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法院报案例精选笔记之保险纠纷类

第一篇：人民法院报案例精选笔记之保险纠纷类

人民法院报报道案例精选笔记之保险纠纷类

目 录

（一）被保险人死亡后保险公司拒绝理赔起纠纷，法院认定被保险人系自杀驳回原告诉请2

（二）猝死不能获得意外伤害保险赔偿.......................................................................................3

（三）被保险人下楼摔倒猝死，保险公司未尽尸体勘验职责被判赔偿...................................4

（四）投保时承诺全赔，理赔时毁约败诉...................................................................................4

（五）丈夫被杀害留下巨额房贷，遗孀诉赔百万保费获支持...................................................5

（六）称“无条件录取”不属“考取”，保险公司拒付教育金被判败诉.................................5

（七）免责条款未说明，保险公司应赔偿...................................................................................6

（八）车辆转让保险未过户，保险公司拒理赔败诉...................................................................7

（九）明知患病仍收保费，保险公司担责理赔...........................................................................7

（十）依新规定拒理赔，保险公司被判输...................................................................................7

（十一）保险标的转让未经批改，保险公司不能一概拒赔.......................................................8

（十二）一人名下的两辆车发生追尾事故，保险公司在三者险范围内赔偿...........................9

（十三）保险单据无原件，诉求有据照样赢.............................................................................10

（十四）肇事司机虽不明，保险公司也要赔.............................................................................10

（十五）下车方便出车祸，司机属于第三者.............................................................................11（十六）豁免条款太专业，法院判决不支持.............................................................................11（十七）司机撞死无名氏,保险公司拒理赔,法院认定保险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11（十八）认为驾照有瑕疵，保险公司拒赔偿，法院：保险公司无权自行认定驾照无效.....12（十九）实习司机酿事故，保险公司判赔付.............................................................................13（二十）免责条款未详解，法院判决不免责.............................................................................13（二十一）游客不明原因坠楼身亡，保险公司拒绝赔偿败诉.................................................14（二十二）免责条款不合法，保险公司应埋单.........................................................................14（二十三）醉驾肇事后逃逸引发交强险纠纷，法院判决免除保险公司赔偿责任.................15（二十四）无证驾驶致伤人，保险公司也要赔.........................................................................16（二十五）保险合同起纷争，近因原则来断案.........................................................................16（二十六）农合医保已报销 商业保险照赔偿...........................................................................16（二十七）超出医保范围用药起纠纷，交通事故伤者起诉保险公司获支持.........................17（二十八）母亲精神异常服毒身亡，子女获得巨额保险赔偿.................................................17（二十九）非医保用药，伤者自费还是保险买单，佛山南海法院判定车险免责条款无效.17（三十）拒绝理赔套牌车事故的保险，保险公司因未明确告知免责条款败诉.....................18

（一）被保险人死亡后保险公司拒绝理赔起纠纷，法院认定被保险人系自杀驳回原告诉请

2006年12月20日晚10时，刚刚跟男友吵过架的郭某被发现死在床上。根据警方调查，郭某死亡时身上没有外伤，死亡系大量服用抗惊厥药物苯巴比妥中毒死亡。据了解，因郭某患有癫痫，家中常备有苯巴比妥。据此，警方下达《调查意见书》，认为“郭某死亡不属于刑事案件”。

郭某为一家保险公司的代理人，2005年7月在公司工作期间，投保了三份以死亡为给付条件的终身寿险合同，合同约定，如果郭某在保险期限内意外身故，郭某的受益人，也就是郭某的父母将得到总额达66万元的保险金。但是，保险合同同时规定，在投保两年内，郭某如果自杀，保险公司将不承担赔偿责任。

郭某死亡后，其家人向保险公司提出理赔。2007年4月10日，保险公司作出《理赔决定通知书》，认为郭某之死属于除外责任范围，不予给付。郭某父母不服，将保险公司告上法庭。

经审理，根据已有证据和常理判断，法院认定郭某在保险合同成立起两年内自杀，二原告即郭某父母的诉讼请求缺少事实、合同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遂判决驳回了二原告的诉讼请求。

对于被保险人郭某是否自杀的问题，保险公司在开庭过程中提供了红十字会999急救中心的急救医疗记录，在医疗记录中，抢救医生认为郭某病发原因系自杀，被告还聘请了3位分别从事法医学、毒物学、病理学的专家，对苯巴比妥和苯妥英的药理和毒理作用当庭进行了解答，可以推定被保险人郭某生前至少服用了20至40片苯巴比妥。

而郭某父母则认为根据公安机关出具的鉴定书，郭某只是中毒死亡，并未认定自杀事实，双方对认定死因的机关产生争议。保险公司认为医务人员具有认定死因的资格，而原告则认为自杀只能由公安部门来认定。

法庭在质证中出示了公安机关对郭某非正常死亡的案卷。根据郭某男友对公安机关的陈述，郭某死亡当晚食用的药物是为治疗她癫痫的剩药，郭某在2003年时曾因和别人生气，乱吃药企图自杀而入院治疗。此外，郭某的妹妹称，郭某的男友是有妇之夫，因为他们之间一直有矛盾，从2002年起，郭某就开始用割腕、服药等自杀的方式威胁她的男友，到现在有七八次了。

法院认为：根据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的鉴定结论，可以确定被保险人郭某因苯巴比妥和苯妥英中毒死亡。据此可以排除被保险人郭某属于正常死亡，即因病死亡或自然死亡的可能性。根据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关于郭某死亡调查意见书的认定，也排除了郭某的死亡属于刑事案件。那么，郭某服用苯巴比妥的行为属于意外还是自杀即成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意外伤害或致死的原因必须是外来的，同时必须有侵害的对象，有侵害的事实。而且，只有原因是意外的才能构成意外，结果是意外也不能构成意外。通过对本案认定事实进行分析，被保险人郭某超剂量的服用苯巴比妥，并不是外来的、突发的，亦不存在侵害对象和侵害事实。因此，能够排除意外致死的可能性。从举证责任上分析，原告应对郭某属于意外致死负有举证责任，而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被保险人郭某的死亡属于意外死亡，故应当排除被保险人郭某系意外致死。

我国保险法规定，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被保险人自杀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这里所说的自杀行为是一种完全受主观意志所支配的主动行为。本案中，被保险人郭某生前作为一个具备完全行为能力的人，其行为完全是受其意志所支配的。被保险人郭某死因是苯巴比妥中毒，依据一般常理推断，郭某生前并未患有癫痫类疾病，没有服用苯巴比妥这类处方药的理由和必要，更没有理由和必要超剂量的服用，且根据被保险人郭某的认知程度，其对服药将产生的后果应当是明知的。在已排除被保险人郭某属于正常死亡、意外致死和因刑事案件致死的前提下，被保险人郭某服药行为的本身，即可认定郭某存在自杀的意图且实施了自杀的行为。（2008.4.21）

（二）猝死不能获得意外伤害保险赔偿

2004年9月初，周茗的丈夫向某保险公司投保“千里马”两全保险(分红型)B型的保险合同，被保险人和生存受益人均为他本人，身故受益人为法定，基本保险金23020元。按照保险条款的约定，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并自意外伤害之日起180日内身故，保险公司支付两倍的基本保险金；意外伤害是指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使被保险人身体受到剧烈伤害的客观事件，并以此为直接且单独原因导致被保险人身体蒙受伤害或事故。2007年10月1 日，其丈夫突然死亡，经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确认为猝死。周茗等家属要求保险公司理赔，保险公司于2007年10月底，仅按照疾病死亡支付周茗保险金23787.73元，这引起了周茗及家属的不服。

2007年11月下旬，周茗向法院起诉该保险公司，称其丈夫于 2007年10月1日上班时突然死亡，最终法医鉴定为猝死。声称其丈夫购买的保险合同，按照约定属意外身故，即应按照基本保险金的两倍理赔，但保险公司仅按疾病死亡支付了保险金，未按照意外死亡支付双倍保险金，故要求保险公司追加赔偿23020元。周茗还向法院提供其丈夫单位出具的相关证明，证明其丈夫生前身体健康，从不看病。

法庭上，保险公司辩称保险合同中有明确约定，意外伤害必须是外来的，而猝死属于因疾病死亡。还提供法医学词典对猝死的名词解释，“猝死，又称急 死。外表似乎健康的人因内在的病变而发生急速的、意外的死亡”。协和医学词典对猝死的解释，“猝死，非暴力、突然的病理性死亡。发病前往往是健康的，即使原先有病也是轻微的，或已经好转”。表示保险公司不同意周茗女士的诉讼请求。

