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补新资本协议漏洞 扩大资本覆盖风险范围

第一篇：修补新资本协议漏洞 扩大资本覆盖风险范围

商业银行资本监管制度改革

（一）：

修补新资本协议漏洞 扩大资本覆盖风险范围

【编者按】金融危机是推动金融监管制度变革的重要动力。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现行金融监管制度的有效性提出了重大挑战。自危机爆发以来，国际社会携手合作共同构建金融监管框架。资本监管是审慎银行监管的核心，改革现行资本监管制度是强化金融监管的焦点之一。2009年9月，金融稳定理事会发表《改进金融监管报告》，提出了改革金融监管的一揽子方案，其中强化资本监管制度是重中之重。9月下旬，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匹兹堡金融峰会要求巴塞尔委员会2010年底前完成资本监管制度的改革，并于2012年开始全面执行新的资本监管制度。根据国际上已经达成的共识，资本监管制度改革的范围之广、力度之大史无前例，将对银行体系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为便于国内银行业及时、准确地把握银行资本监管国际规则的重大变化，本刊自本期起开设“商业银行资本监管制度改革”讲座，连续发表中国银监会课题组撰写的系列研究报告，从多个角度详细解读资本监管制度变革的背景、原理、内容和意义。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大型银行的监管套利愈演愈烈，导致1988年资本协议有效性明显下降，这在本轮危机中暴露无遗。这场金融危机同时暴露出刚刚开始实施的新资本协议存在一些薄弱环节。为提升资本监管的风险捕捉能力，吸取本轮金融危机的教训，巴塞尔委员会对新资本协议进行了调整，并于2009年7月发布了新资本协议的修订稿，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匹兹堡峰会要求成员国自2011年开始实施修订后的新资本协议。

金融危机凸显了审慎资本监管的重要性

与历史上任何一次大危机相同，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成因也是多方面的，而试图寻找出唯一罪魁祸首的做法是错误的。从微观风险管理的角度分析，美国次贷危机的成因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随着资产证券化市场的超常发展，风险转移幻觉诱使金融机构放松授信标准，导致基础信贷资产的信用风险明显上升。二是随着商业银行组织结构日益复杂和复杂金融产品的涌现，欧美银行的董事会和高管层无法有效监督集团内不同机构以及各类表外实体的风险，导致并表风险管理能力严重弱化，并且已有的风险计量工具不能有效捕捉和识别创新业务潜在的风险。三是过度依赖外部评级机构进行投资决策，金融机构没有履行尽职调查的职责，并且评级机构缺乏对结构化产品的评级能力。四是“发起—分销”经营模式下信息不对称加剧、市场参与者激励扭曲进一步强化，为追求短期收益而置长期风险于不顾，风险和收益的期限结构严重不对称。

虽然审慎监管制度不可能彻底根除金融危机的痼疾，但可以通过事前的成本约束机制和事后的风险补偿机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金融机构过度承担风险的行为，降低危机发生的概率和危机的破坏程度。审慎资本监管制度的缺位既是本次危机形成的制度背景，也是危机放大和扩散的重要机制原因。由于1988年资本协议过于简单，商业银行监管套利的动机推动了次贷危机的孕育、演化、爆发乃至蔓延。一是由于1988年资本协议对资产证券化没有专门的资本要求，促使银行通过资产证券化手段将资产从表内转移到表外，规避资本约束。这是资产证券化市场快速发展的最重要原因之一。虽然20世纪90年代后期，一些监管当局尝试将资产证券化纳入了资本监管框架，但针对资产证券化的资本监管规则过于简单，没有反映资产证券化交易结构的复杂性、风险的隐蔽性，商业银行依然存在通过资产证券化实施资本套利的机会，一些银行通过设立表外机构参与资产证券化交易的唯一目的就是逃避资本监管。二是资本覆盖风险的范围过于狭窄。1988年资本协议只要求商业银行对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计提资本，对商业银行面临的其他风险，如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集中度风险等没有明确的资本要求，导致实际提取的资本不能有效覆盖风险，当实际损失超过资本时，商业银行被迫变卖资产或收缩信贷，扩大了危机的影响。三是资本监管与银行风险管理能力脱节，不能为银行改进风险管理提供必须的激励。商业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资本所体现的财务实力；二是风险管理能力，包括风险管理战略和风险偏好、风险管理组织体系、风险管理政策和流程、风险管理的工具和方法。财务实力和风险管理能力相互补充，缺一不可。1988年资本协议框架下，风险评估技术过于简单，监管资本要求与商业银行风险以及风险管理能力脱节，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商业银行的激励机制，导致商业银行过度承担风险，这是部分银行持有大量次贷相关风险暴露的制度性原因之一。

与1988年资本协议相比，新资本协议“三大支柱”的设计更为全面和科学，来自于监管当局的资本要求与商业银行内部风险管理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一是引入了先进风险区分和评估工具，推动商业银行提高识别和计量风险的能力，并提前采取必要措施缓释风险或建立充足的经济资源以应对可能存在的风险；二是对商业银行内部资本评估程序提出了明确的监管要求，将资本覆盖风险的范围扩大到银行所面临的所有实质性风险，风险成本显性化，促进商业银行审慎经营；三是对资产证券化及表外实体提出了资本要求，资本监管方法的改进为商业银行将风险暴露保留在资产负债表中与通过资产证券化将其转移到表外提供了中性的激励。在新资本协议框架下，资产证券化主要用于改善资产负债表的弹性，而不再是为了资本套利。

这场危机表明，经营模式的转变以及金融市场的发展，对商业银行风险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资本监管制度必须适应这种转变，作出调整，从结果向过程延伸、由被动反映风险向主动预警风险转变、由静态向动态扩展，才能确保有效性。新资本协议赋予了资本充足率更加丰富的风险管理内涵，为审视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提供了更加宽泛的视角，督促商业银行稳健地、前瞻地识别和计量所面临的风险，事前建立起充足资本，有助于校正1988年资本协议导致的逆向激励，增强单个银行及银行体系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因此，虽然这场金融危机暴露出新资本协议存在一些薄弱环节，但其总体有效性仍得到国际监管组织和各国监管当局的广泛认可，吸取金融危机的教训修订新资本协议是构建更具前瞻性的审慎资本监管制度的现实选择。

金融危机暴露出新资本协议的薄弱环节

这场危机显现出金融市场中存在的一些新型风险和随着商业银行经营模式转换而来的新脆弱性，这些问题在新资本协议制定过程中尚没有反映出来，主要包括下面几个方面：

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的系统性风险。虽然新资本协议建立了独立于普通信用风险暴露的资产证券化资产监管框架，但未充分反映资产证券化业务的潜在风险。一是基于资产证券化头寸进一步拆分、打包形成的“再证券化风险暴露”与原始基础资产的距离更远、风险特征更加模糊、传染性更强，系统性风险明显高于普通资产证券化头寸；二是外部评级不能准确反映资产证券化的风险，过度依赖外部评级使得金融机构遭受巨额损失，基于外部评级确定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的资本要求过于乐观；三是商业银行对从事资产证券化业务的表外实体提供的短期流动性便利被迫长期化，放大了银行的风险。

