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与银行风险监管探讨与研究

第一篇：探究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与银行风险监管探讨与研究

探究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与银行风险监管

探究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与银行风险监管

作者

戚莹

内容提要：

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作为国际银行监管的新标准将对我国银行业和监管当局产生重大影响，新协议确立的“三大支柱”对我国的银行风险监管法律制度提出了挑战，尽快了解和掌握“三大支柱”是我们面临的迫切任务。关键词：新巴塞尔资本协议 三大支柱 风险监管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于1988年公布的资本协议，曾被认为是国际银行业风险管理的“神圣条约。”然而在过去十几年中，银行防范风险的能力，监管部门的监管方法和金融市场的运作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该协议对发达国家已越来越不适用。1996年巴塞尔委员会提出了粗线条的新资本协议草案，2001年1月公布了详细的新协议草案，各国商业银行和监管当局对新协议草案提出许多的意见和建议，经过一年半时间研究，终于在2002年7月10日就许多重要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委员会计划于2003年第四季度确定新资本协议以便各国于2006年底实施新协议。在2003年至2006年间，银行和监管当局将根据新协议的各项标准，建立和调整各项体系和程序。新协议一旦问世，国际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及有关国际金融组织会把新协议视为新的银行监管国际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中国家必须认真研究新协议的影响。另一方面，借鉴国际上先进的金融经验加强金融监管是我国金融业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在目前形势下，我国需要切实更新监管理念强化资本监管。本文拟通过对新资本协议的介绍从法律角度来初步探讨其对我国银行风险监管的影响。

一、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主要内容

银行业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20世纪80年代由于债务危机的影响，信用风险给国际银行业带来了相当大的损失，银行普遍开始注重对信用风险的防范管理。巴塞尔委员会建立了一套国际通用的以加权方式衡量表内与表外风险的资本充足率标准，极大地影响了国际银行监管与风险管理工作的进程。在近十几年中，随着巴塞尔委员会根据形势变化推出相关标准，资本与风险紧密联系的原则已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国际监管原则之一。正是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巴塞尔委员会建立了更加具有风险敏感性的新资本协议。新协议将风险扩大到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和利率风险，并提出“三个支柱”（最低资本规定、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和市场纪律）要求资本监管更为准确的反映银行经营的风险状况，进一步提高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和稳健性。

1、第一支柱——最低资本规定

新协议在第一支柱中考虑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1并为计量风险提供了几种备选方案。关于信用风险的计量。新协议提出了两种基本方法。第一种是标准法，第二种是内部评级法。内部评级法又分为初级法和高级法。对于风险管理水平较低一些的银行，新协议建议其采用标准法来计量风险，计算银行资本充足率。根据标准法的要求，银行将采用外部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来确定各项资产的信用风险权利。当银行的内部风险管理系统和信息披露达到一系列严格的标准后，银行可采用内部评级法。内部评级法允许银行使用自己测算的风险要素计算法定资本要求。其中，初级法仅允许银行测算与每个借款人相关的违约概率，其他数值由监管部门提供，高级法则允许银行测算其他必须的数值。类似的，在计量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方面，委员会也提供了不同层次的方案以备选择。

2、第二支柱——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委员会认为，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是最低资本规定和市场纪律的重要补充。具体包括：（1）监管当局监督检查的四大原则。原则一：银行应具备与其风险状况相适应的评估总量资本的一整套程序，以及维持资本水平的战略。原则二：监管当局应检查和评价银行内部资本充足率的评估情况及其战略，以及银行监测和确保满足监管资本比率的能力。若对最终结果不满足，监管当局应采取适当的监管措施。原则三：监管当局应希望银行的资本高于最低监管资本比率，并应有能力要求银行持有高于最低标准的资本。原则四：监管当局应争取及早干预从而避免银

行的资本低于抵御风险所需的最低水平，如果资本得不到保护或恢复，则需迅速采取补救措施。（2）监管当局检查各项最低标准的遵守情况。银行要披露计算信用及操作风险最低资本的内部方法的特点。作为监管当局检查内容之一，监管当局必须确保上述条件自始至终得以满足。委员会认为，对最低标准和资格条件的检查是第二支柱下监管检查的有机组成部分。（3）监管当局监督检查的其它内容包括监督检查的透明度以及对换银行帐薄利率风险的处理。

3、第三支柱——市场纪律

委员会强调，市场纪律具有强化资本监管，帮助监管当局提高金融体系安全、稳健的潜在作用。新协议在适用范围、资本构成、风险暴露的评估和管理程序以及资本充足率四个领域制定了更为具体的定量及定性的信息披露内容。监管当局应评价银行的披露体系并采取适当的措施。新协议还将披露划分为核心披露与补充披露。委员会建议，复杂的国际活跃银行要全面公开披露核心及补充信息。关于披露频率，委员会认为最好每半年一次，对于过时失去意义的披露信息，如风险暴露，最好每季度一次。不经常披露信息的银行要公开解释其政策。委员会鼓励利用电子等手段提供的机会，多渠道的披露信息。

二、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对银行风险监管的法律影响

1、第一支柱对银行风险监管的法律影响

（1）外部信用评级机构评级问题。第一支柱提出的风险计算量方法中标准法最简单。但是标准法的实施依赖于外部评级机构的评级。每个信用评级机构都有尽量提高评级对象信用等级的内在冲动，毕竟客户可以自由选择聘请评级机构，支付评级费用，但是这种扭曲评级结果的冲动，通常会因为评级机构需要保持自己在市场及投资者中的威望而有所收敛，毕竟投资者会间接推动客户对于信用评级机构的选择。然而，这种非市场化的监管需求推动的评级却可能会加大客户对信用评级结束果进行随意挑拣的冲动，降低能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盈利能力起决定作用的市场威望的重要性。为了限制这种对评级结果进行随意挑拣的行为，监管当局应该在使用评级结果时，确保信用评级机构仍然会将自己的市场威望视若生命。在这个意义上，监管当局应该全面考虑对特定评级对象的各类评级结果，当评级结果不一致时，应当对最低结果给予更多的重视。

（2）监管方式转变问题。相对标准法而言，内部评级法对监管能力的要求高得多，它要求监管当局有能力评估

和监督这些复杂的风险管理系统。这要求监管者对各种方法的先进性和合理与否有明确的判断。如果监管机构不能给先进的风险管理技术创造空间，就会阻碍银行管理水平的提高，将不利于本国银行竞争力的提高。反之，如果新的方法在不合理的情况下被使用，可能导致在一定范围内风险失控。内部评价法的运用实质上是银行监管方式的重大转变，标志着监管方式由“静态”合规性监管向“动态”审慎性监管转变。过去，银行监管局限于资产负债情况，监测由其反映的风险水平，衡量资本充足率和各类资产负债比率是否符合量化的标准，实质上是一种静态的风险监管。现在，监管领域的发展转向了审查银行的风险管理体系，包括风险模型是否合理，完善和有效，是否建立了完善的风险管理政策和程序，是否对风险进行了及时、准确的度量，监测和控制，是否有充足的资本金抵御银行面临的风险等。这种基于风险的审慎监管关注的是银行如何度量和管理风险及其管理能力。就像医生，给病人开药方，让病人把药拿回家去吃。新协议通过从标准法，初级内部评级法和高级内部评级法这一循序渐进的资本计算方法，力求建立良好的激励机制，鼓励银行不断改进和完善风险管理系统，从而能更精确地度量风险。相应的，监管当局的监管重点应从原来的单一最低资本充足水平转向银行内部的风险评估体系的建设状况上来。

2、第二支柱对银行风险监管的法律影响

引入第二支柱对完善整个监管框架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引入了监管当局的检查，而且有助于鼓励银行保持事前和事中的谨慎操作，但是，第二支柱的实施也向监管当局提出了一些挑战。首先，改进监管程序的紧迫性尤为明显，在发生银行危机的国家，银行资本充足水平的计算之所以不真实，就是由于监管法规不可靠和公共部门有意宽容。众所周知，银行管理部门对银行面临的风险最了解，并对管理风险负最终责任。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并不是要取代银行管理部门的判断和经验，更不是要把保持资本充足的责任转移到自己身上。因此，监管部门应在程序上下功夫通过程序正义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保持银行业整体的稳定，而不是某家银行的安全。其次，由于监管当局的责任增大，自主权扩大，相应有必要提高对监管部门自身的约束要求，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到监管不是万能的，监管当局与一般市场主体（银行）一样，具有内在的利益冲动。随着监管当局的权力增加，其“设租”动力也在相应增强。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因此，为防止监管当局滥用其监管权力，监管当局应采取措施不断增强自身免疫力，另一方面应从外部加强对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

3、第三支柱对银行风险监管的法律影响

有效的市场纪律需要可靠而及时的信息，以使其交易对手进行完善的风险评估。新协议将信息披露作为银行资本充足率的一个内在要求，代表了国际金融业和国际监管的新的发展方向。详言之，信息披露对强化监管的作用在于：（1）信息披露制度直接作用于风险行为产生的根源体现了委托人对内部信息要求的意志和权力，削弱了代理人的信息优势，使监管者处于更有利地位；对风险行为的控制不应只注重行为本身，强调信息披露的约束机制比管制可能更有效。（2）信息披露有利于打开银行内部“黑匣”，披露制度的存在对代理人起到威慑作用，使其衡量到风险行为的成本过大而放弃冒险。惩罚不是约束的目的，更多的信息披露构成对代理人的警示作用更符合约束的本质要求，使监管从事后性快向事前性转变，最终达到尽可能减少风险的目的。（3）信息披露制度是其他一切约束机制实施的前提和基础。约束机制总是由一定的信息触动之后产生反应，信息披露的质量制约各种约束制度的有效性。（4）信息披露制度提供了一种灵活的约束手段，可在保证安全性的前提下赋予经营者更大的活动空间和操作权限，这符合金融业灵活、迅速的经营特色，保证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占据优势。（5）由信息披露所构成的社会公共舆论监督是有效监管体系中重要的一环，有助于减少监管中的道德风险。强调信息披露监管制度的适当构造也必然能够构造公众监督机制，监管者的行为将受到关注，不符合监管宗旨的行为将得到纠正。从而可以降低监管组织的交易成本，提高组织效率。2

