的恰恰是对生命的敬畏。

（二）产生的原因

1、过分倚重知识传授

当今中国教育的全部与“真谛”，仍然是过分倚重知识的传授，而对学生心理健康、人格健全、是非判断标准、价值观念的教育却是缺失的，当然也包括对敬畏生命教育的缺失等。

2、人性教育处于教育序列边缘状态

在当前中国社会，人格发展、道德发展在教育序列中，一直就处在边缘状态。教育行为完全绕着分数和就业率转。高等教育道德教育缺位已成不争的事实，过度的逐名夺利之心打破了本应有的校园宁静，学生争名夺利之风日盛。特别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逐渐出现了“功利下移”现象。以前还只是大

三、大四的面临就业的学生不能安心于书本、安心于课堂，而现在连刚进校的大学生，就在考虑如何就业、如何赚钱，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的唯一目的仅仅是获得文凭，成为缺乏基本道德观的“就业机器”。而高校不遏制这一趋势反而自降门槛和职业教育学院“争生意”、比高下，于是乎就业率成为衡量高校办学质量的依据，这也导致学校顾不上进行德育甚至是人性教育！

3、长久以来对生命教育课的忽视

家长只要求孩子考重点、上名校；老师只要求学生考高分、出成绩；社会也只会追捧所谓的中考、高考状元，没有人真正在乎他们的人格教育，在乎他们的心理健康成长。最后，这种忽视的恶果终于显现出来，药家鑫撞人后杀人，他的师妹发表毫无人性的言论，不过都是这种教育缺失的具体体现而已。

4、应试教育带来的弊端

长期的应试教育压抑人性，剥夺了学生的青春，学生不能从繁重的作业中解放出来，不能使学生得到在此年龄应该得到的人性教育。在“药家鑫案件”中，央视采访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专家李玫瑾说“药家鑫杀人是弹钢琴的习惯动作”，虽说夸大其词，但是从一个角度也说明药家鑫受机械灌输式的应试教育迫害之重。生命缺乏基本的尊重，都是生命教育严重缺失的结果。而一个连对自己或者是他人生命都缺乏尊重的人，无论他钢琴弹得多好，学业多么优秀，都不可能成为一个人格健全的人。

总之，人性教育，势在必行。唯有将缺失的人性教育重新补上，他们的人格才会健全，才能完善自我的同时也能有益于他人和社会，最起码不会像药家鑫一样危害他人和社会。那么，到底谁来给“药家鑫们”补上人性教育这一课呢？唯有家长、学校和社会。

与此同时，国家也应该倡导一种精神，引领人们正确的价值观。

四、人性教育，应该倡导“仁爱”“理性”“自然”的思想

人性教育，需要倡导“仁爱”“理性”“自然”的人性教育理念。

第一，倡导“仁爱”的教育理念。孔子曾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他把“仁”概括为人的最根本的品德和衡量人是否有道德的最高标准，认为其他的一切具体的道德标准都是由“仁”衍生而来。这种仁爱的根本含义又可以理解为爱人，根据爱的对象的不同其表现形式也不同，表现在爱父母亲人方面就是孝悌，而表现在爱朋友他人方面就是忠恕。当前，爱父母亲人的孝悌大多数还是可以做的，但是对他人的做到忠恕就难了。试想，假如这个接受高等教育的药家鑫能够尚且保留一丝的忠恕，主动承认错误，将被害人送到医院，那么还会有这场悲剧么？

第二，倡导“理性”的教育理念。汉徐干在《中论·治学》中说：“学也者，所以疏神达思，怡情理性，圣人之上务也。”人与一般生物最本质的区别在于——人会思考。可以说学会思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础。但是当前的学生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不会思考，由着自己的性子，且不说“哈韩”“哈日”的追星一族，单就说网上迅速蹿红的“芙蓉姐姐”而论，如此一个极度自恋的女人竟然有成千上万的粉丝，实在是不可想象。

如何改变这种滑稽且尴尬的境遇，摆在高校面前。当前的学校要教会学生冷静思考，教会学生判断。要让学生明白什么是真善美，什么事假恶丑，明白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不断矫正大学生价值观念的错位。

第三，倡导自然教育理念。辞海中，“自”有自己、己身和原始之貌之意；“然”有“是”和“如是”之说。“自然”就是事物原始的外在形式及其内在固有本质，具有原生型和发展性。高等教育应引领人性朝着自然的趋势发展，而不能违背人性发展的规律。

第三篇：药家鑫案感想

对经济法的理解

（一）经济法是经济法律规范的总称

（二）经济法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三）经济法调整的是一定范围的经济关系。

个人觉得，经济法的目的 简单说就是为了调整在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运用国家权力或宏观调控手段解决个体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矛盾，实现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统一，从而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和社会的良性发展。

案例

2010年10月20日22时30分许，药家鑫驾驶陕A419N0号红色雪弗兰小轿车从西安外国语大学长安校区返回市区途中，将前方在非机动车道上骑电动车同方向行驶的被害人张妙撞倒。药家鑫恐张妙记住车牌号找其麻烦，即持尖刀在张妙胸、腹、背等处捅刺数刀，将张妙杀死。逃跑途中又撞伤二人。同月22日，公安机关找其询问被害人张妙被害案是否系其所为，药家鑫矢口否认。同月23日，药家鑫在其父母陪同下到公安机关投案。①药家鑫是否属于“激情杀人”。②药家鑫自首情节是否应该被认定 ③药家鑫是否该被判处死刑 以上三点引发网友和媒体的热烈讨论

个人理解

司法可以拒绝舆论过分要求，药家鑫案体验司法公正！

必须承认中国司法公正的基础并不牢固，社会有着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影响司法判决的广泛猜测，尽管事实未必就是这样。舆论既极大限制了这样的操作空间，又容易以自己的声势和不专业形成“民意骚扰”，法院面临的考验是，它要在舆论的监督下，拒绝舆论本身有时会“有些粗暴”的干涉。

