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少数民族宗教政策的的演变

第一篇：中国共产党少数民族宗教政策的的演变

中华民族政策的演变

日期：2009-07-20 作者：袁元;赵欢;陶思思 来源：瞭望周刊

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进程中，我们党经过长期奋斗和艰辛探索，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逐步形成了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和政策

我国是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前途命运与祖国的前途命运始终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大家庭里，少数民族有1亿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8%以上，分布在全国各地；民族自治地方占国土总面积的64%左右，西部和边疆大部分地区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有三十多个少数民族与境外的同一民族比邻而居。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相关权威专家日前分析说，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民族问题始终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认真处理好的一个重大问题，决定了民族工作始终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全局的一项重大工作，决定了加强民族团结始终是关系祖国统一、领土完整、边防巩固的一项重大任务。

采访中，国家民委有关负责人在谈到新中华民族政策的演变和发展时告诉本刊记者，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进程中，我们党经过长期奋斗和艰辛探索，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逐步形成了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和政策。

开辟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新中国成立前夕，民族工作面临的形势十分复杂。国家民委有关负责人介绍说，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民族工作的首要任务是，确立新中国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政策。这是在1949年9月29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及其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完成的。共同纲领对新中国的国体、政体及其基本政策，作出了重大决策。这就是：按照中国国情建立单一制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确认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用法律形式确定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平等地位和平等权利。

查阅共同纲领第六章，其中专门就新中国的民族政策作了4条原则规定：

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团结友爱的大家庭。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民族团结的行为。

第五十一条，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区域自治机关。凡民族杂居的地方及民族自治地方内，各民族在当地政权机关中均应有适当名额的代表。

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少数民族，均有按照统一的国家军事制度，参加人民解放军及组织地方人民公安部队的权利。

第五十三条，各少数民族均有使用和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民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人民政府应帮助各少数民族的人民大众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

国家民委有关负责人表示，根据共同纲领的有关精神，结合当时的形势任务，党和国家在民族工作上相继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其中具有全局和战略意义的主要有四项：

一是创建民族工作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1949年10月，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成立，是政务院所属各部委中第一批成立的单位之一。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决定设立民族委员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重要辅助机构。此外，1949年10月，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设立民族事务组，后发展成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作为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的专门辅助机构。

二是疏通民族关系。通过派出访问团到民族地区访问，组织边疆少数民族各阶层人士到内地参观；解决少数民族群众生产生活的实际困难，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争取和团结民族、宗教上层人士，有效地疏通和改善了民族关系，增进了民族之间的信任和团结，增强了各民族对祖国的认同和热爱。

三是帮助少数民族实现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通过消除历史遗留的民族歧视的一切有形痕迹，开展民族识别、确认民族成分，建立民族自治地方等，少数民族得以以中华民族大家庭平等一员的身份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

四是改革少数民族的社会制度。按照“慎重稳进”的方针，执行“稳、宽、长”的政策，因地制宜地开展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引导各民族共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全面开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新局面

“党和国家在民族工作理论政策和实践上不断进行探索、创新和发展，科学把握时代特征，坚持从中华民族问题的实际出发，不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国家民委有关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1990年，江泽民同志在新疆视察工作时，从5个方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1992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从8个方面概括了我们党观察、研究和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政策。2001年，中央工作会议进一步从10个方面概括了我们党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政策。2005年，党中央结合实践的发展，从12个方面对我们党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和政策作了新的总结和概括：

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

民族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社会主义时期是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时期，各民族间的共同因素在不断增多，但民族特点、民族差异和各民族在经济文化发展上的差距，将长期存在；

民族问题既包括民族自身的发展，又包括民族之间，民族与阶级、国家之间等方面的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根本道路；

我国是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各民族不分人口多少、历史长短、发展程度高低，一律平等；

民族区域自治是我们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必须长期坚持和不断完善；

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是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特征，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

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现阶段民族工作的主题；

文化是民族的重要特征，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是解决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的关键，是管长远，管根本的大事，要努力造就一支宏大的德才兼备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

“这12条基本理论和政策，涵盖了当代中华民族工作的各个方面。归结起来，比较集中和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民族和民族问题、怎样解决我国现阶段的民族问题，这个当代中华民族工作最根本最主要的问题，成为我们党关于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切实做好民族工作的最新成果”，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强调道，这12条基本理论和政策，凝聚了党的几代领导集体的经验和智慧，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大贡献，也是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大贡献。

12条基本理论和政策的丰富内涵

“与此前党中央对于党的民族理论特别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理论和政策进行的简明概括相比，这12条基本理论和政策的文字量大幅度增加，达到1100多字，比1992年的8条、2001年的10条字数的总和还要多。理论概括上内容更为具体充实、阐述更为全面准确、逻辑关系更为严密，提升到了新的更高的层次”，中央党校民族宗教理论教研室教授、博士生导师龚学增分析说，这12条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的集中表现，其基本精神已经反映在党的十七大的相关文件之中。

从“12条”的内在逻辑看，龚学增认为，其全部内容可以分为四个层次，“从理论到工作方针再到具体的政策措施，从抽象到具体，内容层层递进，密切关联，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其基础层次涉及民族和民族问题规律的基本问题，阐述上更为完整充实。首先，第一次正面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的定义，更加符合中华民族国情的状况。其次，强调民族的消亡比阶级、国家的消亡还要久远，以更加具体明确的表述阐明了民族和民族问题存在的长期性。第三，明确了社会主义时期是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时期，各民族间的共同因素在不断增多，但民族特点、民族差异和各民族在经济文化上的差距，将长期存在，科学阐明了社会主义时期民族过程发展的二重性特征。第四，揭示了民族问题的内涵和外延。突出了当今世界民族问题的五个特征。

龚学增分析说，“12条”的第二个层次，鲜明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根本道路。强调我国的民族问题，只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才能逐步解决，辩证地阐明了民族问题的解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

“12条”的第三个层次，则进一步完整地提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强调基本宗旨：维护各民族共同缔造的祖国的统一是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贯穿一条红线:坚持民族平等的原则；强化政治保障: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是落实好《民族区域自治法》；重申“三个离不开”，建立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提出民族工作的主题: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主要任务：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提升民族素质，发展社会事业和先进文化。

“12条”的第四个层次，最后归结为解决好民族问题的关键在于干部人才的培养。首先，强调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是解决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的关键，是管长远、管根本的大事。要努力造就一支宏大的德才兼备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其次，突出强调民族地区人才资源开发是一项战略任务，要大力培养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各级各类人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指导今后正确认识和处理我国民族问题的指南”，龚学增强调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又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还将随着我国解决民族问题实践的推进和经验的积累进一步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创新。

民族地区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与可持续发展[ 来源：中华民族宗教网 | 发布日期：2011-04-21 | 浏览（60）人次 | 投稿 | 收藏 ] 李 俊 清

建国60年来，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以及各项社会事业都有了长足的发展。截止2008年底，民族地区经济总量由1952年的57.9亿元增加到30626.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了92.5倍。到2008年，西部大开发以来民族地区固定资产投资累计达到77899亿元，比2000年增长5倍。其他如道路、交通、邮电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文化、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项事业，也都有了较快的发展。但是，由于诸多因素制约，民族地区的发展依然相对落后，生产总值仅占全国的9％左右，人均生产总值只相当于东部地区人均水平的35％左右，地方财政收支差达二千多亿元。目前，我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和初步解决了温饱的低收入群体也主要集中在少数民族聚居区，贫困发生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约有20个民族390万人贫困程度较深，贫困发生率高达23.9％。五大自治区及少数民族聚居较为集中的云、贵、青、川四省还有约1.6万个行政村不通公路；新疆、云南、广西、甘肃和内蒙古，还有600多个乡镇不通电，涉及人口160多万；不少地区人畜饮水十分困难，教育、医疗条件还相当落后。基础设施薄弱和生态环境脆弱，已成为长期制约民族自治地方加快发展的“瓶颈”。改变民族自治地方的落后状况，实现民族自治地方经济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维护国家统一和增强民族团结，需要多元力量的推动。但通过制度创新促进民族地区的发展，无疑相当关键。

所谓制度是指一系列约束和激励社会成员行为的规则，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具有非常直接的关联，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人类发展史也就是制度变迁史。制度变迁一般通过两种方式进行：一种是诱致性变迁，即社会群体或个人在响应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性变迁；另一种是强制性变迁，是指由政府主导自上而下强力推进的制度变迁。目前，我国民族地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一方面国家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以促进民族地区发展，实现民族关系的和谐，但另一方面，长期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区域间、民族间发展差距，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其实并没有缩小，反而有扩大的趋势。因此，民族地区社会各界尤其是政府，都在试图通过大规模的制度创新以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但是在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方面，却面临着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影响着制度变迁的效果，甚至可能会影响到民族地区的长远发展。本文试结合民族地区政府职能转变与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对相关问题进行一些初步的探索。

一、基于社会需求的诱致性制度变迁

在制度经济学理论中，引起或影响制度变迁需求的要素有六项，其中任何一项的存在，都可能导致社会产生制度变迁的需求。它们分别是：要素与产品相对价格的长期变动、技术进步、其他制度安排的变迁、市场规模、偏好的变化、偶然事件。民族地区在过去多年里，非常注意对制度变迁需求的把握，并试图在此基础上实现诱致性制度变迁，以减少制度变迁的社会成本，但在这一过程中，却因为对制度变迁的需求把握不足，或者内部诱致动力缺乏，而暴露了一些问题。在诱致性制度变迁中，政府所需要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而且制度变迁直接由社会需求引发，由社会组织完成，其满足社会需求度高且社会代价也相对较小，是较为理想的制度变迁模式。但是，民族地区诱致性制度变迁却在以下几个方面受到了重大局限并引发了一些问题：

1、技术、市场及其他制度的诱发能力微弱

近年来，学术界在研究总结东南沿海经济快速发展的成功经验时，经常把浙南和苏南两种发展模式加以对比，认为浙南的经济发展主要是由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推动，而苏南则更多地由强制性制度变迁推动。而在分析浙南的诱致因素时，认为浙南地区相对较差的自然环境带来的生存压力，善于经商的传统习俗，敢闯荡、敢冒险、不怕苦、讲实效、勤俭节约的价值观等内在的地方文化是当地政府可以实现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内部条件，而1978年之后中央政府对地方控制的放松，浙南过去与海外的密切交流带来的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等则是外部因素。内外因素共同激发了社会群体追求利益的强大积极性，而政府因势利导，不断地放松对经济的限制，鼓励新的市场经济制度的生成与完善，从而进一步激发了民间的经济活力，促成了浙南经济空前繁荣，在短短二十几年里，使得浙江这个既没有区位优势，又没有资源优势的省份，人均收入从全国排名靠后一跃而成为除几个直辖市外最高的省级区域。[1]对于当前民族地区而言，外部诱致性因素与浙江有很多相似之处——国家控制放松，发达国家、发达地方产业要向内地转移。但是，民族地区却存在着内部性诱致因素不足的问题，市场狭小、观念落后、社会发展水平低使整个社会对制度变迁的需求远没有东部沿海地区那样强烈。由于地理的封闭和文化因素的影响，民族地区社会缺乏参与市场活动、追逐个人利益的激情和能力，许多少数民族群众根本无法接受高风险、快节奏的市场经营方式；少数民族群众大多注重当前的生活，重视宗教和传统仪式，而不太在意生产资料和资本的积累，在民间很难形成可观的资本力量；由于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不够完善，民族地区各族群众对市场信息的了解和利用程度都远低于其他地方，利用市场机制的能力也受到更多的客观条件限制；民族地区的企业管理者与发达地区相比，整体上思想解放程度以及能力和素质方面存在差距。这些内在的不利因素，使得民族地区政府想通过诱致性制度变迁来激发本地发展动力的努力往往达不到应有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民族地区政府更多地想通过要素与产品价格因素，利用外部诱致因素，来实现制度变迁，但这又出现了新的问题。

2、要素与产品价格引发的诱致因素具有反生态性

随着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资源、能源和其他初级产品的价格在不断上升。许多落后地方正是利用这一趋势，通过制度变迁参与全球市场，实现了本地经济的高速发展。民族地区在内部诱致因素缺乏的情况下，也积极地利用当前存在的发展差距，以及民族地区富有资源、能源和其他初级产品的优势，鼓励本地社会进行制度本迁以参与到全国乃至世界经济大市场中，以实现本地区的快速发展，招商引资、企业改制、大建工业园区都是这种制度变迁的表现。但是，这种基于要素和产品价格长期变动而进行的制度变迁，却给民族地区长期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

