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华记者报道的影响因素

第一篇：驻华记者报道的影响因素

驻华记者报道中国的影响因素研究

【内容摘要】本文主要基于对来自不同国家、媒体的驻华境外记者的访谈材料展开，以深度访谈以及文本分析等质化研究方法为主，试图从驻华记者的特殊的身份背景、中外媒体对新闻报道客观性的不同认识和理解等方面揭示了影响驻华境外记者报道中国的诸种因素。

【关键词】驻华记者 报道中国 新闻客观性

驻华记者是指国外或境外媒体机构派驻中国大陆的记者。这些境外记者一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因为重大事件而临时来华的伞兵记者，他们往往不懂中文和中国国情，完成任务就回国；一类是常驻在中国本土的境外记者。常驻境外记者一般会讲中文，且对中国具有浓厚兴趣或比较了解。驻华记者往往与中国具有某种情感渊源。他们中不少人年轻时在自己国家或者来华进修过中文，并且有长期生活在中国的经历，他们在华社会关系众多，活动能力强，不满足于普通的消息报道，追求对各种问题进行深入揭示。驻华记者与外媒总部编辑的关系是直接影响其报道内容的选择。驻华记者虽然在地理上远离总部，但在日常新闻生产过程中却与总部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无论在选题策划还是在任务分配上，总部的国际编辑都会对驻华外国记者的工作有较大影响。【1】但总部的编辑往往不太了解记者身处的社会环境和报道情况，其提出各种任务经常会让驻华记者比较无奈。

由于种种现实和历史的原因，境外记者在中国一直属于一个特殊的记者群体。他们的身份之所以特殊，是因为这些境外记者在华的生活圈和他们的新闻报道活动与中国同行和老百姓总有点距离。驻华记者身份的特殊性可能与中国政府新闻政策和目前新闻体制有关。【2】一直以来，我国新闻管理体制总是把境外记者当作特殊对象来单独管理。这不仅使政府部门和中国记者认为驻华记者与众不同，连他们自己也会觉得他们很特殊。驻华记者们因其特殊身份要面对相关部门的控制。有关部门只允许外国驻华记者去一些特定城市进行采访，同时需要获得当地政府的批准。面对我国政府对境外记者的管制，境外记者的心态是复杂的，对中国政府的管制会产生一种不满。伴随《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的颁布以及之后新规定的实施，驻华外国记者在华采访不再需要中国国内单位接待并陪同。【3】由此，外国记者普遍反映感受到越来越宽松的报道环境。境外记者对我国放宽对他们采访奥运的限制是欢迎的，但同时他们也认为这一规定可能只是暂时的，一些依然存在的限制及阻挠，还是让不少驻华记者或多或少地滋生反感情绪，由此影响其对华报道的倾向性。正因为如此，在中国的境外记者对政府部门会自觉不自觉保持较高的戒心，同时也更加凸显了他们在中国作为特殊新闻从业者的地位。多数驻华记者抱怨很难采访到政府官员，尤其是处于新闻事件漩涡中的主角。在平时的报道中，外国记者们想要采访到中央政治局委员、省长等高级干部，几乎是不可能的。尽管中国各级政府机构近年来实施了新闻发言人制度，但外国记者认为不少部门发布信息的姿态并不主动，主要是为了危机公关或者宣传。此外，在新闻焦点事件中，找到敢说话的学者也并不容易，不少驻华记者认为，多数学者不发表记者需要的意见或分析，有时候即便专家学者发表了意见，也和新华社的口径差不多。【4】他们觉得大多数中国学者在接受外媒采访时态度相对审慎、说话也比较保守。再者，新闻报道中的意见平衡非常重要，如果有矛盾立场的一方保持缄默或态度偏激会加重报道倾向性，影响其客观性。西方的新闻客观性要求记者必须给予双方表达的机会，展现双方的意

见。因此，如果官员、政府、学者都选择避而不言，这些驻华记者往往就只能寻找不同的替代方式，用通过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这样的官方报纸来获悉，来代替部长们说过这些话。这种相对任意的选取，自然会出现断章取义的问题。因此，我国政府要进一步完善对外新闻发布机制，加大政务信息的公开，营造公开透明的信息环境。

