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第一篇：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原文摘要

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打着“学术反思”的旗号，借“还原历史”、“重写历史”之名，否定党史、歪曲国史，这种历史观无视历史现象的内在联系和因果关系，无视历史规律，不仅对我国的历史学研究造成危害，而且通过大众传媒对广大干部群众思想造成干扰，在“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朝着什么目标前进”等重大问题上造成困惑，对此，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查看原文>>

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有哪些

历史虚无主义不是透过历史现象分析历史的本质和主流、揭示历史发展规律，而是凭借“新奇大胆”的想象肆意歪曲、否定历史，混淆历史的支流与主流、现象与本质。当前的历史虚无主义整合了其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核心观点，在政治、史学和文艺上形成了一系列具有挑战性和危害性的理论和观念。具体表现集中在以下方面：

政治上的表现，如“否定革命论”，贬低革命对于中国现代化的解放意义，认为革命完全是破坏性的和错误的；又如“社会主义歧途论”，认为“五四”以来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选择是错误的，偏离了“以英美为师”的“近代文明的主流”；再如，“党史诟病论”，用某些片面的材料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否定或掩盖党史的主流和本质，并以此否认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

史学上的表现，如“侵略有功论”，认为帝国主义侵略是西方各国送给中国的近代文明礼物，鼓吹中国的现代化应该通过追随殖民帝国来完成；又如“现代化西化论”，认为现代化就是西化，只有把西方文化的一些基本理念引入中国并加以普及，中国才能充分实现“世界化”、“现代化”和“全球化”；再如“人物重评说”，对历史人物进行翻案式的重新评价，盲目和错误地使用逆向推理对一些历史人物进行颠覆式的重新解读，贬损孙中山、毛泽东、鲁迅等人的历史功绩，而对慈禧、李鸿章等人进行“去阶级化”，并大肆颂扬。

文艺上的表现，如“宏大解构论”，某些历史小说借助虚拟历史空间来表现主观筛选过的历史内涵，在解构革命历史小说中的宏大叙事时，对历史事实采取了戏弄和逃避的姿态，最终从历史颠覆走向了历史迷惘；又如“历史消费说”，一些文艺作品为了赢得市场，对某些反派历史人物随意翻案，或过多渲染历史阴暗面、过多描绘权力倾轧和声色犬马，或对历史人物进行戏说，并把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归结于各种离奇的因素。

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巨大

历史虚无主义是活跃在中国当下的社会思潮之一。它以历史唯心主义的历史选择论为逻辑起点，通过否定近代以来中国历史，质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迎合了西方和平演变和分化中国的战略企图，成为在社会意识领域攻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一支重要力量。历史虚无主义迷惑性强

它戴着学术研究、理论创新的面具，挟“学术自由”、“言论自由”的口号出现在知识阶层中，掩饰着它的政治意图和意识形态色彩；它利用符合大众心理和娱乐习惯的文化消费形式，把核心观点转化为感性的影视形象和抓人眼球的通俗文字，通过互联网、影视作品和通俗读物等向社会大众传播，使人们在轻松娱乐中接受它的潜移默化。可以说，就隐蔽性和迷惑性而言，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超出了其他社会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消解主流意识形态，搞乱人们的思想，所散布的种种言论，不仅涉及史学领域的大是大非问题，而且直接关系到做人立国的根本问题。详细>> 不可告人的政治诉求

改革开放以来相继出现了危害社会的各式各样的错误思潮，如新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普世价值观等等，虽然他们主张各异，表现形式不同，但却有着共同的政治诉求，这主要表现在：反对四项基本原则这一立国之本，力图扭转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发展方向，把中国纳入到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中去。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以它自身的特点来表达这一共同的政治诉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竭力否定近代中国特别是五四以来爱国的、革命的传统，要求中国走西方的路子。详细>> 导致民族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

一些人不但歪曲近现代中国历史，而且对我们伟大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源远流长的灿烂文化也恣意抹煞。在一些人的笔下，我们的民族不仅“愚昧”、“丑陋”，而且充满“奴性”、安于现状、逃避现实等等。一个民族的精神被矮化、丑化，优秀的文化和文化传统被否定、抹煞，民族独立的历史被嘲弄、糟蹋，这个民族怎可能还能立得起来！苏联的前车之鉴

历史是一面镜子。从苏联解体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乱史灭国的轨迹，看到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所造成的严重危害。苏联的惨痛教训警示我们：在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的形势下，境内外反华势力从未放松西化、分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图谋，我们必须时刻警惕历史虚无主义的沉渣泛起。

怎样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大力弘扬唯物史观

唯物史观是识别和应对历史虚无主义最锐利的思想武器，也是指导人们正确对待历史的根本指针，这个指针涵盖的立场观点方法是：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用辩证的、历史的、实践的观点来解读与运用历史，坚持党性原则与科学精神的统一，处理好政治与学术、历史与现实的关系，维护正确结论，反对错误倾向。坚定党的历史自信

坚定党的历史自信，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对党领导人民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对中国人民在探索和奋斗中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道路，选择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坚定不移。只有坚持历史自信，才能坚持道路自信，才能在深入思考的历史进程中更好地走向未来。

倡导正确的历史研究风气

中国的学术土壤中并未曾独立孕育出历史虚无主义，但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却不止一次地遭遇历史虚无主义的挑战。若要相对准确地描绘出历史的构图，廓清历史现象的真实面貌，离不开对历史事实之间因果关系的求索。忽略了对事实判断形成原因的求索和追溯，就容易直接给出缺乏证据支撑和逻辑支撑的价值判断，并误以为自己的价值判断是有理有据的，结果陷入价值虚无主义的泥潭。

第二篇：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辛亥革命百年回眸

梅宁华

100年前，中国发生了划时代的辛亥革命。怎么看待中国这100年的历史?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只有正确地认识历史，才能真正做到“面向未来，继往开来”；如果不能正确地认识历史，只能作出错误的判断，误导现实的发展。

一、坚持什么样的历史观

当前，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对中国百年历史的认识是比较客观和实事求是的，但是，不可否认，在一部分人当中也存在着实用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倾向，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否定和歪曲中国革命的历史。有人鼓吹所谓“告别革命”论，否定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把“五四”以来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视为离开所谓的“以英美为师”的“近代文明的主流”而误入了歧路；歪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把它说成是一系列错误的延续，否定或掩盖它的本质和主流；更有甚者，随意丑化革命领袖和先贤烈士。

二是刻意导演和假设历史。为否定中国的历史成就，编造和夸大所谓“人祸”，杜撰出毫无根据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这实际上是在刻意导演历史。有人提出“重写历史”，用“现代化史观”取代“革命史观”，人为地把革命和现代化对立起来，经过这样的历史“解构”，近代史上的改革和革命便成了制造社会动荡、破坏经济发展、阻碍社会进步的消极力量。这种违背历史事实的主观臆想，反映了这些人对待历史的轻率态度。