法院审理后认为，周茗的丈夫与保险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合法有效，而其丈夫并非合同约定的“遭受意外伤害”而死亡，提出要求保险公司支付意外事故保险金，缺乏合同依据，遂对周茗之诉判决不予支持。（2008.4.7）

（三）被保险人下楼摔倒猝死，保险公司未尽尸体勘验职责被判赔偿 仲某是某企业员工，2007年8月，企业为仲某在内的400余名员工向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人身意外伤害综合保险，意外伤害死亡的保险金额为每人10万元，期限为一年。今年1月3日，仲某在酒店接待客人，走下楼梯过程中，不慎摔倒，后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医院未进行尸检，根据仲某死亡突然、意外等特征在医学证明书上认定为猝死。而仲某的家属为了能及时将死者火化，也默认了死者为“猝死”。次日，仲某的家属将死亡情况电话通知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接报案后没有要求进行勘验，调查死亡原因，就任由家属将尸体火化。仲某家属处理完丧事后，要求保险公司进行理赔，保险公司认为仲某系猝死，不属于理赔范围而拒绝理赔。

法院审理认为，依据医学上的定义，猝死是急速意外的自然死亡，原因是有潜在的疾病或功能障碍。判定猝死，必须排除暴 力死因，并查明致命性疾病和功能障碍。本案中，仲某在死亡前有下楼梯时摔倒的事实，而在医学上存在因摔倒撞击的部位特殊而在几分钟内死亡的情况，即此种情况引发的死亡与猝死在急骤性上相似。保险公司接报案后未采取任何措施，既没有进行尸检等事故勘验，也没有通知仲某家属保全尸体，如有争议时以备尸检，现仲某尸体已火化，无法查明死亡原因。由于保险公司存在过错，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一审判令保险公司支付10万元保险金。（2008.9.17）

（四）投保时承诺全赔，理赔时毁约败诉

2007年1月，原告周某的车辆在被告某财产保险公司投保第三者责任险。被告的代理人员承诺投保车辆发生保险事故，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损失保险公司全赔。后周某的车辆在保险期间内发生事故致第三人受伤。周某按照法院判决向受害人赔偿11万余元后，到被告处理赔，却被告知只能按保险合同条款理赔5万余元，周某不服诉至法院。

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合法有效，被告承诺只要合法的损失均负责理赔，该承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被告辩称应按保险合同条款理赔，因未提供将保险合同条款告知和送达周某的证据，因此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和相关法律 规定，被告应按生效的判决所确认的损失赔偿周某，9月16日，河南省鹤壁市山城区人民法院依法审结该起保险合同纠纷案，判决被告某财产保险公司赔偿原告周某各项经济损失11万余元。（2008.9.17）

（五）丈夫被杀害留下巨额房贷，遗孀诉赔百万保费获支持

孙女士的丈夫邹某是某矿业集团的合伙人之一。孙女士自己则是一个全职太太，在家抚养两个孩子。2003年3月，邹某购买了一幢独立别墅，房屋总价250万元。在支付了78万元后，他向银行抵押贷款172万元，借款期限为60个月，到2008年4月止。

2005年5月，邹某到包头市谈一笔重要生意，孰料生意未成，遭人恶意报复杀害。丈夫死后，孙女士承担了还贷责任，到今年1月，将全部贷款本息清偿。银行在孙女士还清贷款后，退还了一份保单。孙女士感到莫名其妙，她从来不知道丈夫生前购买过保险。原来，当初邹某在向银行抵押贷款的同时，与某保险公司签 订了一份《上海个人抵押住房综合保险合同》，保费5千余元，保险金额172万。合同约定，当被保险人意外死亡、丧失还贷能力时，保险公司将按保险金额的 100％的偿付比例进行赔付。因此，孙女士诉至法院，要求该保险公司承担还贷保证保险责任，赔付其108.5万元。

在庭审中，被告某保险公司辩称，还贷能力未丧失，保险事故并未构成，其不承担保险责任。

法院审理认为，保险条款关于还贷保证责任保险约定的保险事故，表述为：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限内因遭受意外伤害事故所致死亡或伤残，而丧失全部或部分还贷能力，造成连续三个月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抵押借款合同约定的还款责任。根据条款内容结合保险法规定，邹某是借款合同的债务人，在邹死亡情况下，其履行债务的行为能力已经终止，应认定其已丧失还贷能力。虽然借款合同的债务在邹死亡后得到履行，但履行主体是孙女士，保险公司称还贷能力未丧失，保险事故未构成，依据不足。近日，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判决某保险公司向孙女士支付保险赔偿金108.5万元。（2008.9.16）

（六）称“无条件录取”不属“考取”，保险公司拒付教育金被判败诉 1991年10月，吴某的父亲向保险公司投保儿童保险，约定被保险人为时年3岁的吴某，月缴保险费20元，缴费年期19年，自 1991年10月起至2010年10月，其中有关教育金的约定是：被保险人在保险有效期内考取全日制高等院校的本科生和大专生时，保险人每年按注册证明给付约定的教育金，给付期限以被保险人年满二十二周岁为限；月交保险费20元，年度教育金400元。

1997年10月，吴某的父亲又为儿子投保了儿童保险，月缴保险费200元，缴费年期13年，其中有关教育金的约定是：年度教育金4000元，被保险人在考 取境内全日制高等院校的本科生和大专生时，保险人每年按注册证明给付约定的教育金，给付期限以被保险人年满二十二周岁为限。

2007年，吴某参加上海市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后，又参加了上海一所性质属于中外合作办学、招生性质则系自主招生的学院的入学考试，最终被该学院录取。不料，当吴某向保险公司提出支付保单约定 的教育金时，遭到拒绝。保险公司的理由是当时设计该险种时，并没有考虑到国家会开放民办高等教育，况且吴某是被该学院无条件录取而并非考取，不符合高考录 取流程及保险合同约定，因此拒绝向吴某支付教育金。

2008年8月，入学快一年的吴某起诉到法院，要求保险公司支付第一年度教育金4400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吴某和保险公司之间的两份保险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恪守。由于保险合同是保险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根据合同法 的规定，对于吴某被民办高校无条件录取是否属于双方合同约定的“考取”这一歧义，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吴某于2007年参加了高考，成绩也超过了当年大专的录取分数线，应当认为吴某已经符合了保险合同规定的领取年度教育金的条件。保险公司以吴某考取院校不符合高考录取流程及合同约定为由 拒不履约，没有相关法律依据及合同依据。

近日，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以保险公司的拒付行为没有法律依据为由，判决其先行支付被保险人第一年度教育金4400元。（2008.10.29）

（七）免责条款未说明，保险公司应赔偿

2007年10月31日，吴某驾驶装有70吨水渣的斯太尔自卸车，不顾桥梁限重15吨的明显标志驶上金星港口公司江边码头浮吊钢引桥，致使浮吊钢引桥因超载而被压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64736元，每月停产损失38715元。该斯太尔自卸车投保于安邦保险安徽分公司，第三者责任险保险金额为50万元。一审法院判决安邦保险安徽分公司赔偿金星港口公司经济损失142166元，吴某在本案中不承担直接给付义务。

一审宣判后，保险公司不服，以保险合同中约定安邦保险安徽分公司不承担致使第三者停业、停驶等间接损失为由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在安邦保险安徽分公司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中，有关间接损失免赔的条款规定在责任免除项下，属于免责条款，而安邦保险安徽分公司在一、二审期间均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八条之规定，该免责条款无效，安邦保险安徽分公司应依合同约定支付保险金。虽有免责条款，但保险公司未尽说明义务，免责条款不生效。据此，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维持一审判处安邦保险安徽分公 司赔偿金星港口公司经济损失142166元的判决。（2008.11.4）

（八）车辆转让保险未过户，保险公司拒理赔败诉

2007年3月，杨某为自己所有的别克轿车在永诚财保襄樊公司投保了车辆损失险、盗抢险、第三者责任险，共交保费4451.45元，保险期限自2007年3月28日至2008年3月27日止。