基于风险价值（VaR）计提的资本不能覆盖交易业务风险。通常认为，交易账户中的金融工具具有充足的流动性，通过交易价格的变化市场可以自动出清。危机表明，市场流动性充足的假设在一些条件下是不成立的，危机期间交易账户中许多结构化信用产品的流动性严重萎缩，市场价值失灵，迫使银行长期持有这些风险暴露。因此，基于10天持有期、99%单尾置信区间的稳健性标准计算的VaR值无法充分反映金融市场处于压力条件下的市场风险，并忽略了交易账户不同头寸的流动性差异，无法计量较长时期内金融工具单日大幅损失和累积的价格变化。

资本监管框架未能充分反映商业银行集团层面风险治理的缺陷。危机暴露出部分复杂大型银行在并表层面风险治理的缺陷，如表外实体承担的风险没有充分反映、不同业务条线之间不能共享风险暴露和交易策略的信息，信息系统不能对各类风险进行有意义的、多层次的加总，从而董事会和高管层不能及时获取相关风险信息并实施有效监督，控制风险的累积。新资本协议第二支柱主要强调经济资本的配置，对各类表外实体承担的风险、业务条线风险暴露之间的相关性考虑不够。

低估了极端尾部事件的影响。通常情况下，人们假设所有负面冲击不会同时发生，但危机时期多个金融市场同时出现混乱，原本相互独立的风险暴露于相同的共同风险因子，相关性显著增强，特别是当表外实体承担的风险被迫转回表内后，商业银行的集中度风险显著上升。新资本协议第二支柱仅关注信用组合中单一客户或集团集中度、行业集中度、地域集中度以及由抵押品导致的间接集中等层面的信用风险集中度，没有考虑尾部事件发生条件下不同性质风险相关性骤然上升的情况。

资产证券化和结构化金融工具的透明度不高。新资本协议第三支柱建立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信息披露框架，要求银行披露资本充足率的计算范围、风险暴露和风险评估程序等，审慎估计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等重要信息，但对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和结构化金融工具的信息披露缺乏特殊安排。相关信息的不透明导致投资者和交易对手压缩投资，并放大了去杠杆化过程，导致危机的进一步扩散。金融危机中，欧洲银行实际持有的与次贷相关的风险暴露明显少于美国的银行，但也同样遭受重创，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欧洲透明度监管标准比美国宽松，欧洲银行信息披露的范围和深度都低于美国，市场参与者无法准确把握风险暴露的规模，导致市场信心丧失。

巴塞尔委员会强化新资本协议框架的建议

在一定程度上，本轮全球金融危机是对新资本协议的“压力测试”，为新资本协议的改进提供了实践基础。2009年7月13日，巴塞尔委员会发布了《新资本协议的修改建议》、《市场风险资本计提修改建议》、《交易账户新增风险资本计提指引》，针对本次危机暴露出的漏洞进行修复，增强新资本协议的风险捕捉能力。

提高资产证券化交易风险暴露的风险权重。一是区分了资产证券化暴露和再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并大幅度提高了“再证券化风险暴露”的风险权重。二是对使用外部评级确定资产证券化监管资本要求规定了额外限制条件：排除银行自身提供增信安排（回购、保证、流动性支持）导致的信用评级提高带来的资本优惠；银行必须进行“尽职调查”，银行应持续、及时地掌握基础资产池风险信息、资产证券化交易结构和风险特征，若银行达不到这些标准，应从资本中扣除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三是提高了资产证券化涉及的流动性便利的信用风险转换系数，并取消对市场整体出现动荡时的流动性便利的资本优惠。

大幅度提高内部模型法下市场风险的资本要求和定性标准。修改后的一般市场风险资本要求包括两部分：一是正常计算的VaR；二是使用经过前期显著压力时期历史数据校准后的数据计算得到压力状态下的VaR。新增风险资本要求，若银行使用VaR计提特定市场风险资本，必须对交易账户新增风险计提资本（Incremental Risk Capital，IRC）。IRC计量采用了与新资本协议信用风险内部评级法相当的稳健性标准，代表了1年持有期、99.9％置信区间下对非证券化信用产品违约风险和迁移风险的估计，并同时考虑了个别头寸和组合头寸的流动性计划期。巴塞尔委员会交易账户工作组对10个国家43家大型银行的定量测算结果表明，考虑压力状态下VaR和IRC后，市场风险的资本要求将增加237%，商业银行总资本要求将上升11.5%。修改建议还明确将计算VaR所需的市场数据更新频率由季度缩短为月度，及时反映市场变化；将用于定价的风险因子纳入风险价值模型的风险要素，增强风险捕获能力。上述修改的政策含义是，通过大幅度提高监管成本，确保银行只有在充分理解交易业务的风险特征并具备充足资本的条件下，审慎参与复杂金融产品交易，从监管制度上弱化不具备能力银行盲目进行“业务创新”的动机。

发布第二支柱补充指引（Supplemental Pillar II Guidance），细化了风险管理和监管标准，对本轮危机暴露出的风险管理重大缺陷进行弥补，主要包括两大方面。一方面，商业银行应建立全行范围的风险治理框架（firm-wide risk governance）。一是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的积极监督。董事会和高管层必须具备主要业务条线的充分知识，建立参与风险管理的机制化安排，并基于跨周期的长期表现设计激励机制，才能确保风险可控。二是适当的风险政策、流程、限额和控制。三是风险的识别、计量、监测和报告体系。补充指引要求信息系统具备风险识别、汇总和实施功能。四是内部控制和内部审计。避免利益冲突，保证决策信息的正确性尤其重要。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应充分评估表外风险暴露和资产证券化活动的风险。一是扩大了风险集中度的范围。将交易性业务、表外合同和非合同义务、执行和交易过程中的交易对手风险都纳入集中度风险的范围，识别集团范围内各种层面的风险集中度，如按法律实体、资产类别、风险领域和区域集中度等。二是明确资产证券化风险的评估和管理的监管要求，包括单一风险暴露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基础资产的潜在违约和损失，并跟踪交易层面、单个业务条线和跨业务条线的资产证券化风险。三是突出了对声誉风险和隐形支持的关注，特别是对表外实体的非合同性承诺形成的隐形支持带来的声誉风险；要求银行从源头上关注声誉风险，充分识别银行进入新市场、新产品和新业务领域带来的声誉风险。此外，补充指引还对银行使用金融工具估值、流动性风险、压力测试、薪酬机制等提出了审慎性要求。