但是舆论并不等于民意，即使是民意，它的正确性和稳定性也远不及法律，稳定的民意可以对法律的演进产生影响，但针对具体案例的民意，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人的生命权，是最大的权利。无论强与弱，穷与富，显与贵，每个人的生命权都不容侵犯。可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药家鑫，却在开车撞伤妇女张妙后，错上加错，极其残忍地将张妙杀死。对这种手段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的直接故意犯罪，只有绳之以法，才能伸张社会正义，彰显法律的威严。

从程序上来讲，本案的审判显示了司法公正。据了解，面对社会上的各种声音，人民法院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充分保障了药家鑫及其辩护人依法行使权利。一审法院、二审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都依法保护了药家鑫的陈述权、举证权、质证权、辩护权、上诉权等诸多权利。为了回应社会各界对此案的关注，一审法院、二审法院都依法进行了公开审理，许多媒体和社会公众代表到庭旁听了庭审，使社会各界能够及时了解本案的审理程序和过程。最后，又经过了最高人民法院严格、严谨的死刑复核程序，为本案公正审判提供了程序上的保证。

第四篇：药家鑫案分析

药家鑫案分析

药家鑫，西安音乐学院大三的学生，于2010年10月20日23时许，驾驶红色雪佛兰小轿车从西安外国语学院长安校区返回西安，当行驶至西北大学长安校区西围墙外时，撞上前方同向骑电动车的张妙，后药家鑫下车查看，发现张妙倒地呻吟，因怕张妙看到其车牌号，以后找麻烦，便产生杀人灭口之恶念，遂从随身背包中取出一把尖刀，上前对倒地的被害人张妙连捅数刀，致张妙当场死亡。杀人后，被告人药家鑫驾车逃离现场，当车行至翰林路郭南村口时再次将两行人撞伤，后交警大队郭杜中队将肇事车辆暂扣待处理。2010年10月23日，被告人药家鑫在其父母陪同下到公安机关投案。经法医鉴定：死者张妙系胸部锐器刺创致主动脉、上腔静脉破裂大出血而死亡。2011年3月23日，该案件在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审。

“去年10月20日晚11点多，我开车去大学城见朋友，返回西安的路上，我低头换光碟时感觉车身颤了一下，我停下车，透过车灯发现，车前有一辆电动自行车。下车后，发现一个女的躺在地上，距离我的车只有两三米，并且抬起头正在记车号。我当时特别慌乱，想着要是被撞者落下终身残疾，她会缠我一辈子。一看周围没有目击者，所以，我一时鬼迷心窍，掏出随身携带的尖刀，将她杀死了……之后，我开车逃离现场。没多久又撞了两个人，想再驾车逃跑时，被附近居民围在现场，后来就被警察抓了。”——药家鑫自述

案件开审

西安市人民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对药家鑫提起公诉，药家鑫在讯问中说，自己于2010年7月拿到的驾照，轿车属于他名下，2010年6月购买。他承认在案发时内心非常害怕，杀人只是一念之差，而作案的凶器是一把长二三十公分的单刃切肉刀，是他在案发当天在超市买的。

他说，他装着刀的包就放在副驾驶位置上，下车查看时，他随身带着包下去的。因为他父母叮嘱他，贵重物品要随身携带。在下车查看时发现张妙躺着有呻吟声。他没有询问伤情，也没有与伤者说话，考虑到对方撞伤后会找他不断索赔，隔了两三秒的时间，就拿刀开始刺被害人。究竟刺了多少刀，刺到什么部位已经记不住了。据悉，目前被害人家属只拿了15000元的丧葬费，拒绝了药家鑫父母给的另一笔30000元的赔偿。

被告律师辩护

药家鑫表示后悔，其律师许涛辩称为激情杀人。他的律师辩护说，这是一起交通肇事转型的故意杀人案件，药家鑫是一念之差，属于激情杀人。他的成长道路没有污点，学习优秀、得过各种奖励，且有自首情节。希望法庭从宽量刑，给他一条改过自新的路。药家鑫案受害人张妙家人的代理律师许涛表示，关于民事赔偿，两家仍未达成协议，庭审中，本案原告当庭向法官提出附带民事诉讼请求。许涛也曾表示，张妙家人不在乎赔偿数额，但是认为对方的态度不积极，很难接受。

同学请愿

庭审现场辩护人律师向法庭提交3份材料，包括报纸对药家鑫主动递交悔过书的报道，上学期间的13份奖励，被告人校友、同学、邻居的4份请愿书，请求法庭给被告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但不能成为证据。

民事原告人张妙的丈夫当庭说：我不看那个，那都是垃圾！什么是激情杀人

激情杀人，即本无任何杀人故意，但在被害人的刺激、挑逗下而失去理智，失控而将他人杀死，其必须具备以下条件：其一，必须是因被害人严重过错而引起行为人的情绪强烈波动；其二，行为人在精神上受到强烈刺激，一时失去理智，丧失或减弱了自己的辨认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其三，必须是在激愤的精神状态下当场实施。

案件评论

前段时间，李启铭肇事之后撂出的“我爸是李刚”，这句极端嚣张之言，曾激起公众舆论的喧嚣；而今，西安音乐学院学生药家鑫撞伤女服务员，过度荒诞的“撞人补8刀”的恶劣行径，则超越了公众容忍的底线，“飞扬跋扈”、“惨无人道”，每一顶帽子扣在这位大三学生身上，都恰如其分。眼下的众人，不单是义愤填膺，而是恨不能“群起而攻之”了。