同年11月13日，杨某将该车转让给了李某。一周后，张某向李某借车用，驾驶该车行至襄阳区峪山镇路段时发生事故，车辆严重受损。报案后，保险公司立即派员赶到现场勘察，并作出了机动车辆保险定损报告，确定维修费共计2.3万余元。保险公司却以该车所有权发生转移、未办理批改手续、属除外责任为由，于2008年5月出具了拒赔通知书。

法院审理后认为，原车主购买了机动车辆综合险，双方即形成了保险合同关系，程序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故双方应按保险条款享受权利、承担义务。在保险期内，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了保险车辆损失，保险公司应承担保险责任。车辆转让后未及时到保险公司办理保险过户手续，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拒绝理赔。据此，湖北省襄樊市樊城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永诚财保襄樊公司赔偿李某2.8万元。（2008.11.13）

（九）明知患病仍收保费，保险公司担责理赔

2005年5月28日，郭柳华通过保险业务员郭某向某保险公司购买了一份康宁终身险，并交纳了首期保险费1493.6元。同年8月21日，郭柳华被诊断患了颅内嗅神经母细胞瘤，郭柳华及时将自己患病的情况告诉郭某，郭某专程前来探视郭柳华病况。2006年6月6日，郭柳华依照保险合同约定交纳了当期保险费1543.6元。2007年3月，郭柳华先后在医院花费医疗费两万余元。2007年4月，郭柳华向保险公司提出理赔申请，保险公司认为被保险人郭柳华属于在保险合同生效之日起180日内患重大疾病的情形，保险合同已经自动终止，拒绝郭柳华的理赔申请。

法院审理后认为，2005年 7月，原告郭柳华第一次得知自己患病便告知了被告，且被告的保险代办员在原告郭柳华患病期间专门探视过其病情，应视为原告郭柳华已向被告尽了告知义务。被告在知晓原告患重病的情况下仍然收取保险合同的当期保费，这一行为表明被告同意继续承保，据此，江西省遂川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某保险公司给付投保人郭柳华医疗保险金1万元。（2008.11.13）

（十）依新规定拒理赔，保险公司被判输

2000 年3月，原、被告签订人身保险合同一份，保障重大疾病、身故等项目，保险期间为终身。合同对重大疾病范围等作出了释义。2008年5月，黄某 7 先后在太仓和上海等地医院进行了就诊，并在上海进行了主动脉瓣置换手术。黄某出院后即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但保险公司却依据2007年颁布的《重大疾病使用范围》中的规定，认为原告施行的手术不属于合同约定的可以理赔的主动脉手术范围。

法院审理后认为，对于判定双方争议的主动脉瓣置换术是否属于 主动脉手术，应当依据双方2000年签订合同当时关于主动脉手术的约定，而非依据2007年发布的《重大疾病使用范围》中的有关定义。原告关于主动脉瓣包含在主动脉中的理解，依通常情形理解也能成立。且保险公司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合同签订时已经按医学上的专业解释向原告作出明确说明。据此，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判决被告某保险公司赔付原告黄某保险金2万元。（2009.2.18）

（十一）保险标的转让未经批改，保险公司不能一概拒赔

原告王某于2007年10月从李某处购得运输型拖拉机一台，李某为该车投保了责任限额为6万元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及赔偿限额为5万元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而王某在购买该车后，未办理车辆过户手续，也未通知保险公司办理保险批改手续。2007年12月，王某驾驶该车发生交通事故。交警部门因主要事实无法查清未作责任认定。事发后，栾某提起损害赔偿民事诉讼，法院判决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理赔限额内赔偿59200元，由王某赔偿59397.39元并承担诉讼费用1030元。后王某向保险公司要求理赔责任限额为50000元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时，保险公司以其未进行保险单批改手续为由拒绝赔偿。王某遂起诉到法院，要求保险公司支付理赔款。

本案最大的争议焦点在于：保险标的转让后未通知保险公司进行批改手续，发生交通事故后，购买人对该车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是否享有保险利益，即保险公司应不应当赔偿。

我国保险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保险标的转让应当通知保险人，经保险人同意继续承保后，依法变更合同”，但并未就未通知保险人的法律后果作出规定。

根据合同法的规定，确认合同无效的事由之一是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保险法第三十四条并不属于效力性规范，不应当对合同效力产生影响，保险法之所以规定机动车转让需办理批改手续，其目的是为了便于保险人对保险车辆的规范管理，防止冒领保险金或骗保，而不在于免除保险人的赔偿责任。

法院认为，本案涉及保险车辆在转让前与转让后相比并未显著增加危险，坚持保险合同对保险标的受让人继续有效并不违背保险原有的精算基础，也不会增加保险人的经营风险，而在实践中，保险标的转让后，转让人或受让人通知保险人的，只要转让行为没有导致风险显著增加的，保险公司一般都会同意变更保险合同，以使保险合同对受让人继续有效。即将于2009年10月1日施行的新修订 保险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明确规定：“保险标的转让的，保险标的的受让人承继被保险人的权利和义务。”虽然根据法无溯及力的原则，该规定不能直接适用本案，但保险法作如此修改，体现了法律的价值导向，即肯定原合同继续有效，并为保险标的受让人继受。

综上，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主持原、被告双方依法达成调解协议，由被告保险公司赔偿原告王某经济损失共计46030元。（2009.3.20）

（十二）一人名下的两辆车发生追尾事故，保险公司在三者险范围内赔偿 2007年10月10日，任先生为自己新买的一辆现代酷派汽车投缴了保险，包括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等险种，并支付了相应的保费。保险公司没有当场将以上保险单交给任先生。2007年10月12日，任先生的妻子范某驾驶该车与任先生驾驶的一辆奔驰汽车发生追尾事故，两车均不同程度受损。这辆奔驰汽车是任先生在事故发生前两个多月购买的。经交管部门认定，范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任先生在汽车维修公司维修奔驰汽车花费修理费7.8元，及车辆损失鉴定评估费1800余元。

保险公司则认为，原告作为肇事车辆的被保险人，对其本人所有的奔驰车在交通事故中所遭受的财产损失，不属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及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中关于第三者的规定范围，被告不应对被保险人自己的财产承担第三者责任险的赔偿责任。

天津市开发区法院一审认为，原、被告之间为保险合同关系，原告支付保险费用后，在保险金额的范围内，被告作为保险人对于因保险事故产生的损失应当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因此作出上述判决。保险公司不服提出上诉。

该案有两个争议焦点，一是该起事故是否属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赔偿范围，二是该起事故是否属于第三者责任保险赔偿范围。

关于是否属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赔偿范围问题。《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三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是指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本案中，奔驰汽车为原告所有财产，原告作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被保险人，因事故而致其自有财产的损失，不属于上述行政法规规定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赔偿范围。

关于是否属于第三者责任保险赔偿范围问题。结合原告所有奔驰汽车购置于事故发生前两个多月、现代汽车购置于事故发生前两天的实际情况，及其他相关证据可以认定，本案事故是真实发生的，原告对于事故的发生并不存在故意甚至恶意，因此本案中并无道德风险的存在。另外，对于保险法中第三者的概念，虽 然原、被告之间机动车责任保险条款第三条规定，第三者不包括投保人、被保险人和保险人，但结合本案，发生事故时，现代汽车由经原告允许的合法驾驶人范某驾驶，原告并不能采取任何措施防止事故的发生，其应当认定为对保险标的现代汽车属于失去实际控制的第三者。此种情况将对机动车控制情况作为对第三者判断基准的方法，符合保险法的立法精神。同时，保险法要求保险人应当依法履行说明义务，即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本案事故发生前，被告并没有将保险单交予原告，也无证据证明其已经向原告就第三者责任保险的合同条款内容进行了说明，原告无法根据其常识判断其与被告订立的保险合同中第三者的明确含义，因此因保险人未尽到说明义务而产生的不利后果应当由保险人自行承担。

综上，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终审维持一审判决，保险公司在第三者责任保险范围内赔偿原告保险金近8万元。（2009.5.4）

（十三）保险单据无原件，诉求有据照样赢

冯某诉称，2006年，冯某在被告保险公司为其车辆投保商业三者责任保险等财产保险。保险期间该车辆发生保险事故，冯某为此支付车辆修理费5350元。保险公司辩称，原告未能提供保险单原件，不能证明与保险公司存在保险合同关系。

庭审中，原告向法院提交了机动车辆保险单（正本）复印件，并载明经办人为姜某。姜某出庭作证称，冯某提交的保险单复印件所载内容与原件一致，该保险单原件是姜某经办，而姜某是保险公司认可的业务员。另外，法院通过查询得知，在该保险公司确有该保单号的、被保险人为冯某的记载。