首先，外部资本向高能耗、低效益产业集中。据新华社报道，“２００２年下半年以来，国内能源趋紧，高回报低投入的巨大反差，使高耗能产业一时间成为暴利行业，各国投资者蜂拥而至，西部能源富集区成了高耗能工业发展的乐园。在一些招商引资快速膨胀的贫困地区，高耗能工业已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支柱。如今，高耗能产业在我国西部能源产区出现遍地开花的发展态势。”[2]这种高能耗产业集中的现象，在民族地区相当普遍。许多民族地区都出台了大量的优惠政策，鼓励外来资本开发本地资源，以换取本地经济的快速成长。尽管社会各界认为这种发展模式对于当地长远发展极为不利，希望能够改变，但是当前这些地方要寻找新的发展路径以替代这种高能耗产业，却非常困难。

其次，外部资本往往投向资源密集型产业，对促进民族地区民生问题的解决作用甚微。由于外部资本进入民族地区，纯粹本着逐利目的，它们不关心当地的就业和民生问题，尽可能地回避自己应尽的社会责任。而政府出于引资和留资的需要，对外来资本的投向引导不力，对其社会责任监管力度不强。这使得很多外来投资往往都投向了追求短期利益的资源密集型产业，在疯狂地掠夺当地资源，剥削当地本已廉价的劳动力之后，往往形成外来资本获取暴利，政府财政迅速膨胀，经济成长指数高位运行，而民生状况却没有改善甚至降低的奇怪现象。2006年5月15日，《了望新闻周刊》以《富财政穷百姓”现象：“百强县”竟是贫困县》为题，报道了民族地区某地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企业、政府、百姓在经济发展中获利极度不均的现象。该报道认为，“由于大企业采用机械化作业方式，因此当地文化程度低的农民根本无法到企业就业。所以从经济上看，资源开发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但是对当地百姓的脱贫贡献甚微。”[3]实际上，这种由外来大企业参与开发民族自治地方资源，使当地经济发展速度和财政增长速度都大大提升，但百姓却获利甚微的现象，在民族地区是极为普遍的现象。甚至在西南诸省的旅游产业开发中，对劳动力吸纳能力较强，对周边产业辐射面大的旅游企业，也并没有对当地就业和其他产业的发展有显著的推动作用，更多的情况是政府投了大量的资金修建旅游基础设施，外来资金占据了旅游资源获取暴利，而民众从其中获利甚微。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借助外部诱致因素的制度变迁带来的经济发展，不具有可持续性。

3、诱致性制度变迁导致经济更加边缘化，进一步恶化了民族地区自主发展的环境。

由于民族地区诱致性制度变迁带来的经济发展，主要是由来自区域之外的企业推动，而民族地区内部诱致因素的成长现在效果还不明显。这种制度变迁造成的发展模式，使得民族地区的经济有边缘化趋势，民族地区自主发展的环境不但没有改善，反而可能出现恶化。这主要表现在：第一，民族地区在国家产业分工中处于低端，经济产出的附加值更多地被其他地方获得。在经济领域，处于产业分工高端的产业，经济产出的附加值往往更高，反之亦然。在当前民族自治地方产业结构中，处于低端的以生产初级产品为主要业务的产业占据了绝对优势，而科技含量高的深加工产业比例较低。这使得民族地区在产业分工上有沦为其他地方附庸的危险，而这种附庸地位一旦形成，将很难改变。例如，新疆是我国的棉、毛主产区，但新疆却没有几家有实力的服装设计和生产企业，而只能向东部服装产业基地供应原料，获利较低。但是，东部服装产业基地生产出的服装成品，利润一般要高很多。这种产业分工，不利于民族地区的竞争力提升。第二，民族地区产业单一，导致其在市场价格竞争中处于劣势。这种价格机制一方面固然有国家政策的影响，但从根源上来说还是因为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单一，在市场定价机制中缺乏影响力。而这种价格竞争的劣势，使得民族地区事实上处于被剥削的不利地位。第三，社会自发展能力低下导致各种资源外流，进一步恶化了当地的自发展能力。由于这种诱致性制度变迁，对民族地区自发展能力的推动作用并不明显，民族地区与其他地方的发展差距在这些年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呈现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这使得民族地区的人才、资金等对本地发展至关重要的资源大量外流，进一步恶化了民族地区本已不佳的发展环境。

二、基于政府自觉的强制性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的需求对于民族地区而言始终存在，但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带来的发展问题也非常严重。民族地区制度变迁的诱致受到局限之后，政府习惯性地就承担起了推动制度变迁的责任，从而使得民族地区整个社会制度变迁的主体日益单一化。而政府要实现制度变迁，只能利用政策、法令等具有强制色彩的工具，这就使得整个民族地区的制度变迁逐渐从诱致性向强制性转变。“强制性制度变迁是指由政府命令或法律引入和实现的制度变迁。”[4]民族地区政府采取了许多强有力的措施，出台了不少法令政策，以实现政府引导下的制度变迁，从而推动经济发展。但这一过程，仍然会引致许多问题。

1、民族地区政府强制性社会变迁的行为

由于诱致性社会变迁可能带来诸多的不利，因此，民族地区政府在继续通过诱制性制度变迁来吸引外部逐利组织来本地发展的同时，也采取了许多强制性制度变迁手段，刺激本地的内在发展动力，或者限制外来资本的不利影响。主要形式有：

第一，新观念的灌输

民族地区强制性制度变迁首先表现在以政府掌握的舆论资源，在社会中灌输新观念，而这种灌输往往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在许多民族地区，如果政府试图采取某种新的方式来干预经济，试图在制度方面进行创新，往往会通过各种会议，各种媒体来向社会宣传政府的意图，统一全社会的思想。在宣传过程中，与新制度有着重大利益关系的企业家或者社会组织往往会被要求参与有关会议或者学习有关精神。由于政府拥有的强大的资源，所以这种宣传方式对于社会主体而言，具有非常强的压力。这种通过灌输新观念从而为制度变迁创造思想基础的行为，与林毅夫在《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一文中强调的意识形态对制度变迁的作用较为类似，所不同的是林毅夫强调既有意识形态对制度变迁的影响，而政府通过灌输新观念则是以意识形态的创新推动制度变迁的进行。

第二，对企业行为的介入

在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环境中，企业的决策应该完全自主，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行使主体，不应该介入企业的行为。但是，当前民族地区政府介入企业行为的现象不但大量存在，而且介入程度非常深。例如，为了完成政府的经济发展绩效目标，而给企业规定生产增长计划；为了实现政府财政收入增长，而对企业的纳税额提出具体要求；为了培育有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而由政府主导实现不同企业之间的联合或者合作；为了使企业能够提升科技含量，政府给企业下达科研指标；为了节约企业经营成本，政府动用公权力帮助企业建立原材料供应渠道或者进行市场推广；为了培育新型的企业经营模式，政府要求企业按照其意图进行经营体制改革。诸如此类的干预行为，在民族地区屡见不鲜。由于民族地区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往往都是国有或者集体企业，它们与政府的关系一般都非常密切，因此即使政府的干预行动严重侵扰了企业的自主经营权利，企业也很少会进行抵制。

第三，对市场调节机制的替代

市场机制是围绕着价格机制的一系列资源流动机制的总和，具体包括价格机制、竞争机制、风险机制和供求机制。市场机制要发挥有效的作用必须具备几个重要的条件：价格由市场自发形成、市场主体意志自由、资源流动不受非市场因素控制。为了实现本地区经济按照政府的意图发展，当前有不少民族地区政府非常频繁地以政府行为代替市场机制，改变市场运行的条件，以控制资源配置，使之服从服务于政府预期目标。这些措施包括：关键产品政府限价甚至定价，如政府对土地、农产品、矿产资源等制定价格，以方便或者限制使用者获取这类资源；设定特别的市场准入标准，使进入特定市场领域的市场主体符合政府要求，从而使特定产业或行业按照政府预期目标发展；以公权力整合资源，廉价供应特定的企业或行业使用，帮助这类企业或行业获得超常的市场优势；以行政命令干扰市场信息，从而改变市场资源流向。

第四，政府承担市场中介角色

当前，有不少民族地区政府实际上已经成为市场中介的主力，活跃于各种掌握资本的投资人中间游说。在一些民族地区，招商引资被确定为政府最重要的任务，政府每个部门都被安排了一定的招商任务，而且招商绩效要往往是部门绩效考核最重要的指标，即使该部门的主要业务与经济并没有直接关联；从最高行政首长到基层的部门职员，每年都会被要求去相对发达的地方开展一定时间的招商工作，完成一定额度的招商任务。[5]为了促进本地企业的壮大，政府出面游说本地企业进行合作也是常见现象，政府经济主管部门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安排企业之间的合作，为企业之间的沟通协调提供服务。政府整合科研机构资源，要求高等院校为企业技术、管理革新和人力资源素质提升提供服务，从而提升企业竞争力，也是政府作为市场中介的行为表现。

总的来看，当前民族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制度变迁大多数遵循这样的路径：以政府承诺作为社会动员的主要方式，由行政力量推动制度变迁信息的传播，资源分配方式高度体现政府意志，经济发展领域的选择由政府而非市场主导。正是在这样的路径下，政府将新的制度外加于社会，从而释放社会发展的力量。

2、强制性制度变迁带来的问题

强制性制度变迁，对于相对落后的民族地区而言，具有必然性。因为诱致性的制度变迁要想取得较好的效果，必须具体一定的条件，如交易受到的非市场因素阻滞很少，市场信息传播顺畅，产权制度比较完备。然而，“无摩擦交易、完备的信息和明确界定的产权等假设条件，在处理不发达地区（那里的要素和产品市场不完全）的许多经济问题和理解历史的演进过程时显得尤其不适当。”[6]在民族地区，市场交易受到的限制来自多个方面，许多限制条件如果依靠市场主体自身去应对，或者无能为力，或者成本过高而无意去应对；市场信息由于相对落后的交通、通讯基础设施状态，由于整个社会普遍的教育水平的相对低下等因素，无法顺畅传播；而产权制度不明晰，一直是我国经济领域里的顽疾。这些市场机制中存在的缺陷，以及民族地区后发劣势的现实，使得民族地区如果完全依靠诱致性制度变迁将会导致许多问题，最终影响经济健康发展。而通过强制性制度变迁，则有可能纠正诱致性制度变迁中的不利因素，使经济按照政府理性规划而运行，从而确保经济成长的健康稳定。事实上，当前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速度非常快，且出现了一大批有竞争力的企业和产业，这都与政府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有着直接的关系。

然而，强制性制度变迁却也给民族地区带来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就有可能影响到民族地区的长远发展。制度经济学认为强制性制度变迁受宪法秩序和规范性行为、制度设施和实施的成本、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制度群的集合程度、上层决策者利益、官僚体制运行状况等因素的影响，操作不当往往会导致制度供给出现不均衡状态，从而引发一系列问题。在民族地区，强制性制度变迁就已经引发了诸多现实问题：

（1）政府庇护下的企业、产业竞争力具有一定虚假性

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一般都是直接针对特定企业或特定产业，其主要内容往往都是通过新制度的实行，为这类企业和产业的发展提供便利，使之能够获得超常规的发展。由于政府权力的特殊关照，这些企业或产业相对脱离市场竞争机制来发展自己，提升自己的实力。但是，这种脱离市场竞争机制而获得的实力，是不是真实的市场竞争能力却值得怀疑。

（2）强制性的产业聚集并没有带来经济效益的实际提升

在民族地区政府对经济发展所进行的强制性制度安排中，通过集中土地、公用设施、公共服务等一系列资源整合行动而建立开发区，以政府的力量推动产业聚集是非常普遍的现象。然而，这种由政府强推的产业聚集而形成的开发区，取得良好效益的却并不多。在民族地区，开发区遍地开花，但许多开发区设立目标不明确，主导产业不清晰，入驻企业数量少、投资额低，土地闲置率高等却使得其事实上开而不发，大量的土地、公用设施、财政投入和金融资产因为这些无效率的开发区的建设而被浪费。

