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中被告方的证明责任

第一篇：刑事诉讼中被告方的证明责任

证据法结课论文

【摘要】：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的分配是诉讼证明理论中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刑事实体法规范落到实处的关键所在。长期以来，我国立法及诉讼理论均强调除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及非法持有属于国家绝密、机密的文件、资料、物品罪以外，刑事诉讼的证明责任都应由控方承担，辩方不承担任何证明责任。这体现了对被告人方权利的尊重和保护，却对事实真相的发现及诉讼效率的提高注意不够，使实体与程序难以结合。那么如何在保障被告人方获得充分的辩护的同时，也能符合常理的完成控诉任务？从刑事一体化的角度全盘考虑，在刑事诉讼证明责任方面合理的分配，让被告人方也有所承担不失为一重要的解决途径，这是基于更多因素，如公平、效率以及常理的考虑，也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需要。

【关键词】：刑事诉讼 被告 证明责任

一、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方的证明责任负担的考察

（一）、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的定义分析

关于证明责任的定义目前我国诉讼法学界还没有统一的认识，这主要是因为“证明责任”和“举证责任”两者是一个概念还是不同的范畴，我国法学界尤其是刑事诉讼法学界一直存在争论。一种观念认为证明责任和举证责任是完全相同的概念,可以相互混用。陈一云教授主编的《证据学》（第二版）认为：“根据我国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和司法实践经验，我国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可界定为司法机关应当收集证据证明其所认定的案件事实，某些当事人应当提供证据证明有利于自己的主张，否则将承担其认定与主张不能成立的危险的责任。其中，当事人应当提供证据证明有利于自己的主张，否则将承担其认定与主张不能成立的危险的责任，又称举证责任。”也有学者认为证明责任和举证责任是两个独立的概念,两者之间存在一种前后关系。为方便起见,笔者在此采纳第一种观点,并结合本文认为刑事诉讼证明责任是指诉讼当事人为了主张并证明某种诉求而向法庭提供证据的责任,控诉方对自己的指控要承担说服的责任,否则就要承担败诉的风险。

（二）、在不同诉讼模式中刑事诉讼被告人方的证明责任负担

一般而言，证明责任主要由控诉方承担，但在某些情况下，被告人方也负有证明责任。罗马法还明确的提出了证明责任的原则：证明的责任由积极主张的人负担，不是由消极否定的人承担。即：每一方当事人对其陈述中所主张的事实，有提出证据证明的义务，否认的一方没有证明的责任，双方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都提不出足够的证据，负证明责任的一方败诉。在纠问式诉讼中，犯罪不必由被害人提起控诉，司法机关可以主动进行追究。原告方有举证责任，被告人方更有举证责任。由于当时实行的是法定证据制度，而被告人方的坦白被

认为是“证据之王”，据此就可以定罪。因此刑讯逼供就被认为是最可靠的证明方法，对被告人方广泛采用刑讯。到了近现代，在刑事诉讼证明责任问题上，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态度不完全相同：英美法系国家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主要由控诉方承担，但在一定条件下转到被告人方身上；大陆法系国家奉行职权主义原则，大多数刑事案件由检察机关代表国家起诉，检察官应当证明自己的控诉，但也必须顾及被告人方无罪或罪轻的情况，法院根据职权积极主动地收集，调查证据，不受检察官或被告人方举证的限制。

从证明责任的历史沿革中可以发现，被告人方承担证明责任自有诉讼以来就一直存在，区别仅在于其在诉讼证明中的地位不同。近现代诉讼，由于受人权、民主思想的影响，司法的文明、人道以及民主成为近现代诉讼的主要标志，进而被告人方的地位逐步得以提升，为了使被告人方不至于在诉讼中过于弱势，维护司法公正与文明，法律专门规定有罪推定原则、沉默权以及反对自我归罪等特权。即便如此，考虑到诸多类犯罪难以侦破，存在很多被告人独知的事实以及举证的公平等因素，法律并没有完全取消被告人方的证明责任，这也让我们认识到司法的天平不仅追求当事者之间的平衡，也在更高的层面追求人权保障与犯罪控制之间的平衡。中性的司法恰如社会的平衡器，理应不会偏私地成为任何一方的利用工具。

二、我国刑事诉讼被告人方分担证明责任的合理性

我国上述的证明责任分配方式是值得肯定的，因为这有利于充分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然而现实并非如此，不加区别地规定刑事案件的事实都由控方承担证明责任虽有利于保护被告人方的权利，却不利于发现案件事实和处罚犯罪者。

首先，证明责任既是一种权利，也是一项义务。因为“刑事诉讼过程不过是凭借案件遗留在时空中的痕迹（即证据），认定案件事实，进而做出裁决的过程。为保证这一过程的顺利展开，准确及时地惩罚犯罪，法律设定了举证责任，要求诉讼当事方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或认定的案件事实，因而举证责任是法律为诉讼当事方设定的义务。另一方面，诉讼当事方获得胜诉的关键，也恰恰在于有效地实现举证责任。因为在诉讼中，谁能提供充分确凿的证据，谁就有胜诉的可能。于是，举证责任又具有权利的属性。总而言之，举证责任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权利和义务本是不可分割的，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更好的理解证明者在诉讼中的地位。因此被告人也可以运用证据进行辩护说明，更可以运用证据进行证明自己无罪或者轻罪或者减轻、免除处罚等。

其次，被告人方分担证明责任符合现代刑事诉讼证明责任制度的国际化潮流。世界各国和地区对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方分担证明责任都加以规定，不论是明确的规定还是司法实践所形成的不成文的规则，该项原则已经为各国诉讼所遵循。我国当然也不能例外。随着WTO的加入，国际全球化趋势步伐的加快，我们有必要在法律制度建设上加快全球化的步伐，以更好的和国际法律接轨。

