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塞尔新协议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内控机制建设

第一篇：巴塞尔新协议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内控机制建设

巴塞尔新协议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内控机制建设

当前银行业大案要案频发的情况表明，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水平落后、内部控制建设不完善的问题，已成为影响银行业经营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

本文重点分析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有关理论对我国商业银行内部控制制度建设的借鉴意义，从微观角度联系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的现状，提出完善内控机制的构想。

一、巴塞尔新协议有关内控理念介绍

2004年6月26日，巴塞尔委员会正式公布《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即资本监管制度的新框架，被称之为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其中的全面风险管理、内部评级法、内部控制框架原则等理念对于我国的国有商业银行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实践意义。

(一)全面风险管理概念的引入

新协议的资本充足率计算公式如下：资本充足率=资本/(信用风险加权资产+12.5×市场风险资本要求+12.5×操作风险资本要求)，其中的风险包括三类：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信用风险是指由于借款人和市场交易对手违约而导致损失的风险；市场风险是指由于利率、汇率、证券和商品价格发生不利变动而导致损失的风险；操作风险是指由于不正确或错误的内部操作流程、人员、系统或外部事件导致直接或间接损失的风险。银行的各类业务风险都可以归结为以上三类风险。

我国一些银行把风险管理狭义地理解为授信或部分业务的授权管理，不少银行不能对各种风险进行总体研究和控制，对于风险管理的认识常常具有片面性，缺乏全面正确的风险管理观念。

(二)内部评级法(IRB)的实践意义

在内部评级法下，银行须将其账户风险暴露分为以下五个大的信用风险资产类别：公司、主权、银行、零售、股权。对每一风险资产类别，银行自行测算其违约率 PD、违约损失率LGD、违约风险值EAD等风险要素。然后，利用新协议规定的基准风险权重BWR函数，计算出各类风险资产的风险权重；再根据各类资产的风险权重，计算各类资产的加权风险资产，以及银行总信用风险加权资产，从而求出信用风险监管资本要求。

内部评级法的实践意义在于如何改进我国商业银行的贷款五级分类。长期以来，我国商业银行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贷款分类体系，一直采用财政部门和监管部门规定的贷款分类方法进行贷款管理，监管当局的五级分类内容简单，易于操作，然而欠缺之处在于过多依赖主观判断、重贷后检查而轻贷前分析、属于粗线条分类、非整个银行的信贷风险敞口、没有认真区分借款人与贷款两类不同性质风险等。而内部评级法代表了信用风险管理技术发展的大方向，值得我们学习参考。

(三)内部控制框架的借鉴意义

巴塞尔委员会1998年9月正式发布了内部控制框架，规定银行内部控制的五要素是：管理层监督和控制文化、风险识别与评估、控制活动及职责分离、信息与沟通、监督评审活动与纠正缺陷。并提出了基于以上五要素的建设银行内部控制系统的十三条原则。

巴塞尔协议关于内部控制框架规定的特别之处在于：第一，巴塞尔委员会把内控的三大目标分解为操作性目标、信息性目标和合规性目标。操作性目标不只针对经营活动，而且包括其他各种活动；在信息性目标中还把管理信息包括进来，明确要求实现财务和管理信息的可靠性、完整性和及时性。第二，将管理层监督纳入内控框架，进一步强调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对内控的影响，组织中的所有各级人员都必须参加内控过程，对内控产生影响。明确了董事会对建立和维护内控系统的充分性和有效性最终负责。第三，对内控要素的描述更明确，在风险评估方面将风险的识别和风险的评估并举；在控制活动方面又突出了职责分离的重要性；还特别对信息与交流作了更多的解释；增加了监管当局对内控的检查和评价，把它作为内控的另一不可忽视的内容。第四，特别提出对于内控缺陷的及时报告和纠正。COSO认为，错误的纠正行动不应属于内控活动，但是巴塞尔委员会却将其列为内控的范围。因为纠正错误已成为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直接影响到整体目标的实现。

二、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现状

2002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在该指引的指导下，近年来，国有商业银行通过建立客户经理制、三位一体的授信决策机制、扁平化管理等措施努力探索和构建科学的内控模式，但由于起步晚、时间短，内控制度建设仍处于初创阶段，远跟不上业务发展。笔者通过2004年某国有银行分行内控现状的调查，发现当前国有商业银行在内控五要素方面存在缺陷。

(一)控制环境方面

1.内控意识欠缺。部分行为寻求较好的经营规模指标，重业务发展忽视内部控制和风险防范，重短期业绩忽视长期效益，在业务发展中缺乏必要的审慎性，增大了风险防范成本。

2.内控制度建设滞后。一些新业务品种、新投产系统或原有系统升级后存在制度建设滞后以及无章可循的现象。

(二)风险评估方面

1.风险评估的方法简单。如，在贷款管理中，对企业的经济效益、经营能力评估以及发展的前景预测时，定性分析多，定量分析少，主观性占了很大成分，难以真实、客观地反映企业的风险状况；对借款人的现金流量没有具体分析和审查，忽略了借款人的第一还款来源，风险未得到合理的控制。

2.风险未得到全面识别。目前的风险识别大部分是针对信贷业务而设计的，主要识别信用风险，对市场风险、利率风险、外汇风险等其他风险缺乏必要的风险分析，且个别行在办理零售贷款、银行承兑汇票时，只注重资料表面的完整性及合规性，对借款人提供的不实收入证明、虚假交易合同和增值税发票等资料未进行认真甄别和审核。

(三)控制活动方面

1.风险处理手段不合理。如，部分行在出现不良资产时，不是采取有效的对策和措施去处理风险，而是通过“借新还旧”、“调整五级分类”等方法，掩盖资产质量的真实性，资产风险状况未得到如实反映，风险没有得到切实的控制。

2.部分操作管理制度未得到较好的遵循。从内部审计报告反映的情况来看，部分行由于管理弱化和操作上的不规范，内控制度在管理和操作两个层面上未能得到认真贯彻落实，内控制度未达到查错防弊、堵塞漏洞、消除隐患的目标。

(四)信息交流与反馈

1.文件信息传递不到位、不及时，影响了制度执行和业务的开展。调查情况表明，部分业务文件发送后，不同层次人员对同一业务的风险状况了解和掌握程度不一，造成文件下发的最初阶段实际操作与有关制度规定相脱节。

2.职能部门之间、职能部门与支行之间信息沟通、协调和反馈不够。多头管理、职责不清、部门间缺乏沟通与协调是造成目前分行部分业务环节出现漏洞的重要原因之一，如银行承兑汇票、光票托收、公司柜面等业务由于多部门共同操作管理造成职责不清，从而造成支行遇到问题得不到及时纠正和解决，难以及时有效地控制风险。

