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院的劳动力来源问题

第一篇：养老院的劳动力来源问题

养老院的劳动力来源问题

养老院属于服务性行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是长期的，大量的。尤其是高龄老人和失能、半失能老人，其日常护理需要消耗很多的人力。如果纯粹依靠雇佣劳动力解决，其成本会非常高昂，必将大大超过绝大多数老人自身甚至其所有子女承受力的总和。对于这一问题，我们设计了一个新的解决办法：人力养老保险制度

其实大部分老人在60-70岁以前，部分人在75岁以前身体很好，体力和智力上完全能胜任照料失能或半失能老人的工作，比如帮助他们翻身，擦洗，喂饭，用轮椅带他们到户外活动散心。还有中青年人及部分青少年，他们在课业、工作之余，有一定的闲暇时间可以做志愿者。所以我们想，可以将这些劳动力利用起来，为高龄的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去服务。但是完全没有回报的服务，难以长久的吸引人去参加，为了解决积极性的问题，我们设计了人力养老保险制度，凡是参加了这一活动的人员，其付出的劳动都折合成积分，记录到其个人养老账户上，这些积分可以折合成现金金额，用来支付义工本人住养老院的费用，对于中青年义工，其本人暂时用不到，可以用于折抵亲人住养老院及接受同类护理服务的所开支的费用或积分，也可以存在自己的个人账户上，等到自己年岁大了需要享受这样的服务时，支付费用。这样既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又充分利用了一切可用的劳动力，从而科学合理的降低了养老院的劳动力成本，减轻了老人、家庭、社会赡养老人的经济负担。这一模式，就像义务献血制度、住房公积金制度、养老保险制度一样，一旦推广开来，必将对解决我国的养老问

题带来很大的帮助。

解决空巢老人问题 空巢

如何解决空巢老人问题（专家观点）

2006年0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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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巢老人的出现是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新问题。第一，过去中国由于传统家庭结构趋于稳定，这个问题还不明显。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传统社会渐行渐远，趋向解体，三代同堂、四世同堂的景象已经很难看到。第二，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我们的计划生育国策推行独生子女制，每个家庭基本上都是一个子女，给家庭赡养老人带来问题，也是赡养方式的问题。第三，现在的新生代生长在文化断裂阶段，传统美德在新生代身上的痕迹不是很深刻。第四，由于经济上的原因，这也是一个较为重要的原因，如果独生子女收入较高还能够

照顾到家庭和老人，但大部分人都是职业一般，收入偏低，经济是一个限制。父母有养老金还能得到一些保障，如果没有退休金，光靠子女，就会给子女和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可以说这四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因为中国已经进入了老年化的社会，已经迎来了“银发浪潮”，所以，今后这个问题还将更加严重。

如何解决好空巢老人等社会问题，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四点入手：第一，确确实实要立足于社会的发展，用社会化的方式解决问题，主要靠政府，敬老院、养老院不仅要办多，还要办好，让老人们老有所养、老有所归、老有所终。这是政府的责任。现在各个家庭要想回归到传统社会已经不太可能，把赡养老人的问题推回家庭也不可能，只有靠政府来挑大梁。第二，对于家庭的责任不能放弃，政府要鼓励，社会要提倡，同时还要有具体措施。第三，恪尽孝道是传统美德，对于这些子女，社会要给予表彰，这是社会的导向问题，引导子女“见先思齐”。与其批评坏的，还不如引导好的，要在道义上谴责做的不好的人改过自新，形成良性循环。第四，要从文化的角度努力，必须要把传统文化的美德和精华继承下来。凝聚着中华民族核心的东西就是文化，就是我们的传统美德。如果在文化上不遵从，还怎么发扬光大？所以，我们谈中华文化不要泛泛而谈，应该具体到细则和每一点。只有在物质层面、文化层面和社会层面得到保障，才能把空巢老人的问题解决好。

南京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教授 管怀伦

《江南时报》(2006年02月15日 第二版)

第二篇：食品安全现状及问题来源

食品安全现状及问题来源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事关国家改革发展的大计。中国政府坚持以人为本，高度重视食品安全，一直把加强食品质量安全摆在重要的位置。多年来，中国立足从源头抓质量的工作方针，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和制度，全面加强食品安全立法和标准体系建设，对食品实行严格的质量安全监管，积极推行食品安全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全社会的食品安全意识明显提高。

不可否认经过努力，中国食品质量总体水平稳步提高，食品合格率逐年上升。从十五六年以前的百分之五六十，现在已经增长到90%左右，食品安全状况不断改善，食品生产经营秩序显著好转一年比一年好。虽然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总体情况是好的,但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不少食品存在安全隐患，食品安全事故时有发生。我国安徽阜阳的“毒奶粉”、含苏丹红的“红心鸭蛋”、药残严重超标的“多宝鱼”、含三聚氰胺的“三鹿毒奶粉”等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严重危害了消费者的根本利益。这些食品安全事件暴露了我国食品安全管理的漏洞,使得当前的食品安全问题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食品安全问题关系到我国的民生问题,是政治经济问题,也是社会科学发展问题。更是为我国的食品安全工作敲响了警钟。