三是打着“还原历史”的幌子，大作翻案文章，为已被历史淘汰的旧势力评功摆好。有人以纠正改革开放前一些历史结论的偏向为由，为已经被中国历史发展所证明了的一些历史结论“翻案”，蓄意扭曲和颠倒历史是非；有人甚至以人性化为由，编排历史情节，对历史进行随心所欲的涂抹、剪裁和虚构，为历史上已有定论的叛徒、反动统治人物评功摆好；有人竟宣称动荡不已、民不聊生的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发展期”。这些显然是对历史的颠倒和虚构。

四是“戏说”、“恶搞”历史。通过各种方式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肆意戏说，对中国百年历史中的仁人志士、革命先贤进行调侃、讥笑和贬损，用主观臆想去改写中国历史；甚至在学术界，有人更是以恶搞为噱头，以颠覆正史为能事，对历史或取其一点，或无中生有，或捕风捉影„„历史事实和历史真相就在这种“戏说”、“恶搞”中变得模糊起来，变得轻佻起来，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五是追求所谓的“价值中立”和“纯客观”。有的所谓历史作品在表现人民革命战争时，只是一般性地表现战争场面的残酷，把战争和牺牲都描写成所谓“中性”的、“纯客观”的表象事实，而不去深入挖掘事实的性质，不去关注战争的人心向背和正义与否，不讲为正义而牺牲的价值意义，把中国人民为社会进步而战、为自我解放而战的正义性和崇高性虚无化。

以上倾向和现象虽然不是主流，但却造成了严重后果，不但颠倒了历史是非，搅乱了人们的历史观，而且还消解了主流意识形态。历史观是人们关于历史的根本观点，是世界观、人生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引导人们树立科学的历史观，从而对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能够作出正确的评价和判断，对人们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意义极大。“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正确地认识和对待历史，是一个关乎国家兴亡的大是大非问题。是维护历史本来面目，还是歪曲历史真相；是从历史主流中吸取经验教训，还是在历史支流中制造负面影响；是坚持唯物史观，还是退回唯心史观——这些根本的原则性问题是不能被颠倒、被搅乱的，否则就会从根本上搞乱社会主流思想和主流价值，动摇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立足和发展的思想根基。

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种极端倾向，其要害就在于颠覆历史观，否定已有的历史结论，歪曲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掩盖历史真相。历史结论应该是根据历史事实作出的，不能随意否定。而戏说历史、解构历史、恶搞历史，则是一种实用主义倾向，体现的是对历史的一种不严肃和不负责的态度。对中华民族来说，中国百年历史是一次伟大的洗礼，不但是血与火的洗礼，更是现代化的洗礼。通过这次洗礼，中国社会实现了跨越时代的大发展。我们应该深入地认识和总结百年历史中蕴涵的规律，正确认识和把握这个规律，将使国家和民族受益无穷。

但是，要真正地从百年历史中找到规律性的东西，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搞简单、片面的史料考证，不行!搞假设、解构不行!戏说、恶搞更不行!“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这一经典性概括，为我们正确认识历史提供了指导，具体来说，应坚持以下原则：

一是客观性原则。历史是什么?马克思的回答是：“‘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19页）历史作为人的活动，是一种客观存在，因此，认识和研究历史必须以事实为出发点，全面、系统地掌握有关资料，把握历史事实的总和并阐明其内在联系，透过历史现象分析历史的本质和主流，揭示历史的发展规律。

二是包容性原则。认识和看待历史作为人的一种认知活动，必然具有多样性。因为人总是从属于某个利益阶层或群体的，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对历史的认识总是带有所从属利益背景的意识形态烙印。因此，对待历史要有一种包容心态，而不能用整齐划一的“单一性”思维来看待历史。搞预设立场的历史研究和片面解读，是不可能把握历史全貌的。但是，包容性原则是建立在遵循历史事实，对历史进行符合规律的探索基础之上的，而不是随心所欲地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更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三是是非原则。历史是有大是大非的，这种大是大非是人们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揭示，是符合历史规律的价值判断。评判是非曲直的标准，不是个人的好恶，而是历史事实和社会实践。因此，对于历史大是大非的把握，不能沉湎于个人的恩怨和预设的立场，纠缠一些历史的枝节、细节，否则就无法正确认识和把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对于中国百年历史的认识，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才能科学地揭示出历史发展的规律。

四是全面原则。这是正确认识历史的一个基本方法论原则。列宁曾指出：“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都不如。”（《列宁全集》第28卷第364页）这个论述今天仍然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历史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重要的是要在把握历史活动的总和和全貌中来确定它的主要方面，分清主流和支流，这样才能揭示历史真相。如果胡乱抽出一些实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那么任何实例都有可能被找出来，任何历史也就都可以被改写。就中国百年历史而言，革命、现代化是贯穿其中的主题，正确认识历史就在于把握历史发展的主流，揭示这些历史活动内在的逻辑和规律。

二、如何把握中国百年历史发展的本质

历史现象往往是纷繁复杂的。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发生剧变的百年间更是如此。对中国百年历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形成实事求是的认识，必须把握历史事件的本质。对于这一百年历史，我们可根据社会发展的主题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革命阶段，时间是从1911年到1949年，主要是通过革命来完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历史任务。第二阶段为探索阶段，时间是从1949年到1978年，主要是探索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第三阶段是改革发展阶段，时间是从1978年以来至今，主题是改革发展。对这一百年历史也可作个大致的时间段划分，即三个“30年”：第一个“30年”是革命，第二个“30年”是探索，第三个“30年”是改革发展。

在第一个“30年”的革命阶段，中国社会的剧烈变革像一曲多重变奏的交响曲。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全民抗战、解放战争等一连串的政治变迁构成了社会转型的主旋律。只有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正确地认识这些重大历史事件。

关于辛亥革命。对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到底该怎么看?至今仍有一些问题未能彻底搞清楚。比如，辛亥革命究竟是失败了还是胜利了?首先应承认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完整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其功绩和历史地位是不可抹杀的，它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给中国带来了近世文明，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这是不容否定的历史事实。但是也要看到，辛亥革命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没有改变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也没有能够实现国家统一，国家仍处于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分裂状态。这也是不容掩盖和抹杀的历史事实。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是不彻底的。其所以出现这样的结局，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领导这次革命的中华民族资产阶级无法与帝国主义和封建旧势力彻底决裂，导致革命胜利果实为袁世凯代表的军阀势力攫取。辛亥革命的历史也说明，中华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彻底胜利，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这不是主观臆断，而是历史作出的客观结论。

关于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已过去90多年了，但至今仍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没有彻底搞清楚，这就是五四运动的主题究竟是什么?有“启蒙”说、“新文化运动”说、“反帝反封建”说，等等。那么，五四运动究竟是一场什么样的运动?从历史事实上看，五四运动是爱国知识分子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损害中国主权、反对当时政府的卖国政策而发动的。运动后期，中国工人阶级的参与，标志着运动突破了学生、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发展成为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群众性爱国运动。当然，五四运动也是一次追求民主、科学的思想解放运动，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成为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此后，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登上了政治舞台，并找到了救亡图存的革命道路。因此，五四运动从根本上说是要寻找中国救亡图存之路，其主题非常明确，就是“救亡图存”，其全部内涵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尊重历史事实，就不应该淡化这个主题。