我们似乎又见到了导致人性极度扭曲的权钱附体或护佑。肇事者所驾驶的车辆系其私家车，其家境殷实。是什么让一个象牙塔里的天之骄子，对鲜活的生命如此漠然？又是什么让一个心智健全的成人，丧失了起码的道德水准和对法律的敬畏感？难道仅仅是“财富”和“权力”吗？当然不是。甚嚣尘上的权钱崇拜与无视法律的尊严难逃干系。

一定意义上讲，恰恰是社会上的一些不良风气助长了如此“富二代”或“官二代”，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适宜其生长的土壤。比如，是银行VIP，就可以插队没商量；是官员子女，招聘条件就可能“看人下菜碟儿”„„“用钱摆平”和“用权摆平”的事件你方唱罢我登场。可糟糕的是，众人不仅是审丑疲劳、见怪不怪，甚至也在向“丑”靠近，期冀靠“钱”与“权”拥有法外特权。不得不承认，一种社会心理真正相信什么，崇尚什么，一个拥有了“流行因素”的个体就会应验什么。“撞人补8刀”案中的肇事者，正是如此。

而我们的执法者，面对权贵阶层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也常显得底气不足。回首以往诸多公共事件，真正激怒众人的，也许并非是顾名思义的案件本身，也不一定是当事人悲惨的命运。而是一个权贵人员凭借金钱或权力为所欲为，凌驾于法律与规则之上，敢想也敢做，东窗事发后竟能冠冕堂皇地使出若干招数，或“出钱私了”、或“声明道歉”，来逃避或减轻法律制裁，而且最终成功了。

西安大学生“撞人补8刀”案结果如何，我们还不得而知，但可以想见，财富和权力人人畸形追逐、公众看不清定刑依据与量刑标准、司法常对权贵法外开恩的最终指向，是一个社会规则、道德及人心的溃疡。而我们的困境则在于：面对一再被洞穿的底线，面对无力收拾的野性，面对天天呼号的法律平等，我们如何修复，又拿什么修复？

药家鑫事件更多的是一场社会悲剧

药家鑫事件绝非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表明我们的制度和社会，出现了某种“神经症性紊乱”。健全的人性与制度的腐败从来就不共戴天。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漠视人的生命和尊严，危机就隐藏在一系列社会事件中，如宜黄事件等种种强拆悲剧、赵作海冤案、跨省追捕等。一些部门在制定法律、政策的时候，往往千方百计规避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更多留给自己的是权利和 无责任。权力出了问题，聚敛财富并按亲疏远近分配资源，就会撕裂社会的道德和人与人的关系——而它们又把其效应“传导”给人性，使人性出现大规模的败坏。

权力紊乱让社会变得疯狂

论者石勇认为，权力的神经症性紊乱传导到社会上，只能让一个社会变得疯狂。2010年，“我爸是李刚！”成为经典名言。“官二代”、“富二代”飙车撞人构成当代奇观。这些现象表明，权力和金钱在社会上已经牢固地确立起主宰性的意识形态，穷人在遭受羞辱。贫富悬殊必然埋下冲突的种子。但在具有很大风险的时候，冲突不会冒出社会的地表，而是会以“潜规则”盛行、社会泄愤、诚信缺失、疯狂拜金等形式出现。它们构成了替代性的发泄渠道

药家鑫事件还反映了一种社会心理

人的心理事件不过是社会事件的心理层面。不受制约的权力和疯狂的社会，对于人的心理结构的影响是巨大的。观察一下社会心理就是，焦虑、怨恨、冷漠、恐惧、不安全感、不确定性弥漫于中国社会。失去正义和道德的看守后，人性的残忍和暴虐，便随时等待机会发泄。正是在以上背景下，有了撞人后又杀农妇的西安大学生药家鑫的残忍。包括前几年的马加爵、邱兴华都是这号人物。

一 刑法中交通肇事罪的价值取向——积极救助伤者的生命是肇事者的法定义务

刑法里规定交通肇事罪是过失犯罪，也就是被告人在案发时主观上没有直接的积极追求被害人死亡的故意，交通肇事罪则定罪较轻，正因为是犯罪人主观上是过失，刑法才对交通肇事罪规定了较轻刑罚，同时，交通肇事后积极救助伤者是也最为刑法规定的交通肇事者事后，最为迫切的法定义务，必须积极履行救人生命的法定义务。

刑法规定肇事逃逸或者为了逃避法律追究隐藏受害人，使受害人得不到救助而死亡，最高可判死刑。足以见证刑法对肇事者不积极救助致伤者死亡的严厉打击的态度。

而本案中，被告人药家鑫的行为，可谓令人发指，交通肇事后下车不但没有积极救助伤者，反而挥刀刺向可怜的伤者，试想药家鑫当时他怎么就下的了毒手。伤者是自己的同类，是人命，不是物呀？据法庭调查，被告人连刺8刀将伤者刺死，驾车逃窜。这种严重漠视他人生命，漠视自己的同类，缺乏起码的人性良知的心里，是怎么产生的？

就是一个没受过一点教育的普通民众，起码也知道助人为乐，救助有困难的他人的道理，“大学生”药家鑫却反人性的反常识性剥夺他们生命，这是典型的故意杀人罪，一点不含糊。

据被告人在庭审现场交代，自己害怕受害人难缠，听说农民难缠，害怕陷入无休止的赔偿纠纷中，一闪念就取出了随身携带的剪刀刺向伤者，认为刺死了伤者就不用无休止的赔偿了。

药家鑫此类驾车的侥幸者大错特错了，交通肇事后不去积极救助伤者，救人性命，只会让自己越陷越深，直至走向黑暗的铁窗生活，若逃逸致人死亡，恶性的案件还会受到刑法处以死刑的制裁。

好好清醒清醒吧，药家鑫之类驾车肇事后不去积极救助痛苦呻吟的人命的丧心病狂们，敬畏他人性命，就是敬畏自己的性命，漠视他人的性命，法律也会毫不留情的剥夺你的性命。二 刑法中的死刑难题