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有多方面。有：

（一）食品生产监管存在的问题。

1、食品监管体制不顺。例如，“三鹿奶粉事件”是21世纪中国有组织有规模的一个高科技造假。农民把牛牵到挤奶站挤奶出售，由挤奶站收集起来再把牛奶统一给卖给三鹿。由于三聚氰胺是不溶于水的，农民不懂也没有机会添加三聚氰胺，而三鹿也不可能自砸招牌，经过调查三聚氰胺就是在挤奶站加入的。在这个过程中不可否认，政府是有责任的，政府的责任在于：第一，奶站没有人管。因为是分段管理，农业部管农业，工商管流通。奶站处于一个两不管的尴尬地位。第二，从地方政府来讲，出于地方保护主义对于早知道的情况隐瞒不报，而三鹿对于奶源监管力度不够，所以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这不是一天两天。安全的食品不是监督出来的，是生产出来的。

2、食品添加剂滥用情况普遍。不仅仅是上面说的三鹿奶粉，还有苏丹红、孔雀绿等种种关于食品添加剂的事件层出不穷。我国对于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范围,使用限量经及如何标注等都在相关标准中作出了规定,但从企业得到的反馈情况看,企业对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范围及使用限量理解比较透彻,而对于标签标注问题,认为只要不超过限量值,标注与否并不重要.还有些企业对标签标准理解不透彻,认为只要不是企业作为配料主动添加的添加剂,可不标注.（二）食品流通中存在的问题。食品流通是构成整个食品周转的重要环节，上连生产领域，下接消费领域,与国民经济的发展与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我国流通食品除了加工的终端产品外，还包括大量的农产品、畜禽产品、水产品和果蔬产品。在食品流通的行业中，包括各类食品批发公司、食品批发市场、食品超市、食品商场、食品冷冻冷藏企业和与其相关的冷冻冷藏设备制造企业、食品流通设备制造企业、食品保鲜器材及包装材料制造企业等等，是一个庞大的企业群体，监管的难度较大。一些食品经营企业销售超过规定的保质期以及添加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现象时有发生，食品添加剂超标现象比较普遍，一些农贸市场熟食裸露销售现象客观存在，流动摊点食品卫生状况堪忧，前店后厂、食品小作坊、小饭店无证经营或证照不全现象严重。在食品仓储、运输问题上，很多经营者缺乏相关知识，导致食品在仓储和运输过程中发生破损、变质。

（三）食品消费中存在的问题

消费信息陷阱。在当今这个信息社会里，电视、街头、杂志随处可见信息,而那些虚假信息也时刻包围着人们。一些别有用心之人，所设下的信息陷阱，欺骗性是很强的，如果不加倍小心注意，就会上当受骗。例如:近年来，随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保健食品越来越成为人们消费的热点。近年来，这种专门针对老年人的虚假宣传销售保健食品的案件在各地频频出现。以“专家”健康讲座的幌子吸引老年人来听课，再由几个年轻女孩给你量量血压、做个健康调查，一阵吹嘘后就将保健食品当药品高价推销给老年人。

消费观念陈旧。消费者的一些知识误区也助长了某些企业为盈利滥用添加物的情况。例如，旧的消费观念认为，小麦面粉越白越好，这就鼓励了一些企业对面粉漂白剂的多量使用；有人误认为蛋黄越红越好，使得非法使用苏丹红的企业有空可钻；饮食健康过分依赖所谓保健品，导致所谓补充“各式各样营养”的保健品食品不穷。

对于食品安全警惕性太低。在消费过程中，未认真查看商品的包装、生产日期、是否是伪劣商品，在农村常常还有消费者贪图便宜购买劣质食品，这些不合格食品对消费者身体健康构成威胁。

对于以上来源，可看出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无论是国家还是各个监管部门、生产企业都应该从百姓餐桌无小事的角度出发，完善政策、加强监管、提高意识。在这个监管系统中生产企业是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政府是第二责任人。企业的社会责任两头连着食品安全责任和法律责任，而政府应当负责落实企业承担的安全责任、社会责任、法律责任。另一方面,公众的监督也是必不可少的，公众积极参与能够促进企业和政府承担安全责任、社会责任、法律责任。相关部门要积极为消费者宣传食品安全的重要性,使之形成自觉环保、自觉加强对食品安全知识的获取，引导消费者时刻注意树立科学饮食观念，正确地处理好饮食、营养、健康的关系。