三、我国商业银行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建议

1、现在监管理念是风险查处占上风，为什么大家都说人民银行是消除队，是警察？主要是因为人民银行在查处风险。在风险查处理念下始终走不出防范风险、查处风险、处置风险的怪圈，现在要转移到风险监管上来。首要改变的是观念，要向风险评价转变，分析评价商业银行自身的控险能力、化险能力、排险能力，对商业银行的健全性、系统的安全性等做出一个综合性的评价，指出其存在的风险隐患和管理漏洞，并责令其组织实施和改正。在风险评价的理念下，监管者以第三者身份出现，就不会疲于奔命，干些建台帐，跟踪检查等工作。监管当局要站在客观的角度，对银行运行的整个系统进行评价，看整个系统的风险程度有多大。

2、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银行业发展水平和监管能力都很低。我国目前仍存在使用“一逾两呆”的贷款分类法，贷款五级分类才刚刚试行，而对十国集团国家一些大银行的调查表明银行内部评级法中仅是营运贷款就平均分为10级。我国短期内仍需采用标准法，但我国缺乏外部评级机构，而外部信用评级机构的建立和发展需要花费较

第二篇：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下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监管研究

龙源期刊网 http://.cn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下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监管研究

作者：王欢欢

来源：《沿海企业与科技》2006年第02期

[摘 要]中国加入WTO后，中国的商业银行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这一变革将使中国的银行也尤其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面临空前的挑战，以金融机构全能化为特征的混业经营体制将成为国际金融业的主流模式。因此，文章指出，为应对新的形势变化，我国的监管当局应以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为标准建立有效的监管。

[关键词]巴塞尔新资本协议；风险；监管

[中图分类号]F830．4

[文献标识码]A

第三篇：险监管探究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与银行风

探究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与银行风险监管

探究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与银行风险监管

作者

戚莹

内容提要：

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作为国际银行监管的新标准将对我国银行业和监管当局产生重大影响，新协议确立的“三大支柱”对我国的银行风险监管法律制度提出了挑战，尽快了解和掌握“三大支柱”是我们面临的迫切任务。关键词：新巴塞尔资本协议 三大支柱 风险监管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于1988年公布的资本协议，曾被认为是国际银行业风险管理的“神圣条约。”然而在过去十几年中，银行防范风险的能力，监管部门的监管方法和金融市场的运作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该协议对发达国家已越来越不适用。1996年巴塞尔委员会提出了粗线条的新资本协议草案，2001年1月公布了详细的新协议草案，各国商业银行和监管当局对新协议草案提出许多的意见和建议，经过一年半时间研究，终于在2002年7月10日就许多重要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委员会计划于2003年第四季度确定新资本协议以便各国于2006年底实施新协议。在2003年至2006年间，银行和监管当局将根据新协议的各项标准，建立和调整各项体系和程序。新协议一旦问世，国际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及有关国际金融组织会把新协议视为新的银行监管国际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中国家必须认真研究新协议的影响。另一方面，借鉴国际上先进的金融经验加强金融监管是我国金融业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在目前形势下，我国需要切实更新监管理念强化资本监管。本文拟通过对新资本协议的介绍从法律角度来初步探讨其对我国银行风险监管的影响。

一、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主要内容

银行业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20世纪80年代由于债务危机的影响，信用风险给国际银行业带来了相当大的损失，银行普遍开始注重对信用风险的防范管理。巴塞尔委员会建立了一套国际通用的以加权方式衡量表内与表外风险的资本充足率标准，极大地影响了国际银行监管与风险管理工作的进程。在近十几年中，随着巴塞尔委员会根据 1

形势变化推出相关标准，资本与风险紧密联系的原则已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国际监管原则之一。正是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巴塞尔委员会建立了更加具有风险敏感性的新资本协议。新协议将风险扩大到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和利率风险，并提出“三个支柱”（最低资本规定、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和市场纪律）要求资本监管更为准确的反映银行经营的风险状况，进一步提高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和稳健性。

1、第一支柱——最低资本规定

新协议在第一支柱中考虑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1并为计量风险提供了几种备选方案。关于信用风险的计量。新协议提出了两种基本方法。第一种是标准法，第二种是内部评级法。内部评级法又分为初级法和高级法。对于风险管理水平较低一些的银行，新协议建议其采用标准法来计量风险，计算银行资本充足率。根据标准法的要求，银行将采用外部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来确定各项资产的信用风险权利。当银行的内部风险管理系统和信息披露达到一系列严格的标准后，银行可采用内部评级法。内部评级法允许银行使用自己测算的风险要素计算法定资本要求。其中，初级法仅允许银行测算与每个借款人相关的违约概率，其他数值由监管部门提供，高级法则允许银行测算其他必须的数值。类似的，在计量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方面，委员会也提供了不同层次的方案以备选择。

2、第二支柱——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委员会认为，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是最低资本规定和市场纪律的重要补充。具体包括：（1）监管当局监督检查的四大原则。原则一：银行应具备与其风险状况相适应的评估总量资本的一整套程序，以及维持资本水平的战略。原则二：监管当局应检查和评价银行内部资本充足率的评估情况及其战略，以及银行监测和确保满足监管资本比率的能力。若对最终结果不满足，监管当局应采取适当的监管措施。原则三：监管当局应希望银行的资本高于最低监管资本比率，并应有能力要求银行持有高于最低标准的资本。原则四：监管当局应争取及早干预从而避免银行的资本低于抵御风险所需的最低水平，如果资本得不到保护或恢复，则需迅速采取补救措施。（2）监管当局检查各项最低标准的遵守情况。银行要披露计算信用及操作风险最低资本的内部方法的特点。作为监管当局检查内容之一，监管当局必须确保上述条件自始至终得以满足。委员会认为，对最低标准和资格条件的检查是第二支柱下监管检查的有机组成部分。（3）监管当局监督检查的其它内容包括监督检查的透明度以及对换银行帐薄利率风

险的处理。

3、第三支柱——市场纪律

委员会强调，市场纪律具有强化资本监管，帮助监管当局提高金融体系安全、稳健的潜在作用。新协议在适用范围、资本构成、风险暴露的评估和管理程序以及资本充足率四个领域制定了更为具体的定量及定性的信息披露内容。监管当局应评价银行的披露体系并采取适当的措施。新协议还将披露划分为核心披露与补充披露。委员会建议，复杂的国际活跃银行要全面公开披露核心及补充信息。关于披露频率，委员会认为最好每半年一次，对于过时失去意义的披露信息，如风险暴露，最好每季度一次。不经常披露信息的银行要公开解释其政策。委员会鼓励利用电子等手段提供的机会，多渠道的披露信息。

二、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对银行风险监管的法律影响

1、第一支柱对银行风险监管的法律影响

（1）外部信用评级机构评级问题。第一支柱提出的风险计算量方法中标准法最简单。但是标准法的实施依赖于外部评级机构的评级。每个信用评级机构都有尽量提高评级对象信用等级的内在冲动，毕竟客户可以自由选择聘请评级机构，支付评级费用，但是这种扭曲评级结果的冲动，通常会因为评级机构需要保持自己在市场及投资者中的威望而有所收敛，毕竟投资者会间接推动客户对于信用评级机构的选择。然而，这种非市场化的监管需求推动的评级却可能会加大客户对信用评级结束果进行随意挑拣的冲动，降低能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盈利能力起决定作用的市场威望的重要性。为了限制这种对评级结果进行随意挑拣的行为，监管当局应该在使用评级结果时，确保信用评级机构仍然会将自己的市场威望视若生命。在这个意义上，监管当局应该全面考虑对特定评级对象的各类评级结果，当评级结果不一致时，应当对最低结果给予更多的重视。

（2）监管方式转变问题。相对标准法而言，内部评级法对监管能力的要求高得多，它要求监管当局有能力评估和监督这些复杂的风险管理系统。这要求监管者对各种方法的先进性和合理与否有明确的判断。如果监管机构不能给先进的风险管理技术创造空间，就会阻碍银行管理水平的提高，将不利于本国银行竞争力的提高。反之，如果新的方法在不合理的情况下被使用，可能导致在一定范围内风险失控。内部评价法的运用实质上是银行监管方式的重大转变，标志着监管方式由“静态”合规性监管向“动态”审慎性监管转变。过去，银行监管局限于资产

负债情况，监测由其反映的风险水平，衡量资本充足率和各类资产负债比率是否符合量化的标准，实质上是一种静态的风险监管。现在，监管领域的发展转向了审查银行的风险管理体系，包括风险模型是否合理，完善和有效，是否建立了完善的风险管理政策和程序，是否对风险进行了及时、准确的度量，监测和控制，是否有充足的资本金抵御银行面临的风险等。这种基于风险的审慎监管关注的是银行如何度量和管理风险及其管理能力。就像医生，给病人开药方，让病人把药拿回家去吃。新协议通过从标准法，初级内部评级法和高级内部评级法这一循序渐进的资本计算方法，力求建立良好的激励机制，鼓励银行不断改进和完善风险管理系统，从而能更精确地度量风险。相应的，监管当局的监管重点应从原来的单一最低资本充足水平转向银行内部的风险评估体系的建设状况上来。

