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金融深化与我国的金融改革
金融深化理论与我国的金融改革
【关键词】金融深化金融改革经济发展
一、金融深化理论简介
金融深化（Financial Deepening）理论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戈德史密斯、葛利、肖和帕特里克等人对金融深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等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根据爱德华．肖的解释，金融深化是指“解除对实际利息率的限制，从而使其反映储蓄的稀缺性，刺激储蓄，提高投资收益率。”①20世纪70和80年代，卡普（Kapur，1976）、加尔比斯（Galbis，1977）、马西森（Mathieson，1980）、弗赖伊（Fry，1980）等人先后建立了一些认证严密、实证性较强的金融抑制模式，从动态、实证的角度对麦金农和肖的理论进行了拓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金融发展问题的研究掀起了一个热潮，突破了70年代金融深化和金融发展理论的框架，多角度、多层面扩展了传统金融深化理论的研究范围和内容。金融约束论认为，在信贷市场上信息不对称性将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金融自由化使利率提高后，低风险借款人和低风险项目会退出信贷市场，高风险借款人和高风险项目充斥，造成银行贷款项目质量下降和总体贷款风险上升，不利于银行部门的发展。
二、我国金融改革现状
1.金融改革成绩
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发展，我国金融改革加速：建立了较为完善的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体系，形成了多元的市场主体结构；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形成信贷市场、货币市场、证券市场、外汇市场等逐渐完善的金融市场。
一般来说，衡量一国金融的深化程度的指标有两个：一是“金融相互联系系数”（Financial International Ratio，FIR），即总金融资产对国民财富之比，1978年我国FIR为0.88，2006年FIR达到3.13，是1978年的3.5倍；二是金融资产的构成情况，经济越发达，金融机构持有的金融资产占总金融资产的比例就越高。
2.金融抑制表现
①货币市场发育不良，利率市场化进程缓慢。货币市场仍然处于初级阶段，规模小、参与主体少，并且存在市场分割，资金配置效率低。货币市场发育不良影响了利率市场化，使得利率仍然由政府主导，并不能真正反映市场上资金的稀缺程度。
②银行业垄断程度仍然相当高。随着金融改革的不断推进，银行业多元化格局初步形成，但实质上，国有独资银行占据了相当大的市场份额，非国有金融机构、尤其是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空间受到限制，银行业面临很高壁垒，城市和农村金融分割现象严重。
③资本市场存在着缺陷。我国资本市场仍然主要由政府主导，国家对股票市场行政干预过多，资本市场主要偏袒于支持国有企业的发展，对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等设置了诸多障碍，并且资本市场投资现象十分严重。
温家宝总理的文章《全面深化金融改革 促进金融业持续健康安全发展》。
文章分四个部分：
一、进一步增强做好新形势下金融工作的紧迫感；
二、今后时期金融工作总体要求和需要把握好的几个问题；
三、几项重点工作；
四、加强和改进党和政府对金融工作的领导。
文章指出，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金融工作成绩十分显著，金融业迅速发展壮大，金融改革迈出重大步伐，金融各项功能进一步发挥，金融领域对外开放稳步扩大，金融监管和法制建设明显加强。当前，我国金融改革发展面临新的形势。从国际上看，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金融市场联系更加密切，资本流动规模不断扩大，金融创新日新月异，金融对各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作用与影响明显增强。从国内看，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社会发展对金融的需求日益增加。我们一定要站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高度，坚持把金融工作摆在突出的重要位置，进一步增强做好各项金融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努力把金融改革发展推向新的阶段。
文章指出，今后时期金融工作主要任务是：进一步推动金融业持续健康发展，不断满足经济社会日益增长的多样化金融需求；进一步优化金融结构，完善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和城乡、地区金融布局；进一步深化各类金融企业改革，加快转换经营机制；进一步完善金融服务功能和调控机制，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实现科学发展；进一步推进金融业对外开放，增强我国金融业发展能力和竞争能力；进一步健全金融法制和强化金融监管，促进金融安全高效稳健运行。
