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塞尔协议Ⅲ”对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管理的影响

第一篇：“巴塞尔协议Ⅲ”对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管理的影响

“巴塞尔协议Ⅲ”对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管理的影响

摘要：2007年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暴露出当前商业银行资本管理上的缺陷，推动了“巴塞尔协议Ⅲ”的诞生。本文基于协议的主要内容以及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管理的现状，探讨“巴塞尔协议Ⅲ”的实施对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管理中的核心资本充足率，流动性风险监管以及杠杆率三个主要部分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得出相应的结论与建议，力图在本质上揭示出商业银行资本管理的必要性及重要性。

关键词：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巴塞尔协议Ⅲ;重要影响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并逐渐蔓延至全球，成为历史上最严重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之一，其影响之广、损失之大，足能够与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相提并论。作为全球大国之一，我国也深受其影响。在社会逐渐发展的今天，人们规避风险的能力理应不断增强，为何仍然出现了如此大的经济危机，这是令人反思的。从发生经济危机的原因上看，这是一个由商业银行的利率风险引起信贷危机最后转化为流动性危机的过程。可见商业银行在这次危机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过度放宽信贷标准大大提升了潜在的信贷风险；大量发行抵押贷款证券进一步促使了次级贷款的发放；互相提供信用违约互换外部信用导致已转移的信用风险回归；高杠杆率导致金融风险积聚等[1]。这些足以说明现今商业银行仍存在比较大的问题，那么如何改善其不足，使其发挥最佳作用呢？2010年9月，“巴塞尔协议Ⅲ”应运而生。

一、文献综述

（一）研究现状

随着“巴塞尔协议Ⅲ”的出台和实施，其对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管理的作用也逐步体现出来。究竟有怎样的影响，我国学者已经做了相关的研究，综合起来可以得到以下三方面：

1、在资本充足率方面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短期内对商业银行的影响，另一类是长期角度对商业银行的影响。

认为短期内单从资本充足率来看对我国商业银行影响不大的有：蒋媛（2011）对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探究[2]；向彦臻（2012）基于巴塞尔协议Ⅲ对我国商业银行影响中单从资本充足率角度出发的研究[3]；贺育飞（2011）从我国商业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和总资本充足率角度进行的分析[4]；认为从长期来看，新的资本监管标准对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管理是不容忽视的有：冯乾等（2012）通过对我国上市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重新测算之后得出的结论[5]；刘凤娟等（2011）从长远看我国银行单一的资本结构将难以满足银行的资本需求方面的研究[6]。

2、在流动性风险监管方面的研究一般分为以下三个方面：分别是需要建立近似于实时的

日间流动性管理模式，需要大力优化长期融资的结构性流动性管理，需要对资产和负债产品进行精确定价以实现流动性管理的精细化。如卢智明（2012）基于巴塞尔协议对流动性风险变革的核心思想对我国银行业风险管理提出新的看法[7]；陈波等（2011）将监管的重心由表面的监管要求转向防范到期转换上期限不匹配所带来的脆弱性的进一步要求[8]；卢义红（2012）从巴塞尔协议Ⅲ提出的两个新监管指标的目的出发对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的影响[9]。

3、在杠杆率方面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资本缓冲的较高要求以及影响银行规模扩张的因素两方面。如潘沁等（2011）在资本要求和杠杆率要求下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影响进行研究[10]； 尹继志等（2011）基于将杠杆率和动态损失拨备引入银行风险管理体系所带来的影响分析[11]。

（二）存在问题

不难发现，国内学者在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管理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为后续的研究做了较好的铺垫。但是仍然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如下问题：

1、对资本充足率的研究多从短期角度进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长期角度对商业银行资本管理的影响。

2、对杠杆率的研究还比较少。由于“巴塞尔协议Ⅲ”中是首次引入了全球一致的杠杆率要求，作为资本充足率要求的补充，因此对这一方面的相关研究还比较少。

因此，在本次研究中，将在基本研究的基础上，重点关注长远来看资本充足率对银行资本管理的影响，以及杠杆率的调整对银行资本管理的影响究竟如何这几个方面。

二、研究背景

（一）“巴塞尔协议Ⅲ”的主要内容

2010年通过的“巴塞尔协议Ⅲ”的主要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1、提高资本充足率要求

“巴塞尔协议Ⅲ”对于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的最低要求有所提高,引入了资本留存资本,提升银行吸收经济衰退时期损失的能力, 建立与信货过快增长挂钩的反周期超额资本区间, 对大型银行提出附加资本要求, 降低“大而不能倒”带来的道德风险。

2、严格资本扣除限制

对于少数股权、商誉、递延税资产、对金融机构普通股的非并表投资、债务工具和其他投资性资产的未实现收益、拨备额与预期亏损之差、固定收益养老基金资产和负债等计入资本的要求有所改变。

3、加强流动性管理

降低银行体系的流动性风险, 引入了流动性监管指标, 包括流动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资产比率。同时, 巴塞尔委员会提出了其他辅助监测工具,包括合同期限错配、融资集中度、可用的无变现障碍资产和与市场有关的监测工具等。

4、引入杠杆率

为弥补资本充足率要求下无法反映表内外总资产的扩张情况的不足, 减少对资产通过加权系数转换后计算资本要求所带来的漏洞, 推出了杠杆率, 并逐步将其纳入第一支柱的地位。

5、扩大风险资产覆盖范围

提高“再资产风险化暴露”的资本要求、增加压力状态下的风险价值、提高交易业务的资本要求、提高场外衍生品交易和证券融资业务（SFTs）的交易对手信用风险（CCR）的资本要求等[3]。

（二）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管理的现状

与西方对商业银行资本管理的研究相比，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且早期的文献多为介绍性质，很少有较为深入的研究。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关注此领域，但是总体上，从相关的文献研究中可以看出，国内对符合商业银行经营目标的经济资本配置模型的研究距国际一般水平还有一定的距离。