2、第二支柱对银行风险监管的法律影响

引入第二支柱对完善整个监管框架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引入了监管当局的检查，而且有助于鼓励银行保持事前和事中的谨慎操作，但是，第二支柱的实施也向监管当局提出了一些挑战。首先，改进监管程序的紧迫性尤为明显，在发生银行危机的国家，银行资本充足水平的计算之所以不真实，就是由于监管法规不可靠和公共部门有意宽容。众所周知，银行管理部门对银行面临的风险最了解，并对管理风险负最终责任。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并不是要取代银行管理部门的判断和经验，更不是要把保持资本充足的责任转移到自己身上。因此，监管部门应在程序上下功夫通过程序正义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保持银行业整体的稳定，而不是某家银行的安全。其次，由于监管当局的责任增大，自主权扩大，相应有必要提高对监管部门自身的约束要求，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到监管不是万能的，监管当局与一般市场主体（银行）一样，具有内在的利益冲动。随着监管当局的权力增加，其“设租”动力也在相应增强。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因此，为防止监管当局滥用其监管权力，监管当局应采取措施不断增强自身免疫力，另一方面应从外部加强对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

3、第三支柱对银行风险监管的法律影响

有效的市场纪律需要可靠而及时的信息，以使其交易对手进行完善的风险评估。新协议将信息披露作为银行资本充足率的一个内在要求，代表了国际金融业和国际监管的新的发展方向。详言之，信息披露对强化监管的作用在于：（1）信息披露制度直接作用于风险行为产生的根源体现了委托人对内部信息要求的意志和权力，削弱了代理人的信息优势，使监管者处于更有利地位；对风险行为的控制不应只注重行为本身，强调信息披露的约束机制比

管制可能更有效。（2）信息披露有利于打开银行内部“黑匣”，披露制度的存在对代理人起到威慑作用，使其衡量到风险行为的成本过大而放弃冒险。惩罚不是约束的目的，更多的信息披露构成对代理人的警示作用更符合约束的本质要求，使监管从事后性快向事前性转变，最终达到尽可能减少风险的目的。（3）信息披露制度是其他一切约束机制实施的前提和基础。约束机制总是由一定的信息触动之后产生反应，信息披露的质量制约各种约束制度的有效性。（4）信息披露制度提供了一种灵活的约束手段，可在保证安全性的前提下赋予经营者更大的活动空间和操作权限，这符合金融业灵活、迅速的经营特色，保证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占据优势。（5）由信息披露所构成的社会公共舆论监督是有效监管体系中重要的一环，有助于减少监管中的道德风险。强调信息披露监管制度的适当构造也必然能够构造公众监督机制，监管者的行为将受到关注，不符合监管宗旨的行为将得到纠正。从而可以降低监管组织的交易成本，提高组织效率。2

三、我国商业银行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建议

1、现在监管理念是风险查处占上风，为什么大家都说人民银行是消除队，是警察？主要是因为人民银行在查处风险。在风险查处理念下始终走不出防范风险、查处风险、处置风险的怪圈，现在要转移到风险监管上来。首要改变的是观念，要向风险评价转变，分析评价商业银行自身的控险能力、化险能力、排险能力，对商业银行的健全性、系统的安全性等做出一个综合性的评价，指出其存在的风险隐患和管理漏洞，并责令其组织实施和改正。在风险评价的理念下，监管者以第三者身份出现，就不会疲于奔命，干些建台帐，跟踪检查等工作。监管当局要站在客观的角度，对银行运行的整个系统进行评价，看整个系统的风险程度有多大。

2、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银行业发展水平和监管能力都很低。我国目前仍存在使用“一逾两呆”的贷款分类法，贷款五级分类才刚刚试行，而对十国集团国家一些大银行的调查表明银行内部评级法中仅是营运贷款就平均分为10级。我国短期内仍需采用标准法，但我国缺乏外部评级机构，而外部信用评级机构的建立和发展需要花费较长时间。另一方面，数年之后，众多国际大银行纷纷采用内部评级法，若我国跟不上，将在国际竞争中咱于不利地位。因此，我国应从现在起就着手开发内部评级法，建立风险内部评级体系是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起点和基础。目前，信用模型尚不成熟，普遍适用的内部评级标准尚未建立，我国监管当局应指导商业银行在考虑自身的资本状况、经营规模、风险程度等因素的情形下建立各自的评价体系，尽可能使其能全面，灵敏地揭示和控制风险。

监管当局也可根据本国普遍情况提出一个示范模型，但重点应放在对商业银行的内部评级模型进行有效的评估和指引。

3、由于会计信息不完备，真实性有待提高等因素，我国银行业在信息披露的质量和数量方面，都远远不能适应市场的要求，市场也缺乏足够的动力和资料深入分析银行的风险状况。目前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的法规律规范体现在各项法律规章制度中如《金融企业会计制度》、《金融保险企业财务制度》、《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商业银行法》、《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公开发行证券公司披露编报规则第2号》等，上述法律规范除了证监会编报规则第2号处，其他法律规范对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的要求都是原则性的，没有具体要求。因此，我们应在信息披露的标准、内容、方式、手段等方面制定具体的可操作的规范，把对信息披露的监管纳入到监管当局日常的监管程序之中，对不能遵守的银行，应根据不披露的性质、影响的时间长短做出反应，轻则对银行进行建议、批评，重则罚款、停业整顿。

参考文献：

1、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新马塞尔资本协议概述》2001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监管一司译。

2、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新的资本协议征求意见稿》1999年6月，朱平译。

3、罗平、孟长安《国际金融组织对新资本协议的反应》，《金融时报》2001、11、10。

4、李文泓：《国际金融监管理念与监管方式的转变及其对我国的启示》，载《国际金融研究》2001、6。

5、陈卫东：《新马塞尔资本协议评析》，载《国际金融研究》2001、3。

6、毛晓威，巴曙松：《巴塞尔委员会资本协议的演变与国际银行业风险管理的新进展》，载《国际金融研究》2001、4。

7、王晓枫：《对我国商业银行信息披露问题的研究》，载《国际金融研究》2002、4。

8、刘瑛：《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与银行资本监管的法律完善》，载《法学杂志》2001、9。

第四篇：新巴塞尔协议与商业银行风险管理

新巴塞尔协议与商业银行风险管理

作者：chenyi74

【摘要】：

本文以新巴塞尔协议这一国际性银行监督管理合约为银行风险理论为指导，通过对新巴塞尔协议内容的演变，概括出新形势下国际银行业监管的趋势变化，强调中国商业银行在面临入世后的国际竞争压力以及当今全球性金融危机形势下，必须严格遵循国际银行经营管理的统一规则，接受以新巴塞尔协议为准绳的国际银行业监管原则、标准和方法。针对中国商业银行现阶段存在的风险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关键词】：新巴塞尔协议、商业银行、风险管理

【正文】：

2004年6月26日，《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以下简称新巴塞尔协议或新协议）的终稿正式通过，这标志着国际金融界对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新巴塞尔协议作为一个国际银行监管标准，提出了以“最低资本要求、监管检查和市场约束”为核心内容的三个支柱。从而要求资本监管更为准确的反映银行经营的风险状况，进一步提高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和稳健性。新巴塞尔协议虽然不具有强制性，但是在国际上具有很大的影响力。2006年，十国集团成员国银行首先实施。目前，十国集团成员（不包括美国）、欧盟成员国以及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澳大利亚等亚洲主要经济体已经正式开始实施新资本协议。

当前，我国也正在积极推进新协议的实施。在监管层面，中国银监会充分考虑中国银行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远期目标，又兼顾与国际资本监管制度接轨的需要，发布了《新资本协议实施指导意见》，体现了“分类指导、分层推进和分步达标”的原则。即对海外设有经营性机构的国际业务占相当比例的大型商业银行，要求从2010年底起开始实施新协议；其他自愿实施新协议的商业银行可以从2011年后提出申请，最迟到2013年底国内银行将全部实施新协议。

随着期限的日益临近，且在最近的几年间，国际金融界发生了许多事件，特别是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使我们迫切地感到危机感和紧迫感。对于我国银行业而言，如何在较短的时间内，全面加强风险管理水平，完善内部控制制度，改进信息披露制度，都是急需解决的重要课题。只有有效的解决了这些课题，才能够摆脱与国外银行竞争所处的不利地位，才能在全球的金融危机中保持稳健的发展。

一、新巴塞尔协议内容演变的理论思考

国际清算银行下的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以下简称巴塞尔委员会）自成立以来，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银行监管规定。这些规定虽不具法律约束力，但已得到世界各国监管机构的普遍赞同，特别是那些国际金融参与度较高的国家，包括十国集团乃至许多非十国集团监管部门均自愿地遵守。巴塞尔委员会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银行监管国际组织，但事实上已成为银行监管国际标准的制定者。在制定的监管准则中，1988年版巴塞尔协议和替代的2004年版新巴塞尔协议在国际银行业风险监管方面影响巨大，具有极强的代表性。

（一）新巴塞尔协议较老巴塞尔协议的内容变化

1988年巴塞尔委员会颁布了《统一资本计量与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International Convergence of Capital Measurement and Capital Standards），即通常所说的巴塞尔协议。巴塞尔协议在推进全球银行监管一致化和可操作性方面，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被认为是国际银行业风险管理的“神圣条约”。具体来说，巴塞尔协议在国际银行界建立了一套国际通用的、以加权方式衡量表内外风险的资本充足率标准，极大地影响了国际银行监管和风险管理的进程。

从内容上看，协议主要包括资本的分类和风险权重的计算标准。资本的分类是将银行的资本划分为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两类，对各类资本按照各自不同的特点进行明确地界定；风险权重的计算标准是根据资产类别、性质以及债务主体的不同，将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表内和表外项目划分为0%、20%、50%和100%四个风险档次。风险权重划分的目的是为衡量资本标准服务。可见，巴塞尔协议的核心内容是资本的分类。