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刑法规定有罪行的，可以判处被告人相应刑罚，刑法没有规定的罪行，不得判处被告人刑法规定以外的刑法。刑法规定了：故意杀人的判死刑，药家鑫交通肇事后，故意杀死伤者案件事实清楚，公诉人出示的各项证据确实充分，认定故意杀人罪，应该没有问题，但问题在于：

药家鑫=大学生=21岁的年轻人，根据刑法规定剥夺一个被告人生命的同时，我们惋惜，还是恐惧？毕竟我们也在也在根据刑法合法杀人。人们会说古往今来，杀人偿命，天经地义，他这是自作自受，活该。

那能不能我们给自己的同类这样一个年轻人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留下他的性命，让他在铁窗内度过漫长的几十年的赎罪生活，等到将来不惑之年，甚至花甲之年改造完全了，出狱了，重新做人。笔者注意到庭审中的一个细节：被告人药家鑫在做最后陈述时，失声痛哭，颤抖的声音的一再表示愿意替死者赡养老人，照顾孩子，愿意赔偿赎罪，这一刻药家鑫应该是发自内心的，是一个杀人犯面临的可能被判死刑的恐惧后怕中发出的忏悔声音。父母给予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仅有的一次，我们能不能善待自己的生命，善待同类的他人的性命？这不仅仅是问给我们自己，也问给药家鑫，假如当初挥刀那一刹那间转而善待自己同类的性命，将会是另一种境地。佛家说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在此得到印证。

然而，当我们想到死于非命的受害人的不幸遭遇，死者同样是活生生的年轻生命，而且是正在哺育两岁幼子的母亲，一位平凡的女子，死于非命怎能不痛心？一起普通交通肇事，受伤医治好了，继续生活也可以，但被告人药家鑫没有给这位不幸的女子一条活路。死者父母，丈夫，孩子，亲人，平凡的农民的家庭幸福被破灭，就在被告人的一转念之间狼性行为造成的终生悲剧，正如死者丈夫庭审所说，孩子永远的失去的母爱，这一生都无法弥补，是多少钱都换不回来的。

被告人杀了人，我们根据刑法规定合法杀掉杀人者，正义就实现了吗？我们是在实现正义？还是在延续杀人者悲剧——被告人被判死刑后的家庭悲剧？这样子，算一下，就会有两个家庭的悲剧。

三 悲剧的根源在哪里？

罪刑法定，杀人偿命，毫无疑问，我们等待法庭的公正判决，等待正义的到来。政府学校组织近400名大专院校在校大学生来旁听此案，此番的苦心不明自言，我们大学生年轻人一定要树立对生命的敬畏意识，从内心里敬畏生命，要像怀有在人间做了恶事就会下地狱受惩罚的一样恐惧心理，去敬畏生命，才能不至于再造成悲剧的重演，有了对爱他们生命，就像爱自己性命一样的意识，才会在发生了类似的交通肇事后，第一反应是救助人命，而不是产生草菅人命的禽兽恶念。

同样的国内几十家众多媒体的高度关注，通过对此案的全国性公开审理，该案绝对会对今后交通肇事后必须积极第一时间救助人命，做出警世的教育，所有驾车的人们有着对人命关天的朴素的敬畏生命的意识，悲剧才会不会重演。最后为死者默哀，生者要牢记交通肇事后第一时间积极救助人命这一常识。

药家鑫不会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发表时间：2011-3-26 15:55:00 阅读次数:286 所属分类：未分类

2011年3月23日上午9点45分，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西安音乐学院大三学生药家鑫开车撞伤人后又连刺数刀致对方死亡一案，在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庭审中，药家鑫当庭下跪哭诉悔罪，辩护律师以自首和“激情杀人”为其辩护，要求从轻处罚。检察院则认为，药家鑫因开车肇事撞人，又持刀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情节恶劣，后果严重，应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同时，检察机关认为药家鑫虽有自首情节，但不足以从轻处罚。庭审结束时法官宣布经合议庭合议后将择日宣判。

一时间，社会各界对药家鑫案的判决结果议论纷纷，笔者浏览了网上公众的发言和相关媒体的报道，觉得大多数人认为药家鑫必须得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否则难消民恨，难除后患。对此，我也做了一些思考，这起案件到底怎样定性判处怎样的刑罚才是合适的呢？结合笔者的执业经验和我国的相关法律政策规定，我认为该案以死缓结案是恰当的。在阐释我的理由之前，我想说几点：

国家制定刑法的功能是什么？刑法的两大功能：社会保护功能和人权保障功能。主要是指国家创制、适用与执行刑罚所可能产生的积极的社会作用。它强调刑罚适用的外在表现。国家制定刑法的目的又是什么？主要是预防犯罪，其次是惩罚犯罪。它强调刑罚适用的内在属性。二者相得益彰，共同彰显刑法对社会最后一道保护底线的作用。我们看待一个刑事案件的时候，不能仅仅带着一个单纯、原始的刑罚观点看待社会发展中的犯罪问题，我们应该想到一个刑罚的适用对社会、对受害者及对加害者产生的整体影响，否则，国家也没有必要设立检察公诉机关主动揭发打击犯罪，任由我们自己解决罢了。

我一直以为，法律的真正武器不是从重处罚、杀一儆百，而是运用完善的法律，对每一个社会发展中发生的案件都公正适用法律，维护法律的权威。任何一个案件的审判都不能被媒体绑架，更不能被民间舆论所倾轧。

我认为药家鑫案判处死缓是恰当的，理由如下：

一，通过对自首前后药家鑫的行为表现可知，大学生药家鑫的杀人行为，动机来自于对先前过失行为后果的逃避，并非事先预谋，本想以不为人知的结果摆脱“农村人的纠缠”，他是在恐惧、恐慌之中选择了一个更错的方式解决已经犯下的错误，但比起预谋已久的故意杀人来说，主观故意突然了许多，这对于一个涉世不深的孩子来讲似乎可以考虑他的鲁莽，主观恶性没有到恶极的程度。