驻华记者在中国的身份特殊性往往还和他们的文化和语言背景有关。人在进行传播活动时不可避免地受到背景知识和经验范围的制约,从而影响对认知对象的理解。【5】即使在同一文化背景、同一地域的传播中,由于传播者本身经验范围的局限,在对象认识问题上存在偏差,也可能造成报道与事实的距离。由于语言的隔阂、文化背景的差异,传播者在报道另一种文化环境中发生的事件时,对新闻信息进行观察、分析和语言组织的时候都以已有的背景知识为基础,很难超越自己长久以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文化认知。感情的亲疏不同，知识的储备不同，经历的场景不同，对照的体系不同，语言的水平不同，造成了记者不同的认知差异。知识储备越丰富，在中国生活越久，对中国社情、文化越了解的记者，越容易采用比较厚重的历史观、跨度较大的地域观考察问题，对于新闻事件产生的背景也有比较深入的了解。由于语言的不同，中西方属于不同的信息编解码系统，在进行信息传递的过程中有时就会失真。【6】由于双方编码系统的不同，传授双方之间出现了意义分歧，这是一种基于文化元层面上的误读，很难完全避免，需要传授双方的共同努力，各持友好诚意态度，谦虚学习，尊重彼此文化信仰，这样才能尽可能地减少误解。许多驻华记者可能并非故意要歪曲中国, 由于共同的文化背景和经验范围的严重缺失，以及对中国历史文化知识的欠缺和语言的障碍,对中国文化也缺乏深入认知，看问题分析问题的视角常摆脱不了思维定势的束缚，总是会从自己已有的根深蒂固的文化认知出发，用一种文化体系去解读另一种文化现象，很难完全理解中国文化和政治中复杂微妙的东西，在报道时必然会流于肤浅和片面，不能客观公正地反映事实真相。

驻华记者身份的特殊性还体现在其报道中所呈现的较强的政治性。他们一般政治上很敏感，既会报道中国情况和中国内外政策，也会渲染我国存在的问题，尤其突出我国人权、自由、民主等问题。这当中既有公正客观的报道，但也不乏在中国和中国政府看来是不客观、负面甚至恶意中伤的新闻报道。对于这些涉华负面新闻报道的诱因，中西方的专家有完全不同的解读。西方学者认为这是由中国政府的政策所致，使得这些境外记者无法客观报道中国，而中国学者则认为这与境外记者的意识形态偏见有关联。【7】新闻具有意识形态性,这在东西方基本已经达成共识。意识形态就是通过掩饰矛盾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利益。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同，西方媒体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中国充满敌意和轻视。新闻传媒属特殊意识形态工作部门，其所传递的信息总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属性。【8】在西方人的眼里中国仍是一个共产主义的集权专制国家，是向来不尊重人权，没有民主和自由，人民生活在压迫贫穷之中，这已经成了西方对中国的刻板成见。当意识形态和客观公正产生矛盾时,客观公正丧失,结果就必然会造成新闻失实。意识形态的差异导致中西方媒体所持有的新闻价值观的不同。在西方新闻理念里，负面新闻的价值远远大于正面新闻，犯罪、暴力、灾难等负面新闻对读者有着特殊的吸引力，西方媒体在选取新闻时也对这类题材有着特殊的偏好。当其从国内报道转而进行国际报道时仍沿用同一套价值观念和准则，关注报道他国最多的也是负面新闻。连续、长期、大量的负面信息渐渐构筑成一个扭曲的拟态空间，使认知对象失去本来面目。新闻客观性要求记者在报道新闻时不加入自己的主观成份，据实地将事件原貌报道出来。然而这只是一种理论，其实际可操作性在现实中又受到诸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如来自政府、利益集团及受众的压力，基于不同文化传统的思维偏见的束缚，及新闻传媒业自身的属性和传播规律的制约，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这些都妨碍了新闻传播客观性的实现。西方一些主流媒体虚构夸张、捕风捉影、凭空捏造，完全违背了客观公正的原则。除了少数极端反华势力是在恶意歪曲以外，更多的是无意识失实，是基于一种不同的历史文化渊源而产生的误读。