而新巴塞尔协议从操作层面正式引入了全面风险监管的理念，提出了银行风险监管的最低资本金要求（Minimum Capital Requirements）、外部监管（Supervisory Review Process）和市场约束（Market Discipline）三大支柱的原则。其中，“第一支柱”重点规范资本充足率的计算方法和应当达到的标准；“第二支柱”规定了监管的基本目的、主要原则、总体理念和主要内容；“第三支柱”对银行资本充足率信息披露的指导原则、总体要求、具体内容和时间频度等都作了具体规定。三大支柱原则的形成将对国际银行监管和许多银行的经营方式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

与1988年版巴塞尔协议相比，新巴塞尔协议的内容更广、更复杂。新协议将风险的定义扩大为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各种因素，基本涵盖了现阶段银行业经营所面临的风险，并力求把资本充足率与银行面临的主要风险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反映银行风险管理、监管实践的最新变化，以保证银行资本充足性能对银行业务发展和资产负债结构变化引起的风险程度变化具有足够的敏感性，为发展水平不同的银行业和银行监管体系提供多项选择办法。

新协议提出了两种处理信用风险办法：标准法和内部评级法。标准法以1988年资本协议为基础，采用外部评级机构确定风险权重，使用对象是复杂程度不高的银行。而内部评级法则是新协议资本监管的核心内容。该方法继承了1996年市场风险补充协议的创新之处，允许使用自己内部的计量数据确定资本要求。内部评级法有两种形式——初级法和高级法。其中初级法仅要求银行计算出借款人的违约概率，其它风险要素值由监管部门确定；而高级法则允许银行使用多项自己计算的风险要素值。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从一开始巴塞尔委员会就希望新协议的各项基本原则普遍适用于全世界的所有银行，而不仅局限于十国集团国家的“国际活跃银行”（internationally active banks）。巴塞尔委员会并预计非十集团国家的许多银行都将使用标准法计算最低资本要求。客观上看，新协议对国际银行业的影响是深远的。国际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很可能会采用新协议来分析各国银行的资本状况，而有关国际组织也会把新协议视为新的银行监管的国际标准，协助巴塞尔委员会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新协议，并检查其实施情况。

（二）金融一体化、多元化是导致内容演变的重要原因

新巴塞尔协议与原协议相比，最突出的是有了两个方面的改进。即在结构上确立了“三大支柱”的框架和对资本充足率的计算方法做出重大修订。新协议采用了由简单到复杂的多种方法来计算资本要求，允许管理水平较高的银行采用内部评级法确定风险权重，将操作风险纳入资本充足率计算中。

之所以造成以上的改进，其主要原因在于自1988年至2004年间，全球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球的金融一体化、多元化导致银行业飞速发展的同时，风险也在急剧扩大。而1988年版巴塞尔协议对风险监管的范畴尚停留在信用风险，通过对不同类型资产规定不同权重来量化风险，同时信用风险权数级距区分过于粗略，扭曲银行风险全貌，加上法定资本套利的盛行，以及近几年大型银行规模及复杂度的增加，已远远不能满足银行对风险管理的要求，为此适时地对原有协议的补充和完善成为必然。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衍生金融工具及交易的迅速增长，市场风险日益突出，巴林银行倒闭、大和银行危机等事件促使国际金融界对市场风险的关注，一些主要的国际大银行开始建立自己内部的风险度量与资本配置模型，以弥补巴塞尔协议的不足。这一系列的风险事件使得巴塞尔委员会逐渐意识到应将市场风险纳入其资本监管要求范围内的必要性和迫切性。1996年1月，巴塞尔委员会及时推出了《资本协议关于市场风险的修订案》，将市场风险纳入资本需求的计算，以作为巴塞尔协议的一个补充部分。

而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全球金融市场之间紧密联系、不同市场之间的互相影响、银行风险和金融危机在国际间的传播成为国际金融界的突出问题，并引起国际金融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以1998年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损失的事件为代表，人们更加清楚地看到许多金融机构陷入经营困境的主要原因不再是信用风险或市场风险等单一风险，而是由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外加操作风险相互交织、共同作用造成的。金融危机促使人们更加重视市场风险与信用风险的综合模型以及操作风险的量化问题，由此全面风险管理模式引起人们的重视。为此，巴塞尔委员会于1998年推出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集中体现了这一领域的发展，至此，市场风险与信用风险、操作风险一并成为银行监管部门重点关注的对象。该文件共提出涉及到银行监管7个方面的25条核心原则。尽管这个文件主要解决监管原则问题，未能提出更具操作性的监管办法和完整的计量模型，但它为此后巴塞尔协议的完善提供了一个具有实质性意义的监管框架，为新协议的全面深化留下了宽广的空间。

1999年6月，巴塞尔委员会公布了新的资本适足比率架构咨询文件，对巴塞尔协议做了大量修改。2001年1月公布新巴塞尔资本协定草案，修正之前的信用风险评估标准，加入了操作风险的参数，将三种风险纳入银行资本计提考量，以期规范国际型银行风险承担能力。2004年6月新巴塞尔协议正式定稿，并希望在2006年年底以前，大多数的国家都能采用此架构。

可以清晰的看到金融一体化和多元化就是一把锋利无比的双刃剑，一方面促进了国际金融的蓬勃发展，另一方面又埋下了来自各方的风险隐患。这一切势必促成巴塞尔委员会根据金融变化发展情况对巴塞尔协议进行不断的修订补充，以适应风险防范和风险监管的要求，建立较为完善的市场风险管理体系。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新巴塞尔协议内容的演变是金融一体化和多元化的必然结果。

二、从新巴塞尔协议看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实践

（一）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实践的历程

从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探索和实践的历程来看，为时并不长远，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重要的历史阶段。

1993年，国务院出台《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成为专业银行商业化改革的关键一步；1994年，三家政策性银行组建后分离了专业银行承担的政策性业务，实现了政策性金融与商业金融的分离；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颁布，从法律上明确了商业银行要以效益性、安全性、流动性为经营原则，实现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此国内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从理论走向了实践。

1997年11月，国家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后，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改革措施，包括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将经营效益和资产质量纳入对四家银行管理者的考核等。以信贷资产质量管理为核心的国内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模式逐步形成。20世纪末，随着信用风险管理经验的逐步积累，以及风险管理技术的快速发展，国内商业银行陆续成立了信贷风险管理部门，开始将信用风险的监测、分析、预警和控制职能划归由一个专门部门进行独立管理。

进入21世纪，我国银行业开始探索全面风险管理。中国建设银行率先建立了全面风险管理的组织框架，成立了风险与内控管理委员会和风险管理部，统一协调和管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后随着银监会《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的出台，国内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管理理念和框架日益清晰，逐步开始由被动、静态的传统管理模式，向积极、动态的现代管理模式转变，从信用风险管理，向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并重的全面风险管理转变。

2008年，银监会对《内部评级体系》、《风险暴露分类》、《风险缓解处理》、《专业贷款资本计提》、《操作风险资本计提》和《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资本计提》等六个监管指引形成了第二轮征求意见稿，并于4月组织成立了中国银行业新巴塞尔协议实施高层指导委员会，10月银监会已发布了实施新巴塞尔协议的第一批监管规章，包括《商业银行银行账户信用风险暴露分类指引》、《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内部评级体系监管指引》等5个监管指引，为确保新巴塞尔协议如期实施奠定了基础。从银行层面看，大型银行基本都成立了项目领导小组和项目实施机构，编制了新巴塞尔协议实施规划，各行的内部评级体系开发都取得一定进展。

就目前情况看，新巴塞尔协议实施工作已进入攻坚阶段，我国银行业风险管理实践也进入了一个成熟阶段。今年3月7日媒体报道，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和招商银行七家银行正积极备战，有望率先成为新巴塞尔协议实施行。可以肯定，这七家银行的风险管理模式已基本达到或接近新协议实施要求，在未来的一年多时间内，这七家银行将采取多方措施，加强风险管理，在不同程度地尝试采用新协议要求的先进数据管理体系和风险管理方法，来对本银行的风险程度进行压力测试，以确保新协议的顺利实施。

（二）新巴塞尔协议对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影响

应该说，新巴塞尔协议对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影响是巨大的，同时也是深远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认为“新协议不仅是风险管理模型的变革，对于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来说，也是风险管理流程的重组，实施过程通常需要对风险管理的政策、流程、组织结构、内部授权等制度环境进行大的变革。”（注1）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从风险管理水平的角度看，新巴塞尔协议对我国银行业的风险管理水平起到了促进作用。

随着新巴塞尔协议实施工作的稳步进行，新的风险管理政策、操作指引相继出台，各家银行相应制定了风险管理细则，并将风险管理纳入银行管理人员考核内容。风险管理的高度重视，有效地促进了广大从业人员对风险认知程度的提高，风险防范意识的加强，风险管理实践能力的提升。正如银监会刘明康主席在2003年7月31日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主席卡如纳先生的信中所说：“在新协议的推动下，中国银行业的风险管理水平正在迅速提升。大银行已开始着手建立符合新协议要求的二维评级体系；小银行的积极性也很高，力求借鉴新协议的有关内容。”（注2）

2.从风险管理方法的角度看，新巴塞尔协议在风险的识别、计量和控制上提供了多种方法，其中也包括了一些已在发达国家银行采用的先进方法。而这些为我国在实施风险管理过程中方法的采用提供了多样性，同时对我国风险管理方法的制定具有指导和借鉴作用。

新协议就处理信用风险提出了标准法和内部评级法两种方法。标准法主要依赖于外部评级的广泛应用，而从我国现有的情况看，外部评级覆盖面低，同时国内的多数评级机构还未达到能够计算违约概率等风险因素的水平，必要外部条件的缺失对实施标准法可谓难度重重；而内部评级法为我国风险管理提供了新的选择，国内许多的大银行可以凭借其较为充分的数据准备和较为强大的技术力量，对客户的基础财务信息进行深度挖掘、分析研究，产生数学模型，使之标准化、规范化，逐步创造条件，使之能够在短时期内达到实施标准成为可能。