文章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金融改革发展的任务十分繁重，要统筹兼顾，突出重点，继续深化国有银行改革，加快建设现代银行制度；加快农村金融改革，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构建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充分发挥金融的服务和调控功能，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和社会全面发展；积极稳妥推进金融业对外开放，提高开放质量和水平；提高金融监管能力，保障金融稳定和安全。
文章指出，在新的形势下，金融业改革发展的任务十分艰巨。做好金融工作，关键是要加强和改进对金融工作的领导。各级党委、政府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进一步提高对金融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把思想统一到中央对当前金融形势的分析判断上来，统一到中央关于金融工作的决策和部署上来。要从组织领导、协调机制、政策支持、工作部署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
深化改革是建立完善高效金融体系的根本途径
发达国家在长期发展的实践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金融市场体系，在总结经济危机教训的基础上建立了比较完备的防范金融风险的体制和法规。在发展金融市场方面，中国作为一个学生，应当虚心地学习他们的经验。
美国是当今全球金融市场最发达、金融法规最完善的国家，为了维持良好的市场秩序，防范产生金融风险的内部和外部因素，美国对外资银行的准入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截至2005年底，美国共有各类外资银行442家，其中代理银行25家，分行221家，占美国银行总数的20%，外资银行在美国的总资产为18000亿美元，占美国商业银行总资产的21%。美国允许外资银行进入的形式主要有代表处、代理行、分行、子行等，在对国外银行准入方面，美国法律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199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外国银行监管加强法》和《改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法》，要求外资金融机构董事会必须有一定比例的美国公民，或要求外资金融机构的发起人或组织者为美国公民。根据1863年《国民银行法》，所有国民银行董事会成员都必须是美国公民，国民银行的CEO必须是董事会成员。美国法律还规定，限制外国银行通过设立或收购分支机构的办法从其注册州进入另一州进行跨州经营。美国几乎所有的州都对外资银行跨州经营规定了限制措施，有14个州规定外国银行的直属分行和代理行从事支票发行兑现、外汇兑换、机动车融资、保费融资、小额付款等服务，必须获得登记或许可。美国联邦和州法律不允许依据外国法律成立的公司的分公司在美国开展信用合作社、储蓄银行和房屋贷款业务。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政府认为，仅靠提高外国银行进入美国市场的标准还远远不够，必须同时大幅度增加外国银行进入美国之后的业务限制，如《1991年加强外国银行监管法》规定，凡是在1991年后才获准进入美国的外国银行，其银行业务必须受到4个方面的严格限制：一是禁止外国银行在境内吸收美国居民存款；二是禁止外国银行加入美国联邦存款保险系统；三是不支持外国银行在美国当地扩充业务网络经营零售业务；四是不支持外国银行收购、兼并或控股美国银行。
美国政府作出的上述这些规定，对维护美国金融市场稳定、防止由外部因素带来的金融风险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是从金融全球化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有效的调控措施，值得我们认真地研究和学习。
防范金融风险，需要研究好几个问题。
第一，商业银行要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内控机制。按照规范的股份制的要求，在明晰产权、实现股权多元化的基础上，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和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形成股东会、董事会和经营层之间相互制衡又相互协调的运行机制。同时，加快建立从总行到分支机构的严格的内控机制，优化贷款结构，提高信贷资产质量，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国有商业银行要保持国有股的绝对控股地位，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都要强化管理，改善服务，增强市场竞争能力。