（3）政府与企业、市场的关系与政府改革潮流背道而驰

由于民族地区强制性制度变迁，往往采取的是对特定企业或行业进行特别照顾的方式来实现，而这种特别的照顾总是伴随着政府对企业行为的介入，对市场机制的替代等，这使得民族地区政府与企业、市场关系的调整进展缓慢。在不少民族地区，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对政府的依赖程度极高，企业事无巨细总是想当然地向政府汇报、寻求政府的帮助；而政府特别是其经济主管部门，也不认为政府参与企业决策，政府参与企业日常经营管理存在什么问题。行业协会，市场中介组织等也与政府有着密切关系，实际上大多数行业协会根本就没有脱离政府系统而独立运行，其主管人员来自政府，主要决策依赖于政府意志，日常活动经费由政府提供。在行政命令与市场规则的博弈中，经常是行政命令优先于市场规则。这些政府与企业、市场的关系状态，与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目标正相违背。但要实现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目标，却又无法完全避免。

（4）政府行为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不公正

强制性制度变迁往往意味着政府凭借强制力量整合社会资源，供应具有资本、技术、管理等方面优势的社会主体使用，以实现经济的更高效率的发展。而这又必然带来另外一个严重的问题，即本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已经非常严重的社会不公平现象，政府不但没有基于确保社会公正的角度去消解，反而因为制度变迁的需要而使之进一步加大。

（5）权力滥用现象难以扼止

在政府掌握大量资源并且对这些资源的分配具有支配性影响的时候，权力寻租现象就会难以扼止。近些年来，民族地区有不少党政干部因为贪污腐败而沦为阶下囚，其中不乏高级领导干部。腐败现象的根源，就在于党政权力对社会资源配置的影响太大太直接，使得想要获取资源和利益，但却不愿意付出体制内成本的投机者争相通过非法渠道，以腐蚀掌权者的方式实现自己的利益。实际上，贪污腐败现象只是权力滥用的冰山一角，在政府整合社会资源，推动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进程中，以非法手段剥夺弱势群体利益，对丧失土地、房产等基础性生活资料的群体补偿不公，以公共利益名义谋取政府自身狭隘利益，以超越宪法公平原则的方式赋予部分人特权等权力滥用现象也时有所见。

（6）路径依赖导致制度僵化

在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中，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就是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现象往往很严重。诺斯在其著作中这样描绘路径依赖的形成：“参加者的主观精神构想会演进成一种意识形态，它们不仅会使社会的结构理性化，而且还选择了不佳绩效。结果，经济中会演进出一些加强现有激励与组织的政策。”[7]在民族地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在许多方面已经显现出来，如习惯性地移植部分发达地区现成制度和经验，习惯性地依赖行政命令或政府的组织力量推进社会制度改革，习惯性地为本地企业和产业社会责任的规避进行辩护等。而因为利益集团的形成导致的既得利益者强力影响公共政策和制度设计，使得制度变迁停滞不前，或按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方向进行的现象也常有发生。而路径依赖会导致制度变迁事实上失去了变迁的意义，使制度设计对生产力的释放效果变得非常弱，甚至成为束缚生产力的绳索。

三、民族地区制度变迁路径选择的优化

1、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制度变迁目标与路径选择

在当前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虽然政府对于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有着非常明确的认识，但是一些地方政府对于通过制度变迁应该实现的目标定位却出现了偏差。有些民族地区政府只是简单地想要通过制度变迁来实现经济的短时期快速增长，从而获得本届政府的政绩，而并没有形成关于制度变迁的战略眼光——即通过制度变迁的推进，提升本地方自我发展的能力，使本地方具有长期发展的动力。正是这种目标定位的偏差，使得许多可能损害本地方长远经济发展能力，但却能获得即时性经济增长表象的制度，居然会成为一些民族地区制度变迁路径的首要选择。

民族地区制度变迁的目标定位，首先应当“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8]。无论是诱致性制度变迁还是强制性制度变迁，都必须使其带来的利益能够惠及全体人民，能够实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而不是畸形发展，够确保民族地区内部协调可持续发展，而绝不能是只顾眼前不计长远，只顾局部而不虑全局的发展。其次，民族地区制度变迁应以提升本地区的发展能力为根本目标。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明确政府并不是经济发展的直接参与者，只是经济运行的护航者。政府不应该片面地追求当前的经济成长指标，不能为了一时的政绩而改变经济发展的正常轨迹。不能为了谋求政府自身或者个别领导人的狭隘利益，而在制度变迁路径选择与目标设定的重大问题上草率行为。

2、坚持诱致与强制相辅相成的制度变迁方式

在制度变迁的两种主要方式中，由于诱致性变迁是基于社会自发形成的强烈诉求，而强制性变迁则是基于政府所拥有的强制性权力。因此，诱致性制度变迁不仅成本较低，而且变迁所产生的新的制度体系与社会的融合程度较高，制度效果也会更好。目前，我国民族地区制度变迁的诱致因素很多，如丰富的自然资源，廉价的劳动力，尚未开发的巨大市场等等。而近年来诱致性制度变迁之所以产生了一些问题，主要是由于民族地区社会内部对诱致因素的响应不足，而来自外部的响应者则又利用政府引导与控制力度不足的空隙，不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搭便车”现象严重所造成的。如果能够采取恰当的方式，激发本地社会力量对本地诱致因素的响应，同时加强对外部响应者的引导与约束，则完全可以将本地的诱致因素充分利用，使制度变迁高效而成本低廉。要在诱致性制度变迁与确保本地自然和社会生态环境良性发展方面取得平衡，最关键的问题是要在推动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找准诱致因素，有选择性地将存在于本地方的诱致因素的势能发挥出来，通过回应性的政策释放，适当借助外部经济力量，培养本地的竞争力，而非仅仅追求表面的经济成长数据。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民族地区而言，如果诱致因素及其诱致的外部经济力量，有利于本地长远发展能力提升，则这种诱致因素是可用的；如果诱致因素及其诱致的外部经济力量，只能带来短期的经济增长，但会损害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则要严格控制。

3、以强制性制度变迁推动诱致性制度变迁因素的成长

由于民族地区的市场机制还不完善，社会成员的权利观念、制度观念和风险意识等都还有待培育。因此，仅仅依赖于诱致性制度变迁来实现民族自治地方发展能力的提升，其效果并不会很明显。民族地区政府需要有计划、有步骤地通过一些强制性的手段，如强制性的观念灌输、政策法规出台、适当的企业扶持、对市场机制的部分替代等途径，有目的地将一些本地社会中诱致因素较少，但却有利于本地方长远发展的制度在本地强制推行，并以政府持续的政策活动，使相关制度与本地社会文化实现融合。

由于强制性制度变迁具有相当高的风险，因此政府在推动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一定要以培育民族地区市场环境的制度和法规为主要内容，引入本地相对缺乏的诸如产权制度、交易体系、竞争机制、权利观念等有利于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制度和观念，为资本市场的形成、金融服务体系的完善、市场中介组织的成长以及市场活力的提升注入能量。此外，强制性制度变迁要特别注意强制的方式，绝不能把强制等同于政府强权，等同于行政动员，等同于事事都由政府包办。否则只能扼杀社会自主发展和自我管理的活力，形成市场主体对政府的无限依赖，总是期待着政府给资源、给服务、给市场、给政策，从而失去了自身的创新动机和竞争活力。要积极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对制度变迁的广泛参与，增强其对制度变迁的认知和响应能力，使制度变迁的收益增大成本降低。

4、通过发展教育提升制度变迁的动力

在诺斯及其他制度经济学派的视阈中，制度变迁最根本的动力，并不在于经济性的制度供给或者对具体经济问题的解决，而在于一种与经济有关但却无法归入经济领域的社会问题的解决，那就是教育和社会知识的传播。诺斯等人认为，“知识的积累，教育体制的发展——导致了社会和技术信息的广泛传播，以及与工商业和政府机构的发展密切相关的统计资料储备的增长，减少了与某种安排革新相联系的成本。”[9]拉坦更是认为社会科学知识的传播是促进诱致性制度变迁的重要因素，他在分析了社会科学知识进步与诱致性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模型之后得出结论说，“社会科学和有关专业知识的进步降低了制度发展的成本，正如自然科学及工程知识的进步降低了技术变迁的成本一样。„„社会科学知识可能会经由现存的制度或通过促进新的更为有效的制度的发展和创新而导致更为有效的制度绩效。”[10]

当前民族地区之所以在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中都会遭遇种种阻力，其中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整个社会教育发展水平的落后，以及因此导致的社会知识的整体贫乏。社会对于市场、法治、竞争等市场经济体制中至关重要的观念认识不足，而且缺乏追求利益的足够的技术与能力，这些都导致了民族地区社会既缺乏制度变迁的内在诱致因素，又缺乏响应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意愿，从而使得制度变迁难度相对较大，成本居高不下。而反观国内外制度变迁的成功范例，几乎都在制度变迁的准备阶段或者制度变迁过程中，采取强制措施整合社会资源以优先发展教育，提升社会知识水平。由此可知，教育和社会知识水平对于一个地方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而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然而，目前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发展相对落后，教育投入不足、教育水平不高仍然是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11]虽然民族地区政府对此有着相当深刻的认识，但是在GDP至上的政绩观引导下，具体的经济类事务仍然在政府事务中占据着绝对优先的位置，对开发区的建设，对招商引资的热衷，对企业的帮扶都远远超出对教育的关注。这种经济优先教育的发展战略，虽然在短期内可能会带来部分地方的迅速发展，但是对于民族地区社会整体竞争力的提升，却是严重的本末倒置。

第二篇：中国共产党少数民族宗教政策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民族纲领政策形成和发展研究之十六

中国共产党少数民族宗教政策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民族纲领政策形成和发展研究之十六 【作 者】金炳镐/汤金松/龚学增

【作者简介】金炳镐(1950-)，男（朝鲜族），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院长，民族理论政策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族理论政策研究；中央民族大学民族理论政策研究所，北京 100081；汤金松(1973-)，女（满族），中央民族大学民族理论政策研究所法学硕士；中央民族大学民族理论政策研究所，北京 100081；龚学增(1945-)，男，中共中央党校社科部民族理论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族理论、宗教理论研究。中共中央党校社科部，北京 100091 【内容提要】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明确提出了对少数民族的宗教政策，在红军长征时期丰富和发展了这一政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党非常重视宗教工作。新中国建立以来，党对少数民族的宗教政策在曲折中发展。进入90年代以后，党的宗教理论和宗教政策有了新的发展。【摘 要 题】民族政策

【关 键 词】少数民族宗教政策/形成和发展/90年代新发展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22(2002)03-0021-04

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 1.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宗教的认识和政策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有关宗教的初步的主张和政策。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决案》提出：“只要是赚工钱的工人，不论信仰，都须加入工会。”[1]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首次在党的文件中正式提出宗教信仰问题，并把它与“种族”并提。这一文件规定隐含着宗教信仰自由之意。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决案》提出：“为工人们目前利益的奋斗，我们共产党人要随时与国民党、无政府党甚至于基督教合作。”[2]这是很重要的政策策略主张。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中，首次提到“教育与宗教绝对分离”，[3]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提出的很重要的宗教政策。而且这里提出“绝对”分离，强调了我党对这一主张的强烈性。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在“基督教、天主教传播势力所及之地，应特别鼓动农民反对教堂霸占田庄，反对教堂勾结地痞欺压良民”。[4] 1927年月，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破除迷信观念和反对神权。他说迷信观念的破除，“乃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胜利以后自然而然的结果”。[5]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和影响范围主要在大城市和汉族地区，当时没有也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接触和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宗教情况和宗教问题，并提出对少数民族的宗教政策。

2.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宗教的态度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联合各阶层革命力量，针对当时反帝、反军阀的斗争目标，对宗教和教会采取慎重态度。

