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过渡期我国的金融改革

第一篇：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过渡期我国的金融改革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过渡期我国的金融改革

□作者：华侨大学商学院林俊国

内容摘要：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反映了国际大银行风险管理的最新经验，因此，许多国家表示将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然而，我国却面临着双重挑战：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我国尚缺乏必要的条件；不实施新资本协议，我国将面临许多不利的影响。本文着重分析

我国实施新资本协议的两难选择及金融改革对策。

关键词：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两难选择对策

2004年6月26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正式发布了《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即《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成员国将于2006年12月底开始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新资本协议以国际活跃银行为基础，详细地阐述了监管当局对银行集团的风险监管思想，同时新资本协议通过对商业银行计量信用风险加权资产的规范，来约束商业银行内部建立完整而全面的风险管理体系，以达到保证全球银行体系稳健经营的目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反映了国际大银行风险管理的最新经验，因此，许多非巴塞尔委员会成员国也纷纷表示将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然而，我国却面临着双重挑战。

挑战之一：我国缺乏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条件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核心是三大支柱，即资本充足率、监管部门监督检查和市场纪律。目前，我国缺乏全面实施新资本协议的条件。

我国缺乏实施第一支柱的条件

第一支柱是资本充足率要求。新资本协议在第一支柱中为计量风险提供了几种备选方案。例如，关于信用风险的计量，新资本协议提出了两种基本方法：标准法和内部评级法（irb）。内部评级法又分为初级法和高级法。其中最简单的是标准法。标准法下那些仅具备基本风险管理系统的银行，要依靠外部评级机构的评级来计算信用风险的资本要求，然而我国具有外部评级的企业非常少。如果监管当局认为不宜采取外部评级，可以规定所有公司贷款的风险权重都为100，而对主权和银行债权的风险权重可以根据出口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来确定。这样就可消除对外部评级的依赖。因此，银行必须不断提高对风险的理解和改进对风险暴露的管理措施。我国的商业银行目前不具备实施标准法的能力及客观条件。相对标准法而言，内部评级法对银行风险管理能力的要求高得多。内部评级法不仅要求银行具备完善的风险管理系统，而且要求监管机构有能力评估和监督这些复杂的风险管理系统。就目前情况来看，国际上只有一部分国际活跃银行和发达国家有实施这一方法的能力。我国的银行和监管机构距实施内部评级法的要求还相差甚远。同时国内各商业银行的管理水平参差不齐，许多商业银行的贷款评级体系仅是套用了监管当局规定的贷款五级分类，或者是在此基础上简单做了一些细化。这样的评级系统远不能用来评估违约概率和违约损失率，对信用风险量化的精确度和准确性远不能达到新资本协议规定的标准。总的看来，中国的银行要实施irb法，难度较大。为了改进评级体系以达到采用irb法标准法的要求，我国银行面临的挑战是收集数据、建立必备的内部控制系统、强化信息技术支持和员工培训。

我国缺乏实施第二支柱的条件

第二支柱是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新资本协议引入了监督检查对完善整个监管框架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引入了监管当局的检查，而且有助于鼓励银行保持事前和事中的谨慎性操作。但是，实施第二支柱存在如下一些问题：一是第二支柱所涉及的范围较广，问题复杂，而各国监管当局暂时得不到详细的指导，也不具备相应的监管资源。二是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还要求各国的监管方法逐步趋同。三是监管当局的责任增大，相应有必要提高监管部门监督检查过程的透明度。

世界银行认为，对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银行而言，贯彻实施第二支柱比改进第一支柱可能更加重要。目前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监管当局还没有能力贯彻实施第二支柱。各国监管当局改进监管工具，提高判断能力的过程将是非常困难和富有挑战性。

从我国的具体情况来看，我国金融监管中还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没有形成规范、连续和系统性的监管。目前我国金融监管尚未实现规范化和系统化，还没有真正实现持续性监管，没有建立一个有效的金融风险监测、评价、预警和处置系统。金融监管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盲目性、随意性和分散性，缺乏连续性和系统性，缺乏各种监管手段的有效配合，缺乏对监管信息的综合运用，缺乏对风险的跟踪监测，导致监管成本的提高和监管效率的下降，使金融风险得以积聚和扩散，最后忙于事后救火处置。

没有将金融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控作为监管重心。至今为止，我们对金融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控仍重视不够，监督不力，往往忙于外部监管。而实践证明，外部监管不能代替金融机构的内部有效控制，也不能成为金融机构内控的补充。金融机构良好的法人治理结构和