再次，符合刑事诉讼效益。刑事证明活动的价值是多元的，它不仅要追求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也要讲究效益和效率。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对某些案件中某些事实和情节的证明，公安、检察机关可能耗费极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耗时多日，倒不如被告人轻易地提供一个证据。由于被告人对某些证据享有证据信息优势，由被告人提供这些证据可以节省司法成本和资源，有利于迅速及时地查明案情。同时，证明的难易也有不同，如某些被告人独知的事实，被告人不提出的话，有可能使得法庭无法知道事实，不能形成争议和抗辩，增加查明案件的难度和时间，也增加错判的可能，从而损害被告人的权益。

最后，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并不违反无罪推定原则。无罪推定强调的是被告人也应拥有正常人的权利、强调定罪的法定性。被告人仅承担提供证据的责任，是基于自己的利益，仅是对自己无罪的一种证明，查明事实真相的需要，有罪证明必须有控诉方来承担。

三、完善刑事诉讼中被告的证明责任的制度。

（一）、明确规定被告人方证明责任的证明标准低于控讼方。

刑事证明标准又称证明要求、证明任务，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承担证明责任的诉讼主体提供证据对案件事实加以证明所要达到的法律规定的程度。也就是说，承担证明责任的诉讼主体提出证据进行证明所应达到何种程度方能确认待证事实的真伪，从而卸除其证明责任。当诉讼主体提供的证据达到了证明标准，这就意味着完成了证明责任，其证明的事实成立；当诉讼主体提供的证据未能达到证明标准，这就意味着其未完成证明责任，其证明的事实也就不能成立。

刑事诉讼关涉到国家刑罚权的实现及被告人方的生命、自由等根本性权利，控方拥有雄厚的诉讼资源和广泛的诉讼手段，因而控方证明标准一般要达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对于疑难案件采取“疑罪从无”原则。即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和情节都必须查清，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在质和量的方面证据都要确实充分，当用以证明的被告人有罪的证据不足或对于被告人犯罪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时作有利于被告人的处理。它要求提出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由控方承担，控方履行证明责任必须达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或者不存在合理怀疑的程度，如果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或证明达不到法律的要求，则应判定被告人无罪。具体指达到以下标准：（1）据以定案的每个证据都必须查证属实；

（2）每个证据必须和待查证的犯罪事实之间存在客观联系，具有证明力；（3）属于犯罪构成各要件的事实均有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4）所有证据在总体上已足以对所要证明的犯罪事实得出确定无疑的结论，并排除了其他一切可能性。

而被告人方所拥有的诉讼资源和诉讼手段都很有限，且受到无罪推定和不得强迫自我归罪原则双重保护，因而我认为其证明标准在现阶段只需达到“盖然性占优势”或“合理怀疑的证据优势”，即对于形成争议的案件事实，被告人只需对控诉方的指控提出证据来确立可能的优势或能够形成对指控的合理怀疑，即视为达到法定标准，证明责任已履行完毕。控方要想推翻这一认定，其证明标准必须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否则即使其证明标准超过被告人方的证明标准也不能认定其反证成立，而必须推定被告人方辩护理由成立。另外，要强化被告人方的调查取证能力。证明是以调查取证为前提的，要求被告人方承担一定范围的证明责任就必须赋予其相应的调查取证能力。

（二）、要完善刑事实体法的立法技术。

对部分犯罪的某些构成要件明确规定由被告人方承担证明责任。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是互为表里、互相关联的，只有互相配合，才更有利于发挥其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的功能。而我国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在立法时是绝然分开的，程序法的立法只考虑犯罪的查证而不考虑待查证的犯罪要件的不同，实体法的立法只考虑犯罪要件的设立不考虑不同的要件在查证上特别是在证明责任分配上有何不同。这导致了我国几乎所有犯罪的要素必须由控方承担证明责任，被告人方的证明能力未得到充分调动，从而不仅损害了国家对犯罪的控制，还损害了被告人方的合法权益。因此有必要对一些特殊的犯罪，立法时就明确规定被告人方对某些要件必须承担证明责任，从而有效调动控辩双方的举证积极性，更准确、更有效地查清犯罪事实。

注释：

[1] 陈永生,论刑事诉讼中控方举证责任之例外.2010.09.[2] 诉讼法大辞典,四川人民出版,1982.[3] 陈一云,证据学.中国人民出版社,2000.11.[4] 谭世贵,刑事诉讼原理与改革.法律出版社2002.02.[5] 樊崇义,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6] 宋英辉,刑事证据的一般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09.[7] 罗本琦,刑事被告人举证责任范围.安庆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97.11.

第二篇：试论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的倒置研究与分析

试论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的倒置

黄永 张子翼

在刑事诉讼中，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主要由控方承担，而辩方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但是，公正和效率的双重要求并不赞成这种简单、机械的划分方法。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进行辩护时可能提出相关的、甚至是至关重要的证据，这种情况是否是证明责任的倒置呢?如果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证据的行为不是证明责任的倒置，那么这种行为是何种性质的责任呢?