中国共产党在1922年虽然提出为了工人的利益可以与基督教合作的主张，但是认为教会是用金钱来收买人民信仰的一种宗教组织，其性质是欺骗和压榨人民的。因此，在政治思想宣传上，坚持对基督教不做让步。“如果遇着教会明显的为恶（如霸占田庄、强买民房、包搅词讼等）的时候，我们便须鼓动公愤，群起反对，我们在此时努力参加。”[6]也就是，我党对基督教采取了既可以合作，但在原则问题上“不做让步”的策略。关于对教会学校的态度，采取“只能攻击教会教育，不必攻击教会学校，更决不能攻击整个的教会学校的学生。”[7]这里把教会、教会教育与教会学校、教会学校的学生严格区别开来，表明了政策的严谨性和态度的慎重性。

总之，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对宗教的态度处于不确定阶段，对宗教的政策处于初步提出阶段。

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宗教政策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宗教政策形成的重要时期，大体分两个阶段加以论述，即：中华苏维埃时期(1927.8-1934.10)和红军长征时期(1934.10-1937.7)。

1.中华苏维埃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宗教政策的主要内容(1)政教完全分离，真正信教自由。

1930年5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根本法（宪法）大纲草案》规定：“对宗教问题是绝对实行政教分离的原则。一切公民可以自由的信教，但一切宗教不能得到国家的任何保护及供给费用。”[8]

1930年11月5日，《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工作计划大纲》中提出了“内蒙的民族政纲草案”的内容11条，其中第10条规定“政教完全分离，信教自由”。[9]这是我党根据1930年5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根本法（宪法）大纲草案》提出的有关宗教的规定，为少数民族地区制定的对少数民族宗教的政策。而且根据当时内蒙古蒙古族信仰喇嘛教比较普遍的情况提出政教“完全”分离的问题。1931年11月7日、1934年1月，第一、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都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真正的信教自由为目的，绝对实行政教分离的原则，一切宗教不能得到苏维埃国家的任何保护和供给费用，一切苏维埃公民有反宗教宣传之自由，帝国主义的教会只有在服从苏维埃法律才能许其存在。”[10]

(2)信教和不信教的工农民众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都享有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权利。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的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种族（汉、满、蒙、回、藏、苗、黎和在中国的台湾、高丽、安南人等）宗教，在苏维埃法律前一律平等，皆为苏维埃共和国的公民。为使工农劳动群众真正掌握着自己的政权，苏维埃选举法特规定：凡上述苏维公民在十六岁以上均享有苏维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直接选派代表参加各级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的大会，讨论和决定一切国家的地方和政治事务。”[11] 我党提出对宗教职业者“应各依其成份分别待遇，不得一律取消选举权，或者一律不分土地。”[12]

(3)没收寺庙教会的土地归农民分配使用。

1930年5月，根据中共六大的“十大要求”制定的《中国苏维埃的十大政纲》第四条规定：“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没收庙宇、教会、祠堂占有的土地与反革命的富农的土地，分配给无地与地少的农民使用。”[13]

1930年8月14日，《中国共产党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中提出中国革命的总要求29条，其中第16条规定“没收一切教堂、庙宇及各种公地”。[14] 中国共产党把上述的有关宗教团体土地的政策贯彻到民族地区，提出了相关的政策措施，成为我党对少数民族宗教政策的一部分。1930年11月5日，《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古工作计划大纲》中规定：“没收一切王公地主垦牧公司寺庙教会的土地归农民分配使用”，“没收王公寺庙的牲畜归牧民分配”[15]等。(4)帝国主义教会服从苏维埃法律才许存在。

在1931年11月和1934年1月的第一、二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明确指出，“一切宗教不能得到苏维埃国家的任何保护和供给费用。一切苏维埃公民有反宗教宣传之自由，帝国主义的教会只有在服从苏维埃法律才能许其存在。”[16]这一政策在1934年4月20日《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中予以重申。

2.红军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宗族政策的主要内容 红军长征开始后，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宗教理论和已提出的我党的宗教政策，结合当时各少数民族群众宗教信仰的实际情况，先后发布了一系列有关指示、决议和布告，制定了比较完整的对少数民族的宗教政策。

(1)宗教与政治必须分离，宗教不得干涉政治。1935年6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康藏西番民众书》中提出：“宗教与政治必须分立”，又重申：“政教必须分立”，“喇嘛寺绝不能干涉政权机关”。[19]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把政教分离的原则具体化为宗教与政治、政权分离，宗教不得干涉政治和政权机关，而且强调“必须”分离，“绝不能”干涉。这与少数民族地区宗教信仰的普遍性和宗教影响深重有关。(2)宗教信仰自由，当喇嘛听其自愿，不愿当喇嘛的准许还俗。

1935年6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康藏民众宣布：“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20]在红军长征经过四川时，进一步强调：“彝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信教自由，准许人民信奉菩萨，不愿当喇嘛的准许还俗！”[21]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政治部的宣传口号也指出，“回人信教自由”[22]，“番人信教自由，念经、敬佛、当喇嘛听其自愿。”[23] 1936年5月2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对番民的策略路线的提纲》中提出了对于番民中几个实际问题的策略，其中关于宗教问题，我党和红军提出了比较全面、系统的对少数民族的宗教政策：“5.宗教问题：(1)保护喇嘛和喇嘛寺以及经书神像；(2)喇嘛寺土地不没收，可以出租；(3)信教自由，不得强迫信教，已当喇嘛的，有还俗的自由，并可分得土地；(4)政教分离，喇嘛寺不得干涉政府行政，但喇嘛个人有参加政权的权利；(5)在法律上，僧俗一律平等，喇嘛犯法一样依法处理；(6)改进喇嘛教；(7)宣传无神论（但不要伤害番民的宗教感情）。”[24]

从红军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文件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涵义逐渐全面、完善。

此外，我党还提出争取接近宗教上层人士、团结信教群众，保护清真寺及其财产，建立喇嘛改进会。

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宗教政策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具体、详细地分析了蒙、回、苗、瑶、黎等民族的宗教状况，制定了切合实际的宗教政策，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全面正确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逐步深化对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认识，分别在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习惯、允许各派宗教存在、保护遵守人民政府法律的宗教信仰者以及保证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的自由等方面予以强调，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既保护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也保护各派宗教信仰者正当的权益。

1938年5月20日，周恩来专程拜访了基督教人士吴耀宗，指出：“马列主义者是无神论者，但是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并愿意和宗教界人士合作，共同抗日。”[25]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特别提到要尊重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宗教、习惯，等等。确定“凡十八岁以上的公民，除犯罪者外不分阶级、男女、民族、信仰与文化程度，都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国家给予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并在政治上物质上保证之。”[26] 1939年4月4日，《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提出“尊重蒙回民族之信仰、宗教、文化、风俗、习惯，并扶助其文化的发展。”[27] 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向第二届边区参议会报告与建议书》提到“在回民建立清真寺时，政府给予土地经费，各方面之帮助与便利”。[28] 上述文件规定表明，中国共产党不仅理论上尊重各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而且在物质上还予以援助，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宗教的真诚态度。2.正确处理宗教土地政策

为了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共同抗日，中国共产党对宗教用地的政策有了比红军长征时期更全面的规定。1942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决定的附件》规定：“宗教土地（基督教、佛教、回教、道教及其他教派的土地），均不变动。”[29] 3.加强对少数民族宗教职业者的文化教育，团结宗教上层人士

1940年4月的《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和1940年7月的《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提出这一主张。[30] 4.保护正当的宗教活动及宗教活动场所

1940年2月的《抗战建国中的回回民族问题》和1941年4月的《回回民族问题》以及1941年11月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向第二届边区参议会报告与建议书》中，对此作了具体规定。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较全面地论述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并且在认识上有了一个飞跃。第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适用的对象是“人民群众”，而不只是“工农劳苦民众”。第二，强调了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这种宗教或那种宗教的都有自由，并且提出外国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可以从事宗教活动。第三，强调宗教信仰自由是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和民主权利之一，必须作为一个原则予以坚持和贯彻。[31]

四、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宗教政策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继续贯彻执行既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除了更加系统地分析少数民族的宗教状况外，对于宗教政策的规定也进一步完备了。

中国共产党结合这一时期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需要，对少数民族制定了更加具体的宗教政策、措施，涉及到保护宗教职业者、保护合法宗教活动及宗教场所、宗教寺院土地处置等方面。1.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团结信教群众 1946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回民工作指示》中提到：“回民民族他的特质是在宗教形式下保存起来的。”“对于宗教和生活习惯是尊重的，……不要在这些地方刺激群众的民族和宗教的感情。”[32]“对汉民干部应消除其大汉族主义，歧视回民和讥笑其生活习惯，避免对其宗教正面批评。”[33]

除了对回族的宗教政策，中国共产党针对东蒙地区的工作实践，总结经验，制定了相应的宗教政策。1947年4月27日，内蒙人民代表会议通过的《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中规定：“内蒙古自治区域内蒙汉回等各民族一律平等，……各民族互相尊重风俗习惯、历史文化、宗教信仰、语言文字。”[34]还明确规定：“实际信教自由与政教分立，保护庙宇，提倡喇嘛自愿投资经营农工商业与各种合作事业，奖励喇嘛自愿入学与参加劳动、行医、识字。”[35]除一般意义上的对蒙古民族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外，在保障喇嘛人权、财权方面，在提倡喇嘛自愿投资方面，在奖励喇嘛自愿学习、工作方面都作了规定。2.保护合法宗教活动和宗教场所

1947年9月，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回民问题的通知》中规定：“不得侵犯各地清真寺，军队不许住清真寺，汉人不得利用清真寺集会。”[36]“保护清真寺、拱北及回民一切文物古迹。”[37]

在解放西北的战争中，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尊重回民宗教信仰的重要性，因此积极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对保护清真寺和拱北、回教经典、礼拜等方面，都作了详细的规定，产生了良好的作用。1949年5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制定的《回回工作简要手册》，就对这些方面作了最完善的规定，在回民居住区的宗教工作中起了重要的参考、指导作用。3.妥善处理宗教土地

1946年9月，《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土地改革的指示》中，明确规定：“凡祠堂、庙宇、天主教、基督教的土地，应根据当地情况，农民公意及族人意见妥为处理。如农民要求分配时，除留下一些地作为祭祀、传教和居留人维持生活外，其余一律分配。凡清真寺的土地应以回民公意解决之。”[38]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十三条就明确规定：“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39]这是解放战争时期，乃至于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的总结和概括。

五、新中国建立初期宗教政策的制定及实践 1.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宗教政策

1950年10月1日，周恩来在庆祝建国一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对于各民族的宗教信仰和其他群众性的风俗习惯，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坚持不干涉的原则”。同年12月2日，政务院发布通令：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人民三大节日（尔代节、古尔邦节、圣纪节）食用的牛羊免征屠宰税，并放宽检验标准。1951年5月23日，在《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办法的协议》中规定，对西藏现行的政治制度不予变更；对**喇嘛和**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和职权，应予维持。1952年11月22日，毛泽东在接见西藏致敬团代表时重申“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这种教的或信别种教的，一律加以保护，尊重其宗教信仰，今天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将来也仍然采取保护政策”。总之，新中国一成立，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就明确宣布了充分尊重各民族宗教信仰的政策，这不仅表现在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言论之中，而且载入有关处理民族问题的重要文献之中。2.新中国建立初期宗教的工作实践

为了贯彻实施新中国的宗教政策，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第一，在各族群众，特别是信教群众中广泛深入地宣传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加深他们对宗教政策的了解，消除反动势力散布的“共产党是消灭宗教的”谣言。第二，为了全面正确地贯彻宗教政策，中央人民政府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都设立宗教事务工作机构。为了更好地开展宗教工作，团结广大信教群众，1952年和1953年，由伊斯兰教界和佛教界知名人士发起，相继建立了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和中国佛教协会，在这些宗教团体的协助下，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逐步得到贯彻。第三，制定了一切从少数民族实际出发的慎重稳进的工作方针。如果在宗教问题上急躁冒进，就会严重影响民族关系，甚至会引发事端，造成严重后果。这在新解放的地区，尤须特别注意。