1、商业银行资本管理的发展 从1995年7月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规定了商业银行最低注册资本限额为十亿元人民币，并且资本充足率不低于8%开始；1997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在《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监控、检测指标和考核办法》中重新修订了资本充足率的计算方法；1998年在我国财政部的国债补充下，四大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已经达到了8%；2002年1月根据《巴塞尔协议》的有关原则，中国人民银行在《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指引》指出，银行应计提不低于年末各项信贷资产余额1%的一般准备金，并且纳入银行附属资本。2004年中国银监会通过了以《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为代表的四项文件法规，这是首次以法规的形式对银行资本充足率做出了规定。

目前商业银行的资本管理仍在不断深入，2012年6月中国银监会通过《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2013年1月1日正式开始实施），该办法将从资本充足率计算和监管要求、资本定义、信用风险加权资产计量、市场风险加权资产计量、操作风险加权资产计量、商业银行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监督检查、信息披露等方面对商业银行进行管理，从内容上可以看出，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管理正在往全面化和深入化方向发展。

2、资本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经过近年来的发展，我国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体系正在逐步确立和完善，但是从整体上来看，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如我国的资本金管理是以政策引导为主体，在监管部门的监督下进行的被动的、功利性的管理，在管理理念中缺乏全面并前瞻性的资本管理意识[12]；国内商业银行在资本的职能定位与供给机制方面，都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距离和差别。虽然近年来，银行对资本充足率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但其基本推力不是风险防范和维护公众信心，而是来自于股份制改革上市融资在资本充足率的最低门槛要求。从而，使得资本充足率尚未成为银行资产扩张内在的约束条件，这也充分反映了国内商业银行资本管理职能的错位。

三、“巴塞尔协议Ⅲ”对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管理的影响

基于我国目前对商业银行资本管理的研究不足以及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管理的现状，结合“巴塞尔协议Ⅲ”的主要内容，其对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管理的影响可以从核心资本充足率，流动性风险监管以及杠杆率和动态损失拨备三个方面展开。

（一）对核心资本充足率的影响

在“巴塞尔协议Ⅲ”中，提升了对银行一级核心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根据规定，截至2015年1月，商业银行的一级资本充足率下限将从现行的4%上调至6%，由普通股构成的核心一级资本占银行风险资产的下限，将从现行的2%提高至4.5%。另外，商业银行应设立“资本防护缓冲基金”，总额不得低于银行风险资产的2.5%，这意味着银行必须把最低核心一级资本比率提高到7%。如未能按规定时间达到要求，银行派息、回购股票以及发放奖金等行为将受到严格限制。

1、短期之内不会造成太大压力

根据其调整的内容与我国商业银行的现状进行对比，可见在短期之内适当提高资本充足率对我国银行不会造成太大的压力。因为我国银行业一直十分注重保持“资本充足率”的稳定，与西方国家银行的同一指标相比，具有较大的优势。除了个别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没有达标以外，大部分都已经达到所规定的下限，有的甚至超出较多，说明在一定程度上，相对较高的资本充足率使得这一方面所受的影响是比较小的。

2、长期来看可能会浮现深层次的问题

由于我国商业银行都存在着资本结构单

一、核心资本占比过高、附属资本构成不合理的问题。“巴塞尔协议Ⅲ”短期内对我国银行业影响不大主要得益于国内商业银行一级资本充足率普遍高于8%。但从长远看，随着商业银行资本不断消耗，届时只通过股票融资将很难满足国内商业银行的资本需求。我国必须提早防范，及时改善商业银行的资本融资渠道现状，并积极合理地改善银行的资本结构。

（二）对流动性风险监管的影响

在“巴塞尔协议Ⅲ”中，最重要的变革便是首次将流动性风险监管提升到与资本充足监管同

样重要的位置，强调流动性风险的可计量性和可操作性，在全球银行业引入统一的流动性监管标准。具体来说，引入流动性风险监管的两个量化指标：流动性覆盖率（LCR）和净稳定资金比率（NSFR）；并引入流动性风险监管的四个监测工具，分别是合同期限错配、融资集中度、可用的无变现障碍资产和与市场有关的检测工具。

1、影响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

巴塞尔协议Ⅲ所提出得新指标的目的在于实现两个指标之间的互补作用。首先，通过实施流动性覆盖比率的监管可以使得金融机构拥有足够的优质的流动性资源以应对短期流动性风险；其次，通过激励机制的建立保证银行融资渠道稳定、持久，以此增强银行应对长期流动性风险的能力。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这两个指标的实施将会对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发生重大的变化。

2、导致银行负债融资结构发生变化

巴塞尔协议Ⅲ的流动性要求明确了流动性风险管理的计量，同时也强调了改变流动性风险管理模式的重要性。与国外不同，我国的定期存款不存在“提前支取的罚金”，因此监管当局将定期存款都视作到期日小于30天的存款。获取存款是我国商业银行的主要融资渠道，因此流动性新监管指标的实施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冲击较大。因此，流动性管理理念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会提高银行对负债稳定性的重视，克服银行自身期限错配问题，从而可以确保银行体系的稳健发展。

（三）对杠杆率的影响

在“巴塞尔协议Ⅲ”中，引人了全球一致的杠杆率要求，作为资本充足率要求的补充。杠杆率被定义为银行一级资本占其表内资产、表外风险敞口和衍生品总风险暴露的比率。同时，杠杆率指标所要求的银行风险暴露不经风险调整。具体来说杠杆率的最低标准为3%。对于参与资本市场业务（特别是表外和衍生产品交易）较多的银行来说，这一标准是较为审慎的。

从资本金要求和杠杆率的要求来看，对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管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资本缓冲的要求上，即建立2.5%的资本留存缓冲和0%-2.5%的逆周期资本缓冲。目前，国内上市银行与2.5%的资本留存缓冲要求尚存在差距。针对这一情况，我国表外业务规模较大的银行可能会受到影响，同时股本规模较小的中小银行的扩张也会受到重大影响。

总体来看，短期内中国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会受到抑制，利差收入占比较高的中国商业银行盈利增长将会放缓，但这会进一步促使我国商业银行从传统信贷业务向多元化的综合经营模式转变，因此，从长期看巴塞尔协议Ⅲ的实施有助于增强中国银行业的稳定性，并积极促进其经营方式的转变。

四、结论与建议

通过上述对“巴塞尔协议Ⅲ”和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管理的相关研究，结合其对我国商业银行