关于北伐战争。1926年5月，叶挺独立团揭开了北伐的序幕。北伐刚开始之所以出现势如破竹的胜利局面，是因为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民主主义三大政策符合民心。但是，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翼势力，为独吞革命的胜利果实，背离了三大政策，搞清党反共，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公然走上了背叛革命的道路，致使国共合作破裂，北伐遭到挫折，造成了历史的倒退。这也是国民党必然衰亡的根本原因。现在，竟有人不顾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叛变革命的事实，极力为其屠杀共产党人、制造反革命事端的罪行开脱。历史事实是，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中国陷入新军阀混战，给中国人民造成了空前深重的灾难。

关于全民抗战。相对于过去一段时间里很少提及国民党在正面战场抗战中作用的情况，近年来有人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片面夸大国民党在抗战中的功绩，仿佛抗日战争只有国民党进行了“英勇抵抗”，作出了“重大牺牲”，而极力回避和抹杀国民党在抗战期间“积极反共”、“消极抗战”的事实，这当然是裁剪和歪曲历史事实、掩盖历史真相的做法。事实上，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胜利，不仅仅是哪个党派的功劳。对于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我们应该有这样几点基本认识：一是抗日战争是在国共合作的旗帜下进行的全民族抗战，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都作出了贡献。二是应当看到蒋介石作为中国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有抗战的愿望，但是他的抗战是三心二意的。在“九·一八”事变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他还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把主要军力用来“围剿”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对日本的疯狂侵略一味妥协退让，以致造成“望风而逃”、“失地千里”的溃败事实，特别是在抗战相持阶段国民党“积极反共”、“消极抗日”这一历史事实更是不容抹杀。三是国民党内部分化严重，派系林立，有亲日的，有亲美的，还有亲德的，各有算盘，纷争不断，很难作到统一意志，一致抗日。汪伪汉奸就是从国民党分化出来的。四是共产党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制定者和贯彻者，抗日最坚决、最彻底。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之所以在敌后根据地发展壮大起来，绝不是国民党散布的“保存实力”，而是因为共产党坚持全民抗战方针，抗日最坚决，在敌后实行的土地改革政策和民主政权建设，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要求，维护和实现了他们的利益，因而只有共产党才能够真正做到发动和组织群众起来抗击日本侵略，打一场抗日的人民战争。因此，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结果，不应夸大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用。

关于三年解放战争。抗日战争胜利后，和平是国际国内的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中国共产党为顺应人民的愿望，提出了“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积极争取和平建国的新局面。但是，国民党无视人民的和平愿望，仗着美国的支持和援助，背信弃义地撕毁停战协定，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使中国社会又陷入了内战危机之中。内战开始，国民党在军事、经济方面的实力都大大超过共产党。军事方面，国民党军队达430万，而且装备精良；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只有120万，且装备简陋。国共军事力量对比如此悬殊，为什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能够以弱胜强、迅速胜利?连毛泽东都未料到国民党在三年之中就被打垮。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广大人民利益，团结了要求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愿望的先进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等革命力量，实现了符合中国人民要求的一系列政策。比如，土地政策使农民真正成为农村和土地的主人，极大调动了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参军支援前线成为热潮。正如毛泽东所指出，“我们的解放战争，主要就是靠这一亿六千万人民打胜的。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397页）那么，为什么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社会没有实行“联合政府”?这决不能责怪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诚心诚意地希望国内和平、避免内战，在抗战胜利前夕就提出了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但是国民党却违背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妄图在中国搞独裁统治。

通过对几个重大事件和重大问题的分析，我们可以对革命阶段的历史有这样一个基本的认识：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临着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由于反动统治势力不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前一个任务只能通过革命的手段来完成。但是，这场革命必须是彻彻底底的革命，而且只有在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取得最终胜利，这就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逻辑。没有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场伟大革命，中国社会就不可能“脱胎换骨”，走向民族复兴。任何否定中国革命的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

第二个“30年”的探索阶段，是新中国历史上最为复杂和曲折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文化大革命”是这段历史中绕不开的重大事件。近年来，对于这30年历史的认识，出现了一些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和原则的观点，其中有两种观点值得注意。一种观点否定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然性，认为中国不该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应该按照毛泽东民主革命时期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构想，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充分的发展，等到条件成熟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另一种观点全盘否定这30年的探索历史，把其看成是一系列错误的延续，认为在中国搞社会主义是“历史的误会”。这些观点，无论从历史事实还是今天的现实来看，都是对历史的歪曲和主观臆断。事实上，只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看待这段历史，就能正确揭示出这段历史中蕴涵的必然性。

首先，社会主义改造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但是这个社会并非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必然要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条件。建国初期在党的领导下，经过3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之后，中国的工农业生产无论在规模上、速度上，还是在主要产品质量上都取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这为其后向社会主义过渡准备了条件。于是，1953年党明确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路线的实质是为了确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使之成为国家和社会的惟一经济基础，直接地是为了解决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间接地是为了更快地发展生产力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的独创性。对于社会主义改造，邓小平强调指出：“在搞社会主义方面，毛泽东主席的最大功劳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我们最成功的是社会主义改造。”（《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3页）

其次，探索过程不可能不犯错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对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来说是一个崭新的历史课题。从1956年到1976年，党努力从实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之路。其间尽管遭受许多挫折，甚至出现严重失误，但还是提出了许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有价值的思想和判断，也取得了一些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对这30年探索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是很不严肃、很不科学的。如果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就会发现这段曲折历史的背后有着深刻的必然性。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面临着“立什么”的重大课题，虽然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问题一时还很难认识清楚，只能在实践中摸索。只要是探索，就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败。在社会主义制度刚建立后的20年探索中，由于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左”的错误，致使出现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文革”等重大曲折，使社会主义实践遭到严重挫折。但是，在付出代价的同时，这30年的探索也为国家的发展创造了一系列根本性条件：社会主义的政治根基——四项基本原则是这一时期形成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以及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这一时期确立的，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也是这一时期建立的，所有这些为后来改革开放的强劲发展奠定了政治和物质基础。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而且，中国共产党从这一时期所犯的错误中所总结的一系列经验教训，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笔宝贵财富。邓小平曾指出：“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2页）党和人民从这几十年曲折探索中深刻地认识到，搞教条主义是不行的，闭关自守也是不行的，这为改革开放奠定了认知上的基础。

第三个“30年”的改革发展阶段，是中国百年历史上最为光辉的篇章。在这30年里，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国家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在经历前30年曲折探索的艰苦磨砺之后迎来新的辉煌，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图伟业推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阶段。改革发展30年的历史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必须继续坚持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对于这30年的历史，今天绝大多数人都能客观和实事求是地认识和看待。