二，药家鑫的自首情节一般应当予以考虑。虽然法律规定了“可以”从轻、减轻、免除处罚，但法律规定的“可以”不能理解为既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而应理解为一般情况下应当照此办理。自首是犯罪后行为人的悔改表现之一，这种悔改表现并非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而且还要付诸实际行动。刑罚的目的根本在于预防犯罪，自首犯本身就是犯罪人中人身危险性较小的一类犯罪人。我国司法实践中实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除对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必须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以外，对绝大多数犯罪分子都是实行惩罚与教育改造相结合，使其改恶从善，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对于真正愿意悔改的犯罪分子，如果我们轻易杀之，对个人对社会都没有好处，很容易滋生以暴制暴、以血还血、同态复仇的土壤，对生命敬畏与尊重的社会价值观的形成是一种阻力。

三，对药家鑫判处死缓符合刑法的制定目的。用死缓带来的终身苦役的强度足以改变药家鑫决意再犯罪的心灵。死刑立即执行确实具有威慑作用，可以让社会看到酣畅淋漓的隆重的集体谋杀行为带来的快感，但其作用又非常有限。我们可以轻易杀掉一个愿意悔过自新的药家鑫，但是，我们通过这个行为给药家鑫的家人朋友，给受害者的家人，给我们整个社会又带来了什么？死刑立即执行适用的对象为“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罪大，指犯罪行为以及后果极其严重，给社会造成的损失特别巨大，它体现犯罪的客观危害程度，非罪大，不杀；恶极，指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特别大，它体现的是犯罪的主观过错程度，非恶极，不杀；只有同时具备罪大与恶极，才可适用死刑立即执行。凡可杀可不杀的，一律不能杀，否则就是错杀。我以为药家鑫的犯罪行为即使达到“罪大”底线，尚未达到“恶极”的地步。适用死缓，2年期满后，没有故意犯罪的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悔改并有立功表现，2年期满后，减为15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抗拒改造情节恶劣，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同时，死缓的适用终身剥夺了罪犯的政治权利。对药家鑫适用死缓可以达到预防犯罪与惩罚犯罪的双重目的。

四，彻底摒弃媒体定罪和舆论审判。现在的媒体常常充当无冕法院的角色，法官还没有说话，律师甚至还没有辩护，哪个人该定何罪判什么刑罚媒体报道的字里行间似乎都一清二白，这是很可怕的一种现象。媒体报道只能针对事实本身，不能对事件的性质作出论断，否则偏离了媒体报道尊重事实真相的本质。同时，民间充溢的“杀人偿命”思想依然深厚，中国国民普遍从众的心理，在面对与普通民众通常判断不一致的法院判决时，民众更多愿意相信感觉而不是权威的法律，这需要法律人秉持心中的法律正义之剑，无畏而立。

五，近年来一系列案件事实也可以看到药家鑫案判处死缓的影子。2009年付某在课堂上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程春明当堂砍死，付某在庭审中仍然不悔罪，但考虑到其有自首情节和先前良好表现，本着惩罚与教育的精神以死缓结案。付某在课堂上用刀将老师砍死的行为性质恶劣程度可以想见。“我爸是李刚案”的凶手更是被法院以在校园内发生交通肇事罪为由判处有期徒刑6年。这些案件的危害性与药家鑫案相比孰轻孰重，大家很清楚，在高举保障人权和尊重生命旗帜的今天，恐怕不会也不应该对药家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综上，考虑到药家鑫是初犯、自首、犯罪情节及悔罪表现等一系列因素来看，对药家鑫处以死缓符合罪刑法定精神，但尚达不到对药家鑫动用死刑立即执行的地步。

第五篇：药家鑫案之心理学分析

药家鑫案之心理学分析

一、药家鑫案件情况简介

2010年10月20日23时许，西北大学大三学生药家鑫驾 驶红色 雪佛兰小轿车从西安长安送完女朋友返回西安，当行驶至西北大学长安校区外西北角学府大道时，撞上前方同向骑电动车的张妙，后药家鑫下 车查看，发现张妙倒地呻吟，因怕张妙看到其车牌号，以后找麻烦，便产生杀人灭口之恶念，遂转身从车内取出一把尖刀，上前对倒地的被害人张妙连捅数刀，致张妙当场死亡。杀人后，被告人药家鑫驾车逃离现场，当车行至郭杜十字时再次将两情侣撞伤，逃逸时被附近群众抓获，后被公安机关释放。2010年10月23日，被告人药家鑫在其父母陪同下到公安机关投案。经法医鉴定：死者张妙系胸部锐器刺创致主动脉、上腔静脉破裂大出血而死亡。

二、从心理学角度分析药家鑫的家庭环境

（一）从“权力型人格”的角度分析中国家庭

心理学家弗洛姆总结过一种“权力型人格”，就是指一个人强烈渴望别人顺从自己的意志，一旦不顺从就会让他怒火中烧、暴跳如雷。家庭、尤其中国家庭是这种人格最容易施展的场所，因为中国家庭给了这种人格最少的制约。

与一般人的认识不同，“权力型人格”并不是简单的“命令——服从”逻辑，它的真实逻辑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投入——回报”，也就是说，他把对你的命令视作投入（我花了这么大价钱让你练琴），把你的顺从看做对他的回报（你好好练琴就对了）。

第二种是“贬损——听从”，也就是说，他对你永远不满意，永远否定，你做的差，他说你“不争气”；做得好，他说你“翘尾巴”或“还不够”。总之，你永远还“差得远”，应该听从于他。