一、证明责任倒置概述

所谓证明责任倒置是指在诉讼中由于特殊的案件理由，将原本由控方承担的证明责任责令辩方承担。证明责任倒置是相对于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而言的，是证明责任分配的例外情况。证明责任倒置并不能改变举证责任与不能举证结果的因果关系，在责任倒置后不能完成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仍然要承担败诉的后果。

如果在刑事诉讼中存在证明责任的倒置，倒置的状态就会改变诉讼中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证明犯罪行为构成要件的方式，控方承担证明责任需要证明犯罪构成要件的成立，证明责任倒置后，辩方则应承担证明构成要件不成立的证明责任。由这一点来看，证明责任的倒置是包含了一种事实假定的。即在倒置情况下，控方主张的事实是被假定成立的;二是在倒置的情况下，控辩双方证明责任的发生顺序产生换位，即控方证明责任在辩方证明责任之后发生，两者在时间关系上发生逆转。三是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由被告人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即被判有罪或者法院确定与被告入主张相反的事实。典型举证责任倒置发

生在民事诉讼当中，例如民法通则规定的产品质量责任诉讼、环境污染诉讼等。在行政诉讼当中则是由被告一方承担证明行政行为正当的证明责任。如果用形象的话来说明，在行政诉讼当中，关于事实问题是完全的举证责任倒置。那么在刑事诉讼中是否存在证明责任倒置的情况呢?这就需要根据特殊的情况加以说明。

二、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举证的几种情况

在刑事诉讼中，可能增加被告人证明责任的情况一般要求案件必须为特殊类型的案件。导致被告人承担更多证明责任的案件或者要求被告人证明一定事实的案件包括如下几类：

(一)持有型犯罪。持有型犯罪是指由于被告人占有某种法律禁止或者违反法律规定的物品而认定被告人犯罪的。我国刑法中规定的持有型犯罪包括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持有毒品、持有枪支弹药等几类。持有型犯罪是一种特殊的犯罪行为类型，因为持有型犯罪的“持有”行为本身只是一种状态，并不需要一定的作为;但是持有行为本身是由特定的作为行为引起的，必须因为一定的作为活动才导致被告人的持有行为。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必然有获取财产的合法或非法的手段和作为行为(有时也可能是一种不作为，如他人秘密将财产置于被告人的支配范围内，被告人发现后据为己有而没有归还或交出的);私藏枪支弹药的一般应当有制造、贩卖或购买的行为为前导。持有本身是不需要身体动作的，因此是一种不作为，但是有些学者将其视为作为和不作为之外的第三种独立的形态。由于持有行为的消极性，控方证明被告人的非法行为有时是存在困难的，因此要求被告人对自己的持有作出合理的说明，有利于减轻控方的证明责任。最经常用于分析举证责任倒置的例子是关于刑法第395条规定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根据该条规定，如果被告人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说明来源，不能说明来源的，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由此可见，对于自己的财产或支出中明显超过收入的那一部分，被告人负有说明其合法来源的证明责任。这无疑减轻了控方的证明责任。但是，在这一条中是否将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倒置了呢?有些学者认为这已经产生了证明责任倒置的问题，因为被告人承担了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如果被告人不能证明自己的财产来源合法，或者起码证明自己财产另有其他合法或非法但是明确的财产来源，被

告人就被认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成立。这种认定虽然对打击犯罪来说可以取得效率，但是从实体公正的角度来讲，却可能与罪刑相适应原则根本违背。而且，这种举证不一定会不利于被告人。

(二)危险犯罪。是指被告人的行为虽然没有造成实际的危害，但是带有一定的危险性。也就是说，这种犯罪具有带来实际危害的潜在后果。危险犯罪一般存在于特殊类型的案件当中，有些甚至涉及比较专业的领域，而且危险本身也是犯罪的构成要件。法律一般要求检察机关证明被告人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要件，比如排污、向社会投放不卫生的食品。而不需要检察机关证明由于被告人的行为造成的实际危害，比如食用不卫生产品的人的健康已经受到威胁或者伤害，被告人则要证明自己的行为根本不会带来危险，否则，在食品不符合卫生标准的情况下，就应当承担危害公共卫生罪的责任。在诉讼中，法院也并不必然要求控方证明被害人死亡与排污之间或者投放不卫生产品的必然因果关系，而只要证明存在这方面的危险。比如根据危害公共卫生罪的规定，在证明存在一定的危险的，即可定罪，但是法律并不必然要求控方证明存在这种显然的危险。因此《刑法》第330条规定的危害公共卫生罪，并不需要证明确实有危险，而只要有该条规定的各种具体行为即可构成犯罪，除非被告人证明白己的行为并不存在造成严重后果的危险。

(三)严格责任的犯罪。严格责任犯罪是指对于一些特殊的构成要件或犯罪，法律不要求控方加以证明而直接认定被告人有罪。例如英美刑法当中出售香烟给未成年人，并不要求被告人查明买烟者的身份或明知其为未成年人，即使其相信买主为成年人，仍然要定为向未成年人出售香烟的犯罪，以表明销售者的注意义务如何强调均不过当。我国是否存在严格责任的犯罪，仍是个需要争论的问题，证明自己在当时确实不可能知道被害人年龄未满十四周岁，如果被告人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一点，当然应当承担从重处罚的结果。严格责任的犯罪主要是为了考虑两种情况，一是认定被告人为犯罪，从而强调被告人在行为过程当中的注意义务或者社会责任，避免有些被告人没有过失但是对社会造成危害的行为;二是让被告人承担一定的证明责任，从而减轻控方的证明责任，便于控方提起诉讼。因为这些犯罪具有特殊的性质，比如涉及到被告人对自己行为的认识等主观问题，控方很难收集和提供这方面的证据。当然，严格责任主要是英美法系刑事法中的概念，在大陆法系国家一般很少有这些方面的规定。类似于英美法系国家严格责任犯罪的行为，在大陆法系都是通过行政处罚的方式进行制裁的。但是，在这种犯罪中的证明责任分配无疑会对我们带来一些借鉴意义。

(四)违法阻却和责任阻却事由。在被告人提出证据证明自己存在违法阻却事由或者责任阻却事由的情况下，被告人应当被免除刑事处罚或者刑事追究。比如：精神病辩护、责任年龄辩护、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甚至在一定的情况下还包括对犯罪行为的否定，比如不在现场、被欺诈而不知真相等。出现了这些辩护，被告人就应当提出一定的证据证明可能存在这些方面的事由。这些证据在提出时并不需要对其证明力进行审查，也不需要证明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如果被告人没有这方面的证据，可能就会出现当事人动动嘴、法官跑断腿的局面，对诉讼的效率是极其不利的。至于检察院，如果在侦查和审查起诉中发现了这些方面的证据，恐怕就不会提起刑事公诉，更谈不上在法庭上承担证明责任的问题了。所以，被告人举证是必然的，但是只需提出表面成立的证据。