总之，中国百年历史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进程，革命、探索、发展这三个阶段的发展演进具有无法抗拒的历史逻辑。中国今天的巨大进步，是几代为中华民族复兴奋斗的革命者、建设者的伟大实践而取得的成果，决不能把这一完整的历史脉络割裂开来。(作者系北京日报社社长）

第三篇：北京日报社社长：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北京日报社社长：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在一部分人当中也存在着实用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倾向，……打着“还原历史”的幌子，大作翻案文章，为已被历史淘汰的旧势力评功摆好。

第一阶段为革命阶段，时间是从1911年到1949年，主要是通过革命来完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历史任务。第二阶段为探索阶段，时间是从1949年到1978年，主要是探索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第三阶段是改革发展阶段，时间是从1978年以来至今，主题是改革发展。

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辛亥革命百年回眸 梅宁华

100年前，中国发生了划时代的辛亥革命。怎么看待中国这100年的历史?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只有正确地认识历史，才能真正做到“面向未来，继往开来”；如果不能正确地认识历史，只能作出错误的判断，误导现实的发展。

一、坚持什么样的历史观

当前，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对中国百年历史的认识是比较客观和实事求是的，但是，不可否认，在一部分人当中也存在着实用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倾向，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否定和歪曲中国革命的历史。有人鼓吹所谓“告别革命”论，否定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把“五四”以来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视为离开所谓的“以英美为师”的“近代文明的主流”而误入了歧路；歪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把它说成是一系列错误的延续，否定或掩盖它的本质和主流；更有甚者，随意丑化革命领袖和先贤烈士。

二是刻意导演和假设历史。为否定中国的历史成就，编造和夸大所谓“人祸”，杜撰出毫无根据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这实际上是在刻意导演历史。有人提出“重写历史”，用“现代化史观”取代“革命史观”，人为地把革命和现代化对立起来，经过这样的历史“解构”，近代史上的改革和革命便成了制造社会动荡、破坏经济发展、阻碍社会进步的消极力量。这种违背历史事实的主观臆想，反映了这些人对待历史的轻率态度。三是打着“还原历史”的幌子，大作翻案文章，为已被历史淘汰的旧势力评功摆好。有人以纠正改革开放前一些历史结论的偏向为由，为已经被中国历史发展所证明了的一些历史结论“翻案”，蓄意扭曲和颠倒历史是非；有人甚至以人性化为由，编排历史情节，对历史进行随心所欲的涂抹、剪裁和虚构，为历史上已有定论的叛徒、反动统治人物评功摆好；有人竟宣称动荡不已、民不聊生的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发展期”。这些显然是对历史的颠倒和虚构。

四是“戏说”、“恶搞”历史。通过各种方式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肆意戏说，对中国百年历史中的仁人志士、革命先贤进行调侃、讥笑和贬损，用主观臆想去改写中国历史；甚至在学术界，有人更是以恶搞为噱头，以颠覆正史为能事，对历史或取其一点，或无中生有，或捕风捉影„„历史事实和历史真相就在这种“戏说”、“恶搞”中变得模糊起来，变得轻佻起来，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五是追求所谓的“价值中立”和“纯客观”。有的所谓历史作品在表现人民革命战争时，只是一般性地表现战争场面的残酷，把战争和牺牲都描写成所谓“中性”的、“纯客观”的表象事实，而不去深入挖掘事实的性质，不去关注战争的人心向背和正义与否，不讲为正义而牺牲的价值意义，把中国人民为社会进步而战、为自我解放而战的正义性和崇高性虚无化。

以上倾向和现象虽然不是主流，但却造成了严重后果，不但颠倒了历史是非，搅乱了人们的历史观，而且还消解了主流意识形态。历史观是人们关于历史的根本观点，是世界观、人生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引导人们树立科学的历史观，从而对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能够作出正确的评价和判断，对人们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意义极大。“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正确地认识和对待历史，是一个关乎国家兴亡的大是大非问题。是维护历史本来面目，还是歪曲历史真相；是从历史主流中吸取经验教训，还是在历史支流中制造负面影响；是坚持唯物史观，还是退回唯心史观——这些根本的原则性问题是不能被颠倒、被搅乱的，否则就会从根本上搞乱社会主流思想和主流价值，动摇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立足和发展的思想根基。

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种极端倾向，其要害就在于颠覆历史观，否定已有的历史结论，歪曲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掩盖历史真相。历史结论应该是根据历史事实作出的，不能随意否定。而戏说历史、解构历史、恶搞历史，则是一种实用主义倾向，体现的是对历史的一种不严肃和不负责的态度。对中华民族来说，中国百年历史是一次伟大的洗礼，不但是血与火的洗礼，更是现代化的洗礼。通过这次洗礼，中国社会实现了跨越时代的大发展。我们应该深入地认识和总结百年历史中蕴涵的规律，正确认识和把握这个规律，将使国家和民族受益无穷。

但是，要真正地从百年历史中找到规律性的东西，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搞简单、片面的史料考证，不行!搞假设、解构不行!戏说、恶搞更不行!“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这一经典性概括，为我们正确认识历史提供了指导，具体来说，应坚持以下原则：

一是客观性原则。历史是什么?马克思的回答是：“‘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19页）历史作为人的活动，是一种客观存在，因此，认识和研究历史必须以事实为出发点，全面、系统地掌握有关资料，把握历史事实的总和并阐明其内在联系，透过历史现象分析历史的本质和主流，揭示历史的发展规律。

二是包容性原则。认识和看待历史作为人的一种认知活动，必然具有多样性。因为人总是从属于某个利益阶层或群体的，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对历史的认识总是带有所从属利益背景的意识形态烙印。因此，对待历史要有一种包容心态，而不能用整齐划一的“单一性”思维来看待历史。搞预设立场的历史研究和片面解读，是不可能把握历史全貌的。但是，包容性原则是建立在遵循历史事实，对历史进行符合规律的探索基础之上的，而不是随心所欲地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更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三是是非原则。历史是有大是大非的，这种大是大非是人们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揭示，是符合历史规律的价值判断。评判是非曲直的标准，不是个人的好恶，而是历史事实和社会实践。因此，对于历史大是大非的把握，不能沉湎于个人的恩怨和预设的立场，纠缠一些历史的枝节、细节，否则就无法正确认识和把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对于中国百年历史的认识，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才能科学地揭示出历史发展的规律。

四是全面原则。这是正确认识历史的一个基本方法论原则。列宁曾指出：“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都不如。”（《列宁全集》第28卷第364页）这个论述今天仍然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历史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重要的是要在把握历史活动的总和和全貌中来确定它的主要方面，分清主流和支流，这样才能揭示历史真相。如果胡乱抽出一些实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那么任何实例都有可能被找出来，任何历史也就都可以被改写。就中国百年历史而言，革命、现代化是贯穿其中的主题，正确认识历史就在于把握历史发展的主流，揭示这些历史活动内在的逻辑和规律。