提高了资产证券化相关的信息披露要求。针对危机中暴露出复杂产品透明度不足的问题，强化了资产证券化以及交易账户的信息披露。商业银行应披露交易账户中的资产证券化风险、发起表外实体的情况、资产支持性商业票据的流动性便利、再证券化风险暴露、与证券化风险暴露相关的估值政策和假设要求、与资产证券化有关的进行中风险（pipeline risk）和库存风险（warehousing risk），以及银行满足交易账户新增风险资本计量监管标准的情况等。

除上述修订外，巴塞尔委员会正在开展两方面研究工作。一是全面审查评估商业银行交易业务的风险，包括：交易账户和银行账户划分标准、风险价值模型估计结果以及标准法计提的资本与危机期间交易业务损失的比较、适用于风险价值模型的交易工具的范围、各类风险价值模型运用的限制条件等，巴塞尔委员会将根据审查评估结果于2011年中建立新的交易业务资本监管标准。二是提高对交易对手信用风险（counterparty credit risk，CCR）的资本要求，目前已就金融机构之间的相关性、审慎计量有效预期正暴露（Effective EPE）的监管要求、抵押品的变现期限和折扣、内部模型的返回检验等提出了建议，并配合全球支付清算委员会、证监会国际组织等起草中央交易对手的合格标准，鼓励场外交易衍生交易通过场内交易，降低双边结算的风险。

小

结

资本监管是商业银行面临的最重要外部约束条件之一，本轮危机进一步凸现了审慎资本监管制度的重要性，推动了新资本协议的完善，目的是有效捕捉本次金融危机所暴露出的各类新风险，弥补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缺陷和提升商业银行的资本实力，从而增强银行体系应对外部负面冲击的能力。但我们必须意识到，新资本协议制度层面的改进仅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第一步，审慎资本监管制度的有效性还依赖于制度的可靠实施。本轮全球金融危机中，不同国家不同银行的表现差异巨大，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全面地、可靠地实施新资本协议在实践中面临很大挑战。■

（未完待续）

第二篇：新资本协议与商业银行风险管理

摘要：新资本协议对我国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我国商业银行要在实施全面风险管理的基础上，逐步推进新资本协议所倡导的内部评级法，构建风险管理的整体机制。树立全面风险管理理念，营造风险管理的执行文化氛围；实施以内部评级为主的风险计量方法，注重风险缓释技术的应用；创建风险计量模型，构筑信息数据平台；提高风险管理的制度化水平，增强风险预警能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构建风险管理市场机制；发挥监管当局作用，强化外部监督。

2003年5月，中国银监会公布了最新翻译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概述（即Basel Ⅱ第三稿），新协议将在2006年底取代现行的1988年协议。但就中国目前以商业银行为主体的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基础和水平而言，还远远达不到新资本协议的要求，因此，中国银监会明确表态，至少在十国集团2006年实施新资本协议的几年后，中国仍将执行1988年的协议。这也说明，中国银行业目前的风险管理水平与国际大银行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因此，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是未来几年银行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三大支柱”对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新要求

新资本协议总体框架共分三部分，即所谓的三大支柱：第一支柱为最低资本要求，第二支柱是监管当局对资本充足率的监督检查，第三支柱为市场约束。与1988年协议相比，新资本协议吸收了近几年国际大银行先进的风险管理理念和风险管理技术，在风险定义、风险计量、强化监管和信息披露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实施全面风险管理，提高风险管理质量

新资本协议吸纳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概念的同时，将操作风险列入风险管理的范畴，提出了全面风险管理的理念，风险计量更为谨慎、周密，方法更趋科学，促使商业银行风险管理覆盖信贷决策和审批、贷款定价、信贷授权、风险敞口限额（包括地区、行业和客户）、资本和资源配置等领域，能够更好地控制风险，实现有质量、有内涵的发展。

（二）增强风险防范的主动性，增加风险管理手段的灵活性

新资本协议要求银行在风险控制和防范中发挥更大作用，在第一支柱——最低资本要求中，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加权风险计量均鼓励和允许商业银行运用自己的评级系统、评级模型和评级技术确定资产风险权重和最低资本充足要求，既强化了银行建立内控机制的责任，又增加了银行风险管理手段的灵活性。

（三）注重模型化和定量化计量，提高风险管理的精密度

新资本协议鼓励银行对信用风险的计量采用内部评级法（IRB），对操作风险的计量采取内部测评方法，这些风险测评技术均以定量化的、更为严密的模型为依托，风险计量更为谨慎、周密。

（四）强调监管当局及时干预，充分发挥监管者的作用

新资本协议把监管当局的严格评估与及时干预作为银行风险管理的第二支柱，监管当局要准确评估银行是否达到最低资本需要，银行资本水平是否与实际风险相适应，内部评级体系是否科学可靠，及早干预和防止银行资本水平低于实际风险水平。这些规定强化了监管当局的职责，硬化了对银行风险管理的监管约束，使监管当局能够更加主动地发挥作用。[!--empirenews.page--]

（五）增强信息的透明度，更加强调市场约束

新资本协议把信息透明和市场约束作为银行风险管理的第三大支柱，要求银行应当向社会及时披露关键信息，包括资本构成、风险资产及计量标准、内部评级系统及风险资产计量法、风险资产管理的战略与制度、资本充足率水平等。银行应具有经董事会批准的正式披露政策，该政策应概括公开披露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的目的和战略，并规定披露的频率及方式。这些规定有助于强化对银行的市场约束，提高外部监管的可行性、及时性。

二、当前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资本充足率水平不高，风险资产规模较大

虽然新资本协议针对的是一级法人的资本充足监管要求，但在总分行体制下，按照经济资本配置制度要求，银行应当为不同的风险敞口和分支机构配置相应的最低资本，由于国内银行资产质量比较差，不良资产的规模比官方公布的数字要大得多，因此按实际风险资产计算的资本充足率实际上大多低于巴塞尔协议8%的最低水平，同时由于资本充足率水平较低且资本补充渠道较窄，能够为分支机构风险敞口配置的资本相当有限，不可能为高规模的风险敞口提供足够的资本支撑，这种情况必然导致分支机构风险敞口规模与资本匹配失衡。在资本补充有限的情况下，要提高资本充足率必须在降低信贷资产的风险敞口规模上做文章。而我国目前包括大型企业在内的绝大部分企业尚未取得外部评级，在标准法下其风险权重为100%或者150%，且国内银行尚不具备内部评级的客观条件，不能对企业进行内部评级，在呆账准备金提取能力不足的情况下，资本充足率的这种逆向配置效应几乎意味着商业银行降低风险敞口规模的途径就是降低信贷存量规模，甚至是减少一些优质客户的信贷业务。在当前我国信贷资产质量不高的情况下，风险资产按照新资本协议计算无疑规模更大，这又对我国当前较低的资本充足率带来了新的压力。