(五)监督评价与纠正一方面，是职能部门的检查督导作用未能有效发挥。由于职能部门对辖属机构的检查力度不够，对个别业务品种的检查不到位，导致对内部控制的检查频率和深度不能与银行机构的风险程度相适应，致使风险问题不能被及时发现、处理。另一方面，是基层机构的整改力度和深度不够。少数行在整改中，仅就检查例举的现象或存在问题的项目进行整改，未对问题的本质进行深入分析并采取措施纠正，以致同样的问题在屡次检查中依然存在。

三、国有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体制改革面临的问题

(一)扁平化改革的误区

西方商业银行目前都采取了“大分行、大部门、小支行”的管理结构，实行了扁平化管理。近年来，各家国有商业银行也通过设立业务中心的方式上收支行业务审批的权限，达到部分业务和人员集中分行操作的目的。

扁平化必须以合理的专业分工为前提。当前，国有商业银行在矩阵型管理体制下，后台管理部门之间的职能交叉情况较为严重，出现职责分工的误区。以某分行为例，该行个人金融部关于零售贷款下设三个科室：前台零售贷款科、中台零售贷款中心、后台风险管理科，这三个科室的职能分工存在以下问题：第一，这三个部门的职能存在明显的交叉关系，表面上按照前、中、后台分离管理的流程管理模式设置了三个科室，但三个科室的职责在前、后台管理的职能上存在一些重复，三个科室对支行贷前工作均有指导职责，对支行的贷后工作也都参与指导，口径尺度不统一，不利于提高风险管理的专业化水平；第二，将属于贷款审计性质的零售贷款贷后检查职能，归在风险管理科，不符合独立审计原则，应由贷款部门以外的审计部门承担该项职责；第三，贷款中心既是业务处理部门，承担着尽职调查和放款等职责，又是职能部门，负责正常、关注类贷款的催收和律师风险代理管理，对于该科室的有效管理存在一定障碍。

(二)前中后台分离管理的困境

按照职责分离的内部控制原则，商业银行分、支行内部机构的设置正由原来以产品或客户为导向，向职责分工为主的流程控制方向改革，特别是支行的机构设置基本采取了前、中、后台科室分离管理的模式，但在领导职责分工上未贯彻职责分离原则，造成前中后台实际由一位行长负责的困境。如某支行下设行长办公室、营业部、业务发展部、业务管理部、财会部“一室四部”，营业部和业务发展部为前台，负责对零售、公司客户的服务和营销，业务管理部和财会部为中后台，负责对前台经办业务的复核、尽职调查、审批、账务处理和监督检查。但较多情况下，业务发展部和业务管理部是由一位行长分管。也就是说，一笔贷款从营销、审批到放款虽然由不同部门在流程上进行风险控制，但最终还是由一个人说了算。这可能也是国有商业银行在业务流程整合中所共有的困惑，还有待于治理结构的进一步完善。

四、完善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的构想

根据目前我国金融体制和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实际，要想从根本上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证其业务稳健发展，就必须在改革中学习和借鉴先进内控理念，由公司治理机制和管理层监管入手，强化内控意识，建立分工明确、职责分离的组织结构，科学地建立内控防线。

(一)培育稳健的内部控制文化

1.通过改制，使股权结构多元化，银行资本社会化，促使国有商业银行以其法人财产权承担有限责任，以市场经济规则去经营，去承担和防范风险，建立起现代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通过建立规范的董事会和监事会，明确划分股东、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层、经理人员各自的权力、责任和利益，保持他们之间的独立性，形成制衡机制。

2.要建立公正、合理、高效的人力资源管理体制，关键是激励约束机制，建立合理的薪酬分配机制以薪养廉，以酬留人，将薪酬和晋升机会与工作绩效、创新成果、技术水平挂钩，还要充分考虑业绩的风险收益对比和长期效用。另外，根据每个人员的品德和业务能力，结合不同年龄、学历和工作经验，分配不同岗位，对于要害岗位，要进行人员挑选，通过岗位轮换制度建立起科学的人力资源配置体系。

3.大力提倡和营造一种“控制文化”。一方面，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负责促进在道德和完整性方面的高标准，并在机构中建立一种文化，向各级人员强调和说明内控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企业中的所有员工都需要理解他们在内控程序中的作用，并在程序中充分发挥作用。有效的内控系统的一项实质性内容就是建立强有力的控制文化。

二、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现状

2002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在该指引的指导下，近年来，国有商业银行通过建立客户经理制、三位一体的授信决策机制、扁平化管理等措施努力探索和构建科学的内控模式，但由于起步晚、时间短，内控制度建设仍处于初创阶段，远跟不上业务发展。笔者通过2004年某国有银行分行内控现状的调查，发现当前国有商业银行在内控五要素方面存在缺陷。

(一)控制环境方面

1.内控意识欠缺。部分行为寻求较好的经营规模指标，重业务发展忽视内部控制和风险防范，重短期业绩忽视长期效益，在业务发展中缺乏必要的审慎性，增大了风险防范成本。

2.内控制度建设滞后。一些新业务品种、新投产系统或原有系统升级后存在制度建设滞后以及无章可循的现象。

(二)风险评估方面

1.风险评估的方法简单。如，在贷款管理中，对企业的经济效益、经营能力评估以及发展的前景预测时，定性分析多，定量分析少，主观性占了很大成分，难以真实、客观地反映企业的风险状况；对借款人的现金流量没有具体分析和审查，忽略了借款人的第一还款来源，风险未得到合理的控制。

2.风险未得到全面识别。目前的风险识别大部分是针对信贷业务而设计的，主要识别信用风险，对市场风险、利率风险、外汇风险等其他风险缺乏必要的风险分析，且个别行在办理零售贷款、银行承兑汇票时，只注重资料表面的完整性及合规性，对借款人提供的不实收入证明、虚假交易合同和增值税发票等资料未进行认真甄别和审核。

(三)控制活动方面

1.风险处理手段不合理。如，部分行在出现不良资产时，不是采取有效的对策和措施去处理风险，而是通过“借新还旧”、“调整五级分类”等方法，掩盖资产质量的真实性，资产风险状况未得到如实反映，风险没有得到切实的控制。

2.部分操作管理制度未得到较好的遵循。从内部审计报告反映的情况来看，部分行由于管理弱化和操作上的不规范，内控制度在管理和操作两个层面上未能得到认真贯彻落实，内控制度未达到查错防弊、堵塞漏洞、消除隐患的目标。

(四)信息交流与反馈

1.文件信息传递不到位、不及时，影响了制度执行和业务的开展。调查情况表明，部分业务文件发送后，不同层次人员对同一业务的风险状况了解和掌握程度不一，造成文件下发的最初阶段实际操作与有关制度规定相脱节。

