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巴塞尔协议与巴塞尔协议的异同

第一篇：新巴塞尔协议与巴塞尔协议的异同

巴塞尔协议

与原来的《巴塞尔协议》相比，《新巴塞尔协议》除了包含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的内容外，还将操作风险囊括进来，这样在某种程度上讲，等于提高了对银行最低资本的要求。

第一是要求大银行建立自己的内部风险评估机制，运用自己的内部评级系统，决定自己对资本的需求。但这一定要在严格的监管之下进行。另外，委员会提出了一个统一的方案，即“标准化方案”，建议各银行借用外部评级机构特别是专业评级机构对贷款企业进行评级，根据评级决定银行面临的风险有多大，并为此准备多少的风险准备金。一些企业在贷款时，由于没有经过担保和抵押，在发生财务危机时会在还款方面发生困难。通过评级银行可以降低自己的风险，事先预备相应的准备金。

第二个支柱即加大对银行监管的力度，监管者通过监测决定银行内部能否合理运行，并对其提出改进的方案。监管约束第一次被纳入资本框架之中。基本原则是要求监管机构应该根据银行的风险状况和外部经营环境，保持高于最低水平的资本充足率，对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有严格的控制，确保银行有严格的内部体制，有效管理自己的资本需求。银行应参照其承担风险的大小，建立起关于资本充足整体状况的内部评价机制，并制定维持资本充足水平的战略；同时监管者有责任为银行提供每个单独项目的监管。

第三支柱是第一支柱（最低资本要求）和第二支柱(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的补充，其有助于帮助银行和监管当局管理风险、提高稳定性。同时，市场对银行业的约束，要求银行提高信息的透明度，使外界对它的财务、管理等有更好的了解。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第一次引入了市场约束机制，让市场力量来促使银行稳健、高效地经营以及保持充足的资本水平。稳健的、经营良好的银行可以以更为有利的价格和条件从投资者、债权人、存款人及其他交易对手那里获得资金，而风险程度高的银行在市场中则处于不利地位，它们必须支付更高的风险溢价、提供额外的担保或采取其他安全措施。市场的奖惩机制有利于促使银行更有效地分配资金和控制风险。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要求市场对金融体系的安全进行监管，也就是要求银行提供及时、可靠、全面、准确的信息，以便市场参与者据此作出判断。根据巴塞尔新资本协议，银行应及时公开披露包括资本结构、风险敞口、资本充足比率、对资本的内部评价机制以及风险管理战略等在内的信息。

第二篇：最新巴塞尔协议3全文

最新巴塞尔协议3全文

最新巴塞尔协议3全文

央行行长和监管当局负责人集团[1]宣布较高的 全球最低资本标准

国际银行资本监管改革是本轮金融危机以来全球金融监管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9月12日的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央行行长和监管当局负责人会议就资本监管改革一些关键问题达成了共识。这些资本监管改革措施一旦付诸实施将对全球银行业未来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一、会议的基本内容

作为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中的监管机构，央行行长和监管当局负责人集团在2010年9月12日的会议上[2]，宣布加强对现有资本金要求的持续监管，并对在2010年7月26日达成的协议进行充分认可。这些银行资本改革措施和全球银行业流动性监管标准的推行，履行了全球金融改革核心议程的诺言，并且将在11月份韩国首尔召开的G20领导峰会上提交。

巴塞尔委员会一揽子改革中，普通股(含留存收益，下同)将从2%增至4.5%。另外，银行需持有2.5%的资本留存超额资本以应对未来一段时期对7%的普通股所带来的压力。此次资本改革巩固了央行行长和监管当局负责人在7月份达成的关于强化资本约束和在2011年底前提高对市场交易、衍生产品和资产证券化的资本需要。

此次会议达成了一个从根本上加强全球资本标准的协议。这些资本要求将对长期的财政稳定和经济增长有重大的贡献。安排资本监管过渡期将使银行在满足新的资本标准的同时，支持经济复苏。更强的资本定义，更高的最低资本要求和新的超额资本的结合将使银行可以承受长期的经济金融压力，从而支持经济的增长。

二、增加的资本要求(一)最低普通股要求。根据巴塞尔委员会此次会议达成的协议，最低普通股要求，即弥补资产损失的最终资本要求，将由现行的2%严格调整到4.5%。这一调整将分阶段实施到2015年1月1日结束。同一时期，一级资本(包括普通股和其他建立在更严格标准之上的合格金融工具)也要求由4%调整到6%。(附件一概述了新的资本要求)(二)建立资本留存超额资本[3]。央行行长和监管当局负责人集团一致认为，在最低监管要求之上的资本留存超额资本将应达到2.5%，以满足扣除资本扣减项后的普通股要求。留存超额资本的目的是确保银行维持缓冲资金以弥补在金融和经济压力时期的损失。当银行在经济金融出于压力时期，资本充足率越接近监管最低要求，越要限制收益分配。这一框架将强化良好银行监管目标并且解决共同行动的问题，从而阻止银行即使是在面对资本恶化的情况下仍然自主发放奖金和分配高额红利的(非理性的)分配行为。

(三)建立反周期超额资本[4]。反周期超额资本，比率范围在0%-2.5%的普通股或者是全部用来弥补损失的资本，将根据经济环境建立。反周期超额资本的建立是为了达到保护银行部门承受过度信贷增长的更广的宏观审慎目标。对任何国家来说，这种缓冲机制仅在信贷过度增长导致系统性风险累积的情况下才产生作用。反周期的缓冲一旦生效，将被作为资本留存超额资本的扩展加以推行。

(四)运行期限规定。上述这些资本比例要求是通过在风险防范措施之上建立非风险杠杆比率。7月，央行行长和监管机构负责人同意对平行运行期间3%的最低一级资本充足率进行测试。基于平行运行期测试结果，任何最终的调整都将在2017年上半年被执行，并通过适当的方法和计算带入2018年1月起的最低资本要求中。

(五)其他要求。对金融系统至关重要的银行应具备超过今天所提标准的弥补资产损失的能力，并继续就金融稳定委员会和巴塞尔委员会工作小组出台的意见进行进一步讨论。巴塞尔委员会和金融稳定委员会正在研发一种对这类银行非常好的包括资本附加费，核心资金和担保金在内的综合的方法。另外，加强制度决议的工作还将继续。巴塞尔委员会最近也发表了一份咨询文件，建议确保监管资本在非正常环境下的损失弥补能力。央行行长和监管机构负责人赞同加强非普通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工具的损失弥补能力。

三、过渡时期安排

自危机开始，银行为提高资本水平已经采取了很多努力。但是，巴塞尔委员会的综合定量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截至2009年底，大型银行从总体上考虑仍需要相当大量的额外资本才能满足新的监管要求。那些对中小企业贷款尤为重要的规模较小的银行，大部分已经满足了更高的资本要求。央行行长和监管当局负责人还就执行新的资本标准做出了过渡性的安排。这将有助于确保银行通过合理的收益留存和提高资本金以满足更好资本金管理要求的同时，仍能通过信贷投放支持经济的发展。过渡时期的安排在附件二中有概括，包括：

(一)2013年达到的最低资本要求。在巴塞尔委员会各成员国国内执行新的资本监管要求将从2013年1月1日开始，各成员国必须在执行之前将关于资本新的要求以法律法规的形式予以确立。自2013年1月1日起，银行应符合以下新的相对于风险加权资产(RWAs)的最低资本要求：