三、被告人举证并不说明证明责任已经倒置

我们可以看到，在上述几种特定类型的犯罪中，控辩双方的证明责任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根据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理论，证明犯罪构成要件成立的证明责任，应当由控方承担，而被告人一方则只需证明违法阻却事由和责任阻却事由存在的可能。当然被告人也可通过证明刑法分则构成要件的不成立，推导出自己无罪的结论。但是，在上述犯罪中，被告人的证明责任明显比普通犯罪中的要重，而且，本来应当由控方证明的犯罪事实，也不需要控方证明了，也就是说，控方的证明责任减轻了。但是这种情况并不导致在这类犯罪中证明责任的倒置。

首先，在这些特殊的犯罪证明中，刑法的特殊规定改变了证明对象的范围。在上述几种犯罪中，明显存在一些对于案件事实的推定，比如在危险犯罪中，只要行为足以造成一定的危险，就认定该行为构成犯罪。环境污染的犯罪就是一个例证，只要被告人排放的有害物质超标，就认为污染环境后果的存在;在持有型犯罪中，只要认定了被告人持有法律禁止持有的物品，则认定其持有行为是故意的，也认为其知道持有物的性质，而推定该物品系以其非法行为获得;严格责任犯罪中，则是对被告人的直接的认识和意志状

态的认定，只要发生了法律规定的情况，则认定其具有明知的事实，而且也认为他存在至少是疏忽的主观心态，而不论其实际上是否知道或可能知道。

这几种情况，实际上涉及刑法中的实体要件推定。即只要能够证明甲种情形的存在，则推定乙种事实成立。如根据持有的事实推定被告人知道持有物品的性质且有持有之意图;根据某些特殊的行为推定危险的存在;根据—定的条件推定严格责任者的主观认识和犯罪心态以及严格注意义务的存在和疏忽。这些推定有些是因为前提事实和推定事实之间在经验法则上的必然联系，有些是因为特殊价值的追求，如经营者的严格注意义务等。作为一种实体法上的排定，其法律关系一经实体法规定，则成为不可推翻的逻辑关系，即只要有的行为，就应当认定后行为。这种逻辑关系因为涉及对犯罪构成要件的分析，是一个法律问题而不是事实问题，如果要推翻被指控的事实，只能提出证据推翻作为前提的事实。

因此，在刑法的规定中这种关于实体事实的推定，实际上减轻了刑事诉讼中控方证明责任的范围。也就是说，在刑事诉讼中，如果要控告被告人实施了上述犯罪，不用证明这些被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的事实，而只要证明作为前提的事实。或者干脆说，刑法在构建这些犯罪的构成要件时，实际上在构成要件的某些方面降低了要求，只是规定了认定犯罪成立的一些更容易证明的条件的存在。例如，根据被告人财产超过合法来源的事实，认定其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实际上，这种推定缩减了刑事诉讼中某些构成要件的证明过程，或者根据特拉伊宁的话说该犯罪的构成要件属于“截断的犯罪构成”。但是这种截断的构成并不因此改变证明责任的承担顺序。

首先应当看到的是，在这类案件中的一些基础要件的证明责任仍然是存在而且由控方承担的。例如，对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主体、主观方面的证明责任仍然由控方承担;环境污染犯罪中排放有害物超标的事实;在奸淫幼女犯罪中被害人年龄未满十四周岁的事实(或者如国外售卖香烟给未成人犯罪中买香烟者为未成人的事实等)均应先由控方证明。另外在刑事诉讼中作为上述条件的一些前提性事实也必须由控方承担。如持有物的性质、财产超过合法收入等。只有在这些事实已经证明的情况下，被告人才会承担证明责任。

而且，这些特殊案件中，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并没有改变。一是如上所述，在两者的举证责任的分配上，被告人的证明责任并没有先于控方的证明责任而发生。根据无罪推定原则控方的证明责任承担先于辩方的证明责任而产生。在诉讼的启动、诉讼请求的证明等方面，控方都首先要承担证明责任。二是在这类犯罪中，控方的证明仍然以推翻无罪推定为要求，而且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例如，控方不能提出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其合法收入，法官不能认定被告人持有巨额财产的情况下，被告人不需说明自己财产的来源。而且，被告人可以不证明自己财产的来源，而提出证据证明控方的指控不实。如果控方明知存在财产来源(无论合法或者不合法)的证据，他也不能提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指控。在这种情况下，时间维度上的证明责任的单向性并没有改变，犯罪成立的证明责任首先由控方承担，而且，被告人的证明责任仍然是在法官形成暂时心证的情况下的逻辑结果。再者，在事实不明的情况下，被告人并不承担事实真伪不明的不利诉讼后果。即使被告人的证据不能证明自己的财产存在明确的来源，法官也要首先审查控方的证据，不能依据被告人的证明不能来认定被告人有罪。根据证明责任的原理，认定犯罪不成立和不能确定犯罪是否发生以及是否系被告人所为，都只能导致一个结果，即无罪判决。因此，我们不能认定在刑事诉讼中存在证明责任的倒置，在上述案件类型中，也根本不存在举证责任的倒置。我们充其量把上述情况叫做在法官形成心证情况下证明责任的转换，而且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证明责任只是推动诉讼的责任。