第三篇：党政领导干部来源问题研究参考材料

党政领导干部队伍的结构性缺陷探析

王卓

2012-7-16 10:56:40 来源：《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01期

【内容提要】 干部队伍结构关系执政基础和政府稳固，体现执政党的先进性。以实证方法从干部的来源、年龄、知识、职位和数量等五个方面分析干部队伍结构的突出问题，从布局和机制上提出五方面对策建议：高度重视从基层一线发现和选拔领导干部；科学把握干部年轻化的内涵；统筹兼顾社会各阶层各领域人才的从政机会；切实做好干部的交流工作；加大干部资源开发的力度。

【关 键 词】干部 队伍结构 精英政治平民参与

为什么不少基层干部感到一些政策不切合实际情况？为什么“彼得效应”、“天花板”现象和“官场年龄焦虑症”在干部中普遍存在？为什么乡镇公务员严重不足？为什么一些领导班子整体功能不强？为什么不少领导班子内部存在不同程度的不和谐甚至矛盾？究其实质，这些问题都与干部队伍的结构性缺陷相关。当前，优化干部队伍结构作为推进干部队伍建设的一项重大改革，已势在必行。

一、优化干部队伍结构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任何事物、任何组织都有一定的结构。所谓结构，即“各个组成部分的搭配和排列”①。结即结合，构即构造，干部队伍的结构指干部的来源、年龄、性别、民族、党派、职位设置、管理跨度、任职年限、知识背景、经验积累等各组成部分与要素的结合、构造、搭配和排列。

组织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组织的功能，组织结构发生变化，其功能与作用也必然随之变化。干部队伍需要完善的结构来支撑，结构规定了组织中的角色关系，也规定了干部职能的发挥。优良的干部队伍结构有利于实现优势互补，增强班子活力，激发干部创业热情，可以使国家管理有序而不乱，可以支撑政府大厦稳固而不垮。干部队伍的结构性缺陷会导致组织内耗、降低班子活力、影响干部队伍整体功能的发挥。

按照唯物辩证法观点，量变引起质变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是事物在数量上的增减，如在大小、速度、程度和规模等方面的变化引起质变；二是构成事物的成分在结构和排列次序上的变化引起质变。在战争中，同等数量和同样素质的军队，由于战略和组织的不同，会引起战役结果的质的不同。在企业中，同等人数同样素质的劳动力，由于组织和安排的不同，也会引起生产结果的差异。因此，善于从量的结构或结构的量去考察事物如何由量变引起质变是唯物辩证法的重要方法之一。

优化干部队伍的结构不仅关系到干部队伍功能的有效发挥，关系到干部队伍的可持续建设，而且关系到保持党的先进性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尤其是在新的形势下，当组织的战略和目标发生变化时，组织的结构和队伍的结构必须与时俱进，随着新的战略和目标而进行调整。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干部队伍“四化”方针，主要就是从解决当时的干部队伍结构性问题提出来的。进入21世纪，面对市场经济复杂格局、社会转型矛盾多发态势，干部队伍的结构性问题日益凸显，并已影响到国家的发展和政权的建设，解决好干部队伍的结构性缺陷问题已成为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当务之急。

二、目前干部队伍结构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问卷显示，目前县级主要领导干部②的人口学特征是五多五少：一是男性多，女性少，男女性别比约为20∶1，其中女性县委书记占比仅为3.4％；二是中年多，青年少，县级主要领导干部的平均年龄为46.1岁，46岁以上的占60.8％，40岁以下的占4.7％；三是汉族多，少数民族少，县级主要领导干部中，少数民族干部占20％；四是文科多，理工农科少，本科以上的县级主要领导干部中，文科专业背景的占78.3％；五是异地任职多，本地干部少，异地任职的县级主要领导干部占比94.8％。