（二）风险管理文化落后，风险管理意识不强

虽然我国商业银行高级管理层的风险意识初步形成，但风险管理没有作为风险文化根植于所有员工的心中，贯穿到业务拓展的全过程，全面风险管理理念还没有树立，没有形成全行认同的风险管理文化，系统而完整的风险管理战略还有待于加强，风险管理侧重于后台管理，没有将其作为信贷决策、风险敞口限额控制、贷款定价、资本资源配置的有利工具。同时，部分人员将风险片面地等同为违规、案件和损失，一些风险管理人员将风险管理简单地理解为控制，部分业务人员将风险管理看作是业务拓展绊脚石，注重信用风险的控制和计量，对市场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等仅有一定的理性认识，还谈不上统筹考虑、系统管理。

（三）风险计量方法落后，风险计量技术达不到要求

新资本协议规定了内部评级法必须达到9个方面的最低标准：（1）信用风险的有效细分；（2）评级的完整性和完备性；（3）对评级系统和机制的监督；（4）评级系统的标准和原理；（5）违约概率测算的最低要求；（6）数据收集和信息技术系统；（7）内部评级的使用；（8）内部验证；（9）信息披露要求。按照这些标准，我国商业银行至少在以下方面还存在差距：一是信用风险尚未进行公司、国家、银行、零售贷款、专项贷款、股权投资方面的细分；二是评级体系仍实行一逾双呆4级分类法和5级分类法，离先进银行10级以上分类方法有较大差距；三是没有成熟的风险计量模型，信用评价仍以定性分析为主，且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信息滞后且有效性差，客户风险评价的准确性较差；四是数据系统既不能满足复杂的风险计量要求，又不能满足5—7年历史数据观察期的要求（这一点显得尤为关键）；五是内部评级尚未应用于信贷决策、资本配置、贷款定价、经营绩效考核等方面；六是缺乏以风险为导向的资本资源配置机制。[!--empirenews.page--]

（四）内控管理机制不完善，风险管理执行力度较弱

就目前情况来看，我国商业银行在内控方面还存在着许多问题，银行的内控还不能完全适应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需要，不能适应银行审慎经营和银行业监管的需要。银行内部缺乏一个统一完整的内部控制法规制度及操作规则，不少制度规定有粗略化、大致化、模糊化现象。如贷后管理检查报告制度淡化，客户经理的职责履行不到位等都缺乏必要的控制手段。同时会计控制未能有效发挥作用。如对于客户在商业银行资金流量，会计部门不能为信贷部门提供必要的信息支持和采取必要的控制手段。同时，岗位轮换制度没有得到普遍推行，未能很好地造就业务的多面手和综合管理人才，达到“一专多能”的目的，也难以避免因岗位人员老化而产生的各种弊端。一些分支行的负责人按个人意志办事，使内控规章制度流于形式。目前，银行的制度规定，其对象大多是业务人员，而对各级管理人员缺乏有效监督，对掌握一定决策权力的管理人员制约力不强，以致内控制度存在着许多漏洞和隐患，表现在信贷风险方面较为明显的是对上报信贷审批材料进行包装和贷款条件不落实，就发放贷款，造成信贷业务从一开始就存在重大隐患。

（五）风险预警信号滞后，缺乏先进的预警技术

风险的隐蔽性和损失形成的滞后性决定了风险预警的重要作用，只有及时准确地根据风险预警体系提供的风险预警信号，采取有效的风险预控措施，风险管理才能达到未雨绸缪的理想效果。但商业银行与此相适应的风险预警体系和预警机制还没的国有独资银行的产权结构以及面临的风险和无利润约束而在管理体制、经营与信贷策略及发展意识等方面存在的种种障碍，无疑又使货币政策作用的时滞拉长、力度减弱。甚至在一个更加开放、更加市场化和金融创新加快的经济中，由于投资工具更加多样化，投资者的构成、资金来源、公司上市和投资活动更加国际化，货币替代的程度和趋势更加增强，货币流通速度也极不稳定，货币需求的相关性、可测性和可控性更难，加之滞后性特点，中央银行控制货币总量的能力实际上呈现出越来越弱的趋势。许多工业化国家转而采用通胀目标或利率目标加以监控。值得注意的是信贷资金违规进人股市，不仅会扭曲价格信号，滋生“泡沫经济”，同时使得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的监测和调控更加困难，而且一旦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价格剧跌会严重动摇人们的消费信心，减少消费支出，同时由于银行抵押品价值的缩水而使银行陷入财务危机之中，引起整个社会的恐慌，造成金融体系的不稳定。

至于股市对利率的敏感度不如国外，乃基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是以信贷途径为主导的事实，用流程图表示为：货币供应量M↑→银行储备↑→银行贷款↑→企业投资↑→支出↑。其原因主要有：我国银行的贴现率和本币存贷款利率仍受到央行的严格管制，不能反映社会资金供求关系的变化，当货币政策变化时，金融市场利率无法迅速作出反应，因而通过利率传导的财富效应渠道和资产结构效应渠道这样的两种完全市场竞争、完全信息、具有充分利率弹性的现代市场经济的主要传导机制难以发挥积极的作用。目前我国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融资的企业数量和融资规模都十分有限，绝大多数国有和非国有经济及个人对银行信用的依赖度都比较高。票据市场发展缓慢与滞后、股票市场严重扭曲。金融市场上既有流动性又有生利性的大量金融新产品未形成一股浪潮，以离岸金融和跨国银行活动为先导，尤其是以短期资本流动和外汇交易规模呈跳跃性增长的金融国际化、自由化时代尚未全面掀起。但由于存在比较利益差异，大量本可进入商品和劳务市场的货币资金转而进入金融市场了，随着对银行业放松管制和市场竞争的空前激烈，当银行越来越多地参与到资本市场中去，且资本市场更加深化和发展，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资本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在货币政策的传导中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股市对利率的敏感度也将大为增强。甚至在这样一个资本市场更加深化开放的市场经济中，由于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增多，经济主体更加多样化、经济主体的行为更具多变性、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加大，利率政策对股市的影响力会下降，相反，一国货币政策的调整却要经常考虑股市面上走势因素。就像现今美联储在发布降息公告中表示的那样：持续下跌的股票价格、制造业疲软以及全球经济环境不景气是促使联储今日降息的主要原因。与资本市场和货币政策深化相关联的是现今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如美国、欧元区国家的平衡预算政策已开始制约国债市场的发展，甚至使国债市场萎缩或消失，这样以公开市场操作为主要货币政策工具下的长期利率就会难以反映出一国的基本经济状况，缺了一个更富弹性、更加市场化和更具自主性的国债主要工具的中央银行将会更加关注市场均衡实际利率，而利率包含股票、不动产等“资产价格”在内的综合物价体系及其变动反应，将成为当局今后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加以探讨。对于那些预算平衡政策使国债市场萎缩到不能充当货币供应“蓄水池”的国家，货币政策工具也将面临技术和制度上的创新。[!--empirenews.page--]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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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松奇，徐义国。

第三篇：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下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监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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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下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监管研究

