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差距加大(成因、危害、措施)

第一篇：收入差距加大(成因、危害、措施)

收入差距加大的成因、危害、对策——

成因

一、城乡居民的不平等机遇和政策不公平

第一，我国农村人口量大，人均占有耕地量决定了难于采用高度机械化和现代化的技术，否则会造成大量的失业，从而制约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第二，农村现行财税体制强化了城乡收入差距。它主要表现在：①农村公共产品的投资由农民承担。供给公共物品，本是政府的—项重要职能，但政府只承担了城市公共物品的提供。②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由农民自己承担。义务教育作为基础性教育，实际上具备公共产品的性质，应由国家来承担。这也导致农村受教育水平低下，失学率高，造成农村经济发展的障碍。③从纳税额占收入的比例来看，对农民来说这一比例远高于城市居民。

第三，工农业产品价格存在剪刀差。由于农村知识水平低下，农民没有代表自己利益的农会之类的组织，国内价格形成惯例中，农民在价格制定中缺乏知情、监督和参与的权利和能力，一般是被动接受着已经制定的不利于自己的价格，而不是在市场经济的公平原则下讨价还价，造成农村收入低。此外农产品在销售流通环节中，各级的经销商也获得非常高的利润，使农民应当得到的利益被不合理分割。

第四，在我们这样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农业大国，政府对农业科研的投入也相对不足，而农民显然缺乏自己科研的能力，造成农村生产力水平提高缓慢。

第五，政府和农民对教育进行了大量的投入，而教育是一项低投入，高产出的事业。从教育中提拔并且培养的精英(包括农村的)大多数是就业于城市，对城市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由于能够创造很高价值的精英都是流向城市，农村很少会得到教育的回报，从而限制了农村经济发展水平。

第六，在转移支付方面表现为，长期以来对农村实行净税收，对城市实行净福利政策。在城市实行的住房、采暖、医疗、保健、通信和交通等福利性补贴政策等，都具有逆调节的特征。这些政策不仅不能缩小，反而拉大了城乡居民之间、城市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

第七，现代城市工业与乡村传统农业之间生产力存在显著差异，从而引起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

伴随经济部门的不断扩张，愈来愈多的就业于传统部门的劳动力需要转移到现代部门，使他们在不断增加的就业机会面前，得以参与工业化的过程并分享工业化成果。但是我国的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民参与工业化过程的权利，尽管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但由于城乡之间要素流动存在限制，不易通过自由迁移来改变身份和分享整个经济增长的成果。虽然有少部分农民工流入城市打工，但他们在付出同等劳动的前提下，薪金和福利一般也低于城市工人。城市可凭借户籍壁垒构建住房、医疗、教育和养老等一系列排他性的社会福利。

二、灰色和黑色收入的存在

新旧体制交替的过渡阶段，由于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一系列制度尚未建立和健全和新旧体制的摩擦，难免出现法制真空。相当一部分人钻法律法规的空子或进行非法操作牟取利益，政府部门又缺乏监督与控制，导致了少部分党政官员、国有企业领导利用权利寻租，进而导致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此外还有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走私贩私、偷税漏税、欺行霸市、经营黄色产业、倒卖紧俏商品和生产资料平价指标、动用公款炒股票和房地产、利用职权和公款经商办厂、卖官买爵、公款报销私人购物发票、公款装修私宅、医生为了钱财欺骗病人或者要红包、法官吃了原告吃被告等。在国有企业改制、资本运作当中也存在着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

三、市场经济的不完善

由于市场经济不完善，在价格形成和制定中，存在着一定不合理的现象，如书籍的价格是出版社制定的，而不是在买卖交易中双方讨价还价，根据市场行情决定的，而且书籍的定价高的出奇，不仅造成出版社和书商的暴利，而且对大众知识水平的提高，科技的发展形成障碍。许多商品价格即使不合理也并不代表无法销售和盈利，消费者对于价格也有一定的承受的幅度，这导致了企业的净利润变化空间可能很大，进而导致贫富差距加大。在人力资源的待遇报酬上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消费者对于商品的购买除了价格以外，还会考虑效用和成本，而这些对于消费者往往是不知情的，因此有一定的盲目性，无法达到市场经济中的理性化。公众有必要拥有更多的产品效用和生产成本的知情权、价格制定的参与权、产品质量的监督权，政府也有必要根据成本对部分产品制定价格上限，防止出现暴利、经济紊乱和价格扭曲。另外市场竞争中，还存在强买强卖、送回扣和红包等有损于公平竞争的行为，违背了公平竞争的原则，形成暴利。

四、政策倾斜和行业垄断

20世纪80年代初实行的东部地区优先发展战略，使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远超过内地，东部地区居民的收入远高于内地居民，而东部收入的资本化又使得他们能够吸引人才和其它资源，造成“马太效应”，加剧着东、西部居民收入差距。垄断造成了不同行业职工收入的长期性差异，尤其是供水、供电、供气和电信等行业长期处于独家垄断地位。这些行业凭借垄断地位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获取高额垄断利润，而这些垄断利益又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最终全部或部分变成了这些单位、企业工作人员的个人收入。

五、可利用资源和条件的差距

经济的发展与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的优劣、交通、人口素质、基础设施是密切相关的。由于我国各个区域经济的自然资源、交通、基础设施、历史的因素、自然资源、人口素质及原有的经济发展基础差别大，导致经济发展不平衡。市场经济的初次分配中，效益的获得是以对资源的利用为基础的。按劳分配与按照生产要素分配结合意味着对于社会资源的利用的因素是要排除在外的，但我国对于资源的税收还是很狭隘和不全面的。

资源从现行的税收理论研究的角度，有广义资源和狭义资源两种解释。广义的资源概念包括了构成社会生产力的三大要素，即劳动力、劳动资料、劳动对象。而狭义的资源，就是指土地、矿藏、水利、森林等现代人类正在进行开发利用的各种自然财富，即自然存在的劳动对象。科技在飞速发展，由以前一些有形资源、显性资源起决定作用变为高科技、经营方式等隐性资源起作用，如现在频谱也被当作一种资源。在本文中，则更加深入的推广了广义资源的概念，认为不仅仅上述的是资源，经营方式、市场、职位、个人禀赋、地域优势、历史与文化的积累、有利的国家政策倾斜等等能带来经济、物质和精神上的利益和损失的都是模糊的广义资源，为了与已有的广义资源的概念相区别，不妨称为超广义资源。从一些角度分析，可以认为上述的超广义资源是资源，从而具有公有性，应当交纳税赋；从另外一些角度，可以认为不是资源，是私有的，不应当交纳税赋，因而它是介于资源和非资源之间的，资源是具有公有性质的，而非资源则是私有的，而超广义资源则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具有公有和私有的性质。因此，对于超广义资源占用是要征收税赋的，而税赋的量与超广义资源对于公有性质(也可以说是资源)的隶属程度有关系。针对不同的对象，超广义资源有不同的涵义和内容。之所以要提出超广义资源是因为任何技术和经营方式等的应用都对社会在造成影