3.从风险管理制度的角度看，新巴塞尔协议作为一个制度性的纲领文件对我国的风险管理制度的制定和修正起到了一个高屋建瓴的作用。

新协议给出了针对银行业风险制定的监督检查的主要原则、风险管理指引和监督透明度及问责制度，而这些制度也是中国银监会制定实施新协议监管规章的基础。

（三）我国实施新协议在风险管理上的障碍

虽然我国银行业整体风险管理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但各银行间的水平差异较大，同时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较十国集团成员国在实施方面存在明显的弱势。而2008年在全球爆发的金融危机，更为我国银行业实施新巴塞尔协议的道路上设置了新的障碍。

从风险管理层面上看，我国在实施新协议过程中主要存在五大障碍：

1.在风险管理体系采用上的障碍。对于我国的银行业而言，在实施新协议过程中，对于采用何种风险管理体系，无论大银行还是中小银行，都存在着成本较高的矛盾。

我国的大型商业银行在发达国家设立分行需要按东道国监管当局的要求执行新协议，而国内总行欲改变仍内部同时采用两种风险管理体系的现状，势必摈弃传统的风险管理体系采用新体系，而在短时期内改变，即使有一定的过渡期，也会造成银行这方面成本的急速增加。

而对于中小银行来说，一方面，需要按照银监会规定逐步向先进的风险管理模式靠近；另一方面受规模、数据、技术等因素制约，很难单独建立符合新协议要求的内部评级体系。这两方面矛盾冲突的结果，势必导致银行成本的提高。

2.在风险管理架构重组上的障碍。“在中国，新协议的实施并不仅仅是一个金融风险技术和模型的问题，还有一个风险管理架构的重组问题。相比之下，后者的难度可能更大。”（注3）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坚持的“完全或基本遵守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应作为向新协议过渡的基础”这一基本原则，对我国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进行评判，基本上存在着资本充足率不足的问题。而在实行新协议的过程中，资本金不足的问题将会更加突出。同时，国内商业银行资产质量普遍较差，按照内部评级法对信用风险进行评级，其导致的结果就是资产风险权重的总体水平将会大幅度提高，资本充足率水平将进一步下降。

3.在风险内控机制实施上的障碍。从我国银行业的风险内控机制看，总体情况不容乐观。内部评级系统很弱。而新协议基本是建立在评级基础上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协议的实施进程。

国内银行虽已根据1988年老协议建立了风险管理的基本框架，但资产风险测算统计工作始终未能有重大的突破，未能形成制度化、标准化。一方面，信用风险的测量面临工作量大、成本高、外部评级资料缺乏等的现实挑战；另一方面，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的测量也存在诸多困难，两方面的原因加之信用环境较差直接影响了内部评级系统的建立和推行。

4.在风险数据信息管理上的障碍。风险数据信息管理主要体现在数据信息的采集、挖掘、分析和披露等方面，我国银行业在风险数据信息管理的各个层面均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问题。

仅从新协议使用内部评级法对数据信息的要求看，需要一定年限的风险历史数据。虽然我国早在21世纪初建立了企业征信系统和个人征信系统并实现了信息共享，但由于各家银行系统的差异性、不兼容性导致上报人行时部分数据错误或是丢失；另一方面，采集到的数据不充分、不完整、不及时甚至不真实，都成为后续工作开展的障碍。

在信息披露方面，由于国内银行需要遵循的信息披露规范太多，势必造成一家银行和另一家同性质银行所遵循的规范可能不同，从而导致市场参与者难以进行有效的分析。同时国内银行信息披露与新协议要求的银行提供及时、可靠、全面、准确的信息尚存在着很大差距，在信息披露的格式和内容也存在着规范现象。

5.在金融创新风险规范上的障碍。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我们对金融创新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特别是对它的风险防范意识加强了。新巴塞尔协议虽在风险监管方面对金融创新的风险规范尚有所指导，但新协议并没有也不可能涵盖所有的创新内容，这是因为金融创新与生俱来的特性所决定的。因此，我国银行业在手持这把双刃剑时，如何使用和防范将成为实施新协议过程中的又一个障碍。

对于金融创新而言，新的金融需求和严的监管环境，迫使它们绕开法律法规或行政审批以达到自身所期的目的和效果。我国的金融创新还处于起步阶段，对于金融创新的负面效应我们面对的会更多一些，如何运用新协议方法有效规避金融创新可能带来的风险，同时又要满足我国金融市场不断产生的新需求，是对我国银行业风险管理水平的一个严峻的挑战。

三、我国银行业推进实施新巴塞尔协议的应对措施

离我国大型商业银行率先实施新协议的对外承诺时间已不到两年时间了，同样离最后截止日也不到五年。随着日期的日益临近，我国银行业将迎来自加入WTO后，面对国际金融业的再次发展和挑战。我们欣喜地看到，面对在新协议的实施过程中所存在的障碍，我国银行业并没有对新协议采取被动的态度，而是在积极主动地寻求应对之策。

面对在实施新协议过程中主要存在的五大障碍，我认为也应就这五点障碍进行逐一清除：

（一）加强全面合作，减少过渡成本

新巴塞尔协议所带来风险管理体系上的深刻变化必然给银行和监管者带来较大的过渡成本，但可以肯定的是其带来的收益将是深远的。应该说，在银行的资本配置和风险模型方面将会带来极大的提升，这一切必然导致银行对内提高了自身的“金融适应力”；对外增加了股东的“边际利润”。

为此面对这项高额发生的过渡成本，我们应该采取客观的态度。中国银监会应保持与市场参与者（银行）的合作与沟通，加大政策制定的透明度。普遍意义上，沟通可最大限度保证政策目标和实施计划有效性，降低银行因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额外实施成本；特定到新巴塞尔协议实施上，共同研究国别自裁权，保证实施成本和制度有效之间的均衡。

因此，加强与他国监管部门的合作，这样从根本上杜绝一些因各国的法律体系、计量标准、合格标准的差异而造成我国大型银行在境外实施新协议产生的不必要的成本；而一些中小银行应尽可能利用现有的共享资源，借鉴国外银行在风险管理上的先进经验，避免重复建设所带来的成本。

（二）重组管理架构，提高资本效能

新巴塞尔协议允许银行采取三种方式计算资本充足率，允许风险管理水平较高的银行提取比较少的资本，通过这种激励机制以达到鼓励银行提高风险管理水平的目的。应该说，这一直接将风险管理水平与银行最宝贵的资本挂钩的做法，将迫使银行正视不同风险管理水平对银行经营与竞争力可能造成的影响。

因此我国银行业也应珍视这实施过程中所带来的机遇，重组风险管理架构，而不再像以往那样片面追求收益与业务量增长而忽视了风险管理，努力提高管理水平，从而提高资本效率。使得银行有条件和能力用较少的资本做同样金额的优质客户的信贷业务，对外，赚取更多的边际利润，或者在同等利润水平的情况下以更优惠的条件争取客户；对内，提高风险调节后的资本回报，并做到风险与收益的平衡。这样使业务拓展与风险管理成为保障银行利润长期稳定增长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

作为银行应具备一整套程序，用于评估与其风险状况相适应的总体资本水平，并制定出维持资本水平的战略（ICAAP)，包括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的监督、稳健的资本评估、对风险的全面评估、监测和报告系统及内部控制的检查程序。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真正抵御新协议第一支柱可能为考虑的某些风险和整体经济风险，有效地提高银行的竞争能力。

（三）加快内控建设，选择适当模式

新巴塞尔协议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套完备的评级机制。为此面对我国风险内控机制的薄弱环节，应该加大、加快机制的建设力度，使之制度化、标准化。

在建立完善的风险内控机制的同时，应合理的利用机制内容，对实施新协议采取相应的模式。应该说，建立适合自身特点的实施模式是新协议项目成功的关键。为此，我国银行业应该根据自身的银行特点，包括历史、未来、组织架构、管理流程、业务和数据等等诸方面的情况，才选择符合自己特色的模式。也就是说，应避免从形式上套用新协议，而是通过内外两个方面对风险管理现状及数据基础进行评估，借助外部咨询机构力量，逐步转化为内部能力。在方法的选择上，无论是风险敞口计量还是操作风险计量的方法，必须来自于内部风险管理的需要，与内部的风险管理架构相契合。

（四）夯实数据基础，规范信息披露

对于风险信息数据而言，所涵盖的面不仅是财务数据，而且还包括定性数据。历史数据清洗和整合是内部评级体系开发建设的关键环节。数据质量的优劣直接影响内部评级的可靠性和可信性，为此做好数据的基础工作将是后续工作顺利开展的关键所在。

应该说，新巴塞尔协议的实施为我国银行业统一全行数据定义、明确数据标准，建立广覆盖、长跨度、高质量、运行高效和管理规范的数据管理体系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契机。为此，我们应该抓住这一契机，一方面认真开展数据挖掘和数据清洗，扩展数据的历史跨度和覆盖范围，避免风险计量模型成为“空中楼阁”；另一方面建立点到点的数据管理流程及集中统一的数据仓库和专业化高效率的数据集市。

在数据建模时兼顾协议与银行的具体要求，可以适当采用成熟的数据模型作为基础，针对银行现状进行定制，快速准确的完成建模工作；在完成了逻辑数据模型的建立之后，为能提供尽可能详细的差距分析报告，银行需要通过建立数据评估模板深入到数据字段一级进行全面的分析；在新资本协议项目实施过程中，通过初期的数据差距分析，可以从数据层面对银行风险管理相关业务流程进行梳理，帮助银行提高综合管理的预测能力，然后重新设计前段流程，保证整个业务流程中能够收集和处理必要的数据；同时借鉴具有实施经验公司的成熟模型，进行差距分析并制定统一的改进计划，是实施新资本协议的捷径，避免以后反复对数据模型进行修正。