2.职能部门之间、职能部门与支行之间信息沟通、协调和反馈不够。多头管理、职责不清、部门间缺乏沟通与协调是造成目前分行部分业务环节出现漏洞的重要原因之一，如银行承兑汇票、光票托收、公司柜面等业务由于多部门共同操作管理造成职责不清，从而造成支行遇到问题得不到及时纠正和解决，难以及时有效地控制风险。

(五)监督评价与纠正一方面，是职能部门的检查督导作用未能有效发挥。由于职能部门对辖属机构的检查力度不够，对个别业务品种的检查不到位，导致对内部控制的检查频率和深度不能与银行机构的风险程度相适应，致使风险问题不能被及时发现、处理。另一方面，是基层机构的整改力度和深度不够。少数行在整改中，仅就检查例举的现象或存在问题的项目进行整改，未对问题的本质进行深入分析并采取措施纠正，以致同样的问题在屡次检查中依然存在。

三、国有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体制改革面临的问题

(一)扁平化改革的误区 西方商业银行目前都采取了“大分行、大部门、小支行”的管理结构，实行了扁平化管理。近年来，各家国有商业银行也通过设立业务中心的方式上收支行业务审批的权限，达到部分业务和人员集中分行操作的目的。

扁平化必须以合理的专业分工为前提。当前，国有商业银行在矩阵型管理体制下，后台管理部门之间的职能交叉情况较为严重，出现职责分工的误区。以某分行为例，该行个人金融部关于零售贷款下设三个科室：前台零售贷款科、中台零售贷款中心、后台风险管理科，这三个科室的职能分工存在以下问题：第一，这三个部门的职能存在明显的交叉关系，表面上按照前、中、后台分离管理的流程管理模式设置了三个科室，但三个科室的职责在前、后台管理的职能上存在一些重复，三个科室对支行贷前工作均有指导职责，对支行的贷后工作也都参与指导，口径尺度不统一，不利于提高风险管理的专业化水平；第二，将属于贷款审计性质的零售贷款贷后检查职能，归在风险管理科，不符合独立审计原则，应由贷款部门以外的审计部门承担该项职责；第三，贷款中心既是业务处理部门，承担着尽职调查和放款等职责，又是职能部门，负责正常、关注类贷款的催收和律师风险代理管理，对于该科室的有效管理存在一定障碍。

(二)前中后台分离管理的困境

按照职责分离的内部控制原则，商业银行分、支行内部机构的设置正由原来以产品或客户为导向，向职责分工为主的流程控制方向改革，特别是支行的机构设置基本采取了前、中、后台科室分离管理的模式，但在领导职责分工上未贯彻职责分离原则，造成前中后台实际由一位行长负责的困境。如某支行下设行长办公室、营业部、业务发展部、业务管理部、财会部“一室四部”，营业部和业务发展部为前台，负责对零售、公司客户的服务和营销，业务管理部和财会部为中后台，负责对前台经办业务的复核、尽职调查、审批、账务处理和监督检查。但较多情况下，业务发展部和业务管理部是由一位行长分管。也就是说，一笔贷款从营销、审批到放款虽然由不同部门在流程上进行风险控制，但最终还是由一个人说了算。这可能也是国有商业银行在业务流程整合中所共有的困惑，还有待于治理结构的进一步完善。

四、完善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的构想

根据目前我国金融体制和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实际，要想从根本上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证其业务稳健发展，就必须在改革中学习和借鉴先进内控理念，由公司治理机制和管理层监管入手，强化内控意识，建立分工明确、职责分离的组织结构，科学地建立内控防线。

(一)培育稳健的内部控制文化

1.通过改制，使股权结构多元化，银行资本社会化，促使国有商业银行以其法人财产权承担有限责任，以市场经济规则去经营，去承担和防范风险，建立起现代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通过建立规范的董事会和监事会，明确划分股东、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层、经理人员各自的权力、责任和利益，保持他们之间的独立性，形成制衡机制。

2.要建立公正、合理、高效的人力资源管理体制，关键是激励约束机制，建立合理的薪酬分配机制以薪养廉，以酬留人，将薪酬和晋升机会与工作绩效、创新成果、技术水平挂钩，还要充分考虑业绩的风险收益对比和长期效用。另外，根据每个人员的品德和业务能力，结合不同年龄、学历和工作经验，分配不同岗位，对于要害岗位，要进行人员挑选，通过岗位轮换制度建立起科学的人力资源配置体系。

3.大力提倡和营造一种“控制文化”。一方面，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负责促进在道德和完整性方面的高标准，并在机构中建立一种文化，向各级人员强调和说明内控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企业中的所有员工都需要理解他们在内控程序中的作用，并在程序中充分发挥作用。有效的内控系统的一项实质性内容就是建立强有力的控制文化。

第二篇：新巴塞尔协议与商业银行风险管理

新巴塞尔协议与商业银行风险管理

作者：chenyi74

【摘要】：

本文以新巴塞尔协议这一国际性银行监督管理合约为银行风险理论为指导，通过对新巴塞尔协议内容的演变，概括出新形势下国际银行业监管的趋势变化，强调中国商业银行在面临入世后的国际竞争压力以及当今全球性金融危机形势下，必须严格遵循国际银行经营管理的统一规则，接受以新巴塞尔协议为准绳的国际银行业监管原则、标准和方法。针对中国商业银行现阶段存在的风险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关键词】：新巴塞尔协议、商业银行、风险管理

【正文】：

2004年6月26日，《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以下简称新巴塞尔协议或新协议）的终稿正式通过，这标志着国际金融界对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新巴塞尔协议作为一个国际银行监管标准，提出了以“最低资本要求、监管检查和市场约束”为核心内容的三个支柱。从而要求资本监管更为准确的反映银行经营的风险状况，进一步提高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和稳健性。新巴塞尔协议虽然不具有强制性，但是在国际上具有很大的影响力。2006年，十国集团成员国银行首先实施。目前，十国集团成员（不包括美国）、欧盟成员国以及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澳大利亚等亚洲主要经济体已经正式开始实施新资本协议。

当前，我国也正在积极推进新协议的实施。在监管层面，中国银监会充分考虑中国银行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远期目标，又兼顾与国际资本监管制度接轨的需要，发布了《新资本协议实施指导意见》，体现了“分类指导、分层推进和分步达标”的原则。即对海外设有经营性机构的国际业务占相当比例的大型商业银行，要求从2010年底起开始实施新协议；其他自愿实施新协议的商业银行可以从2011年后提出申请，最迟到2013年底国内银行将全部实施新协议。

