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腐败的根本原因

第一篇：中国社会腐败的根本原因

在当下中国，腐败问题已经为政权敲响了警钟，于是反腐败就成为执政党面临的严峻挑战。中共十八大以来，新一届领导集体采取“先治标后治本”的反腐策略，坚持“老虎”和“苍蝇”一起打，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反腐决心和查办力度。然而，反腐败的成效不在于查办了多少贪官，而在于社会中还有多少贪官。因此，我们必须认真研究腐败犯罪的原因，特别是社会原因，以便对症下药，提高中国预防腐败的能力。

一、中国腐败犯罪的现状

在过去十年，中国查处的贪官数量堪称“世界之最”。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中国每年查处的贪官约四万人。其中，县处级干部二千多人，司局级干部二百多人，省部级以上干部五六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2013年10月22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汇报反贪污贿赂工作时介绍，从2008年1月至2013年8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犯罪案件151350件，涉及198781人，其中县处级干部13368人，司局级干部1029人，省部级以上干部32人，包括曾经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和原重庆市委书记***。2014年，中国“打老虎”的成绩引人注目，共查办省部级以上高官33人，包括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徐才厚、中央政治局原常委***。

然而，查办贪官的数量并不能全面反映中国腐败犯罪的状况，因为腐败犯罪还存在“黑数”，即已经发生但未被发现或未被追究的犯罪数。在中国，腐败犯罪的查处面临“三难”，即发现难，查证难，处罚难。首先，腐败犯罪的方法、过程和结果都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因此有相当数量的腐败犯罪没有被发现的现象不足为奇。其次，腐败案件的查证主要依赖人证，物证较少，而且犯罪人多具有较高的智商和反侦查能力，所以查证也很难。再者，腐败官员多具有广泛的“人脉”或关系网，甚至形成利益共同体或保护伞，因此许多已经获得充分证据的案件也很难对犯罪人进行实质性的处罚。

根据腐败犯罪的发现难、查证难、处罚难，我们可以做出如下推断：在已经实施的腐败犯罪中大约有一半未被发现；在已经检举揭发或偶然事件而被发现的腐犯罪中大约有一半未能查证；在已经获得相关证据的腐败犯罪中大约有一半未能处罚。如果这三个推断比较靠谱，那么三个50%相乘的结果就是：受到处罚的贪官大概只占实在贪官的12.5%。换言之，腐败犯罪的黑数可能高达87.5%。虽然中国不是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但腐败问题也是相当严重的，而且已经从个体性腐败发展为制度性腐败和社会性腐败。所谓个体性腐败，即主要因为个人的道德品质低劣导致的偶发性腐败。所谓制度性腐败，即主要因为制度缺陷导致的多发性腐败。所谓社会性腐败，即主要由于文化习俗和行为环境等社会因素造成的普遍性腐败。它与制度性腐败往往有常态联系，但它已不仅存在于政府官员的群体，而是蔓延到社会的各行各业之中，譬如工商企业、社会团体、文艺体育、教育卫生等领域。当代中国造成腐败泛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个体原因，也有制度原因，还有社会原因。下面，我主要分析社会中产生腐败的原因。

二、社会习俗中生成腐败的原因

腐败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生成的，因此社会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都会影响到腐败的产生和蔓延。在中国的社会习俗中，生成腐败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人轻规

大约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人就开始流行“办事找关系”了。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潮中，一些有关系的家庭把子女通过“后门”送去参军或返回城市。后来，那些没有关系的家庭也开始找关系让下乡的子女“返城”或安排较好的工作。后来，这种做法不断蔓延，以至于人们几乎在办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依靠关系或者去寻找关系。上学要找关系，看病也要找关系；去商店购物要有关系，去饭馆吃饭也要有关系；找工作要靠关系，做生意也要靠关系；开车违章了要去交管部门疏通关系，遇到纠纷了要到法院去建立关系。在官场上，关系更是至关重要的，成事靠人脉，晋升靠关系，于是，选边站队，拉帮结派，就成为官场上司空见惯的怪现状。