与此同时，注重信息披露的规范性，逐步统一业界的规范要求，在格式和内容做到统一，并使之符合新协议所要求的及时、可靠、全面、准确的信息披露标准。

（五）注重金融创新，加强风险监控

金融创新给金融业带了高速发展，同时也埋下了风险隐患。相对于全球市场，国内银行由于处于相对稳定和封闭的金融环境，以及面对相对有限的金融产品的选择，其承受的市场风险压力比信贷和操作风险为弱。然而伴随着国内利率、汇率逐步自由化的步伐，原来并不突出的市场风险的重要性将会逐步放大。从压力测试的概念看，风险价值模型只能处理正常市场条件下的损益情况，而压力测试则可以弥补不足，对市场极端情况的损益状况进行模拟。为此，应当未雨绸缪，积极设计风险管理工具，强化风险的实时管理与追踪，并将压力测试作为一种重要手段应用于日常的风险管理工作。

今年1月，巴塞尔委员会公布了《稳健的压力测试实践和监管原则》征求意见稿。该文件是巴塞尔委员会首次发布的专门的压力测试监管文件，系统、全面地阐述了对银行和监管机构的压力测试要求。在某种程度上说，该文件是针对本次金融危机而对新协议的补充和完善。

文件要求银行开展覆盖全行范围内各类风险和各个业务领域的压力测试，提供一个全行全面风险的整体法人的情况，以便促进风险识别和控制，弥补其他风险管理工具的不足。文件认为，压力测试应成为银行治理结构、风险管理和风险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压力测试相关分析结果需要应用于管理层决策，包括董事会和高管层作出的战略性业务决策，文件特别强调董事会和高管层参与对压力测试的有效实施至关重要。

为此在监管层面，对我国银行业提出压力测试的要求，在制度上保障、规范压力测试体系的开展与运作。而我国银行业应该根据各行业务发展情况和风险管理水平，制定各行的压力测试方案，搭建了全面压力测试体系的初步的制度框架。

从我国市场风险的管理情况看，主要参考了香港金管局的监管体系。其中，建行在市场风险管理方面处于国内领先地位，目前已经根据市场风险管理政策，初步拟定了市场风险限额管理体系。基本建立了风险垂直管理体系、风险价值模型（VaR）体系、情景分析和压力测试体系、模型回溯检验体系等。

我国银行业在建立市场市场风险限额管理体系的基础上，应努力实现市场风险管理全球化（Global Financial Market）；进一步完善风险偏好、理清职责，明确市场风险管理在金融市场业务交易流程中的切入点；进一步加强组合管理，加强模型建设，完善相应制度流程。从而在市场风险管理取得突破。

引文注释：

（注1）巴曙松：《新巴塞尔协议引爆银行大变革》，http://magazine.caijing.com.cn/2008-06-10/110070946.html。

（注2）刘明康：《中国银监会对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意见和建议》，《国际金融报》，2003年8月1日第五版。

（注3）巴曙松：《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下中国银行业面临九大挑战》，http://media.163.com/05/0118/13/1ACPDJVH0014184G.html。

参考文献：

1．陈四清：《商业银行风险管理通论》，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年8月第1版。

2．顾京圃：《中国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

3．周玮、杨兵兵：《Basel II在中资银行的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

4．韩军：《现代商业银行市场风险管理理论与实务》，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

5．巴曙松：《新巴塞尔协议引爆银行大变革》，http://magazine.caijing.com.cn/2008-06-10/110070946.html。

6．巴曙松：《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下中国银行业面临九大挑战》，http://media.163.com/05/0118/13/1ACPDJVH0014184G.html。

7．刘明康：《中国银监会对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意见和建议》，《国际金融报》，2003年8月1日第五版。

第五篇：巴塞尔协议Ⅲ与稳健银行体系监管框架

巴塞尔协议Ⅲ与稳健银行体系监管框架

引言

巴塞尔协议所提出的监管要求和监管方法，体现了银行监管中的先进理念和银行风险管理的最佳实践经验，代表着国际银行业监管的方向和趋势，它既是指导 各国银行业监管的核心原则，也是评价各国银行业资本充足水平和银行监管当局监管能力的国际性标准。资本监管是银行业监管当局对商业银行实施审慎监管的核心 内容，近年来国际金融监管的实践表明，以资本充足性监管为核心和重点的风险监管已经成为银行业监管发展的主流趋势，资本充足性监管的国际标准――巴塞尔协 议已被世界各国所普遍采用，成为国际上衡量单个银行乃至银行体系稳健性公认的标准。

经营中的高杠杆率、金融衍生产品的过度滥用和不完善的监管制度，是此次金融危机形成的主要原因。以美国次贷危机而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迅速蔓延，表 明国际金融监管博弈均衡被打破，是一个寻求新的均衡的过程和必然的结果。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出现重大调整，全球金融监管理念开始逐渐从过度 崇尚自由化和市场化转向加强监管，金融监管从严的趋势逐渐显现，资本监管、流动性监管、信息披露等方面的监管标准都将大大提高，在注重微观审慎监管的前提 下，更加强调宏观审慎的监管原则，金融监管范围也更为全面。（黄儒靖，2010）

2010年12月16日，历经长达一年半的充分讨论后，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BCBS）正式颁布了巴塞尔协议Ⅲ，对原有的银行监管标准和体系实施全面改革，除提高了资本充足率外，巴塞尔协议Ⅲ还首次引入了 全球流动性标准等新的监管标准。改革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银行业应对来自金融和经济压力冲击的能力和吸收损失的能力，从而减少金融风险向实体经济的溢出。本 文在回顾巴塞尔协议发展演进的基础上，介绍了巴塞尔协议Ⅲ的主要内容，结合中国上市银行2009～2011年资本充足性状况，就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 政策框架内容，为构建稳健银行体系监管框架，提出了相关建议。

一、巴塞尔协议演进与国际银行监管核心思想体现

纵观银行资本监管30年的历史，理论和实务上，将1988～2004年之间颁布的巴塞尔资本协议及其修订文件统称为巴塞尔旧资本协议；将2004年颁布的巴塞尔资本协议及其后的修订版本（包括BaselⅡ和BaselⅢ）统称为巴塞尔新资本协议。

（一）巴塞尔旧资本协议：BaselⅠ

巴塞尔协议诞生于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创新发展的初期。1974年美国富兰克林国民银行（Franklin National Bank）与德国赫斯塔特银行（Herstatt Bank）的倒闭，促使了国际清算银行下的巴塞尔委员会的产生及1975年9月第一个协议的发布，这个巴塞尔协议的雏形明确了母国和东道国监管当局的监管 责任。1988年7月，巴塞尔委员会公布了《关于统一国际银行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协议》（International Convergence of Capital Measurement and Capital Standards），即《巴塞尔资本协议Ⅰ》（BaselⅠ）。巴塞尔协议Ⅰ包括资本的分类、风险权重的计算、标准比率、资本结构以及实施安排等内容。资本监管方面，把总资本对风险资产总额的比率最低标准定为8%，其中一级资本占比至少为4%。1996年，市场风险被纳入加权风险资产（Risk Weighted Assets，RWA）范围。巴塞尔协议Ⅰ的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是要求银行维持足够的、能够吸收损失的资本，避免导致金融系统的崩溃；二是促使国际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处于统一监 管框架。它体现出来的监管思想是以资本约束风险，进而保持银行体系的稳健。发展至今，这个核心思想实际成为现代银行业监管乃至金融监管的基本规范。

（二）巴塞尔新资本协议：BaselⅡ和BaselⅢ

1.BaselⅡ。随着金融业的迅速发展与变革，金融创新和技术进步条件下衍生工具的使用，银行业风险进一步提高。BaselⅠ只考虑单一信用风险而忽视其他 风险，资本计量存在着对风险缺乏敏感度以及无法有效约束资本监管套利等问题。BCBS认识到这样一些问题的存在，进而也意识到BaselⅠ在体现监管思想 “以资本约束风险，进而保持银行体系的稳健”方面，实际是存在着漏洞的，于是决定对协议进行逐步修改与补充。为应对经济全球化、激烈的金融领域竞争和金融 创新带来的挑战，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于2004年6月出台了《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即《巴塞尔协议Ⅱ》（BaselⅡ）。BaselⅡ以三大支柱为标志确立了新的资本监管框架，从进一步强化监管核心思想在监管原则中的体现来看，BaselⅡ的重要改进在于，在资本约束原则不 变的情况下，扩大资本计算对风险资产计算的覆盖面。与BaselⅠ相比，其具体改进主要体现在：（1）创新了计量方法，提高了资本计量对风险的敏感度；（2）将资本计算对风险资产计算的覆盖面从BaselⅠ只单一针对信用风险扩展至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3）对资产证券化及表外实体提出了监管资本要求。2.BaselⅢ。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后，BaselⅡ暴露出一些缺陷，例如全球银行资本质量不佳导致抵御风险的可得性差、对系统性风险和顺周期效应未引起足够 重视等问题。这些问题的暴露，体现在BCBS监管核心思想上，仍然是资本对风险的覆盖不能反映资本对风险真实性的约束要求。2009年12月17 日，BCBS发布了《增强银行体系稳健性》（Strengthening the Resilience of the Banking Sector）和《流动性风险计量、标准和监控的国际框架》（International Framework for Liquidity Risk Measurement，Standards and Monitoring）的咨询文件。这两份文件提出了对新资本协议的改革措施，被普遍认为是未来BaselⅢ的雏形。2010年7月26日BCBS宣 布，27个成员国的央行和银行监管机构在金融危机后，就加强银行资本金设置和流动性风险管理等方面达成广泛改革方案。方案内容主要包括：资本金定义、交易 对手信贷风险管理、债务股本杠杆率、资产负债流动性标准等，以及如何提高资本金比率，如何施加反周期的缓冲机制等。这个改革方案被金融界称为《巴塞尔协议 Ⅲ》（BaselⅢ）。同年9月12日，在瑞士巴塞尔召开的GHOS（央行行长和监管当局负责人）会议上，最终就全球银行业监管的新协议《巴塞尔协议Ⅲ》 的内容达成一致。它无论在银行资本构成、资产质量还是在资本充足率以及其他流动性指标方面都大幅度甚至成倍地提升了监管要求，代表了全球银行业监管强化的 新趋向，被认为是最近30年来全球银行业在监管方面进行的最大规模的改革，称之为历史性的金融监管协议。