随着期限的日益临近，且在最近的几年间，国际金融界发生了许多事件，特别是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使我们迫切地感到危机感和紧迫感。对于我国银行业而言，如何在较短的时间内，全面加强风险管理水平，完善内部控制制度，改进信息披露制度，都是急需解决的重要课题。只有有效的解决了这些课题，才能够摆脱与国外银行竞争所处的不利地位，才能在全球的金融危机中保持稳健的发展。

一、新巴塞尔协议内容演变的理论思考

国际清算银行下的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以下简称巴塞尔委员会）自成立以来，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银行监管规定。这些规定虽不具法律约束力，但已得到世界各国监管机构的普遍赞同，特别是那些国际金融参与度较高的国家，包括十国集团乃至许多非十国集团监管部门均自愿地遵守。巴塞尔委员会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银行监管国际组织，但事实上已成为银行监管国际标准的制定者。在制定的监管准则中，1988年版巴塞尔协议和替代的2004年版新巴塞尔协议在国际银行业风险监管方面影响巨大，具有极强的代表性。

（一）新巴塞尔协议较老巴塞尔协议的内容变化

1988年巴塞尔委员会颁布了《统一资本计量与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International Convergence of Capital Measurement and Capital Standards），即通常所说的巴塞尔协议。巴塞尔协议在推进全球银行监管一致化和可操作性方面，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被认为是国际银行业风险管理的“神圣条约”。具体来说，巴塞尔协议在国际银行界建立了一套国际通用的、以加权方式衡量表内外风险的资本充足率标准，极大地影响了国际银行监管和风险管理的进程。

从内容上看，协议主要包括资本的分类和风险权重的计算标准。资本的分类是将银行的资本划分为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两类，对各类资本按照各自不同的特点进行明确地界定；风险权重的计算标准是根据资产类别、性质以及债务主体的不同，将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表内和表外项目划分为0%、20%、50%和100%四个风险档次。风险权重划分的目的是为衡量资本标准服务。可见，巴塞尔协议的核心内容是资本的分类。

而新巴塞尔协议从操作层面正式引入了全面风险监管的理念，提出了银行风险监管的最低资本金要求（Minimum Capital Requirements）、外部监管（Supervisory Review Process）和市场约束（Market Discipline）三大支柱的原则。其中，“第一支柱”重点规范资本充足率的计算方法和应当达到的标准；“第二支柱”规定了监管的基本目的、主要原则、总体理念和主要内容；“第三支柱”对银行资本充足率信息披露的指导原则、总体要求、具体内容和时间频度等都作了具体规定。三大支柱原则的形成将对国际银行监管和许多银行的经营方式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

与1988年版巴塞尔协议相比，新巴塞尔协议的内容更广、更复杂。新协议将风险的定义扩大为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各种因素，基本涵盖了现阶段银行业经营所面临的风险，并力求把资本充足率与银行面临的主要风险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反映银行风险管理、监管实践的最新变化，以保证银行资本充足性能对银行业务发展和资产负债结构变化引起的风险程度变化具有足够的敏感性，为发展水平不同的银行业和银行监管体系提供多项选择办法。

新协议提出了两种处理信用风险办法：标准法和内部评级法。标准法以1988年资本协议为基础，采用外部评级机构确定风险权重，使用对象是复杂程度不高的银行。而内部评级法则是新协议资本监管的核心内容。该方法继承了1996年市场风险补充协议的创新之处，允许使用自己内部的计量数据确定资本要求。内部评级法有两种形式——初级法和高级法。其中初级法仅要求银行计算出借款人的违约概率，其它风险要素值由监管部门确定；而高级法则允许银行使用多项自己计算的风险要素值。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从一开始巴塞尔委员会就希望新协议的各项基本原则普遍适用于全世界的所有银行，而不仅局限于十国集团国家的“国际活跃银行”（internationally active banks）。巴塞尔委员会并预计非十集团国家的许多银行都将使用标准法计算最低资本要求。客观上看，新协议对国际银行业的影响是深远的。国际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很可能会采用新协议来分析各国银行的资本状况，而有关国际组织也会把新协议视为新的银行监管的国际标准，协助巴塞尔委员会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新协议，并检查其实施情况。

（二）金融一体化、多元化是导致内容演变的重要原因

新巴塞尔协议与原协议相比，最突出的是有了两个方面的改进。即在结构上确立了“三大支柱”的框架和对资本充足率的计算方法做出重大修订。新协议采用了由简单到复杂的多种方法来计算资本要求，允许管理水平较高的银行采用内部评级法确定风险权重，将操作风险纳入资本充足率计算中。

之所以造成以上的改进，其主要原因在于自1988年至2004年间，全球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球的金融一体化、多元化导致银行业飞速发展的同时，风险也在急剧扩大。而1988年版巴塞尔协议对风险监管的范畴尚停留在信用风险，通过对不同类型资产规定不同权重来量化风险，同时信用风险权数级距区分过于粗略，扭曲银行风险全貌，加上法定资本套利的盛行，以及近几年大型银行规模及复杂度的增加，已远远不能满足银行对风险管理的要求，为此适时地对原有协议的补充和完善成为必然。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衍生金融工具及交易的迅速增长，市场风险日益突出，巴林银行倒闭、大和银行危机等事件促使国际金融界对市场风险的关注，一些主要的国际大银行开始建立自己内部的风险度量与资本配置模型，以弥补巴塞尔协议的不足。这一系列的风险事件使得巴塞尔委员会逐渐意识到应将市场风险纳入其资本监管要求范围内的必要性和迫切性。1996年1月，巴塞尔委员会及时推出了《资本协议关于市场风险的修订案》，将市场风险纳入资本需求的计算，以作为巴塞尔协议的一个补充部分。

而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全球金融市场之间紧密联系、不同市场之间的互相影响、银行风险和金融危机在国际间的传播成为国际金融界的突出问题，并引起国际金融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以1998年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损失的事件为代表，人们更加清楚地看到许多金融机构陷入经营困境的主要原因不再是信用风险或市场风险等单一风险，而是由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外加操作风险相互交织、共同作用造成的。金融危机促使人们更加重视市场风险与信用风险的综合模型以及操作风险的量化问题，由此全面风险管理模式引起人们的重视。为此，巴塞尔委员会于1998年推出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集中体现了这一领域的发展，至此，市场风险与信用风险、操作风险一并成为银行监管部门重点关注的对象。该文件共提出涉及到银行监管7个方面的25条核心原则。尽管这个文件主要解决监管原则问题，未能提出更具操作性的监管办法和完整的计量模型，但它为此后巴塞尔协议的完善提供了一个具有实质性意义的监管框架，为新协议的全面深化留下了宽广的空间。