实地调研发现，当前干部队伍结构上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来源背景上，年轻干部的基层工作经验较少。领导干部总是在一定环境中“造就”而成的。实践证明，地域特色、家庭背景、生活环境、工作经历、知识结构等背景不同，领导干部的风格、作风、行为会有较大的差异，其价值判断也会有所不同，进而会在利己与利他、物质与精神、短期与长期等维度上具有不同的倾向，甚至做出不同的决策。改革开放以来，党政干部队伍(包括县乡基层干部队伍)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过去的公社干部乃至县级干部大多来自农村，并且是从生产队长做起，自下而上一级一级地提拔起来的，大多数的干部熟悉农村、熟悉农业、熟悉农民、熟悉基层。“往前推十年，乡镇干部好多都是种田人出身，他是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从生产队长到大队长，到副乡长，再到乡长。这些干部的实干性很强，解决问题的能力很强”(SHQ17)③。随着干部队伍“四化”方针的贯彻和农村各项改革的推进，尤其是随着《公务员法》的实施和“凡进必考”准入机制的运行，一大批高校毕业生不断充实进了各级党政机关。从“家门”到“校门”再进“机关门”的“三门干部”，逐渐成为干部队伍主体，并与社会其他领域的人才相对分离。这批“三门”干部大都有长期的应试教育背景，理论知识强、文化素质高、思想活跃，视野较宽，其思维方式、话语方式、办事方式、决策方式、处理矛盾方式、对国情民情的理解和把握等等，都与过去的工农干部有明显差异。但是，这些干部的工作经历、成长途径、知识结构趋同，社会实践经验严重不足，比较缺乏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不太会与群众打交道，处理群体性事件和突发事件的能力显得不足，对工农大众和社会现实也比较隔膜，尤其是未能很好阅读“人民群众”这本书，缺乏基层工作经历和对基层群众的感情。问卷结果显示，有47％的县级主要领导干部没有基层工作经历，其中，县委书记没有基层工作经历的比例比县长要高14.7％。另外，在基层锻炼上，不同年龄段的县级主要领导干部也有明显差异，其中年龄越小的县级主要领导干部在基层工作的比例越低，51岁以上的县级主要领导干部在乡镇(街道)担任过职务的占66.7％，46－50岁的占58.5％，41－45岁的占54.8％，40岁及以下的占40％。这种状况值得高度重视。“夫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④。反之，根浅则本薄，也就难保枝叶茂荣了。西部的一位县委书记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如果我们上面的干部在制定政策时不懂中国的农业，不懂中国的农村，不懂中国的农民，那么出台的政策就很可能与基层有距离。一些部委的司局长或者省厅的处长来基层指导工作，灵活性不强，不了解我们基层。”(GZSW2)

(二)在任职年龄上，干部队伍的梯队搭配不合理。实践证明，无论哪个层级，适合中国社会复杂性的领导班子年龄结构应该是老中青结合的梯队型结构。为解决“文革”后复出的许多领导干部年龄偏大的问题，干部队伍年轻化曾作为“四化”方针中最为刚性的指标。30多年过去了，现在严重的问题是干部队伍建设过分强调年轻化，忽视不同级别间的年龄组合，忽视各级别内干部队伍尤其是领导班子的年龄组合。年龄杠杆就好像是一把利剑，在干部任职年龄上搞“一刀切”和层层递减，好使又好用。“35岁以上的不再进入乡镇党政班子，40岁以上的不再进入县级党政班子”在一些地方成为公式，“提不上去，就退下来”被当作经验推广，“30当官，40靠边，50赋闲”的说法在基层流行。这些带有年龄歧视的做法，看似简便易行、公平合理，实质上是与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唯才是举的干部路线相悖的，是另一种形式的“简单粗暴”和“政治偷懒”。扭曲干部年轻化的做法还引发了干部的“更年期综合征”和“连锁负效应”，致使干部队伍的稳定性减弱、干部任期制形同虚设。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县级主要领导干部任现职时间平均为3.25年，61.2％的任现职时间在3年及以下，71.8％的任现职时间在4年及以下，5年以上的只有14.5％。受访者的前一任在此职位上工作时间不到1年的占10.8％，工作时间在1.1—2年的占26.3％，工作时间在2.1—4年的占48.7％，没有一位受访者的前任任职时间在5年以上。研究表明，每年都有20％的县级主要领导干部在任期内流动。

除此之外，还存在各层级领导班子的“年龄挤压”现象。如省部级大多都是“40后”，厅局级大多是“50后”，县处级大多都是“60后”，乡科级大多都是“70后”。问卷结果显示，目前县委书记平均年龄47.13岁，标准差3.6；县长的平均年龄44.94岁，标准差3.51。县级主要领导干部的年龄搭配显然是全国一盘棋的干部管理方式的反映。与这种干部管理方式相关的还有“干部异地任职”的规定。问卷显示，当前县委书记异地任职的占94.8％，县长异地任职的占94.7％。其实，“回避制度是我们古代吏治的一个传统，古时候信息不发达，交通也不发达，在那种情况下搞回避是很有必要的。现在进入21世纪，处于信息时代、高速公路时代、高速铁路时代，回避还有没有作用呢？我想大家是有许多疑问的”(SHZ5)。“年龄挤压”和“异地任职”导致干部队伍中普遍存在“彼得效应”和“天花板”现象，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我国干部管理粗放、人才资源浪费、行政成本太高等严重问题。