产生的影响，提出以下三个方面的建议：

1、增加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补充渠道

在上文的分析中可得我国商业银行存在着资本结构单

一、核心资本比重过高、附属资本构成不合理的问题。从长远看，这些不合理的问题都会慢慢浮现出来。因此应增加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补充渠道，改善结构过于单一的现状；并且适当降低核心资本的比重，逐步使附属资本的构成合理化。例如从附属资本的角度来看，拿其中比较重要的一项资本，即债务型资本来说，目前就应该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债券市场，这不仅有助于改善金融市场的现状，更有助于增加商业银行的融资渠道，合理地改善银行的资本结构。

2、加快我国商业银行经营方式的转变并且适当发展表外业务

从长远来看，“巴塞尔协议Ⅲ”的实施对我国流动性风险监管和杠杆率的影响，将促使我国商业银行加快转变经营方式。不仅会促使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以及负债融资结构发生变化，而且我国银行传统的信贷业务也会受到抑制。因此建议未来银行应在发展基础业务的同时，适当发展表外业务，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如资产管理业务以及相关资产咨询服务等，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金融市场的创新提供了一次机遇，我国应紧紧抓住。

3、在应用“巴塞尔协议Ⅲ”时应结合我国实情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还应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不能盲目生搬硬套，而要充分认识到“巴塞尔协议”中与我国实情不相符的内容，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例如说在引入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时，应注意同我国现行指标的统筹使用，我国现行的流动性监管指标主要有存贷比、流动比率、备付金比率等，其中流动比率是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的比例，与新推出的“流动性覆盖率”在功能上有相似之处。因此在引入流动性监管指标时，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统筹兼顾，合理使用，避免造成重复和浪费。

由于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爆发，使人们重新审视高度交叉的金融机构和市场，认识到不同金融机构之间以及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之间的关联度增加，会直接提高金融风险爆发和蔓延的概率。这促使了“巴塞尔协议Ⅲ”的诞生，其从核心的资本充足率、流动性风险管理以及杠杆率等多方面对提高商业银行的风险控制提出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银行体系的监管标准。如此严格的监管环境势必会对我国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带来一定的影响。不管怎样，在借鉴“巴塞尔协议Ⅲ”的监管思路上，遵循这监管的国际大趋势，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制定出适合我国银行业发展的新的规划和目标，转变商业银行的发展方式：更加注重资本的质量，积极探索新的银行经营方式，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等等。这不仅能够让我国更加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新形势，而且能对自身的资本管理起到警醒和激励的作用，对于我国商业

银行的发展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参考文献：

[1] 宁喆敏.巴塞尔协议Ⅲ的变革及其影响分析[J].湘潭大学学报.2012(5)[2] 蒋媛.巴塞尔协议Ⅲ下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探究[J].财税金融.2011(12)[3] 向彦臻.巴塞尔协议Ⅲ对商业银行的影响[J].杨凌职业技术学院院报.2011(6)[4] 贺育飞.巴塞尔协Ⅲ的基本框架及其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分析[J].金融观察.2011(7)[5] 冯乾, 侯合心.资本监管改革与资本充足率[J].金融论坛.2012(2)

[6] 刘凤娟,万令.巴塞尔资本协议Ⅲ及其对国内商业银行的启示[J].财经视线.2011(6)[7] 卢智明.巴塞尔协议Ⅲ对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监管的影响及启示[J].金融观察.2012(1)[8] 陈波,杨开泰.巴塞尔协议Ⅲ对全球流动性风险管理的革命性影响：变化与思路[J].金融改革.2011(10)

[9] 卢义红.巴塞尔协议Ⅲ下流动性新监管指标实施的影响[J].时代金融.2012(2)[10] 潘沁,余珊萍.巴塞尔协议Ⅲ对我国商业银行发展的影响分析[J].金融监管.2011(2)[11] 尹继志,李俊强.《巴塞尔协议Ⅲ》：银行业监管重点的变化与影响[J].投资研究.2011(2)[12] 陈晓阳.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管理现状与问题探究[J].统计与管理.2010(4)

第二篇：巴塞尔协议3对我国的影响

摘 要：巴塞尔协议III是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吸取金融危机经验和教训，对一系列金融监管举措的改进和强化，巴塞尔协议III的推出将对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产生重要影响。我国商业银行应采取对监管指标的“顺周期效应”进行全面评估、建立具有前瞻性的动态资本拨备计提制度等手段，积极响应巴塞尔协议III的实施。

关键词：巴塞尔协议 商业银行 监管

2010年9月12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召开央行行长及监管当局负责人会议（GHOS），就提高全球银行业资本要求和流动性监管标准等一整套银行监管方案达成一致，并首次将这一套银行监管方案称为“巴塞尔协议Ⅲ”（BaselⅢ）。这是全球性金融危机以来，全球银行业监管机构针对商业银行监管所做出的大规模改革，巴塞尔协议Ⅲ必将成为未来数年商业银行监管的重要内容，并对商业银行的经营与管理产生深刻影响。

一、巴塞尔协议III的主要内容

（一）更严格的资本金要求

巴塞尔委员会认为，尽管在最初的巴塞尔协议中已经涉及了资本监管方面的要求，但由于存在缺乏全球统一监管调整标准、监管科目与会计报表科目不匹配等问题，导致银行业很多机构不能充分化解相关风险和信贷损失，也使得资本监管工作遇到很多问题，因此，新协议要求将核心一级资本（普通股和利润留存）充足率由2%提高到4.5%；核心资本充足率由4%提高到6%；包含附属本在内的资本充足率维持在8%。同时，对于上述监管标准的进程也做了初步的安排。从2011年开始实施，到2013年1月1日，商业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应达到3.5%；核心资本充足率应达到4.5%；资本充足率应达到8%。到2015年1月1日，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达到4.5%；核心资本充足率达到6%；资本充足率保持8%不变。

（二）设定资本留存缓冲比例

巴塞尔委员会吸取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的教训，为了进一步防范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爆发，保证商业银行在金融和经济危机时期能够有效避免重大损失，引入了2.5%的资本留存缓冲，由扣除递延税项及其他项目后的普通股权益组成。如果商业银行的资本留存缓冲比率达不到该要求，监管机构将限制银行拍卖、回购股份和分发红利等。这一机制可以防止一些银行在资本头寸恶化时也肆意发放奖金和高红利的情况。这项规定将于2016年1月起适用，并于2019年1月开始生效。