第四，加强领导，及时纠正工作中的偏差。这一时期，由于处理新社会少数民族地区的宗教问题缺乏经验，在一些地区的宗教工作中出现了一些偏差，主要是急躁情绪，对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尊重不够。1950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慎重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指示，指出关于各地少数民族内部的社会改革，特别是有关少数民族的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的改革，必须从缓提出，不经中央批准，各地党委不得作出并发布有关这方面改革的口号并进行宣传。同月，中共中央批转了乌兰夫、刘格平同志对处理新疆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正确意见，指出少数民族的宗教问题，是一个历史性、民族性的群众思想信仰问题，它与少数民族落后的经济、文化及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联。因此，对于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态度应该十分审慎，切忌急躁，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信教自由政策。在少数民族广大群众的觉悟未提高前，不要轻言改革。少数民族中的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在有了初步的觉悟以后，往往产生一种盲目的反宗教情绪，必须加以教育和制止，绝不要把他们的这种情绪当作少数民族广大群众觉悟的表现。1951年11月，针对西北地区土地改革中出现的偏差，中共中央指示，对甘肃、青海、宁夏三省回族地区内的属于藏族、蒙古族、土族的喇嘛寺庙，一律不予征收，亦不接受寺方献地，寺庙过重的租额及苛索等可用协调及调解方式酌情减免。并同意西北局提出的对于伊斯兰教清真寺及拱北、道堂土地的处理意见。3.新中国建立初期宗教工作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

建国初期处理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实践是整个民族工作的组成部分。1953年6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制定，1954年10月，中共中央批转的《关于过去几年内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的主要经验总结》，系统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几年来民族宗教工作的经验。

第一，首次提出关于宗教具有长期性、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等“五性”的重要思想。第二，突出强调在几乎是全民信教的少数民族地区，宗教问题是整个民族问题不可分离的一个重要部分。尊重了少数民族的信仰，就能在政治上取得主动，反之，则会被动。第三，对待宗教信仰问题，必须长期地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

第四，强调努力进行上层统战工作，争取、团结一切可以争取、团结的少数民族宗教上层人物。

第五，对少数民族共产党员信仰宗教的问题要采取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处理的态度。第六，进行系统的调查工作和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与党的宗教政策的研究。

六、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少数民族宗教政策在曲折中发展 1.中国共产党关于宗教问题观点的新发展

进入社会主义时期，面临中国宗教状况的新变化，特别是少数民族宗教方面的新情况、新问题，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充实和发展了关于宗教问题的观点。

(1)明确表明在社会主义时期宗教还将长期存在。1957年8月4日，周恩来在《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的讲话中指出，思想方面的变化，不会像政治制度的改革那样发展。思想变化的过程是最慢的，信仰宗教的人，不仅现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有，就是将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是不是就完全没有了？现在还不能说得那么死。当社会还没有发展到使宗教赖以存在的条件完全消失的时候，宗教是会存在的。

(2)在处理宗教问题时，汉族首先应该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1956年5月30日，周恩来在接见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两国的伊斯兰教代表团时指出，汉族之中虽然也有很多人是信仰宗教的，但是由于汉族人口最多，而且不像有些少数民族几乎全民信教，这样，汉族首先应该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其次是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

(3)提出宗教在教义上有某些积极作用，对民族关系可以起推动作用的观点（见周恩来1956年5月30日接见外宾时的谈话）。

(4)首次提出在宗教问题领域，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上的矛盾已经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1957年4月4日，李维汉在全国第七次统战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中指出，现在，由于民主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除个别民族地区外，宗教矛盾的矛盾背景已经起了根本性的变化。除个别地区外，宗教矛盾已经从既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又是敌对阶级的矛盾，转化为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的矛盾。2.少数民族地区宗教制度的重大改革

为了顺应少数民族的要求，促进少数民族的发展进步，从1958年起，陆续开展了废除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中封建特权和封建剥削制度的工作。

1958年5月，杨静仁在中央八大二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回族宗族问题的发言。指出要消除宗教封建剥削制度的残余和宗教特权，逐步使宗教在人民中真正成为个人的思想信仰问题，真正实现宗教信仰自由。为了进一步研究宗教制度的改革问题，中共中央统战部于1958年5月和9月，先后分别召开了回族伊斯兰教问题座谈会和藏传佛教问题座谈会。李维汉就伊斯兰教同回族发展的矛盾、民族与宗教应当分开、宗教制度的改革等问题，作了重要的讲话，做好了改革前的准备工作。在宗教制度改革中，有关地区从当地民族和宗教的具体情况出发，采取了不同的改革方法、步骤，改革的具体内容有所增减。宗教制度的改革，总体上是成功的，但是由于受到“左”的指导思想的干扰，也出过一些较为严重的偏差。到1960年，宗教制度改革的基本任务全部完成。宗教制度的改革，使中国少数民族的宗教在使自己适应社会主义社会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对民族、对国家、对宗教自身都是有利的。3.“左”倾错误的纠正及宗教理论的深化 进入社会主义时期的最初几年，对少数民族地区宗教问题的处理进一步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对宗教问题理论上的认识也进一步深化。主要表现以下几点：

第一，全面完整地阐述了宗教“五性”论，以科学的语言表述了长期性、民族性、国际性、群众性和复杂性。这是在1958年12月至1959年1月召开的第十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汪锋同志《关于民族工作及少数民族地区宗教工作方面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讲话中论述的。第二，提出了无神论教育问题。1958年5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和中央民委党组《关于在回族党员中进行无神论教育》的报告指出：无神论教育，首先要在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干部中进行。其次，为了巩固宗教制度改革取得的胜利，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向群众适当地进行无神论的教育是必要的。

第三，重申宗教问题上的矛盾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第四，提出要辩证地认识宗教的前途。

总之，从建国到6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处理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理论和实践尽管有过一些曲折，但总的来说还是正确的、稳妥的，成就是大的。可惜，这种局面未能正常健康地向前发展。1962年以后，随着全国性的政治上“左倾”错误的再度发展，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10年间，少数民族的宗族工作遭到彻底的破坏。

“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江青等诬蔑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政策是“保护落后”，蛮横禁止少数民族宗教职业者和信教群众的正当宗教活动，甚至把大批寺庙和宗教设施加以毁坏、关闭或改作他用，对于少数民族中宗教上层爱国人士，统统当作“牛鬼蛇神”予以打击，其中有些人被迫害而死。

七、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少数民族宗教政策的恢复、发展和完善

从1978年到1982年，宗教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拨乱反正。同时，中国共产党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建国以来在宗教问题上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在1982年3月印发《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即19号文件）中，全面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宗教问题特别在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在全面贯彻19号文件的过程中，宗教活动逐步正常化。中共中央1982年19号文件，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纲领性文件。它阐明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充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观点和政策走向成熟，集中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重大发展。

第一，宗教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有它发生、发展和消亡过程。改变了以前把宗教仅仅看成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观点。第二，全面阐述了宗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必然长期存在的根源。社会主义时期宗教存在和发展的原因主要表现为，宗教信仰作为一部分人们的意识不会在社会制度发生根本变革后短期内彻底消除；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水平的提高，是一个长久的奋斗过程；某些严重的天灾人祸还会给人们带来种种困苦；一定范围的阶段斗争和复杂的国际环境对于宗教的发展还将产生着一定影响。

第三，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时期，我国宗教的状况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宗教问题上的矛盾已经主要是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处理好宗教方面的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成为宗教工作的主题。

第四，要善于体察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区别和联系。在宗教同民族的关系问题上，各个民族和各种宗教有不同的情况。有些少数民族基本上全民信仰某一种宗教，如伊斯兰教和喇嘛教，那里的宗教问题基本没有联系。因此，要善于具体地分析各个民族和各种宗教的不同情况，正确处理好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区别和联系。

第五，处理好宗教问题主要反对“左”的倾向，又要防止和克服放任自流的倾向。第六，明确了处理我国社会主义时期一切宗教问题及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使全体信教和不信教的群众联合起来，把他们的意志和力量集中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共同的目标上来，并强调，任何背离这个基点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都应当受到党和人民的坚决抵制和反对。并强调，任何背离这个基点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都应当受到党和人民的坚决抵制和反对。这就根本改变了在极“左”年代单纯把促进宗教消亡，甚至消灭宗教作为处理宗教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错误观点。

第七，重申和充实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全面完整地表述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涵义；强调保证信教自由的同时，也应当强调不信宗教的自由。绝不允许宗教干预国家行政、司法、学校教育和社会公共教育，不允许强迫18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入教；绝不允许恢复已被废除的宗教封建特权和宗教压迫剥削制度；绝不允许利用宗教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国家统一和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争取、团结和教育宗教人士是贯彻执行宗教政策的极其重要的前提条件；合理安排宗教活动场所，是落实宗教政策、使宗教活动正常化的重要物质条件；充分发挥爱国宗教组织的作用，是落实宗教政策、使宗教活动正常化的重要组织保证；正确区分和处理正常的宗教活动和在宗教外衣掩盖下的违法活动，以及不属于宗教范围内的迷信活动。

1982年以来，随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不断推进，处理宗教问题的实践也进一步深入。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又提出了关于宗教问题的一些新观点、新论断。这些新观点、新论断和1982年19号文件集中反映出的对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创新观点一起，初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理论。

这些新观点、新论断主要是：

第一，正确对待和处理宗教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个重要的课题，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是1990年12月5日李鹏总理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首先提出来的。这标志着中共中央将宗教工作的重要性提到了一个新高度。第二，政治上团结合作，思想信仰上互相尊重，是党和政府处理同宗教界朋友之间的关系的原则。这是江泽民总书记在1991年1月30日邀请各宗教团体领导人到中南海做客时的讲话中提出来的，是关于同宗教界建立爱国统一战线思想的新发展。第三，明确提出要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这也是1990年12月5日李鹏总理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首先明确提出来的。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是不违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而是全面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需要，是维护安定团结和各民族人民利益的需要。第四，以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新论断，科学地表述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的关系。1991年，中央在一个文件中曾指出，要动员全党、各级政府和社会各方面进一步重视、关心和做好宗教工作，使宗教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1993年11月7日，江泽民同志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明确提出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新论断。这可以说是目前为止对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互关系的最科学的表述。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的长期实践中，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与中国的宗教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宗教理论。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一系列观点和政策。这些将指导着中国宗教工作，特别是少数民族宗教工作的实践进一步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收稿日期〕2001-10-31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0.([2]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0.[3]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22.[4] 中共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515.[5]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3.[6] 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前.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617.612.[7] 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前.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617.[8]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24.[9]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38.[10]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208-209.[11]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66.[12]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635-636.[13] 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19.[14] 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29.[15] 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38.[16] 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208.[17] 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218.[18] 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289.[19] 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359.[20] 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289.[21] 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489.[22] 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488.[23] 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489.[24] 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374.[25] 文史资料选辑第92辑[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130.[26] 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597.[27] 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622.[28] 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941.[29] 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694.[30] 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654.667.[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92.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001.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050.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111.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1113.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130.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338.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063.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290.