在重视关系的社会中，规则往往是被人轻视的，因为在关系面前，规则的作用可有可无——需要时即有，不需要时即无。特别是在规则不明确或不公开的情况下，有关系和没关系的待遇就会大相径庭。即使是完全正当的需求，没关系的人也会饱受刁难。即使是不太正当的请求，有关系的人也会一路畅通。于是，人们就千方百计去寻找关系，建立关系。而且这关系的用途也不断升级，从抢购鸡鸭鱼肉等紧俏商品到争拿黄金地块等开发项目，从中获益的金额也从几十元攀升至数亿元。与之相比，先天不足的法律规则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更为弱化。那些敢于无视规则的人被视为有魄力，那些善于规避规则的人被视为有能力。当规则在关系面前大举溃败之时，腐败就必然在社会中暗流涌动。

（二）送礼成风

请客送礼与“找关系”和“走后门”往往是紧密相连的。中国人本来就有逢年过节给亲友送礼和请亲友聚餐的习俗，后来这请客送礼的对象就演化为有权有势或有用之人。20世纪70-80年代，由于经济公有制和生产力低下，许多社会资源都处于短缺状态，于是那些能够掌握或支配这些资源的人就成为有用之人。且不说政府官员和单位领导，一些职业也成为许多人希望结交的对象。当时的社会中就流传着关于好职业的说法：第一是听诊器（医生），第二是方向盘（司机），第三是商店的售货员。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往往需要这三种人的关照，于是在逢年过节时就要送礼上门。那时候，中国人整体的生活水平都不高，所以主要礼品就是烟酒糖果糕点。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送礼的内容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昂贵，请客的方式也越来越排场，越来越多彩。于是，一些手握大权的官员就成为请客送礼的首选，以至于在一些重要节日前出现送礼排队和宴请连场的状况。其实，请客送礼往往是行贿受贿的开端。

（三）公私不分 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决策者在社会的物质和精神都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就急促地推行公有制，从工商企业的“公私合营”到农业生产的“人民公社”，试图在短期内全面颠覆私有财产制。与此同时，在共产主义理想的指引下，“大公无私”等道德号召流行一时。然而，这样的理想和号召是超越现实的，也是超越人性的，因此就会在人们心底生成公私不分的思维习惯。公家的东西就是大家的，每人都有一份。因此，偷拿别人的东西是盗窃，偷拿公家的东西就不算盗窃。这种心态在中国人中相当普遍。事实上，许多公有制的企事业单位都允许员工享用共有财物，大到汽车房屋，小到纸笔信封。在这种公私不分的思维习惯下，人们在违反规定占用或消费公共资产的时候就会心安理得，甚至在盗用公共财物的时候也没有犯罪感。“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国家越来越富裕，公家的财物越来越多，于是公私不分的行为也越来越上档次。公款吃喝和公款旅游已司空见惯，公车私用和公产私占也屡见不鲜。一时间，有人在请亲友吃饭之后就把能够“报销”作为炫耀的资本；有人在为小集体利益而侵吞国家资产之时还欢呼“共同致富”。由于多年来在公私之间没有明晰的界线，所以一些掌握实权的官员就在不知不觉或半知半觉中滑入腐败的深渊。