1999年6月，巴塞尔委员会公布了新的资本适足比率架构咨询文件，对巴塞尔协议做了大量修改。2001年1月公布新巴塞尔资本协定草案，修正之前的信用风险评估标准，加入了操作风险的参数，将三种风险纳入银行资本计提考量，以期规范国际型银行风险承担能力。2004年6月新巴塞尔协议正式定稿，并希望在2006年年底以前，大多数的国家都能采用此架构。

可以清晰的看到金融一体化和多元化就是一把锋利无比的双刃剑，一方面促进了国际金融的蓬勃发展，另一方面又埋下了来自各方的风险隐患。这一切势必促成巴塞尔委员会根据金融变化发展情况对巴塞尔协议进行不断的修订补充，以适应风险防范和风险监管的要求，建立较为完善的市场风险管理体系。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新巴塞尔协议内容的演变是金融一体化和多元化的必然结果。

二、从新巴塞尔协议看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实践

（一）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实践的历程

从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探索和实践的历程来看，为时并不长远，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重要的历史阶段。

1993年，国务院出台《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成为专业银行商业化改革的关键一步；1994年，三家政策性银行组建后分离了专业银行承担的政策性业务，实现了政策性金融与商业金融的分离；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颁布，从法律上明确了商业银行要以效益性、安全性、流动性为经营原则，实现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此国内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从理论走向了实践。

1997年11月，国家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后，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改革措施，包括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将经营效益和资产质量纳入对四家银行管理者的考核等。以信贷资产质量管理为核心的国内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模式逐步形成。20世纪末，随着信用风险管理经验的逐步积累，以及风险管理技术的快速发展，国内商业银行陆续成立了信贷风险管理部门，开始将信用风险的监测、分析、预警和控制职能划归由一个专门部门进行独立管理。

进入21世纪，我国银行业开始探索全面风险管理。中国建设银行率先建立了全面风险管理的组织框架，成立了风险与内控管理委员会和风险管理部，统一协调和管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后随着银监会《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的出台，国内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管理理念和框架日益清晰，逐步开始由被动、静态的传统管理模式，向积极、动态的现代管理模式转变，从信用风险管理，向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并重的全面风险管理转变。

2008年，银监会对《内部评级体系》、《风险暴露分类》、《风险缓解处理》、《专业贷款资本计提》、《操作风险资本计提》和《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资本计提》等六个监管指引形成了第二轮征求意见稿，并于4月组织成立了中国银行业新巴塞尔协议实施高层指导委员会，10月银监会已发布了实施新巴塞尔协议的第一批监管规章，包括《商业银行银行账户信用风险暴露分类指引》、《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内部评级体系监管指引》等5个监管指引，为确保新巴塞尔协议如期实施奠定了基础。从银行层面看，大型银行基本都成立了项目领导小组和项目实施机构，编制了新巴塞尔协议实施规划，各行的内部评级体系开发都取得一定进展。

就目前情况看，新巴塞尔协议实施工作已进入攻坚阶段，我国银行业风险管理实践也进入了一个成熟阶段。今年3月7日媒体报道，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和招商银行七家银行正积极备战，有望率先成为新巴塞尔协议实施行。可以肯定，这七家银行的风险管理模式已基本达到或接近新协议实施要求，在未来的一年多时间内，这七家银行将采取多方措施，加强风险管理，在不同程度地尝试采用新协议要求的先进数据管理体系和风险管理方法，来对本银行的风险程度进行压力测试，以确保新协议的顺利实施。

（二）新巴塞尔协议对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影响

应该说，新巴塞尔协议对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影响是巨大的，同时也是深远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认为“新协议不仅是风险管理模型的变革，对于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来说，也是风险管理流程的重组，实施过程通常需要对风险管理的政策、流程、组织结构、内部授权等制度环境进行大的变革。”（注1）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从风险管理水平的角度看，新巴塞尔协议对我国银行业的风险管理水平起到了促进作用。

随着新巴塞尔协议实施工作的稳步进行，新的风险管理政策、操作指引相继出台，各家银行相应制定了风险管理细则，并将风险管理纳入银行管理人员考核内容。风险管理的高度重视，有效地促进了广大从业人员对风险认知程度的提高，风险防范意识的加强，风险管理实践能力的提升。正如银监会刘明康主席在2003年7月31日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主席卡如纳先生的信中所说：“在新协议的推动下，中国银行业的风险管理水平正在迅速提升。大银行已开始着手建立符合新协议要求的二维评级体系；小银行的积极性也很高，力求借鉴新协议的有关内容。”（注2）

2.从风险管理方法的角度看，新巴塞尔协议在风险的识别、计量和控制上提供了多种方法，其中也包括了一些已在发达国家银行采用的先进方法。而这些为我国在实施风险管理过程中方法的采用提供了多样性，同时对我国风险管理方法的制定具有指导和借鉴作用。

新协议就处理信用风险提出了标准法和内部评级法两种方法。标准法主要依赖于外部评级的广泛应用，而从我国现有的情况看，外部评级覆盖面低，同时国内的多数评级机构还未达到能够计算违约概率等风险因素的水平，必要外部条件的缺失对实施标准法可谓难度重重；而内部评级法为我国风险管理提供了新的选择，国内许多的大银行可以凭借其较为充分的数据准备和较为强大的技术力量，对客户的基础财务信息进行深度挖掘、分析研究，产生数学模型，使之标准化、规范化，逐步创造条件，使之能够在短时期内达到实施标准成为可能。

3.从风险管理制度的角度看，新巴塞尔协议作为一个制度性的纲领文件对我国的风险管理制度的制定和修正起到了一个高屋建瓴的作用。

新协议给出了针对银行业风险制定的监督检查的主要原则、风险管理指引和监督透明度及问责制度，而这些制度也是中国银监会制定实施新协议监管规章的基础。

（三）我国实施新协议在风险管理上的障碍

虽然我国银行业整体风险管理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但各银行间的水平差异较大，同时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较十国集团成员国在实施方面存在明显的弱势。而2008年在全球爆发的金融危机，更为我国银行业实施新巴塞尔协议的道路上设置了新的障碍。

从风险管理层面上看，我国在实施新协议过程中主要存在五大障碍：

1.在风险管理体系采用上的障碍。对于我国的银行业而言，在实施新协议过程中，对于采用何种风险管理体系，无论大银行还是中小银行，都存在着成本较高的矛盾。

我国的大型商业银行在发达国家设立分行需要按东道国监管当局的要求执行新协议，而国内总行欲改变仍内部同时采用两种风险管理体系的现状，势必摈弃传统的风险管理体系采用新体系，而在短时期内改变，即使有一定的过渡期，也会造成银行这方面成本的急速增加。

