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中需解决问题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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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刑事诉讼中需解决问题调研报告

随着司法改革的进程不断深入,司法观念有了重大的变化,从把打击犯罪作为刑事司法制度的基本价值定位的一元片面的价值观转向加强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权利的保护的多元平衡的价值观,从偏重实体的公正观转向重视程序的公正观,从侦查中心的司法观转向审判中心的司法观,从查明事实的办案观转向证明事实的办案观,从偏重证明力的自然证据观转向强调可采性的社会证据观。上述这些转变必然带来刑事诉讼过程中的一些变化,因此在司法实践中下列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一、证据采信问题

1、非法证据的排除问题

所谓违法证据就是以暴力、胁迫、利诱、欺诈、违法羁押等不正当方法取得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和以违反法定程序的方法取得实物证据。所谓违法证据排除,主要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应当排除上述那些通过非法途径获取的证据。

现代任何国家的刑事诉讼法都禁止以违反法律的方式获取证据,然而对非法获得的证据能否获得证据能力,成为定案根据,却既有共识,又有不同的意见和相异的处置。

美国是实行非法物证排除规则的主要国家。它通过一系列判例确定通过违法的、无根据的搜查和没收所获得的证据,以及通过违法收集的证据发现、收集的证据(派生证据)均应排除。

英国、德国和法国等西方国家与美国的态度有区别,这些国家并不一般地排斥违法取得的物证。而是注意违法的严重程度以及排除违法证据对国家利益的损害程度,进行利益权衡,同时赋予法官一定程度的对于证据取舍的自由裁量权。

在我国学术界存在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主张把“非法取证行为”与“非法取得的证据”相区别,对于非法取证行为,可以采取行政手段进行处理,情节恶劣后果严重触犯刑法的,可以依照刑法追究刑事责任,但不能仅因手段非法而否定“客观事实”的证据价值。

第二,主张将非法获取的证据加以排除,认为凡是以违反诉讼程序的方法获得的证据,即使查证属实,也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三,主张排除非法取证行为直接获得的证据,但可以以这些证据为线索,根据这一线索依合法的程序重新取证,即允许采纳所谓“毒树上的果实”为定案的根据。

我们认为,排除非法证据规则的意义在于在刑事诉讼中遏止非法取证的行为,而非法取证行为的动机是获取证据,只有针对这一动机消除非法取证行为的利益性,才能有效地消除非法取证行为。因此,第一和第三种观点不能取消非法取证的动机,也就难以遏制非法取证的行为。

2、瑕疵证据的完善问题

这里所说的瑕疵证据是指存在残缺因素可以通过补证弥补缺陷的证据,如证明被告人身份的证据,只有其身份证而没有其户籍地公安机关的证明,或者价格鉴定结论的依据不充分,没有被害人提供的物品购买发票等。身份证本身是公安机关核发给公民的证明其身份的合法有效的证件,但是现在社会上伪造身份证的情况大量存在,有些人为了违法犯罪,有些人因为年龄不到而想提前领取身份证,有些人为了一定的目的,都存在使用伪造的身份证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对被告人的身份证做一个鉴定,认定它系公安机关核发的真实有效证件,这样才能作为确定其身份的依据。有些盗窃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对失窃物品的描述是一致的,但是被害人提供不出原始的购买发票,价格鉴定结论仅依据被害人陈述提供的购买时间、品种、型号等而作出,这样的证据存在瑕疵,应当对被害人的陈述补充相应的证据,证实其陈述的真实性(如同事的证言、有关部门登记资料等),使之形成证据锁链,才能采信。对于被告人和被害人都认可,但确实无法提供鉴定详细依据的,可以只认定其犯罪事实而不计盗窃金额。

二、出庭作证问题

1、证人出庭作证问题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证人证言是最普遍、最大量、非常重要的一种证据,法院判决往往就是建立在这些证言的基础上,刑诉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在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书面的证人证言是不可或缺的,也是比较容易取得的。同样在庭审阶段,证人也应当到庭作证,特别是被告人对证人证言提出异议,或者辩护人取得的证人证言与公诉方提供的证人证言有矛盾之处时。但是在目前的刑事审判中,证人出庭率很低,绝大多数证人都不到法庭作证,即使法院发出出庭通知也弃之不顾,在出现矛盾时,往往考法官的“自由心证”来决定取舍。

笔者认为造成证人不出庭的原因有:

(一)、我国法律中没有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规定,证人是否出庭作证完全可以自由决定,如果接到法院的传票而不出庭的,也没有什么处罚措施。在以往还可以通过单位等途径“强制”证人出庭作证,但是在如今市场经济的形势下,人口的流动性大,很多证人并没有一个单位或组织可以约束,更增加了其作证的自由度。

(二)、与案件有关的证人,往往与被告人有某种联系,特别是在经济犯罪案件中,这些证人慑于侦查和公诉机关的威力,作出了相关的证言。在辩护人取证时,碍于情面他可能会作出完全相反的证言。当到达庭审阶段,在“当面对质”的情况下,证人明显“得罪”哪一方对他来说都是不利的,因此他选择“逃避”,不愿出庭。

(三)、我国法律没有对证人出庭作出相应的、必要的人身和经济保证。证人不能以此要求单位给自己带薪假期,也没有哪个部门可以为他报销交通费,万一路上出了意外,不能作为工伤处理,受到报复打击也不能成为见义勇为的英雄,因此证人不愿浪费时间、金钱、精力来出庭作证。

证人不出庭的情况下,要有效定罪,必然就会大量采用庭前尤其是侦查阶段警察制作的书面证言,这种不加限制地使用书面证言的情况,违背了现代诉讼制度最基本的要求。现代审判制度要求对证言“真实性的情况保障”,即证言笔录本身不能证明自己的可靠性,而必须以其他方式对其可靠性作出证明。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对这种“真实性的情况保障”未作任何规定。不仅重大和特别严重的案件可以凭一般的书面证言定案,而且双方有原则分歧,内容很不确定的证人笔录,也可以交由法官自由取舍,使其作为定案根据。应当看到,依靠没有真实性保障的书面证言,十分容易形成错误的判定,因为书面证词的可靠性没有被交叉询问所检验,不能排除书面证词和证言笔录伪造或变造的可能,或者取证人断章取义,证人出于对取证人的信任没有阅读就签字而造成证言不真实的情况。

针对上述情况,我们有必要制定相关的法律规定来强制和保障证人出庭作证。

2、警察出庭作证问题

我国的警察一般不到法庭作证,尤其是他们不会应辩护方的要求到庭作证,即使警察出具书面证言,常常也不是警察的证词,而是以办案单位的名义出具的证明材料,有单位印章而无证人落款。例如“关于被告人某某投案情况的证明”、“关于审讯情况的证明”等。但是对作为证明对象的案件中的某些实体问题和程序问题,需要警察来证明,在有些情况下,他们的证人作用是必不可少和不可替代的。例如,关于被告人投案的情况,以及关于侦查过程中的有关情况,如物证搜集、口供获得的过程与方法等。特别是被告人辩解存在“刑讯逼供”现象的情况下,为了排除非法证据的需要,警察应当到庭作证,而不是由办案单位出具一份“不存在刑讯逼供情况”的证明材料。警察在侦查阶段调查取证和在法庭上作证,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角色,此时他没有了作为警察的强制性力量和国家机器的威慑力,是与被告人同等地位的证人,当他面对庄严的法庭宣誓后,他必须依法如实作证,此时的他仅以个人名义向法庭作证。只有经过法庭质证,排除了存在非法取证行为和非法取得的证据,法庭才能采信。