（四）喜爱特权

长期的封建等级社会已经把特权观念深深地镌刻在中国人的心上。“人民论坛”2012年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50%的调查对象明知特权不合理，但是并不拒绝使用特权。也许，中国人都不愿意别人享有特权，但是却希望自己享有特权。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北京人经常在大街上看到因国家领导人出行而交通管制的情况，也经常看到一些特权车违章行驶的情况。此时，许多市民都会表示厌恶甚至愤慨，但是内心却希望自己也能享受类似的待遇。于是，有些人就想方设法地追寻这种特权，譬如冒用军警车牌、非法安装警灯警报器和警用喇叭、违规办理各种通行证等。一些无法获得这些特殊用品的人还会自我享受特权车的待遇，譬如占用紧急行车道、闯红灯等。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官员特权的多少与腐败问题的严重程度之间存在一定联系。官员特权多的地方往往腐败问题比较严重，而官员平民化的国度则腐败问题较为轻微。其实，腐败既是特权追求的产物，也是追求特权的产物。且不说那些贪官污吏都要享受特权，就是一般人送礼行贿的目的也是要享受特权，或者说“特殊的优待”。由此可见，喜爱特权的社会习俗也是生成腐败的一个原因。

三、社会转型期中生成腐败的原因 过去三十年，中国处于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的转型时期，一方面是经济的高速发展和贫富差距的拉大，另一方面是私有观念的复苏和道德信仰的崩溃。社会没有建成稳态的法治行为环境，人们也没有养成良好的法治行为习惯，再加上各种规章制度尚不健全，于是，手中握有权力的官员在各种诱惑下就容易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腐败犯罪就处于多发状态。具体说，社会转型期中生成腐败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信仰缺失 历史的经验表明，一个政党或政治集团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往往需要一个高尚的理想，以便吸引那些激情燃烧热血的青年为之奋斗乃至献身。但是在成为执政党之后，这种崇高的理想就逐渐在权力的侵淫和现实的反衬下变成虚幻的口号。无可否认,当下中国人面临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就是信仰缺失。曾经占统治地位的共产主义信仰已经黯然失色，而复苏或外来的宗教信仰也难成大道。虽然在我们的身边能够看到许多自称信仰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人，但其中纯洁的信仰者恐怕为数不多。一些佛教圣地的过度商业化就是例证。于是有人感叹，就连寺庙里的和尚都“一切向钱看”了，中国人的信仰何在！如果平民百姓只信仰金钱，社会中就会有很多的坑蒙拐骗。如果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只信仰金钱，国家中就会有很多的贪污受贿。因此就腐败犯罪而言，各路官员的信仰缺失确为原因之一。

（二）道德下滑

作为社会行为的准则，道德的功能在于约束人们的行为，倡导文明的行为模式。中国曾经享有“礼仪之邦”的美名，但现在却呈现“礼崩乐坏”的态势。在当下中国，社会道德的整体下滑是个不争的事实。诚然，过去流行的“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的说法确实有些虚高，但是曾被国人所不齿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主张却已经堂而皇之地被人宣扬，甚至出现“笑贫不笑娼”的大众心态，就都表明了道德观念的低落。另外，文艺作品的“低俗化”和社会生活的“泛娱乐化”，也反映了社会道德的迷失。诚然，中国还有助人为乐的好人，也有真心为民的官员，但属于凤毛麟角。在整体道德下滑的社会环境中，官员群体的自我约束能力就会下降，出现那些“窝贪”和“串贪”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私欲膨胀

人具有自利的本能，因此人人都有私欲。但是，人的私欲在社会中应该受到约束，否则就会损害他人的利益和群体的利益。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了社会的繁荣昌盛，但是也促进了国人私欲的膨胀。一方面，商品市场的发达给人们的消费提供了多种多样的选择，也就使人的“食色本欲”得到丰富和扩张。另一方面，“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激发了国人的创造力和生产力，但是也急剧地拉大了中国的贫富差距。巨大的贫富差距导致人们的心理不平衡，也刺激了人们的私欲。于是，一些人在私欲的驱动下，就去寻找不当乃至非法的致富路径，包括运用手中掌控的权力去“寻租”。从这个意义上讲，贪官就是膨胀的私欲所催生出来的怪胎。