驻华记者在报道中往往具有一种所谓的民族优越感，即认为自己的种族、国家、文化优于所有其他民族的一种态度。受这种价值观影响，依靠一些阐释的框架，新闻从业人员很容易就把各种复杂的信息，套装在框架中打包输送给受众。新闻除了记录以外，也会自然地投射记者对于事实的理解，记者需要运用在本国教育、成长过程中，在本国的意识形态所塑造的价值观指导下选取事实制作成新闻，将其按照自己的理解赋予意义，做出对对象意义的隐形阐释，即新闻建构社会图景的过程。大量的传播学研究表明，西方对于中国的印象和看法，主要来源于大众媒体中关于中国的描述与报道。这里可以用框架理论对其进行解释，框架理论即大众传媒通过对有关某一问题或现象的事实、细节、特点等的选择、强调和排除，形成传媒对问题或现象的解释与思考结构。【9】李普曼在分析大众媒介时认为，大众媒介不仅是拟态环境的主要营造者，而且在形成、维护和改变一个社会的刻板成见方面也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媒介定型的深层动因就是所谓的民族中心主义。【10】媒介定型对于他者标签式的处理，可能人为地制造屏障，妨碍跨国跨文化的交流与理解。媒介定型是在对象性事件信息某种程度缺失的信息环境中，媒介通过对他者所谓的象征性事件进行筛选、加工、聚焦、放大、强化的传播过程中形成的。媒介定型一旦生成，形成某种认知模式和看法，一定时间段内就具有一定的稳定性。【11】中西方媒体性质定位不同，西方媒体多为大型财团所控，其本质是一个以谋取最高利润为目标的服务性的商业组织。媒体要想赢利就必须售出其产品，这就使得西方媒体常强调受众，有时甚至被受众所绑架，不顾事实真相一味迎合受众需求。由于新闻传播并不总是对事实的反映，而是经过一个选择加工的过程，其中无可避免地投射了传播者自己的主观意识，人们头脑中的世界图象总是误导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行动。【12】由于中国形象在西方是扭曲的，致使大部分西方受众有一种心理定势，预期读到中国不好的事情，这会对媒体形成一种压力，迫使其加大对中国负面新闻的报道，这些报道反过来又加重了人们之前的印象，形成恶性循环。

由于中西方对境外记者新闻报道的态度存在较大的差距，境外记者的涉华报道已经远远超出其新闻报道的内涵，而往往与中国的国际形象和涉华国际舆论联系在一起，驻华记者在中国的身份特殊性也在这个方面有所体现。驻华记者的中国新闻报道主导着国际媒体涉华国际舆论的走向。【13】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媒体中涉华国际舆论一直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的重大国事。于是，驻华记者以及他们的新闻报道是否公正、平衡和准确一直是中外争论的焦点。当前驻华记者对中国的报道呈现越来越高的关注度的时候,其报道的议题也从传统政治议题开始向经济、外交议题转变,媒体的声音也呈现越来越多样化的特点。驻华记者对于中国的报道正从零星报道转向主动策划的全方位深度报道,这也代表了全球社会舆论和政治人物重新认识和判断中国的需要。【14】目前，驻华记者对于中国的报道主要涉及中国崛起对世界的影响,包括中国快速发展的经济、军事对世界的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能源需求、对环境的影响等。尽

管外国驻华记者的中国报道充分反映出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西方式固定成见，但近年来驻华记者报道中国的视角还是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当中。近几年，越来越多的驻华记者学习中文，大多数都来中国考察过，比较熟悉中国的社会和事务，在处理新闻报道上更加平稳、客观和真实。此外，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国家总体实力的提高以及中国政府日益开放和自信的态度，使得中国开始真正融入世界，变成其他国家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利益相关者。因此，目前驻华记者的中国报道总体上也趋向更加全面和相对客观。

【参考文献】

【1】王泠一，《全球化背景下的传媒产业发展态势》，《新闻记者》，2001

【2】罗以澄，夏倩芳，《他国形象误读:在多维视野中观察》，2001

【3】【5】高振强，《全球著名媒体经典案例》，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

【4】葛传红，《西方缘何忽然拿起“放大镜”观察中国 》，《国际金融报》，2005

【6】【7】黎江，《错误认知还是价值观冲突?》，2000

【8】丹尼斯·姆贝，《组织中的传播和权力:话语、意识形态和统治》陈德民，陶庆,薛梅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9】张咏华，殷玉倩，《框架建构理论透视下的国外主流媒体涉华报道》，《新闻