第二，积极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加快发展股票、债券等资本市场，完善资本市场功能，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创新股票市场交易方式，推进中小企业板制度创新，分步建设创业板市场。要加快债券市场产品创新，积极发展企业债券，不断拓展债券市场功能。加强基础性制度建设，健全金融市场的登记、托管、交易、清算系统。以国有上市企业股权分置改革为契机，加强和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提高金融市场透明度，强化对上市公司的社会监督，督促上市企业对股民负责，提高盈利水平。鼓励中小企业到境外上市。同时，吸引已在境外上市的优质企业包括银行回境内上市，使我国居民也能分享到国内优质企业的发展成果。条件具备时应允许外资企业在国内市场上市，以发展壮大我国的资本市场。目前，境内资本市场规模与我国的经济规模相比，还很不相称，居民的大量剩余资金存放在银行。应逐步创造条件，使更多的居民成为资本市场的投资者，这样既有利于形成对企业的评价和优选机制，推动优势企业迅速发展，同时，又有利于使我国居民在经济发展中更快地积累财富，使人民的收入水平随着经济发展迅速提高。
第三，稳步推进利率和汇率改革。逐步实施利率的市场化，建立健全由市场供求决定利率的形成机制，中央银行通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引导市场利率，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汇率是一个国家竞争力水平的反映，要在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前提下，积极稳妥地推进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进一步发展外汇交易的零售市场，改革银行结售汇制度，积极推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稳步推动资本账户开放，拓宽人民币汇率生成的市场基础。同时，要不断扩大外汇交易的批发市场，增加市场交易主体，开发避险工具，改进交易方式，适当扩大银行间市场的汇率浮动幅度，不断改进中央银行调控手段，建立健全汇率调控体系。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外汇市场平稳运行。
第四，稳步发展各种所有制的区域性的中小金融企业。中小企业贷款难和农民贷款难，是我国金融体制中长期存在的问题，应当通过发展区域性股份制或合作制的小型金融企业，满足他们的金融需求。美国有2万多个小型金融机构，德国平均每70个人一个金融机构，这些中小金融机构为地方经济发展和小企业服务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现有银行中，全国性的、大型的银行过多，地方性的、小型的金融企业太少，应当在加强监管的前提下，积极鼓励中小金融企业的发展。特别是在允许外资金融企业进入的情况下，对内资进入金融领域仍然采取诸多限制措施，显得非常不合时宜。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五中全会文件和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都明确提出要“稳步发展多种所有制的中小金融企业”，要在鼓励社会资金参与中小金融机构重组改造的同时，鼓励发展各种所有制的、区域性的中小金融企业，以此作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大批运行良好的中小金融企业的存在，不仅不会带来金融风险，而且将成为植根于本土经济、有效抗御国外金融冲击的基本力量。也只有发展中小金融机构，才能像毛细血管那样把资金送达每一个微观经济主体，有效解决中小企业和农民贷款难问题。要加强金融监管，规范金融市场秩序，为中外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维护金融运行和金融市场的整体稳定，防范系统性风险。
第二篇：我国金融改革的方向
我国金融制度的改革方向
近年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的增长，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举世瞩目的关注。这种经济增长的背后离不开金融的支持，但近几年来，我国金融发展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仍然很不完善。所以我国的金融制度急需改革。对于我国的金融改革方向，可以借鉴那些国际经融发展中的发达国际，尤其是美国的先进经验，同时予以革新，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一）建立一套完整的适合我国国情和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金融体系。完善的金融体制不可或缺的是一个健康良好的金融环境。对此，我国可以通过设置专门的部门建立包括各类企业的信用数据库，以完善我国的征信制度和信用评估体系；通过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建立并发挥民间金融行业协会的自律功能、建立专门针对民间金融的机制或监管机构等方式，以完善我国的民间金融监管体系；另外则需要建立多层次的担保与再担保体系。
（二）推进国有银行改革。
我国的商业银行特别是国有银行，在全国 各地网点甚多，但是各分支结构经营的自主性却很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一般分支机构的贷款权限很小甚至没有，一旦放贷或是数量较大的贷款都需要向所属的分行甚至总行申请，这无疑加大了银行的贷款成本和交易成本；另一方面，绝大多数银行的经营管 理政策，都是由总行统一制定，然后下放到各分支机构再贯彻实施，这十分不利于银行的因地制宜。
（三）实行灵活多样的融资方式运用多种金融工具。