第二篇：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下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监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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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下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监管研究

作者：王欢欢

来源：《沿海企业与科技》2006年第02期

[摘 要]中国加入WTO后，中国的商业银行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这一变革将使中国的银行也尤其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面临空前的挑战，以金融机构全能化为特征的混业经营体制将成为国际金融业的主流模式。因此，文章指出，为应对新的形势变化，我国的监管当局应以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为标准建立有效的监管。

[关键词]巴塞尔新资本协议；风险；监管

[中图分类号]F830．4

[文献标识码]A

第三篇：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框架下对金融衍生交易的监管（范文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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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框架下对金融衍生交易的监管

赵承寿

关键词: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 金融衍生交易 监管

内容提要: 巴塞尔委员会认为，金融衍生工具一方面可以降低和转移银行的信用风险，另一方面也可能带来其他风险，因此，应采取严格的程序和步骤加以控制，并需要将其纳入资本监管的范围。

金融衍生交易是现代银行风险管理中不可替代的金融手段，也是现代银行业的重要利润来源。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金融自由化、投资全球化和技术创新的推动，金融衍生交易市场日新月异，也对银行业的监管提出了新的挑战。巴塞尔委员会2004年6月份正式公布的《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以下简称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对此作出了积极的回应。

一、金融衍生交易的特点及其监管难题

金融衍生产品是原生性金融工具的衍生物。金融衍生交易就是通过预测货币、债券、股票等原生性金融工具的利率、汇率、股价、指数等的未来市场行情，在支付少量保证金的前提下，借助于远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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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掉期(互换)和期权等合约形式，进行套期保值或投机获利的行为。金融衍生交易合约的价值取决于一种或多种基础资产的价值或相关指数，除了远期、期货、掉期(互换)和期权等基本合约形式之外，具有以上任一种或多种特征的结构化金融工具也称为衍生工具。金融衍生交易主要有交易所场内交易和场外交易(OTC)两种形式，由于金融衍生交易与银行的传统业务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对银行衍生交易业务的监管也面临诸多难题。

首先，金融衍生交易是一种具有高杠杆作用的保证金交易，风险的突发性强，监管难度大。由于金融衍生交易具有“杠杆效应”，一旦预测有误，杠杆的回调作用则可能使投资者遭受巨额亏损，一夜之间足可以使其倒闭。

其次，金融衍生合约的价值具有不确定性，确定资本监管的量化指标极为困难。金融衍生工具是一种尚未履行的交易契约，是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权利和义务的约定，其风险敞口和合约的价值随时都处在变动之中。为了控制风险，往往需要借助复杂的数学模型和相关交易的历史统计数据。但是这些数学模型和统计数据通常是基于一种假设，即衍生产品价格变动的历史分布能够很好地说明金融衍生工具未来的价格走势。而且衍生产品的定价是以连续、平滑的价格变动为预设的。一旦产生大范围的、快速的价格变动，衍生工具敞口头寸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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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使得市场参与者随时都面临着巨大的潜在风险，也使得监管当局很难采取有效的预防性措施。

第三，金融衍生交易作为或有事项不在资产负债表中反映，信息披露不充分，监管的会计信息基础薄弱。现行的财务会计报表是建立在权责发生制的基础之上的，要求财务报表所确认的事项必须是已实现的事项，而对于可能发生于未来的交易和事项则不予确认，也无须在财务报表中予以披露。由于金融衍生交易对金融机构财务变动的影响发生在未来，无法在当前的资产负债表上得到反映，因此，无法通过资产负债表来了解衍生交易可能面临的风险，这是近年来衍生交易**频频发生、难以采取有效措施进行监管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四，金融衍生交易创新速度快，法律关系复杂，缺乏有效的监管技术和规制手段。金融衍生产品在设计和创新上具有很强的灵活性，既可以通过对原生性金融工具和金融衍生工具的组合进行创新，也可以对各种衍生工具进行再组合，还可以根据各种参与者所要求的时间、杠杆比率、风险等级、价格等参数进行量身定做，法律关系极其复杂。此外，由于衍生产品总是处在不断的创新之中，法规制定者对衍生工具的了解与熟悉程度可能不及市场参与者，因此各国的法律条文难以及时跟上。值得注意的是，规避法律和监管往往是部分金融衍生产品的设计动因，因此这些衍生产品可能会故意地游离于法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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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之外。由于上述这些原因，导致某些金融衍生交易无法可依，从而极大地增加了金融衍生交易的法律风险和监管难度。