3、鉴定人员出庭作证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鉴定人的权利义务规定不够合理,其出庭作证、公开鉴定过程的义务因受人身保护权利而被忽略。在实践中,鉴定人几乎不出庭接受质证,只是由公诉机关在法庭上宣读鉴定结论,而且由于司法鉴定是一项涉及多门科学的专门工作,属于以科学技术手段核实证据的一种诉讼活动,其涉及到案件事实中的很多信息,不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人员难以提出辩驳意见,加上从事司法工作人员往往缺乏此方面知识,若在庭审过程中,被告人、辩护人和被害人、代理人提出反对意见,经常因无证据而不被法院采纳。这就需要具有相关专门知识的人员来对鉴定结论提出见解,然而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无明确案件当事人可聘请具备鉴定知识的人出庭对鉴定结论质询,法院也不能强制要求鉴定人员出庭对其作出的鉴定结论予以解释,给予法官在审理案件时综合意见,这样辩方和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得不到充分保护。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应明确鉴定人的权利义务,理顺鉴定程序。必须明确鉴定人要出庭作证,在法庭上公布自己的鉴定过程及结论,接受法官和控辩双方对其陈述质询。同时规定鉴定人享有独立鉴定权、了解案情权、参与诉讼权、人身受保护权、获得报酬权等权利,承担拒绝鉴定、超期鉴定、错误鉴定、拒绝出庭作证等应接受不利法律后果的义务。

刑事诉讼不仅要打击犯罪,同时要注意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观念的转变最终要落实到行动上,只有解决好上述问题,才能更好地实现刑法目的。

第二篇: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举证责任研究

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举证责任研究

[摘要]: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有没有举证责任问题,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所以,这种情况不但不利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被告人对自己有罪或无罪的辩解,而且,还往往让人们对国家法庭判案产生怀疑,因此,有必要对此作一探讨。本文正是处于这一目的,谈一谈笔者的认识。

[关键词]:被告人举证责任 责任分配 定义 研究

举证责任这一术语最早见于古罗马法典中。古罗马法从当事人举证活动角度来观察分析举证责任,认为举证责任是当事人提出主张后必须向法院提供证据的义务和负担。但 [1]“人们对举证责任的认识仅限于提供证据的责任,法官不考虑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应当由谁来承担不利后果的问题,尽管当时肯定也存在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但这些问题不是罗马诉讼中的主要问题”,所以是主观责任观点。后来欧洲大陆国家承袭了这一观点。自从德国法学家尤利乌斯·格拉查把审理案件时争议事实真伪不明状态与法院在此情况下如何适用实体法联系起来,并以此为基点分析举证责任,提出客观举证责任概念后,举证责任的主客观双重含义说逐渐获得普遍认同。

在我国大多数学者赞同举证责任的二元论观点,认为举证责任既包括由谁提供证据来证明案件事实的责任,也包括由谁承担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案件事实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

虽然不同国家对举证责任的内涵表述不一,但仔细分析,发现各国对此存在共识性理解,即都认为举证责任具有双重含义:(1)举证责任同程序法上主张方的诉讼行为相联系,为了使自己的主张得到认可,主张方必须提出证据支持其主张。这也即是举证之负担、提供证据的责任、主观举证责任、行为举证责任的内涵。(2)举证责任同实体法上的法律后果相联系,当有争议的实体法上的事实得不到证明时,对它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就可能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二、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分配的原理

合理的分配证明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应综合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谁主张,谁举证”。古罗马法初期,法学家就曾提出分担举证责任的两条原则:一是原告有举证之义务,原告不尽举证责任时,应裁判被告胜诉;二是主张的人有证明的义务,否定的人没有证明义务。这两条原则的概括就是“谁主张,谁举证”。据此,在刑事诉讼中,公诉方必须对其指控事实负证明责任,被告人也应对其在诉讼中的积极主张进行证明。提出事实主张是承担举证责任的前提,只有当被告人在诉讼中提出事实主张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举证责任的转移。但被告并非对所有基于辩护权而提出的事实主张都要承担举证责任,如被告人只是消极的否认控诉方的事实主张,如声称自己没有杀人,对这一事实主张就不承担举证责任,即不发生举证责任的转移。只有当被告提出具有积极辩护意义的具体事实主张时,举证责任才转移给被告人。也就是说,如果被告人不仅说自己没有杀人,还说被害人是某某人杀的,以此证明自己没有杀人,那么,被告人对这个具体的事实主张才须承担举证责任。法律保护被告人的辩护权,赋予其提出积极辩护主张的权利,但法律亦要求被告人在提出积极的事实主张的同时须承担对该事实主张的举证责任,这是符合司法证明规律的。既然被告人提出一个具体的事实主张,他也就应该提出相应的证据支持其主张,而且他显然也处于举证的便利位置。如果被告人可以随便的提出一个事实主张,而后由控诉方举证反驳,自己却不承担任何举证责任,那显然违反了司法公正的原则,也会极大地降低司法证明的效率。

2、“无罪推定” 规则。根据这一刑事法基本规则,在法院判定为有罪前,被告人应被推定为无罪。因此,公诉方应承担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即客观的证明责任,证明被控犯罪的每个因素和因此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责任,自始至终归于起诉方。而且起诉方还要使陪审团相信对所指控的犯罪全部要素的证明都已经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而被告方一般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

3、刑事诉讼构造的特点。在刑事诉讼中,作为控方的公诉机关与弱小的被告人之间处于天然的不平等状态,为保障诉讼能够公平地进行,应使证明责任的承担与证明主体的证明能力相适应。现代刑事诉讼中的许多原则、规则和制度都旨在对这种不平等状态加以平衡,使追诉方负有特定义务,同时使处于被追诉地位的被告人享有一系列的诉讼权利。立法规定由公诉机关负 “客观的证明责任”正体现了这种诉讼价值观。在犯罪日趋复杂的现代社会,要求控诉机关在法定期限内对所有的刑事案件承担客观的证明责任,既不可能也不科学,在特殊领域里要求被告人在其证明能力范围内就特定的案件事实进行证明,是符合诉讼规律和公正价值的合理选择。

三、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举证责任的特征

1、被告人在审判中举出证据证明自己罪轻或无罪属于法律赋予被告人的辩护权,是权利,而不是义务

被告人的举证责任不是举证证明自己有罪的责任,而指举证证明其犯罪的某些要素不存在的责任,即消极性的举证责任”或“防御性的举证责任”。

被告人可以依法行使辩护权,也可以不行使辩护权,而且不能仅仅因为其不行使辩护权,就得到对其不利的事实认定或裁判结果。但在某些情况下,[2]“根据立法上的规定或司法上的要求,对于犯罪的某些要素或犯罪构成要件以外而与犯罪构成密切相关的(从而影响定罪量刑)要素,以及某些程序性要素,控诉方不需要举证证明, 或者仅需间接证据证明,即可推定这些要素的存在时,如果被告不对此提出证据进行辩解,就要承担不利法律后果。即被告不负证明自己有罪的责任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但被告不负证明自己无罪、罪轻的责任是相对的、有条件的。”

2、对被告人的举证责任的证明标准应做较低的要求 由于控方拥有独立的诉讼主张才启动诉讼程序,因而必须提出相应证据证明其所提出的诉讼主张能被法官接受而开始审理,从这个意义上说,控方举证具有绝对性。而辩方若无独立的主张则可以不承担举证责任,并且,可以对控方提出的全部事实或其中一部分事实提出独立的主张举证,相对于控方显示出相对性。这种相对性使其举证的证明标准只需达到优势证据程度即可,而无需达到客观真实标准。

[3]“在英美法国家,控诉方的举证必须达到使法官和陪审团不存在任何怀疑的程度,而对被告的举证只要求所证明的盖然性与对方相当即可。”在我国,基于控诉方和被告的力量对比和在诉讼中的控辩地位, 大多数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没有获得辩护律师的帮助,控诉方和被告方的力量对比以及在诉讼中的控辩地位仍存在不对等性,所以,法律应对被告人的举证责任的证明程度同样应予以较低的要求,即证明标准相对于控诉方的要求较低,其证明并不要求必须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即可。

3、对谁有利谁举证

第一,对控诉方的举证责任不能作无限制的要求,只要控诉方完成了对犯罪构成各要件的举证证明责任,其举证责任就已基本解除,因为对犯罪构成要件的举证证明的完成也就意味着被告人有罪证明的完成。被告人此时事实上已被证明构成犯罪,在这种情况下,后续的举证责任就应当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即对控诉方有利时,控诉方应继续承担举证责任;对于被告人的辩护有利时,被告人应承担举证责任。例如在控诉方已证明被告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了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控诉方已完成了对作为受贿犯罪的构成要件的举证责任,至于被告人收受的财物是用于个人消费还是私下用于本单位的业务招待、送礼,也即赃款的用途和去向,不是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因为被告人利用职权收受了他人的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即构成刑法规定的受贿罪的既遂状态,赃款的用途和去向是犯罪既遂之后的事实,自然是犯罪构成之外的事实。因此,如果被告确实是私下用于本单位业务招待等支出的,只能在量刑时酌定从轻处罚。但对此应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