（三）提出了逆周期监管的缓冲资本要求

银行监管当局可以根据对经济周期的判断，以及对单个银行运行状况的评估，要求商业银行增持缓冲资本，规模为风险资本的0%～2.5%，全部需要以核心一级资本形式持有。按照巴塞尔委员会的建议，缓冲资本要求从2016年开始实施，每年增加0.625%，到2019年1月1日，最终达到2.5%。

（四）加强流动性监管

此次金融危机给全球银行业监管者的一大警示就是要加强对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的监管，但至今全球范围内没有统一的流动性标准。因此，巴塞尔协议Ⅲ试图建立全球一致的流动性监管指标。

第一个监管指标是流动性覆盖率（LCR），衡量在设定的严重压力情景下，优质流动性资产能否充分满足短期（一个月）流动性需要，其目的是提高机构抵御短期流动性风险的能力。该指标是建立在传统的流动性“覆盖率”方法基础之上的，协议规定，流动性覆盖率的标准是不低于100%（即高流动性资产至少应该等于估算的资金净流出量）。

流动性覆盖率=流动性资产/净资金流出>100%

第二个监管指标是净稳定资金比（NSFR），用于度量银行较长期限内可使用的稳定资金来源对其表内外资产业务发展的支持能力。该指标为银行可用的稳定资金与所需的稳定资金之比，协议规定此比率必须大于100%。“稳定资金”是指在持续存在的压力情景下，在1年内能够保证稳定的权益类和负债类资金来源。净稳定资金比率=可用的稳定资金/业务所需的稳定资金>100%

（五）在风险资本框架之外，引入了杠杆率监管指标

新协议规定了最低3%的权益资产比指标，以控制银行的杠杆融资规模。但是，由于银行经营模式的不同，杠杆率指标与资本充足率监管指标之间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冲突。因此，巴塞尔委员会建议从2011年1月1日起，各国监管部门开始对杠杆率指标进行监控，以观察其与资本充足率框架的契合情况。2013年为正式实施期间，所有与杠杆率相关的信息披露应从2015年开始执行。

二、巴塞尔协议III实施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影响

（一）减少派息和分红力度，同时将主要融资手段由次级债融资转向股权融资

按照巴塞尔清算银行的研究，在过渡期间，一国银行业整体资本充足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将导致该国GDP增速比基准水平低0.32%，滞后影响期为4年半；流动性监管方面，流动性指标的实施会导致GDP增速比基准水平低0.08%。

截至2010年9月末，我国银行业加权平均核心资本充足率为9.5%，核心资本占总资本的比例超过80%，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为11.6%，较年初上升0.3个百分点。随着商业银行融资工作的有序完成，预计到2011年底核心资本充足率将保持在9%以上，国内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水平高于国际同业平均水平。因此，在我国经济未发生较大变化、商业银行经营状况未有明显起伏的情况下，新资本协议对我国银行不会形成较大的冲击。

但由于在新协议中，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进一步得到提高，这意味着普通股在监管资本中的地位越加重要，因此在融资方式上，商业银行将由侧重于发行次级债补充附属资本的方式向发行股票筹集核心资本的方式转变。同时，为了尽可能减少融资成本，商业银行将会减少分红派息规模，可能造成短期内股东回报水平的下降。

（二）降低经营杠杆系数，迫使我国商业银行从传统的信贷业务向多元化经营方式转变，扩大表外业务

根据新协议规定的核心一级资本的比例标准，在银行业全面实施该协议后，将使得经营杠杆倍数理论上从50倍降低至15倍左右，因此银行业的筹资和放贷能力明显降低，赢利能力或将受到一定影响。对于严重依赖利差收入的我国商业银行机构而言，将迫使其寻求其他手段以增加赢利能力，例如更加重视表外业务等。与巴塞尔协议Ⅱ强调如何计量风险资产不同，巴塞尔协议Ⅲ则

更加强调对资本尤其是核心资本的计量，诸多条款的核心要求便是增加资本，提高资本的充足率。对于商业银行来说，为了满足新协议要求，就必须提高储备资金以防范潜在风险，从而减少可动用的信贷资金规模。这对于我国粗放式增长的商业银行来讲，将被迫加快经营方式转变，由过渡依赖利差收益转向多元化经营，由粗放式发展向细分客户、细分产品、细分行业、细分区域的 精细化经营方式转变，例如在对信贷资金投放时，重点考虑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

益率（RAROC）等。

（三）提高了我国银行业的经营稳定性

新协议不仅对资本充足率等指标的监管要求有所提高，还对流动性风险和“顺周期效应”等在巴塞尔II中尚未涉及的风险层面进行了探讨。所有这些改进，都是朝着提高银行业经营稳定性的目标进行的。因此，我国商业银行通过巴塞尔协议III，可以建立一整套更加合理的旨在强化自身风险管理手段和措施，以提高风险抵御能力，同时可以对跨市场的风险积累进行合理监管，防范系统性风险爆发。

三、我国商业银行实施巴塞尔协议III的建议和 应对措施

（一）对宏观经济影响资本充足率等监管指标的“顺周期效应”进行全面评估 由于资本充足率监管框架在本质上存在着顺周期缺陷，即在经济周期处于上行阶段时，银行业所面对的整体风险较低、资产价格的波动率不高，因此资本充足率状况也会趋于良好。但当经济周期步入下行阶段时，随着实体经济的下滑以及公允价值会计核算方法、信用评级等因素的推波助澜，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可能将不断降低。由于自2004年起，我国宏观经济始终处于上升阶段，因此按这一期间的现实风险所计算出的资本充足率水平，可能会低估我国银行业在完整的经济周期中所面临的全部风险。因此，不论是我国银行业监管机构还是商业银行，都应该对资本充足率等监管指标进行“全周期”核算，同时采取压力测试等其他风险管理手段，合理评估周期效应对核心监管指标的影响。