三、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有关金融衍生交易的主要规定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对于金融衍生交易的基本立场可以概括为：金融衍生交易可以降低和转移信用风险，但它同时也可以给银行带来其他风险，比如说法律风险、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和市场风险，因此，银行应采取严格的程序和步骤控制这些风险，并需要把金融衍生交易纳入资本监管的框架。新资本协议突出强调了监管资本对衍生交易的风险敏感性，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考虑到金融衍生交易特有的风险对冲功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鼓励银行采用金融衍生工具来降低银行资产的风险。允许其获得资本减让。

其次，新资本协议规定，金融衍生交易作为表外业务，在按照标准法计算风险加权资产时，应当通过信用风险转换系数将其转换成等额的表内信用风险敞口，纳入资本监管的范围，并按照信用风险的监管要求，计算资本充足率。新资本协议还在附录中明确规定，与金融衍生交易相关的金融创新工具在一级资本中的上限为15%，而且，在计算衍生交易敞口的风险加权资产时，对衍生产品场外交易(OTC)的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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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对手风险权重不设定最高限额，以便降低银行面临的高风险金融衍生产品可能带来的突发性风险。

第三，考虑到金融衍生交易等信用风险缓释技术虽然可以在总体上降低银行资产的风险度，但它们同时也可以带来其他风险，因此，新资本协议规定，通过金融衍生产品进行风险缓释后的银行资产，在转换成信用风险敞口时如果需要获得资本减让的话，还必须符合第二支柱有关加强监管者监管的相关规定和第三支柱对信息披露的特殊要求。比如说，在监管方面，监管当局应当评估银行的内部控制目标和程序是否涵盖了银行所面临的所有实质性风险，包括评估银行机构所制定的衍生交易限额、业绩考核和奖励方式等与风险控制相关的制度;在信息披露方面，要求银行披露其所采用的缓释风险政策、衍生交易风险敞口以及监测缓释工具持续有效性的策略和过程。如果监管当局对银行所制定的金融衍生交易政策的作用、适用性及其实施不满意时，可要求银行立即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要求银行针对剩余风险增持额外的资本，直到银行所制定的衍生交易规程及其实施过程中所存在的缺陷得到纠正，并达到监管当局的要求时为止。

第四，如果银行采用金融衍生工具进行风险缓释，在套期保值时产生币种错配或者期限错配 [1]，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则对相关的资本减让采取非常严格的限制措施。比如说，在计算风险加权资产时，对套期保值中未予覆盖的风险敞口而言，其风险权重采用的是其交易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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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的风险权重，而不是采用衍生工具的风险权重，这会导致风险加权资产的提高和资本充足率的下降。另外，在计算场外衍生交易的风险加权资产时，也需要用场外衍生交易的风险敞口乘以交易对象的风险权重来进行计算。

第五，为了确保银行进行风险管理时采用的金融衍生交易与信用风险的降低具有正相关性，并增强监管资本的风险敏感度，在采用信用风险的IRB法(内部评级法)计算特定风险敞口的资本要求时，银行可以通过调整对金融衍生产品合约的违约概率和违约损失率的估价值，来反映金融衍生交易对降低单笔债务或银行资产风险敞口的作用，但是这种对估价值的调整，必须考虑衍生交易风险缓释工具的付款结构、清偿水平和清偿时间等重要因素。

第六，为了防止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按照1996年1月巴塞尔委员会对1988年资本协议关于市场风险修订案的有关规定，对银行的普通贷款账户和交易账户实行不同的监管原则。新资本协议在处理交易账户对手的信用风险时，规定监管当局应当在要求银行按照一般市场风险和特定风险计算资本要求以外，还要对交易账上反映的场外衍生交易工具计算风险资本，在计算时采用的风险权重应与计算普通银行账户资本要求时采用的风险权重保持一致，并且明确取消了原来规定的交易对手风险权重50%的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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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新资本协议还对银行采用衍生工具做套期保值时的交易头寸提出了专项资本要求。如果套期保值时，两笔交易(多头和空头)的价值变化方向完全相反，而变化程度基本相等，银行可以不必提取专项资本;如果两笔交易的价值变化方向完全相反，但程度基本不一致，银行可以只提取20%的专项资本。但对投机交易，则不适用这一规定。