作者：王欢欢

来源：《沿海企业与科技》2006年第02期

[摘 要]中国加入WTO后，中国的商业银行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这一变革将使中国的银行也尤其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面临空前的挑战，以金融机构全能化为特征的混业经营体制将成为国际金融业的主流模式。因此，文章指出，为应对新的形势变化，我国的监管当局应以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为标准建立有效的监管。

[关键词]巴塞尔新资本协议；风险；监管

[中图分类号]F830．4

[文献标识码]A

第四篇：探究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与银行风险监管探讨与研究

探究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与银行风险监管

探究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与银行风险监管

作者

戚莹

内容提要：

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作为国际银行监管的新标准将对我国银行业和监管当局产生重大影响，新协议确立的“三大支柱”对我国的银行风险监管法律制度提出了挑战，尽快了解和掌握“三大支柱”是我们面临的迫切任务。关键词：新巴塞尔资本协议 三大支柱 风险监管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于1988年公布的资本协议，曾被认为是国际银行业风险管理的“神圣条约。”然而在过去十几年中，银行防范风险的能力，监管部门的监管方法和金融市场的运作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该协议对发达国家已越来越不适用。1996年巴塞尔委员会提出了粗线条的新资本协议草案，2001年1月公布了详细的新协议草案，各国商业银行和监管当局对新协议草案提出许多的意见和建议，经过一年半时间研究，终于在2002年7月10日就许多重要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委员会计划于2003年第四季度确定新资本协议以便各国于2006年底实施新协议。在2003年至2006年间，银行和监管当局将根据新协议的各项标准，建立和调整各项体系和程序。新协议一旦问世，国际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及有关国际金融组织会把新协议视为新的银行监管国际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中国家必须认真研究新协议的影响。另一方面，借鉴国际上先进的金融经验加强金融监管是我国金融业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在目前形势下，我国需要切实更新监管理念强化资本监管。本文拟通过对新资本协议的介绍从法律角度来初步探讨其对我国银行风险监管的影响。

一、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主要内容

银行业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20世纪80年代由于债务危机的影响，信用风险给国际银行业带来了相当大的损失，银行普遍开始注重对信用风险的防范管理。巴塞尔委员会建立了一套国际通用的以加权方式衡量表内与表外风险的资本充足率标准，极大地影响了国际银行监管与风险管理工作的进程。在近十几年中，随着巴塞尔委员会根据形势变化推出相关标准，资本与风险紧密联系的原则已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国际监管原则之一。正是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巴塞尔委员会建立了更加具有风险敏感性的新资本协议。新协议将风险扩大到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和利率风险，并提出“三个支柱”（最低资本规定、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和市场纪律）要求资本监管更为准确的反映银行经营的风险状况，进一步提高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和稳健性。

1、第一支柱——最低资本规定

新协议在第一支柱中考虑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1并为计量风险提供了几种备选方案。关于信用风险的计量。新协议提出了两种基本方法。第一种是标准法，第二种是内部评级法。内部评级法又分为初级法和高级法。对于风险管理水平较低一些的银行，新协议建议其采用标准法来计量风险，计算银行资本充足率。根据标准法的要求，银行将采用外部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来确定各项资产的信用风险权利。当银行的内部风险管理系统和信息披露达到一系列严格的标准后，银行可采用内部评级法。内部评级法允许银行使用自己测算的风险要素计算法定资本要求。其中，初级法仅允许银行测算与每个借款人相关的违约概率，其他数值由监管部门提供，高级法则允许银行测算其他必须的数值。类似的，在计量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方面，委员会也提供了不同层次的方案以备选择。

2、第二支柱——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委员会认为，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是最低资本规定和市场纪律的重要补充。具体包括：（1）监管当局监督检查的四大原则。原则一：银行应具备与其风险状况相适应的评估总量资本的一整套程序，以及维持资本水平的战略。原则二：监管当局应检查和评价银行内部资本充足率的评估情况及其战略，以及银行监测和确保满足监管资本比率的能力。若对最终结果不满足，监管当局应采取适当的监管措施。原则三：监管当局应希望银行的资本高于最低监管资本比率，并应有能力要求银行持有高于最低标准的资本。原则四：监管当局应争取及早干预从而避免银

行的资本低于抵御风险所需的最低水平，如果资本得不到保护或恢复，则需迅速采取补救措施。（2）监管当局检查各项最低标准的遵守情况。银行要披露计算信用及操作风险最低资本的内部方法的特点。作为监管当局检查内容之一，监管当局必须确保上述条件自始至终得以满足。委员会认为，对最低标准和资格条件的检查是第二支柱下监管检查的有机组成部分。（3）监管当局监督检查的其它内容包括监督检查的透明度以及对换银行帐薄利率风险的处理。

3、第三支柱——市场纪律

委员会强调，市场纪律具有强化资本监管，帮助监管当局提高金融体系安全、稳健的潜在作用。新协议在适用范围、资本构成、风险暴露的评估和管理程序以及资本充足率四个领域制定了更为具体的定量及定性的信息披露内容。监管当局应评价银行的披露体系并采取适当的措施。新协议还将披露划分为核心披露与补充披露。委员会建议，复杂的国际活跃银行要全面公开披露核心及补充信息。关于披露频率，委员会认为最好每半年一次，对于过时失去意义的披露信息，如风险暴露，最好每季度一次。不经常披露信息的银行要公开解释其政策。委员会鼓励利用电子等手段提供的机会，多渠道的披露信息。

二、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对银行风险监管的法律影响

1、第一支柱对银行风险监管的法律影响

（1）外部信用评级机构评级问题。第一支柱提出的风险计算量方法中标准法最简单。但是标准法的实施依赖于外部评级机构的评级。每个信用评级机构都有尽量提高评级对象信用等级的内在冲动，毕竟客户可以自由选择聘请评级机构，支付评级费用，但是这种扭曲评级结果的冲动，通常会因为评级机构需要保持自己在市场及投资者中的威望而有所收敛，毕竟投资者会间接推动客户对于信用评级机构的选择。然而，这种非市场化的监管需求推动的评级却可能会加大客户对信用评级结束果进行随意挑拣的冲动，降低能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盈利能力起决定作用的市场威望的重要性。为了限制这种对评级结果进行随意挑拣的行为，监管当局应该在使用评级结果时，确保信用评级机构仍然会将自己的市场威望视若生命。在这个意义上，监管当局应该全面考虑对特定评级对象的各类评级结果，当评级结果不一致时，应当对最低结果给予更多的重视。