（四）行为失范

在社会转型期间，主客观的因素导致许多人的社会行为失范。就贪官而言，这种行为失范多始于性行为的纵乱。古人讲,万恶淫为首。此话并非儿戏，实乃经验之谈。在过去三十年，中国社会急剧地从性封闭走向性开放，一些官员也随波逐流地放松了自身的行为约束，从“讲黄段子”到“包养情妇”再到“开房嫖娼”，于是就出现了重庆区委书记的“做爱视频”和上海法官的“集体嫖娼”等轰动一时的丑闻。性行为规范在人类的道德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一个突破了性道德底线的人，往往也就很容易突破其他方面的道德底线，于是，性罪又衍生出他罪，包括腐败犯罪。用老百姓的话说，当官的连那种事情都干得出来，还有什么事情不敢干啊！当下中国许多贪官的腐化堕落都是从性行为失范开始的，多数腐败案件中都包含有“权色交易”的内容。当然，性行为失范的官员不限于男性。男性贪官拥权贪色,女性贪官则一边以色谋权一边又以权谋色，譬如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分局原局长安惠君。因此，社会行为失范也是腐败犯罪的原因之一。

中共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已初见成效，反腐策略也逐步转移。战略重心从查处贪官转向预防腐败；治标之术从杀一儆百转向有贪必肃；治本之道从思想教育转向法律规制。如果说腐败的大官是“老虎”，腐败的小官是“苍蝇”，那么各类民营企事业组织中的行贿受贿者就像是“蟑螂”。中国查办腐败犯罪的重心应该逐渐从“打老虎”转向“拍苍蝇”再转向“灭蟑螂”。反腐败的进程也可以相应地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治标为主，一方面要集中力量打“老虎”，遏止腐败的泛滥势头；一方面要整顿纪律，转变党风政风。第二阶段从治标转向治本，一方面严查的对象要从“老虎”转向“苍蝇”，特别是那些顶风作案继续腐败的贪官；一方面要建立健全预防腐败的法律体系，包括保障法院和检察院独立公正地行使职权的制度和集中统一的职务犯罪侦查体制，以及官员财产公示等预防腐败的制度。第三阶段以治本为主，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完善民主法治的同时，腐败犯罪的查办从纪检监察机关为主的“法外查办”转向检察机关为主的“法内查办”，而查办的重点也要从“苍蝇”延伸至“蟑螂”，以清除腐败的土壤，巩固廉政之根基。

第二篇：中国社会体制成就“高校腐败工程”

中国社会体制成就“高校腐败工程”

——百姓金融网

关键词：工程腐败 贿赂 人大代表

不仅是高校，现在到处可见学校高管与政府合谋，就比方说，在某些地区给学生的营养餐，那么多钱，只买了几颗青菜；某地区建学校，建了10年还没有动工，这个工程款都被学校高管/政府吞了。。校园贪污，愈演愈深，越来越严重！

新闻回顾：

江西省人大常委会不久前发布公告，决定罢免周文斌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职务，并报送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公告。周文斌自2002年始任南昌大学校长。而周文斌并非江西第一 个因严重违纪落马的高校领导。记者日前从办案部门获悉，去年10月因收受巨额贿赂、严重违纪被“双开”的南昌航空大学原党委书记王国炎，已移送检察机关，即将被提起公诉。

记者调查获悉，近年江西、湖南、湖北、安徽等地已查处多起高校领导干部腐败案件，且大多数跟基建有关。随着一些地方高校工程建设规模的扩大，高校逐渐成为工程腐败的“重灾区”。

将行贿成本列入工程预算成为高校工程腐败“潜规则”

今年2月，长期分管学校资产、基建、后勤保障等工作的南昌航空大学原副校长刘志和因收受贿赂262.6万元被法院判刑15年。根据判决书，刘志和先后41次收受他人贿赂，主要为他人在工程建设、工程款支付等方面提供帮助。

据高校比较集中的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检察院介绍，他们2011年曾集中查处了南昌大学贿赂窝案，共立案6件，查处6人；南昌航空大学贿赂窝案立案9件，查处9人。