总之，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由控方承担是证明责任承担的基本原则。但是这并不妨碍被告人和辩护人提出证据，也不妨碍法官在特定的案件当中责令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供相应的证据。只不过，这种提供证据的行为并不意味着证明责任的倒置，控方仍然要针对犯罪构成要件等案件的核心事实承担证明责任。在刑事诉讼中根据刑事实体法的要求或者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要求被告人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只不过适当减轻控方举证的障碍，以推进诉讼有效地进行，防止真正的犯罪人逃脱法网。

第三篇：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 地位及责任

内容摘要：“在我国，多年来刑事辩护制度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1)律师进行刑事辩护风险大、困难多、效果差。风险大表现在刑事辩护中，自刑诉法修改实施后近几年来，全国不断有刑辩律师在辩护中被错捕错押。困难多表现在会见难，特别是侦查阶段提供 法律 帮助的律师，侦查机关在会见时间，会见次数及了解案情方面给律师设置种种障碍，使律师不能更好地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效果差表现无论是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还是审判阶段、辩护律师的意见总不能得到足够重视，一致存在着许多你辩你的，我判我的现象辩护效果较差。据不完全统计，刑事辩护案件几年来有逐年下降的趋势，这与我国法制化的 发展 极不适应。

究其原因，主要是法律关于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规定存在缺陷以及这些存有缺陷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也因公安司法机关的限制干预而难以落到实处。同时，也和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及责任不明确有关，笔者又对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及责任问题进行探讨、分析，以更好地促进律师刑辩业务的发展和维护法律的公平、公正。

一、我国律师的职业属性

目前，我国刑事辩护判度最大的立法缺陷就是律师和法院、检察院关系依旧没有理清，律师独立自治的自由法律职业者身份始终没有得到立法的明确承认。(2)我国对律师职业属性的认识，是与我国法制建设尤其是律师建设进程有密切联系，几经变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五十年代，律师制度初建，律师设置于人民法院内部，我国的规范性文件没有对律师的职业属性作出明确规定，但从当时 政治 背景及司法行政管理部门对律师的认识可以看出律师被当作国家司法干部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律师政治和物质上的待遇比照国家机关干部待遇的规定办理”(3)。五十年代未，刚起步几年的律师制度被废除，直到1980年8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该条例规定： 律师是国家的法律工作者。在当时情况下，立法将律师的职业属性界定为“国家的法律工作者”。赋予了律师与公安司法人员同等的社会政治地位，对于我国律师制度的恢复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随着我国政治 经济 体制改革不断地深入和发展，从1986年起，我国的律师管理体制及组织形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一是有些地方开始试办合作制律师事务所，后又出现合伙律师事务所和私营律师事务所；二是国家出资设立的律师事务所(即国办所)逐渐摆脱行政机构管理模式而实行依法自主开展业务、自收自支，自负盈亏的管理模式。此种情况使得对律师是“国家法律工作者”的定性逐渐失去了制度基础以及现实合理性，以无法准确反映律师的职业特点。这一时期，律师界、法学界对律师的职业属性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出现了“国家法律工作者”“社会法律工作者”“自由职业者”三种有代表性的观点。1993年，司法部出台了《关于深化律师改革方案》。该方案第一次明确地把我国律师职业属性界定为：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专业工作者，这一定性在1996年5月25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得到进一步确认。该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专业人员。该法颁布后，法学界、律师界几乎一致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2条内容是对我国律师属性的定性，并认为这一定性准确、科学、全面。如有的学者认为，《律师法》“对律师的定性是恰当的，定点是甚至无需从逻辑上或经验上加以推演和证明”(4)。还有的学者认为，《律师法》高度概括了作为律师的必备条件，从而使律师区别于国家工作人员；由于律师必须依法取得执业证书，才能从事业务活动，因此，我国律师亦不同于自由职业者；由于律师不再是国有的法律工作者可以不占国家编制，不需国家核拨经费。因此，律师队伍可以根据社会需要和现实可能性，尽快发展起来。(5)研究律师的职业属性，首选需要揭示律师执业特点，并应在与法官检察院等官方法律职业的比较中揭示律师的职业属性。结合律师职业特点，笔者认为，《律师法》第二条的规定，表述了实行律师执业资格准入制度与律师工作的内容两个方面含义，是对律师职业外在特征与律师工作的内容两个方面含义，是对律师职业上在特征的描述，并未把律师的本质属性挖掘出栏。未能揭示律师这与法官、检察官这些官方法律职业人员的独立性以及律师不同于这些官方法律职业人员不同的执业方式，后者才具有根本意义(6)。故，《律师法》第二条并未对律师职业属性作出科学准确的界定，因此，法学界关于《律师法》对律师职业属性的界定“是恰当的”，这一定性准确、科学、全面的认识值得商榷。应如何科学界定我国律师的职业属性呢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整顿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的通知》〈国办法(1999)92号〉精神。司法部于2000年8月在天津召开了全国司法行政系统中介机构脱钩改制工作会议，要求所有已实行自收自支的国资律师事务所；挂靠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 企业 的律师事务所于2000年10月31日之后与政府部门及其所属单位彻底脱钩改制。律师事务所脱钩后，改制为合伙律师事务所或者合作制律师事务所。从以上规定可知，律师事务所已成为合伙制非企业单位。律师则辞去公务员身份，人事档案交人才交流中心代管。在行政管理方面与主管单位司法行政部门无关系，而在事实上变成了社会自由职业者。从律师执业活动的方式来看，律师按照“律师法”规定，承办各类法律事务，都属于个人劳动，律师在一般情况下，对某一法律事务既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接受(法律援助机构指定的法律援助案件除外)，具有自由选择特点。律师接受委托后，以什么样的方式维护委托人的利益，也完全由律师决定。这些都与西方国家律师的自由职业者并无根本区别。因此，对我国律师职业属性也宜界定为“自由职业者”。对我国律师职业属性的这一界定，符合律师职业特征，能准确揭示律师职业的本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目前，我国律师社会地位低下律师的作用不能得到有效的发挥，既有律师素质较低，法治水平不高以及制度的原因，也与对律师职业属性未有正确认识有关。如社会各界尤其 “领导层及政法等部门对律师认识并未因律师制度的改革而改变，他们仍然认为，律师与警察、法官、检察官一样是政法单位及工作人员”，以至于律师法颁布实施后，仍把律师、律师事务所当作政法单位及工作人员，硬性规定让律师、律师事务所参加每的“人民满意政法单位”评比活动。有的司法行政部门不让专职律师办理法律事务，抽出和其他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去搞一些与执业活动无关的事情。因此对律师的期望值很高，往往对律师提出一些很难做到的，甚至不属于律师执业范畴的要求，对律师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对律师职业属性未有正确的认识，还给律师业务活动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障碍。“例如，将律师活动看作一种公务性质的职务行为因而个别地方出现了律师受贿的案例，其实律师作为自由职业者其工作不具有公务性，而只具有业务性，没有职业的便利可以利用，因而不可能成为职务犯罪(贪污受贿罪)的主体”(8)。轰动全国的哈尔滨某一律师以贪污而逮捕，后人民检察院移送到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人民法院经庭审调查，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认定律师没有职业上的便利，从而认定该律师无罪后被释放。“以上这些问题，只有从律师是自由职业这一定位出发，才能得到妥善解决。”(9)在立法上对律师自由职业者属性予以明确界定赋予并保障律师广泛的诉讼权利以及其他权利，确保其自由执业，将有力地促进我国律师辩护制度和整个律师业的健康发展。