第二,被告对构成要件外部分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也是诉讼经济的要求。刑事诉讼法既有社会保障的功能,也有人权保障的功能,其人权保障功能往往是以牺牲诉讼效率为代价的,所以,对于人权保障功能不应无限制的强化。控诉方既然已经对犯罪构成要件等事实承担了举证责任,被告人已被证明有罪,说明国家已经公正地履行了人权保障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诉讼经济和效率应更加予以强调。如果要求将证明犯罪构成要件之外的事实的举证责任完全由控诉方承担,将使控诉方不堪重负,耗费大量的司法资源。如要求控诉方证明每一笔赃款的用途和去向是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相反,由被告人证明则相对容易。

4、不能因为举证责任的倒置减轻甚至否认控方的举证责任。

法庭上,检察机关作为控方必须提出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因为从理论上讲不能要求被告人证明自己有罪。这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法律不能强迫一个人做自己不能做到的事情,如果一个人没有做,他对客观外界没有影响,往往很难举出证据,此时要求被告人举证就违背了法律精神。即使在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中,控方首先必须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基本“犯罪”事实的存在。如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犯罪中,控方必须首先证明其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在非法持有型犯罪中,控方首先必须证明被告人确实持有某种特定物品。在正当防卫中,控方首先必须证明被告人“犯罪”行为及“危害”结果的存在等等。只有在被告人对上述行为作“积极抗辩”时,举证责任才转移到被告人身上。

四、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所负举证责任的范围

首先,被告人应就其主张的某些程序法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如被告人申请有因回避时,应提出相应证据证明被申请人符合法律规定的回避情形;如果被告人没有进行合理的证明,将产生不利的后果:被告人程序法事实上的主张不被采纳。其次,被告人应对刑事诉讼中有关的实体法事实承担证明责任。从当前世界各国的普遍规定来看,可分为两类:其一,被告人在诉讼中应对其主张的特定的实体法事实承担主观的证明责任,即当被告人依据某种只有他自己知道的事实而提出辩护主张时,他必须证明他所依据的事实证据,否则,其主张不被承认。被告人在诉讼中承担的这类证明责任大致分为两种:第一,根据实体法,某种行为在特定情形下并非违法,此时被告人如果主张“免除行为违法性”,就应当证明其行为符合法律的规定,如有合法授权、正当理由等;第二,如果被告人主张行为免责,应就其主张负举证责任,如被告人提出自己的行为属职务行为、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意外事件、行为时精神失常或未成年时,应当提出证据予以论证。其三,当法律允许作 “罪错推定”时,被告人应负客观的证明责任。在刑事诉讼中,为维护某种更为重要的利益,同时根据被告人的证明能力,法律允许在特定情况下,由公诉方首先进行基础证明后,证明无罪的责任便转移到被告人身上。如果被告人不能证明或没有合理证明,则可能承担有罪的诉讼结果。

1、非法持有性的犯罪。如刑法所规定的非法持有毒品罪;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罪;持有、使用假币罪;非法持有国家绝密、机密文件、资料、物品罪;非法携带武器、管制刀具、爆炸物品参加集会、游行、示威罪等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2、职务经济犯罪中对赃款去向的证明。

3、共同犯罪中,案件的主要事实或基本事实业已查清,且有确凿充分的证据,认定全案已无问题。在这样的前提下,进一步涉及共同犯罪中的一些内部情况,如谁提出犯罪意图,如何纠集同伙,如何分工、分赃,谁是主犯等,应由被告人负举证责任,否则,均依主犯处断。

4、在刑讯逼供案件中,可以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规定由被告人(即被指控有刑讯逼供行为的执法人员)承担举证责任。对于是否存在刑讯逼供进行举证时,主张刑讯逼供的犯罪嫌疑人承担一些表面证据,使法官有理由相信刑讯逼供存在的可能,如果被指控有刑讯逼供行为的执法人员,即刑讯逼供案的被告人,不能用充分证据证明自己没有刑讯逼供,就判其承担刑讯逼供的法律责任或后果。这样可以强化对刑讯逼供行为的约束机制,五、对我国有关被告人举证责任的建议和思考

被告人能否切实行使举证权、有效地履行举证义务,还需要有配套措施,尤其是要赋予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实现举证责任所必须的权利,为被告人提供有效的司法援助。其一,举证以调查取证为前提,被告人的举证责任通常是通过辩护律师来实现。调查取证工作十分复杂,除了需要有必要的经济条件与法律专业知识外,还需要借助法定权利。但从现行刑诉法的有关规定来看,控辩双方并不享有同等的调查取证权。刑诉法第45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而根据该法第37条,律师收集与本案有关材料必须“经过证人或有关机关同意”,在某些情况下还要“经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许可”。显然,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权有法律保障,而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则不然,甚至受到作为控方的检察机关的约束。这种现象若得不到妥善解决,被告人实现举证责任的可能性将大大下降。

其二,刑事被告人为维护其合法权益,需要借助于辩护律师的帮助。但不少被告人根本无力支付由此所应当支付的费用。我国虽已建立了法律援助制度,但不能解决律师办案经费的困难,于是接受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往往无法深入调查取证,投入保障刑事被告人合法权益的工作。法律援助往往流于形式。因此,完善我国法律援助制度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其三,法庭应予协助。即对被告人的抗辩进行判断,确定其是否应负举证责任:一是在被告人被羁押中且无律师帮助的情况下,向法庭提出证据线索即可,法官要充分行使庭外调查权,根据被告人提出的证据线索深入调查,并将调查的证据经控辩双方质证。二是在被告人未被羁押或有律师帮助的情况下,针对有关证据调取不能且向法庭申请帮助时,法官要给予协助。三是法庭对被告人的证明标准应作较低的要求,并应及时将被告人反驳公诉方的证据意见转移至公诉方,要求公诉方作出回应。注释:

[1](陈荣宗.举证责任分配与民事程序法[Z].台北:台湾大学法律丛书编辑部.6.)[2](卞建林,郭志嫒.刑事证明主体新论[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3,(1).)[3](王以真.外国刑事诉讼法学[H].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163~164)

第三篇:刑事诉讼中的证人保护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人保护的完善

摘要:

关键字:证人保护存在问题各国立法制度构建

证人证言是刑事诉讼中运用最为广泛的证据之一,对于司法机关准确、及时查明案件事实,正确运用法律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发展,对证人提供保护的重要性也受到重视。出庭作证是证人的基本义务之一,世界各国普遍以立法的形式规定了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但是我国司法实践中证人不出庭却成了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究其原因但由于我国法律规定的不健全,很多证人的权利和生活没能得到很好的保障。

证人保护是整个证人作证制度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证人在履行作证的义务之后得不到相应的权利保障,将会对国家的司法制度丧失信心而不再愿意做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证人证言的现代刑事诉讼面临无人作证的尴尬境地。即使法律以严刑重罚强迫证人作证,这种有为人性和权利义务对等原则的法律也只会引起更大的厌恶和反感。

一,我国建立证人保护制度的必要性

(一)概述

一直以来,我国特别情调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但对证人作证的权利却未给予足够重视,虽然证人拒绝作证、拒不出庭或者作伪证的原因是复杂的,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证人和近亲属的区里得不到有力的保护。虽然出庭作证是公民应尽的义务,但如果证人的诉讼权利得不到有力的保障,使其因为作证而付出极大的代价,这势必会影响证人作证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及证言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证人出庭作证,必须得到国家的保护。对证人作证问题做出过深入思考的英国的丹宁勋爵勇气经典的赋予哲理的司法意见表达了对证人进行保护的必要性,他指出:“每个法庭都必须依靠证人,证人应当自由的、无所顾忌的作证,这对执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假如案件一结束,证人就要受到那些不喜欢他的做证的人的报复,那么还怎能指望自由的和坦率的提供他们应当提供的证据呢”,“强迫证人作证的法律有责任保护证人免遭报复”,“采用一切可行的手段来保护证人是法庭的职责,否则整个法律诉讼就会一文不值”。南非共和国司法部长DullahOmar 再国民议会上介绍《南非1998年证人保护法》时指出:“实行了严重犯罪的人在阻止事实真相在法庭上的揭露方面有着既得利益。与这些人有联系的个人、团体常常会从事恐吓、威胁证人的活动,有时候,他们会超出恐吓和威胁的程度。证人的财产被破坏、损毁,更严重的是,证人遭受到身体上的伤害,他们的家庭受到威胁,某些时候,证人甚至被杀害。”“众所周知,没有证人的证据,刑事司法系统就会崩溃。许多公诉案件的失败就是因为众人收到恐吓或威胁或者其他原因感到恐惧而不能提供证据”。①下面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简要论述:

(二)我国法律中关于证人保护的相关规定

证人保护,是治国家在履行证人作证义务的同时所给予的人身及财产方面的法律保障。我国《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中都有保护证人的规定,具体如下:

我国《宪法》第41 条规定:“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刑法》第307对“妨害作证罪”的规定“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司法工作人员犯前款罪的,从重处罚;第308 条对“打击报复证人罪”的规定“对证人进行打击报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刑事诉讼法》除规定吸收证人协助调查和为证人保密外,第49 条还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

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第56、57 条也明确规定:“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证人作证”,第85 条也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应当保障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如果不愿公开自己的姓名和报案、控告、举报的行为,应当为他保守秘密”。05 年《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0 条规定:“违反治安管理,对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证人打击报复的,从重处罚”。

(三)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中证人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

基于以上规定,应当看到我国立法所规定的证人保护制度事很不完善的,其中《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过于笼统,只是规定公检法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没有规定任何具体可行的保护措施,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操作,特别是当证人申请保护时,公安司法机关无法采取切实有效地手段。其结果就对证人出庭作证后的保护问题很难落到实处。其次,立法中对证人及其近亲属的保护主要立足于对已实施的报复行为进行事后惩罚,缺乏预防性保护。这意味着只有证人实际被打击报复或者因罪证已经付出沉重的代价,法律才予以保护。此外,刑法中规定的“妨害作证罪”,“打击报复证人罪”,起保护对象仅限于证人,对证人近亲属的保护没有规定。最后,现行法律注重保护证人的人身和名誉权利,却不涉及证人财产权利保护的内容,而对财产权益的侵害正是对证人打击报复的重要内容。

现有证人保护制度在实践中实施的效果也不甚理想。比如:由于事前没有及时保护证人的人身安全,使证人的生命受到威胁、身体受到伤害甚至家人遭到打击报复;由于没有做好严格的保密措施,泄露了证人的姓名、身份,使证人受到歧视;由于没有保障证人的合法权益,使证人因作证而影响工作和人事关系;由于证人未能享有客观作证的条件,使证人在作证时受到各方面的干扰等等。

可以说,我国对证人保护的存在着范围过窄、种类过少、保护的机制不健全、责任不明确等问题,有学者通过实践研究发现:证人不愿做证原因之一是对证人的保护无法落实,证人普遍害怕遭到打击报复。②

国家应当制定对证人出庭作证后安全保护的法律措施,明确对证人实施安全保护的机关,对证人安全保护的时间、范围,对打击、报复、威胁证人的情形出现时的受理查处机关,以及对证人安全保护的经费保障等等,只有法律规定了明确的具有现实可操作性的安全保护措施,证人出庭作证才有现实的基础。证人保护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完善我国证人保护制度,是司法实践的需要和要求,势在必行。

二、国外有关证人保护的相关规定

(一)美国

美国是最早以制定法的形式保护证人的国家。早在1970 年的《有组织犯罪控制法》中就有“证人保护计划”,以保护证人的安全。实际上,经过30 多年的努力,美国的证人保护制度已经成为世界上投入最多,运行最为严密的证人保护制度。

随着刑事司法系统对受害人和证人逐渐重视,证人保护也从特殊案件的保护而走向一般案件的保护。1976 年,美国律师协会刑事司法部门创设了被害人委员会。美国于1970 年制定了《有组织犯罪控制法》,其中规定了“证人保护计划”(简称WPP),以保护证人及其家人的安全。在它的推动下,美国于1982 年通过了《被害人和证人保护法》。随后,在1984 年通过《被害人法》和《证人安全改革法》,1990 年的《被害人权利和补偿法》。此外,美国司法部在1995 年颁布了《被害人和证人援助守则》,作为司法部为联邦案件的证人和被害人提供服务与保护的主要依据和准则。现在,美国各个州都有有关证人保护的法规,有29 个州在自己的宪法中增补了有关证人保护的条款。美国证人保护由检察官执法办公室负责审批和管理的。由法警局负责保护证人的具体工作。美国证人保护程序自建立以来到1997

年已经有6700 多位证人参与到这个程序中,目前每个月大约增加20至25 位证人,每安置一个证人费用大约是15 万美元。1997 年证人保护费用达到6180 万美元,占该执法局的预算费(14224 万美元)的43.4%,约占联邦财政支出(14326 亿美元)的0.05‰。③除了官方证人保护的工作外,美国证人保护的民间组织亦相当活跃。1975 年成立了全美被害人援助联盟,在保障被害人和证人安全,提供法庭服务上的工作丝毫不逊色于官方机构。现在美国的各个州也基本上都有了关于证人保护的法规。

(二)德国

德国证人保护制度主要用于重大刑事案件。1998 年以前有关规定散见于刑事诉讼法、法院组织法和警察法,1998 年12 月专门的《证人保护法》生效。该法首次明确可以对不出席法庭的证人进行录像询问;易受伤害的证人可以获得指定律师的帮助;允许利用有线电视系统于别室对证人进行询问。德国联邦警察局承担保护证人的任务,保护的范围涉及证人的亲属及最亲近的人,保护程序上采用“阶层理论”,即对受害的证人根据危险程度实行层层递进式保护,因而证人拒绝陈述的很少。

(三)英国

英国证人保护制度的建立比美国要晚,1997 年英国工党上台执政后,随着对易受伤害和恐吓证人的“新政”的实施,以及相关部门间的密切配合,证人保护制度取得了重大进展。1999 年《青少年司法和刑事证据法》中的8 项特殊措施可谓是英国证人保护工作的经验总结。2002 年7 月,为了建立一个以被害人和证人为中心的刑事司法制度,英国内务大臣、大法官、总检察长向英国上下两院提交了一份具有准法律性质的《司法改革白皮书》[1]。此报告中明确指出在司法程序的运转中,必须保障被害人和证人的公正待遇和合法权益。2002 年,苏格兰政府发布了一份咨询案,即《重要的声音———帮助证人出庭作证》,对证据法中保护易受伤害和恐吓的证人的规定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旨在为将来的法律改革提供依据④。

(四)其它国家

除上述国家外,其他国家或地区有关证人保护的立法也很多。如澳大利亚的证人保护制度比较全面,除了有适用于全国的证人保护计划之外,各州还有自己的证人保护法。加拿大于1996 年通过了《证人保护项目法》。旨在为证人保护项目之设立与实施拟定条文,以便涉及特定询问、调查和检控的特定人员能够受到相应的保护。保护措施可以包括:受保护人的迁移、住所的提供和身份的改变,以及为确保受保护人的安全或便利受保护人的恢复或对自身需求的满足而为其提供的咨询及财政支持。⑤南非的证人保护制度在近年来发展很快,其立法也备受瞩目。1997 年6 月,南非共和国司法部颁布了“证人保护计划”。1998 年11 月,南非共和国国会制定的《1998 年证人保护法》公布,成为南非历史上第一部保护证人的法律。

三、我国证人保护制度的构建

(一)扩大证人保护的对象和范围

对《刑法》做出补充规定,明确:无论行为实施人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还是其家庭成员、其他亲属以及犯罪组织的其他成员,只要通过暴力、威胁、侮辱、诽谤以及恐吓等方法,干扰或阻止证人履行作证义务,或事后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打击报复,影响、损害和破坏其人身、名誉和财产安全,情节严重的就应该以“妨害证人作证罪”、“妨碍司法公正罪”或者“打击报复证人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对尚不构成犯罪的,证人有权要求公安机关对行为人予以惩罚,公安机关应按其他有关规定予以及时处理。