而2012年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湖南工业大学原校长张晓琪也因基建问题落马。从湖南省高院的刑事裁定书中，记者看到在9个部分的受贿事实中，张晓琪4个部分为基建工程方面的受贿，其金额占据其受贿总额约500万元的近83%。

类似案件在其他省份同样屡见不鲜。据统计，2009年以来，湖北武汉先后已有十多名高校领导倒在了权钱交易上，而基建腐败成为重要的诱因之一。仅2010年一年，安徽省芜湖市检察机关就查处了当地4所高校工程建设环节贿赂犯罪案件38件，查处副处级以上干部13人。

据了解，建筑行业包括审批、规划、招标投标、施工、采购、质量监理、验收评估等多个环节，涉及的部门众多，需要“公关”的人员较多。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为了获得工程项目，一些建筑企业甚至将工程总造价的5%至10%作为行贿资金列入支出预算。“行贿人为了能承包某项工程，往往按工程造价的一定比例向有关人员提供‘好处费’。”江西某地级市检察院的办案人员告诉记者，一般工程造价少则几十万元，多则数十亿元。如果以一项工程造价2000万元“好处费”占5%计算，贿赂数额就达百万元。

这一“潜规则”在江西师范大学曾经曝出的一起腐败案中被集中体现。涉案的原基建处处长谌光明不仅在建筑招投标、工程款支付过程中大肆收受贿赂，更以《学生公寓投资协议》为名，与房地产商签订有效期达15年的“受贿协议”，每年从中“分红”20万元。

办案人员透露，高校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暴露出“潜规则”充斥各个环节，主要包括招投标环节、发包分包环节、施工环节、验收环节、预决算环节和工程进度款预付环节。封闭体制导致高校工程腐败“监管缺失”

近年来一些高校升级或招生规模扩大，工程建设规模也不断扩大，众多项目和资金涌入高校，基建项目成为开发商们青睐的“香饽饽”。

不少侦办高校腐败案的检察官认为，一方面，在基建行业行为尚不规范的情况下，面对丰厚利润，许多不正当竞争手段自然应运而生，客观上为高校腐败的滋生提供了温床；另一方面，封闭运行的高校体制，使得高校官员难被各方监管，他们大权在握、独断专行，几乎是“想犯则成”。

“新校区建设规模空 前，项目多，手中的权力大了，找我帮忙的人多了，诱惑多了，慢慢就迷失了人生方向。而很多招投标通过程序的完整实现了表面的公平，但实际上操作空间很 大。”正在监狱服刑的南昌大学原基建干部周某曾经手南昌大学新校区建设逾27亿元的工程，他对招投标领域的潜规则了如指掌，并利用监管漏洞实现与基建老板 的“钱权交易”。

在一些高校基建项目中，往往投标人、中介机构、腐败官员相互勾结，串通操纵招投标，形成严密的腐败利益链。“有时看似有十几家企业参与投标，实际上只有一家在幕后操纵。”周某说，围标一旦成功，利润高达工程额的20%，他们就可以再将工程转让或转包，从中牟利。

记者调查发现，相对较少的社会接触，使得高校官员们缺乏面对市场经济行为的必要经验，其法律意识也极为淡薄，侥幸心理和“人情关”使得这些高智商、高学历、高职务的知识分子，一步步滑向腐败“黑洞”而不自知。

据了解，张晓琪虽然多次在澳门等地收受基建老板上百万港币进行赌博，但他并不认为这是一种犯罪行为，甚至以此上诉要求认定此款项不构成受贿。“当时我认为自己赌博纯粹是一种假日休闲，一种刺激。自己没用公款去赌博过，这不是犯罪。”张晓琪说。

大量收受赌博款项的结果，则是张晓琪逐渐和基建老板“成为朋友”。作为党政一把手的他利用独断权力、多次将学校教职工宿舍等项目给予特定基建老板以照顾，涉及招投标、工程结算、审计和建筑款项拨付。