目前我国的融资方式呆板、简单、金融工具单一。强调 一切信用集中于银行一切借款通过银行融资的模式。结果造成很多企业出现买难卖难的现象。实践证明仅有国家银行信用形式是不能适应我国经济发展需要的。除实行国家银行信用的融资方式外还必须充分发挥商业信用、消费信用、集体信用、私人信用的积极作用实行租购贷款、房产抵押贷款、期票抵用贷款、银行贷款、租赁贷款、票据承兑、贴现、买卖等融资方式。与此同时还要变单一的金融工具为多样化的金融工具。
（四）积极发展非国有金融机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发展非国有金融机构的问题上，一直是采取限制的态度。这与国民经济的发展是极不相适应的。众所周知，这些年在国有经济大力发展的同时，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乃至合资、外资经济都得到了迅猛发展。而在金融领域，非国有金融机构无论是在机构数量，还是在资产规模上所占的比重都很小。从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出发，金融组织体系的所有制形式也应多元化，要打破国有金融机构“一统天下”的局面，大力发展非国有金融机构。
第三篇：我国金融改革读后感
我国金融改革读后感
1979年小平同志提出“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我国国有银行正式的进入改革阶段。90年代依靠注资、剥离不良资产的手段，未使改革取得成功。要获得改革的成功必须通过“化学变化”而非“物理变化”。需要做的是推进银行的企业化、市场化经营、创新运营体制。
因此在03年的新一轮改革中，明确的提出其方向“按现代金融企业的属性进行股份制改造”，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重塑公司治理结构、推动银行上市，使几大国有银行变身为股份制的现代金融企业使改革有效化。经过这次的“化学变化”我国国有银行的改革进程得到了一次深刻的制度变迁，同时产生的“溢出效应”也推动了其他方面的改革。在取得成功的同时，任然有诸多问题需要去完善，例如改革统筹工作若能更细致，引进战略投资者会获得更丰厚的回报。在大方向正确的时候，我们要做的即是在技术层面做到“百密而无一疏”。
05年至10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改制上市，使如今的国有银行资本雄厚、账面干净，初步建立了现代商业银行的制度框架，完成了银行改革的阶段性目标。但也应看到这次改革成本的高昂，改制后银行放贷的独立性也便饱受质疑。同时未来还需时时做好因走进国际资本市场，所面对的更巨大的挑战的准备，未来的道路漫长而艰难。
上市后银行业取得了不错的业绩，但在其背后是高利差的政策保护，这也反映出银行盈利结构仍然存在较大问题，与外国银行相比创新项目还处于起步期。这次改革对总行层面的影响的确较大，但发现这种变化呈逐级递减之势，如何才能使这次变化深入到地方去，到省行市行，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展望未来，国有银行改革将步入“深水区”，具体来说，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尤其值得我们思考，完善银行业的风险管理，构建科学有效的内控体系
1、转变经营理念，强化控制意识。
2、完善国有商业银行法人治理结构。
3、建立有效的经营管理架构。
4、建立科学合理的绩效机制;加强人力资源管理;加强银行业的金融创新;加快推进银行业的混业经营.虽然存在着诸多问题，虽然路途艰辛，可在付出努力并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在不久的将来，银行的改革成果定会获得巨大成功。
第四篇：金融改革与“法律特区”
金融改革与“法律特区”
来源：《东方法学》2014年第1期 作者：季卫东 日期：2014年01月28日 浏览： 18
——关于上海自贸区研究的一点刍议
一 自贸区研究热的冷思考
2013年7月3日，国务院通过《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并在8月22日正式批准上海自贸区设立。在筹建过程中，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高校以及上海社科院已经比较深度地介入调查研究活动。9月27日自贸区揭牌后的第二天，复旦大学就以“中国金融•复旦之声”秋季论坛的形式举办首次自贸区主题论坛。迄今为止这个主题的系列论坛已经举办了五期。10月上旬，跨学科智库“复旦大学上海自贸区综合研究院”宣告成立，一个月后就出版了第一本专题论著《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战略研究》。华东政法大学在10月12日成立自贸区法律研究院，第二天上海财经大学也设置自贸区研究院。10月19日华东师范大学的自贸区研究院宣告成立。随后还有上海海事大学的中国自贸区供应链研究院（10月31日）、上海金融学院的自贸区金融研究院（12月2日）陆续诞生。
仔细考察围绕自贸区的各种现象，可以发现在政策热点引起的新闻效应完全呈现之后，包括入驻企业在内的各方正在观望，甚至还有些疑虑，因而需要对新一轮全球化战略布局和涉及国际贸易、物流以及金融服务的具体举措进行更深入的、更慎密的研究，拟定切实可行的方案，并且付诸操作流程。在这里不妨采取以下三种研究策略。（1）直接瞄准自贸区具体需求，作为智库多快好省地提供订单式服务。在议题设定阶段，要深度切入企业活动，摸清各种不同类型的企业真切需求，为自贸区试验把准脉。在制度形成和反馈阶段，则深度切入有关部门工作，协调各种不同类型的公共管理职能，确保创新举措能够落到实处。