3.5%，普通股/风险加权资产； 4.5%，一级资本/风险加权资产； 8.0%，总资本/风险加权资产。

(二)普通股和一级资本过渡期要求。最低普通股和一级资本要求将在2013年1月至2015年1月逐步实施。到2013年1月1日，最低普通股要求将由2%提高到3.5%，一级资本将由4%提高到4.5%。到2014年1月1日，银行将必须达到普通股4%和一级资本5.5%的最低要求。到2015年1月1日，银行将必须达到普通股4.5%和一级资本6%的最低要求。总资本一直要求保持8%的水平，因此不需要分阶段实施。8%的总资本要求和一级资本要求之间的区别在于二级资本和更高形式的资本。

(二)扣减项比例过渡期安排。监管的调整(即扣减项和审慎过滤器)，包括金融机构超过资本总额15%的投资、抵押服务权、所得税时间上有差异的递延资产，从2018年1月1日起，将完全从普通股中扣除。特别是，监管调整将从2014年1月1日从普通股中减去扣减项的20%，到2015年1月1日的40%，到2016年1月1日的60%，2017年1月1日的80%，最后到2018年的1月1日100%。在这段过渡时期，其余未从普通股中扣除的资本将继续视同为资本。

(三)资本留存超额资本过渡期安排。将在2016年1月到2018年1月间分阶段实施，并从2019年正式生效。在2016年，计提风险加权资产的0.625%，随后每年增加0.625个百分点，直到达到2019年的风险加权资产的2.5%。经历过信贷过度增长的国家应尽快考虑建立资本留存超额资本和反周期超额资本。国家有关部门应根据实际情况酌情缩短这一过渡期。那些在过渡阶段已经满足最低比例要求，但是普通股(最低资本加上资本留存超额资本)仍低于7%的银行，应该实行审慎地实行收益留存政策以使资本留存超额资本达到合理的范围。

(四)资本中需要取消的项目过渡期安排。现有的政府部门的资本注入将到2018年1月1日后被取消。从2013年1月1日起，不再作为核心资本或者附属资本的非普通权益的资本工具将通过10年逐步取消。从2013年1月1日起，在确定这类资本工具的名义价金融工具的增值部分的计算将在其到期后逐步取消。不符合核心资本条件的资本工具将自2013年1月1日起从核心资本中扣除。然而，同时满足下面三个条件的金融工具会不包括在上述扣除对象之中：一是由非关联股份公司发行；二是作为资本符合现行的会计标准；三是在现在银行法律下，被承认可以作为核心资本。仅有那些在本文发表之前的金融工具符合上述过渡时期的安排。

(五)监督检测期安排。央行行长和监管当局负责人集团于2010年7月26日发表了对资本充足率比例的阶段性安排。监督性监测期间开始于2011年1月1日，并行运行期从2013年1月1日一直持续到2017年1月1日。披露资本充足率和资本构成将于2015年1月1日开始。基于并行运行期的结果，任何最终调整都将在2017年上半年执行，并在采取适当的方法和计算的情况下，作为2018年1月1日正式执行时的最低资本要求。

(六)对LCR和NSFR的时间安排。在2011年观察一段时间后，流动资金覆盖率(LCR)将于2015年1月1日被引入。修订后的净稳定资金比率(NSFR)将变动到2018年1月1日执行的最低标准。巴塞尔委员会将实施严格的报告程序，以监测在过渡时期的资本充足率比例，并会继续检验这些标准对金融市场、信贷扩张和经济增长以及解决意外事件的意义。

附件一资本划分框架 附件二：阶段性实施安排 附件一资本划分框架

资本要求和超额资本(所有数字用百分比表示)普通股权益(扣减后)一级资本总资本 最低标准4.56.08.0 资本留存超额资本2.5 最低标准加资本留存超额资本7.08.510.5 反周期超额资本范围*0– 2.5 *普通股或其他完全损失弥补资本

附件二阶段性实施安排(阴影部分表示过渡期)(所有数据都从1月1日起)2011年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2016年2017年2018年2019年1月1日以后

杠杆比例监督性检测平行运行期 2013年1月1日-2017年1月1日

2015年1月1日开始信息披露迁徙至第一支柱 最低普通股比率3.5%4.0%4.5%4.5%4.5%4.5%4.5% 资本留存超额资本0.63%1.25%1.88%2.5% 最低普通股加上资本留存超额资本3.5%4.0%4.5%5.13%5.75%6.38%7.0% 分阶段从核心一级资本扣除的项目(包括超过递延所得税资产、抵押服务权和财务额度的金额)20%40%60%80%100%100% 最低一级资本4.5%5.5%6.0%6.0%6.0%6.0%6.0% 最低资本总额8.0%8.0%8.0%8.0%8.0%8.0%8.0% 最低资本总额加资本留存超额资本8.0%8.0%8.0%8.625%9.25%9.875%10.5% 不符合核心一级资本或二级资本条件的资本工具从2013年开始逐步取消 流动资金覆盖率观察期开始实施最低标准 净稳定资金比率观察期开始实施最低标准 原文来自于：

央行行长和监管当局负责人集团是巴塞尔委员会中的监管机构，是由成员国央行行长和监管当局负责人组成的。该委员会的秘书处设在瑞士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2]巴塞尔银行监督委员会提供了有关银行监管合作问题的定期论坛。它旨在促进和加强全球银行监管和风险管理。[3]本文将the capital conservation buffer译为资本留存超额资本。[4]本文将A countercyclical buffer译为反周期超额资本

第三篇：新巴塞尔协议的意义

巴塞尔协议的三个变化的意义：

一，资本充足率改变的意义：《巴塞尔协议Ⅲ》中提出了强化资本充足率监管标准，大幅提升了对银行业一级核心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水平。提高各级别的资本充足率标准，旨在提高商业银行对损失的吸收能力。银行必须上调资本金比率，以加强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协议还要求银行保有0-2.5％的逆周期监管资本，这一规则显示出银行业监管者更加重视加强银行体系在顺境下的资本缓冲储备，从而为未来进一步金融监管规则修订指明了方向。

二，资本框架改变的意义：巴塞尔协议Ⅲ对资本进行严格定义，将资本分为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两大类，取消三级资本，以保证抵补市场风险的资本质量要等同于抵补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的资本质量;提高资本透明度,披露资本工具的所有要素以及与财务报告科目的详细对应关系。

三，加强流动性监管和引人经营杠杆率的意义：引人杆杠率监管指标，是作为资本充足率的补充。引入两个流动性风险监管的量化指标，是为了增强单加银行以及银行体系维护流动性的能力。

综上，通过更严格的资本金定义、更高的最低资本金要求，以及引进的新资本缓冲，从而综合确保了银行能更好地承受经济与金融压力，从而维持经济增长。通过这些改革能促使银行减少高风险业务，同时确保银行持有足够储备金，能不依靠政府救助而独立应对今后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