据此，法院认为，冯某与保险公司之间保险合同关系存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应当依约承担赔偿责任。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保险公司赔偿原告冯某保险金5350元。（2009.6.16）

（十四）肇事司机虽不明，保险公司也要赔

2007年6月28日，白某所有的轿车在一盘山公路发生翻车，车辆损坏严重。交警部门和为该车承保的保险公司对现场进行了查勘。事后，对事故车辆进行了定损，该车维修等费用共计190067元。交警部门认定事故发生的事实，同时认为事故车辆驾驶员无法确定。保险公司认为无法查明驾驶员身份，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审理认为,保险公司未能提交在该起交通事故中存在法定或合同约定的免责事由的相关证据，应对交通事故造成损失的投保车辆予以赔付。据此，浙江省平阳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保险公司支付白某赔偿金190067元（2009.6.17）

（十五）下车方便出车祸，司机属于第三者

2007年7月24日，无锡市顺兴运输有限公司的司机陈文华遭遇一起离奇车祸：他在高速公路的应急车道停车小便时，一辆货车因避让其他车辆而撞到他的车上，站在车右前方的陈文华竟然被自己的车撞死。事后，由于车辆已经购买了第三者责任保险，所以陈文华的家属与顺兴公司要求保险公司理赔，但保险公司拒赔。陈文华的家属与顺兴公司遂将保险公司告上法庭。

庭审中，双方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死者是否属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的“第三者”问题上。法院认为，死者发生意外事故时处在被保险机动车外，符合第三者的条件。据此，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判决保险公司支付司机家属11.6万余元。（2009.7.9）

（十六）豁免条款太专业，法院判决不支持

2000年10月28日，胡萍萍经保险公司业务员的介绍和推销，参加了康宁定期保险，并缴纳保险费480元。双方于同年10月31日签订了个人保险投保单，约定保险金额为壹万元。保险合同中，康宁定期保险条款约定了责任免除，并通过“释义”、“注释”对免除范围进行了解释。2008年5月29日至6月9日，胡萍萍因患风湿性心脏病等疾病入院治疗，之后申请理赔遭拒。

法院审理后认为，保险公司用格式注释形式作出的专业性解释，缩小了“心脏病”范围，免除或减轻了理赔责任。鉴于该条款过于专业，普通人难以理解，法院因此不予支持保险公司以此为由拒绝理赔的行为。据此，浙江省嘉善县人民法院判决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公司给付原告胡萍萍重大疾病保险金1万元。（2009.7.9）

（十七）司机撞死无名氏,保险公司拒理赔,法院认定保险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

李某是泰安某纤维公司法定代表人，2006年10月7日，某纤维公司在某保险公司为一辆奇瑞轿车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被保险人为李某。保险期限自2006年10月8日至2007年10月7日，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5万元。2007年2月21日，李某驾驶轿车由西向东行驶至泰莱路时，在非机动车道内将同向骑自行车的无名氏撞倒，致无名氏当场死亡。交警部门认定，李某负事故全部责任，无名氏无责任。后李某向交警部门缴纳损害赔偿金13万元。2008年4月，法院以李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缓刑两年。当李某向保险公司理赔时，保险公司认为死亡赔偿金是支付给死者近亲属的，而本案死者身份不明，不能确认赔偿权利人，交警部门收取原告缴纳的赔偿金没有法律依据，因此，保险公司不应赔付。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所在公司与被告保险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合法有效，保险条款中没有交通事故死亡人员身份无法确认情况下保险公司不负赔偿责任的约定，原告作为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限内使用被保险车辆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致无名氏死亡，被告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承担保险赔偿责任。原告向交警部门支付无名氏赔偿款的行为，应认定为其在责任范围内对第三者承担了赔偿责任，且超过了交强险5万元的限额，根据保险的损失填补原则、功能，被告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向被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据此，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某保险公司支付原告李某保险赔偿金5万元。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均未提起上诉，现判决已经生效。(2009.8.31)（十八）认为驾照有瑕疵，保险公司拒赔偿，法院：保险公司无权自行认定驾照无效

2005年11月，原告曾某对其轿车在被告某保险公司投保，其中对第三者责任险原告方投保20万元。2006年3月21日中午，曾某驾车在一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期间保险公司垫付8万万元用于救治伤员，后经当地交警部门认定，曾某对该次事故负全责，并因曾某的行为构成违法犯罪，其驾驶证也被公安机关吊销。之后，龙泉驿法院对曾某与交通事故的受害人作出刑事附带民事调解书。次月12日，曾某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要求，而保险公司在当年底以依照相关规定曾某的驾驶证应属无效为由拒绝赔偿。

法院经审理查明，曾某出生于1979年6月24日，其在1997年1月24日办理机动车驾驶证，申报出生时间却为1970年6月30日。

法院认为，认定驾驶证是否有效，应由公安交管部门作出认定。该案中曾某的驾驶证是行政机关颁发的，且在有效期内，应当是有效的。在事故发生后，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吊销其驾驶证是因为其行为已构成违法犯罪，而曾某在该次事故之前并未受到吊销或注销驾驶资格的处罚。而且，曾某虽在1997年申领驾驶执照时有年龄上的瑕疵，但期间其驾驶证经过年审合格，其他条件也符合驾驶条件，应认定其仍有驾驶资质。

法院同时认为，双方当事人签订保险合同所限定的拒赔条件是驾驶员无有效驾驶证，而曾某的驾驶证是否无效应属有关部门行政处理范畴，并不符合双方当事人事先约定的保险公司拒赔条件，被告也未提供公安交管部门确认原告的驾驶证为无效驾驶证的证据。故依照约定，保险公司应承担赔付责任。

该案争议的实质是保险公司能否以公安交管部门颁发的驾驶证有瑕疵为由认定驾驶证无效并从而免责。而颁发驾照属行政许可，且行政行为又具有公定力，即指行政行为一经做出，未经法定机关依法定程序认定及宣告，均属合法行政行为，具有约束力。现实中，即使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具有某种瑕疵，相关当 事人也不能以自己的判断自行否认其效力，如果任何人都可以自行认定行政行为的效力，国家行政管理秩序将无法得到保障。曾某在初次申领驾驶执照时虽有年龄上的瑕疵，但已通过合法的申请审批程序取得了驾照，该驾照在未经合法的行政许可撤销程序被撤销或出现违法事由被公安交管部门依法吊销的，仍然具有法定的效力。且曾某的驾驶证经过年审合格，其他条件也符合驾驶条件，应认定其仍有驾驶资质。而且，根据民事诉讼的性质，人民法院在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也不能审查行政许可行为的效力。当然，如果有证据证明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明显失当，人民法院可向当事人释明，当事人可以向有关行政机关提出撤销申请，如果行政机关受理了相关申请，那么人民法院应该中止民事诉讼，等行政行为的效力经由行政机关确定后，再继续审理。

本案中，保险公司虽然对原告的驾照合法性有异议，却没有通过法定的途径向公安交管部门申请启动行政许可撤销程序，亦未提供发证部门确认驾驶证为无效驾驶证的证据，也无其他证据证明原告的机动车驾驶证是无效的，因此其关于该驾驶证的颁发有瑕疵系无效驾驶证的主张无相应的证据予以支持，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综上，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某保险公司赔偿原告曾某11万元。（2009.9.2）

（十九）实习司机酿事故，保险公司判赔付

2007年11月25日，济源小汽车出租公司与平安财险公司签订保险合同，保险期限自2007年11月26日零时至2008年11月25日24时止。杨某所有的出租车挂靠在济源小汽车出租公司经营。2008年1月31日，杨某在实习期驾车与他人发生交通事故并致人死亡，经调解达成一次性赔偿对方9.2万元的赔偿协议。济源小汽车出租公司向平安财险公司申请理赔时，保险公司以杨某在实习期驾驶营运车辆不属合法驾驶人为由，予以拒赔。

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在保险合同中未明确约定实习期间驾驶员驾驶营运车辆造成事故平安财险公司免责，现平安财险公司以此拒赔，不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不予支持。据此，河南省济源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令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源中心支公司给付被保险人济源小汽车出租公司5万元。（2009.9.2）