第三篇：继承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发展思想的演变

继承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发展思想的演变

作者：张丰

指导老师：王凤珍

摘要：发展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不懈追求，党经过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发展思想，把中国的发展和发展观不断推向更高的境界。党的发展思想是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分析和研究党的发展思想的演进过程，对于我们今后的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发展思想；继承；发展

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全部活动的主旋律。重视发展是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领导集体一贯的思想。审视中国共产党发展思想的演变，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概念上的变化，而且是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创新的理论体系。

一、中国共产党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为什么发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历代中国共产党人都认识到了发展的重要性，主张把发展作为党和国家的重要任务。对于发展重要性的认识经历了“落后就要挨打”到“发展是第一要义”的过程。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根本目的就在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对近代中国的屈辱历史进行总结，他告诫全党要树立“落后就要挨打”的忧患意识，他指出若不发展生产，“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要失败。”[1]1428他多次强调：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就是要提高生产力。“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2]1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科学分析“文化大革命”产生的原因，果断地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坚持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使生产力获得新的解放和巨大发展。1979年3月，他断然提出，我们当前以及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搞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3]163政治。”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应体现在比资本主义有更好的条件发展社会生产力

作者简介：张丰，男，安徽宿州人，安庆师范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2012届本科毕业生.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好一些。讲社会主义，“根本的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4]1371992年初，他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提出了 “发展才是硬道理 ”的著名论断。

江泽民在继承邓小平发展才是硬道理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1989年6月，他指出：按照中央和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步走”发展战略，积极稳步地发展国民经济，始终是我们现代化建设的中心任务。2000年他提出的“三个代表”，其中的一个“代表”就是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2002 年他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5]538。他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历史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展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个政治问题，只有加快发展，才能坚定人民跟党走的信心，才能坚定人民的社会主义信念。必须始终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胡锦涛始终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并创造性地把发展作为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我们要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使命，就必须始终抓住发展这个主题不放松。把握住这一点，就从根本上把握了人民的愿望，把握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胡锦涛还指出，科学发展观是用来指导发展的，不能离开发展这个主题，离开了发展这个主题就没有意义了。要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二、中国共产党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为了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人民是历史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之一。在中国，广大人民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主力军，在新的历史阶段，广大人民依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依靠力量。这就要求我们要充分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坚持以人为本。社会发展的主体是人，是广大人民群众。而党的几代领导集体对这一问题的看法经历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到“以人为本”的过程。

毛泽东的一生，无不是以“一切为了人民，一切相信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为其理论和行动的出发点。“关心群众的痛痒，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6]138他把密切联系群众作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

邓小平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评价党和国家各项事业

是非得失的重要标准。1992 年初他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了“三个有利于”，即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这“三个有利于”中，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落脚点和归宿，因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最终要落实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上来。邓小平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7]257

江泽民把对以人为本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水平。2000年以后，江泽民对以人为本的认识更加深刻，这集中体现在他提出的“三个代表”之中。“三个代表”即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江泽民还进一步提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要求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

胡锦涛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并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我们党来自于人民、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全国各族人民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体，人民群众积极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是我们事业成功的保证，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全部奋斗的最高目的。[8]

三、中国共产党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怎样发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一）关于发展道路的认识：从“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崭新的课题。我们除了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寻找理论指导外，在实践中，由于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在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也有密切联系，因此，苏联成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借鉴对象，参照苏联模式，我们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这对中国发展观的形成过程产生了重大影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在建国初期，对我国的政权巩固和经济发展都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当时我国刚刚走出战争局面，政治上急需稳固政权，经济上要恢复正常生产，满足人们基本生存要求，外交上又要抵制经济封锁。于是，要求我们在短时间内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这时，计划经济模式恰恰可以满足这种需要。这一体制的弊端主要表现在：所有制形式和分配形式过于单一；中央对计划、财政、物资、干部等包揽过多，统得过死，地方和企业的管理权限太小；过分强调条条管理，割断了各地区的不同部门、企业之间的经济联系。波、匈事件的发生，也表明照搬苏联模式是不成功的。

毛泽东看出苏联发展模式与苏联发展观的问题，对苏联模式进行反思和突破，认识到中国必须要确立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之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第一，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发表。为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毛泽东、刘少奇等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在调查的基础上，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毛泽东提出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会主义建设基本方针；阐述了如何正确处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在经济、政治、外交和社会生活等十个方面关系的问题。《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标志着全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始。

第二，中共八大的胜利举行。八大在正确分析和阐述建国后国内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党的中心任务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的改革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在社会主义的民主建设和文化建设提出了一些正确的理论原则。这主要表现在：提出党在今后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总结了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坚持了经济建设必须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稳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的方针；着重提出执政党建设的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

第三，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毛泽东在文章中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一系列方针，并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毛泽东的“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的思想做到了实事求是，符合当时我国的国情，是对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探索。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就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

改革开放以后，中央领导集体丰富了毛泽东“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的思想，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立足于基本国情，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邓小平理论在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以全新的政治视野进行理论创新，回答了当代社会主义高难度的历史性课题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了一些重要的理论：

第一，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程度作了科学的实事求是的重新界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解决了为我们正确地认识当代中国基本国情这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并为我们提供了正确认识、研究、解决当代社会主义一切重大问题的最基本依据，成为我们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根本出发点。

第二，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其意义已经超出中国一国范围和单纯经济体制改革的范畴，它不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找到了最佳的运行机制，而且对今后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乃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途命运，都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这是邓小平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

第三，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邓小平首次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来认识，第一次把社会主义的主要奋斗目标和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途径联结成一个统一的整体。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论断，不仅从根本上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当代社会主义的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还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所取得的最重大的理论成果。

第四，提出了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理论。邓小平科学地判断了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表现形态，明确提出了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理论，作出了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方法和步骤，由此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第五，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理论，科学地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处的外部环境和所面临的历史机遇。邓小平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所作的科学判断，既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以崭新的时代内容，又为我们准确地把握时代脉搏和契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提供了明确的指针。

此外，邓小平理论还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坚持“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在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的大局之下，加强军队的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按照“一国两制”方针，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的思想；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不断加强党的建设的思想等一系列思想理论观点，形成了博大

精深的科学思想体系。

邓小平理论是在“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陷入困境的历史背景下，适应历史的需要而产生的。它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思想路线，初步解决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十四大、十五大报告中概括为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九大基本问题），是系统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坚持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继承和发展。进一步推进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向前快速稳定发展。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上明确地阐述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是邓小平同志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内容。而后在党的十五大上又对社会主义本质论作了科学定位。明确指出这个理论的提出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即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创造性地把党的建设同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发展趋势，同我国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同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和各项任务联系起来，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这些理论加深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战略思想，主要是在不断探索和回答“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对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发展目标是什么给出了

(二）关于发展目标的认识：从“四个现代化”到“四位一体”

一个简要的回答：“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后来，毛泽东又几次重复提及这个思想。在1954年《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中，他提出“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里，他再次提出“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以

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社会主义的发展的阶段性目标：

第一个明确的发展目标是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1953年党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路线的核心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当时设想用3个五年计划的时间，打下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经过50年即十个五年计划的奋斗，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完成国民经济恢复后提出的第一个比较明确的阶段性的经济发展目标。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目标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进行的比较顺利。一五计划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好比一个少年，骨骼发育了，但还不强壮。国家工业化的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也就是说，“一穷二白”的基本国情并没有改变。但当时部分领导人对此认识不够，在胜利和顺利面前滋长了自满情绪，提出了脱离国情、不切实际的第二个阶段性目标。

第二个阶段性目标可以简称为“超英赶美”。毛泽东在批阅国家经委在向中央政治局提交的1958 年国民经济形势和1959 年经济发展计划的报告时说：“超过英国，不是15 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9]428超英赶美目标，反映了人民渴望尽快改变落后面貌，早日建成现代化强国的良好愿望。但是，这一目标，严重地脱离了当时的国情和实际的可能性。发生这个转变的主要原因，是毛泽东等领导人对基本国情的判断上出现了失误。这个失误，不是指没有看到或者忽视了“一穷二白”的基本国情，而是出现在对这个“一穷二白”怎样认识上。

第三个阶段性目标，也就是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四个现代化”最早是在1954年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后来毛泽东在1959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加以完善，到1964年12月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正式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提出“四个现代化”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三个阶段性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意义。这是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发展目标进行不懈探索的结晶。较之于五十年代的工业化，更为全面，更为具体，“两步走”的设想也更为符合中国的实际。可以说，这是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富有吸引力和可行性的蓝图。当然，它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20世纪末“走在世界前列”的要求仍显过高，还没有意识到在有限时间内中国能够达到的现代化水平只能是“中国式”的。二是缺乏具体的数字上的指标，“大体接近”和“世界前列”究竟是什么水平，还没有明确。

由于随后不久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局性错误，“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实际上被打入冷宫。“文革”期间，国家基本上没有可行的中长期发展目标，个别年份甚至连计划都没有。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四个现代化”目标的确立极大地调动了中国人民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推动了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但不可否认，“四个现代化”目标仅仅停留在现代化的物质层面上，没有把握好现代化目标的系统性、全面性原则，尤其是受政治运动的频繁冲击，大大延缓了实现“四化”目标的进程。邓小平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内容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方面，三位一体，不可偏废。据此，党的十三大制定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中首次明确提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总目标。

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上个世纪末，我们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 “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但是，总体上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十六大报告提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从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发展观内涵要求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三者有机统一，建成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胡锦涛同志在谈到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时说，我们必须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和规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构成的基本纲领，在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对我国发展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党和国家到2020年的奋斗目标，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简洁地说，就是建设全面的小康社会。它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特指我国在本世纪头20年继续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伟大践；其奋斗目标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10]

（三）关于发展战略的认识：从“两步走”到“三步走”

1955年3月,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里面,情况是复杂的,国民经济原来又很落后,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我们可能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要建成一个强大

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五十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1955年10月,在党的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上,他又提出:大约在50年到75年的时间内,就是10个五年计划到15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可能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党的八大期间,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五十年到一百年时光。”在此,毛泽东初步提出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分两步走的战略步骤。他同时还指出，将分“两步走”来实现“四个现代化”：第一步，第一步大约用三个五年计划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力争在本世纪末，使我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但是,在“大跃进”期间,毛泽东犯了急于求成的错误,造成了经济建设的重大损失。经过挫折,毛泽东重新冷静地思考了中国的发展战略,在实现现代化发展战略目标的时间问题上,恢复了比较稳妥的估计,认为要比过去的估计更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科学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为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制定了正确的发展战略,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战略理论。明确提出了“三步走”的现代化发展战略目标,争取在20世纪结束时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00美元左右的“小康生活”。这个目标经过党的十二大和十三大的丰富和完善，最后形成了现代化建设的三步走战略：第一步，到八十年代结束时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面对世纪之交机遇与挑战并存、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国内改革走向攻坚阶段的更为复杂的局势,科学回答了经济文化仍不很发达的中国如何实现跨世纪的现代化发展战略问题,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战略理论,为中国现代化事业作出了新贡献，深化了对“三步走”发展战略目标的认识。邓小平提出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他对前两步目标作了较多论述。党的十五大又将第三步战略目标进一步具体化，分成了三个具体阶段和步骤，即下世纪前50年“三步走”目标。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快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下世纪中叶建

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从而使“三步走”的战略和步骤更加具体明确。

新一届领导集体在新形势下在三步走战略的指引下,不断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向前进。

从“两步走”到“三步走”的战略的确定，突出地体现了我们党对国情认识的深化，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坚持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品格。我国的“三步走”发展战略，是党的第二代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参考了国外现代化发展的历史经验，在总结我国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对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的深刻把握，是对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正确的反映。

（四）关于发展导向的认识：从“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

1956年初，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全国掀起了工农业生产的高潮。毛泽东在当时提出“多、快、好、省”口号。“多、快、好、省”的方针是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国情而提出的正确方针，当时之所以把“多”和“快”放在前、“好”和“省”放在后，也是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得出来的结论：从客观上说，尽管“一五”期间取得了巨大成就，在前苏联的帮助下开始建立我国的工业体系，但因为我国底子太薄，“一穷二白”，与发达国家无法相提并论；从主观上说，又想使我国早日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让人民过上幸福快乐的日子，早日建设成社会主义。但是，在实践过程中片面地强调多和快，忽略了好和省，致使高投入、低产出，而且质量还难以保证，造成生产效益低下，给国家带来了极大的损失。尽管如此，我们决不能因为在执行过程中出现偏差，就否定它的正确性，即使在今天，作为一个整体，“多、快、好、省”方针仍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2006年12月5日至7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京召开，提出2007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就是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切实把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努力实现速度、质量、效益相协调，消费、投资、出口相协调，人口、资源、环境 相协调，真正做到又好又快发展。”这次会议强调国民经济要“又好又快”地发展，与过去“又快又好发展”的提法不同，“好”字排在了“快”字之前，成为这次会议的一个亮点。又好又快地发展我国经济，是在建国50多年、改革开放近30年后提出来的。这时的国情和建国初期相比，已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的生活水平、国家的综合国力都有了极大的提高，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已迈入小康社会。在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之后，人们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进一步提高生活质量的问题，要提高生活质量就要提高产品质量，要提高产品质量就要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即提高经济效益。只要我们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切实转变增

长方式，努力实现速度、质量、效益相协调，消费、投资、出口相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我国的经济就一定能够又好又快地发展。

四、结语

回顾几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发展思想，我们看到历届中央领导集体都非常重视发展问题，把发展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始终贯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使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了解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发展思想的战略思考，有利于把握时代的脉搏，自觉地按规律办事。对于深刻把握现阶段的历史任务，开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的新局面，都是十分重要的。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7卷[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5]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7]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8]罗庆宏.中国共产党科学发展思想的历史考察[J].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11（4）：49.[9] 张树军.红色决策[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10]《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上的报告》.http://cpc.people.com.cn/GB/104019/，阅读日期：2012-3-11.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the evolu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development

thought

Author ：Zhang Feng

Instructor:Wang Feng-zhen Abstract::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always unremitting pursuit, the party after the practice of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has formed a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ra development thought China's development and development ceaselessly to higher level.The party's development thought is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the line to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is a marxist development thought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Analysis and research the party's development thought evolution process for our future practice has the important

instruction meaning.Key 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Development thought;Inheritance;development