二、巴塞尔协议Ⅲ主要内容、实施安排及不足

2010年12月16日，BCBS网站公布了《巴塞尔第三版协议：更加稳健的银行和银行体系的全球监管框架》和《巴塞尔第三版协议：流动性风险计 量、标准和监测的国际框架》等文件。从目前公布的文件看，巴塞尔协议Ⅲ是在新资本协议基础上提出的一揽子改革方案。这些方案的目标是提高银行业抗冲击的能 力，提高风险管理和治理能力，加强银行的透明度。

（一）巴塞尔协议Ⅲ的主要内容

涵盖扩大资本覆盖风险的范围、增强监管资本工具的损失吸收能力、引入杠杆率监管指标、引入流动性监管标准、建立逆周期资本和准备金框架、重新确定最低监管资本要求等诸多方面。

1.资本框架。8%的资本充足率和4%的核心资本充足率是否充足；风险加权资产计算方法是否反映了风险的大小和本质；在流动性充裕的大环境下，资本 工具在压力情景下吸收损失的能力也被忽略了。本次资本监管制度改革，主要反思三大要素的上述问题，并提出了进一步的改进方案。（1）强调高质量的资本构 成。一是明确普通股的核心一级资本地位，严格其他计入一级资本的工具需满足的条件；二是明确只有一套二级资本的合格标准，取消子类，取消仅用于覆盖市场风 险的三级资本；三是严格扣除不合格的资本工具，如少数股东权益、商誉及其他无形资产、递延税资产和银行自持股票等，贷款损失准备金缺口也要扣除。（2）调 整不合理的风险权重。一是提高了资产证券化交易风险暴露的风险权重，大幅提高相关业务资本要求；二是多角度提高交易账户市场风险资本要求；三是重视交易对 手信用风险。（3）提高资本充足率要求。一是建立资本缓冲运行机制（第一类是资本留存资本缓冲，第二类是与信贷过度增长挂钩的逆周期资本缓冲）；二是首次 提高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增加“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监管指标（不得低于4.5%），提高一级资本充足率（从4%上调至6%）；三是增加了杠杆率作为清偿 力的辅助监管指标。表1为BaselⅢ最低资本要求与BaselⅡ的主要变化。

2.流动性框架。此次金融危机给全球银行业监管者的一大警示就是要加强对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BaselⅢ试图建立全球一致的流动性监管指标。（1）流动性覆盖率（LCR）。它是衡量在设定的严重压力情景下，优质流动性资产能否充分满足短期（通常为一个月）流动性需要，其目的是提高机构抵御短期 流动性风险的能力。该指标是建立在传统的流动性“覆盖率”方法基础之上，要求“优质流动性资产/未来30天内的净资金流出大于或等于100%”。（2）净 稳定资金比率（NSFR）。它是用于度量银行较长期限内可使用的稳定资金来源对其表内外资产业务发展的支持能力。该指标要求“可用的稳定资金/业务所需的 稳定资金大于100%”，要求银行至少具备对一年内的资产和表外的流动性风险暴露的稳定融资能力，限制银行过度依赖于批发融资渠道，并鼓励更加精确地评估 其表内和表外资产的流动性风险。3.系统性风险和关联性。（1）降低顺周期性。一是减缓最低资本要求的周期性波动；二是建立前瞻性的贷款损失拨备；三是建立留存缓冲资本和逆周期缓 冲资本，提高吸收经济衰退时额外损失的能力。（2）降低系统性重要银行的道德风险。有系统性重要影响的银行在经济运行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们之间也存在着 很强的关联性。“大而不倒”的机制可能引发银行更大的道德风险，需要通过加强监管来防止道德风险的积蓄。一是在资本计提上有额外奖惩；二是对系统性银行计 提附加资本（capital surcharge），还可能在流动性上增加附加要求；三是BCBS提出的关于跨境银行处置的决议为跨境银行有序倒闭、降低系统性风险开辟了一条新道路。

（二）巴塞尔协议Ⅲ的实施安排

为降低国际银行业实施BaselⅢ带来的负面影响，从现阶段银行资本充足率、盈利状况以及银行在支持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方面考虑，BCBS将过渡期定为2013年1月1日至2019年1月1日，让银行有足够的缓冲时间适应资本监管新规。

根据实施安排，在银行核心一级资本（普通股权益资本）充足率方面，过渡期为2013年升至3.5%，2015年达到4.5%；在一级资本充足率方 面，过渡期为2013年升至4.5%，2015年达到6%；银行的资本留存缓冲规定于2016年开始启用，初始比率为0.625%，到2019年1月1日 要达到2.5%的标准。

（三）巴塞尔协议Ⅲ的不足之处 BaselⅢ是金融危机催生的产物，是在政治、经济等诸多压力下出台的，文件的陆续发布只有一两年的时间。BCBS也表示，BaselⅢ不乏可继续 完善之处：（1）涉及银行账户和交易账户划分以及分别计算资本要求的方法是否仍然合理，交易活动如何定义，交易账户的监管资本要求如何计量等；（2）资产 证券化监管资本是否仍与外部评级挂钩；（3）如何界定系统重要性银行，如何通过合理的自救及危机处置安排，约束这些银行的道德风险；（4）或有资本工具（contingent capital）等资本结构安排；（5）大额风险暴露的监管安排。

目前来看，BaselⅢ存在以下几点不足之处：（1）它重点强调资本补充，过分关注资本充足率公式中的分子变化，对风险管理与内控重视不够；（2）它整体推进速度过于缓慢，从BaselⅡ完成修订到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只用了3年时间，而BaselⅢ直到2019年才全面实施，到时恐怕新的危机已经爆 发；（3）它无法克服系统性风险，现代金融危机的系统性风险主要来自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而并不完全是监管失当；（4）它的监管标准不统一可能引发新一轮 监管套利；（5）它未能给零售业务和中小企业提供足够的支持；（6）逆经济周期的资本要求，理论上很完美，实际上难操作；（7）它尚缺乏与之配套的法律制 度体系。

三、中国实施新监管标准与BaselⅢ资本监管指标之比较

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金融监管当局重新审视全球金融形势，加快金融监管改革步伐，以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中国于2009年加入BCBS，成为其会员 单位，国内金融监管改革加快推进。中国“十二五”规划中也提出“参与国际金融准则新一轮修订”，建立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借鉴BaselⅢ，结 合中国银行业改革与发展的实际国情，2011年2月中国银监会推出四大监管工具，制定中国银行业监管的新框架，被业内称为“中国版BaselⅢ”。2011年5月3日，中国银监会发布《关于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的指导意见》，在全国评估现行审慎监管制度有效性的基础上，就资本充足率、杠杆率、贷 款损失准备、流动性风险等监管标准确定了监管要求，并已于2012年1月1日开始执行。2011年6月2日，中国银监会发布《商业银行杠杆率管理办法》，确立了中国银行业杠杆率监管政策的总体框架，明确了杠杆率的计算方法及其监管的基本原则等，构建稳健银行体系监管框架，健全内部资本评估程序，强化银行业 稳健运行的微观基础。表2为“中国版BaselⅢ”与BaselⅢ资本监管指标之对比。通过表2比较可以发现，“中国版BaselⅢ”比BaselⅢ的监管要求更加严格，普通股核心资本充足率最低标准比BaselⅢ4.5的最低标准要 高0.5个百分点，杠杆率监管标准比BaselⅢ3%的最低标准高出1%，还引入了2.5%的拨备率和150%的拨备覆盖率监管标准，更重要的是“中国版 BaselⅢ”有关指标的过渡期比BaselⅢ的过渡期缩短了两年。

四、基于中国上市银行2009～2011年资本充足性状况分析

截至2011年底，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中，共有17家[1]完成改制上市，进一步拓宽了资本金补充渠道。但与此同时，银行总资产规模与信贷规模的迅速扩张，也会加剧银行系统经营风险。

（一）BaselⅢ与资本充足率的衡量变化

BaselⅢ的资本充足率衡量公式表面上被简化了，即资本充足率的分子增加了“扣除项”，恰恰是这一变化，使得它对风险的覆盖能力提高了，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总体提高了资本充足率对资本的要求标准，二是利用扣除项提高了资本质量，三是扩大了风险的覆盖面。

（二）中国上市银行资本充足性状况：2009～2011 BaselⅢ对其他无形资产（抵押服务权除外）等12项内容列为扣除项，目前中国商业银行只将其中的商誉、与资产证券化销售有关的收益和对监管并表 范围以外的金融保险机构的重大投资作为扣除项。在统计各上市银行资本充足率时，已考虑扣除项这一新标准。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商业银行均 未发行过优先股，所以核心一级资本和一级资本存在趋同（巴曙松，2010）。表3为近三年中国各上市银行资本充足率、拨备率和总资产情况，所有数据均来自 各上市银行已公开披露的报告[2]。

（三）中国上市银行资本充足性状况分析

从12家已披露的银行年报来看，2011年资本充足率均已达标，尤其是大型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较高。拨备覆盖率最高的浦发银行接近500%，最 低的中国银行也达到220%，远超过监管标准150%这一指标。而贷款拨备率这一指标，中小股份制银行相对较低，只有华夏银行一家这一指标超过了 2.5%，深发展只有1.90%。根据监管标准，这一指标很有可能要在2013年底前达标，对于中小股份制银行来说，任务较为艰巨。