响，往往会在一定程度上占用别人的得以生存的空间和赖以获取利润的市场等等，而且表现形式非常隐蔽。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来讲，劳动创造了剩余价值，通过超广义资源税的形式提取部分剩余价值来保证国家财政支出和运转以及社会保障投入也是合情合理的。

上述超广义资源的观点可以作为征收税赋的一个理论依据，如个人所得税可以作为职位资源等相应简化的税收，企业所得税、资源税、流转税和行为税等税种可以作为利用高科技、土地、经营方式等超广义资源的相应简化的税收，同时也能为社会保障提供理论依据，因为超广义资源具有一定程度的公有性，相关的税收也有公有性，国民即使不做贡献也都能够分得一份，这一份的分配就可以通过社会保障部分实现。当然税收是一个复杂问题，如何来衡量、定义超广义资源也是一个复杂问题，征收超广义资源税在实践中会有难度，需要在理论上和实现技术上加以研究。它的征收对于排除外在的因素，调动生产投资积极性，保障分配原则的贯彻，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和保证社会公平非常有益。它的征收也能够形成对效率的直接激励，调动积极性，防止有些个人和企业一味挑肥拈瘦争夺好的资源和条件，从而形成良好的资源配置导向。按劳分配和按照生产要素分配结合本身就要排除外在资源和条件的影响，根据个人奉献来进行分配，征收超广义资源税正符合这一宗旨。对于一些唯利是图者利用法规不完善对资源进行杀鸡取卵式的开发的行为，如给予有效征税可以有效抑制。

利用超广义资源理论可以很容易地看待贫富差距，如城乡差别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城市对于高科技、地域优势、已经开拓的市场、历史与文化的积累、有利的国家政策倾斜等来发展起来的。超广义资源也能够给予国家调控和干预理论依据，因为超广义资源具有公有性的一面，所以国家进行调控和干预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企业的行为也应当受到公众和政府的约束。由于我国各个区域、行业、部门、城乡经济发展所利用的超广义资源差距很大，而并没有征收合理税赋加以调节，收入差距自然会加大。

六、失业和职位资源分配

城镇中的贫困群体主要是失业下岗人员，近年来人力资源市场依然不景气，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也加入到失业队伍中。对于没有能力进行资本投资的穷人，就业是国民获得收入分配的最重要的途径，在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失业人员无法获得社会进步带来的好处。职位成为分配的一种凭据，而且职位显然存在占用性的问题，一定条件下就业空间是有限的，如上所述，可以将职位作为一种超广义资源来考虑。马克思从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阐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相对过剩人口，从而造成工人大量失业的原因。马克思的就业理论虽然是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提出来的，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他的劳动力商品属性的观点及相对过剩人口理论仍然适用，相对人口过剩的出现必然导致职位资源的短缺，科技的进步也会带来企业装备水平的提高，人力需求的减少。可见我国对于职位资源的短缺以及应对措施很需要给予研究。是否对于无法就业的人员就不给予任何分配呢？就业机会的获得不仅仅在于能力技能，还有偶然性和外在条件的因素，因此上述假定显然不公平合理。此外工人在自己的职位上付出了劳动，但是也得到了多方面的锻练、培训和学习，也满足了一些生理和心理上的需要，如有些人没有事情做心里会有不适，退休人员也会有不适。马克思主义预言在共产主义到来时，劳动将会是一种需要，人们为了健康和其它需要，会自愿参与劳动。在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紧缺的中国，这一点更加明显。可见对于工人而言劳动是付出也是收获，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于收获给予征收职位资源税也是合理的。

职位资源的量不是以单纯的岗位多少来衡量，而与工作量、工作重要性和复杂度有关系的。在我国存在职位资源的不合理分配，主要表现在有些人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经常存在加班加点和超长工时的现象，不仅严重损害了工人的身心健康，而且也减少了其它人的就业机会。还有一些人身兼数职。应当看到一些超负荷的工作是企业强迫的，一些则是自愿的，根源在于，通过提高工资加长工时，减少雇员，企业可以获得更多利润，而且由于激烈的竞争、生存的压力和社会保障的不完善，一些雇员对于金钱的欲望增加以及需要储备足够的资金来防备不测，愿意拼命工作来获取高工资。另外还有些职业的工作的强度大是因为缺乏相应的专业技术人才，造成人才紧缺，工作繁忙。这使一些人无法就业，也导致了贫富差距的加大。

七、分配机制和社会保障的不完善

十六大确立了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但是具体怎么来衡量贡献并没有确定的方法，这使得一些私有企业在分配上有很大的变化余地。由于在一个利润一定的企业里面，按照这些生产要素分配与按劳分配是互相排斥的，造成分配上有很大的变化余地。由于我国人力资源丰富，人力资源市场上的供需悬殊，造成雇员在获得合理的报酬方面处于不利地位。他们在报酬和工资上没有决定权和参与讨价还价的权利，雇主给予雇员的工资低下、剥削过度，而且工资拖欠、克扣、强迫超工时劳动、限制人身自由现象普遍，以至于温总理亲自为民工讨工资。一些民工除了受业主压低报酬外，还要受到包工头的剥削，可见他们报酬的不合理性。收入分配缺乏足够的制度和法律保障，没有最低工资标准，一些劳动法规的实施也缺乏力度，导致雇主和雇员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加大。虽然压低雇员工资和报酬可以增加雇主的积累，用于加大投资，但是在贫富差距加大的情况下无法拉动内需，投资往往只会带来泡沫经济，产品无法销售，压低同行的利润，最终形成产品积压、资源浪费和经济恶性循环。

我国社会保障水平较低，社会保障立法滞后，覆盖范围窄。我国中央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占中央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和国际相比偏低，其绝大部分都给了城镇职工，不能全部覆盖城镇贫困范围。在农村，实行的是家庭保障与集体救助相结合的保障制度。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转移，越来越多的农村老人的生活将变得无依无靠，缺乏基本保障，乃至衣食和住房保障。社会保障的不完善使失业人口、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缺乏收入来源，无法缩小初次分配的收入差距。

不良后果

一些非法收入造成负效率效应。贪污、受贿、营私舞弊、权钱交易、偷税逃税、制假贩假、走私贩毒，以及凭借垄断优势导致的收入差距所产生的负效率效应：

一是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平竞争，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是伤害了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人们对提高效率采取消极态度； 三是在民众中滋长了不公平感与不满情绪，产生相对剥夺感和仇富心理，导致犯罪，影响社会稳定，最终导致对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的负面影响。这违背了市场经济提高经济效率的初衷。