(三)在专业知识结构上，偏人文轻理工。对于干部知识化、专业化的理解，在很长一段时间被异化为“学历化”，于是领导干部纷纷进入党校、高校以各种方式获得学士、硕士甚至博士学位，掀起了“文凭热”。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目前97％的县级主要领导干部拥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其中35.7％的县级主要领导干部拥有硕士学位，4.7％的县级主要领导干部拥有博士学位。近年来随着手持文凭的“三门”干部大规模地加入干部队伍，干部群体的专业背景出现了文科化现象。接受本次调查访问的县级主要领导干部，接受文科专业教育的占78.3％，其中县委书记占79.7％，县长占76.6％，理、工、农学科专业的干部占比相对较少。在文科专业的分布上，又以经济管理、行政管理、中文等专业为主。21世纪的中国已进入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信息化、国际化发展的快车道，更加需要各级领导班子，尤其是在国家政权运行中极为重要的县级领导班子具有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社会协调发展的能力、城市规划与管理的能力、自主创新的能力以及国际交往能力的搭配。在干部选拔任用中，片面地将干部专业化等同于学历，把能说会写等同于治国理政之才华，很容易滋生出这种干部队伍“素质高”的虚浮现象。

(四)在职位布局上，各方面的干部交流不顺畅。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干部之间的交流有利于干部成长，有利于增强整个干部队伍的活力，也有利于防止腐败。近年来我国在促进干部交流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普遍的现象是：自下而上晋升冷，自上而下空降热；从发达地区到不发达地区冷，从不发达地区到发达地区热；党政正职干部交流多，副职干部交流少；强势部门交流多，弱势部门交流少；块块交流多，条条交流少；地方干部交流多，条块之间干部交流少；部门内部轮岗多，跨单位交流少。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现任县委书记和县长从副科级晋升到正县级，平均用时13.56年，标准差为4.07，其中最长的用了26年。10年—15年晋升三级的占46.6％，15年—20年晋升三级的占30.5％。从副县级晋升到正县级，平均用时6.29年，标准差为2.95，其中最长的用了21年，用5年—10年完成这一级晋升的居多，占81.8％。另外，土生土长的基层干部晋升通道十分狭窄，“三支队伍”之间的交流渠道也不畅通。由于干部交流的配套制度不健全，不同部门、不同地区之间，不同性质、不同编制之间干部的工资、津贴、待遇差别大，也形成了新的干部交流壁垒。县级主要领导干部在回答“如果有机会，您愿意到哪些单位任职”时，43％的选择到大型国有企业，18.8％的选择到民营企业或合资企业，10.7％的选择到外资企业，6.3％的选择到事业单位，5.3％的选择到群团组织，2.7％的选择到一般国有企业。由此选择意向，可见干部交流的障碍显著存在。

(五)在数量分布上，乡镇干部严重不足。我国干部队伍的整体结构类似橄榄型，中层干部数量较多，仅县处级干部就约24万人。有研究表明，中国社会结构呈倒“丁”字型⑤，其中构成丁字型一横的是巨大的农村社会阶层，构成丁字型一竖的更多的是城市社会阶层。面对巨大的农村社会阶层，目前我国干部队伍建设上存在的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是乡镇干部数量严重不足。现在很多乡镇严重缺少35岁以下的年轻干部，致使建立来自基层一线的干部培养选拔链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四川一位县委书记谈到这个问题时，激动地说：“我们国家是一个农业国，主要人口都在农村，很多社会矛盾都是从农村开始爆发的。乡镇干部每天要和群众生产生活在一起，要通过做一系列好事，干一件件小事，如修桥铺路、平常的帮助教育等，来把一线的工作做好。把基层干部削减了，谁来做这些事情？中央一定要重视基层，否则农村就没有人做工作了。基础不牢，地动山摇。”(SCYBJ9)贵州一位县委书记指出：“我们乡镇这一块公务员岗位是空起的，现在没得人去干。前几年乡镇就开始‘只进不出’，像我们一个乡镇23个编制，可能只有6－10个人在岗，大量的空缺。只要有一个稍微优秀的，就往县直机关或者市直机关走了，乡镇这块就成了一个真空。”(GZW11)

问卷显示，70.2％的县级主要领导干部表示本辖区乡镇基层一线公务员的配备“有缺口”，18.3％的认为“缺口很大”，还有1.8％的认为目前基层一线公务员中有“很多闲人”，只有6％的表示目前本辖区乡镇基层一线公务员的配备“刚好合适”。一方面基层一线不少公务员不适宜担任现职，另一方面又存在基层一线公务员匮乏现象，这既反映出公务员招聘、管理等方面的问题，也反映出我国基层干部队伍配备上的结构性失衡。进一步的统计分析显示，乡镇基层公务员的配备情况与所在县人口数量的相关系数为0.018。也就是说，目前“乡镇基层公务员配备情况”与县域大小关系不大，即乡镇干部匮乏是一个普遍的问题。