记者》，2006

【10】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11】斯蒂文·小约翰，《传播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12】张国良，《新闻媒介与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13】基辛格，《冲突不是选择 》，《国际先驱论坛报 》，2005

【14】张洪忠，《大众传播学的议程设置理论与框架理论关系探讨》，《西南民族

学院学报》，2001

姓名：熊梦雪

学号：2011201030136学院：新闻与传播专业：传播理论

第二篇：记者报道

南通网讯（记者陈可）“企业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势头。”23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江苏金通灵流体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季伟深有感触地说。

金通灵自成立以来，一贯重视技术创新，坚持走技术领先、制造工艺领先的道路，企业飞速发展。2002年公司销售收入仅5400万元，到2009年已达56566万元。2011年公司在风机行业综合排名第5，通风机领域排名第一。

“技术创新是企业永恒的主题，是企业不断成长的动力源泉。”季伟介绍，这是金通灵要创办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的初衷。“有了这个技术平台，不但可以吸引更多的国内、国际专家为企业转型升级提供智慧，也能让企业员工意识到技术创新的重要性，从而群策群力，共同开发新产品。”

正是在这样的企业发展理念推动下，金通灵的技术中心聚集了空气动力、流体机械、热能与动力、测试与控制、材料、机电一体化等各类专业人才，其中高级工程师9人，工程师56人，硕士8人，外聘专家8人，整合了一支专业齐全、具有团结协作精神的队伍。他们研发的小型离心压缩机、高速鼓风机等产品打破国外垄断，迅速在国内外市场占有一席之地。

更为可喜的是，和金通灵一样，转型升级、技术创新的发展理念，已经成为南通众多企业的共同心声。来自市经信委的统计数据显示，仅今年我市就创记录的创建省级企业技术中心13家，而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累计总数继续保持全省前三。

转型升级、谋求发展

已经成为南通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的内生动力，政府部门也相应做好引导工作。市经信委长期着力推动企业技术中心的提档升级，围绕船舶、电子信息、装备制造与新材料等重点及高新技术产业，组织举办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申报和评价培训，开展辅导讲座与经验交流会，积极指导和推动大企业、小巨人、高新技术企业创建省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

同时，以政策引导，建设研发平台，鼓励推动企业技术创新、新产品开发，帮助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通过创建省级企业技术中心，有效地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促进了产业转型升级。

第三篇：教学效果影响因素

管理研究方法论

影响课堂教学效果的关键因素

讨论报告书

学 院： 题 目： 研究对象： 组 别： 资料收集： 资料整理： 指导教师：

二Ｏ一二 年 十 月

影响课堂教学效果的关键因素 讨论报告

一．内容摘要

教学效果是学校的生命线，对学生的素质培养和发展有重要影响。影响教学效果的因素有许多，例如：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授课水平、教学设备、班级规模等。当然教学效果的好差很大程度是同教与学环节密切相关，教与学的过程中最活跃的主体是学生，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可以有效的提高教学效果。

二．提出假设

假设教师授课水平是影响教学效果的关键因素，学生学习兴趣、教学设备、班级规模、课程内容等是影响教学效果的重要因素。

三．变量定义

1.自变量:教师授课水平

教师的讲课水平是教师在讲课时运用自己的教学方法、课件、语言、教学风格等传授知识并被学生认可接受的能力。也跟老师的责任心有关，老师能否调动学生的兴趣，增加课堂互动也是影响教学效果的重要因素。

2.中介变量：学生学习兴趣

指一个人对学习的一种积极的认识倾向与情绪状态。学习兴趣大体上可以分为直接学习兴趣与间接学习兴趣两种。前者是由所学材料或学习活动──学习过程本身直接引起的。后者是由学习活动的结果引起的。间接学习兴趣具有明显的自觉性。