（二十）免责条款未详解，法院判决不免责

2009年2月，某公司司机驾驶轻型卡车运货，将一女子撞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事发后，该公司先行赔付给死者家属17万余元，然后向投保的保险公司申请赔付。然而，保险公司却认为，事故原因在于卡车超载，根据合同条款，不在保险公司赔偿之列，从而拒不赔偿。该公司认为，在签订合同时被告方并没有向自己告知这条“免责条款”，因此不具备法律效力，遂起诉至法院。法院审理认为，保险合同作为一种典型的格式合同，保险公司对其中的特殊条款，如免责条款等，应向投保人作出特殊说明。否则，免责条款对合同当事人不产生法律效力，而该保险公司不能证明对投保人作出此项义务。据此，山东省五莲县人民法院依法认定某保险公司的免责条款无效，判令其支付10万余元保险赔偿款给投保人。（2009.11.05）

（二十一）游客不明原因坠楼身亡，保险公司拒绝赔偿败诉

2008年4月28日，浙江游客李某夫妇等七人与旅行社签订一份北京、天津七日游合同。同年5月19日，旅行社与保险公司签订旅游安全意外伤害保险单，承保险种及保险金额为主险旅游意外伤害保险25万元、附加险旅游安全意外医疗险5万元。

5月20日，李某夫妻跟随旅行团到京被安排入住丰台区一商务酒店4层。当日凌晨5点左右，李某家人发现李某从酒店4层跌落，将其送到医院后抢救无效死亡。公安部门调查认为，李某系高坠致颅脑损伤死亡，其死亡不属于刑事案件。

保险公司认为，李某亲属未能提供证明李某死亡属于旅游安全意外伤害保险条款所约定的意外事件的直接证据，因此保险公司不应当承担保险责任。

法院认为，保险合同条款约定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保险人则应承担保险金给付责任。保险法规定：“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现双方当事人对意外伤害含义的理解产生分歧，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应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并且保险公司亦未能举证证明李某的死亡系其自身故意或过失所致，故保险公司应向李某支付保险赔偿金及利息。因此，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令保险公司赔偿投保人李某的亲属25万元。（2009.10.27）

（二十二）免责条款不合法，保险公司应埋单

原告王某于2001年10月20日起在被告某保险公司投保了康宁终身险，并投了附加意外伤害医疗保险，保险金额为5000元，保险期限一年。后王某每年缴费续保，最后一次交费时间为2008年10月20日。2008年5月18日，原告乘车发生交通事故受伤住院，花去医药费14607.47元。据认定，驾驶员张某负事故全部责任，原告王某不承担事故责任。事故车辆所投保的保险公司向原告赔付医药费1万元。后原告向被告申请理赔，遭被告拒绝。被告辩称，根据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约定，原告在事故中无责任，因此被告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法院认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约定与《保险法》第六十八条相抵触无效，法律明确规定被保险人对保险赔偿和第三者侵权赔偿可以兼得，只要发生了约定的事 实，保险人就应当给予赔偿，保险人不能因第三人侵权而免除自己的责任，同时认为20%免赔率条款成立，符合惯例。据此，安徽省全椒县人民法院判决被告某保险公司全椒支公司给付原告王某保险金4000元。（2009.10.19）

（二十三）醉驾肇事后逃逸引发交强险纠纷，法院判决免除保险公司赔偿责任

2008年6月1日，原告任霞结婚，其姐夫黄某参加完婚礼后负责驾驶原告所有的小型越野汽车帮助送客人回家。当日21时35分，黄某因酒后驾驶导致车辆失控与前方同向行驶由何某驾驶的二轮摩托车发生剧烈碰撞。事故导致摩托车上3人受伤及车辆损坏的后果。后黄某驾车逃离现场。次日，受伤的何某之妻及小孩经抢救无效死亡。

交警大队出具《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黄某属醉后驾驶且肇事逃逸，应负事故全部责任。后原告赔付了受害方各项损失74万余元。而黄某则因交通肇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缓刑四年。

事后，原告任霞多次向其交强险投保公司理赔未果，遂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保险公司按交强险的标准向其支付赔偿款12.2万元。

庭审中，原告诉称，交强险具有强制性和法定性特点，其中法定性是指保险公司的保险责任范围与责任免除范围均是由法律法规作出明确统一的规定。交强险条款对保险公司的责任免除范围作了明确约定，但不包含本案所涉及的“肇事逃逸”情形。

被告辩称，据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内容，黄某属于酒后驾驶和肇事逃逸的情形，该行为社会危害性很大，不应属于理赔范围。

法院终审认为，虽然交强险保险条款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均未把“肇事逃逸”列入保险公司免赔条款，但机动车驾驶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应尽的法定义务及其逃逸后应对事故的后果承担的全部责任，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和行政法规都是有强制性规定的。

肇事逃逸行为是一种违反社会公共道德、损害公共秩序的严重违法行为，如果双方在保险合同中约定将其纳入保险人理赔的范围或者人民法院支持了对这种行为的赔付，不仅与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无效的规定不符，也是变相助长了这种行为的存在，会严重危害道路交通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于法不符，于理相悖，对我国社会公序良俗的倡导和发扬起着消极的影响。故投保人仅以双方的保险合同及有关条款未将“肇事逃逸”作为保险人的免责事由就主张保险公司应承担理赔之责是不能得到法院支持的。但对于受害人而言，保险公司的法定垫付义务是不能免除的。

综上，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驳回原告要求被告保险公司承担 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责任的诉讼要求。（2009.9.23）

（二十四）无证驾驶致伤人，保险公司也要赔

2008年9月28日，原告朱某驾驶无号牌二轮摩托车与被告许某驾驶的三轮车发生交通事故，致朱某受伤。该起交通事故，朱某负主要责任，许某负次要责任。许某的驾驶证未审验，已失效。朱某受伤后在医院治疗支付医疗费9000余元。许某驾驶的三轮车的车主为陈某，在保险公司为该车投保交强险。被告保险公司认为，许某属于无证驾驶，因此拒绝承担责任。

法院审理后认为，在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的情况下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财产损失的，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对受害人人身伤亡损失，并未规定保险公司免责。据此，山东省临沭县人民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3万余元。（2009.9.22）

（二十五）保险合同起纷争，近因原则来断案

2006 年11月,李先生向某财产保险公司投保了一份“国内货物运输定期定额保险”，投保金额3万元，期限为1年。2007年6月李某承运葡萄种子30吨沿京珠高速公路向北行驶，由于大雾造成连环追尾事故，共计损失29754元。事故发生后，李先生向该财保公司理赔时遭到拒绝，该公司以李某违章装载致使车辆超载因此造成事故为由拒不支付赔偿金，李某起诉至法院。

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保险法的近因原则，本案造成保险事故的原因是驾驶员雾天超速行使及驾驶员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并非由违章装载货物造成的。根据该保险公司合同约定，由于运输工具发生碰撞造成的损失，属于保险责任范围。据此，河南省鹤壁市山城区人民法院判令保险公司赔原告各项损失共计29754元。（2009.9.15）

（二十六）农合医保已报销 商业保险照赔偿

2002年4月28日，原告杨某与被告某保险公司签订平安鸿盛终身寿险及附加医疗保险合同。今年3月9日，杨某因病住院治疗9天，花去医疗费2777元。原告向该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机构报销1386元，随后要求被告理赔。保险公司认为，原、被告签订的属费用补偿型医疗保险，故对原告已通过新农合医疗报销的1386元不再赔偿，只在原告杨某个人实际支出的1391元中，扣除25元自费项目，向原告赔付1366元。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某保险公司向原告进行理赔时扣除了原告通过新农合医疗保险报销的1386元，与《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商业医疗保险是否适用补偿原则的复函》第二条的规定相悖，且保险公司不能举证证明自己对投保人已经明确说明新农合医疗保险报销是其免责事由，故对抗辩理由不予支持。

据此，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人民法院判决被告某保险公司应当给付原告杨某保险金2180元，扣除已经给付的1366元，还应实际给付原告杨某保险金814元。（2009.12.10）

（二十七）超出医保范围用药起纠纷，交通事故伤者起诉保险公司获支持 2009年1月19日，德兴一家客运公司的司机邹某驾驶客车在南昌市高新区麻丘镇行驶时将路人魏某撞伤，构成九级伤残。事后，魏某将客运公司及涉案车辆所投保的保险公司告到法院。