现阶段证人保护的对象范围不应过窄,也不应过宽。因为范围过窄,则无法体现证人保护的价值;范围过宽,则有可能导致司法资源的严重紧张。因此,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证人保护对象应当包括证人、被害人、证人和被害人的近亲属以及与其有密切关系的人。具体包括配偶、直系血亲、旁系血亲和姻亲与证人身份或生活上有密切利害关系的其他人。此外,对于告发、检举者,即使没有在以后的审判程序中成为证人,如果确有保护必要时,也可以与证人享受同等之保护⑥。关于证人保护的范围,笔者认为不仅要保护证人及其近亲属的人身不受侵犯,而且要保护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名誉权、荣誉权、人格尊严以及相关财产权利不受侵犯。

(二)成立专门的证人保护机构

该机构负责证人保护的组织、协调工作以及特殊保护措施的审批和实施,并负责对证人采取保护措施和保障证人权利。具体构想是:在司法部下设证人保护总局,负责证人保护的国内协调和对外协查、交涉事务,统一组织领导全国的证人保护工作;各省司法厅下设证人保护局,负责本辖区范围内证人保护工作的组织领导、指挥协调等。

①何家弘 南英主编,《刑事证据制度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368—369页

②晏向华,《关于证据的思考—来自检察官的调查报告》,《证据学论坛》,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二卷,第160、165页

③唐亮,朱利江.《美国证人保护制度及其启示》.《人民检察》.2001 年第12 期.

④王芳,《国外证人保护制度探析》,《法制与经济》,2009 年2 月总第194 期,第30页 ⑤黄丽鹃.加拿大《证人保护项目法》.外国证据法选择(增补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 年.第156-157 页.

⑥何家弘.证人制度研究[M].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4.183

第四篇:刑事诉讼中律师使用文书格式

网页链接:

http://law.baidu.com/pages/chinalawinfo/2/15/69f104d629791376ae6cc7805d71d661_0.html

司法部关于印发

《刑事诉讼中律师使用文书格式(试行)》的通知

(1996年12月20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法局:

为了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规范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活动的行为,司法部制定了《刑事诉讼中律师使用文书格式(试行)》,作为实施刑事诉讼法、律师法的配套规章。请各地接此通知后,将此文书格式下发至各律师事务所。各律师事务所应按此标准印制文书格式。1997年1月1日起,各地律师在执业活动中,应使用下发新文书格式。各地司法行政机关应加强监督和检查,把这项工作纳入律师事务所管理范畴。各地在办案过程中,发现问题的,请及时报部。

刑事诉讼中律师使用文书格式(试行)

目录

一、律师事务所函

二、律师事务所函

三、律师事务所函

四、为犯罪嫌疑人提供帮助的委托协议

五、授权委托书

六、接受指定辩护函

七、委托协议

八、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专用介绍信

九、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函

十、刑事案件代理委托协议

十一、授权委托书

十二、取保候审申请书

十三、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申请书(涉及国家秘密案件用)

十四、提请收集、调取证据申请书

(一)、(二)

十五、调查取证申请书

十六、通知证人出庭申请书

十七、解除强制措施申请书

十八、延期审理申请书

十九、重新鉴定、勘验申请书

二十、刑事自诉状

二十一、刑事自诉案件反诉状

十二、刑事上诉状

十三、刑事答辩状

十四、申诉书

十五、控告状

说明

存 根

律师事务所函

律师事务所函

【 】第 号

领函人: │___________:

本所接受______的委托,指派____律师,交 付: │担任_______案件犯罪嫌疑人_____的律师。

特此函告

事 由: │

│附:授权委托书一份

存 根

****年**月**日

律师事务所函 律师事务所(章)批准人:

时间:

律师事务所函

【 】第 号

│______人民检察院

领函人: │______人民法院:

本所接受______的委托,指派____律师担交 付: │任你院办理的_______案件被告人(犯罪嫌疑人)

│______的辩护人。

事 由:

特此函告

律师事务所(章)批准人:

│附:授权委托书一份

存 根

****年**月**日

律师事务所函

时间:

律师事务所函

【 】第 号

│______人民检察院

领函人: │______人民法院:

本所接受______的委托,指派____律师,交 付: │担任你院受理的_______________案件的

│________的诉讼代理人。

事 由: │

特此函告

律师事务所(章)批准人:

****年**月**日

│附:授权委托书一份

为犯罪嫌疑人提供帮助的委托协议

时间:

委托人________经与______律师事务所协商,达成以下协议:

一、___________律师事务所指派________律师为犯罪嫌疑人________提供法律帮助。

二、委托律师权限:

三、根据《律师业务收费办法》的规定,委托人向______律师事务所缴纳委托费用______元。

四、本委托书有效期自双方签订之日起至本案侦查终结止。

五、本委托书如需变更,另行协议。

委托方:

受托方:

(签字)

律师事务所(章)

****年**月**日

(注:本委托书一式二份,由委托人、律师事务所各持一份。)

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_______根据法律的规定,特聘请________律师事务所律师_________为________案件的________的辩护人。本委托书有效期自即日起至______止。

委托人:

****年**月**日

(注:本委托书一式三份,由委托人、律师事务所各持一份,交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一份。)

存 根

接受指定辩护函

接受指定辩护函 │

领函人: │______人民法院:

根据你院__________函,本所指派___交 付: │律师担任_________案被告人______的辩

│护人。

事 由: │

特此函告

年 │

委托协议

律师事务所(章)批准人:

时间:

委托人________经与__________律师事务所协商,达成以下协议:

一、_______律师事务所指派______律师担任______案件的被告人(犯罪嫌疑人)______的辩护人。

二、根据《律师业务收费办法》的规定,委托人__________向律师事务所缴纳委托费用____元。

三、本委托书有效期自双方签订之日起至_______止。

四、本委托书如需变更,另行协议。

委托人:

受托方:

(签字)

律师事务所(章)

****年**月**日

(注:本协议书一式二份,由委托人、律师事务所各持一份。)

存 根

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律师会见在押犯罪 │

被告人专用介绍信

嫌疑人、被告人专 │

【 】第 号

用介绍信

领函人:

│__________: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第交 付:

│九十六条、第一百五十一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

│》第三十条的规定,现指派我所_______律师前往事 由:

│你_____案的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_____

│,请予支持。

批准人:

特此函告

律师事务所(章)时间:

****年**月**日

│(本介绍信有效期截至

****年**月**日止)

存 根

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函

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

人的函

【 】第 号

公安局:

领函人: │______人民检察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以及交 付: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三十条的规定,我所___

│律师拟前往_____会见______案的在押犯罪嫌

│疑人____。时间:_____年__月__日__时事 由: │

特此函告

律师事务所(章)批准人:

刑事案件代理委托协议

时间:

委托人____________与________律师事务所达成如下协议:

一、______律师事务所指派______律师为________案的第_______审诉讼代理人,出庭代理。

二、委托律师代理权限:

三、根据《律师业务收费办法》的规定,委托人向________律师事务所缴纳委托费用______元。

四、本委托书有效期自双方签订之日起至_______止。

五、本委托书如需变更,另行协议。

委托人:

受托方:

(签字)

律师事务所(章)

****年**月**日

(注:本协议书一式二份,由委托人、律师事务所各持一份。)

十一

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________根据法律的规定,特聘请_______律师事务所律师_______为委托人的诉讼代理人。

委托律师代理权限:

本委托书有效期自双方签订之日起至_________止。

委托人:

****年**月**日

(注:本授权委托书一式二份,由委托人、律师事务所各持一份。)

十二

存根

取保候审申请书

取保候审申请书 │

第号

申请人:_______律师事务所_____律师。

通信地址或联系方法:______________

申请事项:对犯罪嫌疑人______申请取保候审。

理由:犯罪嫌疑人_____________因涉嫌领函人: │____________一案,于__年__月__日经

│_______人民检察院批准(或决定)逮捕羁押。根据交 付: │_______案的犯罪嫌疑人_______(或其法定

│代理人、近亲属____)的要求,本人为犯罪嫌疑人提出批准人: │申请取保候审。其保证人是________(或保证金为

│_____)。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时 间: │、第九十六条的规定,特为其提出申请,请予批准。

此致

│_________公安局

│_________人民检察院

申请人:

(签名)

律师事务所(章)

****年**月**日

十三

存根

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申请书

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

(涉及国家秘密案件用)