对我国商业银行经营的影响：

一是资本充足率水平的提高将制约银行信贷等表内资产的过快增长，影响利息收入；

二是杠杆率的引入将在一定程度上堵住银行将表内资产大量转向表外，制约银行表外资产的过快增长，影响非利息收入

三是为满足新协议的流动性监管要求，银行将被迫持有更多的低收益的流动资产

四是二级资本工具合性标准的调整将限制“赎回激励”等条款，增加银行的筹资成本

五是随着新协议的实施，我国的利率市场化进程将会加快，存贷利差将会收窄，传统的“吃利差”盈利模式将难以为继

六是资本缓冲机制要求将使我国银行业未分配利润受到一定程度负面影

响。目前我国监管层对缓冲资本没有特别要求。国内商业银行距离新协议 2.5%的要求尚有差距。新协议的要求迫使银行提取更多的一般风险准备，从而未分配利润将受到一定的挤压。

学委的

第四篇：巴塞尔协议出台背景

出台背景

在雷曼兄弟破产两周年之际，《巴塞尔协议Ⅲ》在瑞士巴塞尔出炉。最新通过的《巴塞尔协议Ⅲ》受到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直接催生，该协议的草案于2010年提出，并在短短一年时间内就获得了最终通过，正在开会

并将于此后的11月在韩国首尔举行的G20峰会上获得正式批准实施。《巴塞尔协议Ⅲ》是国际清算银行（BIS）的巴塞尔银行业条例和监督委员会的常设委员会———“巴塞尔委员会”于1988年7月在瑞士的巴塞尔通过的“关于统一国际银行的资本计算和资本标准的协议”的简称。该协议第一次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国际通用的、以加权方式衡量表内与表外风险的资本充足率标准，有效地扼制了与债务危机有关的国际风险。《巴塞尔协议III》[1]几经波折，终于2013年1月6日发布其最新规定。新规定放宽了对高流动性资产的定义和实施时间。发展介绍

是1974年由十国集团中央银行行长倡议建立的，其成员包括十国集团中央银行和银行监管部门的代表。自成立以来，巴塞尔委员会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银行监管规定，如1983年的银行国外机构的监管原则（又称巴塞尔协定，Basel Concordat）和1988年的巴塞尔资本协议（Basel Accord）。这些规定不具法律约束力，但十国集团监管部门一致同意在规定时间内在十国集团实施。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鉴于其合理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许多非十国集团监管部门也自愿地遵守了巴塞尔协定和资本协议，特别是那些国际金融参与度高的国家。1997年，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的问世是巴塞尔委员会历史上又一项重大事件。核心原则是由巴塞尔委员会与一些非十国集团国家联合起草，得到世界各国监管机构的普遍赞同，并已构成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银行监管国际标准。至此，虽然巴塞尔委员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银行监管国际组织，但事实上已成为银行监管国际标准的制定者。

2002年10月1日，巴塞尔委员会发布了修改资本协议建议的最新版，同时开始新一轮调查（第三次定量影响测算，QIS3），评估该建议对全世界银行最低资本要求的可能影响。从1975年9月第一个巴塞尔协议到1999年6月《新巴塞尔资本协议》（或称“新巴塞尔协议”）第一个征求意见稿的出台，再到2006年新协议的正式实施，时间跨度长达30年。几十年来巴塞尔协议的内容不断丰富，所体现的监管思想也不断深化。本次改革主要集中在三方面的内容:最低资本金比率要求、对一级资本的定义以及过渡期安排。

在最低资本金比率方面,草案规定,商业银行的普通股最低要求将从目前的2%提升至4.5%,也就是所谓的“核心”一级资本比率,另外还需要建立2.5%的资本留存缓冲和零至2.5%的“逆周期资本缓冲”。此外,商业银行更宽泛的一级资本充足率下限则将从现行的4%上调至6%。根据新规定,银行需要在2015年前、也就是5年内达到最低资本比率要求,即不包括资本缓冲在内的普通股占风险加权资产的比率达到4.5%,一级资本比率达到6%;而对缓冲资本的落实则更为宽松一些,银行可以在2016年1月至2019年1月期间分阶段落实。

新资本协议对欧洲银行业的冲击也比美国更大,特别是对一些经济困难国家和中小银行。相对于中小银行,大型银行担心的是更高的资本金要求会限制银行放贷能力。解读 巴塞尔协议Ⅲ是全球银行业监管的标杆，其出台必将引发国际金融监管准则的调整和重组，影响银行的经营模式和发展战略。在巴塞尔协议Ⅲ出台之际，中国银监会及时推出了四大监管工具，包括资本要求、杠杆率、拨备率和流动性要求四大方面，及时进行了跟进，构成了未来一段时期中国银行业监管的新框架。这被业界称为中国版“巴塞尔Ⅲ”。

有媒体报道，银监会上报的资本充足率、拨备率、杠杆率、流动性四大监管新工具已于近日获国务院批准。

中国拟实行新的资本监管制度

在资本充足率方面，商业银行一级资本充足率，从现行的4%上调至5%，资本充足率保持8%不变；第二，在拨备覆盖率的基础上，引入动态拨备率指标控制经营风险，原则上不低于2.5%；第三，引入杠杆率监管指标，按照监管规划，“十二五”期间，我国银行业杠杆率监管标准确定为不低于4%；第四，在现有流动性比率监管基础上，引入流动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融资比率指标。预计杠杆率、流动性指引预计将先期发布。而拨备率仍需和财政部做最后协商。

提高资本充足率，强化资本监管。“十二五”期间，我国银行监管部门拟实行新的资本监管制度，对于银行资本的数量、质量和标准提出新的要求。

“十二五”期间，银行业将实施更为审慎的资本充足率监管标准。在获国务院批复方案中，核心一级资本、一级资本和总资本的最低要求调整为5%、6%和8%。此外，新的规定还对所有银行设置抵御经济周期波动的超额资本，获批方案留存超额资本2.5%，反周期超额资本0至2.5%。银监会有关负责人曾指出，只有在出现系统性贷款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商业银行才需计提反周期超额资本，大多数时间反周期超额资本为0。获批方案资本充足指标自2012年年初开始执行，系统重要性银行于2013年年底达标，非系统重要性银行2016年年底达标。

执行新标准后，系统重要性银行最低总资本充足率要求为11.5%，非系统重要性银行为10.5%。

巴塞尔协议Ⅲ将银行核心资本和普通股权限的要求大幅提升，可以看出，顺应巴塞尔委员会的要求，我国银行监管新工具箱的核心监管工具仍然是资本要求。监管部门希望通过实现新的资本监管制度，提高最低资本要求，以便更有效地抵御和化解银行潜在风险造成的损失。银监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年末我国商业银行整体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12.2%，比年初上升0.8个百分点；加权平均核心资本充足强化监管乃大势所趋。银行业或将走上资本补血之路

提升拨备覆盖率，实行动态拨备率指标控制。实际上，2.5%的动态拨备率在去年11月17日银监会印发的名为《据悉，执行时间由2012年1月1日开始，达标时间系统重要性银行为2013年年底，非系统重要性银行为2016年年底达标，但对个别银行给予额外2年左右宽限期。

对银行而言，这些新规将要求它们缩减资产负债表规模，舍弃那些被认为具有过高风险的业务种类。由于拨备直接来源于当期利润，商业银行需要将收益更多地储备起来，以应对潜在风险，可供向投资者和员工派发的钱将减少。对消费者来说，新规有利也有弊——在存款利息可能提高的同时，贷款成本也可能增加，并且贷款难度加大。