第八，为了降低金融衍生交易的法律风险，新资本协议还对与衍生交易相关的法律文件的准确性和有效性提出了最低的要求，即相关的法律文件用语必须规范，含义明确，而且必须对参与衍生交易的所有交易当事人具有有效的约束力，以确保这些文件的效力能够得到相关国家国内法的认可。

新资本协议虽然不是国际法规范，也不属于国际公约，对各国政府、银行监管当局及商业银行不具有强制的约束力，但该协议凝聚了国际银行业风险管理与监管的最先进理念和实践经验，得到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广泛认可，因此，关注新资本协议的变化，包括对金融衍生交易的相关规定，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是我国银行业同国际接轨，发展金融衍生交易的必由之路。

四、发展我国金融衍生交易市场所面临的主要法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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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金融开放和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外资银行在开拓市场、争夺客户方面的竞争日趋激烈，以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越来越多地运用衍生工具来规避风险和增加收入。但由于我国调整衍生产品交易的规范政出多门，监管的理念、手段和技术都相当落后，因此还有一些亟待解决的监管与法律方面的问题。

首先，衍生交易市场的统一性与分业监管之间的矛盾，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监管机构的协调问题。衍生交易市场是一个综合性的金融市场，资金在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之间有着很强的流动性。但是，由于我国对金融市场采取分业监管的模式，金融机构必须分业经营，割裂了金融衍生交易市场的统一性，并导致了监管方面的困难。比如说，批准和监管与汇率有关的衍生产品(包括远期结售汇)，历来是由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的;而国务院曾明确规定，所有期货业务由证监会会同相关部门负责审批并监管。至今我国与衍生产品交易密切相关的三家商品期货交易所仍然是由证监会负责管理的，国有大型企业在海外利用衍生产品从事套期保值业务也必须获得证监会的批准;另外，银监会2004年年初颁布的《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则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事衍生交易应当获得它的许可;以此类推，按照我国的分业监管体制，保监会也应当有权颁布保险机构参与衍生交易市场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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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相关法律滞后的问题。由于金融衍生交易的高杠杆率和巨大的利益驱动，金融衍生交易具有很强的投机性，容易引发各种违规行为，特别是在市场还不是很完善的时候这种情况更容易发生，因此需要详备的法律来保障金融衍生交易的正常秩序。但是我国规制衍生交易行为的相关法律法规极不完善，对市场失范行为的处理往往缺乏法律依据。现在，我国刑法和其他相关法律对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中的欺诈和犯罪问题一般有了原则性的规定，但如何规制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中的违规行为，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三，法律规范的冲突问题。由于金融衍生交易具有跨国性，会涉及到不同法域的法律冲突问题。实践中，由于从事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的金融机构一般为国际掉期和衍生工具协会(ISDA)的成员，为减少因法律冲突可能导致的纠纷，交易双方多采用ISDA的一些标准文件。最常用的法律文件是ISDA制作的主协议、补充安排和交易确认书，这些文件对可能存在的法律冲突问题作了一些技术处理。但考虑到ISDA文件的法律背景与我国的法律体系有所不同，因此还需要通过国内立法的形式对国际金融衍生交易市场习惯性做法的效力予以特别承认。

金融衍生交易不仅技术性非常强，而且涉及到的法律关系非常复杂。我国金融衍生交易市场的健康发展，期待着法学界能够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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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作者简介：赵承寿(1965—)，男，汉族，湖北荆州人，北京联合大学经济法研究所副研究员，法学博士。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 北京 100083