申请书(涉及国家秘│

密案件用)

申请人:_______律师事务所_____律师。

通信地址或联系方法:______________

申请事项:请求批准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_____。

申请理由:犯罪嫌疑人___________因涉嫌领函人: │____________一案被拘留(逮捕)。我接受犯

│罪嫌疑人的聘请,拟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_______。交 付: │鉴于该案涉及国家秘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九十六条的规定,提出申请,请予批准。

批准人: │

此致

│_________公安局

时 间: │_________人民检察院

申请人:

(签名)

律师事务所(章)

****年**月**日

十四

存根

提请收集、调取证据申请书

(一)提请收集、调取证据│

申请书

申请人:_______律师事务所_____律师。

通信地址或联系方法:______________

申请事项:请求___________人民检察院向

│________收集调取证据

领函人:

申请理由: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_______

│涉嫌_______一案的辩护人,本人认为需要向证人(交 付: │有关单位、公民个人)___________收集、调取

│证据。因情况特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批准人: │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特请贵院予以收集、调取。

此致

时 间: │

│_________人民检察院

申请人:

(签名)

律师事务所(盖章)

****年**月**日

│附:证人姓名_________

有关单位名称_______________

个人姓名_________,住址或通讯方法___

│____,收集,调取证据范围、内容:_______。

十五

存根

调查取证申请书

调查取证申请书│

申请人:_______律师事务所_____律师。

通信地址或联系方法:______________

申请事项:请求许可调查取证

申请理由: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_______领函人: │的辩护人,因案情需要,本人拟向被害人(被害人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_________________交 付: │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特此申请,请予许可。

批准人: │

此致

时 间: │_________公安局

│_________人民检察院

申请人:

(签名)

律师事务所(盖章)

****年**月**日

十六

存根

通知证人出庭申请书

通知证人出庭申请书│

申请人:_______律师事务所_____律师。

通信地址或联系方法:______________

申请事项:通知证人________出庭作证。

申请理由:_______________系被告人领函人: │____________被控____________

│一案的证人。作为被告人_______________交 付: │的辩护人,本人认为需要该证人____________

│出庭作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批准人: │第一款的规定,特提出申请。

请贵院通知。

时 间: │

此致

│_________人民法院

申请人:

(签名)

律师事务所(盖章)

****年**月**日

│附:证人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方式: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七

存根

解除强制措施申请书

解除强制措施申请书│

申请人:_______律师事务所_____律师。

通信地址或联系方法:______________

申请事项:解除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______

│采取的强制措施。

领函人: │

申请理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_________

│因涉_____________________一案,交 付: │于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_____时

│始被__________采取____________批准人: │的强制措施,现已超过法定期限。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人)________委托的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时 间: │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特提出申请。请予解除对

│其采取的强制措施。

此致

│_________公安局

│_________人民检察院

│_________人民法院

申请人:

(签名)

律师事务所(盖章)

****年**月**日

十八

存根

延期审理申请书

延期审理申请书 │

申请人:_______律师事务所_____律师。

通信地址或联系方法:______________

申请事项:延期审理。

申请理由:作为________________案领函人: │______________人___________

│委托的辩护人(代理人)。本人认为:

交 付: │

批准人: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特提请法时 间: │庭延期审理。

此致

│_________人民法院

申请人:

(签名)

律师事务所(盖章)

****年**月**日

十九

存根

重新鉴定、勘验申请书

重新鉴定、勘验 │

申请书

申请人:_______律师事务所_____律师。

通信地址或联系方法:______________

申请事项:重新鉴定、勘验

申请理由:我作为_______________案领函人: │____________人_____________

│委托的________________律师。认为关于交 付: │____________的鉴定(勘验)存在以下问题:

批准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九条的时 间:

│规定,特提请对_________事项重新鉴定、勘验。

此致

│_________人民法院

申请人:

(签名)

律师事务所(盖章)

****年**月**日

二十

刑事自诉状

自诉人:(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民族、籍贯、职业或工作单位和职务、住址等)

被告人:(姓名、性别等情况,出生年月日不详者可写其年龄)

案由和诉讼请求

(被告人被控的罪名和具体的诉讼请求)

事实与理由

(被告人犯罪的时间、地点、侵害的客体、动机、目的、情节、手段及造成的后果。有附带民事诉讼内容的,在写明被告人的犯罪事实之后写清。理由应阐明被告人构成的罪名和法律依据)

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和住址

(主要证据及其来源,证人姓名和住址。如证据、证人在事实部分已经写明,此处只需点明证据名称、证人详细住址)

此致

___________人民法院

自诉人

代书人

****年**月**日(附:本诉状副本______份)

二十一

刑事自诉案件反诉状

反诉人:(本诉被告人)

(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民族、籍贯、职业或工作单位和职务、住址等)

被反诉人:(本诉自诉人)

(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等基本情况)

反诉请求

(反诉的具体请求内容)

事实与理由

(被反诉人的罪行事实发生的时间、地点、侵犯客体等具体事实要素,阐明被反诉人罪行的性质及法律依据)

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和住址

(主要证据及来源,主要证人姓名和住址。如证据、证人在事实部分已经写明,此处只需点明名称、证人地址)

此致

___________人民法院

反诉人

代书人

****年**月**日(附:本反诉状副本______份)

二十二

刑事上诉状

上诉人(刑事案件被告人、刑事自诉案件自诉人、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原告人或被告人)

(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民族、籍贯、职业或工作单位和职务、住址等基本情况)

被上诉人(刑事自诉案件自诉人或被告人、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原告人或被告人、刑事公诉案件被告人提出上诉者不列被上诉人)

(姓名等基本情况)

上诉人因_____________一案,不服___________人民法院_______年___月___日()字第_____号刑事判决(或裁定),现提出上诉。

上诉请求

(具体的上诉请求)

上诉理由

(对一审判决或裁定不服的具体内容,阐明上诉的理由和法律依据)

此致

___________人民法院

上诉人

代书人

****年**月**日(附:本上诉状副本______份)

二十三

刑事答辩状

答辩人(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一、二审被告人、刑事自诉案件二审中原为自诉人的被上诉人)

(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民族、籍费、职业或工作单位和职务、住址等基本情况)

因__________一案,现提出答辩如下:

(针对诉状或上诉状的指控所作出的答辩理由)

此致

___________人民法院

答辩人

代书人

****年**月**日(附:本答辩状副本______份)

二十四

申诉人(刑事案件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委托律师)

(写明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民族、籍贯、职业或工作单位和职务、住址等基本情况,律师只需写明姓名及其所在律师事务所名称)

申诉人________对_________人民法院__年__月__日()字第________号刑事判决(或裁定),提出申诉。

请求事项

(写明请求事项的要点)

事实与理由

(写明基本的案情事实、审判结果以及具体的申诉理由和法律依据)

此致

___________人民法院

申诉人

代书人

****年**月**日(附:原审_____书抄件一份)

二十五

控告状

控告人(刑事案件的被害人、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委托律师)

(写明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民族、籍贯、职业或工作单位和职务、住址等基本情况,律师只需写明姓名及其所在律师事务所名称)

被控告人(犯罪嫌疑人)

(写明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民族、籍贯、职业或工作单位和职务、住址等基本情况)

被控告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

(写明犯罪嫌疑人犯罪的时间、地点、侵害的客体、目的、动机、情节、手段、造成的后果等事实要素)

控告的理由及法律依据

(写明犯罪嫌人犯罪行为构成的罪名和法律依据)

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和住址

(写明主要证据及其来源,主要证人姓名和住址)

此致

(司法机关名称)

控告人

代书人

****年**月**日 说明:

注:样式一用于向行使侦查权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自侦部门、国家安全机关、监狱狱内自侦部门以及军队保卫部门函告聘请律师。

注:样式二用于向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函告聘请辩护律师。

注:样式三用于向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函告受害人、自诉案件自诉人聘请诉讼代理人。

注:样式四用于侦查阶段,律师权限限定在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代理控告、申请取保候审的范围内,由双方协商确定。

注:样式六为律师接受法院指定为被告人提供辩护用。该辩护书一式三份,律师一份,交人民法院、被告人各一份。

注:样式八用于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向看守所、羁押场所提交。

注:样式九用于侦查阶段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前,向公安、检察机关函告。

注:样式十一的委托律师代理权限一般授权不需注明,代为提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对判决中的附带民事部分提出上诉等特别授权需注明。