引入杠杆率监管指标，控制银行表内外业务风险。根据《商业银行杠杆率监管指引》（征求意见稿），杠杆率要求为不得低于4%，同时要求各商业银行从2012年1月1日开始实施。按照4%的标准，比新版巴塞尔协议高一个点，而目前中国银行业杠杆率普遍都在4.5%以上，这个指标短期内对银行不会有太大影响。建立流动性风险监管标准 建立流动性风险监管标准，增强银行体系维护流动性的能力。目前我国对于银行业流动性比率的监管，已经存在一些较为明确的指标要求，如要求存贷比不能超过75%，流动性比例大于25%，核心负债依存度大于60%，流动性缺口率大于-10%，以及限制了最大十户存款占比和最大十户同业拆入占比，超额存款准备金制度等，这些指标对于监控银行业的流动性起到了较好的作用。本次国际金融危机表明，即便在银行资本充足和资本质量得到保证的前提下，流动性出现问题也容易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为此，巴塞尔委员会引入了两个流动性监管新指标，即流动性覆盖率（LCR）和净稳定融资比率（NSFR）。具体而言，流动性覆盖率指银行流动性资产储备与压力情景下30日内净现金流出量之比，用于度量短期（30日内）单个银行流动性状况，目的是提高商业银行短期应对流动性停滞的敏感性。净稳定融资比率指可用的稳定资金与业务发展所需资金之比，用于衡量银行在中长期内可供使用的稳定资金来源是否足以支持其资产业务发展，也可以反映中长期内银行所拥有的解决资产负债期限错配的资源和能力。这两个指标的提出，将能够进一步增加银行维护流动性的能力。

我国将在“十二五”期间引入这两个新指标。具体而言，对于这两项指标，银行监管标准均设定为100%，获批方案对上述两个指标设置2年观察期，将于2012年年初开始执行，并于2013年年底达标。

包括资本充足率、拨备率、杠杆率、流动性四大监管新工具的实施，虽然给中国银行业带来更大挑战，但是，这也是促进中国银行业转型的一次良机。2内容编辑 概述

第一支柱：最低资本要求。

其中包括：信用风险标准法、内部评级法（Internal ratings-based(IRB)approaches）、公司、银行和主权的风险暴露、零售风险暴露、专业贷款（Specialised lending）、股权风险暴露（Equity exposures）、IRB 法的实施问题、证券化、操作风险。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 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和市场纪律。其中包括：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和市场纪律。要求

流动性要求

据美联社报道，巴塞尔银行业监管委员会2013年1月6日公布《巴塞尔协议Ⅲ》中的“流动性覆盖率”规则。分析人士认为，相关规则远不如预期严厉，且将全面实施时间延长了4年至2019年。

“流动性覆盖率”的出台旨在防止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重演，新规要求，未来金融机构须持有足量的现金和易于变现的资产，以便度过30天的短期危机。

2013年1月6日公布的新规要求，各银行可以把更大范围的流动资产计入缓冲范畴，其中包括一些股票和优质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对比此前披露的草案，新规对计算方法也进行了调整，大幅降低了金融机构必须持有的流动性缓冲资产的规模。

《金融时报》评论称，新规远比两年前公布的草案宽松，是全球银行业的游说导致了“流动性覆盖率”标准的最终下降。银行业认为，原有草案将银行与主权债务过于紧密地捆绑在了一起，且限制了银行业对实体经济的贷款能力。BBC经济事务分析员罗伯特·佩斯顿指出，新规最引人注目的是，银行未来将首次可以把企业债券、股票和高质量的可交易证券计入“流动性资产”。这一点令人诧异，因为恰恰是与抵押房贷相关的证券失去“流动性”，最终引爆了金融危机。[2] 3协议影响编辑 对中国

与国外的同行相比,中国的银行业处境要轻松很多,因为目前中国的银行监管部门所设定的监管要求已经可以覆盖《巴塞尔协议III》的要求,而且多数银行都已经满足了这些要求。2010年中报数据显示,中国的大中型银行资本充足率均超过10%,核心资本充足率也在8%以上,平均拨备覆盖率则是超过150%。

看2013年协议实施前的最新规定，并分析这些规定在资金、套期保值和贸易融资方面对财务人员有何潜在影响。[3] 对银行

《巴塞尔协议Ⅲ》确立之后，欧洲的银行受到的冲击最大，对于银行来说，新协议要求银行缩小资产负债表规模和业务范围。银行必须提高储蓄资金以避免潜在的资产损失，而投资者得到的贷款额将相应减少。受冲击最大的应该是某些欧洲大型银行。摩根士丹利分析师指出，德意志银行、爱尔兰联合银行、爱尔兰银行和奥地利第一储蓄银行都将陷入资本充足率不能满足新规定的麻烦。花旗主管们曾表示，新协议将减少银行的股息派放，并且有可能将持续到2011年。对保险业

保险公司都有自己基于风险的资本框架，这个框架是和美国保险监督官协会的一个准则相适应的。弗吉尼亚·威尔逊，TIAA-CREF公司的CFO说：“这在保险的风险固有类型中占一定比重”。

威尔逊在她向委员会提出的声明中说，和银行不同，在出售资产时，保险公司的稳定债务（即未来给客户的不确定支付）为他们提供了更多选择的自由，他们不太可能被迫清算资产，以满足经济困难时期或市场混乱时期的短期债务。

史密斯看起来最关心的是所有以保险为基础的SLHC，在准备财务报表和给联邦储备委员会（他们新的监管机构）做报告时都使用公认会计原则(GAAP)。State Farm以及其他保险公司，现在用的是法定会计原则(SAP)，一个政府规定的会计系统。

史密斯说，最近以State Farm及其子公司为代表做了一项研究，发现基本上实现一个统一的GAAP和监管报告过程，就需要花费四年的时间，费用高达1.5亿美元。威尔逊在她的声明中说“两个会计系统有众多差异，SAP侧重于保险公司偿付能力，GAAP主要关注公司的收益。”

史密斯建议美联储将以保险为基础SLHC做为蓝图，征求公众意见重新制定新的规则。即使考虑到惨重的失败和美国国际集团（AIG）金融危机期间史无前例的政府援助，保险业很难说服或许很难说服监管机构转变他们的态度。

但是佛罗里达州保险业监管办公室理事凯文说，巴塞尔协议III也不会阻止AIG的垮台。监管要求需要被应用到不受监管的金融风险中，就像限制了为覆盖位置的某一阈值写衍生品的能力。

AIG金融产品部门在信用违约掉期上累积了数万亿美元，这个部门很少或根本没有监管，这才导致了2008年公司的流动性危机。

联邦银行监管机构并没有公布美国最终的巴塞尔协议III规则,但巴塞尔银行业委员会建议美国2013年至2018年期间逐渐采用这个协议。11月初时美国银行监管业表示，要想让巴塞尔协议III在1月1日生效，现在所做的准备是远远不够的。[4] 4相关新闻编辑

美联储批准巴塞尔协议III[5] 美联储(FED)周二(2013年7月2日)批准美国银行业执行巴塞尔III资本规定，承诺将制定针对华尔街大型金融机构的严厉新规，同时还将保护小银行免受这项新规的一些最严重冲击。美联储经过投票批准在美国实施这项全球性规定，新规要求银行业持有更多股权资本用于支持自身业务，以便在2007-09年信贷危机之后具备更强的抗风险能力。