而对于中小银行来说，一方面，需要按照银监会规定逐步向先进的风险管理模式靠近；另一方面受规模、数据、技术等因素制约，很难单独建立符合新协议要求的内部评级体系。这两方面矛盾冲突的结果，势必导致银行成本的提高。

2.在风险管理架构重组上的障碍。“在中国，新协议的实施并不仅仅是一个金融风险技术和模型的问题，还有一个风险管理架构的重组问题。相比之下，后者的难度可能更大。”（注3）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坚持的“完全或基本遵守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应作为向新协议过渡的基础”这一基本原则，对我国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进行评判，基本上存在着资本充足率不足的问题。而在实行新协议的过程中，资本金不足的问题将会更加突出。同时，国内商业银行资产质量普遍较差，按照内部评级法对信用风险进行评级，其导致的结果就是资产风险权重的总体水平将会大幅度提高，资本充足率水平将进一步下降。

3.在风险内控机制实施上的障碍。从我国银行业的风险内控机制看，总体情况不容乐观。内部评级系统很弱。而新协议基本是建立在评级基础上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协议的实施进程。

国内银行虽已根据1988年老协议建立了风险管理的基本框架，但资产风险测算统计工作始终未能有重大的突破，未能形成制度化、标准化。一方面，信用风险的测量面临工作量大、成本高、外部评级资料缺乏等的现实挑战；另一方面，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的测量也存在诸多困难，两方面的原因加之信用环境较差直接影响了内部评级系统的建立和推行。

4.在风险数据信息管理上的障碍。风险数据信息管理主要体现在数据信息的采集、挖掘、分析和披露等方面，我国银行业在风险数据信息管理的各个层面均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问题。

仅从新协议使用内部评级法对数据信息的要求看，需要一定年限的风险历史数据。虽然我国早在21世纪初建立了企业征信系统和个人征信系统并实现了信息共享，但由于各家银行系统的差异性、不兼容性导致上报人行时部分数据错误或是丢失；另一方面，采集到的数据不充分、不完整、不及时甚至不真实，都成为后续工作开展的障碍。

在信息披露方面，由于国内银行需要遵循的信息披露规范太多，势必造成一家银行和另一家同性质银行所遵循的规范可能不同，从而导致市场参与者难以进行有效的分析。同时国内银行信息披露与新协议要求的银行提供及时、可靠、全面、准确的信息尚存在着很大差距，在信息披露的格式和内容也存在着规范现象。

5.在金融创新风险规范上的障碍。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我们对金融创新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特别是对它的风险防范意识加强了。新巴塞尔协议虽在风险监管方面对金融创新的风险规范尚有所指导，但新协议并没有也不可能涵盖所有的创新内容，这是因为金融创新与生俱来的特性所决定的。因此，我国银行业在手持这把双刃剑时，如何使用和防范将成为实施新协议过程中的又一个障碍。

对于金融创新而言，新的金融需求和严的监管环境，迫使它们绕开法律法规或行政审批以达到自身所期的目的和效果。我国的金融创新还处于起步阶段，对于金融创新的负面效应我们面对的会更多一些，如何运用新协议方法有效规避金融创新可能带来的风险，同时又要满足我国金融市场不断产生的新需求，是对我国银行业风险管理水平的一个严峻的挑战。

三、我国银行业推进实施新巴塞尔协议的应对措施

离我国大型商业银行率先实施新协议的对外承诺时间已不到两年时间了，同样离最后截止日也不到五年。随着日期的日益临近，我国银行业将迎来自加入WTO后，面对国际金融业的再次发展和挑战。我们欣喜地看到，面对在新协议的实施过程中所存在的障碍，我国银行业并没有对新协议采取被动的态度，而是在积极主动地寻求应对之策。

面对在实施新协议过程中主要存在的五大障碍，我认为也应就这五点障碍进行逐一清除：

（一）加强全面合作，减少过渡成本

新巴塞尔协议所带来风险管理体系上的深刻变化必然给银行和监管者带来较大的过渡成本，但可以肯定的是其带来的收益将是深远的。应该说，在银行的资本配置和风险模型方面将会带来极大的提升，这一切必然导致银行对内提高了自身的“金融适应力”；对外增加了股东的“边际利润”。

为此面对这项高额发生的过渡成本，我们应该采取客观的态度。中国银监会应保持与市场参与者（银行）的合作与沟通，加大政策制定的透明度。普遍意义上，沟通可最大限度保证政策目标和实施计划有效性，降低银行因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额外实施成本；特定到新巴塞尔协议实施上，共同研究国别自裁权，保证实施成本和制度有效之间的均衡。

因此，加强与他国监管部门的合作，这样从根本上杜绝一些因各国的法律体系、计量标准、合格标准的差异而造成我国大型银行在境外实施新协议产生的不必要的成本；而一些中小银行应尽可能利用现有的共享资源，借鉴国外银行在风险管理上的先进经验，避免重复建设所带来的成本。

（二）重组管理架构，提高资本效能

新巴塞尔协议允许银行采取三种方式计算资本充足率，允许风险管理水平较高的银行提取比较少的资本，通过这种激励机制以达到鼓励银行提高风险管理水平的目的。应该说，这一直接将风险管理水平与银行最宝贵的资本挂钩的做法，将迫使银行正视不同风险管理水平对银行经营与竞争力可能造成的影响。

因此我国银行业也应珍视这实施过程中所带来的机遇，重组风险管理架构，而不再像以往那样片面追求收益与业务量增长而忽视了风险管理，努力提高管理水平，从而提高资本效率。使得银行有条件和能力用较少的资本做同样金额的优质客户的信贷业务，对外，赚取更多的边际利润，或者在同等利润水平的情况下以更优惠的条件争取客户；对内，提高风险调节后的资本回报，并做到风险与收益的平衡。这样使业务拓展与风险管理成为保障银行利润长期稳定增长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

作为银行应具备一整套程序，用于评估与其风险状况相适应的总体资本水平，并制定出维持资本水平的战略（ICAAP)，包括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的监督、稳健的资本评估、对风险的全面评估、监测和报告系统及内部控制的检查程序。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真正抵御新协议第一支柱可能为考虑的某些风险和整体经济风险，有效地提高银行的竞争能力。

（三）加快内控建设，选择适当模式

新巴塞尔协议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套完备的评级机制。为此面对我国风险内控机制的薄弱环节，应该加大、加快机制的建设力度，使之制度化、标准化。

在建立完善的风险内控机制的同时，应合理的利用机制内容，对实施新协议采取相应的模式。应该说，建立适合自身特点的实施模式是新协议项目成功的关键。为此，我国银行业应该根据自身的银行特点，包括历史、未来、组织架构、管理流程、业务和数据等等诸方面的情况，才选择符合自己特色的模式。也就是说，应避免从形式上套用新协议，而是通过内外两个方面对风险管理现状及数据基础进行评估，借助外部咨询机构力量，逐步转化为内部能力。在方法的选择上，无论是风险敞口计量还是操作风险计量的方法，必须来自于内部风险管理的需要，与内部的风险管理架构相契合。