（2）监管方式转变问题。相对标准法而言，内部评级法对监管能力的要求高得多，它要求监管当局有能力评估

和监督这些复杂的风险管理系统。这要求监管者对各种方法的先进性和合理与否有明确的判断。如果监管机构不能给先进的风险管理技术创造空间，就会阻碍银行管理水平的提高，将不利于本国银行竞争力的提高。反之，如果新的方法在不合理的情况下被使用，可能导致在一定范围内风险失控。内部评价法的运用实质上是银行监管方式的重大转变，标志着监管方式由“静态”合规性监管向“动态”审慎性监管转变。过去，银行监管局限于资产负债情况，监测由其反映的风险水平，衡量资本充足率和各类资产负债比率是否符合量化的标准，实质上是一种静态的风险监管。现在，监管领域的发展转向了审查银行的风险管理体系，包括风险模型是否合理，完善和有效，是否建立了完善的风险管理政策和程序，是否对风险进行了及时、准确的度量，监测和控制，是否有充足的资本金抵御银行面临的风险等。这种基于风险的审慎监管关注的是银行如何度量和管理风险及其管理能力。就像医生，给病人开药方，让病人把药拿回家去吃。新协议通过从标准法，初级内部评级法和高级内部评级法这一循序渐进的资本计算方法，力求建立良好的激励机制，鼓励银行不断改进和完善风险管理系统，从而能更精确地度量风险。相应的，监管当局的监管重点应从原来的单一最低资本充足水平转向银行内部的风险评估体系的建设状况上来。

2、第二支柱对银行风险监管的法律影响

引入第二支柱对完善整个监管框架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引入了监管当局的检查，而且有助于鼓励银行保持事前和事中的谨慎操作，但是，第二支柱的实施也向监管当局提出了一些挑战。首先，改进监管程序的紧迫性尤为明显，在发生银行危机的国家，银行资本充足水平的计算之所以不真实，就是由于监管法规不可靠和公共部门有意宽容。众所周知，银行管理部门对银行面临的风险最了解，并对管理风险负最终责任。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并不是要取代银行管理部门的判断和经验，更不是要把保持资本充足的责任转移到自己身上。因此，监管部门应在程序上下功夫通过程序正义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保持银行业整体的稳定，而不是某家银行的安全。其次，由于监管当局的责任增大，自主权扩大，相应有必要提高对监管部门自身的约束要求，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到监管不是万能的，监管当局与一般市场主体（银行）一样，具有内在的利益冲动。随着监管当局的权力增加，其“设租”动力也在相应增强。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因此，为防止监管当局滥用其监管权力，监管当局应采取措施不断增强自身免疫力，另一方面应从外部加强对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

3、第三支柱对银行风险监管的法律影响

有效的市场纪律需要可靠而及时的信息，以使其交易对手进行完善的风险评估。新协议将信息披露作为银行资本充足率的一个内在要求，代表了国际金融业和国际监管的新的发展方向。详言之，信息披露对强化监管的作用在于：（1）信息披露制度直接作用于风险行为产生的根源体现了委托人对内部信息要求的意志和权力，削弱了代理人的信息优势，使监管者处于更有利地位；对风险行为的控制不应只注重行为本身，强调信息披露的约束机制比管制可能更有效。（2）信息披露有利于打开银行内部“黑匣”，披露制度的存在对代理人起到威慑作用，使其衡量到风险行为的成本过大而放弃冒险。惩罚不是约束的目的，更多的信息披露构成对代理人的警示作用更符合约束的本质要求，使监管从事后性快向事前性转变，最终达到尽可能减少风险的目的。（3）信息披露制度是其他一切约束机制实施的前提和基础。约束机制总是由一定的信息触动之后产生反应，信息披露的质量制约各种约束制度的有效性。（4）信息披露制度提供了一种灵活的约束手段，可在保证安全性的前提下赋予经营者更大的活动空间和操作权限，这符合金融业灵活、迅速的经营特色，保证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占据优势。（5）由信息披露所构成的社会公共舆论监督是有效监管体系中重要的一环，有助于减少监管中的道德风险。强调信息披露监管制度的适当构造也必然能够构造公众监督机制，监管者的行为将受到关注，不符合监管宗旨的行为将得到纠正。从而可以降低监管组织的交易成本，提高组织效率。2

三、我国商业银行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建议

1、现在监管理念是风险查处占上风，为什么大家都说人民银行是消除队，是警察？主要是因为人民银行在查处风险。在风险查处理念下始终走不出防范风险、查处风险、处置风险的怪圈，现在要转移到风险监管上来。首要改变的是观念，要向风险评价转变，分析评价商业银行自身的控险能力、化险能力、排险能力，对商业银行的健全性、系统的安全性等做出一个综合性的评价，指出其存在的风险隐患和管理漏洞，并责令其组织实施和改正。在风险评价的理念下，监管者以第三者身份出现，就不会疲于奔命，干些建台帐，跟踪检查等工作。监管当局要站在客观的角度，对银行运行的整个系统进行评价，看整个系统的风险程度有多大。

2、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银行业发展水平和监管能力都很低。我国目前仍存在使用“一逾两呆”的贷款分类法，贷款五级分类才刚刚试行，而对十国集团国家一些大银行的调查表明银行内部评级法中仅是营运贷款就平均分为10级。我国短期内仍需采用标准法，但我国缺乏外部评级机构，而外部信用评级机构的建立和发展需要花费较

第五篇：基于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审计研究

基于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商业银行风险管理

审计研究

刘静 高翔

2012-3-7 16:32:23 来源：《财会通讯·综合版》2012年第1期

摘 要：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不仅涉及面之广，破坏性之深让整个国际金融经济环境陷于风声鹤唳之中，也将银行业风险管理再次推到风口浪尖。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新巴塞尔资本协议》这一国际银行业最重要的全面风险管理和行业竞争规则，被许多国家开始利用对商业银行进行监管。本文以新资本协议实施为契机，提出我国商业银行要进行风险管理审计，探索研究建立我国商业银行风险审计体系。

关键词：风险管理审计，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商业银行

由美国次贷危机而导致的华尔街金融系统像多米诺骨牌倒下，并导致全球性金融危机，其影响之深刻，破坏之严重，超过1927年、1987年、1997年的经济危机。从美国最初的投行贝尔斯登的破产到最后五大投行的雷曼、美林、高盛、摩根士丹利无一幸免于难；从房利美、房地美被接管，到AIG集团被国有化，从美国最大储蓄银行互惠银行被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接管，到富国银行收购美联银行„从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动荡再到全球金融恐慌：哈利法克斯被莱斯银行收购，英格兰皇家银行申请政府保护，德国第二大贷款机构HRE申请救援，冰岛宣布三家银行国有化„我国几家中资金融机构共持有雷曼兄弟债券7亿元左右，损失的绝对数额可谓巨大。这次金融危机是我国商业银行强化风险管理审计的一次重要契机，强化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审计，提高企业风险管理水平，确保我国商业银行健康发展。