二、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

辩护律师的诉讼地位问题是刑事诉讼法学一个重大理论问题，辩护律师在诉讼的地位是指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法律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其具体定位“关系到诉讼模式的构建和辩护律师具体诉讼权利的设置如不能科学地对辩护律师的角色进行定位结果必然是辩护律师权利的限制。”(10)该问题的关键是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是否是诉讼主体，在我国，由于辩护人律师的诉讼地位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得不明确，因此理论界对此问题认识存在着不同观点。其中一种观点认为，辩护律师不属于诉讼主体，其主要理由是，诉讼主体必须与诉讼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必须是刑事诉讼基本职能的主要承担者，必须能决定刑事诉讼的进程。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诉讼主体是指侦查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和自诉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而辩护律师是经国家授权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他既不能代表国家，也不能以自己的名义参加诉讼，与诉讼结果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具有对利益的无关性，律师作为辩护人参与刑事诉讼，是基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或法院指定，因而从根本上看，辩护律师是被动辅助被控告人执行辩护职能的。他既没有完整的主体权利，也不承担特定的义务。故不符合诉讼主体的特征，不成为诉讼主体，但辩护律师具有独立诉讼地位的诉讼参与人。

对此，笔者认为，为了适应 现代 民主与法治的要求，促进我国律师制度和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将辩护律师定位为诉讼主体比较合适。首先，刑事诉讼是控诉、辩护、审判的三方结构。

第四篇：试论刑事诉讼中的证明对象

试论刑事诉讼中的证明对象

研究刑事诉讼的证明对象要解决的中心问题即恰当地确定证明的范围。明确证明对象是为了明确在办案中需要查证的范围，有利于及时全面地查明案情，避免分散精力或遗漏应该证明的重要环节，使办案人员分清主次和缓急，从而有重点、有次序地安排自己的工作，以提高工作效率。明确证明对象对实际工作具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关于证明对象的概念

公安部政治部编《刑事证据学》（人民警察高等教育规划教材）关于证明对象表述为：证明对象又称“待证事实”，是指在诉讼中需要有司法人员和当事人使用证据加以证明的事实。

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材《刑事诉讼法学》表述为：证明对象是指必须用证据加以证明的案件事实的范围。

全国统编教材《证据学》表述为：证明对象是指案件中必须由司法人员或当事人依法运用证据予以证明的案件事实。

《刑事证据理论》表述为：证明对象就是刑事诉讼中需要用证据加以证明的问题，也就是办案中需要查明的案件总和。

以上表述基本概括了证明对象的特点：第一，证明对象是表现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是受法律规范调整的；第二，证明的主体是特定的，仅指司法人员和部分当事人；第三，证明对象是要用证据案加以证明的；第四，证明对象是案件中需要证明的有关情况。

二、关于证明对象的范围

《刑事证据学》认为：证明对象包括有关犯罪的事实、被告人的一贯表现、有无犯罪前科和犯罪后的态度、案件中涉及程序法方面的事实、案件中的某些证明材料四类。

《刑事诉讼证据制度》认为：证明对象可分为七个方面：（1）案件是否发生；（2）谁犯罪、犯何罪、危害结果如何；（3）被告人刑事责任年龄和刑事责任能力；（4）有无免除被告人行为的违法性和可罚性情况；（5）有无从重、加重、从轻、减轻、免于刑事处罚的情节；（6）犯罪的原因、环境、背景和被告人身份；（7）证据之间可互为证据、互为证明对象。

《刑事诉讼证据制度》认为：证明对象包括实体方面的事实、程序方面的事实和证据事实。

《刑事证据》认为：证明对象包括：主要事实、次要事实、被告人履历情况和案件的证据材料。

（一）案件事实（或称实体法事实）是基本的、首要证明对象，是全部证明对象任务中最核心的内容。

大致应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1、有关犯罪的事实。具体有：（1）犯罪事实是否确已发生；（2）犯罪是否为被告人实施；（3）犯罪嫌疑人是什么人，姓名、性别、年龄、国籍、职业、身份等，如是共同犯罪，还应查明各个被告人在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应承担的责任；（4）犯罪的时间、地点、环境、条件、手段、使用了什么犯罪工具及犯罪的具体情节和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结果；（5）犯罪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6）被告人是否达到责任年龄、有无责任能力；（7）被告