案件审理中，法院通过司法鉴定查明，魏某治疗用药基本合理，但共计2.6万余元的治疗用药未列入基本医疗保险。保险公司为此以涉案交强险、三责险合同均约定保险人按照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的标准核定医疗费用的赔偿金额为由，拒绝赔偿魏某上述未列入医保的费用。

法院审理认为，鉴于交强险属强制险，且交强险条例并未规定保险人须按照医保标准核定医疗费用，故法院不支持被告保险公司的拒赔抗辩。三责险属商业险，赔偿责任来自保险人与投保人的合同约定，故被告保险公司在交强险中未足额赔付的非医保费用，可以不在三责险中承担赔偿责任。

为此，江西省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认定在交强险部分驳回了保险公司的抗辩，同时在三责险部分则支持了保险公司的抗辩，最终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魏某7.2万余元，在三责险范围内赔偿魏某4.6万余元；判决客运公司赔偿魏某6.7万余元。（2009.11.25）

（二十八）母亲精神异常服毒身亡，子女获得巨额保险赔偿

孙某先后于2007年1月30日、3月23日向某保险公司购买终身保险合同、意外综合保险合同各一份。同年8月16日，孙某不慎从梯子上摔下伤到头部而住院6天，出院10天后因精神出现异常，在厕所误喝农药死亡。2009年初，其子女因向保险公司索赔遭拒而诉至温县人民法院。在审理中，对孙某生前精神状况进行了司法鉴定，结论为颅脑外伤所致精神障碍。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孙某的死亡属意外死亡，且保险公司不能证明其对保险合同中“二年内自杀免责”的条款向孙某履行了明确的说明义务，故判决保险公司共赔偿孙某子女各项保险金24万元。最终，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一审法院原判。（2010.6.12）

（二十九）非医保用药，伤者自费还是保险买单，佛山南海法院判定车险免责条款无效

2009年4月21日9时30分，被告吴明伟驾驶轿车行经南海大道与海六路交叉路口时，与原告肖志华发生碰撞，造成原告受伤及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后 17 交警部门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吴明伟承担此事故的全部责任。经法医鉴定，肖志华伤情程度为十级伤残。事故发生后，原告因治疗共用去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等合计89545.63元。被告吴明伟先行垫付了医疗费用36702.2元。

肇事车辆在被告保险公司参投了责任强制保险和保险金额为30万元的第三者责任保险（包括不计免赔特约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

庭审中，双方对事故责任认定没有异议，但对原告住院期间使用的非医保用药是否属于保险赔偿范围展开了激烈论辩。

被告吴明伟辩称：原告主张的住院医疗费中包含了相当一部分不符合佛山市社会医疗保险主管部门规定的医疗报销标准的药品，属不合理用药，该部分药品的费用不应由本人赔偿，应由原告自行承担。

被告保险公司也以商业第三者险条款中有约定“非医保用药不予赔付”为由坚持按医保标准赔付医疗费。

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在商业保险合同关系中，保险公司已根据保险限额的约定确定了承担赔偿范围的上限，其欲再通过限定伤者用药范围来减轻其责任显然有失公平。如果医疗机构因此在伤者的治疗中确需要用超出医保范围内的药品而不用，明显不利于伤者的治疗，违反以人为本、救死扶伤的理念，不利于伤者的健康权益，亦不利于交通事故纠纷的及时化解。因此，根据合同法第四十条关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的规定，保险公司在商业第三者险条款中约定“非医保用药不予赔付”的格式条款应当认定为无效。对于交强险，虽然不属于商业保险范畴，但其以保障交通事故受害人迅速获得赔偿为目的，其理赔显然没有区分是否自费用药的必要。虽然伤者在某些情况下可向医生提出用药的建议，但最终治疗疾病需用何种药物是由医生根据伤者的病情而定，并非伤者及被保险人所能控制，因此保险公司仅以药物属自费用药为由拒赔难以成立。据此，法院判决两被告在交强险和商业险责任规定限额内赔付原告包括非医保用药在内的各项费用共计52843.43元。（2010.6.15）

（三十）拒绝理赔套牌车事故的保险，保险公司因未明确告知免责条款败诉

2007年10月26日，郑某驾驶一辆牌号为粤M31118的货车由梅县雁洋往白渡方向行驶，途中因会车，货车靠左行驶，致使一辆相对方向行驶的摩托车紧急躲闪。乘坐摩托车的10岁儿童谢某跌落，并被货车左后轮碾压受重伤，经抢救无效死亡。后经交警大队认定，该辆货车为套牌车，在靠右通行时未减速且该货车超载，是导致此事故的主要过错；摩托车驾驶员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是导致此 事故的另一方面过错，依照有关规定，货车司机承担此事故的主要责任，两轮摩托车驾驶员承担该事故的次要责任。经交警部门调解，郑某一次性补偿给车祸中死亡儿童的监护人11.3万元。随后，郑某向承保的某保险公司申请理赔时，遭到该公司拒绝。

郑某诉称，这辆货车虽是套牌车，但是在2007年4月12日，他与保险公司签订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合同和机动车商业保险合同，其中约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金额为20万元，并在合同中约定了第三者责任险不计免赔特约条款，保险期为一年。

保险公司认为，因为郑某的货车是“套牌车”，没有公安机关交管部门核发的行驶证和号牌，根据双方签订的机动车商业保险合同中的责任免除约定，因为郑某投保的不是“正牌车”，所以保险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不承担赔偿责任。又由于交强险没有明确“套牌车”不能买保险，所以保险公司可在交强险范围内赔付郑某的损失。

针对保险公司的说法，郑某称，自己在购买保险的时候，已经向保险业务员口头说明货车是“套牌车”，业务员也没说“套牌车”不能获得赔偿，而且自己是一车一保，绝不存在“套保”、“骗保”的行为，保险公司在承保之前对车辆进行了勘验，事后也承认肇事车就是承保车辆，何况自己已经是连续第二年在该公司投保了。所以，无论是交强险还是商业险，保险公司都应该赔。

法院认为，保险法规定：“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因为保险公司在法庭上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在订立合同时已经特别向郑某明确说明了该免责条款，故该条款对郑某不产生效力，所以保险公司关于郑某用“套牌车”投保而拒赔的理由不应得到支持，商业险部分也应赔付。

最终，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维持梅县法院作出的保险公司支付郑某保险赔偿款10.5万元的一审判决。（2010.6.30）

第二篇：乌县人民法院公布四起草场纠纷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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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理赔案例——农业保险类

第九篇 农业保险类

不构成暴风的标准保险是否赔偿

案情介绍

2007年3月，河南省正阳县农民张某，承包了村里的3座温室大棚，承包期为3年，签定了承包合同后，张某便准备与其农学院毕业的儿子一起培育果树育苗，后经儿子提议应该给大棚上保险，父子俩便到当地的保险公司咨询，并为自家的三座《农业温室大棚保险》注，同年划七月驻马店地区连降大雨并伴有雷雨大风，在7月28日的晚上，张家的三座大○

棚倒塌了两个，导致了大棚内的育苗也都遭受了损失，倒塌后第二天张家向保险公司报了案，保险公司理赔人员经过对现场实地勘查后，确定为保险责任范围内的，就通知张某等待保险公司的赔偿结果就可以了，但是三天后保险公司却向张某出具了拒赔通知书，原因是，保险公司向当地气象部门了解到，当天的暴风风力未达到保险责任规定的8级以上，故由此造成的责任，保险公司不予以赔偿。张某不服保险公司的说法，向当地法院提起诉讼。理赔焦点

张某认为：张家投保的温室大棚，在投保前已经对大棚的结构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是完全符合保险要求的，虽然当天的风力未达到8级以上，可是大棚的倒塌并不是因为7月28日一天的原因所吹倒的，在整个七月份，正阳地区连续大雨大风，所以才导致了7月28日晚上大棚的倒塌，大棚倒塌后自己的损失也很大。

保险公司认为：在张某投保的保险合同上，已经详细注明了，暴风、暴雨、暴雪等保险责任的相关说明。而保险公司也已经从气象台详细了解到，在7月28日之前一个星期内，正阳地区的暴风风力都未达到8级以上，而张家大棚的倒塌很有可能是由于大棚的承载结构不标准造成的，因此保险公司对于此次事故不承担保险责任。