按照2010年金融改革法的规定，美联储投票7:0赞成通过了长达792页的巴塞尔协议III；但该规定也需要获得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和货币监理署(OCC)的批准。美国货币监理署主管Thomas Curry表示，他将在下周签署该规定。规定的最终版本里还具备一些有利于房地产复苏和小型银行的弹性，但美联储表示将在未来几个月内拟定四项新规，以应对美国八家最大银行给金融系统带来的风险。

巴塞尔III协定以银行业监管机构--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所在地得名。这份协定旨在加强银行业的稳定性。之前爆发的金融危机是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

负责监管的美联储理事塔鲁洛(Daniel Tarullo)概述了进一步的计划，该计划将迫使各大银行牺牲利润以提高安全性。这些计划所含的提议包括：迫使银行持有相对于总资产更高水平的股本，并对最依赖短期批发资金的银行提高资本要求。这项协定将从明年开始分阶段实施，多数银行必须持有比现行制度要求高出两倍左右的核心资本，这样做的目的在于降低银行业风险，并且保护纳税人不必因代价高昂的援救银行行动而蒙受损失。

新规定关键因素是，所有银行不分大小都要遵守。新规定包括要求将银行核心一级资本的最低要求从4%提高到6%，其中，普通股权益资本最低要求将从现在的2%提升至4.5%。总资本金比率将在任意时间必须达到8%。

总资产超过100亿美元的银行中已有95%达到了美联储一级普通股权资本充足率7%的最低要求，总资本缺口仅为25亿美元。

巴塞尔协议III引入了2.5%的资本留存缓冲，由扣除递延税项及其他项目后的普通股权益组成。一旦银行的资本留存缓冲比率达不到该要求，监管机构将限制银行拍卖、回购股份和分发红利。这一机制可防止一些银行在资本头寸恶化时也肆意发放奖金和高红利，从而将建立一个更加安全的资本边际，使银行有更大的余地来应对经济衰退期的困难。

美联储还宣布，不会提高银行所需要的抵押贷款资本要求。分析师指出，规模最大的抵押贷款发起人富国银行(WFC)将会受益。

第五篇：新巴塞尔协议与商业银行风险管理

新巴塞尔协议与商业银行风险管理

作者：chenyi74

【摘要】：

本文以新巴塞尔协议这一国际性银行监督管理合约为银行风险理论为指导，通过对新巴塞尔协议内容的演变，概括出新形势下国际银行业监管的趋势变化，强调中国商业银行在面临入世后的国际竞争压力以及当今全球性金融危机形势下，必须严格遵循国际银行经营管理的统一规则，接受以新巴塞尔协议为准绳的国际银行业监管原则、标准和方法。针对中国商业银行现阶段存在的风险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关键词】：新巴塞尔协议、商业银行、风险管理

【正文】：

2004年6月26日，《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以下简称新巴塞尔协议或新协议）的终稿正式通过，这标志着国际金融界对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新巴塞尔协议作为一个国际银行监管标准，提出了以“最低资本要求、监管检查和市场约束”为核心内容的三个支柱。从而要求资本监管更为准确的反映银行经营的风险状况，进一步提高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和稳健性。新巴塞尔协议虽然不具有强制性，但是在国际上具有很大的影响力。2006年，十国集团成员国银行首先实施。目前，十国集团成员（不包括美国）、欧盟成员国以及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澳大利亚等亚洲主要经济体已经正式开始实施新资本协议。

当前，我国也正在积极推进新协议的实施。在监管层面，中国银监会充分考虑中国银行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远期目标，又兼顾与国际资本监管制度接轨的需要，发布了《新资本协议实施指导意见》，体现了“分类指导、分层推进和分步达标”的原则。即对海外设有经营性机构的国际业务占相当比例的大型商业银行，要求从2010年底起开始实施新协议；其他自愿实施新协议的商业银行可以从2011年后提出申请，最迟到2013年底国内银行将全部实施新协议。

随着期限的日益临近，且在最近的几年间，国际金融界发生了许多事件，特别是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使我们迫切地感到危机感和紧迫感。对于我国银行业而言，如何在较短的时间内，全面加强风险管理水平，完善内部控制制度，改进信息披露制度，都是急需解决的重要课题。只有有效的解决了这些课题，才能够摆脱与国外银行竞争所处的不利地位，才能在全球的金融危机中保持稳健的发展。

一、新巴塞尔协议内容演变的理论思考

国际清算银行下的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以下简称巴塞尔委员会）自成立以来，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银行监管规定。这些规定虽不具法律约束力，但已得到世界各国监管机构的普遍赞同，特别是那些国际金融参与度较高的国家，包括十国集团乃至许多非十国集团监管部门均自愿地遵守。巴塞尔委员会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银行监管国际组织，但事实上已成为银行监管国际标准的制定者。在制定的监管准则中，1988年版巴塞尔协议和替代的2004年版新巴塞尔协议在国际银行业风险监管方面影响巨大，具有极强的代表性。

（一）新巴塞尔协议较老巴塞尔协议的内容变化

1988年巴塞尔委员会颁布了《统一资本计量与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International Convergence of Capital Measurement and Capital Standards），即通常所说的巴塞尔协议。巴塞尔协议在推进全球银行监管一致化和可操作性方面，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被认为是国际银行业风险管理的“神圣条约”。具体来说，巴塞尔协议在国际银行界建立了一套国际通用的、以加权方式衡量表内外风险的资本充足率标准，极大地影响了国际银行监管和风险管理的进程。

从内容上看，协议主要包括资本的分类和风险权重的计算标准。资本的分类是将银行的资本划分为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两类，对各类资本按照各自不同的特点进行明确地界定；风险权重的计算标准是根据资产类别、性质以及债务主体的不同，将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表内和表外项目划分为0%、20%、50%和100%四个风险档次。风险权重划分的目的是为衡量资本标准服务。可见，巴塞尔协议的核心内容是资本的分类。

而新巴塞尔协议从操作层面正式引入了全面风险监管的理念，提出了银行风险监管的最低资本金要求（Minimum Capital Requirements）、外部监管（Supervisory Review Process）和市场约束（Market Discipline）三大支柱的原则。其中，“第一支柱”重点规范资本充足率的计算方法和应当达到的标准；“第二支柱”规定了监管的基本目的、主要原则、总体理念和主要内容；“第三支柱”对银行资本充足率信息披露的指导原则、总体要求、具体内容和时间频度等都作了具体规定。三大支柱原则的形成将对国际银行监管和许多银行的经营方式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

与1988年版巴塞尔协议相比，新巴塞尔协议的内容更广、更复杂。新协议将风险的定义扩大为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各种因素，基本涵盖了现阶段银行业经营所面临的风险，并力求把资本充足率与银行面临的主要风险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反映银行风险管理、监管实践的最新变化，以保证银行资本充足性能对银行业务发展和资产负债结构变化引起的风险程度变化具有足够的敏感性，为发展水平不同的银行业和银行监管体系提供多项选择办法。