（二）建立具有前瞻性的动态资本拨备计提制度

动态拨备制度要求商业银行在经济繁荣期多计提拨备，经济下滑期间则相应减少计提拨备，覆盖了对未来经济周期的预测。以全球第一个实现动态拨备制度的西

班牙为例，其要求商业银行在一般准备金和专项准备金的基础上，引入统计准备金（statistic provision），以反映对商业银行潜在信用风险的事前估计，在经济繁荣期，不良贷款率较低，基于事后计提的专项准备金小于潜在的信用风险损失，因此商业银行计提统计准备金；而当经济处于衰退期时，不良率开始变大，基于事后计提的专项准备金不足以覆盖贷款实际损失，因此采用统计准备金弥补损失。从西班牙实施动态拨备制度的经验看，其起到了平滑经济周期影响的良好效果。因此，为了更加完善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制度，防范系统性风险的爆发，我国商业银行业应该建立前瞻性的动态拨备制度。当经济处于上升周期时，计提动态拨备，使总准备金大于应计提的专项准备金水平，而当经济处于下行周期时，要相应减少当年计提的专项准备金，采用动态拨备弥补专项准备金的不足，使得资产拨备计提的顺周期波动效应得到一定的平和。具体实施时，在建立初期，可由监管部门统一制定计提的标准，随着内部评级法工作的不断完善和深入，具备条件的商业银行可根据自身情况确定不同资产组合的计提系数。

（三）为巴塞尔协议Ⅲ的全面实施打造良好基础

巴塞尔协议Ⅲ并不是脱离巴塞尔协议Ⅱ的全新监管框架，而是对巴塞尔协议Ⅱ在监管内容和手段上的发展和完善。因此，为了积极妥善地实施巴塞尔协议Ⅲ体系，现阶段必须努力推进巴塞尔协议Ⅱ在我国银行业的实施工作，通过建立有效的风险识别、计量、控制、缓释、监控和汇报流程，完善银行业对不同类别风险的管理和信息披露等工作，构建一个基本全面的风险管理体 系。

（四）充分利用好实施巴塞尔协议Ⅲ的过渡期

巴塞尔委员会规定从2013年到2018年为实施新协议的过渡期，因此，我国各商业银行监管机构和营业机构要合理利用好2013年到2018年这五年的过渡期，稳步统筹推进我国金融机构风险管理体系在监管手段、监管标准、风险计量等方面的工作，努力达到巴塞尔协议Ⅲ的相关要求。

（五）科学制定合理的资本管理规划和资本金补充机制

一直以来，除内部留存收益方式处于常态化外，我国商业银行资本补充路径一般为：贷款增长—资产规模扩大—资本充足率降低—寻找补充资本金的方法—向监管当局提出申请—核准后进行补充资本金的相应准备—实施方案—获取资本金—尽量使资本充足率与资产相匹配。资本金充实往往是在贷款和资产规模增长带来监管压力后才得以启动，被动性和时滞性缺点显著。为此，2009年我国银监会接连发布了《关于对实施新资本协议相关指引征求意见》和《关于商业银行资本补充机制的通知》，要求商业银行大幅提高资本充足率标准，加大次级债券补充资本的难度和建立资本管理规划等。同时，通过巴塞尔协议Ⅲ可以看出，国际资本监管趋势正在朝着动态化、合理化和长效化方面发展，因此，我国商业银行要规划好资本补充方式，充分发挥资本对资产 的约束机制，并加大资本补充方式的创新力度，加强对信托混合型证券组合（优先股和混合债券组合）等产品的研究，开发切实可行的创新工具。

（六）建立资本实时监控系统

目前一些国际大型商业银行在强大的信息系统支持下，通过每日风险资产的变化情况，就能及时测算出资本充足率的变化，并不断修正风险资产增长速度，预测短、中、长期资本充足率，从而根据资本充足率变化提前规划好资本补充方案。我国商业银行必须充分利用现有的信息系统，将资产管理、风险管理进一步延伸到资本管理中，加快资本管理信息化工程，建立资本监控系统，实行深度、实时、精细的资本管理。参考文献：

[1]高增安，何京君．从金融危机看新巴塞尔协议的 改革方向[J]．西南金融，2010（7）：27-29． [2]张晓朴．系统性金融风险研究:演进、成因与监 管[J]．国际金融研究，2010（7）：58-67．

[3]韦林克．巴塞尔委员会监管改革新思路[J]．中国金融，2010（13）：17-18．

第三篇：巴塞尔协议Ⅲ主要内容及对中国商业银行经营的影响讲稿

一、资本充足率的影响

第一，短期内，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较高，满足巴塞尔协议规定的监管标准，受资本充足率提高的影响不大，并且由于我国利率管制，银行并不完全开放，表外创新业务并没有西方国家发达，受次货危机影响相对较小，经济处于稳步上升的态势，银行也能通过外部融资，获得实体经济提供的资本补充。

第二，长期内，随着中国版巴塞尔协议III的推出，更高的监管要求带来了银行业资本缺口的问题，必然要求银行增加资本，融资成本大幅上升。我国银行业主要选择外源融资的方式，势必对资本市场产生较大的压力，并且我国的资本市场不如西方资本市场发达，从资本市场融资受到较多的制约，融资周期长，监管规则多。为满足资本充足率的监管要求，商业银行应进行内源融资，扩大股本和留存收益的方式，节约融资成本，加强管理，更好的抵御风险。长远看，银行业必须转变融资方式，由外源融资过渡到内源融资模式，一方面解决了银行自身核心资本不足的资金压力缺口，另一方面，增强了银行经营的自主性，不再受资本市场的制约。

第三，从资本结构构成看，我国银行一级资本中普通股占比较高，随着中国版巴塞尔协议III中对普通股的要求增多，普通股的地位更加突出。普通股虽然吸收风险损失的能力较强，但具有成本高的特点，势必增加银行经营成本，而西方发达国家银行资本构成多样化，资本市场发达，融资渠道较多，不仅仅依靠单一的普通股融资，这必然造成我国银行业和国际银行业的差距，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二，、杠杆率指标对我国银行业的影响