同样，从前些年湖北省查处的武汉科技学院原院长张建刚、武汉大学原副校长陈昭方和安徽查处的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原院长方光罗等系列案件可以看出，这些官员利用学校财务管理混乱漏洞，甚至采取与开发商合谋的方式实现项目与金钱的双向输送。

斩断腐败黑色利益链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预防高校基建领域腐败，关键是要完善制度，挤压权力寻租空间，斩断腐败利益链条。”湖南湘潭市检察院公诉一科副科长张琳说。

张琳等建议，首先加强对于对高校官员权力的内部监督制约，积极推进校务政务公开。依法建立各项完整的工作程序，尤其是对涉及重大事项、重大额度资金使用、重点工程建设等各个环节，要严格按法律程序办，充分发挥纪检监察的监督作用，确保各项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其次，要合理设置工作岗位，加强工程管理人员的流动。各高校在工程建设项目的审批、组织招投标、工程施工、工程验收，工程预决算等各个重要环节，设置两个以上工作岗位，并实行一人一岗制度，杜绝各环节间跨岗兼职现象。

周裕阳等建议，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完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机制，推行廉洁准入制度。所有进入建设市场从事建设工程承包的单位和个人，都必须接受廉政资格审查。对于那些有行贿劣迹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其设置“防火墙”，限制其进入建设市场参与工程建设承包活动。

“在规范官员权力运行的同时，确有必要加大行贿人和单位加大惩处力度，为官员营造廉政履职环境，有效整治行政权力运行‘商业化’的不正之风。”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彭凌风说。

中国果然是在变化，只是跑偏了道。记得在70年代，几位老师空余时间在宿舍打牌赌博，被人举报，集体降职。现在呢，老师与政府、开发商勾结、腐败，不以教育为主，完全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也害了很多祖国的花朵，就拿最近的“校长性侵幼女”来说，真是不堪入耳！

谁来改善中国的社会风气，谁来救救这些无辜的孩子！！

第三篇：公共权力没有公共制约是产生腐败的根本原因

公共权力没有公共制约是产生腐败的根本原因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构成腐败现象的原因是很多的，但是，就其根本原因还是由于公共权力没有公共制约所造成的。地方党委和地方党委书记手中的权力就是公共权力，这种公共权力是很大的，然而，对其制约和监督机制却是非常有限的。

这种有限性是由“内外有别机制”所决定的。所谓“内外有别机制”就是地方党委和地方党委书记的权力可以作用到整个地方的每个角落，可以作用到整个地方的每个单位，可以作用到整个地方的每个干部和群众，这就是外。反过来，党外监督、舆论监督、社会公众的民主监督是不能干预“集体领导和集体决定”这个党内事务的，这就是内。内和外是不对称的，权力和制约监督机制是不对称的。地方党委和地方党委书记的权力是不能被党外监督、舆论监督、社会公众的民主监督制约的。权力没有制约就必然产生腐败，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

虽然上级党委和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能够制约和监督下级地方党委和党委书记，但是，下级地方党委和党委书记的权力不是向上级作用的，而是向其下属地方作用的。这样上级党委和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就不能直接感觉到下级地方党委和党委书记权力的作用，从而也就不能有效制约和监督下级地方党委和党委书记。再加上“内外有别机制”，党外监督、舆论监督、社会公众的民主监督是不能干预“集体领导和集体决定”这个党内事务的，结果形成了地方党委和党委书记的权力没有制约和监督机制，这就是产生腐败的根本原因啊？

当地方党委书记和党委成员觉悟高、党性强、具有先进性的时候，就能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没有任何问题。当地方党委书记和党委成员觉悟不高、党性不强、没有先进性甚至腐败的时候，就不能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从而就出现问题，结果成为腐败分子。我们不能只靠地方党委书记或党委成员个人的觉悟和先进性来保持廉政，我们应该通过改革体制用体制和机制的相互作用来制约权力，使其不能腐败和不敢腐败。