（2）跳出自贸区三年试验期限的框架，着眼长远、着眼大局，把研究的焦点对准能对接全球经济体制、能在全国普遍推行的制度创新。要跳出就自贸区论自贸区的窠臼，结合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顶层设计和未来十年的战略布局，最大限度克服自贸区三年试验期届满后的不确定性。
（3）鉴于目前境内外企业界对自贸区未来的观望和疑惑，直接切入企业（特别是民间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投资和经营环节，把企业的多样化需求反映到自贸区试验中去，同时也把自贸区的试验成果及时反映到企业高端人才培训中去。或者通过官产学一体化的合作框架，促进上海自贸区与广域经济圈（特别是“长三角”的境内民营经济区域、沪港澳新的华人经济区域以及东北亚和东南亚的亚太经济区域）之间的互动。
二 金融的自由化、国际化以及“法律特区”
不言而喻，金融制度改革是自贸区的重中之重。在金融创新的视野里，上海自贸区的基本特征是允许试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鼓励跨境融资自由化以及境外股权投资，并且支持有条件的投资者设立境外股权投资的母基金。这意味着自贸区可以初步形成离岸金融市场的条件，对境内外的中小型企业和民营企业都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并且会促进依托中国制造业优势的跨境金融服务活动。至于汇率自由化乃至金融市场国际化等涉及结构变动的试验，面临着深刻的两难困境：没有不受羁绊的流动性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制度创新，而一旦容许充分的流动性就势必超出自贸区的28.78平方公里面积，使创新举措立刻覆盖全国，很难对金融风险进行有效的控制。因此，如何对金融改革的风险性进行分析、测算、预警就是迫在眉睫的任务。但从长远来看，能够兼顾金融的自由化、国际化以及风险防范的制度条件是良好的法律秩序。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例如伦敦、纽约、香港、新加坡都出现在非常强调法治和程序公正原则、特别是具有判例法传统的社会环境里，恐怕绝非偶然。
另外，要借助自贸区在上海推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就必须吸引大型的跨国公司把资金结算据点或者说商业运行枢纽、而不是行政总部搬进自贸区。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只有两个因素可以构成诱因。一个是税收优惠，另一个就是健全的法律制度。由于自贸区在设立之际就宣布没有政策洼地，不提供税收优惠，所以影响跨国公司对资金结算中心重新选址的动机只能是、至少主要是法律制度上的吸引力。只要自贸区仍然沿袭现行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就不会显著提高规则执行方面的效率和公正，也就没有相对于其他地方的比较优势。在这个意义上，就自贸区制度创新而言，目前最重要的还不是微观层面的金融工程技术或者资本市场的基础设施，甚至也不是放弃行政审批权限那样的市场化举措，而是法治的形成，特别是基于司法独立原则的审判制度的重构。
如果在全国范围内还不可能彻底刷新法律体系，但在自贸区这个有限的空间里应该是可行的。如果说整体的司法体制改革需要十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但在自贸区应该立即着手，并大幅度缩短进展的时间表。也就是说，我们有必要也有可能在上海自贸区范围，根据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需要树立一整套崭新的法律制度，并在成功运行之后推广到全国。因而我们可以把自贸区理解为改革进行制度创新顶层设计的“法律特区”。在这个法律特区之内，可以通过委托立法权制定先进的金融法规乃至民商事规则体系、设立独立而公正的司法制度、使行政执法机制更加合理和统一、建立和健全行政程序，并组建政府律师队伍。有了这样的制度优势，自贸区才能真正达到预期的目标，吸引跨国公司把资金结算中心转移到上海，推动服务业发展，进而在全球进行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
自贸区试验成败的关键是金融制度创新。金融制度创新的关键是如何防范和控制金融自由化、国际化所带来的风险。这类金融的风险不仅包括热钱流进流出、汇率骤涨骤跌以及巨大泡沫的破灭对实体经济的冲击，也包括金融犯罪的数量和种类剧增对日常经济活动的骚扰和破坏。上海市检察院与凯原法学院已经签署协议共建金融检察研究基地，并在12月9日举行了揭牌仪式。这个研究基地对自贸区司法制度创新以及金融风险防范具有重要意义，可以成为建设“法律特区”的一个重要抓手。
三 应该及时筹建制度创新研究院
智库建设是教育部推动学科发展的一个最新动向。对于位处上海的高校而言，自贸区研究是智库建设的最佳切入点，可以事半功倍。在兄弟院校与自贸区相关的研究机构已经玲琅满目的情况下，要再设立一个能够“呼谷传响”的新机构，必须精心策划。为此，我们有必要对自贸区的目标、理念以及本校资源重组的可能性进行考察。
图1（省略）对自贸区试验的基本目标和机制设计理念进行了梳理。所有的活动可以大致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为了促使中国经济定位从“世界的制造工厂”转向“世界的要素配置中心”，必须大力推动服务业革命，形成稳定的、合理的国内产业资本市场并在此基础上实现资本的自由化和金融的国际化。具体的举措主要体现为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和跨境结算以及生产要素市场的联动性开放。这里存在的关键性问题是如何厘清贸易自由化与资本自由化之间的关系并作出适当的制度安排。