收入差距加大、市场的竞争和就业的压力给许多人带来了精神上的压力。一些超负荷的工作也带来了生理上的压力。心理和生理是互相作用的，导致身心负担沉重和疾病增加。由于社会保障的不完善，许多人为了防备万一想方设法增加收入，压低消费，加大积蓄，从而缩小了内需。由于贫穷者没有生存的保障，使得他们为了争取生存而不惜一切手段，导致犯罪率上升，社会风气变坏，一些人从精神上堕落。另外，他们更加依附于雇主和就业机会，导致了他们被迫接受低下的工资、不惜牺牲健康、出卖人格甚至出卖器官。这也导致了雇主和雇员之间贫富差距的加大，形成恶性循环。由于金钱对于生存的重要性，整个社会对金钱的欲望增加，形成拜金主义。拜金主义进一步导致人们拼命追逐金钱，而富人则凭借财力更

加有能力使财富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另外，在就业形势不景气的情况下，许多在职的人员为了获得高收入却拼命加班加点和兼职，占用了失业人员的就业空间，导致就业情况的恶化，而且一些人超长工时工作也导致他们没有时间进行消费，制约了内需。就业的恶化也导致了人力资源的浪费，也会压缩内需。

贫富差距拉大，内需难于增加，除了凯恩斯的消费倾向外，另外原因在于没有经济来源的人许多必需的消费都无法进行，而富足的人则边际消费倾向和实际消费倾向都很低，消费需求有限，他们有足够的积累，利于进行投资，但是如果在内需不能有效拉动的情况下，他的投资可能是一种泡沫经济，最终转化为资源浪费。一定程度上，失业与内需不足互为因果，会导致经济恶性循环。贫富差距很大时，消费的效用和资源利用的效用无法得到最大化，因为穷人进行的消费都是非常必要的，效用高，如必要的衣食住行，但是他们的这些消费往往没有得到满足。富人在满足了必需的消费后，则会利用大量资金进行一些非必需、效用低的消费，甚至有时会进行浪费性消费和不正当消费。可见贫富差距会造成社会整体资源和资金利用效用的下降，社会的福利无法达到最大化，还会导致富人沉迷享受、腐化堕落、丧失进取心。贫富差距的扩大也会成为新一轮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这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造成恶性循环，导致“马太效应”。

解决措施

一、完善税制与强化税收征管

税收是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通过对个人所得的存量、增量及变量的调节遏制高收入阶层的过快增长，同时弥补政府转移支付、扶贫等方面的资金不足，从而遏制贫富两极走向趋势。我国税收存在对高收入调节不力，缺乏收入监控的基本能力，税收监控的法律和技术手段滞后，税制及征收、处罚手段相当无力等问题，致使高收人群体的“逃税”、“避税”极为普遍，全社会缺乏依法纳税的氛围。要强化税收的调节贫富差距的功能，第一，要严格税收征管，重点打击高收入者偷税、漏税、逃税。第二，完善税收政策。对财产转移开征遗产税、赠予税、社会保障税、证券交易税、个人财产税和奢侈消费税等，其原则是富者多交，贫者少交。

第三，改善个人所得税制。强化个人所得税的征管能力，现行的分项税制改为分项与综合相结合的混合性所得税制，以堵塞个人所得税方面的漏洞。将一些高收入所得纳入个人所得税征税范围。实行累进税制，对收入不同的人采用不同的征税标准。

第四，完善消费税。对一般只有高收入阶层才能消费的项目，要适时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

第五，健全税收法制，保障收入分配调节机制的实现。第六，完善分税制和税收减免政策。

第七，完善资源税，逐步将广义的资源纳入资源税征收范围。

第八，前面提到，职位资源是一种超广义资源，具有一定公有性，加上职位资源的分配上存在机遇等因素，而且互相影响，对于他人获取利益的职位资源产生影响，因此对于职位征收相关的超广义资源税是必要的。而直接根据企业效益来征收职位相关的超广义资源税是很方便可行的，也能避免企业为了经济利益进行不应该的裁员或者宁愿招聘廉价的兼职也不招聘正式职工，以及对于应用自动化、智能化等高科技造成的职位资源减少给予弥补。

长远的来看，要完善税收理论，为了给予税收理论依据，在此提出“谁受益，谁缴税”的税收原则，任何成员因为政策和社会的付出而获得好处，谁为了自己的利益给社会带来损失都应当交纳税赋，比如谁利用超广义资源获得利益就交纳超广义资源税，谁处在良好的、无污染的环境中而受益可以交纳环保税、公益相关税收，谁因为政府的科研投入得益交纳科

研税，谁造成环境污染交纳污染税，再如政府教育投资回报大部分发生在城市，应当在税收中予以体现。可以此为理论依据征收税赋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投入到一些创新研究开发工作、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等谁都不愿意、产权模糊的行业上或者是对社会的贡献比较隐蔽、广泛的行业。为了保证真正对社会效益最大化，维护社会公平，有效激励效率，排除外在的不公平因素，防止企业为了效率不择手段或者对社会资源的过度利用，需要对税率采用综合动态的多维评价指标来确定。

二、促进就业，提高低收入者收入

增加就业是提高低收入者收入的有效途径。由于人口众多，我国就业形势持续不景气。提高就业的措施有：

第一，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第三产业。

第二，在扩大内需的情况下鼓励投资，增加就业岗位。

第三，采取措施积极开拓国际劳务市场，扩大劳务输出。

第四，以就业信息服务以及发展职业教育、继续教育，提供转业或再就业培训消除失业与职位空缺共存的现象，推动行业、职业、专业间的人力资源分布和收入均等化。第五，减少有人加班加点超负荷工作有人没有工作的悬殊局面。首先，要限制工作时间和工作强度，防止利用童工和未成年人；其次，要限制兼职，兼职不仅带来对于本职工作的不负责任，而且带来就业岗位的短缺和兼职者本人的身心不健康；最后，采取“低强度，低工资，高就业”的措施。经济学界常常把失业归结为消费下降，但是在工资和职位分配均衡的情况下且忽略一些因素(如损失因素)，只要同样比例的降低就业的工资量和工作强度，社会的经济运行是可以维持的，并且可以节约一些资源。可见只要分配均衡，工作强度与生活的消费成比例，是可以减少失业的。

第六，政府投资的公共设施建设中考虑增加就业机会。第七，加大对于创新与研究开发和未来产业的人力投入。

第八，限制和规范企业裁员，对于给失业工人提供就业岗位的企业给予奖励与补偿。第九，扩大军事技术研究开发的人力投入以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增加经济的安全保障和国民自豪感。