一是，短期内我国仍会继续以传统业务为主，利息收入仍然占银行利润的主要部分，这样必然产生较高的杠杆率，因此我国商业银行较容易达到巴塞尔III的最低监管要求，杠杆率调控机制对于我国银行业的影响较小。

二是由于我国商业银行的利息差收入在利润中占比较大，所导致的较高杠杆率，对于调控我国银行风险所起的作用较小，未来我国利率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存贷利差的收入空间日益减少，银行已不能在依靠传统业务的发展，杠杆率就必然会下降;并且我国与西方国家银行经营模式不同，西方国家更多追求表外业务，以获得高额的利润回报，我国银行业为在全球金融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然会积极由发展传统业务向表外创新业务过渡，大量创新的表外业务的发展，杠杆率必然降低，由此伴随而生的是银行的高风险。由此，杠杆率的监管会激励银行业拓展表外业务，表外业务的发展为我国银行的经营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也为我国银行监督管理机构的管理提出了更高的标准。

三是我国杠杆率指标对所有商业银行均是同质化标准，并未针对不同规模、不同风险大小的银行提出不同的监管标准。在达到杠杆率最低监管标准的情况下，由于资产规模相同，为达到资本充足率标准，低风险的银行比高风险的银行需要补充更多的银行资本，这样必然导致银行不愿在经营低风险的业务，转而积极扩展高风险业务，追求高风险的表外业务，随着各大商业

银行的表外创新业务的发展，必然为我国银行业积累了大量系统性风险，因此可以考虑对我国不同规模和风险情况的商业银行，提出不同的杠杆率监管标准，既避免银行间的不公平竞争，也防范系统性风险在我国银行业爆发。

三、贷款撗失准备指标影响

一是我国商业银行已达到拨备覆盖率的监控标准，仅依靠拨备覆盖率的测算指标已不能满足对我国商业银行贷款的分析。贷款拨备率的引入较好地弥补了拨备覆盖率的不足。

二是不良贷款率和贷款拨备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容易导致高贷款拨备率和高不良贷款率的同时出现，我国引入贷款拨备率的监管指标所起的监管作用就大为减小，并且容易诱导商业银行从事高风险的业务。通过较高的不良贷款率实现较高的贷款拨备率，贷款拨备率既没有起到监管银行风险的作用，更没有缓解拨备率引发的顺周期效应。

三是为达到贷款拨备率的监管标准，商业银行往往会釆取缩小分母或放大分子的策略。缩小分母即减少贷款额，这对我国以传统存贷业务为主的银行冲击较大，信贷投放额的减少，影响了企业的融资渠道，严重阻碍我国企业的发展，同时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放大分子的办法即为增加贷款减值准备，通过多提损失准备方式提高贷款拨备率，多提损失准备的方法对银行具有较大影响，它的计提会较大减少银行账面利润，对银行的持续经营产生影响。对于上述问题的产生，我们应该考虑完善贷款拨备率指标的监管，首先监管当局合理化贷款分类，贷款拨备率就是在原来贷款分类不在有效的基础上提出，唯有监管者制定正确合理的贷款的分类标准，贷款拨备率才能起到对贷款的监测作用;其次，实行差别化待遇，差别化贷款拨备率标准和差别化贷款拨备率的过渡期，对不同的商业银行实行差别化贷款拨备率标准，以防有较高贷款拨备率的银行转而从事高风险业务，对不同商业银行采用不同的过渡期标准，资产质量好的银行实行较长过渡期，资产质量不好的银行敦促较早实行贷款拨备率，这样做可以避免资产质量较好的银行为尽快达到监管标准，由原来稳健的经营转而从事高风险的经营活动，也防止资产质量较差的商业银行利用贷款拨备率继续从事高风险业务。

四、流动性指标影响

次货危机爆发前，银行业并未对流动性风险过多关注，而是更多关注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和市场风险等，金融危机的爆发暴露了银行流动性不足的问题，银行业才开始制定流动性监管机制，防范银行流动性问题。我国监管当局沿用了国际银行业的流动性监管规范，采用流动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融资比例两大指标进行监管。两大比例指标的计算方法和最低监管要求也与国际监管标准保持了一致性。我国监管当局还提出了新的流动新监管工具，包括监测工具、资金集中度、市场监测工具和监控工具。由于数据限制，本文不对《巴塞尔协议III》中规定的流动性的两大指标进行测算。

第四篇：巴塞尔协议III的主要改进及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

巴塞尔协议III的主要改进及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

一、巴塞尔协议III的主要内容

1、提高资本充足率要求：对核心一级资本、一级资本充足率的最低要求有所提高，引入了留存资本，提高银行吸收经济衰退时期损失的能力，建立于信贷过快增长挂钩的反周期超额资本区间。

2、严格资本扣除限制：对少数股权、商誉、递延税资产、金融机构普通股的非并表投资。债务工具和其他投资性资产的为实现收益、拨备额与与其亏损、固定收益养老基金资产和负载等计入资本的要求有所改变。

3、扩大风险资产覆盖范围：提高“再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的资本要求，增加压力状态下的风险价值，提高交易业务的资本要求，提高场外衍生品交易（OTC derivatives）和证券融资业务（SFTS）的交易对手风险（CCR）的资本要求等。

4、引入杠杆率：为弥补资本充足率要求下无法反映表内外总资产的扩张情况的不足，减少对资产通过加权系数转换后计算资本要求所带来的漏洞，推出了杠杆率，并逐步将其纳入第一支柱。

5、加强流动性管理，降低银行体系的流动性风险，引入了流动性监管指标，包括流动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资产比率。同时，巴塞尔委员会提出了其他辅助监测工具，包括合同期限错配、融资集中度、可用的无变现障碍资产和与市场有关的监测工具等。

二、巴塞尔协议III的改进

在“巴塞尔协议II”监管要求的基础上，“巴塞尔协议III”对金融危机中银行暴露出的主要问题，如资本质量不高、数量不足，场外衍生交易产生的交易对手信用风险计量不够审慎，对再次资产证券化暴露产生的信用风险及流动性风险管理薄弱等，从内部风险控制机制，监管资本和风险加权资产计量、市场交易机制等方面有针对性地明确和加强了监管要求。