第四篇：物价上涨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新年伊始，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冒着摄氏零下25度左右的严寒，深入被白雪覆盖的锡林郭勒大草原腹地，走访牧民家庭，到超市了解商品供应和物价情况，到社区看望慰问困难群众。并且再一次对各级政府喊话，要把稳物价摆在更重要位置。由此可见物价上涨不仅牵动了老百姓的神经，也让中央高层忧心。

去年以来，中国物价轮番上涨，有人怪罪是美国的量化宽松新政，直接导致了所谓的输入性通胀，无论是媒体还是学者都跟着起哄，似乎找到了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

通常而言，政府滥发货币首先伤害的是本国民众，因为会直接导致普通百姓购买力下降，手中财富缩水。但是在美国，老百姓却感受不到物价的上涨，政府的货币政策也没有影响到美国人的生活水平。美元诞生100多年来，美分作为最基本的货币单位，仍然在市场上广泛流通，美国物价的稳定可见一斑。

占全球经济总量四分之一强的美国，2010年11月份的CPI仅上升了0.2%，换算成通胀率，只有1.1%。其中能源之外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在截至2010年11月份的一年时间内，仅上升了0.8%，食品价格也仅上升了1.8%。

相反，美国政府增发的货币以各种社会福利的形式返还到民众手中，这进一步提高了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比如奥巴马推行的医疗体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花增发的美元。

上月，有杭州网民与美国波士顿朋友联手，分别到当地大型超市调查物价，发现总体物价杭州要贵过波士顿，其中牛奶、鸡蛋、肉类更贵逾一倍。在物价疯涨的同时，即使富裕程度很高的杭州人均收入却不足波士顿的八分一。据杭州市政府统计，杭州2009年人均收入为二万六千八百六十四元人民币。而波士顿2009年人均收入为三万二千二百五十五美元（约廿一万四千元人民币）。

类似的民间物价比较近期纷纷涌现，一名留学美国的中国学生在天涯论坛发帖称：“行走在美国的超市里，我的内心充满忧伤。”大量在国内出售的名牌商品，在美国却以中国几分之一，甚至十几分之一的低价出售，他为国人无端承受如此高的物价感到愤怒。

以前，中国物价比美国要低，美国人到中国旅游常买便宜的衣物，但是现在反了过来，中国很多商品的物价都高过美国，特别是可比性很强的名牌奢侈品等，中国比美国一般都要贵30%以上，不仅大城市的房价比美国大城市高了很多，且房屋质量更差，连汽油柴油价格也比美国贵且油品质量更差。至于同样牌子的汽车，在美国市场上比中国至少便宜一半甚至更多，也就是说，在中国买一辆奔驰宝马，在美国可买两至三辆。

中国物价上涨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粗略分析，可归纳为：

1、中央银行滥发货币，为了对抗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而不计代价滥发货币，从2005年至今货币M2增长了5倍（从12万亿增长到72万亿左右）结果币值迫于压力不得不涨一点，但物价升得更快！

2、耕地大幅减少特别是城市周边的耕地，全国各地的圈建运动和房地产的过度开发占用了大部分高产的好地段耕地，耕地减少了粮价菜价必然疯涨！

3、油价上涨和路桥费畸高以及各种罚款拉高了物价，垄断石油开发企业为了攫取垄断利益多次和国家发改委等价格管理部门狼狈为奸不断推高油价。畸高的路桥通行费以及各种名目的罚款，导致物流成本增高起进一步加大了粮食蔬菜的价格上涨。

4、市场环节的各种黑白费用增加了经营成本，城市里高额的占地费、摊位费、工商管理费、城管费以及黑道白道的保护费进一步增加了菜农和小商小贩的经营成本！解放前卖菜的是不用缴纳任何税费的，现在的菜农赶集的地摊费都很高，而收取地摊费的往往还是些地痞！