第十，开辟中国第四产业。在《开辟中国第四产业—创新产业》一文中，提出把创新(包括研究开发、理论创新等)作为一个新型的产业独立出来，并且由政府或者其它企业对于创新成果直接给予报酬,而对于利用创新成果的企业征税，可以直接减少贫富差距。创新产业的优点是对于未来的投入，有助于增强我国的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由于创新有着无限的发展空间，只要政府进行足够的转移支付以保障投入，就可以容纳足够的就业岗位，对于解决当前的大学生就业问题很适用。在技术引进中也要特别注意投入科技人才对国外技术的消化改进。

此外，还需要提高低收入者的工资和权益，重要措施有：首先，完善相关法规制度，制定最低工资标，保障劳动者权益[5]。其次，完善分配体制，将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进行具体化，制定客观的、可行的衡量贡献以及实施分配的标准，防止雇主压低工资。再次，利用社会保障调节劳动力供求与劳动力对于雇主的依赖程度，提高雇员待遇。

三、取缔非法收入和限制不合理收入

垄断、腐败、寻租等所造成的收入差距拉大是社会反映最强烈的，它极大地挫伤了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妨碍了社会的长治久安。可以采取如下措施，第一，要完善制度和法规，建立起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法规，消除制度和法律漏洞和真空，减少不合理却合法现象。

第二，政府要排除非自然垄断因素，消除市场准人歧视，同时要考虑将企业的一些没有保密需求的信息，包括盈利情况公开，便于最大限度地引入竞争。

第三，要规范某些自然垄断行业及某些行政事业单位的分配行为，对于垄断性的行业征收特别的税收。

第四，要制止权力的市场化和货币化。

第五，严格执行公务员和企业经营者个人财产和收入申报、核查制度，严禁行政干部参与商务活动，防止卖官、买官和跑官现象。同时加大对腐败的惩罚力度，依法严惩寻租、腐败、钱权交易的暴富者，加大惩罚资金外逃的力度。

第六，考虑设立勤政廉政金。

第七，尽量用公开市场竞争的方式完成各种交易，比如用公开竞价。防止评估、审定中的走过场。

第八，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为此应组建专门的国有资产监护机构，严密监视国有资产的运作、收益情况，防止各种侵吞行为。

第九，对各种黑色收入进行严厉制裁并曝光。

第十，加强公众监督，提高行政体制和制度的透明度，打破暗箱操作。

四、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

农民占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解决农民收入低下问题对于缩小贫富差距至关重要。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可以采取如下措施：

第一，完善市场机制，提高农民在价格制定中的参与和决定能力，消除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

第二，积极扶持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促进农村工业化、城市化水平，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

第三，提高农业质量，生产高质量、低农药残留的绿色农产品，加强出口能力。第四，加大对农业水利基础设施和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以及加大对农业生态环境建设的投资力度，并且以此来解决部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

第五，实施科教兴农。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加大教育对农业的实用性与针对性，如通过农业职业教育和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加大农业的科研投入和技术推广，鼓励和引导农业专业性人才进入农村就业和进入农村基层领导岗位服务农业，提高领导的知识水平。第六，构建为农村劳动人口提供就业信息、技术培训、咨询和农民合法权益保护的服务体系，创造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就业的环境，可以考虑重新建立农会表达广大农民的意见和利益诉求。

第七，取消户籍制度，改革城乡二元体制，给予国民同等待遇。

第八，加快农业的产业化、集约化和规模化，提高农产品附加值。

第九，减轻农民负担，缩减基层组织的冗员，提高基层的服务和效率意识，规范农村税费。

五、重视以德治国

以德治国，不仅仅对精神生活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可以缩小贫富差距。表现在： 第一，我国存在的黑色和灰色收入是与道德滑坡有着密切关系的。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可以使这些收入减少，防止以违背道德伦理的手段致富。

第二，有助于富人投资慈善事业和进行各种捐款救助活动，也利于社会团结稳定。

第三，有助于形成公平竞争环境，抑制不正当竞争。

第四，在市场活动中，各个活动主体会自觉考虑道德与社会伦理，促进经济活动的公平合理与贫富差距的弥补，比如讨价还价、定工资时会考虑对方的是不是经济上有困难。

第五，精神文明建设可以减少在社会经济活动中钻政策空子和法律漏洞，做损人利己的事情。精神文明的调节作用是自愿的，不需要成本来实施，同时它也是广泛的，法制只能适用于法律法规规定的有限情况下。可见，精神文明建设是不可忽视的。

六、强化和规范政府职能

由于市场行为中，各个主体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未必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且甚至以损害他人利益为基础的。可见市场行为不仅仅影响到交易双方或者多方，而且对整个国家和广大人民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需要给予政府、公众和利益相关人员一定的知情权、监督权和参与权。从三个代表的角度，有必要通过完善法规，建立起政府、公众和利益相关人员对经济行为进行调节和干预的法制体系，才能使经济的社会效益最大化，提高经济发展速度。在注重经济的数量的同时，也要注意到经济也有质量，如贫富差距，消费对消费者的效益和重要性以及对社会的贡献或者副作用(如环境污染)，经济的协同性和可持续性。可以考虑根据消费性质给予不同税收或者补贴，如必需的消费给予补贴，奢侈浪费性消费给予高税收，使经济更加能够准确地体现社会效益和大众利益，因此，要从经济理论上进行深入的研究，并且进一步强化政府宏观调控的职能，使政府、企业和社会利益一致化，实现双赢局面。

第一，要将贫富差距作为一个指标纳入到各级领导干部的工作重点和考核指标中。第二，由于经济活动的社会化和复杂性，需要完善对企业和个人监督和干预相关的法规，在保障隐私权的同时，也要给予公众有合理的知情权、监督权，当企业行为影响到大众利益时，政府和公众有合理的干预权来保障社会利益最大化。适当公开企业收支情况，不仅利于公平自由竞争，而且也能有效防止违法违规行为。

第三，研究如何进一步使政府、企业和社会利益一致化，细化法规与税收财政政策。第四，加强中央集权，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

第五，健全和细化法制，限制政府官员的裁量权和主观决策权。以法制化来规范政府的干预行为，防止政府权力越位。

第六，建立公正透明的制度环境，通过健全的法规和制度来保证竞争机会和条件的均等和公平，从而使分配秩序和分配行为合理化、有序化。第七，压力和竞争给经济带来的效益和效率增长是有限度的，过度的压力和竞争反而会给经济发展带来一些副作用乃至破坏（比如犯罪增加、身心健康受损、风险防范资金储备增加都会造成经济的副作用），也给许多人带来精神损失和矛盾增加。可见，政府采取多种措施将竞争程度控制在合理、有效的范围内。