[1]提供风险保护的货币与存在风险敞口的货币币种不同即为币种错配;避险工具的剩余期限不足以覆盖当前风险敞口的期限时，就会产生期限错配。

第四篇：探究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与银行风险监管探讨与研究

探究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与银行风险监管

探究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与银行风险监管

作者

戚莹

内容提要：

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作为国际银行监管的新标准将对我国银行业和监管当局产生重大影响，新协议确立的“三大支柱”对我国的银行风险监管法律制度提出了挑战，尽快了解和掌握“三大支柱”是我们面临的迫切任务。关键词：新巴塞尔资本协议 三大支柱 风险监管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于1988年公布的资本协议，曾被认为是国际银行业风险管理的“神圣条约。”然而在过去十几年中，银行防范风险的能力，监管部门的监管方法和金融市场的运作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该协议对发达国家已越来越不适用。1996年巴塞尔委员会提出了粗线条的新资本协议草案，2001年1月公布了详细的新协议草案，各国商业银行和监管当局对新协议草案提出许多的意见和建议，经过一年半时间研究，终于在2002年7月10日就许多重要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委员会计划于2003年第四季度确定新资本协议以便各国于2006年底实施新协议。在2003年至2006年间，银行和监管当局将根据新协议的各项标准，建立和调整各项体系和程序。新协议一旦问世，国际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及有关国际金融组织会把新协议视为新的银行监管国际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中国家必须认真研究新协议的影响。另一方面，借鉴国际上先进的金融经验加强金融监管是我国金融业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在目前形势下，我国需要切实更新监管理念强化资本监管。本文拟通过对新资本协议的介绍从法律角度来初步探讨其对我国银行风险监管的影响。

一、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主要内容

银行业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20世纪80年代由于债务危机的影响，信用风险给国际银行业带来了相当大的损失，银行普遍开始注重对信用风险的防范管理。巴塞尔委员会建立了一套国际通用的以加权方式衡量表内与表外风险的资本充足率标准，极大地影响了国际银行监管与风险管理工作的进程。在近十几年中，随着巴塞尔委员会根据形势变化推出相关标准，资本与风险紧密联系的原则已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国际监管原则之一。正是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巴塞尔委员会建立了更加具有风险敏感性的新资本协议。新协议将风险扩大到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和利率风险，并提出“三个支柱”（最低资本规定、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和市场纪律）要求资本监管更为准确的反映银行经营的风险状况，进一步提高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和稳健性。

1、第一支柱——最低资本规定

新协议在第一支柱中考虑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1并为计量风险提供了几种备选方案。关于信用风险的计量。新协议提出了两种基本方法。第一种是标准法，第二种是内部评级法。内部评级法又分为初级法和高级法。对于风险管理水平较低一些的银行，新协议建议其采用标准法来计量风险，计算银行资本充足率。根据标准法的要求，银行将采用外部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来确定各项资产的信用风险权利。当银行的内部风险管理系统和信息披露达到一系列严格的标准后，银行可采用内部评级法。内部评级法允许银行使用自己测算的风险要素计算法定资本要求。其中，初级法仅允许银行测算与每个借款人相关的违约概率，其他数值由监管部门提供，高级法则允许银行测算其他必须的数值。类似的，在计量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方面，委员会也提供了不同层次的方案以备选择。

2、第二支柱——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委员会认为，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是最低资本规定和市场纪律的重要补充。具体包括：（1）监管当局监督检查的四大原则。原则一：银行应具备与其风险状况相适应的评估总量资本的一整套程序，以及维持资本水平的战略。原则二：监管当局应检查和评价银行内部资本充足率的评估情况及其战略，以及银行监测和确保满足监管资本比率的能力。若对最终结果不满足，监管当局应采取适当的监管措施。原则三：监管当局应希望银行的资本高于最低监管资本比率，并应有能力要求银行持有高于最低标准的资本。原则四：监管当局应争取及早干预从而避免银

行的资本低于抵御风险所需的最低水平，如果资本得不到保护或恢复，则需迅速采取补救措施。（2）监管当局检查各项最低标准的遵守情况。银行要披露计算信用及操作风险最低资本的内部方法的特点。作为监管当局检查内容之一，监管当局必须确保上述条件自始至终得以满足。委员会认为，对最低标准和资格条件的检查是第二支柱下监管检查的有机组成部分。（3）监管当局监督检查的其它内容包括监督检查的透明度以及对换银行帐薄利率风险的处理。

3、第三支柱——市场纪律

委员会强调，市场纪律具有强化资本监管，帮助监管当局提高金融体系安全、稳健的潜在作用。新协议在适用范围、资本构成、风险暴露的评估和管理程序以及资本充足率四个领域制定了更为具体的定量及定性的信息披露内容。监管当局应评价银行的披露体系并采取适当的措施。新协议还将披露划分为核心披露与补充披露。委员会建议，复杂的国际活跃银行要全面公开披露核心及补充信息。关于披露频率，委员会认为最好每半年一次，对于过时失去意义的披露信息，如风险暴露，最好每季度一次。不经常披露信息的银行要公开解释其政策。委员会鼓励利用电子等手段提供的机会，多渠道的披露信息。