根据《巴塞尔协议III》，商业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将由目前的4%上调到7%，同时计提2.5%的防护缓冲资本和不高于2.5%的反周期准备资本，这样核心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可达到8.5%-11%。总资本充足率要求仍维持8%不变。

此外，还引入杠杆比率、流动杠杆比率和经稳定资金来源比率的要求，以降低银行系统的流动性风险，加强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

为最大程度上降低新协议对银行贷款供给能力以及宏观

经济的影响，协议给出了从2013-2019年一个较长的过渡期。全球各商业银行5年内必须将一级资本充足率的下限从现行要求的4%上调至6%，过渡期限为2013年升至4.5%，2014年为5.5%，2015年达6%。

同时，协议将普通股最低要求从2%提升至4.5%，过渡期限为2013年升至3.5%，2014年升至4%，2015年升至4.5%。截至2019年1月1日，全球各商业银行必须将资本留存缓冲提高到2.5%。

三、巴塞尔协议III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

1.信贷扩张和资本约束的矛盾。

中国的信贷扩张非常迅速，这势必会加大资本补充的压力，而巴塞尔协议III却十分重视核心资本的补充，这对中国银行业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此外，根据巴塞尔协议III关于二级资本工具在“期限上不能赎回激励、行使赎回权必须得到监管当局的事前批准、银行不得形成赎回期权将被行使的预期”一系列关于赎回的限制性规定，目前国内很多商业银行补充附属资本的长期次级债券都拥有赎回激励条款，因此这将给国内银行业通过发行长期次级债券补充附属资本带来较大的冲击。2.资本补充和估值偏低的矛盾。

无论是纵向比较还是横向比较中国银行业A股估值都偏低，A股较H股估值平均有10%-20%左右的折价，重要原因是投资者预期银行业近几年再融资规模较大。一方面，因为业务发展需要，银行需要通过发行股份补充核心资本；另一方面，因为再融资又会进一步降低银行业的估值，增加融资成本，从而使中国银行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3.满足监管需求和盈利能力增长的矛盾。

巴塞尔协议重视流动性管理；但从盈利的角度，公司证券和资产担保证券显然比风险加权系数为零的证券收益要高出不少。因此，与未实行流动性监管标准相比，实行巴塞尔协议III后，银行会选择会倾向于风险加权系数为零的证券，从而导致银行收益下降。然而，为了实现通过再融资补充核心资本，降低融资成本，银行业又不得不尽可能提升盈利能力，从而使银行陷入两难的境地。

4.负债结构调整与网点数量不足的矛盾。

为满足监管要求，银行显然愿意持有更多的零售存款、中小企业存款和一般企业存款，而不愿意持有过多的同业存款。然而，对于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尤其是一些城市商业银行而言，因为网点数量不足，其吸收零售存款和中小企业存款能力不足，同业存款是其资金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无疑会加剧其经营压力。5.表外业务发展与业务结构调整的矛盾。

为满足监管要求，银行可能会选择减少贸易融资类表外业务和承诺类表外业务。然而，近几年，为了加快业务结构转型和避免同质化竞争，中国很多商业银行，尤其是一些股份制商业银行，均提出要加快贸易融资等业务的发展步伐和结构转型步伐，但巴塞尔协议III的实施无疑会加剧银行的转型压力。

四、中国银行业的应对措施

对于中国银行业而言，在巴塞尔III实施的过渡期内，需要加快制定相关应对措施和业务转型步伐：

（一）必须加强资本规划和管理体系的建设。现代商业银行应该加快建立一个以资本规划、资本补充、资本使用和分配、资本监控和考核、资本使用评估、资本规划修订为循环的经济资本管理体系。

目前很多银行正在全力推进新资本协议的建设和相关风险管理制度的完善，各银行可通过新协议实施推进，促使银行员工认识理解各类业务的风险敏感性，在银行的业务流程中建立良好的风险传导机制，建立风险定价机制，以经济收益指标作为业务准入和业务考核标准，强化风险管理意识，通过引入经济资本管理机制，强化资本约束，提高资本使用效率。总之，银行各个层面都需要在精细化管理上下功夫，通过内部流程整合，强化资本使用效率，通过模式化业务运作，努力建设资本集约化管理和运营的银行。

（二）加快资产结构的调整。考虑未来在杠杆率监管指标的约束下，由于有些表外项目将采用100%的信用风险转换系数，故银行在表内外资产的分布上，要强调收益的比较与权衡，通过调整资产结构，加大高收益表内资产的占比。

因此，商业银行的发展不能继续片面追求规模，需要加强提高表内外资产的定价能力，降低经营成本，以提高风险调整后的收益水平，增强内在资本补充能力，从而实现在有效经营、资本补充、长远发展之间形成良性循环。

（三）加强资产负债结构的优化。未来银行监管将形成资本监管和流动性监管并重的框架，因此流动性风险管理的有效性将是银行监管的重要方向。目前国内很多银行正在积极推进新资本协议的实施和相关风险管理政策的完善，因此对于流动性风险管理，可以通过ICAAP项目和资产负债项目的推进，加快建立和完善流动性风险管理机制。

同时，两个流动性监管指标的监管会涉及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各项内容及银行各类表外资产，因此需要加强资产负债管理和结构优化：在满足经营效益目标的前提下，倾向选择持有各类国债、央行票据和中央政府投资的公用企业发行或担保的风险加权系数为零的证券；持有评级较高的非金融公司债券和资产担保债券；稳步调整负债结构，提高零售存款和中小企业存款的负债业务占比，适度降低对同业存款支持业务发展的依赖程度；适度调整保函、信用证等贸易融资表外业务的规模，做强做大其他贸易金融业务，如货押业务等。

第五篇：资本监管新规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影响及对策分析

资本监管新规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影响及对策分析

摘要 ：近年来中国银行监管部门加大审慎监管力度，密集出台资本管理新规，以强化资本约束并推动银行业务转型，本文对相关资本监管政策及其对商业银行的影响进行了分析阐述，并提出应对策略。

关键字：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资本监管；影响；对策

近年来，随着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深入推进，中国银行监管部门结合国内银行业实际状况，积极推动巴塞尔Ⅱ、Ⅲ的实施，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监管部门明显加大了审慎监管力度，密集出台一系列商业银行资本管理新规，以强化资本约束并推动银行业务转型。