第八，经济发展的需要已经从扩大资本积累、增加投资转变成拉动内需、缩小贫富差距、减少生产能力闲置。邓小平提到的“先富帮后富”已经成为需要，因此，先富裕者应当顾全这

一大局，政府也应当采取有效措施来实施这一政策，控制“马太效应”。

第九，重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长远利益，加大科技和军事投入力度，重视提高成员生活质量，为经济后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

第十，政府强化职能，贯彻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为成员提供更多服务及创造更多效益和价值。

七、扩大内需，鼓励投资

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也要防止资金外流，减少资金的“失业”闲置，消费和投资是资金“就业”的两种方式。扩大内需一直是政府工作的立足点，拉动内需可采取如下措施：

第一，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将从两个方面来拉动内需，首先，它给予没有消费能力的穷人消费的能力，其次，它提供了一种生活保障，使得中等收入者没有后顾之忧，无需积蓄以预防今后的失业和意外事故，可以放心消费。

第二，增加强制性需求，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国家是一个企业，它可以强制性地给社会提供消费。政府可以一方面给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刺激就业和商品流通，也可以加大对于未来和科技的投入，开辟创新产业。在政府投资中，要加强对资金的控制和管理，保护弱势群体(如农民工)权益，使资金尽可能流向弱势群体。

第三，启动消费信贷。

第四，刺激富人进行正当消费，只有富人才有着足够的资金用于消费，最具有消费潜力和消费空间，要采取措施鼓励富人自己挣钱自己消费。

第五，提供良好的消费环境和条件，如更多的黄金周或者灵活的节假日可以提供高消费的机会。

第六，设立遗产税也可以鼓励个人自己挣钱自己消费，防止积蓄，不仅符合公平原则，也减少资金闲置。

第七，一些重要的产品根据成本核算实行最高价格限制，一些关键行业实行最高利润限制，控制价格，让消费者有消费能力。

第八，采取积极财政政策。

在拉动内需的情况下，相应鼓励投资，要保证消费和投资之间的平衡，防止经济泡沫和生产能力闲置。要特别地鼓励投资和发展适销对路的贵族消费的产业，将闲置在富人手中的资金运用起来。根据投资产业的生命周期特点给予宏观调控，主要在企业的投产期给予优惠，在企业的高利润阶段给予高税收，在企业的产品没有销路，被淘汰的夕阳阶段给予抑制使其转向朝阳产业。

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不仅是给社会成员以基本社会保障和分享GDP增长带来的好处，而且对维护社会稳定、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和经济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一，它可以从多个方面扩大内需，上面已经提到。

第二，它可以调节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和人力资源的价值，减少雇员对于雇主的依赖程度，防止雇主过度压低雇员工资待遇，提高雇员的待遇有助于扩大内需。

第三，可以缓解竞争带来的巨大压力，改善低收入者心理和生理状况，减少由于压力导致的疾病带来的经济损失。

第四，国家给予一定住房保障也可以平抑过高的住房价格和房租，控制房地产的高利润。第五，减少国民对于金钱的依赖程度，减少拜金主义，从而减小腐败、非法和不合理收入的动机，减小贫富差距。

我国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需要把保障范围从城市扩大到全国，社会保障制度应着力于促进人力资本的可持续发展和增值，在社会福利中，要加大对义务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的投入。此外，考虑到我国的住房供给状况，政府可以修建一定数量的廉租房，让低收入者也能有基本的居住条件，并且也保障了住房的安全，平抑过高的住房价格和房地产高利润。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可以是财政收入，也可以特别开征社会保障税。社会保障需要有一个适当的度，如果保障过度，会导致许多人好逸恶劳，宁愿拿救济款，不愿工作，导致自愿失业率上升。过少就会导致保障不足，人力资源的贬值，社会精神状况恶化以及压力负担增加。

第二篇：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八大措施

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八大措施

1、坚持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2、建立健全职工工资的正常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

3、完善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政策，以缩小行业收入差距。

4、千方百计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统筹城乡发展，不断缩小城乡收入的差距。

5、加大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减轻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加大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

6、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对民生领域的投入。

7、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城乡居民增加转移性收入。

8、进一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增加收入分配的透明度。

第三篇：城乡收入差距

二、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分析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均大幅提高,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却不断扩大。本文综述了造成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及缩小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对策。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57∶1。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民收入开始增长,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开始缩小, 1983年缩小到1.82∶1。此后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1994的2.56∶1,扩大到2003年的3.24∶1,至2008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已经超过3.36∶1,绝对差距超过万元。

二、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分析

1.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

历史上我国存在的城乡二元的经济结构决定了城乡居民劳动生产率方面的巨大差异,但实行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加剧了城乡发展的不同步,是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主要原因。建国以来,我国实行的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使得工业发展迅速并快速积累,农业发展缓慢且不稳定,农民收入长期增长缓慢,非均衡发展,从而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另一方面,由于实行城市和农村两种户籍制度,造成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城市劳动力市场对农民的封闭,加固了城乡二元结构的格局。城乡两种户籍制度的长期存在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自由流动,农民享受不到公平的就业机会、薪酬水平、福利待遇,并且农民进城务工也会面临很多障碍,这种种因素都把农村劳动力长期禁锢于农村和农业,使农民的非农收入减少,这在客观上也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增长,促使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

2.体制改革

(1)1978年,我国由农村开始进行体制改革,1985年面向城市进行改革。体制改革给经济注入了活力,使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但在改革过程中,农村居民内部和城镇居民内部的个人收入增长都是不平衡的,城乡改革不平衡加剧了城乡居民收入的不平衡,因此,改革本身带来了收入差距的扩大。

(2)体制改革的另一个负面后果是产生各种垄断行为以及通过垄断行为获得暴利的寻租活动。在我国,邮电、金融、保险等行业享受国家投资和占有公有资源等便利条件,实行垄断经营,形成垄断收入,垄断行业的收入持续快速增长,职工的工资收入以及各种福利比非垄断性行业要高。而且双轨制的(二)制度缺陷

1.分配制度

在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新的分配机制下,按照投入生产的要素的贡献来分配收入,不同的要素所有者由于拥有要素的数量、质量不同而获得不同的收入。这对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居民的收入水平,但由于城乡空间地域在市场化等方面的显著差异,城镇居民从中受益较多而农村居民从中受益不大,结果在客观上也起到了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

2.税收制度

我国实行的是个人所得税税制,目前税制不规范,个人所得税难以发挥调节社会贫富差距的作用。首先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过低,只能使得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更低,而对高收入阶层影响很小,这导致税收调节的低效应,城乡居民之间承担的税负不均。此外,我国税收管理薄弱,依法治税水平不高,对地下税、黑色税收打击乏力,对于个人所得税的征管严重不到位等都使税收在居民收入差距产生后没有发挥应有的效果。