第四篇：浅析中国共产党党章的历史演变脉络

浅析中国共产党党章的历史演变脉络

中本133班 13010328 党金鹰

[摘 要]中国共产党党章伴随党的成长而发展，经历了由不完善到完善的曲折过程。党章的日趋系统和完善，反映了我党对什么是革命、怎样革命，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不断加深。梳理这段历史有助于深刻认识到党的创新理论探索是一个艰难、曲折、永无止境的过程。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党章；历史演变

中国共产党89年的发展进程中，先后通过17个版本的党纲党章。党章的逐步完善，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年的历史过程，记录了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和政治路线与时俱进的发展进程。党章篇幅虽短，但字字珠玑，均是精炼的理论概括和实践总结。梳理党章的历史演变脉络，可以充分感受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曲折过程，可以充分感知到党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长期历史进程。

一、初步形成阶段

中国共产党成立至新中国成立的28年间，是党章初步形成时期。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丰厚历史，使中国共产党人对为何建党、怎样建党、建什么样的党有了初步认识，集中反映在党的一大到七大的六次党章调整中。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宣告党的正式创立。但是，党在创立之初，思想上、组织上、理论上的准备远不成熟，所以一大会议只通过了一个500余字、共15条的《中国共产党纲领》。一大《纲领》虽不是党章，但它实际具有党章作用。《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宣告党的政治纲领是通过武装斗争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最终消灭阶级分野；对党的组织章程、组织原则、组织机构和组织发展等作出明确的规定。1922年7月，中共二大对《中国共产党纲领》做出重大修改，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第一部正式章程。二大党章包括党员、组织、会议、纪律、经费、附则等6章共29条，近4000字。党章首次提出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纲领，宣告党的最高纲领是为将来建设、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二大党章具有划时代意义，标志党的创建工作最终完成，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立党之本和最高的政治行为规范，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党的发展建设。

从中共的三大到六大，党章的内容只做过局部调整，没有大的改动。1923年6月，中共三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三大党章第一次规定了新党员候补期，并分别规定了正式党员和候补党员的权利与义务。1925年1月，中共四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四大党章第一次将党的支部规定为党的基层单位，并规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改称为“总书记”，地方各级党的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改称为“书记”。1927年4月至5月，中共五大通过《组织问题议决案》，明确提出“必须改正并补充旧时党章”。同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议决案》。五大党章第一次明确提出民主集中制的概念，规定党组织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1928年6月至7月，中共六大通过新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六大党章的突出特点是体现了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密切联系，开篇即强调“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之一部分，命名为‘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支部”。六大党章把中共同共产国际的关系强调到了过分的、不适当的程度，使党不能独立自主地按照中国实际情况领导革命和自行处理党内事务，对日后党的工作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1945年4月至6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对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发展过程以及其科学内涵作了全面的阐述。七大党章总纲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总纲还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任务和特点，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基本方针和必须具备的条件。七大党章还对扩大党内民主和实行集中统一领导作了详细的规定，进一步完善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七大党章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第一次将中国共产党在24年的艰苦历程中所取得的最重要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体现确认在党的根本大法中；确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特别强调党的群众路线，指出党的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根本的组织路线。可以说，七大党章是民主革命时期最好的一部党章。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乃至建国后社会主义改造所取得的丰功伟绩，正是基于七大正确的路线方针。

二、波动调整阶段

建国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担负新的历史使命。如何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成为党的中心工作。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党有过成功经验，也有过失败教训，突出表现在党的八大到十一大的四次党章调整中。1956年9月，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做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报告指出，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需要来自党内外的监督，其关键在于发展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坚持集体领导。这些关于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新的思考，在八大党章中得到充分体现。同时，八大党章对于刚刚开始的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也作了明确阐述：“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阶级矛盾，而是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因此，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党的一切工作的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八大党章的通过，表明全党上下形成了三个基本共识。一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二是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三是中国要以苏联为戒，走出一条适合自己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八大党章适应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中国实际，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阐述完全正确。

然而，1958年开始，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共产党党建工作偏离了既定方针，逐渐背离了八大的正确纲领。1969年4月，中共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肯定了根据“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九大党章否定了八大党章明确的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和党领导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任务。在党员条件上，取消了党员权利和入党预备期，把八大党章规定的党员十条义务改变为五项接班人条件，这在中共历史上前所未有。在组织原则上，取消了八大党章中关于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发挥下级组织的积极性、创造性等条文，并取消了五大以来设立的党的监察委员会。1973年8月，中共十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继续了九大的“左”的错误，基本沿袭了九大党章的总纲和条文。仅由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败露，十大党章删去了九大党章中有关林彪为接班人的内容。

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召开。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十年内乱以后的第一部党章。十一大党章恢复了八大关于把中国建设成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提法。在内容上与九大、十大党章比较作了较多的修改：增写了关于民主集中制的内容；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等。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十一大党章并未从根本上否定九大、十大党章中的“左倾”错误，继续沿用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

三、拨乱完善阶段

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判 “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恢复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此为基点，中国共产党党章经过十二大至十五大的四次调整，逐步焕发新的活力，而这一过程也始终伴随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逐步推进和深入发展。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在北京召开。由邓小平主持修订的十二大党章，确认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路线，同时，也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搞好执政党建设作了新的探索。十二大党章总纲明确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总纲还对党的性质和指导思想、中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和党的总任务、加强党的建设基本要求、党在国家生活中如何正确发挥作用等，都作了完备的规定。十二大党章对毛泽东思想作了更科学的表述，对党的中央和地方组织体制作了重要的改变和新的规定，还首次将入党誓词载入党章。总之，十二党章继承了七大党章和八大党章的优点，清除了九大、十大、十一大党章中“左”的错误，对执政党建设的各方面都做了比较全面完善的规定。

1987年11月，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在改革开放中加强党的建设的方针，通过了党章部分条文修正案，对十二大党章的部分内容作了十项调整。其中的重大改变有：改革选举制度，明确规定差额选举办法；加强集体领导，党组织讨论决定重要问题时要进行表决；规定企业和事业单位中党的基层组织不再领导本单位工作，而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本单位的贯彻执行实行监督。十三大党章顺应了改革开放对党建工作提出的新要求，通过对党章这一上层建筑的调整和创新，我党有力促进了经济基础的稳步发展。

如果说，中共十二大、十三大的党章集中反映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拨乱反正、初步探索改革开放背景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尝试，那么，中共十四大、十五大的党章则集中反映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攻难克艰、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努力。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写入党章，将其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这对于统一全党意志，齐心协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对党章进行部分修改。十五大党章确立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列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并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写入党章。这充分表明，在当代中国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四、与时俱进阶段

进入21世纪，中国共产党根据世情国情党情出现的新变化，与时俱进地推出诸多战略举措，不仅顺利完成了领导层的更新换代，更是全面推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这一过程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成为党的创新理论的最新体现，并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成为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最新典范。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十六大党章是中国共产党进入新世纪后的第一部党章，其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总纲部分。这反映了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十六大党章修改了对党的性质及阶级基础的表述，强调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从原来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到新党章中增写“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样表述党的性质，体现了革命党与执政党的统一，党执政的群众基础、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的统一，切合我们党的历史发展和现实状况，符合时代要求，有利于最广泛地调动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团结和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成立以来，党确定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形成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对党章进行适当修改，把党的建设的理论创新成果和重要经验写入党章，不仅必要，而且必须。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十七大党章总纲增写了关于科学发展观的表述。增写的第七自然段表述为：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根据新的发展要求，集中全党智慧，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此外，新党章特别增写了必须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内容。

十七大党章的另一项重要修改是增写的关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的论断，即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在党章中明确写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有利于更好地把握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可以说，十七大党章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体现科学发展观等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并吸纳党的十七大报告确立的重大理论观点、重大战略思想、重大工作部署，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对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提出的新要求。

1989年来，中国共产党党章与时俱进的演进过程，反映了党对革命和建设的认识的理论升华。胡锦涛同志曾指出，党章是规范和制约全党行为的总章程，是立党、治党、管党的总章程，在党内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和最大的约束力。学习贯彻党章，发挥党章的作用，是巩固先进性教育活动成果，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关键所在，是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的关键所在。我们要把学习贯彻党章作为重要的学习研究内容，紧密联系实际，为进一步搞好党的长效机制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参考文献：

[1]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共产党党章汇编》，人们出版社，1979年版。[2]叶笃初：《中国共产党党章史略》，湖北人们出版社，1991年版。[3]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14年版。

[4]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编写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修订版。

第五篇：中国共产党宗教政策在西藏实践成就研究

中国共产党宗教政策在西藏实践成就研究

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制定宗教政策的主要理论依据。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的宗教理论与西藏实际相结合, 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指导西藏工作实践依据。旧西藏是一个政教合一、几乎全民信教的社会,宗教在西藏社会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党高度重视宗教在西藏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谨之又慎对待宗教问题。20世纪 50 年，我们党依照宗教规律办事，尊重西藏人民群众宗教信仰自由，成功的实行了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西藏政治和社会制度发生了巨大变迁。改革开放以来，党在西藏进行了拨乱反正，重申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阐明了党对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 为西藏的安定、民族的团结和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党关于少数民族的宗教理论

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与中国国情结合起来，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经典宗教理论中国化的历程。之后的历代领导人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宗教理论，创造了有中国特色的宗教理论体系。有中国特色的宗教理论体系主要包括宗教根源论、宗教特性论、宗教信仰自由论、宗教功能论和宗教团结论。

宗教根源论。毛泽东认为中国农民信仰宗教的根源来自中国社会的不平等，来自阶级压迫。胡锦涛同志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全面认识宗教产生和存在的深刻的自然根源、社会根源、认识论根源和心理根源，全面认识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将长期存在的客观现实。”①胡锦涛同志第一次体统的概括出宗教的四大根源，自然根源、社会根源、认识论根源和心理根源，是我党对宗教产生根源的认识上的升华，为我党正确地制定宗教政策的奠定了理论基础。

宗教特性论。在1958年召开的第五次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党中央正式提出了宗教的“五性”。宗教“五性”论即中国宗教具有长期性、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说明宗教不仅仅是一种世界观和精神力量，也是一种长期和普遍存在的社会力量、社会系统、社会群体和社会生活方式，是社会整体网络的有机组成部分。1982 年中共中央《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再次阐述了宗教的特性三性即长期性、群众性和复杂性，并科学的分析了宗教长期存在的原因。宗教特性论准确分析了我国宗教的特点，是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的理论源泉，是制定正确的宗教政策的理论基点和重要的依据。

宗教信仰自由论。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不信仰任何宗教，但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把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明确规定为新中国的一项基本政策。②。共产党人认为宗教信仰问题是思想领域的问题，凡思想性质的问题，只能教育，不能强迫命令；只能正面引导，不能压制打击；只能采取民主的办法，不能采取粗暴的办法，更不能采取专政的手段，否则只能适得其反。邓小平指出：“对于宗教，不能用行政命令的办法；但宗教方面也不能搞狂热，否则同社会主义，同人民的利益相违背。”③

宗教功能论。宗教具有二重性，有正负功能。宗教功能具有多样性，政治上的社会整合、控制或冲突功能；心理上的调适；道德上的劝善等等。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宗教消除了被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控制利用的社会条件，更多地体现人民群众的精神需要，宗教的正面社会功能得以发挥。由于存在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和存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以及社会犯罪势力，宗教的负面社会功能仍有可能发生作用，所以要及时化解。

宗教团结论。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要团结，信不同宗教（派别）群众之间要团结，不突出差异；强调求同存异，共同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努力。“党的基本任务是团结全体人民（包括广大信教和不信教的群众）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④团结论把信教的不信教的群众同样看作社会主义事业的拥护者和可靠的社会基础，把全体人民的意志与精力集中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上；同时要求党和政府团结宗教上层人士和知名人士，共同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努力。