5、超市泛滥的公关费，凡是进入超市的商品或蔬菜水果食品等，都要交名目繁多的费用，从总经理到部门主管到营销人员都要给好处，这些林林总总的费用都要转移给消费者。

助推物价上涨的根本原因还有少数特权阶层每年谋取的灰色收入，中国每年的灰色收入是多少？直今没有权威的统计数据，但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王小鲁博士发表的调研报告显示，仅2008年中国的灰色收入就达到5.4万亿元，这个数据接近2008年全国财政收入

总和。财政收入要用于全国的预算支出，而同样庞大的灰色收入只是肥了极少数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每年都能掠夺与财政收入相等的灰色收入，中国的物价岂能不疯涨？

谢国忠指出，目前的统计资料严重低估了实际通胀水准，物价上涨速度甚至可能已达到两位数。多种商品价格几乎成倍上涨，实际的物价上涨速度，远远超出官方的统计数据。造成目前通胀局面的罪魁祸首，是央行大量货币的超发。因此即便有新的农产品入市，依然不能缓解通胀压力，由于过量货币的发行带来的巨大泡沫，中国经济目前正“悬在空中”。谢国忠说：“过去10年，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呈爆炸性增长，从12万亿元上升到70万亿元。在这样一场大增长之后，没有货币不贬值。”通胀加剧反映了人民币贬值的真实趋势，但在国际上，由于严重扭曲的经济加剧了世界经济的不平衡，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于是，中国经济表现为两大泡沫，一个是国内高估的地产市场，一个是国际上高估的实际汇率。通胀加剧继续吹大这两个泡沫，同时也加速两大泡沫的破灭。谢国忠估计，通胀的恶化将使我们在两年内看到这个过程。这意味著数以十万亿计的银行存款将被无形蒸发，许多中国人多年的积蓄最终会被洗劫一空。

第五篇：根本原因分析,观后感

《根本原因分析法》观后感

根本原因分析（RCA）是一项结构化的问题处理法，用以逐步找出问题的根本原因并加以解决，而不是仅仅关注问题的表征。根本原因分析是一个系统化的问题处理过程，包括确定和分析问题原因，找出问题解决办法，并制定问题预防措施。在组织管理领域内，根本原因分析能够帮助利益相关者发现组织问题的症结，并找出根本性的解决方案。

组织的多数疑难杂症都有不止于一种应对之法，这些各不相同的解决之法，对于组织来说亦有不同程度的资源需求。因为这种关联性的存在，就需要有一种最为有利的方案，能够快速解决妥善地解决问题。

因此，只顾解决表面原因、而不管根本原因的解决之法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就不足为怪了。然而，选择这种急功近利的问题解决办法，治标不治本，问题免不了要复发，其结果是组织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应对同一个问题。可以想象，这些方法的累积成本肯定是惊人的。

根本原因分析法的目标是找出：

问题（发生了什么）；

原因（为什么发生）；

措施（什么办法能够阻止问题再次发生）。

所谓根本原因，就是导致我们所关注的问题发生的最基本的原因。因为引起问题的原因通常有很多，物理条件、人为因素、系统行为、或者流程因素等等，通过科学分析，有可能发现不止一个根源性原因。

根本原因分析法最常见的一项内容是，提问为什么会发生当前情况，并对可能的答案进行记录。然而，再逐一对每个答案问一个为什么，并记录下原因。根本原因分析法的目的就是要努力找出问题的作用因素，并对所有的原因进行分析。这种方法通过反复问一个为什么，能够把问题逐渐引向深入，直到你发现根本原因。

找到根本原因后，就要进行下一个步骤： 评估改变根本原因的最佳方法，从而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是另一个独立的过程，一般被称之为 改正和预防。当我们在寻找根本原因的时候，必须要记住对每一个业已找出的原因也要进行评估，给出改正的办法，因为这样做也将有助于整体改善和提高。

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礼记•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