3.因变量：教学效果

驾驭程度、学生的理解程度及运用能力。教学效果综合反映了教师对课堂信息的掌握程度、教师课堂的 4.控制变量：教学设备、班级规模、座位安排、上课时间等

教学设备是教师在授课过程中所采用的硬件和软件设施，班级规模指的是上课的人数；座位安排前后左右安排，性别安插等情况；上课时间是上课的具体时间段及持续时间。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教学效果。

5.调节变量:课程内容

课程内容包括课程名称及课程所要学习的内容，那些容易激发学生思维并且内容丰富的课程更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

四．变量间的关系

在教学设备、班级规模、座位安排、上课时间等条件确定的情况下，教师授课水平直接影响学生学习兴趣，授课水平高，课堂气氛会更活跃，学生学习兴趣随之提高，课程内容对学生学习兴趣也有影响，一般丰富的课程内容更能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从而提高教学效果。

五． 变量模型化

教师授课水平（IV）→ 学生学习兴趣（MV）→ 教学效果（ＤＶ）

↑ ↑ 课程内容（EMV）教学设备（ＣＶ）班级规模、座位安排 上课时间等

六．总结

授课水平较高的老师；先进的教学设备；合理的班级规模、座位安排、上课时间等；丰富的课程内容；较高的学习兴趣，能产生更好好的教学效果。

第四篇：此前郑州电视台记者报道

此前郑州电视台记者报道“地铁偶遇书记”遭质疑；官方回应称遭过度解读；当事记者称报道没有任何虚假成分

新京报讯 12月30日晚7点35分，郑州电视台《郑州新闻》一则新闻称，当天早上，郑州市委书记吴天君在郑东新区开完会后，临时决定乘坐地铁返回市委。与秘书在会展中心站自助售卖机前买票时，被正在采访的郑州电视台记者认出。上车后，吴天君在地铁内与市民交谈，听取建议。20分钟后，他在绿城广场站下车。

这则“记者偶遇市委书记”的新闻，在次日遭到了网络舆论质疑：真的是偶遇吗？确定不是安排的？

记者就此事采访涉事郑州电视台时政频道记者徐谨。昨晚，他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称，与市委书记确实是偶遇。对于网友的质疑，他表示，这则新闻建立在新闻真实性基础之上，是“完全经得起检验的”。

“没给我们打招呼”，郑州轨道交通有限公司综合部一名韩姓部长称，之前并不知道市委书记要来乘坐地铁。直到市委书记在体验完后给该单位领导打电话，才知道此事，“上午10点多，跟我们领导打了电话，说他体验了一下地铁”。

据大河网报道，2011年7月26日，郑州突降暴雨，时任郑州市代市长的吴天君赤脚站在雨水中用手淘堵住排水管道的树叶。当时这一幕被一名网友拍到，上传到网络后，吴天君被称之为“最美身影”。

官方

“书记喜欢到处走走”

昨日，郑州市委宣传部新闻处一工作人员对新京报记者表示，市委书记喜欢到处走走，“平时也会骑自行车在市里逛逛”。因此，对于网友质疑的“偶遇”一说，她称可能由于大家不了解，而“造成过分解读”。

又讯 据人民网电 据郑州市委工作人员介绍，吴天君12月30日上午有两个活动，9点开始的河南省政协新年茶话会，和10点开始的郑州市委党外人士座谈会。新年茶话会在位于郑东新区的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一直延续到10点多，若要乘车赶往郑州市委党外人士座谈会会场，路上一般需要30到40分钟。吴天君担心路上耽误时间太久，决定乘坐刚刚开通的郑州首条地铁，顺便体验一下运行情况，听市民意见。

对话

记者：跟访还被书记谢绝

新京报：你当天的工作安排是？

徐谨：当天是郑州地铁12月28日开通后的首个工作日，提前一天我们新闻部就对周一当天的报道进行了策划。当天我们分三路记者，分别去地铁、三环路和市区主干道采访，来看首日交通和客流情况。我被分去地铁采访。当天早上8点钟，我和摄像记者从绿城广场站沿路采访到会展中心站。大概10点多钟时，在会展中心站采访时，忽然发现在自助售卖机前买票的人很眼熟，仔细一看，居然是市委书记吴天君。