二、如何把握中国百年历史发展的本质

历史现象往往是纷繁复杂的。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发生剧变的百年间更是如此。对中国百年历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形成实事求是的认识，必须把握历史事件的本质。对于这一百年历史，我们可根据社会发展的主题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革命阶段，时间是从1911年到1949年，主要是通过革命来完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历史任务。第二阶段为探索阶段，时间是从1949年到1978年，主要是探索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第三阶段是改革发展阶段，时间是从1978年以来至今，主题是改革发展。对这一百年历史也可作个大致的时间段划分，即三个“30年”：第一个“30年”是革命，第二个“30年”是探索，第三个“30年”是改革发展。

在第一个“30年”的革命阶段，中国社会的剧烈变革像一曲多重变奏的交响曲。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全民抗战、解放战争等一连串的政治变迁构成了社会转型的主旋律。只有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正确地认识这些重大历史事件。

关于辛亥革命。对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到底该怎么看?至今仍有一些问题未能彻底搞清楚。比如，辛亥革命究竟是失败了还是胜利了?首先应承认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完整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其功绩和历史地位是不可抹杀的，它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给中国带来了近世文明，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这是不容否定的历史事实。但是也要看到，辛亥革命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没有改变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也没有能够实现国家统一，国家仍处于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分裂状态。这也是不容掩盖和抹杀的历史事实。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是不彻底的。其所以出现这样的结局，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领导这次革命的中华民族资产阶级无法与帝国主义和封建旧势力彻底决裂，导致革命胜利果实为袁世凯代表的军阀势力攫取。辛亥革命的历史也说明，中华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彻底胜利，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这不是主观臆断，而是历史作出的客观结论。

关于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已过去90多年了，但至今仍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没有彻底搞清楚，这就是五四运动的主题究竟是什么?有“启蒙”说、“新文化运动”说、“反帝反封建”说，等等。那么，五四运动究竟是一场什么样的运动?从历史事实上看，五四运动是爱国知识分子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损害中国主权、反对当时政府的卖国政策而发动的。运动后期，中国工人阶级的参与，标志着运动突破了学生、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发展成为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群众性爱国运动。当然，五四运动也是一次追求民主、科学的思想解放运动，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成为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此后，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登上了政治舞台，并找到了救亡图存的革命道路。因此，五四运动从根本上说是要寻找中国救亡图存之路，其主题非常明确，就是“救亡图存”，其全部内涵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尊重历史事实，就不应该淡化这个主题。关于北伐战争。1926年5月，叶挺独立团揭开了北伐的序幕。北伐刚开始之所以出现势如破竹的胜利局面，是因为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民主主义三大政策符合民心。但是，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翼势力，为独吞革命的胜利果实，背离了三大政策，搞清党反共，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公然走上了背叛革命的道路，致使国共合作破裂，北伐遭到挫折，造成了历史的倒退。这也是国民党必然衰亡的根本原因。现在，竟有人不顾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叛变革命的事实，极力为其屠杀共产党人、制造反革命事端的罪行开脱。历史事实是，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中国陷入新军阀混战，给中国人民造成了空前深重的灾难。

关于全民抗战。相对于过去一段时间里很少提及国民党在正面战场抗战中作用的情况，近年来有人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片面夸大国民党在抗战中的功绩，仿佛抗日战争只有国民党进行了“英勇抵抗”，作出了“重大牺牲”，而极力回避和抹杀国民党在抗战期间“积极反共”、“消极抗战”的事实，这当然是裁剪和歪曲历史事实、掩盖历史真相的做法。事实上，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胜利，不仅仅是哪个党派的功劳。对于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我们应该有这样几点基本认识：一是抗日战争是在国共合作的旗帜下进行的全民族抗战，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都作出了贡献。二是应当看到蒋介石作为中国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有抗战的愿望，但是他的抗战是三心二意的。在“九·一八”事变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他还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把主要军力用来“围剿”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对日本的疯狂侵略一味妥协退让，以致造成“望风而逃”、“失地千里”的溃败事实，特别是在抗战相持阶段国民党“积极反共”、“消极抗日”这一历史事实更是不容抹杀。三是国民党内部分化严重，派系林立，有亲日的，有亲美的，还有亲德的，各有算盘，纷争不断，很难作到统一意志，一致抗日。汪伪汉奸就是从国民党分化出来的。四是共产党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制定者和贯彻者，抗日最坚决、最彻底。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之所以在敌后根据地发展壮大起来，绝不是国民党散布的“保存实力”，而是因为共产党坚持全民抗战方针，抗日最坚决，在敌后实行的土地改革政策和民主政权建设，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要求，维护和实现了他们的利益，因而只有共产党才能够真正做到发动和组织群众起来抗击日本侵略，打一场抗日的人民战争。因此，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结果，不应夸大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用。

关于三年解放战争。抗日战争胜利后，和平是国际国内的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中国共产党为顺应人民的愿望，提出了“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积极争取和平建国的新局面。但是，国民党无视人民的和平愿望，仗着美国的支持和援助，背信弃义地撕毁停战协定，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使中国社会又陷入了内战危机之中。内战开始，国民党在军事、经济方面的实力都大大超过共产党。军事方面，国民党军队达430万，而且装备精良；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只有120万，且装备简陋。国共军事力量对比如此悬殊，为什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能够以弱胜强、迅速胜利?连毛泽东都未料到国民党在三年之中就被打垮。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广大人民利益，团结了要求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愿望的先进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等革命力量，实现了符合中 国人民要求的一系列政策。比如，土地政策使农民真正成为农村和土地的主人，极大调动了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参军支援前线成为热潮。正如毛泽东所指出，“我们的解放战争，主要就是靠这一亿六千万人民打胜的。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397页）那么，为什么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社会没有实行“联合政府”?这决不能责怪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诚心诚意地希望国内和平、避免内战，在抗战胜利前夕就提出了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但是国民党却违背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妄图在中国搞独裁统治。

通过对几个重大事件和重大问题的分析，我们可以对革命阶段的历史有这样一个基本的认识：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临着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由于反动统治势力不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前一个任务只能通过革命的手段来完成。但是，这场革命必须是彻彻底底的革命，而且只有在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取得最终胜利，这就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逻辑。没有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场伟大革命，中国社会就不可能“脱胎换骨”，走向民族复兴。任何否定中国革命的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

第二个“30年”的探索阶段，是新中国历史上最为复杂和曲折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文化大革命”是这段历史中绕不开的重大事件。近年来，对于这30年历史的认识，出现了一些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和原则的观点，其中有两种观点值得注意。一种观点否定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然性，认为中国不该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应该按照毛泽东民主革命时期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构想，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充分的发展，等到条件成熟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另一种观点全盘否定这30年的探索历史，把其看成是一系列错误的延续，认为在中国搞社会主义是“历史的误会”。这些观点，无论从历史事实还是今天的现实来看，都是对历史的歪曲和主观臆断。事实上，只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看待这段历史，就能正确揭示出这段历史中蕴涵的必然性。