一、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审计选择与要求

（一）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审计选择

强化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审计是内部审计的现实选择。21世纪初，以毕马威为代表的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联合学术界对审计基本方法进行研究，开发出风险管理审计，它不仅关注传统的内部控制，而且更加关注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风险管理成为组织中的关键流程，很多优秀企业的内部审计已经把“为支持企业风险管理提供独立的评价和建议服务”作为自己的职责，从风险管理的视角持续不断地审视公司治理和企业各个领域的管理工作，促进风险管理有效性的增强。我们认为风险管理审计是以企业全面风险管理过程为审计对象的内部审计，将内部审计业务嵌入到企业实施的全面风险管理的框架中，对机构的种种风险管理程序、方法和结果进行鉴定、评价，帮助企业实现其目标。风险管理审计试图从企业全面风险管理着眼，审计人员根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的方针和政策，采用系统化、规范化的方法，测试企业风险管理系统、各业务循环及相关部门的风险识别、分析、评价、管理及处理，并对全面风险管理进行动态评价，以确认和预警，进而提高企业风险管理的效率、效果。因此，风险管理审计凸显评价和咨询功能，是审计人员执行内部控制评价和管理审计的合理拓展，即站在风险管理全过程和战略层面的视角，对企业风险管理进行的审计。在当今复杂多变的经营环境下，现代企业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如何防范风险成为企业管理的核心问题，风险管理审计开展是内部审计的一大进步，对我国商业银行应对金融风险和危机有着重大现实意义。（1）公司治理外部环境的变化要求企业内部审计转向风险管理审计。当前公司治理外部环境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全球经济一体化，企业业务循环打破了地域、部门、行业以及国家的界限而在世界范围内运行，由此便对公司治理外部环境带来了诸多影响，如企业规模国际化、资本运营国际化、风险因素国际化；电子商务和网络经济等高科技在经济领域的运用，极大地改变了经营管理方式和公司治理中心；知识经济时代即将取代工业经济时代等。这些变化，必然会给公司内部审计提出更高的要求，尤其在风险极高的商业银行里。首先，人们应该改变传统的内部审计理念，将内部审计的目标定位提高，从保证经营者更好地履行其职责到帮助公司增加价值和提高经营效率。因此，内部审计的传统保证功能将被扩展到保证与咨询功能并存的范畴。其次，审计方法和技术应相应地得以完善，制度基础审计因其本身固有的局限性受到质疑，风险管理审计正在悄然兴起，其能帮助企业评价、控制风险。IIA主席杰奎特指出：“环境的变化给内部审计师带来增加价值的机会最多的领域是风险管理和公司治理，我们正开始认识风险管理是我们事业的推动力。”（2）公司战略管理要求企业开展风险管理审计。管理学家约翰伯恩认为，战略管理是当今最为重要的管理问题。战略管理趋向于动态战略和弹性战略，没有哪一个战略能拥有长期竞争优势。企业必须及时分析可能的机遇，消除可能的风险，不断改变其战略。而战略决策本身就是最大的风险因素，战略决策出现错误，对公司来说将是灾难性的。风险管理审计介入到战略管理层面，可以为决策提供可靠的信息和建议，增加信息源的宽度和质量，以支持公司战略决策的有效性。同时，由于公司的战略管理层的董事会工作重心从雇用、监督高级管理者转向支持有效的决策和纠正错误的决策上来，但须以全面、准确的信息为依托，由于董事会和经理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因此仅靠管理层提供的信息是不可行的，那么，风险管理审计机构就应承担起向战略设计者反馈真实信息的责任和义务。（3）“增加价值”服务理念要求塑造企业风险管理审计模式。由于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科技的飞速发展都给企业带来了挑战，传统的企业运行机制和组织体制难以适应市场环境变化，出现了效率低下、组织僵化、机构臃肿、缺乏弹性的“大企业病”。在此背景下“企业流程再造”理论应运而生。从业务层面重新审视现有的管理实践，提出“面向未来，着眼于创造价值的管理”。原来的内部审计所进行的仅仅是事后的评价和反馈，不能满足时代要求，需要变革。将内部审计的审计对象与企业目标直接联系，并将事后反馈延伸到事前和事中。通过开展咨询性服务帮助企业控制风险为企业增加价值服务。风险管理审计目的就是帮助管理当局解决在经营管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评估经营风险，控制或降低风险，提供实现企业目标的各种可行建议。（4）满足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商业银行需强化风险管理审计。风险管理审计要改变内部审计人员对于控制与风险的思考，使内部审计人员关心企业的目标和风险，使审计报告的重点移到目前和未来的规划，把目前的经营管理控制同计划、策略和风险评估结合起来。风险管理审计属于开放式模型，审计人员在开始一项审计业务时，必须首先评估审计风险，并把它作为审计质量要求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做审计过程控制的依据。在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下，面对复杂的国内外金融环境，每个商业银行首先要规范经营，内部审计有责任进行风险管理审计，使商业银行满足银行业的监管要求。其次，通过内部审计有价值的咨询活动，促进银行提高风险管理能力，控制或减少金融危机，才能实现企业的价值增值。

（二）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对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审计的要求

国际清算银行（BIS）于1988年首次引入了面向金融服务行业的监管资本标准。1988年的巴塞尔资本协议获得10大工业国中央银行的一致同意，从而将通用最低资本标准应用到其各个银行。2004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发布了《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2006年巴塞尔委员会将1988年旧协议未改动部分、1996年关于市场风险的修订协定以及2005年关于新资本协议如何运用于实务的修订相结合，颁布了新资本协议。新资本协议的设计目标是要提高银行对风险的敏感程度，利用最低资本要求、监督检查和市场纪律（包括资本充足率要求、外部监管和市场约束）促进银行提高风险管理能力，增进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健。其实质是为了完善与补充单个国家对商业银行监管体制的不足，减轻银行倒闭的风险与代价，是国际商业银行联合监管的最主要形式，具有很强的约束力。新巴塞尔协议了提出具体可行的监管标准，使之更加适合银行业的监管实践，被誉为国际金融风险环境下世界各国银行所遵循的“神圣条约”。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出台标志着全面风险管理理念和方法在商业银行的引进和实施。2005年巴塞尔委员会的13个成员国和25个欧盟成员国已经承诺于2007年初实施新资本协议。目前包括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等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和业务活跃、国际业务比较大的交通银行、浦发行等7家银行已经被我国银监会选定作为2010年首批合规的银行，必须在2010年开始符合巴塞尔资本协议的新要求。根据银监会的规定，上述银行在经批准的情况下，可暂缓实施新资本协议，但最晚不得迟于2013年底。实施新资本协议的号角已经吹响，如何运用新协议提出的全面风险管理理念，确保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体系合理有效运行，使其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是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审计面临的重大课题。新资本协议涉及到具体内部审计的有6条，主要内容简列如下：NO.136.在银行内部的审计的程序中，应经常对风险计量系统进行独立评估。NO.461.如果依赖监督和控制系统来限制信用风险，银行应该有一个有效的内部过程来评估是否遵守所有关键的政策和程序。NO.463.银行必须有一个健全的体系发挥作用，来验证评级体系、过程和估计所有相关风险要素的准确性和一致性。NO.620.为具备使用标准法和高级计量法的资格，银行必须至少符合监管当局以下规定：银行的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适当积极参与操作风险管理框架的管理；银行的风险管理系统概念稳健，执行正确有效；有充足的资源„NO.689.健全的资本评估应包括以下基本要素：确保银行识别、计量和报告所有实质性风险的政策和程序；将风险水平与资本联系在一起的程序；根据银行的战略重点和业务计划，设定与风险轮廓相符的资本充足率目标的程序„NO.702.银行内部控制结构是资本评估程序的基础。对资本评估程序的有效控制，包括独立检查和在适当情况下安排内部或外部审计。这六点明确要求我们必须完善和强化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审计。