发布部门:司法部 发布日期:1996年12月20日 实施日期:1996年12月20日(中央法规)

第五篇:刑事诉讼中被告之举证责任新论

刑事诉讼中被告之举证责任新论

举证责任可谓整个刑事证明的中心环节,举证责任之分配则是这一环节的核心问题,也是刑事实体规范落到实处的关键所在,还是平衡犯罪控制和人权保障两种价值观的重要工具。现行证据法规范对这一问题的原则性规定或使有些实体规范背离立法精神,或使控诉方因难以举证而束手无策。总之,使实体与程序难以整合。故笔者以为,基于诉讼经济与效率、公平、以及司法公正的考虑,被告在刑事诉讼中应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本文就围绕这一问题作一尝试性探讨。

一、刑事举证责任及其分担的一般原则,被告的举证责任之含义

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是指证明主体提出证据并运用证据按证明标准证明案件事实的责任,即“在举出证据的基础上运用证据‘说服’裁判者,使其产生确信,对于待证事实,达到无合理怀疑的程度”[1],否则应承担其主张不能成立的不利法律后果。举证责任的概念包括三层含义[2]:第一,就事实主张提出证据的责任;第二,用充分的证据说明其事实主张的责任;第三,当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说明其事实主张致其事实主张不被采信时承担不利后果的责任。其中,事实主张是确定举证责任的基础,提出事实主张是承担举证责任的前提。

诉讼证明的实质,就是证明主体履行其举证责任,将对证明客体的论证达到证明标准的活动。[3]举证的前提是提出事实主张,证明客体即待证对象即一方提出的事实主张,而对特定事实主张证实或证伪,并在证实或证伪不能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事实主张不被采信,这便涉及到举证责任的分担问题。基于无罪推定的原则产生两条举证责任分担的一般规则:其一,公诉案件的举证责任由控诉方承担,被告不承担举证责任;其二,在自诉案件中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被告不承担举证责任。笔者以为:科学分担举证责任不能不考察作为举证证明的对象事实主张,这些事实主张包含多方面的内容,既有关于被告人有罪与无罪、此罪与彼罪、罪轻与罪重,量刑情节等实体性事实主张;也有关于非法取证、刑讯逼供、违反法定程序、申请回避,诉讼期限等程序性事实主张。刑事证明对象的这种多样性特征决定了在一般性分担规则外还须有特殊的分担规则存在。即可能存在被告在刑事诉讼中承担一定举证责任的情况。

被告的举证责任不是举证证明自己有罪的责任,而是指举证证明其犯罪的某些要素不存在的责任,即“消极性的举证责任”或“防御性的举证责任”。被告人在审判中举出证据证明自己罪轻或无罪属于法律赋予被告人的辩护权,是权利,不是义务或责任。被告人可以依法行使辩护权,也可以不行使辩护权,而且不能仅仅因为其不行使辩护权,就得到对其不利的事实认定或裁判结果。但在某些情况下,根据立法上的规定或司法上的要求,对于犯罪的某些要素或犯罪构成要件以外而与犯罪构成密切相关的(从而影响定罪量刑)要素,以及某些程序性要素,控诉方不需要举证证明,或者仅需间接证据证明,即可推定这些要素的存在时,如果被告不对此提出证据进行辩解,就要承担不利法律后果。即被告不负证明自己有罪的责任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但被告不负证明自己无罪、罪轻的责任是相对的、有条件的。[4]在这里,被告的辩解不仅仅是一种权利,更是一种义务。因为权利是可以放弃的,而且不会因此承担不利法律后果。被告这种提出证据进行辩解的义务就是一种证明的负担,即举证责任。

二、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历史考察

举证责任的内容在不同的诉讼制度中有所不同,其与诉讼程序的性质、形式和特点有直接的联系。

从举证责任的历史沿革中可以发现,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情况自有诉讼以来就一直存在,区别仅在于其在诉讼证明中的地位不同[5]:弹劾式诉讼中,国家对犯罪不予干涉而交由民众自行处理,被告和原告承担同样的举证责任,基本上是依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分配举证责任;纠问式诉讼中,被告的举证责任成为法官发现事实真相的主要途径,甚至发展到没有被告认罪的口供就不能结案的地步,被告完全成了打击犯罪的工具;近现代诉讼由于受人权、民主思想的影响,司法的文明、人道以及民主成为现代诉讼的主要标志,被告的地位逐步得以提升,法律专门设定了无罪推定原则,沉默权以及不受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即便如此,考虑到诸多类犯罪难以侦破,存在很多只有被告才能证明的事实,以及举证公平、诉讼经济与效率等因素,法律并没有取消被告的举证责任。这种刑事政策的考虑使我们不得不承认:司法的天平不应仅追求当事者之间的实质平衡,也在更高的层面上追求人权保障与犯罪控制之间的平衡。中性的司法如社会的平衡器,理应不会偏私地成为任何一方的利用工具。[6]

三、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与无罪推定、不受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的关系

无罪推定原则(presumptionofiocence)指被告在被证实和判决有罪

之前应推定为无罪。在联合国关于法律人权的国际文件和文书中,无罪推定被充分肯定。按照龙宗智教授的理解,无罪推定在程序和技术意义上具体体现为两项基本要求:一是不能证实就不能判定被告有罪即“疑罪从无”;二是举证责任由控诉方负担,被告不负举证责任。其中第一项是绝对性要求,即任何案件的处理都不能违背;第二项是相对性要求,即不排除例外情况。[7]这

种例外就是由于某些特别难以证实的情况、国家刑事政策的特殊要求以及基于诉讼经济、公平、效率等因素的考虑。要求被告在特定的情况下承担一定地举证责任就是这种例外的相对性的体现。

不受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privilegeagaitcompulsoryself-incrimination)是被告在刑事诉讼中所应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联合国通过的许多国际法律文件均将此特权确立为刑事被告在受到指控时所应享有的“最低限度之保障”[8]。依据美国学者的观点,不受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实际包括两方面的要素:一是不受强迫性,即沉默或陈述均须出于自愿;二是有权拒绝提供任何证言或其它证据。这一权利作为正当法律程序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对控诉方与被告的诉讼地位加以平衡,[9]不受强迫性是该特权的核心内容,对法庭审判活动的公正性、人道性具有最终的保障意义,是绝对性要求。第二项要素不是绝对的,它在适用范围上有一定的条件限制,在美国,在很多例外情况下被告不享有该特权而必须作证。[10]以上分析可见,这一特权的要旨在于“反对强迫”,以求取诉讼上的平衡,让被告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的主要动因也在于求取取证能力上的平衡,这与不受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在内在机理是暗合的。

总之,被告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并不是绝对的与无罪推定、不受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对立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并行不悖。

四、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理由及其大致范围

1、在某些极特殊的情况下,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被告当然承担举证责任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由于“特殊的立法目的(如对某类犯罪因其危害性和追究的困难性需采用特诉讼手段),或由于案件中某些嫌疑人行为引起的责任”[11],法律规定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由被告承担对特定问题的举证责任,如果其未能履行这种责任,则可以推定其有罪。依照举证责任分担的一般规则,要证明被告有罪,就需要控诉方通过客观存在的法律事实和各种具有价值的可靠证据加以论证,即在刑事诉讼中由控诉方负担被告有罪的举证责任。但是,由于犯罪行为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对于有些犯罪的追究客观上仅靠控诉方的力量是无法做到的,而只有让被告来进行合乎逻辑的举证方能最终得出罪与非罪的定论。

举证责任倒置一般都是由法律以推定的形式明确规定,立法者决定在某些案件中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理由包括司法证明的需要、各方举证的便利,以及反映一定价值取向的社会政策性考虑。举证责任倒置的典型立法例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立法者出于严厉打击贪污贿赂犯罪的需要,规定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对于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被告人负担说明其合法来源的举证责任,如果这一责任未能有效履行,法官可据此推定其为非法所得,从而认定构成犯罪。当然,这种规定也考虑了举证的便利。即使其巨额财产确实是非法所得,控诉方也难以证明,但是如果这些财产确属合法所得,让被告人证明其合法来源是比较便利的。在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下,控诉方仅承担初始推进性的举证责任。如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案件中,控诉方只要提出证据证明被告人的财产或支出明显超出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然后案件中主要的举证责任便由被告承担。此外,在非法持有型犯罪案件中,举证责任的分担也呈倒置状态。如果被告人证明不了其持有行为的合法性或合理性时,法院就可据此推定其为非法持有,从而宣告其有罪。也就是说,在被告人是否“非法”持有的问题处于事实不明的状态时,被告人就应该承担不利法律后果,即推定其为有罪。由此可见,举证责任倒置是违反“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的,是由控诉方提出事实主张,而由被告承担该事实主张不成立的举证责任,被告人对此举证不能时,推定控诉方提出的事实主张成立。