3.社会保障制度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覆盖面低。迄今为止,我国农村仍未能建立一套象城市那样的社会保障体系,而且养老保险方面,绝大多数农民基本上还都是通过家庭自保来实现保障的。此外,进城农民工的合法权利无法得到有效保障,且难以纳入城镇社会保险体系;失地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没有系统的解决办法。因此,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缺陷使得我国不断拉大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加剧。

4.监督制度

我国监督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相对滞后,许多非市场因素在发挥作用,导致各种违法行为、非法获取暴利的活动以及寻租行为的出现,形成非法收入。这些非法收入,破坏了正常的分配关系, 这也成为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因素。

实施,为某些寻租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转贴于 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studa jijuefangfa 除了从宏观上调节农产品的价格水平之外，除了从政策上努力减轻农民的负担之外，对农村影响最为巨大的变革莫过于税费体制改革。在许多农业大省，税费改革的步子迈得很大，乡镇合并的力度前所未有，很多吃财政饭的闲散人员不得不自谋出路，“当干部”已经不再是令人羡慕的营生，农民的不合理支出有了明显的减轻，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以上这些改革措施并没有在实质上增加农民的收入。

三、缩小我国城乡差距，实现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对策

（一）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由于我国采取了城市偏向的非均衡发展战略，通过工农业价格剪刀差的廉价土地征用等手段，农村无偿支持了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当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在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阶段中，就要相应采取“工业反哺农业，以城市支持农村”的政策，建立城乡互动的协调机制。工业应该为农业的发展多做奉献，城市亦应该帮助农村快速发展起来。

（二）改革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及户籍制度，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自由流动。要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必须从根本改变目前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构建城乡协调发展的城乡产业体系。改造传统农业结构，提高农业科技含量和农业现代化水平，提高农民素质，以集约化、规模化为目标，实现农业产业化，提高农民收入。

取消户籍制度，实现劳动力自由流动。现在的户籍制度是城乡发展的壁垒，要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必须全面改革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加快建立灵活创新的户籍制度。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区分，按常住人口和暂住户口进行户籍登记，对在城市有固定收入、固定职业、工作并居住在城市若干年的居民，应允许其转为正式户口，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

（三）完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社会保障制度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制度。由于我国长期分割的二元社会保障制度的存在，广大农村劳动者未被纳入社会保障制度的范围之内，这不利于市场经济发展和劳动制度改革，也阻碍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序转移。为缩小城乡之间差距，应改革和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扩大社会保障面，逐步建立农民与市民、各种所有制职工平等一致、覆盖全社会的包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

缩小行业收入差别，关键在于抑制部分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其主要途径有：降低垄断行业的准入门槛，积极引入市场竞争；依据全社会平均收入水平，对垄断行业的收入和福利总额制定适当上限；对垄断利润征收更高比例的税收。

缩小城乡收入差别，当务之急是推进户籍制度及相关改革。一是积极清理和取消针对农民工流动和就业的歧视性规定与不合理限制，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二是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着力改善城市中农民工子女的就学条件；三是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四是贯彻落实中央各种反哺农业、农村、农民的政策措施。

消除或取缔非法非正常收入，关键在于继续推进制度改革和体制创新。这包括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推进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的改革等。（南开大学陈宗胜 武鹏）

其一，收入差距过大引发低收入群体心理失衡，影响社会稳定。社会成员身心和谐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前提。收入差距过大影响低收入群体身心和谐，使之心理失衡。这突出表现为低收入群体“相对剥夺感”显化。“相对剥夺感”是一种不平衡的心理状态或心理感受。这种心理状态或心理感受来自对自身利益损失的判断和评价，是社会比较的结果。在社会比较中，某个体或群体将自己的利益得失与作为参照物的其他个体或群体进行比较，若认为自己本应得到的而未能得到，“相对剥夺感”便油然而生。在现实中，收入差距过大是产生“相对剥夺感”的重要原因。“相对剥夺感”的强度与收入差距呈正相关。收入差距越大，低收入群体的“相对剥夺感”就越发强烈。如果收入差距过大，使低收入群体的某些人心理承受能力达到乃至超过极限，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就有可能导致各种极端行为发生，影响着社会稳定。