一、资本监管政策的主要变化及影响

（一）资本监管新标准正式出台，资本数量和质量要求进一步提高

为增强银行业金融机构抵御风险的能力，2011年5月银监会发布《关于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的指导意见》，中国版巴塞尔协议Ⅲ正式启动。新标准确定了最新资本监管框架，提出资本充足率、动态拨备率、杠杆率、流动性比率等四项审慎监管新工具。天之信新标准将监管资本从现行的两级分类（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修改为三级分类（核心一级资本、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要求核心一级资本、一级资本和总资本分别不低于5%、6%和8%，同时引入逆周期资本监管理念，资本留存资本2.5%，逆周期超额资本0－2.5%，并增加系统重要性银行1%的附加资本要求。在达标时限上，新标准自2012年初开始执行，系统重要性银行1应于2013年底前达标，非系统重要性银行2016年底前达标。新监管标准实施后，正常条件下系统重要性银行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为11.5%，非系统重要性银行为10.5%；若出现系统性的信贷过快增长，需计提逆周期超额资本。从影响来看，资本监管新规更强调普通股在监管资本中的主导地位，对核心一级资

2本实行更加严格的扣除标准，因此在融资方式上，原来依靠较低成本发行次级债补充附属资本的方式不得不向较高成本发行股票筹集核心资本的方式转变，商业银行将面临更高的资本成本。

2011年6月初银监会发布《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着重调整资本充足率和加权风险资产的计算方法，扩大资本覆盖的风险范围。新办法采用差异化的信用风险权重方法推动银行提升信用风险管理能力，主要变化有：（1）非按揭零售业务的风险资产权重从100%下调到75%；（2）同业业务的风险资产权重从0至20%上调到20%至50%；（3）房地产开发贷款的风险权重从100%提高至150%；（4）铁路、公路及其他基建项目贷款的风险权重从100%提高至110%；（5）提高长期贷款的风险权重天之信其中5年期以上长期企业贷款由100%提高到150%至300%；（6）评级在BB-以下的企业债权风险权重由100%上调至150%。同时，进一步明确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风险度量和资本分摊。该办法目前仍在征求意见阶段，最终出台的政策可能有所变化，但从趋势来看，监管部门对资本充足率日趋严格的要求已不可逆转，这些政策将限制未来银行资产业务的快速扩张，同时驱使银行对其资产结构进行调整，一定程度上影响商业银行利润的高速增长。

（二）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采用差异化的信用风险权重

为防范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银监会2010年12月发布《关于加强融资平12 工、农、中、建、交五大行已被列为系统重要性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可能入选。

递延资产、无形资产、对外投资全额在核心资本中扣除；有赎回权的次级债需银监会批准后才能计入核心资本。

银行将信用卡未使用的授信额度打5折计入加权风险资产，并相应扣减资本金，但部分银行延迟到2011年一季度才执行。

4、将主承销信用债纳入风险资产规模。2011年1月银监会下发《加强商业银行信用债承销业务风险管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拟将商业银行主承销的信用债（主要指中期票据和短期融资券）规模纳入银行客户授信额度，并相应计提风险资本。该政策一旦实施，对商业银行贷款规模控制和风险资产规模控制亦将产生一定影响。

上述政策的变化，特别是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银信合作贷款监管政策对银行近期资本充足水平造成较大压力。据银监会统计,今年以来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普遍下降，2011年3月末，平均资本充足率为11.8%，较年初下降0.4个百分点；核心资本充足率10.1%，比年初下降0.3个百分点。从中长期影响看，资本监管新规的达标虽在时间上留有缓冲期，但更趋严格的资本要求已体现在诸多监管领域，迫使商业银行必须提前布局加以应对。

二、商业银行需采取的应对策略 外部监管环境的日趋严峻，令资本充足率管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为确保资本充足水平达到新的资本监管要求，必须从资本充足率计量的分子分母同时着力，一方面加强资本补充，保障业务发展所需的资本需求；另一方面，在资本开源的同时，还必须加强内部资本约束和资本管理，在资本运用、资产扩张、资本消耗上节流。

（一）加强资本规划和资本补充管理 在新的资本监管格局下，为保证未来各项业务平稳有序发展，商业银行应定期对全行资本充足率状况进行计算、监测和分析，在综合考虑核心资本与附属资本的构成及外部资本市场环境的基础上天之信适时提出阶段性资本补充规划，并合理选择资本补充渠道。资本补充分为内源性资本补充（税后盈利留存和计提拨备）和外源性资本补充（上市、增发或配股、次级债、可转债或分离交易可转债、混合资本债），近年来银行对外源式资本补充的依赖性较高，随着资本补充压力日益增大，向市场融资的步伐、频率将进一步加快。但是依靠频繁的外部融资补充资本以支撑快速资产扩展的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从长远来看，提高自身盈利能力，由再融资向主要依靠内生资本积累的转变才是商业银行彻底摆脱资本困局的出路。

（二）加快业务转型，降低资本消耗

随着外部政策环境急剧变化，以资产扩张、贷款增长为主导的粗放式发展已不可持续，商业银行应摈弃单纯追求规模和数量扩张的外延式增长，向多元化价值增值型的内涵式增长转变。在具体经营策略上，商业银行应强化资本约束意识，高度重视资本的稀缺性和高成本性，结合自身业务特点，合理调整信贷业务结构，增加非息业务比重。一是放缓传统贷款业务增速，抑制信贷投放冲动，在贷款期限上增加短期贷款，减少长期贷款，提高资产的流动性，降低加权风险资产系数；二是在贷款对象上提高非按揭类零售业务占比，增加小企业贷款，减少需计提更多拨备的政府融资平台或大型企业的大额授信贷款，在客户结构上降低对大企业、大项目的依赖，降低资本消耗速度；三是大力发展不占用资本金的中间业务，减少对传统存贷利差盈利模式的依赖，并通过发展中间业务加速转型，注重产品、服务的创新，积极发展投资银行、财富管理、资产管理等各类新兴业务，在提升银行综合服务能力的同时努力拓宽收入来源。

（三）建立内部资本管理机制，提高资本利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