理赔结论

法院经过详细调查认为，张家在投保前已经对所投保的大棚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说明，而说明的内容与事实也完全吻合，而保险公司在未对现场进行实际验标后便承保了，表示张家投保的温室大棚是完全符合保险要求的，虽然7月28日当天的风力并未达到保险公司的标准，但是在整个七月份，正阳地区连降大雨并伴有雷雨大风，才导致这场事故，故保险公司应该对张家的温室大棚承担赔偿责任，法院判决后保险公司未提出上诉。本案点评

1、通过此案例，我们可以看出在财产保险上，对于投保标的要求我们一定要做到严格、细致，在投保前我们要对所投保标的进行实际的查勘验标的工作，以便我们能够对所要承标的标地进行详细了解、分析是否能承保，以防止出险后造成很多不必要的纠纷，也同时给公司的形象带来不好的影响。

2、国家目前正在大力推动发展三农的工作，所以我们也要做好农村的政策性保险工作，在三农的问题上，国家在政策上是有一定的倾斜性的，所以我们今后在发展农业保险上，一定要认真细致的做好工作，不要给公司在三农的问题上，带来不必要的影响。

注：农业温室大棚保险——凡被保险人合法建造、经营或使用的，符合建造技术标准要火灾、雪灾、暴雨、暴风、雹灾。保险事故发生时，为抢救保险标的或防止灾害蔓延，采取必要的、合理的措施而造成保险标的的损失，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也负责赔偿。保险人不负责赔偿的项目有：保险标的遭受保险事故引起的各种间接损失；在建造期间

因遭受保险事故引起的损失；修建违反设计、施工规范的不合格温室；大棚内部种植的作物的损失。

第四篇：武进区人民法院公布环资类案件十大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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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进区人民法院公布环资类案件十大典型案例

2017年1月23日，武进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布了环境资源类案件十大典型案例，再次给大众敲响警钟。

私自将生产废水管道与化粪池管道接通 导致河水发生严重砷污染

XX硫酸有限公司私自将生产废水管道与化粪池管道接通，长期利用该管道向藻江河进行排污。2013年10月至2014年4月间，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某私自改变工艺，使用含砷量超标的劣质硫铁矿作为原料，并私自试生产。后为了提高产量，停用布袋除尘设备，并违规使用液碱处理生产废水，致使矿石中的砷元素进入生产废水，并将含砷废水排放至化粪池，并由化粪池排放至藻江河水中，导致河水发生严重砷污染。

2014年4月10日，经常州市环境中心检测，该河段内河水砷浓度最高处达到11.5mg/L，整个污染损害评估费用总计6474746.69元。

法官评析：在审理重大污染环境犯罪的过程中，除了要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也应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才能有效打击污染环境行为，并及时修复生态环境损害。同时，该案在判决中首次采用了禁止令的方式，预防被告人再次犯罪。

非法洗捅 双方都担责

2013年以来，被告人陈某在未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为XX复合材料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清洗沾染危险废物的废包装桶，共计681余吨。

被告人包某、曹某作为XX复合材料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在明知陈某无资质的情况下将废包装桶提供给陈某清洗，共计220余吨。法院据此判决陈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并处罚金15万元;XX复合材料有限公司罚金15万元。包某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6个月，并处罚10万元;曹某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10万元。

法官评析：该案是非法清洗沾染危险废物的废包装桶群案中的一起，此种污染行为对环境的影响持续时间长、污染后果严重，但因为有较高的报酬，常州地区仍然有很多无危险废物经营资质的个人或企业以此为业。法院通过严厉打击这类比较常见的污染环境行为，可对其他从业者起到警示作用，减少类似污染环境行为的发生。

非法处置油泥、滤渣 提炼润滑油销售牟利

2012年至2013年6月间，被告人储某在无任何资质和环评的情况下，将从无锡XX石油制品有限公司等单位取得的属危险废物的油泥、滤渣进行非法处置，从中提炼润滑油销售牟利，共计200余吨。案发现场查获油泥滤渣存放量约1200吨。

法院据此判决储某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20万元;无锡XX石油制品有限公司被判处罚金50万元;公司负责人于某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并处罚金10万元。

法官评析：私自处置属危险废物的固废并从中牟利是很多污染环境犯罪的特点。此类犯罪中，单位在明知处置人无任何资质的情况下，出于降低成本的目的交由其处置，应以共同犯罪追究责任。与此同时，针对污染环境犯罪牟利的特点，法院加强了财产刑的处罚力度。

为节省经营成本 私自找人倾倒25吨化工废料

高某是高邮市XX助剂厂投资人，为节省经营成本，高某与韩某商定：由高某提供2辆危险品运输车，韩某负责寻找隐蔽地点，以每车1000元的价格倾倒高某厂里产生的属于危险废物的化工废料。高某分别指派刘某、朱某、刘某某、杨某驾车将危废运到指定地点，韩某雇佣陆某、潘某协助倾倒，共计倾倒25吨化工废料。案发后，高某等人及时支付了应急处置和环境修复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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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韩某、刘某、朱某、刘某某、杨某、陆某、潘某违反国家规定，倾倒危险废物均达3吨以上，严重污染环境，构成污染环境罪。被告人高某明知被告人韩某无危险经营资质，仍将危险废物交由韩某处置，严重污染环境，应以污染环境罪的共同犯罪论处。

法官评析：出于节省成本的目的，犯罪行为人经常通过私自倾倒等手段逃避监管。以前对于这类行为的处罚仅仅停留在行政处罚等手段，而本案的审理则开始强调利用刑事处罚手段对该类恶性污染环境行为进行惩治，起到了一定的威慑效果，能有效促进企业经营人对环境保护的重视。

汽车4S店为降低成本 非法销售废机油

2012年以来，魏某、竺某明知废机油属于危险废物，在未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多次至常州16家汽车销售公司，采用自制过滤铁棒过滤油渣的方式收购废机油，并将废机油转卖给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李某(另案处理)等人，共非法处置废机油3134桶，共重532.78吨，该行为已构成污染环境罪。法院据此判决魏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并处罚金10万元;竺某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5万元。

法官评析：该案是武进法院审理的废机油系列案件之一，也是常州市对某些行业潜规则进行严厉打击的重点案件。常州市多家汽车4S店出于降低成本等牟利目的，将属于危险废物的废机油交给无任何处置资质和经营许可的魏某和竺某处置，也是行业潜规则，对该类犯罪的打击能有效净化行业规范，从源头形成环境保护机制。

厂房内开设隐蔽排放口偷排污水 罚款20万元

2010年以来，支某、鲁某租用其他企业的厂房车间开办模具蚀刻公司。在未经环境影响评价、未配套建设污染防治设施等情况下进行钢铁模具蚀刻加工，并在蚀刻车间地表擅自开设隐蔽排放口，安排车间工人将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含有铬、镍等污染物的废水通过隐蔽排放口排入地下排水管道。

经鉴定，车间地面排污口总铬浓度为9.56mg/L、镍浓度为1.14mg/L;车间地面下排水沟窨井总铬浓度为5.1mg/L、镍浓度为7.14mg/L;车间排放口总铬浓度为19.8mg/L，镍浓度为4.3mg/L，均超过国家标准3倍以上。法院据此判决该模具蚀刻公司罚金20万元;支某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10万元;鲁某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10万元。

法官评析：根据法律规定，非法排放含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严重危害环境、损害人体健康的污染物，超过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法律授权制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3倍以上的，应当认定为“严重污染环境”，也即达到了污染环境犯罪的追诉标准。该案的审理体现出，今后对小企业、小作坊擅自排污等污染环境行为的打击力度将不断加大。

捕捉野生青蛙 同样构成非法狩猎罪

2015年6月，钱某在常州市新北区某村附近的田地以及河边，采用手电筒照明后抄网捕捉的方式，非法捕捉野生青蛙114只，后在售卖过程中被查获。经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局野生动植物刑事物证鉴定中心鉴定，钱某捕捉到的青蛙为黑斑蛙和金线蛙，均属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动物。法院审理认为，钱某违法狩猎法规，使用禁用的方法进行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狩猎罪，依法判处其罚金5000元。

法官评析：在民众以往的生活经验中，并未将捕捉青蛙行为与犯罪行为联系起来。本案的审理不仅能通过刑事惩治手段加强对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更重要的是能够以此唤醒民众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的意识。

用“地笼网”捕虾、“敌杀死”毒虾 属于非法捕捞水产品

周某、王某、白某经事先预谋并购买“敌杀死”药水、“地笼网”等捕虾等工具，至滆湖鲌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内，使用“地笼网”捕虾、“敌杀死”毒虾等禁止使用的渔具、渔法进行非法捕捞，情节法律家·法律法规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法规的查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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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据此，法院判处三人罚金各6000元。