（四）夯实数据基础，规范信息披露

对于风险信息数据而言，所涵盖的面不仅是财务数据，而且还包括定性数据。历史数据清洗和整合是内部评级体系开发建设的关键环节。数据质量的优劣直接影响内部评级的可靠性和可信性，为此做好数据的基础工作将是后续工作顺利开展的关键所在。

应该说，新巴塞尔协议的实施为我国银行业统一全行数据定义、明确数据标准，建立广覆盖、长跨度、高质量、运行高效和管理规范的数据管理体系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契机。为此，我们应该抓住这一契机，一方面认真开展数据挖掘和数据清洗，扩展数据的历史跨度和覆盖范围，避免风险计量模型成为“空中楼阁”；另一方面建立点到点的数据管理流程及集中统一的数据仓库和专业化高效率的数据集市。

在数据建模时兼顾协议与银行的具体要求，可以适当采用成熟的数据模型作为基础，针对银行现状进行定制，快速准确的完成建模工作；在完成了逻辑数据模型的建立之后，为能提供尽可能详细的差距分析报告，银行需要通过建立数据评估模板深入到数据字段一级进行全面的分析；在新资本协议项目实施过程中，通过初期的数据差距分析，可以从数据层面对银行风险管理相关业务流程进行梳理，帮助银行提高综合管理的预测能力，然后重新设计前段流程，保证整个业务流程中能够收集和处理必要的数据；同时借鉴具有实施经验公司的成熟模型，进行差距分析并制定统一的改进计划，是实施新资本协议的捷径，避免以后反复对数据模型进行修正。

与此同时，注重信息披露的规范性，逐步统一业界的规范要求，在格式和内容做到统一，并使之符合新协议所要求的及时、可靠、全面、准确的信息披露标准。

（五）注重金融创新，加强风险监控

金融创新给金融业带了高速发展，同时也埋下了风险隐患。相对于全球市场，国内银行由于处于相对稳定和封闭的金融环境，以及面对相对有限的金融产品的选择，其承受的市场风险压力比信贷和操作风险为弱。然而伴随着国内利率、汇率逐步自由化的步伐，原来并不突出的市场风险的重要性将会逐步放大。从压力测试的概念看，风险价值模型只能处理正常市场条件下的损益情况，而压力测试则可以弥补不足，对市场极端情况的损益状况进行模拟。为此，应当未雨绸缪，积极设计风险管理工具，强化风险的实时管理与追踪，并将压力测试作为一种重要手段应用于日常的风险管理工作。

今年1月，巴塞尔委员会公布了《稳健的压力测试实践和监管原则》征求意见稿。该文件是巴塞尔委员会首次发布的专门的压力测试监管文件，系统、全面地阐述了对银行和监管机构的压力测试要求。在某种程度上说，该文件是针对本次金融危机而对新协议的补充和完善。

文件要求银行开展覆盖全行范围内各类风险和各个业务领域的压力测试，提供一个全行全面风险的整体法人的情况，以便促进风险识别和控制，弥补其他风险管理工具的不足。文件认为，压力测试应成为银行治理结构、风险管理和风险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压力测试相关分析结果需要应用于管理层决策，包括董事会和高管层作出的战略性业务决策，文件特别强调董事会和高管层参与对压力测试的有效实施至关重要。

为此在监管层面，对我国银行业提出压力测试的要求，在制度上保障、规范压力测试体系的开展与运作。而我国银行业应该根据各行业务发展情况和风险管理水平，制定各行的压力测试方案，搭建了全面压力测试体系的初步的制度框架。

从我国市场风险的管理情况看，主要参考了香港金管局的监管体系。其中，建行在市场风险管理方面处于国内领先地位，目前已经根据市场风险管理政策，初步拟定了市场风险限额管理体系。基本建立了风险垂直管理体系、风险价值模型（VaR）体系、情景分析和压力测试体系、模型回溯检验体系等。

我国银行业在建立市场市场风险限额管理体系的基础上，应努力实现市场风险管理全球化（Global Financial Market）；进一步完善风险偏好、理清职责，明确市场风险管理在金融市场业务交易流程中的切入点；进一步加强组合管理，加强模型建设，完善相应制度流程。从而在市场风险管理取得突破。

引文注释：

（注1）巴曙松：《新巴塞尔协议引爆银行大变革》，http://magazine.caijing.com.cn/2008-06-10/110070946.html。

（注2）刘明康：《中国银监会对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意见和建议》，《国际金融报》，2003年8月1日第五版。

（注3）巴曙松：《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下中国银行业面临九大挑战》，http://media.163.com/05/0118/13/1ACPDJVH0014184G.html。

参考文献：

1．陈四清：《商业银行风险管理通论》，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年8月第1版。

2．顾京圃：《中国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

3．周玮、杨兵兵：《Basel II在中资银行的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

4．韩军：《现代商业银行市场风险管理理论与实务》，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

5．巴曙松：《新巴塞尔协议引爆银行大变革》，http://magazine.caijing.com.cn/2008-06-10/110070946.html。

6．巴曙松：《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下中国银行业面临九大挑战》，http://media.163.com/05/0118/13/1ACPDJVH0014184G.html。

7．刘明康：《中国银监会对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意见和建议》，《国际金融报》，2003年8月1日第五版。

第三篇：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下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监管研究

龙源期刊网 http://.cn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下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监管研究

作者：王欢欢

来源：《沿海企业与科技》2006年第02期

[摘 要]中国加入WTO后，中国的商业银行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这一变革将使中国的银行也尤其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面临空前的挑战，以金融机构全能化为特征的混业经营体制将成为国际金融业的主流模式。因此，文章指出，为应对新的形势变化，我国的监管当局应以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为标准建立有效的监管。

[关键词]巴塞尔新资本协议；风险；监管

[中图分类号]F830．4

[文献标识码]A

第四篇：我国商业银行内控文化的建设

一、商业银行内控文化的基本理念

内控文化作为一种产生于银行经营管理过程中的文化现象，既是金融企业多年管理经验的积累，又是企业精神的创新与发展。银行是“在钢丝绳上跳舞”的企业，其着力点就在于内部控制与管理，因此构建良好的内控文化，是银行企业文化建设中最基础的工作和任务。