二、党的西藏宗教政策及实践

我党历来重视我国的宗教问题，在六十多年的宗教治理实践中，结合我国宗教及宗教问题的特征，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宗教政策。

（一）、民主改革前宗教政策

民主改革前，西藏一直实行“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宗教领袖即是世俗政治领袖，集政教权利于一身，地方政府、上层僧侣和封建贵族联合专政。鉴于西藏的特殊性和宗教问题突出，从西藏和平解放到民主改革以前，中央采取不加干涉的方针，尊重宗教信仰自由，谨慎对待宗教问题；采取耐心等待的态度，和宗教界的代表人物反复协商，争取用和平方式进行改革。1952年10月，毛泽东在接见西藏致敬团时指出：“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这种教和别种教的，一律加以保护，尊重其信仰。今天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将来也仍将采取保护政策”⑤1956年4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喇嘛和**分别担任正副主任委员。在51名委员中僧官和宗教人士占了21位；23名常委中，僧人有12位，一批宗教界人士也被安排在其他各部门，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

（二）、民主改革时期宗教政策

1959年3月，**分裂集团公开发动武装叛乱。针对这一局势中央决定在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不变的情况下，对西藏现行的政治制度和宗教体制进行改革。广大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铲除了和西藏政治制度紧密联系的宗教剥削制度，在寺庙建立各寺的民主管理委员会，结束了西藏政教合一的制度。1959年,西藏工委向中央上报了《对三大寺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报告，宣布应公开废除西藏政教合一的制度，开始了宗教改革。寺庙完成民主改革后，由所在寺庙的住寺僧尼，通过民主选举的办法，建立各寺的民主管理委员会（组），制定新的规章制度，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管理寺庙的内部事务。西藏民主改革后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遭到摧残。

（三）、改革开放后宗教政策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重新恢复。1982年5月15日，西藏自治区党委发出认真贯彻中央《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的通知。西藏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根据《通知》精神，总结了以前对宗教工作的经验，认真落实党的宗教政策，清退了“文化大革命”查抄的寺院财物，恢复了“文化大革命”中一批受冤高僧的名誉，平反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宗教界爱国人士的冤假错案。同时把宗教界600位著名人士安排在各级人大、政府、政协、佛协中工作。

自1987年9月27日至1988年9月，在拉萨市发生了多次骚乱闹事事件中，寺庙已成为西藏不安定的主要因素。自治区党委决定于1988年8月下旬开始进驻寺庙，对参与骚乱的闹事的僧尼进行政治清理。1993年后，由僧尼带头、群众参与的游行闹事事件仍时有发生，特别是1996年前几个月，分裂主义分子的破坏活动与日俱增。区党委领导决定于1996年5月对全区寺庙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全区寺庙爱国主义教育从1996年下半年开始，1997年开始全面铺开，用3年的时间完成了这一项工作。

2001年初，区党委回顾了和平解放50年来西藏宗教工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总结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特别是全区深入开展寺庙爱国主义教育的经验后，提出了“划清两个界限，尽到一个责任”。2006年召开的自治区第七次党代会，会议要求继续坚持 “划清两个界限，尽到一个责任”和“两条底线”政策，孤立和打击极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在宗教具体工作上，要进一步深化寺庙爱国主义教育，全面贯彻《宗教事务条例》及《西藏自治区实施〈宗教事务条例〉办法（试行）》，坚决让宪法和法律进庙门、进管理制度、进僧尼头脑。

2011年召开的自治区第八次党代会，强调要根据我区宗教工作的新形势加强和创新寺庙管理，推进宗教工作的法制化、科学化。一是积极开展和谐模范寺庙暨爱国守法先进僧尼创建评选活动。二是深入开展“六个一”活动。三是寺庙僧尼参加社会保险，做到养老、医疗保险全覆盖，同时落实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四是把僧尼的民生问题提到战略高度，寺庙全面落实“九有”即有领袖像、有国旗、有道路、有水、有电、有广播电视、有电影、有书屋、有报纸。

三、党少数民族宗教政策在西藏的实践成就

党的宗教政策在西藏有一个发展演进的过程：从20世纪50年代，慎重提出“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的政策”，到60年代，在实践中进一步明确“要继续坚持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再到90年代把宗教信仰自由与维护法律、反对分裂、维护统一、造福社会、建设祖国紧密联系起来。呈现出若干阶段性，这种发展和演进，使党的宗教政策在西藏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

(一)、与宗教界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取得了西藏各项事业的胜利。宗教工作，历来是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顾西藏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在十七条协议的签订、西藏的和平解放、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平息、民主改革的胜利、百万农奴的翻身解放、反分裂斗争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都是党的统一战线的光辉胜利。在我区正是因为正确贯彻了党的宗教政策，结成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了进步力量，孤立、分化了顽固势力，战胜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遇到的种种困难和问题。

(二)、消灭了宗教特权和剥削,宗教事业实现了自传、自治、自养。1959年，西藏进行了民主改革，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农奴制度。民主改革给藏传佛教也注入了新的生机，废除了寺院的封建特权和压迫剥削制度，实现了宗教与政治的分离；各教派建立了“平等友好、团结合作、共同进步”的新型关系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自传、自治、自养”的宗教政策在西藏得到了落实。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西藏依法加强了对宗教事务工作的管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在全区寺庙开展了爱国主义教育和法制教育，团结、教育、争取了广大僧尼和信教群众，促进了社会稳定、人心稳定，为西藏实现长治久安奠定了基础。

(三)、依法保护了各种合法的宗教活动，形成了宽松的宗教环境。党和国家及各级政府对西藏的各种宗教、各个教派及信教和不信教群众一视同仁，尊重并依法保护各种正常的宗教活动。僧尼们可以自主地学经、辩经，听高僧讲经说法，举行灌顶、受戒活动，传授秘法口诀，修习各种仪轨，给信徒们念经、摸顶祈福等等。信徒们可以自由地去寺庙、神山、神湖朝拜，可以自由地去转山、转经、上供、斋僧布施、诵经。目前，西藏共有1700多座寺庙和各类宗教活动场所，僧尼46000多人，各种宗教活动正常举行，每年都如期举行各种重大宗教节日或活动。

（四）、宗教事务管理与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宗教界人士在爱国爱教、建设和谐社会中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2006 年9 月19 日，自治区正式颁布了《西藏自治区实施办法（试行）》，从2007 年1 月1 日起施行。同时，我区还制定出台了《西藏自治区藏传佛教僧人学经晋升格西拉让巴学位管理暂行办法》、《西藏自治区藏传佛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章程》等多项地方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为实现宗教事务管理规范化、法制化、制度化作出了有益探索。我区注重解决寺庙僧尼的实际困难和问题，着力提高为寺庙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全面实施“九有”工程和“六个一”等惠寺惠僧政策，切实改善了寺庙基础设施和文化设施。在全区寺庙僧尼中积极落实社会保障政策，全面落实和解决寺庙僧尼养老和医疗保险问题。通过加强管理与服务，使广大僧尼的中华民族意识、国家意识、法制意识、公民意识进一步增强，促进宗教和睦与社会和谐的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

（五）、宗教文化得到保护，宗教理论研究取得了可喜成绩。宗教文化古迹得到了保护。国务院和西藏自治区政府先后将布达拉宫和大昭寺、扎什伦布寺、哲蚌寺、萨迦寺、色拉寺等著名宗教活动场所列为全国和自治区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每年都拨发专项资金和黄金、白银等用于寺庙的维修、修复和保护，国家用于这方面的资金已有3亿多元。20世纪90年代以来，藏文《中华大藏经·丹珠尔》（对勘本）、《藏汉对照西藏大藏经总目录》、《因明七论庄严华释》、《慈氏五论》《释量论解说·雪域庄严》、《嘛呢全集》等陆续整理出版，还印出大量藏传佛教的仪轨、传记、论著等经典的单行本，供给寺庙，满足僧尼和信教群众的需求。

四、党宗教政策在西藏实践经验总结

追忆历史，是为了总结经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党的宗教政策，进一步做好我区的宗教工作。目前，在西部大开发中，西藏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如何认识宗教问题、处理宗教问题显得更为重要。根据党的有关方针政策，联系具体实际，对我区宗教工作提出几点经验总结：

（一）、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和宗教之间的关系。共产党人信仰的是马克思主义，是无神论者。共产党人对待宗教，采取什么态度，对我们做好宗教工作至关重要。西藏地区人民群众普遍信仰藏传佛教，宗教成为藏族群众的一种文化、一种生活常态。共产党人须认识藏传佛教对于西藏地区人民群众重要性，不要把藏传佛教和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认为要用马克思主义来取代宗教，强迫人民群众去信仰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宗教应是和马克思主义并存思想意识形态，不要期望哪种意识取代另一种意识；充分尊重宗教的存在，不要用行政的强迫方法去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对待宗教意识，只能通过教育，特别是科学文化知识的教育，用科学来抵制宗教信仰和宗教意识。

（二）、充分认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长期性。周恩来曾经说:“宗教会长期存在的”。⑦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正是从宗教的实际出发，符合宗教发展的客观规律。尽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西藏宗教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宗教的长期性、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特征仍将长期存在。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认识宗教的长期性，而且要正确理解并继续全面深入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宗教信仰问题是人们精神世界的问题，凡属思想性质的问题，只能说服教育，不能强迫命令，只能正面引导，不得压制打击，只能采取民主的办法，而不能采取粗暴的办法，更不能采取“专政”的手段，否则只能适得其反。

（三）、宗教事务要依法管理,控制寺庙规模, 提高僧人素质。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是全面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需要，是保持我区社会稳定和维护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需要。实践证明，依法管理宗教事务，一方面可以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界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又可以对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进行规范和引导。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于法律法规的不健全，短短的几年里恢复开放的寺院超过千余座，另外还有一大批自选开放的寺庙，僧人达到数万人，几乎出现了失控的现象，因此造成僧人队伍的混乱和整体素质的下降，这也是在西藏发生的几起骚乱事件原因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区加强立法控制寺庙数量、规模，对僧尼定岗定编，加强流动僧尼的管理，依法处理不法僧尼，宗教工作成绩显著。

（四）、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把宗教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爱国宗教人士手中。宗教意识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其可以和不同的社会形态结合。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均有宗教，并且在长期社会发展过程中，宗教和社会都结合的很好。从根本上来说，宗教只能适应政权，宗教不适应政权只能有一个结局，那就是灭亡。宗教适应政权不是要改变人民群众的宗教信仰或宗教理论，而是要广大信众爱护所处政权和政权制定出来的法律。西藏自治区在九十年代末，开展了爱国主义教育，现在正处于爱国主义深化教育阶段。爱国主义教育清除**集团对寺庙的渗透，查清参加反动宣传和反分裂活动的人和事，团结绝大多数的人，打击少数分裂分子，清理不法僧尼，提高僧尼的认识水平，确保寺庙领导权真正掌握在爱国爱教、守法遵规的僧尼手里，促进了团结安定。

（五）、加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教育，崇尚科学文明

人们的头脑不是真空，科学思想不去占领，伪科学、反科学思想就会去占领；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一切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就会去占领。我区在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同时，必须坚持不懈地对人民进行无神论教育，强化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教育，弘扬科学精神。宗教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干预和影响西藏人民依靠科学发展经济和改善自己的生活。对于广大信教群众，我们既要保护他们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又要对他们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科学文化知识教育。要通过教育，使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知识改变命，人是利用和改造自然的主体，人的命运是自己能够掌握而不是由神决定的，从而逐步提高他们的认识水平。

半个世纪以来的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在西藏的宗教政策是正确的，完全符合我国国情和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基本理论和对宗教工作的本质要求。我们将继续坚持不懈地宣传好、贯彻好、落实好党的宗教政策，引导各族干部群众更加珍惜大好形势，更加珍惜历史经验，为加快推进小康西藏、平安西藏、和谐西藏、生态西藏建设的伟大事业而努力奋斗。

①②胡锦涛．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积极主动做好新形势下宗教工作【N】．人民日报，2007－12－20． 《李维汉选集》，3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③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167.④当代中国宗教工作（下）【Z】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 ⑤西藏党校理论研究室编：《中央关于宗教问题重要文献选编》，1986年

⑤⑤王红曼、《浅析党的民族政策在西藏的具体实践》、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关于我国民族政策几个问题》、《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