新京报：偶遇书记后，你的反应是什么？

徐谨：出于新闻人的职业敏感，我马上跟着去了。当时还问了书记能不能跟着采访，但书记谢绝了，说你们忙吧。反正我们也还没采访完，我也不想错过这个新闻，就跟上了车跟拍，一直到他下车。然后我们把工作继续做完后，回去向部门主任和值班编辑汇报了。他们都觉得很不错，就放到了当天地铁的系列报道当中。

新京报：为什么选择了“偶遇”一词？

徐谨：100%是偶遇，很确切的事实。而且我是财经记者，是一个月前为迎接地铁报道而被抽调去的，也不是专门跟领导跑的时政记者。当天市委书记就在会展中心地铁站附近开会，市委就在绿城广场站，刚好地铁直达，他也是临时决定。

本组稿件（除署名外）采写/新京报记者 杨锋

(原标题：郑州回应“偶遇”：书记担心迟到乘地铁回市委)

本文来源：新京报

第五篇：影响执行力的因素

影响执行力的因素

目标队

李涛

我认为，导致执行力不高的原因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

一是态度问题。在执行落实中应付了事，“不作为”，“混日子”，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得过且过，被动执行。推一推，动一动；赶一赶，挪一挪，不推不赶就原地踏步。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或者“怕”字当头，畏首畏尾，不愿得罪人，遇事避重就轻，碰到问题绕道走，歪风邪气不敢管，难事硬事不敢抓，甘当“好好先生”。在今天的“蛙跳”体验项目中，很多人制订了明显低于自身实际能力的目标，看似目标已经完成，实际上如果再积极主动一点，再给自己一点压力，完全可以取得更好的成绩，这就是态度问题。还有负责监督的队员，很多人对被监督对象的违规、作弊行为视而不见，怕得罪人，这直接导致最后的成绩中掺杂了不少水分，助长了不良风气，这也是态度问题。归结到付老师总结的九大要素中，我觉得这些都是责任心不强的表现，缺乏自我负责精神，缺少积极主动自动自发意识。要改善这些缺点和不足，必须要加强个人的自我经营，端正态度，勇于担当。

二是能力问题。没有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执行中照本宣科，只当“复印机”、“传声筒”、“二传手”，没有自己的东西，工作思路不宽、办法不多，缺乏追求卓越、争创一流的精神。在“商战”活动中，这一点体现的最为明显，很多“中层”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定位，不知道自己的职责，或者说不想多承担一点，收到什么就往后传什么，不肯多付出一点。这也暴露出团队之间协作能力不强的缺点，各队员直接缺乏配合，不懂的协作，不知道1+1=3的道理，导致团队成员各自为战，效率低下。

三是没有大局意识的问题，有利可图的就执行，无利可图的就不执行，合意的就执行，不合意的就不执行，有利益的抢着干，没利益的不推就躲，无视整体发展大局。这在培训中表现为唯分是从，做什么事只考虑能不能加分，其实很多表面文章、花架子对于个人能力的提升，对于医院整体执行力的提高并无帮助。医院用了三天的宝贵时间让我们参加此次培训，我想相对于分数，更重要的是用心去感受，从听课、体验活动中汲取更多的真知灼见，提升自身的品质，而不是本末倒置，在细枝末节上大做文章，表面看来搞的轰轰烈烈，其实最终收获有限。

四是目标不明确，不清晰，执行人员并不清楚他们组织的目标或者首要任务是什么。作为团队领导，将自己的目标计划准确无误的传达给下一级是极为重要的，如果执行人员连团队目标是什么都没搞清楚，还谈什么执行力。同时，作为执行人员，正确、清晰的理解上级的意图同样重要。在今天的“传真”活动中，这一项表现的尤为明显，一些“领导”不能将自己心中所想准确的传达给下一级，一些“执行人员”不能清晰的领悟上级的意图，经过层层失误，团队的目标逐渐走形，到最后已经面目全非，最终的执行人员已经茫然失措，完全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更别提什么执行力了。

感谢付老师，感谢成功使者，感谢医院领导给我这次学习的机会，让我在学习体验的过程中思考、感悟，剖析自身的种种不足，有机会、有方法提升自己的执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