其二，收入差距过大引发贫富阶层的利益冲突，影响社会稳定。“在复杂的社会中，财富的分配显然是利益冲突的最重要根源。”在我国现实中的利益冲突主要是由于收入差距过大导致社会结构不合理而产生的。在一个社会系统中，收入差距状况决定着社会的分层，进而决定着社会结构的类型。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状况造成的社会结构是高低两层明显的分层结构。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的一份调查显示，我国最贫困的20%家庭收入仅占全民所得的4.27%，最富裕的20%的家庭收入却占社会收入的50.24%。收入差距的扩大逐年累积起来就形成了财产差距的不断扩大。收入最高的10%家庭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接近50%，收入最低的10%家庭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仅维持在1%上下。由于财产性收入的增幅较大，财产差距的扩大又进一步加剧收入差距。这种高低两层明显的分层结构是一种不稳定的社会结构。在这种社会结构的上端，是拥有大量财富的社会强势群体，其包括经济精英、文化精英等；另一端则是人口庞大的弱势群体，其包括大多数农民、农民工和城市待业、失业人员。处于这两极的社会群体都缺乏安全感。弱势群体的不安全感来自医疗、住房和教育改革后的基本生存威胁；强势群体的不安全感来自快速膨胀的财产。这两个群体之间巨大的利益反差必然形成利益冲突。由于非法高收入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某些低收入者对非法高收入者的不满渐渐掩盖了对合法高收入者的认同，往往把高收入者的致富不加分析地与通过不正当手段乃至非法手段致富相提并论，于是滋生了对高收入者的仇视心理，由此而产生了一系列针对富人的恶性犯罪案件。由于收入差距过大而引发的利益冲突的不断加剧影响着社会稳定。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7-02 15:39 其三，收入差距过大引发人口流动失序，影响社会稳定。收入差距过大引发人口流动失序，这是影响社会秩序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使全国人民普遍受益，但受益的程度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收入差距过大就是这种差异的具体体现。收入差距过大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城乡收入差距过大，二是地区收入差距过大。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相比，1980年为2.5倍，2004年为3.2倍。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之间各省份平均的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1980年为1.3倍，2004年为1.5倍；农村人均纯收入之比，1980年为1.2倍，2004年为1.9倍。(陈晴晔：《我国现阶段收入差距问题研究综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2007年第5期)农村中的低收入人口、贫困地区的人口出自对富裕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形成了不断向经济发达地区尤其是向大城市流动的态势。据2002年外来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显示，北京市外来人口总量高达386.6万人，其中有200—300万人集中在中心地带。(黄建钢等：《社会稳定问题研究》，红旗出版社，2005年）这些流动人口的吃饭、住房、就业、子女教育等给城市管理带来巨大压力，从而给社会秩序带来隐患。同时，由于人口流动的非理性化程度急剧上升，人口流动的盲目性、随意性不断增加。很多流动人口没有明确的目标，而是持有“走着瞧”、“试着看”的态度。这样，流动人口便从与流出地的不适应演变为与流入地的不适应。他们与流出地的不适应，指流出地无法满足其生活需要。他们与流入地的不适应，指其素质和能力都无法适应新的环境。这些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超过70％。他们普遍缺乏劳动技能，而又法纪观念淡薄。当通过正当途径难以谋生时，他们中的一部分思想道德低下者便铤而走险，走上危害社会治安乃至犯罪的道路，从而成为社会秩序的一大隐患。由于收入差距过大而引发的人口流动失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这两个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社会稳定。回答人的补充 2009-07-02 15:49 其四，收入差距过大引发教育失衡，影响社会稳定。平等的接受教育的权力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前提。教育不平等意味着一部分社会成员失去接受教育的权力和机会。这是由于收入差距过大而造成的。接受教育的程度与收入水平成正比。收入水平越高，教育投入越多，接受教育的机会越多，接受教育的条件越优越；收入水平越低，教育投入越少，接受教育的机会越少，接受教育的条件越差。据统计，学习费用占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比重逐年上升。对城镇家庭来说，这一比重在56%左右；而对农村家庭来说，这一比重高达164.6%。这一平均水平对于高收入家庭而言是微不足道的，其实际支出远远高于这一水平。其子女不仅在国内可以接受较好的初等、中等乃至高等教育，有的还可到发达国家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这一平均水平对于农村低收入家庭则不堪重负。据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按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标准低于693元测算，年末农村贫困人口为2148万人，按低收入人口标准694—958元测算，年末农村低收入人口为3550万人。这部分人口的收入大都用于基本生活消费，用于教育的投入很少。这导致了农村受教育程度较低。据有关资料反映，学龄儿童入学率，城市为99%，农村为80%左右，边远山区只有50%；小学毕业升学率城镇已基本普及，农村却平均只有59%左右；初中毕业升学率城镇为69%，农村只有10%。农村劳动力人口中，具有高中及高中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重为8.46%，具有小学及小学以下受教育水平的人口为47.62%。收入差距过大在造成部分劳动者收入低、生活水平低的同时，减少、延缓乃至取消了这部分劳动者对文化教育、技能学习等方面的需求，使一部分低收入者失去了人力资本投入和积累的能力。这既限制了他们经济行为的自由，也剥夺了他们的发展需求和发展机会，被排斥在主流经济和社会生活之外。如果这部分人的境况得不到关照和改善，积压在他们心里的失落感、危机感必然会以各种形式发泄出来。由于收入差距过大引发教育失衡而导致的各种形式的发泄，都影响着社会稳定。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7-02 15:56 其五，收入差距过大引发民族矛盾，影响社会稳定。我国是多民族国家，民族团结、共同繁荣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然而，由于历史和自然条件等原因，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普遍比较落后，收入水平与发达地区有很大的差距。这已经成为引发民族矛盾的一个重要因素。全国有50个少数民族聚居在西部地区，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75%。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大部分处于环境脆弱的石山区、高原区、偏远荒漠区或冰川区，发展经济的困难是多方面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全区3/4的地区都是干旱少雨、风沙侵蚀严重的山地、丘陵、台地及沙漠。由于自然条件恶劣，人民的收入水平普遍较低。2003年其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942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77%，比上海低8338元，只有上海的44%；其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低579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80%，比上海低4611元，只有上海的31%。青海东部的大通、民和、化隆、循化、互助五个民族自治县200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556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70%，比上海低8952元，只有上海的40%；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369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8%，比上海低5401元，只有上海的19%。过大的收入差距压抑了少数民族社会主义积极性，削弱了民族团结的凝聚力，引发了民族矛盾。我国的陆地边境线85%在西部。一些少数民族与境外同一民族相邻而居。多年来，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这些地区的民族和宗教问题搞渗透和分裂活动。如果与发达地区收入差距过大的现状不能尽快改善，那里的少数民族在长期落后的基础上必然会产生离心力。这直接影响着边疆的巩固和社会的稳定。弱化收入差距过大与社会稳定的负相关，关键是缩小过大的收入差距，尤其是要抑制收入差距的不正常扩大。其一，“提低”，即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其二，“调高”，即调节高收入群体的过高收入。其三，“打非”，即打击牟取非正当收入的行为，其包括取缔非法收入、消除灰色收入。其四，“保困”，即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

第四篇：大气污染的主要成因和危害

1、颗粒物质

颗粒物质是漂浮在大气中的固体和液体微粒。

危害：大气中的颗粒物质能散射和吸收阳光，使可见度降低，影响交通，增加汽车与航空事故。颗粒物质会使云雾增多，我国许多城市雾天增多，也是大气污染的后果之一。

颗粒物质对植物的危害：能堵塞叶子上的气孔，抑制叶片的呼吸作用，同时妨碍光合作用，抑制植物生长等。

颗粒物质产生的最大危害是有损人体健康，许多研究证明，城市颗粒物质浓度越高，死亡率和发病率也越高，其中呼吸道疾病特别是气管炎、肺气肿等慢性病。

2、硫氧化物

大气中的硫氧化物大部分来自煤和石油的燃烧。

危害：硫氧化物对人体的危害主要是刺激人的呼吸系统。

3、氮氧化物

造成大气污染的氮氧化物主要是一氧化氮和二氧化氮。这些氮氧化物主要是燃料在空气中燃烧时产生的高温，使空气中的氮气与氧气发生反应，其次是制造硝酸、氮肥等工厂排出的氮氧化物。

危害：当它转变成二氧化氮时，就具有腐蚀性和生理刺激作用，因而有害。氮氧化物由于参与光化学烟雾和酸雨的形成而危害性更大。

4、一氧化碳

一氧化碳是排放量最大的大气污染物之一，它主要是碳氢化合物在空气中燃烧不完全时的产物。

危害：一氧化碳对人类和动物的毒性作用是由于它与血液中的血红蛋白的结合力要比氧气与血红蛋白的结合力大200~300倍。

一氧化滩对支配肌肉运动的神经末稍会起麻痹的作用。

5、碳氢化合物

污染大气的碳氢化合物主要是由于广泛应用石油、天然气作为燃料和工业原料而造成的。在城市里，有一半以上的碳氢化物是由车辆排出的。其次是石油化工生产和以石油作溶剂的油漆、涂料、油墨等在制造和使用过程中碳氢化合物蒸发逸出。

生活废气主要指人类活动不仅包括生产活动，而且也包括生活活动，如做饭、取暖、交通等排放出的气体。

第五篇：收入差距论文 收入分配论文

收入差距论文收入分配论文

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现状及在初次分配中

实现公平与效率统一的意义

[摘要]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初次分配中应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初次分配不注重公平而寄希望于二次、三次分配，最终只能是“治标不治本”。本文通过对当前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现状的考察，指出在初次分配中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关键词]收入差距 初次分配 公平效率