（二）从心理学——“家庭恐怖主义”角度分析药家鑫的父亲 从新闻报道透露的信息看，药家鑫的父亲很符合“权力型人格”。他一方面自认为对儿子倾注了全部的心血，要求儿子绝对的服从；另一方面，他很少认为孩子有做好的，不会去表扬孩子。

孩子未必会喜欢父亲的这种投入，反而往往想逃离，也就是不顺从

父亲的意志。以药家鑫的家庭为例，父亲对这种不顺从，会表现出惩罚——拿皮带抽、关地下室；憎恶——对你失望、觉得你倔，甚至说出“你那么丑，没有人会喜欢你”这样伤人的话（得有多么大的憎恶才能说出这种话啊，而且越是憎恶，越会看你哪都不顺眼，动辄得咎）；刺激——误以为孩子的不顺从是因为自己的投入还不够大，所以辞职回家专门看管你，以加深投入来刺激你，让你对自己的不顺从内疚。这些是对第一种逻辑破裂的回应。

而在第二种逻辑里，父亲会靠经常的贬低你建立他的领导地位。心理学家武志红把这种父亲对孩子的暴力（包括冷暴力）称为“家庭

恐怖主义”。的确，对于孩子来说，这样的家庭还不够恐怖吗？药家鑫对

自己成长经历的主要感受就是“不快乐”、“没意思”、“无价值”、“恨父亲”、“想自杀”。

我们说一个人怕蛇，这是很正常的，因为蛇会咬人，怕蛇是理智的行为。但是说一个人有怕蛇的性格，那可能他看到一条绳子都会恐惧发抖，那就不是理智的行为，而是条件反射。这样的性格形成很可能与这个人被蛇咬过有关。

如果父亲总是带给你伤害，久而久之，你就会形成怕父亲的性格。

严重的，看到父亲的影子、听到父亲的声音都会紧张出汗，如果看到父亲阴沉着脸，那就更会惴惴不安。父亲（条件）意味着不好的感受（反射），越是接近于要攻击自己的父亲形象（比如阴沉着脸的父亲），就意味着越不好的感受。

（三）初步剖析药家鑫的性格及投案心理活动

药家鑫就是这样的性格，当问到“你知道些什么？”时——药家鑫回答很简单：知道的只是对父亲的惧怕、别让父亲斥责进而怕“惹事”。

怕父亲为什么会引起怕“惹事”呢？因为“惹事”就预示着那个要攻击

自己的父亲将出现。“惹事”本身也许并不可怕（比如打碎一个杯子），可怕的是父亲（会因为打碎杯子呵斥自己）。这时候“惹事”（条件）就会引起不好的感受（反射），唯有把“惹事”和父亲之间的关系切断——掩盖起来不让父亲知道，才能消除这种不好的感受。

药家鑫去投案自首，从理智的角度分析，他当时内心最不好的感受是

由什么引起的？——显然应该是可能要面临的死亡，因此他当时应该最怕死才对。

但恰恰不是这样，药家鑫说，“我去投案自首那天，我害怕我爸爸，害

怕见到他”（他阻止母亲给父亲电话，因为他太怕父亲了）。也就是说，他当时最不好的感受，不是死亡引起的（理性计算的结果），而是父亲引起的（条件反射的结果）。

车祸发生后，从理智的角度分析，药家鑫当时内心最不好的感受是由

什么引起的？——应该是闯祸后要赔钱、还可能坐牢等后果。但从药家鑫的性格分析，他当时内心最不好的感受实际还是由“闯祸了父亲会对自己怎样”引起的，这时候，主导他行为的是“把事情掩盖起来不让父亲知道”。

事后药家鑫说，他当时“怕撞到农村的人，特别难缠，我害怕她没完没

了地缠着我的父母和家人”。藏在“害怕她没完没了地缠着我的父母和家人”后面的实际意思，是“害怕父母（尤其是父亲）会没完没了的对我失望、斥责”。

父母假借爱的名义对孩子的种种伤害，药家鑫的家庭正是一个典型的例

子。正可谓是：爱，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

三、“群体心理学”角度分析药家鑫案

（一）一般群体心理与个体心理的反差——“群体心理学”的说明

心理学家很早就已揭示群体心理与个体心理的反差现象，并且把他作

为一个惊人的特点和学术研究的课题。以下摘一段1895年勒邦的名作《群体心理学》的话，虽然勒邦是在关注一般的社会活动群体，但它有助于解释

一般群体心理与个体心理的那种反差：“由心理群体所表现的最惊人的特性如下：无论组成心理群体的个人是谁，不管他们的生活模式、职业、性格或智力是相似还是不相似，他们被转变成一个群体这一事实，使得他们拥有一种集体心理（collective mind）。这种集体心理使得他们以完全不同于他们每一个人在独处时的方式进行感觉、思维和行动。除个人形成一个群体的情况之外，某些观念和感情就不会产生，或者不把它们本身转变成行动。心理群体是由异质因素形成的暂时性存在——它们暂时被结合在一起，正像细胞通过它们的重新组合而构成一种生命体形式一样，这种新的存在物展示出非常不同于每一细胞单独时所具有的各种特征。”

这段话其实并不完全对，但它很有道理。我们不要扯得太远，就这段理论结合本案加以再思考，可以从三个层面去说：

其一，药家鑫从小到大置身于不同的学校/班集体中，他在这些群体中所表现的性情就算多么温和，都不足以说明他在独处时的特点。而且据媒体报道，药单独时有大量极端自恋、极端个人主义化的表现，而这些如果仅看其学校群体中的表现，未必看得出来。药疯狂刺杀被害人张某时，恰恰是他单独与人相处时。拿群体生活中的药，不足以说明他独处时的个体心理。其二，在药家鑫成长过程，就是他的个体心理不断屈服于资产阶级化的集体心理的过程，虽然他在个体心理上一直极为不情愿（从心理学角度而不是道德角度，我们完全可以很好地理解这一点），但最终群体心理（即资产阶级心理）对他产生了更具决定性的同化作用。