新协议提出了两种处理信用风险办法：标准法和内部评级法。标准法以1988年资本协议为基础，采用外部评级机构确定风险权重，使用对象是复杂程度不高的银行。而内部评级法则是新协议资本监管的核心内容。该方法继承了1996年市场风险补充协议的创新之处，允许使用自己内部的计量数据确定资本要求。内部评级法有两种形式——初级法和高级法。其中初级法仅要求银行计算出借款人的违约概率，其它风险要素值由监管部门确定；而高级法则允许银行使用多项自己计算的风险要素值。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从一开始巴塞尔委员会就希望新协议的各项基本原则普遍适用于全世界的所有银行，而不仅局限于十国集团国家的“国际活跃银行”（internationally active banks）。巴塞尔委员会并预计非十集团国家的许多银行都将使用标准法计算最低资本要求。客观上看，新协议对国际银行业的影响是深远的。国际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很可能会采用新协议来分析各国银行的资本状况，而有关国际组织也会把新协议视为新的银行监管的国际标准，协助巴塞尔委员会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新协议，并检查其实施情况。

（二）金融一体化、多元化是导致内容演变的重要原因

新巴塞尔协议与原协议相比，最突出的是有了两个方面的改进。即在结构上确立了“三大支柱”的框架和对资本充足率的计算方法做出重大修订。新协议采用了由简单到复杂的多种方法来计算资本要求，允许管理水平较高的银行采用内部评级法确定风险权重，将操作风险纳入资本充足率计算中。

之所以造成以上的改进，其主要原因在于自1988年至2004年间，全球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球的金融一体化、多元化导致银行业飞速发展的同时，风险也在急剧扩大。而1988年版巴塞尔协议对风险监管的范畴尚停留在信用风险，通过对不同类型资产规定不同权重来量化风险，同时信用风险权数级距区分过于粗略，扭曲银行风险全貌，加上法定资本套利的盛行，以及近几年大型银行规模及复杂度的增加，已远远不能满足银行对风险管理的要求，为此适时地对原有协议的补充和完善成为必然。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衍生金融工具及交易的迅速增长，市场风险日益突出，巴林银行倒闭、大和银行危机等事件促使国际金融界对市场风险的关注，一些主要的国际大银行开始建立自己内部的风险度量与资本配置模型，以弥补巴塞尔协议的不足。这一系列的风险事件使得巴塞尔委员会逐渐意识到应将市场风险纳入其资本监管要求范围内的必要性和迫切性。1996年1月，巴塞尔委员会及时推出了《资本协议关于市场风险的修订案》，将市场风险纳入资本需求的计算，以作为巴塞尔协议的一个补充部分。

而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全球金融市场之间紧密联系、不同市场之间的互相影响、银行风险和金融危机在国际间的传播成为国际金融界的突出问题，并引起国际金融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以1998年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损失的事件为代表，人们更加清楚地看到许多金融机构陷入经营困境的主要原因不再是信用风险或市场风险等单一风险，而是由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外加操作风险相互交织、共同作用造成的。金融危机促使人们更加重视市场风险与信用风险的综合模型以及操作风险的量化问题，由此全面风险管理模式引起人们的重视。为此，巴塞尔委员会于1998年推出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集中体现了这一领域的发展，至此，市场风险与信用风险、操作风险一并成为银行监管部门重点关注的对象。该文件共提出涉及到银行监管7个方面的25条核心原则。尽管这个文件主要解决监管原则问题，未能提出更具操作性的监管办法和完整的计量模型，但它为此后巴塞尔协议的完善提供了一个具有实质性意义的监管框架，为新协议的全面深化留下了宽广的空间。

1999年6月，巴塞尔委员会公布了新的资本适足比率架构咨询文件，对巴塞尔协议做了大量修改。2001年1月公布新巴塞尔资本协定草案，修正之前的信用风险评估标准，加入了操作风险的参数，将三种风险纳入银行资本计提考量，以期规范国际型银行风险承担能力。2004年6月新巴塞尔协议正式定稿，并希望在2006年年底以前，大多数的国家都能采用此架构。

可以清晰的看到金融一体化和多元化就是一把锋利无比的双刃剑，一方面促进了国际金融的蓬勃发展，另一方面又埋下了来自各方的风险隐患。这一切势必促成巴塞尔委员会根据金融变化发展情况对巴塞尔协议进行不断的修订补充，以适应风险防范和风险监管的要求，建立较为完善的市场风险管理体系。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新巴塞尔协议内容的演变是金融一体化和多元化的必然结果。

二、从新巴塞尔协议看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实践

（一）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实践的历程

从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探索和实践的历程来看，为时并不长远，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重要的历史阶段。

1993年，国务院出台《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成为专业银行商业化改革的关键一步；1994年，三家政策性银行组建后分离了专业银行承担的政策性业务，实现了政策性金融与商业金融的分离；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颁布，从法律上明确了商业银行要以效益性、安全性、流动性为经营原则，实现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此国内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从理论走向了实践。

1997年11月，国家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后，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改革措施，包括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将经营效益和资产质量纳入对四家银行管理者的考核等。以信贷资产质量管理为核心的国内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模式逐步形成。20世纪末，随着信用风险管理经验的逐步积累，以及风险管理技术的快速发展，国内商业银行陆续成立了信贷风险管理部门，开始将信用风险的监测、分析、预警和控制职能划归由一个专门部门进行独立管理。

进入21世纪，我国银行业开始探索全面风险管理。中国建设银行率先建立了全面风险管理的组织框架，成立了风险与内控管理委员会和风险管理部，统一协调和管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后随着银监会《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的出台，国内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管理理念和框架日益清晰，逐步开始由被动、静态的传统管理模式，向积极、动态的现代管理模式转变，从信用风险管理，向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并重的全面风险管理转变。

2008年，银监会对《内部评级体系》、《风险暴露分类》、《风险缓解处理》、《专业贷款资本计提》、《操作风险资本计提》和《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资本计提》等六个监管指引形成了第二轮征求意见稿，并于4月组织成立了中国银行业新巴塞尔协议实施高层指导委员会，10月银监会已发布了实施新巴塞尔协议的第一批监管规章，包括《商业银行银行账户信用风险暴露分类指引》、《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内部评级体系监管指引》等5个监管指引，为确保新巴塞尔协议如期实施奠定了基础。从银行层面看，大型银行基本都成立了项目领导小组和项目实施机构，编制了新巴塞尔协议实施规划，各行的内部评级体系开发都取得一定进展。

就目前情况看，新巴塞尔协议实施工作已进入攻坚阶段，我国银行业风险管理实践也进入了一个成熟阶段。今年3月7日媒体报道，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和招商银行七家银行正积极备战，有望率先成为新巴塞尔协议实施行。可以肯定，这七家银行的风险管理模式已基本达到或接近新协议实施要求，在未来的一年多时间内，这七家银行将采取多方措施，加强风险管理，在不同程度地尝试采用新协议要求的先进数据管理体系和风险管理方法，来对本银行的风险程度进行压力测试，以确保新协议的顺利实施。

（二）新巴塞尔协议对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影响

应该说，新巴塞尔协议对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影响是巨大的，同时也是深远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认为“新协议不仅是风险管理模型的变革，对于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来说，也是风险管理流程的重组，实施过程通常需要对风险管理的政策、流程、组织结构、内部授权等制度环境进行大的变革。”（注1）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从风险管理水平的角度看，新巴塞尔协议对我国银行业的风险管理水平起到了促进作用。

随着新巴塞尔协议实施工作的稳步进行，新的风险管理政策、操作指引相继出台，各家银行相应制定了风险管理细则，并将风险管理纳入银行管理人员考核内容。风险管理的高度重视，有效地促进了广大从业人员对风险认知程度的提高，风险防范意识的加强，风险管理实践能力的提升。正如银监会刘明康主席在2003年7月31日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主席卡如纳先生的信中所说：“在新协议的推动下，中国银行业的风险管理水平正在迅速提升。大银行已开始着手建立符合新协议要求的二维评级体系；小银行的积极性也很高，力求借鉴新协议的有关内容。”（注2）