第二、从贸易自由化到资本自由化，特别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必须为投资者个人的理性选择提供更大空间，进一步加强市场竞争机制，因此需要转变政府职能，改变过去那种仅凭事先行政审批手段进行管理的模式，划清政府权力的边界，并大幅度削减审批事项。具体的举措主要体现为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导入以及准入前国民待遇的承认[1]。这里存在的关键性问题是，在废止事先审批做法之后，如何加强事中、事后的监管，如何对自由竞争所带来不平衡进行矫正，提供必要的司法救济。上海自贸区关于负面清单的做法很明智：以现有的许可范围为前提拟定初步的负面清单，决策快捷，也容易与政府有关部门达成共识。然后根据试验进度逐年修订负面清单、渐次缩小限制范围，使试验的进展有具体依据，成效可以始终显现。第三、自贸区试验的目的当然不是形成某种被放任的自由状态，而是要加强有序的、公正的竞争机制，所以制度创新是题中应有之意[2]。制度创新对内而言就是建设法治中国，形成合法经营的商业环境，对外而言就是对接全球经济体制，特别是为加入TPP创造条件。为此，需要首先在自贸区范围内享有更大的委托立法权、建立和健全统一的行政执法体系、设置专业性法院及其他解纷机构、建立政府律师队伍、为外国律师事务所开业提供合理的空间，等等。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其实已经为制度创新提供了顶层设计，如何细化这幅宏伟蓝图、如何尽快为国家全面深化改革提供经验论证以及具体的操作方案正是自贸区试验的宗旨所在、责任所在，也是上海交通大学的用武之地。
以上三个板块之间存在着有机的互动关系，相辅相成。把自贸区三个板块的活动与研究的基本课题以及上海交大的固有资源进行对应和组合，就可以得到图2（省略），可以由此对有关组织－－暂定名称为“上海交通大学制度创新研究院”－－进行概念界定和结构功能的分析。
“制度创新研究院”可以主要由安泰经管学院、高级金融学院、国务学院以及凯原法学院共同组建，在研究体制安排上分别与自贸区活动三大板块相对应，既各有专门的侧重点，又存在学科交叉的领域。主要课题群包括：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国际化金融系统的构建、TPP与新一波市场全球化、城市发展模式和竞争力的比较研究、企业治理结构、负面清单、行政程序改革、适应新形势的商业规则体系、梳理司法独立的体制、设立政府律师、法治中国建设的可操作性方案，等等。上海交通大学设立制度创新研究院的优势是在直接为自贸区试验提供智力支持的同时，也可以超越于三年试验期的制约，创建一个具有可持续性、可扩张性以及独立学术价值的智库，比较恒久地推动制度比较分析、政策蓝图设计乃至社会科学领域的学科交叉研究和实证性研究。
四 制度创新研究的基本框架
制度创新研究院的基本定位是根据上海自贸区以及中国制度创新的重大战略需求，开展扎实的学术研究和实证分析，在整合相关学院原有各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聚焦社会科学的“巴斯德象限”[3]，即应用基础研究。
巴斯德象限决定了制度创新研究院一方面要有明确的决策需求导向，另一方面要加强学术支撑，特别是在基础理论方面的先进性，要在探索真理的最前沿获得知识的制高点。这个板块的研究最重要，也最迫切，是上海交大推动自贸区研究的重点，需要我们在工作安排上投入50-60%以上的时间和精力。
首先要从交大的固有优势即理工学领域寻找前所未有的突破口和知识制高点。例如根据自贸区试验中防范金融国际化风险的需要，采取金融复杂系统理论的分析框架和金融工程的技术来建立风险评估的模型，提供分散风险和防范风险的制度设计和操作工具，对货币革命和金融商品进行定量化研究，透彻地解析金融制度改革与制造业优势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企业金融的机制。不妨在数学系以及其他理工科院系集结学者与安泰经管学院和高级金融学院的有关学者组建团队，采取实验、模拟以及数理方法为中国金融系统的重构提供科学依据。不妨与经济的芝加哥学派合作设立金融市场实验室。
其次要搭建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顶层设计、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以及自贸区试验相关的国际论坛，既为全球各种流派的学说和政策主张提供展示的机会，也在有点有面的制度创新大主题上向国内外发出交通大学的强音，并致力于把试验转换成标准和规则的立法提案工作。
再者要根据自贸区试验的进展以及制度创新成果普及的需要进行高端培训。安泰经管学院、高级金融学院、国务学院以及凯原法学院不妨签署联营（Consortium）协议，在徐汇校区实现课程共享和适当开发双学位项目，并且合作举行面向“长三角”乃至全国的企业和专业人士的专题培训和资格教育。凯原法学院可以通过既有的“企业法务研究中心”和“金融检察研究基地”这两个平台及其沟通走廊“交大法友会”与自贸区相关的高端培训项目对接。上海交大还可以联手欧美同学会、出国留学人员组织、海归创业团体以及外国驻华机构、外企商会等举办以自贸区为主题的高级研修班。
总而言之，上海交大的制度创新研究院应该聚焦金融制度创新，并围绕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以及制度条件把各种不同板块有机地联系起来。从美国近来的经验和教训可以发现这样的有趣现象：金融市场在繁荣时竭力抨击政治权力，但在遭受挫败时却会立即倒进政治权力的怀抱寻求救济。无论是强调自由化必要性，还是强调救济的必要性，金融界其实始终在致力于建立这样一种体制，可以保持充分的微观自由，但也可以在特定瞬间得到政治权力的及时庇护。只有在建立了这样一种体制的状况下，金融本身才能作为一种权力君临市场，才能发挥在全球范围内发挥配置生产要素的功能。犹太金融业对政治权力始终抱着复杂的两面态度也是一种典型例证。