首先，社会主义改造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但是这个社会并非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必然要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条件。建国初期在党的领导下，经过3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之后，中国的工农业生产无论在规模上、速度上，还是在主要产品质量上都取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这为其后向社会主义过渡准备了条件。于是，1953年党明确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路线的实质是为了确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使之成为国家和社会的惟一经济基础，直接地是为了解决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间接地是为了更快地发展生产力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的独创性。对于社会主义改造，邓小平强调指出：“在搞社会主义方面，毛泽东主席的最大功劳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 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我们最成功的是社会主义改造。”（《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3页）

其次，探索过程不可能不犯错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对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来说是一个崭新的历史课题。从1956年到1976年，党努力从实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之路。其间尽管遭受许多挫折，甚至出现严重失误，但还是提出了许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有价值的思想和判断，也取得了一些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对这30年探索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是很不严肃、很不科学的。如果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就会发现这段曲折历史的背后有着深刻的必然性。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面临着“立什么”的重大课题，虽然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问题一时还很难认识清楚，只能在实践中摸索。只要是探索，就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败。在社会主义制度刚建立后的20年探索中，由于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左”的错误，致使出现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文革”等重大曲折，使社会主义实践遭到严重挫折。但是，在付出代价的同时，这30年的探索也为国家的发展创造了一系列根本性条件：社会主义的政治根基——四项基本原则是这一时期形成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以及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这一时期确立的，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也是这一时期建立的，所有这些为后来改革开放的强劲发展奠定了政治和物质基础。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而且，中国共产党从这一时期所犯的错误中所总结的一系列经验教训，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笔宝贵财富。邓小平曾指出：“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2页）党和人民从这几十年曲折探索中深刻地认识到，搞教条主义是不行的，闭关自守也是不行的，这为改革开放奠定了认知上的基础。

第三个“30年”的改革发展阶段，是中国百年历史上最为光辉的篇章。在这30年里，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国家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在经历前30年曲折探索的艰苦磨砺之后迎来新的辉煌，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图伟业推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阶段。改革发展30年的历史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必须继续坚持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对于这30年的历史，今天绝大多数人都能客观和实事求是地认识和看待。

总之，中国百年历史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进程，革命、探索、发展这三个阶段的发展演进具有无法抗拒的历史逻辑。中国今天的巨大进步，是几代为中华民族复兴奋斗的革命者、建设者的伟大实践而取得的成果，决不能把这一完整的历史脉络割裂开来。(作者：北京日报社社长，《红旗文稿》2010年第10期）

第四篇：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微党课提纲

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微党课提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历史虚无主义就像一颗毒瘤，不仅干扰了人们对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以下简称“四史”）的认知，而且侵蚀着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根基，侵蚀着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因此，广大党员要深入学习“四史”，正确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坚定理想信念，肩负起以史鉴今、以史弘道的使命。

正确认识历史人物抵制历史虚无主义

历史虚无主义者热衷于歪曲“四史”，丑化党的领袖和英雄人物，用孤立、片面、静止的观点歪曲、篡改、攻击普遍承认的史实。如：他们通过“考证”领袖的生活和工作作风，提出“英雄无用论”；他们依据“资料援引”矮化、丑化英雄人物，质疑英雄事迹、否定英雄功绩，等等。

学习“四史”，要从整体上认知和厘清历史人物的思想发展全过程，要把历史人物放到整个国家、民族发展的全局中去评判。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讲话指出：“我们党对自己包括领袖人物的失误和错误历来采取郑重的态度，一是敢于承认，二是正确分析，三是坚决纠正，从而使失误和错误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教材。”这一论述要求我们对历史人物特别是领袖人物的评价和分析必须秉持客观、谨慎、公正的态度，坚决反对以局部取代整体、以支流掩盖主流的历史虚无主义，坚决抵制任何歪曲和丑化历史人物特别是英雄人物的错误思潮。

正确评价历史事件批判历史虚无主义

历史虚无主义者往往抓住历史事件的其中一点进行所谓的“历史还原”“历史重评”“历史攻击”，从而虚化历史认同和政治认同。如，他们提出改革开放“弯路论”“变质论”等，以此篡改人民群众的历史记忆。他们打着“学术自由”的名号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对象的“私有制”等同于改革开放后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中的“私有制”，以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个别问题来质疑我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在“四史”的学习过程中，我们要从时空语境的角度梳理历史事件的产生背景、发生缘起、发展过程与最终结果，不能割裂历史事件在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来龙去脉。

中国共产党走过的近百年历程承担起了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历史使命，是一个完整且不断推进的历史过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是一个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是一项救国、兴国、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完整事业。”这一论述从整体上阐明了历史不能割断，更不能虚无，为我们正确把握历史连续性、总结历史规律性、汲取历史智慧提供了重要遵循。因此，我们要准确把握“四史”的时空定位，消解历史学习碎片化带来的弊端，从历史发展的进程、规律与趋势中求真相、悟真理，客观地认识历史、评价历史。

广大党员学习“四史”，要理直气壮批判任何歪曲改革开放史、攻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良居心，客观评价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既要将中国发展史放在当代世界中做横向对比，也要将中国发展史放在世界历史中做纵向对比，让事实说话，彻底批判历史虚无主义肢解完整历史进程的错误言论。

深入学习“四史”坚定信仰信念信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信仰、信念、信心，任何时候都至关重要。”“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都是指引和支撑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强大精神力量。”学习“四史”，就要将这些精神力量转化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强大动力。

学习“四史”，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历史虚无主义者以否定“历史选择”的客观性，通过所谓“秘密日记”对历史人物、事件进行戏说、“嘲讽”，引发人们对历史的错误性认识，以此来否定历史发展的内在客观逻辑，从而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灵魂。”在我国的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支撑无数共产党员为党和人民事业献身的精神力量就是马克思主义信仰。学习“四史”，就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历史思维、底线思维、系统思维等科学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在学习中把握社会发展规律，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

学习“四史”，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历史虚无主义从本质上来讲不是一种学术思潮，而是一种政治思潮，其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否定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进而否定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历史选择。对此，我们要深入学习“四史”，深化相关问题的实证研究，主动发声，真正做到正本清源。

学习“四史”，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这份自信正是源于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历史实践。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重温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我们要进一步增强守初心、担使命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进一步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

第五篇：旗帜鲜明的反对形式主义

旗帜鲜明的反对形式主义

胡锦涛总书记在第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当前，领导干部作风上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学习这一重要指示，需要正确把握、准确判断、妥善处理形式主义的定义内涵、主要表现、现实危害、存在根源及治理对策等一系列问题。

形式主义是一种片面追求形式而忽视内容的形而上学观点、方法和作风。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形式和内容的统一，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反映内容，抓工作落实不能没有一定的形式，必要的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但如果只注重形式，忽略内容和效果，那就成了形式主义。有些同志对形式和形式主义的界限区分不清、把握不准，导致在制订工作标准时，担心别人说自己好大喜功，只求过得去，不求过得硬；在组织开展活动时，担心别人说自己追求轰动效应，只求搞过了，不求搞出彩；在创新工作形式和方法时，担心别人说自己标新立异，于是照猫画老虎，照搬老套路。