基层干部不仅数量不足，而且还有结构上的配置问题。上海市一个区委组织部长谈到：“领导班子配备改革以后，街镇⑥只配备一名专职副书记。这个副书记怎么定位？职责是什么？没有明确。某区原来对专职副书记的定位是一岗双责，一是负责稳定，二是负责党群工作，后来明确副书记的职责就是协助党委书记处理日常事务，对涉及多个部门的重大事务负责牵头协调。尽管如此，现在很多副书记都反映，自己的工作职责与党委委员的工作职责界限不太清晰，不知道自己到底该管什么。乡镇一级党委，原来是一个副书记管党群，一个副书记管政法。现在改为一个副书记以后，要么管党群，要么管政法。你管了政法，把党群削弱了；管了党群，政法就削弱。稳定工作交给了副镇长，副镇长原来是一正四副，现在削弱到一正三副，三副里面还要确定一个来管稳定。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党的建设要有人来抓，党的建设任务那么重，社会矛盾又那么多，如果不强化的话，那真要(出问题的)。现在做基层工作真是苦不堪言！”(SHH16)

三、采取切实措施优化完善干部队伍的整体结构

干部队伍的结构问题不仅关系到干部资源的有效组织和管理，而且关系到党群关系的和谐与执政基础的牢固，关系到党和人民事业的持续建设，关系到国家未来发展和长治久安。因此，应从宏观布局与微观机制相结合的视角探讨干部队伍结构优化问题。

(一)高度重视从基层一线发现和选拔领导干部“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⑦。基层问题多，情况复杂，尤其是中西部地区，是干部锻炼成长的好地方。“不是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不熟悉基层，不管什么年龄层次的干部，其领导与管理能力都会是无本之木。

问卷显示，对于《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提出的11个重点突破项目，53％的县委书记和县长选择了“坚持和完善从基层一线选拔干部制度”，排在11个重点突破项目的第二位。一个县委书记建议：“要从老中青三代掌握一批干部，并给予一定数量的相应台阶，层层提拔。可以按比例进行控制，运用信息网络对人才进行精细化管理。我很看重村干部、优大生，要从村官抓起，其中肯定有未来的骨干。要有两年以上的基层一线工作经历，这样才了解基层，知道基层在想什么、在做什么；在基层工作时就要有大局意识，能够关心相关政策、读懂政策，并思考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不断寻求更创新的更易落实的方案。”(SCNZ12)

还有县委书记建议：“国家机关公务员的招考，原则上应从县、乡、村的干部队伍中遴选，应规定在县、乡、村工作3年以上，才有资格考市、省、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因为公务员的工作经验，好些东西是在书本上学不到的。你到乡里去，到村里去，你在处理问题干工作时和群众交流，在交流过程当中与老百姓在一起，增加感情、交流感情、了解农民、知道农村、懂得农业。这段时间的经历对他树立价值观和人生观、世界观以及以后的工作是很有好处的。这一群人中优秀的可以提拔到科级、县级岗位。如果要考公务员，可以考市级、省级以及国家机关，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个良性循环。”(GZSW4)

“选派地方中青年干部到中央机关交流任职，是改善中央机关干部队伍结构的迫切需要，也是中青年干部锻炼成长的有效途径”⑧。有县委书记还建议：“国家也可以每年在每个省选拔2－3个县委书记，全国就是100个县委书记，到市级机关、到省级机关、到国家机关任职，这对县委书记是一个极大的激励。”(GZSW4)在班子换届过程中，应及时进行干部建设梯队格局调整，注意从基层一线发现和选拔善于做群众工作、能妥善应对复杂局面、有处理实际问题能力的干部，以及懂经济和社会管理的不同年龄段的干部，努力给那些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优秀干部开辟一条制度化的脱颖而出的通道，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建设现代化强国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持。

(二)科学把握干部年轻化的内涵。人们在生命的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生理机制，在体力、智力、心理素质等方面具有不同的特点，并由于不同社会环境和社会教育的影响而被打上不同的社会烙印。事实证明，由老、中、青组成的班子结构是干部队伍最合理的结构，老中青相结合的班子能够在知识、经验、心理、体能等各方面形成互补，使班子新老交替有序、稳定持续发展。在干部选拔任用中，要破除单纯以年龄大小论上下的观念。古人说得好：“选士用能，不拘长幼，明矣。”⑨干部年轻化不是目的，要防止狭隘的年轻化倾向及其负面影响。

干部队伍建设应努力探索干部成长规律，算干部成长的年龄账和干部资源的成本账，尽可能保持干部在基层工作的活力，尽可能延长干部对工作投入的兴奋期，尽可能避免陷入“彼得原理”的陷阱。领导人才资源是非常宝贵的资源，国家培养一个合格的领导干部，需要经过选拔、锻炼、交流等诸多环节，到四五十岁逐渐成熟，正是年富力强可担重任的时候，如果实行片面的年轻化政策，这些干部差不多就得靠边站。于是，又开始新一轮的选拔培养。这样的循环往复会使基层、中层干部队伍始终处于培养和不成熟之中，造成国家资财和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成熟的干部制度，应该是激励各个不同年龄段的干部始终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投入工作，而不因年龄的增长而消减。因此，要掌握年龄结构梯次原则，注意适当拉开年龄距离，使每个干部都在最佳年龄得到最佳使用。既要注重领导班子的年龄、知识、能力等结构的合理搭配，又要注重领导干部队伍的稳定性和新老更替的良性化循环。再过20－30年，“80后”、“90后”干部必然登上政治舞台，并成为我国各级干部的主体。随着“80后”干部成批进入建设梯队，当前就应高度重视对“80后”干部特点的研究，了解和把握他们的政治思想状况、价值取向、主要优势和明显缺点，有针对性地做出制度安排。