反过来说，只有当这样强大的金融权力树立起来之后，才更有必要采取多样化手段增大流动性，也更有必要精通其他国家的税法，以便建立全球化的金融资本主义体制，并要求其他国家在金融领域推动自由化，包括撤除银行、证券、保险、信用卡等不同行业之间的藩篱－－例如1990年代前期美国克林顿政府迫使日本宫泽内阁在金融领域进行结构改革及其持续的波及效应。另外，只有当这样强大的金融权力树立起来之后，政治上的统合、某种政治共同体的复兴才能最终实现－－欧盟在1990年代后期推动的制度改革从货币统一开始就是出于此理，美国采取坚决反对日本金融机构在与东南亚各国链接的基础上掌握亚元发行权的立场也是出于此理。这样的发现其实是非常重要的。由此亦可见金融市场的研究和塑造离不开政治权力，而这种政治权力必须在自由与救济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然而由此产生的金融权力还必须与制造业等实体经济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并且在金融的不同行业之间设立防火墙，避免投机型资本主义的畸形膨胀并诱发大萧条。不妨推而论之，上海自贸区制度创新的成功关键和失败风险就在这里，所谓“法律特区”的意义也就在这里。基于这样的发现，上海交大制度创新研究院必须通过构建某种既符合国情、又适应世界形势的法治模式，把金融与政治权力之间极其微妙的关系建立起来，拟定一份合理的、精密的权力清单，这就是我们应该而且也有可能凝练出来的研究特色。[1] 龚柏华：《“法无禁止即可为”的法理与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模式”》，《东方法学》2013年第6期。
[2] 沈国明：《法治创新：建设上海自贸区的基础要求》，《东方法学》2013年第6期。
[3] Donald E.Stokes, Pasteur's Quadrant: Basic Science and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rookings, Institute Press, 1997.来源：《东方法学》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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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农村信用社金融改革
简述农村信用社金融改革
纵观农村信用社的发展历史过程，道路可谓是艰难曲折、几经变迁。从创办之初定位为由社员入股的农村合作金融，继而转交给农业银行管理，实际成为农业银行的基层营业所，到1996年以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农村信用社进行体制改革，和农业银行脱钩。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是恢复农村信用社的合作制性质，改革农村信用社的管理体制，是此次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改革的核心是把农村信用社逐步改为由农民入股、由社员民主管理、主要为入股社员服务的合作金融组织。此次主要针对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力度前所未有，中央的目的就是立志要把农村信用社办成规范的合作性质的金融机构。农村信用社为农业、农村和农民服务的方向进一步明确，服务水平不断提高，支农投入明显增加，内部管理进一步规范，资产质量和经营状况逐渐好转，金融监管得到加强，金融风险得到初步控制。
此次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农村信用社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并没有从体制上使农村信用社的问题得到根本的解决。农村信用社无论在自身建设，还是在适应为“三农”服务要求等方面，依然存在不少的问题。如：产权不明晰，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经营机制和内控制度不健全；管理体制不畅，管理职能和责任需进一步明确；历史包袱沉重，信贷资产质量差，经营困难，潜在风险仍然很大；亏损严重，财务风险突出；定位不清，为“三农”服务的根本宗旨偏离；决算渠道不畅，服务意识和服务手段低下。对农村信用社进行产权和组织制度的改造,必须认可农村信用社趋利经营的必然性,真正按现代企业制度将农村信用社建成以效益为中心的地方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也即是要在清产核资的基础上,将联社改造成股份制银行及一级法人,将基层农村信用社改造成股份制银行的分支机构,实行一级核算。发达地区农村信用社改制为商业银行之后按照零售银行的市场定位和发展战略,努力树立“社区金融便利站”的形象,以个人贷款缓解个人创业和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燃眉之急为突破口,优化对居民个人和中小企业的全面的金融服务。农村金融体制和农村信用社改革事关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大局，而且已经迫在眉睫。按照国务院发布的《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的精神，农村信用社改革的总体思路是“明晰产权关系、强化约束机制、增强服务功能，国家适当支持，地方政府负责”。