形式主义把形式和内容机械地割裂开来，脱离实际，极端地夸大事物的表现形式。其主要表现形式有：

一是文山会海屡禁不止。有的领导工作基本上就是开会，整天沉湎于文山会海之中，常常不是“一个会开几天”，就是“一天开几个会”，一项任务下来，动脑筋、花时间、费精力最多的就是层层开会、发文件，一传达、二指示、三讨论、四总结、五汇报，从会议到会议，从文件到文件，忙得不亦乐乎，没有时间和精力深入实际了解情况、解决问题。

二是花花点子层出不穷。有的领导热衷于“为官一任,轰动一方”,热衷于提新口号，定高指标，做表面文章，大话、空话、套话连篇，有哗众取宠之心,无实事求是之意，落实工作流于形式，片面强调“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实际上是“只怕上级听不到、看不到”。

三是了解情况若明若暗。有的领导“深居简出”，靠打电话、听汇报了解下情；有的领导“先入为主”，凭以往印象和主观臆想，随意编撰和剪裁“所需情况”；有的领导即使去了基层，也是“身入心不入”，走马看花，蜻蜓点水，只在会议室“调查”，在招待所“蹲点”，偏听偏信、好喜恶忧。

四是检查评比种类繁多。有的单位在会议记录本上预留空行空页，以备随时补充内容，应付各式各类检查，于是一个普通的本本摇身一变，成了“万能”；一些场所身兼数职，检查什么工作就挂什么牌子。有的单位为应付检查评比，拼凑尖子，单项突击，甚至不顾客观条件，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精力，以一点代全体，以一俊遮百丑，检查过关，劲儿松一半。

毛泽东曾尖锐指出：“形式主义是一种幼稚的、低级的、庸俗的、不用脑筋的东西。”形式主义害死人：妨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腐蚀干部队伍，败坏党性党风党纪；影响、干扰和破坏单位的整体建设和改革发展稳定。形式主义与求真务实的要求直接相悖，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停留在会议上、文件上、口头上，失去对工作的指导作用；使人们对客观情况掌握不够，研究不透，导致决策失误。

形式主义的作祟，必然诱发干部的懒惰思想和投机心理，滋生思想涣散、巧于应付的不良倾向，助长弄虚作假行为和浮夸虚报之风，导致一些干部思想作风不端正、领导作风不扎实、工作方法不科学，甚至搞歪门邪道，走向歧途，拿大把大把的税款制造一闪即逝的“流星”，一个又一个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伤害群众感情，引起基层反感，降低政府威信。

形式主义之所以有一定的市场，就在于有人把它当成是一种必要的工作方法，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喜欢并擅长于把小做大，甚至千方百计找一些形式来搞。究其根源：

一是唯心主义的支撑。热衷于搞形式主义的人以为，落实就是动嘴，狠抓就是开会，重视就是发文件、喊口号，不懂得形式与内容的辩证法，分不清必要的形式和形式主义的区别，总以为会议开了，文件发了，工作组派了，工作就算落实了。

二是功利主义的驱动。有的想升官而讨好领导，有的怕丢官而蒙骗上级，形式主义不仅“省力”，而且还“讨好”，既来得快，又能在领导那里打下烙印、留下印象，于是各种形式主义的招数便一一使了出来，方法手段无奇不有：或装潢门面骗取信任，或掺杂使假贪功诿过，不惜一切做表面文章、夸大政绩，为的就是保住自己的“乌纱帽”、捞取政治资本。

三是官僚主义的催发。从某种意义上讲，基层是机关形象的一面“镜子”，既能映照机关形象，又受到这个形象的影响。形式主义表现在基层，根子却在机关。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个别基层干部不善琢磨事、精于算计人，热衷于吹捧奉承、沽名钓誉、应酬接待、迎来送往，挖空心思地揣摩领导的性格特点、喜好意图，想方设法投其所好。领导机关“蜻蜓点水”，基层就会做表面文章弄虚作假；领导机关“好大喜功”，基层就会投其所好夸大其词。相反，如果领导机关坚持原则，秉公执法施政，基层就会扎扎实实工作。

为此，各级领导干部应经常审视自己：对于那些善于察颜观色、弄虚作假的人和事是否听之任之，是否查它个水落石出，让形式主义无处藏身。

刹住形式主义歪风，攻克形式主义顽症，直接关系到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和党风廉政建设的加强。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一定要严格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在第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会上的重要指示精神，查实情、说实话、办实事、求实效，大力树立和弘扬求真务实的良好作风，旗帜鲜明地反对形式主义。查实情，着力解决作风漂浮、脱离实际的问题。想问题、办事情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力倡导调查研究之风，不唯上、不追风、不争彩，深入实际、了解实情、尊重实践，使科学的决策建立在对客观实际的准确把握之上。说实话，着力解决弄虚作假、虚报浮夸的问题。

说实话是求真务实的内在要求，做到说实话，关键在于转变思想作风，摈弃私心杂念，坚持真理、秉公执言，不图名、不藏忧，汇报工作如实、全面、准确，不夸大成绩，不回避失误，不掩盖矛盾。办实事，着力解决因循守旧、不思进取问题。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大力发扬老老实实、扎扎实实、踏踏实实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以燕子垒窝的精神搞建设，以蚂蚁啃骨头的劲头干工作，以滴水穿石的功夫求发展。始终保持一股敢为人先、敢闯敢试的劲头，始终盯着问题做工作，盯着薄弱环节抓落实，特别是及时发现和解决那些影响重大的深层次问题，在不断解决问题中推进工作发展。求实效，着力解决劳民伤财、不讲效果的问题。牢固树立求实效的科学态度，切实把心思放在为人民办实事、谋实利上，把创实绩、留业绩作为为官从政的落脚点，善于做好呈前启后的工作，一届接着一届干，一茬一茬打基础，不惜一茬人甚至几茬人使长劲，把各项工作抓到位、做扎实。(李谦)把学习理论当成应付差事，既不联系思想实际，也不联系工作实际，学而不思，学而不信，学而不行；作报告、写文章八股习气浓重，夸夸其谈，洋洋洒洒，尽是些大话、套话、空话，言之无物，了无新意；沉湎于文山会海，热衷于送往迎来，偶尔到基层去，也多是为了做做样子，浮光掠影，不接触群众，不了解实情，不解决问题；唯上唯书，照抄照转，遇事不动脑筋、不想办法，开过会议、传达完文件就心安理得，既不调查研究，也不检查督促，工作有始无终；喜欢刮风、跟风，上级精神未吃透，下面情况没搞清，就一哄而起，生搬硬套；工作华而不实，虚报浮夸，摆花架子，追求表面的轰轰烈烈、热热闹闹，不讲究实效，不在抓好落实上下功夫，而是把功夫用在应付上级检查评比上，工作没做多少，汇报却头头是道，制度一应俱全，却止于写在纸上、挂在墙上，不去认真落实和督查；追求报上有名，电视有