其三，这段理论用形式逻辑的同一律（比如说“甲是甲，乙是乙，甲不同于乙”）区分群体心理与个体心理，这有助于说明两者的相对区分，但并没有考虑在心理变化进程中两种心理辩证转化的实际可能性。

从生活事实上反映出来的是，纵使药家鑫那个不情愿的未被同化的个

体心理是真实的，但那已经过去了（或者准确说不再主导自我意识），已经被融于资产阶级心理的新的个体心理同化。药案所暴露出的这个人现在的生活，就带有本文所详细分析的非常典型的资产阶级特征。从这个角度说，药家鑫在法庭上用自己过去的被迫练琴来说明自己一直承受巨大压力，这在心理上是在对承担责任恐惧的心理背景下，为了极端自保的选择性记忆。

（二）再剖药家鑫心理：典型的资产阶级特征与对穷人的阶级仇恨下面就心理学的角度从另一个方面简要剖析药家鑫案中所反映出来的 典型的资产阶级特征与对穷人的阶级仇恨的情况。

1、药家鑫的“贵族”特征

虽然我们完全查不出药的阶级出身事实背景，单单是从药谈到家庭生活的法庭供述，以及从央视媒体对药从大学到小学的走访、对其街坊邻居的探访来看，药从小到大被父母家教严格限制于“有高等教养”（被强迫习练钢琴高雅艺术）的生活中，并且在直到大学以前都相对封闭的生活环境中，形成了极端自恋的性格。

固然，无产阶级和一般小资产阶级的家庭也会出现极端自恋的人格，但是与“高等教养”的价值观紧密相连的这种极端自恋，再加上相对封闭的生活环境（父母主观上还严格限制其生活范围），这几个因素共同出现所造就的心理特征，惟独只能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精英心理，而且是非常典型、非常显著的资产阶级心理。这在普罗大众看来这很“超常”很“不可思议”，其实对于资产阶级精英内部生活来说是天经地义的，在他们那个阶级中是非常正常的。所以他同学中有很多人同情他，甚至公然为他辩护，从相似或相同阶级心理的角度来讲都非常正常。

2、浅析药家鑫开庭前的话语

在开庭审判之前，药家鑫接受记者采访时的说法进一步证明了具有相对封 闭的阶级性质的心理，而且证明了这种阶级性质与我们普罗大众阶级的“常识”迥异，甚至隐藏了内在的对立性质。药在回答记者提问“撞伤人后不救人、反而起杀念”的回答，我认为是非常能说明问题的：“我害怕撞到农村的，特别难缠。因为就是接触过，有的时候看到城中村或者一些开的（店铺）他们做生意 就是感觉跟他们不太好沟通，说话会比较直白一些，感觉不太好跟他们讲”。他接着又提到交通肇事撞残比撞死更麻烦：“还有很多人说„„撞死了就还比较好处理，不会说一直纠缠着。如果把人撞残了可能一辈子都要缠着你那样”。这些话其实已经迥异于大多数人的生活经验，大多数人都不可能会觉得社会中下层的人特别不好沟通（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就是中下层），相反，很多社会生活经验更可能会告诉我们：那些最有钱和有权势、“有教养”的人往往最难沟通。

药家鑫为什么觉得社会中下层群众“不太好沟通”？因为药觉得他们“说话会比较直白一些”，从一般群众心理来讲这也是相反的，我们大多数人都会觉得说话比较直、有话说话的人才比较真诚，特别是社会中下层群众如果他们说话是比较直白的，那才比较好沟通，反而是社会中下层人员里说话拐弯抹角、有意话中带话的人，那才不好沟通。所以我们完全撇开事实和行为，从心理心态上看，就会看到一个与大多数群众心理迥异、从小到大生活在相对封闭的“有高等教养”社会环境中的药家鑫。

而且要注意：药这番讲话不是一般社会点评，而是在公开回答记者问为何撞了人又捅死人时的犯罪动机，我目前所看到的“心理专家分析”没人“注意”到这点。如果思考分析到这里，内在潜藏的对立情绪，就已经十分明显了。

3、药家鑫的自保心理

根据药家鑫撞杀人后开车逃跑时，又撞飞撞伤两名路人后所发生的当事人对媒体采访的回答，药家鑫当时表现出异常冷静的不负责任和义无返顾的冷酷态度，而目前还没有任何迹象证明供述者有意抹黑药家鑫。而且根据交警大队说，药家鑫第二次撞人被扣车时也完全不提之前撞人又杀人的事。

事实上药家鑫是过了几天才去自首的。另一方面他在法庭上却痛哭流涕，无论是否真实，无论你持任何一种道德或理智，药家鑫的法庭表现明显地反映了他的极端自保心理（比如他有原话“请求政府宽大处理”），而不是为他人、为受害人着想的忏悔心理。这两个行为表现看似很矛盾，但且慢质疑，——因为从其个体心理角度上讲，其实是完全一致的，是彻头彻尾的极端自保心理。

四、从犯罪心理学角度分析药家鑫案

不同学科有不同学科的分析范式，药家鑫的行为在刑法学上属于故意杀人行为，其杀人时有着正常的意识与意志控制能力，他明知自己的捅刀行为足以致使受害人张某死亡，而希望这一结果发生，且客观上也发生了这一结果，因此构成故意杀人罪。规范的刑法分析并不太多关心犯罪时的具体心理过程，只要关注究竟是出于故意抑或过失，或者两者都不是。在量刑时虽然可酌情考虑杀人的动机问题，但一般也囿于动机的道德评价。而对犯罪行为的心理现象进行分析则属于心理学的范畴。