1．按市场经济规则，明晰产权关系。
完善法人治理机构，落实管理责任，切实转换内部机制，全面提高农村信用社经营管理水平，使农村信用社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自担风险的市场主体。逐步建立产权清晰的农村信用社，不仅有利于管理和监管，更有利于风险的分散和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
改革农村信用社的产权制度，应突破合作制的固有观念，建立适合现阶段中国国情模式下的产权管理制度。产权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明晰责权利，构建完善的、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
2．把握方向，科学定位，服务“三农”。
增加农民收入，增加农民就业，更好地支持农村经济组织，把支农服务放到支持农民全面建设小康的战略高度抓到实处。为“三农”服务是农村信用社有效防范风险、提高经营效益、增加职工收入、扩大机构影响的主要途径，也是农村信用社体现办社宗旨，密切与入股社员的联系，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农村信用社一方面在现有条件下，认真做好支农服务；另一方面，要通过业务的不断发展，创造更多更好的支农服务条件，以满足“三农”发展的新要求。农村信用社的兴旺与衰败的经验教训表明，为“三农”服务是农村信用社的必然选择。
农村信用社在支农服务上，仍然应进一步大力推行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联保贷款，深入持久地开展评定信用户、创建信用村、镇的活动，合理调整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限额和发放范围，加大支持农民发展生产、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
3．畅通汇路，广开服务渠道。
要解决农村信用社结算渠道不畅的问题，既需要运用先进科学手段，加快电子化建设，解决好汇兑、结算问题，同时更需要有关部门的支持和一级管理组织来牵头组织实施。
增强服务创利意识，发展中间业务，增加服务收入。现代金融活动中，中间业务和资产业务、负债业
务一起，都是银行业不可或缺的。中间业务具有成本低、周转快、盈利高、风险小的特点。农村信用社应利用自己网点多、涉及面广、人员多、人力成本低、社会关系宽的优势，大力发展中间业务。
4．转变政府职能，加快政策支持，促进农村金融发展。
金融活动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组成部分。农村信用社作为“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的地方性质金融机构，对于支持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竞争力，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地方政府，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转变行政职能，减少行政干预，全力支持农村信用社的发展，促进其稳健经营，提高经济效益，增强支农能力
5．加强监管力度，落实内控制度，化解金融风险。
要提高资产质量，就是要靠强有力的监管、有效的内控制度、严格执行贷款“三查”制度和审贷分离、分级审批制度。做好信贷资产的日常管理，在审贷分离的基础上，严格执行贷款第一责任人制度。按照“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原则，发放好每一笔贷款，并加强稽核监督，科学管理每个贷款环节，对贷款操作的合规性、手续的合法性、风险预测的准确性和资金运用的合理性进行监督，最大限度地防范金融风险。建立严密地会计控制系统，开展整章建制，完善会计岗位责任制，严格坚持会计控制系统规范化原则。同时要加强会计监督制约能力，规范会计核算程序，完善会计内控制度，强化财务管理，增强防范风险的能力。
6．以人为本，增强人才资源意识。
农村信用社应重视科技人才的招聘和培养，使科技人才进得来，留得住。因为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农村信用社的电子化建设要紧跟潮流的发展，提高农村信用社的业务竞争力，就离不开科技人员的辛勤劳动，因此农村信用社有无合理的激励科技人员机制，对于其业务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打破旧的人事制度，深化竞争机制改革，以经营机制中的选择机制和动力机制作为切入点，释放并激发员工活力。进一步落实能进能出的全员劳动合同制和干部能上能下机制，在干部的任用上，真正做到“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原则。积极推行考试考核、优化组合、竞争上岗、任前公示、群众评议、岗位轮换和末位淘汰等制度。实行任期目标管理责任状考核，增强员工的责任感、危机感和紧迫感。
总之农村信用社的出路就是进行改革，而其改革是个长期的系统工程，道路还任重道远，必须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地总结，不断地提高，“摸着石头过河”，使农村信用社能更好地为“三农”服务，为我国全民奔小康做出新的贡献，也使自己在支持“三农”的过程中不断地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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