影，广播有声，刻意树立“个人形象”，制造“轰动效应”，滥提所谓“新思路”、“新口号”；名曰解放思想，实为哗众取宠，不顾客观条件，干一些劳民伤财的事；急功近利，为了求得眼前一时之效而不惜损害长远和全局利益，等等。这既是形式主义的表现，也是缺乏效能的反映。它诱发人们的懒惰思想和投机心理、助长弄虚作假行为和浮夸之风。

当前领导干部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六种表现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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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是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最容易犯的政治疑难病，是当前工作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之一，是我党多年来着力铲除的一个毒瘤。江泽民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命。要全面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干部生活作风建设……当前，特别要注意克服不思进取、无所作为的思想状况，克服种种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歪风。”但在一些地方、一些领导机关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仍然屡禁不止，一些领导干部还乐此不疲，这个现象很值得我们深思。

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是一种只图虚名、不务实效，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做官当老爷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它的表现形态主要有：

一是文山会海，公文旅行。很多时候，习惯于以文件贯彻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工作就是开会，会议越开越滥，文件越发越多，实际问题一个也解决不了。不管大事小事，不分轻重缓急，都要层层请示，照抄照转，天塌下来与我无关。

二是高高在上，不深入群众，不深入基层，不深入调查研究。即使下去，也是下级人员跟着一大堆，报社电视台记者一大帮，迎送宴请，参观题词，领导精力分散，接待单位忙于应酬，群众不能讲真话，导致调查不深，研究不透，走马观花，浮光掠影。更有甚者，名为调查，实为扰民，一天调查，三天游览；有的下乡前已写好调查后的讲话稿，主观想象，隔靴搔痒。

三是工作不落实。有的领导干部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只当官，不做事；只讲话，不督查。规章制度制定了一个又一个，红头文件发了一号又一号，但常常是写在纸上、挂在墙上，就是落实不到行动上，在一个地方、一个部门工作多年，面貌依旧，毫无建树。

四是作风粗暴。阿谀之词百听不厌，逆耳之言一听就炸，顺我者上，逆我者下。对群众不做说服教育工作，强迫命令，简单粗暴，甚至滥用职权，欺压群众，等等。

五是弄虚作假浮夸。有的领导干部为追求政绩、求升迁，热衷于搞“形象工程”、“参

观工程”，往往以点“代”面，甚至弄虚作假，搞数字游戏，向上报假数字，向下压高指标，压出了一个地方的浮夸风，造成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最终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

六是不负责任，遇事推诿。只图一时之利，一己之利，视法律法规、党纪政纪为儿戏，管理松弛，恶性事故接连不断，制假售假屡禁不止，决策失误频繁发生，只交“学费”不长见识。今天“研究研究”，明天“考虑考虑”，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

透过种种表现，我们不难发现，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违背我们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与“三个代表”的要求水火不容，危害是极其严重的。我们党来自人民，代表人民，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各级领导干部，无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公仆和勤务员，没有任何高居于群众之上的理由。我们所掌握的权力都是人民授予的，只能用来管理国家和社会，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受人民群众监督。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在做表面文章、搞花架子上，不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增加群众负担，引起群众反感，伤害群众感情，严重损害党群、干群关系，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腐蚀干部队伍，败坏党风和社会风气。领导干部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得不到有效制止，必然会诱发干部的懒惰思想和投机心理，助长党内和社会上的弄虚作假行为和浮夸之风，挫伤真抓实干者的积极性，妨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和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推进，贻误发展时机，影响改革进程，危害社会稳定。

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危害，决不能小视，必须坚决加以克服。之所以屡禁不止，主要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从客观方面看由于我们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考察不深甚至考察不真情况的存在，使得一些善于说假话、大话、空话，善于做表面文章的投机之徒屡屡得逞，并不断衍生出效仿者，同时目前基层组织工作中干部决策、监督、责任追究等方面的机制还有许多不科学、不完善的地方这也为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滋生提供土壤。从主观方面看近些年来有些干部忽视主观世界的改造，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没有牢固树立起来，心中没有群众，不能正确理解、回答“当官为什么”的问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比较淡漠而个人主义和“官本位”意识却相当浓厚，致使自己逐渐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陷入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泥沼。

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明确指出，“官僚主义引发形式主义，形式主义助长官僚主义，已经成为影响我们事业发展的一大祸害。”“当前，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必须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顽症，要从加强教育、提高觉悟入手，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做起。”“要埋头苦干，扎实工作，坚持讲真话、报实情，力戒浮躁浮夸。”“最重要的是要体察民情，了解民意，集中民智，珍惜民力，诚心诚意为群众谋利益。”因而，我们必须站在讲政治的高度，以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对领导干部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现象，采取多种措施，标本兼治，常抓不懈。

第一、领导干部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每一个领导干部都要努力学习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进一步提高思想政治素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同时，要加强党性修养，牢记党的宗旨，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与实事求是是背道而驰的，我们一定深刻领悟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统一起来，把高涨的工作热情与严格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并以此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做到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难，讲实话、鼓实劲、办实事、求实效，把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好。这样，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第二、领导干部要坚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都要极力克服“文山会海”，要全面清理、压缩党政机关刊物和简报，改进会风和文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和学习之风，以“老百姓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来衡量我们的言行，以此为基本准则来制定政策，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忠诚地为群众谋利益，形成求真务实、廉洁高效的政风。这样，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大大加强，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也就失去了市场。

第三、领导干部要坚持走群众路线。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人，心里只有名利，没有群众；他们眼睛长在头顶，只看上，不看下。群众对他们最有数，心里最反感。因此，要充分发扬民主，让群众评议干部，评议领导机关，这样才能做到准确公正。对群众公认、作风务实、政绩突出的干部，要大胆使用。对那些热衷于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干部，不仅不能提拔重用，还要严厉批评，经批评教育仍不悔改的要采取组织措施，对于导致严重后果的干部还要绳之以党纪、政纪乃至国法。真正做到这一点，就是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投下一颗重磅炸弹。

第四、领导干部要坚持深化改革，切实理顺体制和机制。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从机制入手，堵住源头，是解决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问题的关键一着。要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本着“精干、高效”的原则，以改革创新的思路，对机关的体制编制、运作机制进行深入调研，认真论证。要通过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减少政府部门审批权，将可以由市场机制来解决的审批项目交给市场调节和配置；改革财政制度，强化资金管理；改革干部制度，端正用人导向，建立起公开、平等、竞争、择优、依法管理的用人机制；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行政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有效结合起来，把党的各级干部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从而坚决解决机关过大、层次过多、机制不活的问题，使领导体制更加顺畅，机关更加精干，制度更加完善，为从根本上遏制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提供体制、机制上的保证。

第五、领导干部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说到底是同落后的生产力密切联系的。不极大地发展生产力，不把社会主义的经济建立在现代化的大生产上，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就不会得到根除。可以说，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生产力的过程，就是反对和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过程。因此，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依靠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推进现代化大生产和科学管理，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