2.从风险管理方法的角度看，新巴塞尔协议在风险的识别、计量和控制上提供了多种方法，其中也包括了一些已在发达国家银行采用的先进方法。而这些为我国在实施风险管理过程中方法的采用提供了多样性，同时对我国风险管理方法的制定具有指导和借鉴作用。

新协议就处理信用风险提出了标准法和内部评级法两种方法。标准法主要依赖于外部评级的广泛应用，而从我国现有的情况看，外部评级覆盖面低，同时国内的多数评级机构还未达到能够计算违约概率等风险因素的水平，必要外部条件的缺失对实施标准法可谓难度重重；而内部评级法为我国风险管理提供了新的选择，国内许多的大银行可以凭借其较为充分的数据准备和较为强大的技术力量，对客户的基础财务信息进行深度挖掘、分析研究，产生数学模型，使之标准化、规范化，逐步创造条件，使之能够在短时期内达到实施标准成为可能。

3.从风险管理制度的角度看，新巴塞尔协议作为一个制度性的纲领文件对我国的风险管理制度的制定和修正起到了一个高屋建瓴的作用。

新协议给出了针对银行业风险制定的监督检查的主要原则、风险管理指引和监督透明度及问责制度，而这些制度也是中国银监会制定实施新协议监管规章的基础。

（三）我国实施新协议在风险管理上的障碍

虽然我国银行业整体风险管理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但各银行间的水平差异较大，同时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较十国集团成员国在实施方面存在明显的弱势。而2008年在全球爆发的金融危机，更为我国银行业实施新巴塞尔协议的道路上设置了新的障碍。

从风险管理层面上看，我国在实施新协议过程中主要存在五大障碍：

1.在风险管理体系采用上的障碍。对于我国的银行业而言，在实施新协议过程中，对于采用何种风险管理体系，无论大银行还是中小银行，都存在着成本较高的矛盾。

我国的大型商业银行在发达国家设立分行需要按东道国监管当局的要求执行新协议，而国内总行欲改变仍内部同时采用两种风险管理体系的现状，势必摈弃传统的风险管理体系采用新体系，而在短时期内改变，即使有一定的过渡期，也会造成银行这方面成本的急速增加。

而对于中小银行来说，一方面，需要按照银监会规定逐步向先进的风险管理模式靠近；另一方面受规模、数据、技术等因素制约，很难单独建立符合新协议要求的内部评级体系。这两方面矛盾冲突的结果，势必导致银行成本的提高。

2.在风险管理架构重组上的障碍。“在中国，新协议的实施并不仅仅是一个金融风险技术和模型的问题，还有一个风险管理架构的重组问题。相比之下，后者的难度可能更大。”（注3）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坚持的“完全或基本遵守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应作为向新协议过渡的基础”这一基本原则，对我国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进行评判，基本上存在着资本充足率不足的问题。而在实行新协议的过程中，资本金不足的问题将会更加突出。同时，国内商业银行资产质量普遍较差，按照内部评级法对信用风险进行评级，其导致的结果就是资产风险权重的总体水平将会大幅度提高，资本充足率水平将进一步下降。

3.在风险内控机制实施上的障碍。从我国银行业的风险内控机制看，总体情况不容乐观。内部评级系统很弱。而新协议基本是建立在评级基础上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协议的实施进程。

国内银行虽已根据1988年老协议建立了风险管理的基本框架，但资产风险测算统计工作始终未能有重大的突破，未能形成制度化、标准化。一方面，信用风险的测量面临工作量大、成本高、外部评级资料缺乏等的现实挑战；另一方面，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的测量也存在诸多困难，两方面的原因加之信用环境较差直接影响了内部评级系统的建立和推行。

4.在风险数据信息管理上的障碍。风险数据信息管理主要体现在数据信息的采集、挖掘、分析和披露等方面，我国银行业在风险数据信息管理的各个层面均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问题。

仅从新协议使用内部评级法对数据信息的要求看，需要一定年限的风险历史数据。虽然我国早在21世纪初建立了企业征信系统和个人征信系统并实现了信息共享，但由于各家银行系统的差异性、不兼容性导致上报人行时部分数据错误或是丢失；另一方面，采集到的数据不充分、不完整、不及时甚至不真实，都成为后续工作开展的障碍。

在信息披露方面，由于国内银行需要遵循的信息披露规范太多，势必造成一家银行和另一家同性质银行所遵循的规范可能不同，从而导致市场参与者难以进行有效的分析。同时国内银行信息披露与新协议要求的银行提供及时、可靠、全面、准确的信息尚存在着很大差距，在信息披露的格式和内容也存在着规范现象。

5.在金融创新风险规范上的障碍。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我们对金融创新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特别是对它的风险防范意识加强了。新巴塞尔协议虽在风险监管方面对金融创新的风险规范尚有所指导，但新协议并没有也不可能涵盖所有的创新内容，这是因为金融创新与生俱来的特性所决定的。因此，我国银行业在手持这把双刃剑时，如何使用和防范将成为实施新协议过程中的又一个障碍。

对于金融创新而言，新的金融需求和严的监管环境，迫使它们绕开法律法规或行政审批以达到自身所期的目的和效果。我国的金融创新还处于起步阶段，对于金融创新的负面效应我们面对的会更多一些，如何运用新协议方法有效规避金融创新可能带来的风险，同时又要满足我国金融市场不断产生的新需求，是对我国银行业风险管理水平的一个严峻的挑战。

三、我国银行业推进实施新巴塞尔协议的应对措施

离我国大型商业银行率先实施新协议的对外承诺时间已不到两年时间了，同样离最后截止日也不到五年。随着日期的日益临近，我国银行业将迎来自加入WTO后，面对国际金融业的再次发展和挑战。我们欣喜地看到，面对在新协议的实施过程中所存在的障碍，我国银行业并没有对新协议采取被动的态度，而是在积极主动地寻求应对之策。

面对在实施新协议过程中主要存在的五大障碍，我认为也应就这五点障碍进行逐一清除：

（一）加强全面合作，减少过渡成本

新巴塞尔协议所带来风险管理体系上的深刻变化必然给银行和监管者带来较大的过渡成本，但可以肯定的是其带来的收益将是深远的。应该说，在银行的资本配置和风险模型方面将会带来极大的提升，这一切必然导致银行对内提高了自身的“金融适应力”；对外增加了股东的“边际利润”。

为此面对这项高额发生的过渡成本，我们应该采取客观的态度。中国银监会应保持与市场参与者（银行）的合作与沟通，加大政策制定的透明度。普遍意义上，沟通可最大限度保证政策目标和实施计划有效性，降低银行因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额外实施成本；特定到新巴塞尔协议实施上，共同研究国别自裁权，保证实施成本和制度有效之间的均衡。

因此，加强与他国监管部门的合作，这样从根本上杜绝一些因各国的法律体系、计量标准、合格标准的差异而造成我国大型银行在境外实施新协议产生的不必要的成本；而一些中小银行应尽可能利用现有的共享资源，借鉴国外银行在风险管理上的先进经验，避免重复建设所带来的成本。