(三)统筹兼顾社会各阶层各领域人才的从政机会。“有贤不能知，与无贤同；知而不能用，与不知同；用而不能信，与不用同”⑩。面对十分复杂的社会经济格局和中国社会特点，干部队伍建设应根据实际需要，合理配置各种不同学科的专业人才，既要有懂经济的干部，又要配备懂政治、社会、文化建设的干部，要注意工科类、文科类、管理类等专业人才的相互搭配，使各个“专才”汇集成领导班子整体的“通才”，增强领导干部治国理政的专业水平和能力。

更为重要的还在于，中国共产党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党，应当也必须在干部的选拔任用过程中通过广聚人才，体现执政理念、巩固执政基础。因此，必须坚持公平原则，打破体制性障碍，五湖四海选人，给各阶层各领域的人才提供可以进入仕途的均等机会。古人说得好：“唯贤是求，何贱之有？”(11)“野无遗贤，万邦咸宁”(12)。在西方发达国家，在最重要、最关键的部门和岗位上任职的，大多是最聪明、最能干的精英。一个社会，如果能够通过某种机制，优胜劣汰，把德才兼备的人才推上重要岗位、关键岗位，当领导、当精英、管事情，这种社会的事业一定会兴旺发达。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说到底，就是要形成这样一种选拔、汇聚精英人才的体制、制度和机制，形成群贤毕至、人才辈出的生动局面。“一个社会如果不能给寒门英才以应有的机会，这个社会将是充满危机和不稳定的。有本事的人不被使用，不仅是埋没了人才，而且会酿成社会不安定的祸根„„因此，给平民精英参与政治的平等权利、渠道和机会，及早发现和使用人才，对社会的安定和发展至关重要”(13)。

四川省遂宁市大胆尝试从农民工中选拔干部，遂宁市委组织部一位干部在访谈中说：“我们的五大公选，一是面向村支部书记村主任公选，二是面向乡镇企业人员公选，三是面向大学生村官公选，四是面向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公选，五是面向遂宁百万农民工公选。五大公选的基本思路就是面向基层和生产一线，激励优秀人才到生产一线去，再从一线选择优秀人才，以此来形成一个良性循环。”(SCSNF3)

在实际操作上，还应特别注意将新出现的社团组织、中介组织、非公企业、慈善机构以及农村社区基层组织管理人员中的优秀人才，纳入执政党干部的选拔培养视野，使之成为选拔任用干部的一个重要来源，彻底打破封闭内循环和近亲繁殖所带来的活力不足的被动局面。还应更加重视女干部、少数民族干部和党外干部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充分激发“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内生动力。

(四)切实做好干部的交流工作。干部交流可以从总体上优化干部队伍结构。通过交流干部，把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工作过的领导干部选配进一个领导班子里，让各方面的优秀人才集中到一个领导班子里，有助于提高领导班子应对新形势下复杂局面的能力。针对各个班子的实际，按照复合互补的原则，既要注意配备熟悉党务、意识形态、纪检、政法工作的干部，又要注意配备熟悉经济、社会管理和善于做群众工作的干部。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应努力构建“三支队伍”融会的立交桥，把领导干部、科技人才和企业经营管理者身份转换的渠道连接起来，明确“三支队伍”交流的原则、条件、方式和管理办法，使一些适合从事党政领导工作的科技、教育、企业、金融、商贸等行业乃至新经济和社会组织之中的优秀人才，通过顺畅的渠道转换身份，进入党政干部队伍，实现党政机关与企事业单位之间以及行业、系统、部门之间干部交流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经常化，逐步形成能官能企、能官能教、能官能研的态势。这种人才交流是多岗位培养锻炼能力素质、改善领导班子结构、促进机关作风转变的重要途径，也是消除“官本位”现象的有效措施。

访谈中一个县委书记建议，“尽快由各省建立从村干部、乡镇干部、部门领导到县级领导的信息干部管理系统，建立县委书记、县长的后备人才库，并进行大跨度的干部交流”(SCSNW3)。陕西省统筹集中一定的职位资源，打破部门限制，切实加强厅级非领导职务管理，选拔配备一批干部担任巡视员和副巡视员，这些做法就是从实际出发优化干部队伍的有效举措。当然，大跨度异地交流干部，会涉及到交流干部的家属就业、子女上学、老人赡养、购买住房、日常生活等实际问题，需要及时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完善出台相关办法和配套措施。