（一）有意的行为可控的行为

在心理学中，虽然有意行为与无意行为同属行为，但却有其完全不同心理基础。有意与无意主要从个体可觉察的角度来区分，能感知到、能意识到的就是有意行为有时也称随意行为；反之是无意行为或无意识行为，如条件反射等，习惯化的动作也是意识很低的行为。

可控与不可控主要从个体的意志角度进行区分，这与刑法学的故意行为有着密切关系，在古典刑法学中，一个人只能对自己可以控制的意志自由的行为承担责任。在本案中，药家鑫是一个正常的人，刚处于驾驶过程中，对于被害人的性别、神态、及好像记住自己车牌等情节均有认知，主动取下自己车上的到，因此，药家鑫此时是有准确的认知能力与可自主的意志能力的。

(二)有意、可控行为的直接心理原因是动机，药家鑫为了灭口生发杀人动机

动机是引起与维持个体行为向着某一目标进行的内部动力。它是在个体的需要基础上产生的。所以，有意、可控的行为背后往往有动机存在。

发生普通交通事故，在法律上充其量是经济赔偿，可故意把人杀死，在命案破案率极高的我国，是难以逃脱法律严惩的。当一个人驾车发生交通事故时，姑且不论其道德水准如何，只要这个人是有正常认知的，能做出正常判断的，为了自己也不会杀死受害人。因此，正常的人会选择报警；少部分人会选择逃逸；更少的人会采取车辆碾压方式杀死受害人，并为自己准备一个借口即受害人是车压死的；极端的人会采取车辆之外的工具（如刀具、石头等）杀死受害人。

选择逃逸或杀害受害人的司机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高估自己行为免被发现的可能，这是一种认知上的偏差，但采取车辆之外方式杀死受害人的司机连给自己准备借口都没有考虑，一般只有在近乎愚蠢的人身上或者近乎狂妄可随意挑衅他人生命之人才会出现。药家鑫应该不至于愚蠢，但确有点心智欠成熟表现。

另外，他似乎也并非狂妄，可他却偏偏作出这种极端的心理反应？从他的既往行为与罪后情况来看，不能说他是狂妄之人。只能解释为是处于高度强烈动机之下，且缺乏理性与良知克制的心理反应。众所周知，处于高度强烈动机的人，知识难以提取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如在考试过程中因过于紧张而想不起先前曾复习的知识。此时药某的暂时动机是想逃离承担责任，可又发现受害人张某已经记住自己的车辆牌号了，为了实现逃离的目的，又产生了剥夺他人生命（灭口）的动机。

（三）在急迫背景下，药家鑫杀人动的形成首先，不良信念的影响。一个正常人在从容状态下、在心平气和的情形下，都能够按照社会期待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行为。此时，既可能是因为这个人的人品本来就很好，他的行为自然就符合社会期许；也可能是这个人的伪装的，他故意掩盖内心的实际想法，而通过意志调控来作出符合社会要求的行为。因此，在急迫情景中的心理表现往往比较真实。药某驾车将人撞伤，在他的成长经历中的确是件大事，此时的恐惧与害怕油然而生。他注意到受伤的被害人在地上，还有呻吟声，此时他的大脑理顿时浮现出“麻烦大了”、“要被她缠住了”等观念，紧接着激起“如何避免这一麻烦？”、“如何离开现场”等相近观念，在这些观念所激发的动机驱使下，因缺乏对生命敬畏这一守护因素，终于像一个“生物人”一样以类似于动物本能的躯体搏斗方式来解决这一在他看来是麻烦的事件，疯狂地向一个毫无反抗能力的受害妇女连续刺杀8（或6）刀。如果，他大脑出现的最先观念是，“她真可怜”、“我本该承担责任”、“尽早送医院”等观念，则这一悲剧或许可以避免；或者他拿起刀时，突然感到生命就像一个不可亵渎的神灵，则此时也可能会放下刀的。在紧急状态，信念比知识对人行为的影响更大。其次，对自己有利行为线索的优先注意。药某下车时看到是一个毫无反抗能力的受伤妇女，且自己车上有刀，此时路上并无行人，这些在他看来都是有利于“摆脱麻烦”的外部条件。如果受害人身高马大、如果他并无带刀、如果马路上还有行人，则这些因素也可能成为阻碍其犯罪生成的外部条件。值得一提的是有人觉得难以理解：“他买的刀是防身的，怎么成为杀人工具呢？”其实，在他的潜意识里，刀用来伤害人或杀人的知识与观念早已形成，只不过防身是用来伤害在他看来是坏人，而现在则是用于伤害一个受害人而已。

（四）对自己逃避责任的错误认知，促使犯罪动机转化为行为。

犯罪心理学家Carroll曾言，“同时出现四个维度（获益的可能性、损失的可能性、获益的数量和惩罚的严厉性），人们往往在做出犯罪决策时只注重其中一个维度，这就使犯罪行为人时常因为主观判断的偏差而过分相信逃避惩罚的机率，从而增强犯罪动机现实化的可能性。”药某既已形成杀人动机，在这一动机驱使下，自然会高估可逃避惩罚的几率。在动机的激活功能下，他的行为自然会更加迅速与有力，故连续刺杀了（8刀），这是强烈动机功能的通常表现，应当认为这与其 “弹钢琴动作”无明显关联，人的习惯性动作很多，如步行、吃饭等，不宜将重复动作与习惯性动作简单关联，即使真存在某些关联也不可能产生因果关系，这些影响力与动机的功能相比仍是无不足道的。另外，此时逃离的急切心态，也促使其希望在短时间内结束一切。

从犯罪预防的角度来看，这种内心深处就存有漠视生命、逃避责任等信念的人比起预谋杀人的人纠正起来更加困难。因为，这些已然成为其人格的一部分了，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形成的。但这些也毕竟不是其与生俱来的，环境与教育都有责任，从这一角度来说他也是受害者，况且他也可能为之付出最为沉重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