人犯罪的故意或过失、动机和目的；（8）行为是否属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

（9）是否有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10）行为人是否有从重、加重、从轻、减轻、免除处罚的法定情节。

2、被告人的个人情况及有无前科和犯罪后的态度，是否自首等。

（二）证据事实

证据事实是否为证明对象，观点各一。

一种观点认为：证据（对象）事实是证明对象。理由是：任何证据事实，其本身不能证明自身的真实性，必须通过与其它证据的对照，比较才能确认某一证据是否真实可靠。因此，证据既是证明的手段，同时也应当是需要证明的对象。

另一种观点认为：证据事实不是证明对象。理由是：首先，从证据事实与案件事实的关系方面看，两者作为证明对象，有些是重合的。直接证据事实与案件主要事实有重合的情况，间接证据事实与案件事实也有重合的情况。既已重合就没有必要再把它列为证明对象。其次，从证据事实的作用看、证据事实归根结底只是证明实体法和程序法事实的手段。从证明过程看，它虽然属于第一步需要查明的事实，但就证明的最终目的而言，它只是一个中间环节，是证明手段，而是证明对象。对判断证据真伪有意义的事实亦属此类。再次，从证据事实的取舍而不查，如重复的事实等。

本人认为：证明对象是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一切事实。证明对象是要靠运用证据来加以证明的。证据事实只是证明的手段，不是证明的目的，而查明与案件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才是最终目的。所以不能把手段与最终目的相混淆。诚然，所有的证据事实都需要查明属实，但查明属实的目的还是为了最终证明与案件有关的事实。所以，对证据的查证属实只是一个中间环节，这一中间环节的属性只是办案人员的思维加工、审查判断的认识过程，是对证据综合分析的一个判断过程。从保证整个诉讼证明活动的连续性，完整性和保证性过程的目的性上说，不宜把证据事实作为证明对象。

（三）案件中涉及程序方面的事实

对于程序法事实是不是证明对象的问题存在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程序法事实是证明对象。理由于：我国刑诉法对以上所列举的程序法事实都有明确规定。把程序法事实列为证明对象，既有法律根据，又有实际意义。但是，程序法与实体法虽同为证明对象，二者仍有所区别：（1）在作用方面，实体法事实关系到定罪量刑；程序法事实则关系到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2）在证明责任方面，对实体法事实的证明只有司法人员和自诉案件的原告人一方负有证明责任。（3）在证明要求上，对实体法事实要求通过收集证据加以确凿地证实，不能有半点含糊，证据不足不能定罪。但对程序法事实的证明，就可以灵活一些。有时事实一时难以查清，可以斟酌情况，先解决程序问题以免影响案件的审理。

另一种观点否认程序法事实是证明对象。其理由是：如果把程序法事实列为证明对象，可能导致办案人员注意力分散，影响办案效率，还可能把举证责任转嫁到被告人身上。因为以程序立法的目的和任务来看，是为了保证实体法准确、及时地实施。在案件的处理上，它始终处于从属地位。以程序法事实对案件本身的影响看，案件涉及的实体法事实对确定被告人罪与非罪、罪轻罪重以及最后量

刑的问题，虽有一定影响，但不起决定作用。从程序法事实的证明主体看，不一定是司法人员，也有时可能是被告人，因为有些程序事实，只有被告人才能证明清楚。但是，根据证明责任的理论，我们认为任何时候也不能把证明责任转嫁到被告人身上。

本人认为：程序法事实应属于证明对象的范畴。因为证明对象是指需要证据加以证明的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一切事实。而程序法事实与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密切相关。（1）如该回避的没有回避，就可能影响到对被告人的定罪和量刑。（2）我国刑诉法第138条规定了二审法院发现一审法院审查具有违犯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理。这说明违反法定程序，有时就可能影响正确判决。（3）再如应当公开审判的没有公开，不应公开的反而公开。（4）依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理的案件，没有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5）收集证据不依法。（6）剥夺、限制被告人的辩护权等。这些程序法事实都与刑事被告人的定罪量刑紧密相关，如不加以证明，其结果必然影响到判决的正确性。此外，采取强制措施中出现患有严重疾病，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情形而需要改变强制措施的，执行中出现某种诉讼问题，需要改变执行的，这些程序法事实的有无、真假都需要加以证明。同时，把程序法事实作为证明对象，有利于司法人员依照法定程序办案，有利于克服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

有人认为把程序法事实作为证明对象，就会使被告人负有举证责任。举证责任是指证明有罪无罪的责任，被告人当然不负这种举证责任。这里所说的程序法事实，不是指被告人有罪无罪本身，而是让被告人对有关程序法事实就自己所了解的情况提出证据。这种提证责任并非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因为被告人所提证据要证明的是司法机关是不违犯了诉讼程序，从证明的主体、证明的目的、证明的任务等各方方面，均与解决被告人是否有罪、罪责轻重的证明责任完全不同。许多国家也把程序法事实列为证明对象。如德国、日本等国有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之说。这种说法是1926年由迪茨恩首先提出，后经小野清一郎结合构成要件论发展起来的。这种分类是根据需要用何种方法和程序进行划分的。现已被普遍采用。自由证明是指根据证明力和证明调查的要件不完全充足的证据而说出的证明。严格证明是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所认定的证据力，而且是根据在公审庭上经过合法的证明调查的证据而说出的证明。一般认为公诉犯罪事实符合构成要件事实，需要用严格证明。对上述情况以外的事实可采用自由证明，即根据某种证据或某种程序进行即可。日本把程序法事实作为法定的证明对象，但对程序法事实究竟采用严格证明还是采用自由证明则存在分歧和争议。普遍观点认为，关于诉讼上的事实，并不需要严格证明，即使对那些为决定证明力所需要的事实，采取自由证明也就够了。但是对于那些左右坦白任意性的事实，应给予当事人以争辩的机会而必须适用严格证明。与此相反的观点是：终审中有无认定的事实，则需要关于构成证据力前提的事实和证明力的事实，则需要严格证明，除此之外的其他事实，可以采用自由证明。