我们注意到，各行近三年来资本充足率基本呈递增的趋势，总资本扩张和信贷规模的激增消耗了大量资本金，但是各银行通过内源性融资和外源性融资两种途 径来做资本补充。对上市银行而言，其目标是以尽量低的成本，在较短的时间内筹集到尽可能多的资本金。目前，中国各上市银行的资本金补充大部分来源于外源性 融资渠道，例如，发行股票、政府注资、发行可转换债券、发行长期次级债和发行混合资本债券等，其选择增加资本金方式的优先级依次是发行次级债－发行可转债 －增发新股或配股。但具体运用哪种方式和规定哪些具体的条款来增加资本金，需要决策者充分考虑新老股东、大小股东之间的利益以及证券市场的具体情况，上市 银行资本补充方式比较见表4。

五、BaselⅢ对中国银行业的实施影响与借鉴

（一）BaselⅢ实施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

从短期来看，实施BaselⅢ不会对中国银行业产生直接冲击。近年来，中国银行业整体资本实力较强，流动性较充足。据中国银监会有关数据显示，中国 商业银行平均资本充足率从2003年的-3%提升至目前的12%以上；商业银行及农村信用机构平均拨备覆盖率从2002年底的不到7%提高到目前的近170%,风险抵御和吸收能力明显增强。[3]这个数值已经超过了新出台的最低资本标准，也高于国际平均水平。

从中期看来，实施BaselⅢ有可能对实体经济增长造成一定影响。首先，实施BaselⅢ是否给当前脆弱的经济复苏进程带来负面影响，这一担忧来自 全球许多国家和经济体，中国也存在类似问题。其次，BaselⅡ实施以来，中国基本都处于经济繁荣期，这一时期积累的数据和模型倾向于低估风险，由此计算 出的违约率、损失率和资本充足率等关键指标都相对乐观，而未来一段时期并不排除中国经济整体下行的可能。一旦如此，中国银行业作为整个投融资体系的主渠 道，将承受巨大的压力。最后，实施BaselⅢ的一个直接效果，就是限制银行风险资产的迅速扩张，所以一旦实施，一定会大幅度地抑制信贷增长。对于真实信 贷需求相当旺盛的中国，经济增长对贷款的依存度较高，所以在实施BaselⅢ时需要合理地安排进度。如果进度过于紧迫，一方面可能造成信贷大幅收缩，另一 方面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渠道还来不及扩充到位，这时就会对实体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

从长期来看，未来几年，实施BaselⅢ将与中国金融体系的许多重大改革问题（如利率、汇率、资本市场、金融资产管理模式改革等）同时推进，必须加以通盘考虑，形成协调统一的战略性布局，防止因多项改革并行，对中国银行业形成负向的叠加效应。

（二）BaselⅢ实施对中国银行业的借鉴 中国于2004年加入BCBS，虽然中国只参与了BaselⅢ的制定，但要实施BaselⅢ，就必须先将BaselⅡ实施到位，这也就间接承认了 BaselⅡ。中国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在2012年3月17日出席第十三届“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的讲话中表示，“作为正在融入全球金融市场、国际化程度不 断提高的中国银行业，要及时引入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最新成果，与时俱进地推进国际新监管标准的实施。”他还透露，2012年中国银监会将参照第二、第三版 巴塞尔协议的核心内容，结合中国国情和银行业具体实际，在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和流动性风险管理等方面，出台新监管标准。BaselⅢ实施对中国银行业有以下 几点借鉴：

第一，资本约束是对银行风险管理的综合性要求，有足够的高质量资本来抵御未预期的风险是银行稳健经营的基础。提高资本监管标准和资本质量，不仅可以 增强银行的抗风险能力，而且在约束银行经营行为、避免过于激进的经营策略等方面还是很有效的。因此，需尽快研究拓宽银行的资本补充渠道，健全正常的或长效 的资本补充机制。

第二，用杠杆率来评价和监管风险，是控制银行过度发展、过度创新的重要举措。可以将杠杆率这个工具用来进行具体的风险管理，在一些高风险领域，如在 一些新业务、新区域的发展上，当风险不可测时，采用杠杆率来控制总体风险，通过总的风险敞口来把控业务风险，要比控制单项风险指标有效。

第三，流动性是银行生存的基础，资本充足率再高，没有可靠的流动性还是会受到冲击。BaselⅢ明确了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的紧迫性。中国银监会 2012年3月就明确表示高度关注银行体系流动性风险，将于今年（2012年）正式推行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新标准。它的出台，将督促中国商业银行深化 对新的流动性监管指标的理解和应用，加强对流动性风险的监测，强化融资来源稳定性管理，加快完善流动性管理的政策、流程、技术和信息系统支持，建立更有效 的流动性风险管理体系。

六、中国银行业实施BaselⅢ的应对措施

后金融危机时代，尽管中国银行业的各项指标优于发达国际的银行，也远高于BaselⅢ的新规，但这只是中国经济发展处于上行时期的情况，一旦经济周 期步入下行阶段，银行业的风险可能集中爆发，资本充足率的状况也可能会迅速恶化。由此，中国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就必须早作谋划，未雨绸缪，从容应对。

（一）全面提高风险管理能力

虽然经过多年的商业化改革，中国银行业的风险控制能力较以前有很大提高，但要满足新协议的要求，还需要强化“全面风险管理”理念，全面提高风险管理 能力。要实现全面风险管理目标，不仅是要改善风险计量，更重要的是要改善我国银行风险管理机制，强化资本在银行全面风险管理中的作用。从银行公司治理改善 和风险组织架构建设，到基于风险的业绩衡量、经济资本配置、风险定价、银行发展战略、业务规模和行业政策及组合管理策略乃至风险文化等方面，都要将风险管 理和业务发展结合起来，形成“风险管理支持业务发展、业务发展依赖风险管理”的局面。要通过建立健全现代资产负债管理体系、提高贷款损失准备质量、提高资 本和风险精细化管理水平、提高并表风险管理能力等多方面，强化风险管理。

（二）改善流动性管理

与信用风险管理中交易对手的集中类似，流动性和融资管理的集中化也是从并表、对冲和降低市场筹资的角度管理银行的重要工具。各商业银行要通过整合包 括现金流预测、到期时间阶梯、组合分析、融资分散化、压力测试等工具，提高度量流动性头寸的精确性。对于监管部门来说，借鉴BCBS关于流动性监管的最新 标准，完善流动性风险监管制度。建立流动性覆盖率、净稳定融资比例、流动性比例、存贷比等流动性监管标准以及核心负债依存度、流动性缺口率、客户存款集中 度、同业负债集中度等流动性监测指标，推动银行业金融机构建立多情景、多方法、多币种和多时间跨度的流动性风险监测指标体系，以促进商业银行做好防范流动 性风险工作。

（三）加强资本规划和管理体系建设

现代商业银行的竞争是节约资本使用的竞争，是提高资本使用效率的竞争。为此，各商业银行必须要加快建立一个以资本规划、资本补充、资本使用和分配、资本监控和考核、资本使用评估、资本规划修订为循环的经济资本管理体系。在银行各项业务流程中引入经济资本管理机制，建立风险定价机制，强化资本约束，降 低资本消耗，提高资本使用效率。通过模式化业务运作，努力建设资本集约化管理和运营的商业银行。

（四）调整经营模式

资本补充确实能快速解决银行资本充足问题，但是“融资—放贷—再融资—再放贷……”这种循环往复的方式，只能解决银行特定时期的一时之需，难以从根 本上解决问题。而且中国经济高投入、高产出的增长格局可能发生根本转变，以科技创新、技术进步为主的增长方式不断扩大，资本和劳动力等传统要素的贡献将逐 步缩减。因此，各商业银行应顺应经济特征的变化，加快推进经营模式转型。

1.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商业银行应改变高资本占用型的经营模式和过度依赖批发性信贷业务的状况，拓展资本消耗较低的非利息业务，大力发展风险权重较 低、资本占用较少、综合回报较高的零售业务、中间业务和表外业务。加快发展住房抵押贷款、耐用消费品贷款、个人理财等低风险权数的零售业务。进一步扩大银 行卡、支付结算、代理保险、代客理财业务等资本占用低的中间业务的比重，高度重视信用卡和国际结算等发展潜力巨大、收益丰厚的中间业务领域，逐渐由低层次 的代收代付向国债代销、基金托管等高附加值品种发展。努力创新资产证券化、资产转让业务等资产负债表外业务，积极拓展以证券投资基金、企业年金、信托资产 托管等高附加值的资产托管业务，并为发展基金管理、投资银行、参与设立货币市场基金等新兴业务创造条件，从而实现基本盈利模式从存贷差占绝对优势，转向存 贷利差与中间业务、表外业务并重的轨道上来。

2.创新金融产品。通过产品创新，培育新的增长点，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商业银行应稳步开展金融创新。例如，与计算机网络通信服务商、资讯科技服务 商等其他非银行机构合作经营，加强产品的研究和开发，改变以住批量化、标准化的产品，为客户提供个性化的金融产品，满足客户复杂多样的金融需求，延长与客 户之间的价值链，形成多元化、个性化的产品结构。

（五）建立资本实时监控系统

目前，一些国际大型商业银行在强大的信息系统支持下，通过每日风险资本的变化情况，就能及时测算出资本充足率的变化，并不断修正风险资产增长速度，预测短、中、长期资本充足率，从而根据资本充足率变化提前规划好资本补充方案。中国商业银行必须充分利用现有的信息系统，将资产管理、风险管理进一步延伸 到资本管理中，加快资本管理信息化进程，建立资本监控系统，实行深度、实时、精细的资本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