二、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对银行风险监管的法律影响

1、第一支柱对银行风险监管的法律影响

（1）外部信用评级机构评级问题。第一支柱提出的风险计算量方法中标准法最简单。但是标准法的实施依赖于外部评级机构的评级。每个信用评级机构都有尽量提高评级对象信用等级的内在冲动，毕竟客户可以自由选择聘请评级机构，支付评级费用，但是这种扭曲评级结果的冲动，通常会因为评级机构需要保持自己在市场及投资者中的威望而有所收敛，毕竟投资者会间接推动客户对于信用评级机构的选择。然而，这种非市场化的监管需求推动的评级却可能会加大客户对信用评级结束果进行随意挑拣的冲动，降低能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盈利能力起决定作用的市场威望的重要性。为了限制这种对评级结果进行随意挑拣的行为，监管当局应该在使用评级结果时，确保信用评级机构仍然会将自己的市场威望视若生命。在这个意义上，监管当局应该全面考虑对特定评级对象的各类评级结果，当评级结果不一致时，应当对最低结果给予更多的重视。

（2）监管方式转变问题。相对标准法而言，内部评级法对监管能力的要求高得多，它要求监管当局有能力评估

和监督这些复杂的风险管理系统。这要求监管者对各种方法的先进性和合理与否有明确的判断。如果监管机构不能给先进的风险管理技术创造空间，就会阻碍银行管理水平的提高，将不利于本国银行竞争力的提高。反之，如果新的方法在不合理的情况下被使用，可能导致在一定范围内风险失控。内部评价法的运用实质上是银行监管方式的重大转变，标志着监管方式由“静态”合规性监管向“动态”审慎性监管转变。过去，银行监管局限于资产负债情况，监测由其反映的风险水平，衡量资本充足率和各类资产负债比率是否符合量化的标准，实质上是一种静态的风险监管。现在，监管领域的发展转向了审查银行的风险管理体系，包括风险模型是否合理，完善和有效，是否建立了完善的风险管理政策和程序，是否对风险进行了及时、准确的度量，监测和控制，是否有充足的资本金抵御银行面临的风险等。这种基于风险的审慎监管关注的是银行如何度量和管理风险及其管理能力。就像医生，给病人开药方，让病人把药拿回家去吃。新协议通过从标准法，初级内部评级法和高级内部评级法这一循序渐进的资本计算方法，力求建立良好的激励机制，鼓励银行不断改进和完善风险管理系统，从而能更精确地度量风险。相应的，监管当局的监管重点应从原来的单一最低资本充足水平转向银行内部的风险评估体系的建设状况上来。

2、第二支柱对银行风险监管的法律影响

引入第二支柱对完善整个监管框架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引入了监管当局的检查，而且有助于鼓励银行保持事前和事中的谨慎操作，但是，第二支柱的实施也向监管当局提出了一些挑战。首先，改进监管程序的紧迫性尤为明显，在发生银行危机的国家，银行资本充足水平的计算之所以不真实，就是由于监管法规不可靠和公共部门有意宽容。众所周知，银行管理部门对银行面临的风险最了解，并对管理风险负最终责任。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并不是要取代银行管理部门的判断和经验，更不是要把保持资本充足的责任转移到自己身上。因此，监管部门应在程序上下功夫通过程序正义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保持银行业整体的稳定，而不是某家银行的安全。其次，由于监管当局的责任增大，自主权扩大，相应有必要提高对监管部门自身的约束要求，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到监管不是万能的，监管当局与一般市场主体（银行）一样，具有内在的利益冲动。随着监管当局的权力增加，其“设租”动力也在相应增强。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因此，为防止监管当局滥用其监管权力，监管当局应采取措施不断增强自身免疫力，另一方面应从外部加强对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