二、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审计体系构建

（一）加强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文化建设

加强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文化建设，完善风险管理组织机构设置，构建风险管理审计环境。有效风险管理体系必须以先进风险管理文化培育为先导。风险管理审计部门需要确认风险管理部门是否通过持续宣传、培训、研讨，引导员工充分认识“银行经营风险的企业属性”，树立“风险管理本身寓于发展内涵”的科学发展观，确立“以资本对风险的约束为基础、业务增长与风险控制相适应、风险成本与风险收入相匹配”的风险管理基本原则。风险管理审计部门应协助风险管理部门让整个银行更新观念和认识，为科学风险管理机制的建立和有效运行做好思想和舆论准备，调动全体员工的积极性，能动参与风险管理。国有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机构设置是风险管理审计环境不可忽视的内容，机构设置的合理性会直接影响到风险挖掘、控制的效率和效果。西方商业银行在风险管理机构设置方面基本上都是采用的类似“矩阵式”的、全面、分层次的风险管理模式。针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风险管理部门，可在总行设首席风险经理，由副行长或副行长级高级管理人员担任，负责对全行各种风险的通盘控制和管理，监控各种可能对全行业务发展有重大影响的风险。在首席风险经理领导下，各主要业务领域也都设有一个首席风险经理，并设一个称为首席风险经理办公室来支持其工作。各地区和业务部门可设自己的高级风险经理，在业务领域的首席风险经理领导下开展工作，再往下依此类推。风险经理和业务经理平行作业，各司其职，互相支持。为便于集体决策，总行和大区分行一般都会设风险管理委员会，总行的风险委员会由总行的首席风险经理任委员会主任，成员包括行长、副行长、财务总监、营运总监和各主要业务领域的负责人。

（二）构建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审计机构

风险管理审计是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运行的制度要求，构建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审计组织机构。对于一个现代企业来讲，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是企业治理层的工具，属于公司治理机制的核心。无论按照“内部控制整体框架”或是“全面风险管理整合框架”来构建自身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框架，都内生存在“监督”环节。监督是对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系统有效性进行评估的过程，可以通过持续性监督、独立评估来实现，但都可能会出现“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情况，因此，需要特设的一个制度安排——风险管理审计，由直接隶属于董事会的审计部门组织实施，以落实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的各个环节的自我评价为基础的专门的审计活动，并且利用咨询意见，在战略层面上为董事会提供发现、防范并纠正自身战略风险的意见。因此，在公司内部治理框架中，风险管理审计成为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运行中的内生和外生相协调的制度安排，其内生性表现在风险管理审计本身是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中“监督”环节所要求的独立评估部分；其外生性体现在风险管理审计是特设的制度安排，直接隶属于董事会的内部审计部门实施，来保证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在不断修正中有效运行。所以，内部风险管理审计必须以企业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的自我持续评估为基础，站在战略高度，把握全面风险，来对整个公司内部治理的全过程以及各个层面实施监督。

（三）构建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审计队伍

发挥风险管理审计的作用必须依靠高素质的内部审计人员。因此，加强审计队伍的建设，提高风险管理审计人员的素质，是提高商业银行内部风险管理审计工作的水平，发挥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审计职能的重要保障措施。首先，提高内部风险管理审计人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各商业银行应严格按照中国内部审计师协会发布的《内部审计人员职业道德规范》来要求本行的内部审计人员，并根据商业银行本身经营业务的特殊性，设立专门针对商业银行内部审计人员的职业道德准则；建立激励约束机制，对内部审计人员的工作和业绩进行监督、考评，充分调动内部审计人员的积极性，激发内部审计人员的责任感，从而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自觉地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质和职业能力素质。其次，要提高内部风险管理审计人员的业务素质，积极推行内部审计人员持证上岗制度，提高行业准入资格门槛，提高内部审计队伍的专业化程度，在保证内部审计人员专业素质的同时，要扩大内部审计队伍，吸收更多的专业人才；最后，提高沟通技巧，与被审计者进行有效的沟通，改善商业银行的内部风险管理审计的人际关系环境，使商业银行内部风险管理审计充分发挥它的“服务者”角色。

（四）构建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审计流程

对于银行风险管理部门来说，必须完善企业风险管理过程，这个管理过程越顺畅，细节构造越完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效率就越高。一般来说，我国商业银行可将风险管理过程划分为七大模块，即风险文化、风险管理目标设定、风险识别、风险综合评估、风险处理、风险及管理信息披露、风险管理评价。那么，内部审计师为在从总体上对风险管理过程适当性发表意见，参考IIA实务公告，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审计流程可以这样构建：第一，风险管理环境分析，评价商业银行考虑到所面临的风险环境的各个方面是否完整、考虑到风险环境因素的变化发展是否充分、对风险环境的分析是否恰当；第二，风险管理目标设定评价，各类目标在设定时所依据的数据及报告经营业绩、盈利能力、财务报表及附注等是否可靠、相关部门对它们的理解是否准确，各类目标的设定是否合理；第三，全面风险识别评价，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将资本充足率与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及操作风险挂钩，构建了资本充足率指标与银行风险管理水平之间的有机联系。风险管理审计不仅要审查银行监管资本充足率是否满足新协议的规定，更重要的是确保银行风险轮廓勾勒的完整性，保证所有可能发生的重大风险均已被识别与管理；第四，综合风险评估方法评价，风险管理审计需要对风险评估结果的恰当性进行再检验，如评价风险评估所依赖的数据是否准确可靠、评价对风险的可能性和影响的估计是否合理等等；第五，风险应对策略评价；第六，风险及管理信息披露评价，确定风险管理部门是否对已识别风险在整个银行内部进行恰当的通报传递、是否完整的披露了应引起银行各个部门重点关注的潜在风险；第七，风险管理评价，对银行规章制度、风险识别、评估及处置情况进行总体衡量，对其执行情况和达到的效果进行评价，并监测整个过程中是否存在问题，对存在问题的部门和环节集合成风险管理审计报告，送交风险管理部门、审计委员会及董事会。

参考文献：

［1］巴曙松、牛播坤、向坤：《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实施路径的国际差异比较及其发展趋势》，《国际金融研究》2006年第4期。

［2］党均章、王庆华：《次贷危机中重新审视银行风险管理》，《银行家》2008年第11期。

［3］李晓慧：《风险管理审计：一个重要的制度安排》，《现代会计与审计》2007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