法官评析：滆湖鲌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是常州市的重点水产保护区，属于全年禁渔区;而毒杀、电击等捕鱼手段则是我国法律明确禁止的。事实上，对水产资源的保护是目前环境资源案件的重点之一，这类行为存在时间长，群众对非法捕捞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还处于认识不足的阶段，需要进行正确引导。

小企业的经营“常态”：未建成污染防治设施且未报批环评

武进区环保局在对XX家纺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该公司的服饰加工项目未报批环境影响评价，且该加工项目在生产中有废水、废气的产生。后经过监测，确认该公司排放口所测项目中化学需氧量、总磷指标均超出GB8978-1996《污水综合排放标准》表4中的一级标准。

区环保局认为，XX家纺有限公司从事加工项目需配套的水污染防治设施未建成、大气污染防治设施未验收就将主体工程正式投入生产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规定，故作出环保行政处罚，责令其立即停止生产，并处罚款15万元。XX家纺有限公司不服，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审理后认为，区环保局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据此判决驳回XX家纺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法官评析：未建成污染防治设施且未报批环评是以往很多小企业的经营常态，随着环境生态保护措施的进一步推进，环保部门对这类行为的打击和查处也逐渐严格，法院的审理有效地维护了环保执法部门的执法力度，并能促进执法水平的提升。

使用高污染燃料木材作为燃料 法院联合公安、环保、消防强制拆除

常州市XX纺织整理有限公司使用高污染燃料木材作为燃料，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相关规定，区环保局于2012年12月28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要求该公司立即拆除使用高污染燃料的3台锅炉。该公司不服处罚决定，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经武进法院及常州市中院两级法院审理，判决驳回了被执行人的诉讼请求。

2013年10月23日，区环保局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同年11月1日，法院作出(2013)武非诉行审字第210号行政裁定书准予强制执行。在要求公司自行拆除未果的情况下，武进法院联合公安、环保、消防等部门对这三台高污染燃料锅炉进行了强制拆除。

法官评析：考虑到环保类非诉执行案件具有涉及面广、技术性强、处理难度大等特点，武进法院在办理此类案件时，始终坚持把释法说理、宣传教育、沟通协调、依法强制等工作方法贯穿执行始终。在强制拆除常州市XX纺织整理有限公司的三台高污染燃料锅炉前，充分考虑强拆后可能出现的矛盾激化、企业停产、失业职工安置等问题，会同公安、环保、消防、技监、卫生等部门进行协商，共同制定执行实施方案，保证了强制执行的顺利进行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来源: http: www.xiexiebang.com kx20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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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人民法院报浙江安吉法院关于审理金融借款纠纷的调研报告

人民法院报——浙江安吉法院关于审理金融借款纠纷的调

研报告

受宏观市场环境和自身产业结构的影响，浙江省安吉县经济运行延续趋势性下降势头，涉及小微企业的金融借款纠纷急剧攀升，安吉县人民法院对今年1至11月审理和执行的金融案件进行调研，分析存在的问题、成因，提出预防、规范建议，促进“引金融之水，浇实业之田”。

一、金融借款纠纷基本特点

1.金融债务处于高发期。一些中小企业盲目扩张生产能力，遭遇国家银根紧缩及市场不景气，因资金链断裂引发的金融借款纠纷大幅增长，企业倒闭破产持续不断。今年前11个月，该院共受理473件，同比上升52.7%；标的 8.55亿元，上升2.14倍；其中申请实现担保物权案件26件，占6.7%，标的2.31亿元；执行收案338件，同比上升64%；执结280件，执结率82.8%；到位标的2.8亿元，上升41%。受理企业破产案件5件，审结4件，2件为商业银行申请启动。

2.合同风险防范控制不严。一是多保反成空保。为降低借贷资金风险，商业银行要求借款企业既提供三四家公司担保，又安排公司法定代表人个人以及配偶担保，个案被告人数平均“一拖六”，多则十三四人。二是风险意识不强。银行对担保企业和个人资产实力和诚信指数缺乏认真核查，在同一借款人未清偿前一笔贷款的情况下，时隔不久又发放大额贷款。三是合同订立不严谨。登记的房产、土地与实物不相对应；办理商品房抵押不规范，对附属车库、储藏室不作登记，影响抵押资产评估拍卖等。

3.银行抵押资产处置困难。抵押物设置不够规范。抵押物存在特殊性，如一幢大楼登记多本房产证，甚至出现一层一证现象，而且抵押给不同的金融机构，导致商业银行抵押权难以及时实现。抵押房产拍卖常遭流拍。由于偏远县市房地产市场不景气，加上尚未与银行建立“房产司法拍卖按揭贷款机制”，造成抵押财产处置落空。腾空抵押物遭遇障碍。债务人在抵押的厂房上设定长期租赁，以租金抵债形式占据抵押物，造成带租拍卖，影响变现价值。

二、金融案件多发成因

1.宏观经济造成企业偿债能力降低。由于国际市场需求疲软造成外贸销售萎缩，商业银行实行压贷收贷政策造成资金流紧缺，企业运营成本不断上升，加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阵痛，小微企业普遍出现经营困难，偿债能力降低甚至爆发债务危机，促使银行加大逾期贷款催收力度，不少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及由此衍生的担保合同纠纷、追偿权纠纷等案件涌入法院。

2.危机时期解困模式带来后遗症。危机时期地方政府推行“抱团取暖”、贷款风险补偿，延长贷款期限，并出台优惠政策推动其他企业接盘即债务平移等，这类临时性救急措施的弊端逐步显现，部分曾成功挽救的企业再次陷入困境。尤其是企业互保、联保引发的债务危机并未完全解决，原有的债务风险仍沿着担保链继续传递，不断有企业发生新的债务问题。

3.银行风险防控措施落实不细。对贷款用途监管不严，借款用于归还民间借贷、购买房产、高档消费等。对抵押物审查不细，抵押的机器设备在抵押登记前已经转让，没有深入现场核实登记。抵押登记不全，少数商业银行提供的他项权证所登记的权利价值，仅限于借款合同所载明的借款本金数额，对利息、罚息、复息、实现债权费用等优先受偿权没有载明。

三、防控金融风险的对策与建议

1.创新服务，营造金融法治环境。深化“金融保障”活动。统一冻结、扣划保证金的做法，为担保公司生存发展提供公平环境。发挥金融庭专业优势。遵循“专业化法庭、类型化解决”思路，将原来分散各庭办理的金融借款案件统一归口，实现集约办理、精细审判。依法支持金融创新。例如，对县白茶办联合商业银行探索白茶园经营权抵押贷款业务提供法律指导，推动茶农利用“茶园证”抵押短期贷款，解决名特优农业的融资难题，实现银企合作共赢。

2.主动担当，加快不良资产处置。多措应对送达难问题。探索法律文书送达“双责制”，推动金融机构在签订贷款合同时，普遍推行“送达地址确认书”，使地址确认工作前移，提高“一步到位”送达率。强化金融惩戒机制。加强执行案件信息与金融征信系统对接，将金融债务人不履行义务信息定期通报县内各金融机构，一律纳入失信“黑名单”，通过信用惩戒迫使清偿金融债务。加快企业破产重组。积极探索市场化简易破产新路子，实行执破结合，加快“僵尸”企业资产重组，鼓励企业兼并整合，为“腾笼换鸟”、转型升级创造条件。

3.推进网拍，加快抵押财产处置。创新司法网拍、网拍房产按揭贷款机制。充分发挥“司法拍卖平台”网拍功能，实现抵押财产交易价值最大化，有效降低拍卖成本，提高财产处置效率。例如，推动县住建局、商业银行联合建立司法网拍房产按揭贷款机制，化解网拍房产融资难问题。推行企业租赁备案制度，积极预防被执行人与案外人利用倒签、伪造租赁协议规避执行的蔓延趋势，职能部门有权对不办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手续的行为实施监督，解决不动产腾空、拍卖难题。发挥金融庭主导作用。构建金融与法院便捷联络机制，在送达副本、查控财产、处置资产时，与业务部门快速联动反应，不断加大打击逃废债务的力度。

（课题组成员：王旦晖

马琴芳

孙国华

王 笑

陈 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