3、第三支柱对银行风险监管的法律影响

有效的市场纪律需要可靠而及时的信息，以使其交易对手进行完善的风险评估。新协议将信息披露作为银行资本充足率的一个内在要求，代表了国际金融业和国际监管的新的发展方向。详言之，信息披露对强化监管的作用在于：（1）信息披露制度直接作用于风险行为产生的根源体现了委托人对内部信息要求的意志和权力，削弱了代理人的信息优势，使监管者处于更有利地位；对风险行为的控制不应只注重行为本身，强调信息披露的约束机制比管制可能更有效。（2）信息披露有利于打开银行内部“黑匣”，披露制度的存在对代理人起到威慑作用，使其衡量到风险行为的成本过大而放弃冒险。惩罚不是约束的目的，更多的信息披露构成对代理人的警示作用更符合约束的本质要求，使监管从事后性快向事前性转变，最终达到尽可能减少风险的目的。（3）信息披露制度是其他一切约束机制实施的前提和基础。约束机制总是由一定的信息触动之后产生反应，信息披露的质量制约各种约束制度的有效性。（4）信息披露制度提供了一种灵活的约束手段，可在保证安全性的前提下赋予经营者更大的活动空间和操作权限，这符合金融业灵活、迅速的经营特色，保证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占据优势。（5）由信息披露所构成的社会公共舆论监督是有效监管体系中重要的一环，有助于减少监管中的道德风险。强调信息披露监管制度的适当构造也必然能够构造公众监督机制，监管者的行为将受到关注，不符合监管宗旨的行为将得到纠正。从而可以降低监管组织的交易成本，提高组织效率。2

三、我国商业银行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建议

1、现在监管理念是风险查处占上风，为什么大家都说人民银行是消除队，是警察？主要是因为人民银行在查处风险。在风险查处理念下始终走不出防范风险、查处风险、处置风险的怪圈，现在要转移到风险监管上来。首要改变的是观念，要向风险评价转变，分析评价商业银行自身的控险能力、化险能力、排险能力，对商业银行的健全性、系统的安全性等做出一个综合性的评价，指出其存在的风险隐患和管理漏洞，并责令其组织实施和改正。在风险评价的理念下，监管者以第三者身份出现，就不会疲于奔命，干些建台帐，跟踪检查等工作。监管当局要站在客观的角度，对银行运行的整个系统进行评价，看整个系统的风险程度有多大。

2、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银行业发展水平和监管能力都很低。我国目前仍存在使用“一逾两呆”的贷款分类法，贷款五级分类才刚刚试行，而对十国集团国家一些大银行的调查表明银行内部评级法中仅是营运贷款就平均分为10级。我国短期内仍需采用标准法，但我国缺乏外部评级机构，而外部信用评级机构的建立和发展需要花费较

第五篇：新巴塞尔协议的意义

巴塞尔协议的三个变化的意义：

一，资本充足率改变的意义：《巴塞尔协议Ⅲ》中提出了强化资本充足率监管标准，大幅提升了对银行业一级核心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水平。提高各级别的资本充足率标准，旨在提高商业银行对损失的吸收能力。银行必须上调资本金比率，以加强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协议还要求银行保有0-2.5％的逆周期监管资本，这一规则显示出银行业监管者更加重视加强银行体系在顺境下的资本缓冲储备，从而为未来进一步金融监管规则修订指明了方向。

二，资本框架改变的意义：巴塞尔协议Ⅲ对资本进行严格定义，将资本分为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两大类，取消三级资本，以保证抵补市场风险的资本质量要等同于抵补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的资本质量;提高资本透明度,披露资本工具的所有要素以及与财务报告科目的详细对应关系。

三，加强流动性监管和引人经营杠杆率的意义：引人杆杠率监管指标，是作为资本充足率的补充。引入两个流动性风险监管的量化指标，是为了增强单加银行以及银行体系维护流动性的能力。

综上，通过更严格的资本金定义、更高的最低资本金要求，以及引进的新资本缓冲，从而综合确保了银行能更好地承受经济与金融压力，从而维持经济增长。通过这些改革能促使银行减少高风险业务，同时确保银行持有足够储备金，能不依靠政府救助而独立应对今后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

对我国商业银行经营的影响：

一是资本充足率水平的提高将制约银行信贷等表内资产的过快增长，影响利息收入；

二是杠杆率的引入将在一定程度上堵住银行将表内资产大量转向表外，制约银行表外资产的过快增长，影响非利息收入

三是为满足新协议的流动性监管要求，银行将被迫持有更多的低收益的流动资产

四是二级资本工具合性标准的调整将限制“赎回激励”等条款，增加银行的筹资成本

五是随着新协议的实施，我国的利率市场化进程将会加快，存贷利差将会收窄，传统的“吃利差”盈利模式将难以为继

六是资本缓冲机制要求将使我国银行业未分配利润受到一定程度负面影

响。目前我国监管层对缓冲资本没有特别要求。国内商业银行距离新协议 2.5%的要求尚有差距。新协议的要求迫使银行提取更多的一般风险准备，从而未分配利润将受到一定的挤压。

学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