(五)加大干部资源开发的力度。领导干部资源是经济发展、社会环境、政治生态、文化氛围、实践锻炼等综合作用的结果。干部管理工作要从机械的“管”转变为主动地进行开发，从注重个体选拔任用转变为领导班子的整体搭配，从一个地区、单位的班子搭配转变为通盘考虑、统筹兼顾，最大程度地开发不同年龄、性别、学历、职业背景下的干部资源。比如，开展对干部资源的调查；加强对青年干部的培养，建立后备干部信息库；选派年轻干部到条件比较艰苦、环境比较复杂、工作比较繁重的地方和岗位上锻炼培养；在干部换届或调整时充分考虑年龄结构的合理性，确保干部队伍始终保持动态的梯次结构；破除性别、年龄、学历等人为限制因素，实现党政干部资源管理的法治化与科学化的有机结合，为不断提高领导干部能力建设与资源开发提供体制机制保障；对干部结构实行动态监控，建立领导班子结构预警系统；全面推进干部培训理念、机制、内容和方式的改革创新，促进领导干部队伍知识结构转型升级；引导领导干部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逐步成为某一领域和某一行业的领导学专家。

【注释】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成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577页。

②本文将县委书记、县长简称为县级主要领导干部。

③此处来源于个案深度访谈的资料。SH是个案所在地区的首字母缩写。其他编号为个案资料的详细说明，如个案身份、姓氏、访谈资料页码。文中其他相关备注同此。由于本研究深度访谈对象的特殊性，按社会学研究方法规范和学术道德的要求，深度访谈的个案资料做如此处理，以辅助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

④吴兢：《贞观政要〃政体》，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7年。

⑤李强：《丁字型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⑥上海市的街道和乡镇在行政设置上与中西部的县(市、区)同级。

⑦韩非：《韩非子〃显学》，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⑨李源潮：《加强中央机关与地方干部双向交流》，《人民日报》2010年12月10日。

⑨陈寿：《三国志〃蜀书八》，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⑩司马光：《功名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白居易：《白居易集笺校》卷六十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12)《尚书〃大禹谟》，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13)王璋：《“三票制”选“官”》，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31页。

（作者系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2007年，第30－

第四篇：反思养老院失火问题

反思养老院失火问题

5月25日20时左右，正是电视黄金时段，河南平顶山市鲁山县城西琴台办事处三里河村一老年康复中心发生火灾。截至26日凌晨4时30分，抢险 人员共抢救出44人，其中：38人死亡、4人轻伤、2人重伤。着火区域是生活不能自理区，起火时可能有几十位偏瘫老人被困在房间里。

这家名为康乐园的老年康复中心是一家民办的养老院，成立已经有10多年时间。有知情人透露，火灾可能是因为线路老化引起燃烧，最后燃烧到了敬老院后院的彩钢瓦房。

消防部门提醒,养老机构要在显著位置宣传和张贴消防宣传标语,经常教育入住人员安全用火、用电,特别是要加强对蚊香和蜡烛等使用的安全管理;严禁在床上吸烟和乱扔烟头,特别是对一些行动不便的人员,用火用电时一定要严加看守。

消防部门表示，日常生活中，由于老年人不慎引发的火灾事故比比皆是，他们往往既是肇事者，又是火灾的受害人，教训惨痛。换个角度来看，教训虽然惨 痛，但原因又是显而易见的，只要老年人身边的人稍加留意，不幸就能避免。但事实上，人们更多的是在事故发生后追悔莫及，懂得防患未然的却为数不多。

首先，应该加强对老年人消防知识的宣传教育，使他们掌握用火、用电的安全常识；其次，要加强对老年人用火、用电的管理，用火、用电时应该有人帮助照看；三是应该经常检查老人用火、用电设施，发现隐患，及时更换。

第五篇：社会实践养老院采访问题

社会实践养老院采访问题

对于老年人的问题：1、2、3、4、5、敬老院中平时和节日是有什么娱乐活动？ 敬老院中是否会定期给老人们做体检？ 工作人员的工作态度如何？

老人是自愿来敬老院还是儿女送进来的？ 老人们对于敬老院的看法

对于院方的问题：

1、2、敬老院有什么医疗设施？是否与医疗机构、慈善机构有合作？ 院方发现老人的生活、心理健康是否存在问题，都存在着哪些问题？

3、工作人员是否接受过医疗培训？是否具有一定的医疗知识技能？

4、院方对老人们的家庭来看望有无规定？如果有，都有哪些规定？

5、6、院方对于老人被送到敬老院的看法

院方认为敬老院是否存在着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该如何解决？

其中对于老人的问题1-5问题也可重复询问院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