2、基于举证的便利和诉讼效率的考虑,案件中某些具体事实主张或情节的举证责任可能转移到被告身上

以无罪推定原则为基础的举证责任分担原则,只是明确了整个案件的举证责任应该由控诉方承担,至于案件中的具体的事实或情节的举证责任,则应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进行分配,即在某些情况下,举证责任也会从控诉方转移到被告人身上。法律规定举证责任的转移,主要是考虑到诉讼活动中证明的需要和举证的便利,即由那一方先行举证更有利于诉讼的推进。提出事实主张是承担举证责任的前提,只有当被告人在诉讼中提出事实主张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举证责任的转移。但被告并非对所有基于辩护权而提出的事实主张都要承担举证责任,如被告人只是消极的否认控诉方的事实主张,如声称自己没有杀人,对这一事实主张就不承担举证责任,即不发生举证责任的转移。只有当被告提出具有积极辩护意义的具体事实主张时,举证责任才转移给被告人。如被告人不仅说自己没有杀人,还说被害人是某某人杀的,以此证明自己没有杀人,那么被告人对这个具体的事实主张就须承担举证责任。法律保护被告人的辩护权,赋予其提出积极辩护主张的权利,但法律亦要求被告人在提出积极的事实主张的同时须承担对该事实主张的举证责任,这是符合司法证明规律的。既然被告提出一个具体的事实主张,他也就应该提出相应的证据支持其主张,而且他显然也处于举证的便利位置。如果被告可以随便的提出一个事实主张,而后由控诉方举证反驳,自己却不承担任何举证责任,那显然违反了司法公正的原则,也会极大地降低司法证明的效率。

在司法实践中,常见的能导致举证责任的转移的辩护主张至少应包括以下六类:第一,关于被告人责任能力的事实主张。如被告有精神病或作案时处于精神不正常的状态;被告人作案时未达到法定的刑事责任年龄等。第二,关于被告人行为具有合法性或正当性的事实主张。如被告人的行为是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意外事件;被告人有合法授权,持有执照、批件或其他正当理由等。第三,关于被告人无罪辩护的事实主张。如被告于案发时不在现场、被告人不可能实施某种犯罪、犯罪是另外某人所为等。第四,关于被告人提出的影响量刑的量刑情节的事实主张。如被告人作案时不满16、18岁,被告人审判时系孕妇等。第五,关于侦查人员或执法人员行为违法性的事实主张。如侦查方面的“诱惑侦查”;侦查人员的刑讯逼供等。第六,关于诉讼推进的程序性事实主张。如被告提出的回避申请、管辖权异议等。

3、对犯罪构成主观要件而言,控诉方无法用直接证据证明,只能通过间接证据证明,这就决定了被告人必须承担这些要素不存在的举证责任

犯罪构成的主观要件的证明,如对于“明知”的认定,一般无法凭直接证据来举证证明,而只能通过行为人的客观行为认定。因为“明知”作为人的一种心理活动,有一个非常复杂的形成及表现过程,目前的科技水平根本无法将其客观再现出来。所以,认定“明知”的唯一方法就是通过客观行为推定,因为人的思想是对客观的反映,支配着人的活动。人的活动是人的思想的外部表现,反映着人的思想。犯罪的主观方面是支配犯罪行为的心理基础,它必将通过犯罪客观行为表现出来,而这些客观行为对于证明行为人是否有“明知”的心理态度,无疑不具有最直接的证明力,因而只能是间接证据。由于间接证据所得出的有关证明对象的结论只具有高度盖然性,从理论上讲,其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错误的结论。这样,立法者和司法者就会处于一种两难的尴尬境地,唯一可行的方法得出的结论却有不具有完全的可靠性。针对这一尴尬境地,立法者和司法者只能采取一种补救措施:通过被告的有效反证来推翻控诉方用间接证据所作的推定,从而把可能带来的负面效果降到最低限度。如果被告不对此进行反证,只要控诉方用以证明犯罪的主观要件的间接证据——即有关客观行为的证据确实充分,就当然推定控诉方要证明的主观要件成立。这样,被告的反证就成了他的一种义务,因为他如不如此行为,就要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可见,在这种情况下,被告负有举证证明控诉方所指控的主观要件不存在的举证责任。

4、对于某些犯罪构成要件外的事实,由被告承担部分举证责任是合理可行的对于有些事实,虽然不是构成要件事实,但是和犯罪构成有密切联系可能影响定罪量刑。对于这些事实,如果对控诉方指控犯罪有利,由控诉方承担举证责任;如果对于被告的辩护有利。之所以如此分配对这些待证对象的举证责任是基于以下理由:第一,对控诉方的举证责任不能作无限制的要求,只要控诉方完成了对犯罪构成各要件的举证证明责任,其举证责任就已基本解除,因为对犯罪构成要件的举证证明的完成也就意味着被告有罪证明的完成。被告此时事实上已被证明构成犯罪,在这种情况下,后续的举证责任就应当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即对控诉方有利时,控诉方应继续承担举证责任;对于被告的辩护有利时,被告应承担举证责任。例如在控诉方已证明被告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了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控诉方已完成了对作为受贿犯罪的构成要件的举证责任,至于被告收受的财物是用于个人消费还是私下用于本单位的业务招待、送礼,也即赃款的用途和去向,不是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因为被告利用职权收受了他人的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即构成刑法规定的受贿罪的既遂状态,赃款的用途和去向是犯罪既遂之后的事实,自然是犯罪构成之外的事实。因此,如果被告确实是私下用于本单位业务招待等支出的,只能在量刑时酌定从轻。但对此应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第二,被告对构成要件外部分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也是诉讼经济的要求。刑事诉讼法既有社会保障的功能,也有人权保障的功能,其人权保障功能往往是以牺牲诉讼效率为代价的,所以,对于人权保障功能不应无限制的强化。控诉方既然已经对犯罪构成要件等事实承担了举证责任,被告人已被证明有罪,说明国家已经公正地履行了人权保障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诉讼经济和效率应更加予以强调。如果要求将证明犯罪构成要件之外的事实的举证责任完全由控诉方承担,将使控诉方不堪重负,耗费大量的司法资源。如要求控诉方证明每一笔赃款的用途和去向是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相反,由被告证明,则相对容易。

根据上述分析,对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事实范围,可以概括出以下三个特点:其一,只有在控诉方对被告构成犯罪的基本事实或构成要件进行举证证明后,被告才需要对法定的应由其举证的部分事实进行举证证明;其二,即使对于法定的应由被告举证的事实,在被告举证后,最终反驳其存在的责任仍然由控诉方承担;其三,只有那些控诉方无法证明或难以证明且被告易于举证证明的事实才承担举证责任。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对被告的举证责任的证明标准应做较低的要求,在英美法国家,控诉方的举证必须达到使法官和陪审团不存在任何怀疑的程度,而对被告的举证只要求所证明的盖然性与对方相当即可。[12]在我国,基于控诉方和被告的力量对比和在诉讼中的控辩地位,法律对被告的举证责任的证明程度同样应予以较低的要求,即证明标准相对于控诉方的要求较低,其证明并不要求必须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在盖然性占优势的基础上证明其事实主张”[13]即可,即只要证明其事实主张成立的盖然性大于不成立的盖然性即解除其举证责任。

【作者介绍】2001年7月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获学士学位;2004年7月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部,获硕士学位;2004年7月进入燕山大学法学系工作,主讲课程为刑事诉讼法学、司法文书,主要研究方向为刑事诉讼法学、司法制度。近年来在《燕山大学学报》、《青海民族学院学报》、《贵州警官学院学报》、《律师与法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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