（一）内控文化的概念。企

业文化是一种企业的经营理念、经营制度依存于企业而存在的共同价值观念的组合。内部控制是商业银行为实现经营目标，通过制定和实施一系列制度、程序和方法，对风险进行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事后监督和纠正的动态过程和机制[1]。商业银行内控文化是银行员工在较长时期的工作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对银行制度安排的认同，是员工的价值观念、信念、行为准则及具有相应特色的行为方式的具体表现。内控文化是金融企业文化的核心，它所支配的是银行员工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只有当企业中的每一个员工目标明确、观念趋同，内部控制才更有实效；与此同时，商业银行内控文化作为内控管理发挥作用的根基，其培养与塑造也能够弥补具有刚性特征的各种规章制度的不足。

（二）内控文化的四种功能。一是导向功能。意识决定思维、思维决定行动。银行在经营发展过程中，必须要有一整套观念来决定行为规范，这种观念首先要以“内控优先”为核心，并最终决定了员工行为规范的内容。二是约束功能。银行通过内控文化的塑造，在组织群体中培养与制度等“硬因素”相协调、相对应的环境氛围，促使组织成员对行为进行自我控制。三是凝聚功能。内控文化是全体成员共同创造的群体意识，表明了组织成员共同的理想、希望和要求，因而组织成员对这种群体意识产生了认同感和归属感，在行动上就会积极参与内部控制活动。四是激励功能。通过内控文化的塑造，可使每个成员从内心深处自觉地产生奉献精神，形成强烈的使命感和持久的驱动力。倡导内控文化的过程，也就是帮助员工建立行为的社会动机，从而调动积极性的过程。内控文化的四大功能是同时作用、互相影响的，最终形成内控文化的功能体系。

（三）内控文化在商业银行内控管理的重要作用。首先，内控文化是商业银行产生健全的治理结构的土壤。商业银行治理结构的核心问题是确定银行内部的利益主体及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如何组合等问题。对这一系列问题只有依托银行员工对同一理念的认同后，才能在将实现企业的目标变为每位员工的自觉行为，即变被动接受为主动实现，才能解决企业经营中的不协调、不统一的问题，才能有效提升企业管理水平和经营效率。其次，内控文化是商业银行治理结构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前提。缺失内控文化就会使银行员工失去了共同的理念与追求，对各种制度表现出了冷漠、应付甚至排斥、抵触，导致完好的制度得不到贯彻和落实，使内部控制形同虚设。其三，内控文化是对治理结构自觉的补充和完善。各项制度都有失效的时候，而当制度失效时，企业经营靠的就是内控文化的“觉悟”作用。构建内控文化，在企业中形成共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就可以使员工视企业为自己的家，愿意为其出全力。其四，内控文化是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不断创新与完善的源泉。只有在优秀的内控文化指引下，商业银行员工才能产生依赖、合作、诚信，才能使条条框框的制度变成扎根于员工心目中的内在要求，才能创造出生机勃勃富于创新的良好氛围，才能催生出新的、更适合于现实经济的治理结构。

二、商业银行内控文化建设存在的缺陷

（一）缺乏对内控文化的全面理解。内部控制是通过对每项经济活动经过“授权”、“执行”、“审核”、“记录”等控制程序来实现的，各项业务控制的有机结合就构成了企业的内部控制。可见，内部控制过程就是人与人沟通的过程，任何企业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就必须要求员工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现实中的情况是商业银行制订出了很多制度和要求，但由于存在着重业务发展、轻文化建设的问题，没有很好地将内控制度与文化、习惯、行为标准结合起来，没有很好地把文化理念转化为制度、流程、策略等实践行为，没有创造出良好的文化环境，致使员工尚未准确理解和把握银行内控文化的内涵，对内控文化理念的认同不够协调和统一。企业目标统一的过程，就会使全体员工凝聚成一个整体，就会推动企业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二）缺乏对内控文化的整体联动。内部控制制度的贯彻执行有赖于内控文化建设的支持和维护。内控文化是培养诚信、忠于职守、乐于助人、刻苦钻研、勤勉尽责的一种制度约束，而内部控制要发挥作用，需要企业内部各方面人员的支持、协调与配合。如果没有部门员工的支持与配合，内部控制制度就很难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我们现实中还存在着重制度建设、轻执行检查；重集中整治、轻跟踪监督；重处罚、轻奖励等问题，银行上下之间、部门之间尚未形成内控合力，有些基层行处内控文化还处于“真空状态”。由于缺乏良好的内控文化执行

第五篇：新巴塞尔协议与巴塞尔协议的异同

巴塞尔协议

与原来的《巴塞尔协议》相比，《新巴塞尔协议》除了包含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的内容外，还将操作风险囊括进来，这样在某种程度上讲，等于提高了对银行最低资本的要求。

第一是要求大银行建立自己的内部风险评估机制，运用自己的内部评级系统，决定自己对资本的需求。但这一定要在严格的监管之下进行。另外，委员会提出了一个统一的方案，即“标准化方案”，建议各银行借用外部评级机构特别是专业评级机构对贷款企业进行评级，根据评级决定银行面临的风险有多大，并为此准备多少的风险准备金。一些企业在贷款时，由于没有经过担保和抵押，在发生财务危机时会在还款方面发生困难。通过评级银行可以降低自己的风险，事先预备相应的准备金。

第二个支柱即加大对银行监管的力度，监管者通过监测决定银行内部能否合理运行，并对其提出改进的方案。监管约束第一次被纳入资本框架之中。基本原则是要求监管机构应该根据银行的风险状况和外部经营环境，保持高于最低水平的资本充足率，对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有严格的控制，确保银行有严格的内部体制，有效管理自己的资本需求。银行应参照其承担风险的大小，建立起关于资本充足整体状况的内部评价机制，并制定维持资本充足水平的战略；同时监管者有责任为银行提供每个单独项目的监管。

第三支柱是第一支柱（最低资本要求）和第二支柱(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的补充，其有助于帮助银行和监管当局管理风险、提高稳定性。同时，市场对银行业的约束，要求银行提高信息的透明度，使外界对它的财务、管理等有更好的了解。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第一次引入了市场约束机制，让市场力量来促使银行稳健、高效地经营以及保持充足的资本水平。稳健的、经营良好的银行可以以更为有利的价格和条件从投资者、债权人、存款人及其他交易对手那里获得资金，而风险程度高的银行在市场中则处于不利地位，它们必须支付更高的风险溢价、提供额外的担保或采取其他安全措施。市场的奖惩机制有利于促使银行更有效地分配资金和控制风险。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要求市场对金融体系的安全进行监管，也就是要求银行提供及时、可靠、全面、准确的信息，以便市场参与者据此作出判断。根据巴塞尔新资本协议，银行应及时公开披露包括资本结构、风险敞口、资本充足比率、对资本的内部评价机制以及风险管理战略等在内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