（二）重组管理架构，提高资本效能

新巴塞尔协议允许银行采取三种方式计算资本充足率，允许风险管理水平较高的银行提取比较少的资本，通过这种激励机制以达到鼓励银行提高风险管理水平的目的。应该说，这一直接将风险管理水平与银行最宝贵的资本挂钩的做法，将迫使银行正视不同风险管理水平对银行经营与竞争力可能造成的影响。

因此我国银行业也应珍视这实施过程中所带来的机遇，重组风险管理架构，而不再像以往那样片面追求收益与业务量增长而忽视了风险管理，努力提高管理水平，从而提高资本效率。使得银行有条件和能力用较少的资本做同样金额的优质客户的信贷业务，对外，赚取更多的边际利润，或者在同等利润水平的情况下以更优惠的条件争取客户；对内，提高风险调节后的资本回报，并做到风险与收益的平衡。这样使业务拓展与风险管理成为保障银行利润长期稳定增长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

作为银行应具备一整套程序，用于评估与其风险状况相适应的总体资本水平，并制定出维持资本水平的战略（ICAAP)，包括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的监督、稳健的资本评估、对风险的全面评估、监测和报告系统及内部控制的检查程序。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真正抵御新协议第一支柱可能为考虑的某些风险和整体经济风险，有效地提高银行的竞争能力。

（三）加快内控建设，选择适当模式

新巴塞尔协议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套完备的评级机制。为此面对我国风险内控机制的薄弱环节，应该加大、加快机制的建设力度，使之制度化、标准化。

在建立完善的风险内控机制的同时，应合理的利用机制内容，对实施新协议采取相应的模式。应该说，建立适合自身特点的实施模式是新协议项目成功的关键。为此，我国银行业应该根据自身的银行特点，包括历史、未来、组织架构、管理流程、业务和数据等等诸方面的情况，才选择符合自己特色的模式。也就是说，应避免从形式上套用新协议，而是通过内外两个方面对风险管理现状及数据基础进行评估，借助外部咨询机构力量，逐步转化为内部能力。在方法的选择上，无论是风险敞口计量还是操作风险计量的方法，必须来自于内部风险管理的需要，与内部的风险管理架构相契合。

（四）夯实数据基础，规范信息披露

对于风险信息数据而言，所涵盖的面不仅是财务数据，而且还包括定性数据。历史数据清洗和整合是内部评级体系开发建设的关键环节。数据质量的优劣直接影响内部评级的可靠性和可信性，为此做好数据的基础工作将是后续工作顺利开展的关键所在。

应该说，新巴塞尔协议的实施为我国银行业统一全行数据定义、明确数据标准，建立广覆盖、长跨度、高质量、运行高效和管理规范的数据管理体系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契机。为此，我们应该抓住这一契机，一方面认真开展数据挖掘和数据清洗，扩展数据的历史跨度和覆盖范围，避免风险计量模型成为“空中楼阁”；另一方面建立点到点的数据管理流程及集中统一的数据仓库和专业化高效率的数据集市。

在数据建模时兼顾协议与银行的具体要求，可以适当采用成熟的数据模型作为基础，针对银行现状进行定制，快速准确的完成建模工作；在完成了逻辑数据模型的建立之后，为能提供尽可能详细的差距分析报告，银行需要通过建立数据评估模板深入到数据字段一级进行全面的分析；在新资本协议项目实施过程中，通过初期的数据差距分析，可以从数据层面对银行风险管理相关业务流程进行梳理，帮助银行提高综合管理的预测能力，然后重新设计前段流程，保证整个业务流程中能够收集和处理必要的数据；同时借鉴具有实施经验公司的成熟模型，进行差距分析并制定统一的改进计划，是实施新资本协议的捷径，避免以后反复对数据模型进行修正。

与此同时，注重信息披露的规范性，逐步统一业界的规范要求，在格式和内容做到统一，并使之符合新协议所要求的及时、可靠、全面、准确的信息披露标准。

（五）注重金融创新，加强风险监控

金融创新给金融业带了高速发展，同时也埋下了风险隐患。相对于全球市场，国内银行由于处于相对稳定和封闭的金融环境，以及面对相对有限的金融产品的选择，其承受的市场风险压力比信贷和操作风险为弱。然而伴随着国内利率、汇率逐步自由化的步伐，原来并不突出的市场风险的重要性将会逐步放大。从压力测试的概念看，风险价值模型只能处理正常市场条件下的损益情况，而压力测试则可以弥补不足，对市场极端情况的损益状况进行模拟。为此，应当未雨绸缪，积极设计风险管理工具，强化风险的实时管理与追踪，并将压力测试作为一种重要手段应用于日常的风险管理工作。

今年1月，巴塞尔委员会公布了《稳健的压力测试实践和监管原则》征求意见稿。该文件是巴塞尔委员会首次发布的专门的压力测试监管文件，系统、全面地阐述了对银行和监管机构的压力测试要求。在某种程度上说，该文件是针对本次金融危机而对新协议的补充和完善。

文件要求银行开展覆盖全行范围内各类风险和各个业务领域的压力测试，提供一个全行全面风险的整体法人的情况，以便促进风险识别和控制，弥补其他风险管理工具的不足。文件认为，压力测试应成为银行治理结构、风险管理和风险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压力测试相关分析结果需要应用于管理层决策，包括董事会和高管层作出的战略性业务决策，文件特别强调董事会和高管层参与对压力测试的有效实施至关重要。

为此在监管层面，对我国银行业提出压力测试的要求，在制度上保障、规范压力测试体系的开展与运作。而我国银行业应该根据各行业务发展情况和风险管理水平，制定各行的压力测试方案，搭建了全面压力测试体系的初步的制度框架。

从我国市场风险的管理情况看，主要参考了香港金管局的监管体系。其中，建行在市场风险管理方面处于国内领先地位，目前已经根据市场风险管理政策，初步拟定了市场风险限额管理体系。基本建立了风险垂直管理体系、风险价值模型（VaR）体系、情景分析和压力测试体系、模型回溯检验体系等。

我国银行业在建立市场市场风险限额管理体系的基础上，应努力实现市场风险管理全球化（Global Financial Market）；进一步完善风险偏好、理清职责，明确市场风险管理在金融市场业务交易流程中的切入点；进一步加强组合管理，加强模型建设，完善相应制度流程。从而在市场风险管理取得突破。

引文注释：

（注1）巴曙松：《新巴塞尔协议引爆银行大变革》，http://magazine.caijing.com.cn/2008-06-10/110070946.html。

（注2）刘明康：《中国银监会对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意见和建议》，《国际金融报》，2003年8月1日第五版。

（注3）巴曙松：《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下中国银行业面临九大挑战》，http://media.163.com/05/0118/13/1ACPDJVH0014184G.html。

参考文献：

1．陈四清：《商业银行风险管理通论》，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年8月第1版。

2．顾京圃：《中国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

3．周玮、杨兵兵：《Basel II在中资银行的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

4．韩军：《现代商业银行市场风险管理理论与实务》，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

5．巴曙松：《新巴塞尔协议引爆银行大变革》，http://magazine.caijing.com.cn/2008-06-10/110070946.html。

6．巴曙松：《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下中国银行业面临九大挑战》，http://media.163.com/05/0118/13/1ACPDJVH0014184G.html。

7．刘明康：《中国银监会对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意见和建议》，《国际金融报》，2003年8月1日第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