我国台湾学陈陈朴生认为：程序法事实是证明对象，亦称自由证明的对象。他认为：应该严格证据的事实包括：犯罪事实、刑罚事实、处罚事件事实、间接事实、自由任意性之基础事实、特别经验法则。以经自由证明为已是的自由事实是指程序法上的事实。包括形式裁制上事实和诉讼程序事实在内。主要内容有：免诉事由之有无，诉讼应否受理，管辖之有无，补助事实，其他诉讼程序上的事

实，发回避事实。

综上所述，本人认为证明对象范围包括实体法事实和程序法事实两大部分。

三、关于无须证明的事实问题

司法实践中，有些问题是无须证明的确凿事实，因而司法机关就不必为证明这些问题去浪费时间和精力。在有些国家的诉讼中，对于无须证明的事实作了明确规定，有些国家虽无这方面的明确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已形成了某些惯例，通常可以按照习惯的做法来加以确认。在我国，刑事诉讼目前尚无这方面的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也常遇到类似情况，因而研究这个问题，对于进一步明确证明对象的范围，提高办案效率，具有一定意义。

由于不需要证明的事实司法机关可以直接确认，因此，对其限制是很严格的，从各国及我国的司法实践看，下列事实不须使用证据加以证明即可直接确认。

1、众所周知的事实及自然规律和科学定理。

关于“众所周知”各国标准并不一样。英美法系国家以一般人知晓为标准，大陆法系国家以法院知晓为标准。比较来说，一般人知晓者，法院也能知晓，而法院知晓者，一般人未必知晓。因此，一般人都知晓作为“众所周知”的标准。台湾学者陈杆生所著《刑事证据学》也持此观点。他把经验法则分为一般经验法则和特别经验法则。一般经验法则是指一般人由日常生活或法律生活所能知之事实所形成的法则；特别经验法则是具有特别知识或经验者所说知之事实形成的法则。前者没有证明的必要，不是证明对象，后者则须经过严格的证明程序加以证明。

科学原理和生活经验所确认的事实也属于“众所周知”的事实范围。

2、司法人员职务上熟知的事实。

所谓“司法人员职务上熟知的事实”是指国家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政府各部门的设置及某些政策、措施等。凡属于此类事实，当事人可以不举证，一般可由办案人员直接加以“认知”。但也有例外，如对于外国法律、国际条约、地方性法规和各地的风俗习惯等并非司法人员熟知的事项，就不能作为无须证明的事实。

3、预决的事实

预决的事实是指已经由人民法院重效判决所确定的事实。如犯罪前科对于认定累犯就有预决的效力。而不能对原先的这罪量弄再产生争议。同样，在附带民事诉讼中，刑事判决部分对其后处理民事赔偿问题就产生预决的效力，而不必再对被告人的行为是否侵权，责任大小之类的事项加以证明。必须指出的是：刑事诉讼中的这种预决的事实，仅存在于人民法院的两个判决之间，而其他机关所认定的事实，对于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则是没有预决效力的。

美法规定它是从特定的事实或情况产生的一些合理的推论。情况证据即属此类。事实推定是指在有足以反驳这些推定的证据时，这些推定可以反驳。我国法律对推定也有规定。如未满14岁以下不负刑事责任、宣告死亡、失踪等。

第五篇：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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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的分配

★★

一、证明责任的负担原则

(一)证明责任负担的原则

证明责任，即举证责任的负担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也就是说，当事人对自己所主张的并作为证明对象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二)证明责任负担原则的派生规则

在民事诉讼中，“谁主张，谁举证”原则通常还可以派生出以下两个证明责任规则：

1.证明责任的免除。即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属于法定无须举证证明的对象时，则免除当事人就其主张事实的相应举证责任。

2.证明责任的转移。即在诉讼过程中，当诉讼主张在当事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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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证明责任负担的例外——举证责任的倒置

举证责任倒置是侵权纠纷案件中为了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而设置的一种特殊规则。

(一)证明责任倒置情况下的举证

虽然证明责任倒置原则的确立有利于维护诉讼的公平原则以及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但是并不意味着在证明责任倒置的情况下，全部证明对象的证明责任均由对侵权行为持否定态度的被告承担，而是将侵权案件中较难以举证的证明对象的证明责任倒置于被告。

在侵权诉讼中，通常有三大事实需要证明：第一，受害人的损害事实;第二，侵权者的过错、违法行为;第三，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在上述三大事实中，原告仅就自己所遭受的损失负证明责任，而其他两个对原告而言较难举证的事实则由被告承担证明责任。

(二)证明责任倒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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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证据规定》第4条的规定，下列侵权诉讼按照以下规定承担证明责任：

1.因新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起的专利侵权诉讼，由制造同样产品的单位或者个人对其产品制造方法不同于专利方法承担举证责任。

2.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加害人就受害人故意造成损害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3.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4.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对其无过错承担举证责任。

5.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就受害人有过错或者第三人有过错承担举证责任。

6.因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产品的生产者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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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因共同危险行为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实施危险行为的人就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8.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

有关法律对侵权诉讼的举证责任有特殊规定的，从其规定。

三、法院裁量证明责任的负担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证据规定》第7条的规定，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

四、其他案件中证明责任的负担

《证据规定》第5 条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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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了网s.yingle.com 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对代理权发生争议的，由主张有代理权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

《证据规定》第6条规定，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劳动争议的，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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