一、当前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现状

收入差距是收入分配公平与否的综合反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拉大，基尼系数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进入了分配不公平的区间。根据2006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显示，2003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6，2004年为0.465，2005年逼近0.48，高于国际公认的0.4的分配不公平警戒线。据统计，我国最贫困的20%的家庭占有国民全部收入的4.27%，而最富有的20%的家庭占有国民全部收入的50.24%。从我国的三次分配来看，初次分配是收入分配的基础，收入差距过大主要在于初次分配中公平的缺失。

（一）二元经济体制下城乡差距扩大

随着城市改革的全面展开和城市收入分配制度的变化，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开始逐渐拉大。城乡差距是目前我国最大的不公平，城乡居民人均初次分配收入差距对城乡人均总收入差距的贡献率也呈不断扩大趋势，近十年来均达到一半以上。

根据《2008国家统计年鉴》统计，可以看出1991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08.6元，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1700.6元，收入之比为1：2.4，而到了2003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622.2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472.2元，收入之比为1：3.23，突破收入之比1：3，据世界银行有关报告，世界上多数国家城乡收入的比率为1：1.5左右，超过1：2的极为罕见。可见，城乡差距是目前中国贫富差距中较为突出的问题。

据相关数据统计，在初次分配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显著，在1990年城乡居民所获得的收入比是1.3，1995年扩大到1.63，而到2004年达到2.01。可见初次分配是拉大城乡差距的主要原因。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公布的1995年36个国家的资料显示，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只有三个国家超过了2，中国是其中之一，并且有学者指出，如果把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这一差距将扩大为6:1。

（二）地区收入分配差距过大

我国东部地区居民的收入水平及增速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而且收入差距在逐年扩大。从第六个五年计划开始，国家加强了对东部

沿海的投资，使东部沿海在国家投资中的比重达到了50.6%，大大超过了1953年到1980年期间40.6%的水平。

据统计，1997年东、中、西部三大地域之间城镇居民收入之比为1.46:1:1.03，东、中、西部三大地域之间农村居民收入之比为1.55:1:0.73。2007年东、中、西部三大区域之间城镇居民收入之比为1.49:1:0.98，东、中、西部三大地域之间农村居民收入之比为1.48:1:0.88。改革开放以来，中、西部虽然得到了迅速发展，但与东部的收入差距仍在不断扩大，总体来看，城镇居民收入和农村居民收入的地区差距都比较大，农村居民收入的地区差距更严重。

（三）行业收入差距拉大

1978年以来，处于最高工资水平的是电力、煤气、供水及交通运输、金融、保险业等，处于最低工资水平的行业为社会服务业和农、林、牧、渔业。按行业大类计算，2005年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水平之比为3.88:1。近年来，最高行业和最低行业的工资差距呈扩大趋势，并且这种趋势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还会不断扩大。

“十一五”期间，电力、煤气、供水、铁路、通信等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年增长率均出现了提速，高于“十五”期间平均增长率，与此同时，行业之间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隐形收入和“灰色收入”，这些隐形收入是我国目前难以测量到的数据。

（四）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偏低，职工工资水平低

市场经济条件下，初次分配是劳动、资本、技术、管理、土地等

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关系，是按照生产要素市场价格决定的分配，我国虽然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尚不完善，特别是生产要素市场发育不健全。初次分配领域中的不公平主要体现在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资本在与劳动结合的过程中，资本在分配过程中所占有的优势地位变得更加明显，劳动报酬在GDP中的比例不断缩小。

表：我国职工工资总额占GDP比重（单位：亿元）

据统计，1997年至2003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从8.65%升至11.89%。但是升高的幅度缓慢，而从2004年至2007年劳动报酬占GDP的比例从11.63降至9.91，十年来我国劳动者报酬不升反降了。我国的人工成本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而且还低于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转轨国家和不少发展中国家水平。据2004年国家劳动局统计，“2001年中国雇员的人工成本相当于发达国家中德国的2.52%，瑞典的2.6%，日本的2.89%，法国的3.02%，澳大利亚的3.42%，英国的3.49%，美国的4.08%；相当于新兴工业化国家中韩国的6.54%，新加坡的4.98%；相当于转轨国家中捷克的14.7%，波兰的18.33%，罗马尼亚的65.87%；相当于发展中国家中墨西哥的16.89%，巴西的30.50%，马来西亚的34.46%，泰国的59.95%。”

社会经济的增长离不开劳动者的辛勤付出，劳动者报酬应随着企业和政府利益的增长而增长，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逐年上涨才是合理与正常的现象。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不升反降的非正常

现象反映出国民收入分配向资本所有者倾斜的趋势，实际上是社会不公在财富分配领域的反映，是初次分配不公的结果和反映。

从表中可以看出，从1990年至2000年，我国工资总额占GDP比重从15.9%降到11.9%，2006年，全国在岗职工工资总额23265.9亿元，仅占当年GDP的11%，而在发达国家，劳动者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大多在50%以上。在GDP高居中国榜首的广东，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更低，珠江三角州多数民工工资，6年未见提升，一直在600元左右，约为美国平均工资的5.6%。近些年来，有些企业只见利润增加，不见工资提升。尤其是已占城镇就业人数30 %的一亿多农民工，其工资十分微薄。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主要在私营企业打工的农民工，劳动时间周平均为56.17小时，比规定的劳动时间多出40 %，小时工资仅相当于全国平均工资的40 %、国企职工工资的30 %。”

据有关资料显示，日本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工资的增长速度比美国快70 %，到19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这一段路程大概用了30年的时间；而从1978年到2004年近30年的时间，中国经济一直在高速增长，而工资却只有美国的1/ 20、日本的1/ 24。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 20 世纪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 %。

二、初次分配中实现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意义

有学者提出“公平与效率之间不存在谁优先、谁兼顾的问题，两者是完全统一的。没有公平就没有效率，没有效率也就没有公平。”本文认为，在初次分配中，公平与效率之间是双向互动关系，两者互

为条件、相互促进。首先，公平是促进经济效率的前提，只有在相对均等、规则相同的情况下才能保证市场竞争充分有效；其次，效率有助于公平水平的提高，效率为公平的实现奠定物质基础。

（一）初次分配中实现公平与效率统一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必然要求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必须更大程度地体现公平。邓小平同志指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目的是达到共同富裕，他认为，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起来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越来越富，穷的越来越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人类社会发展历程表明：社会主义社会是追求共同富裕的社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既要加快发展生产力，提高以公平为目的之效率，又要走出一条先富带后富的共同富裕之路，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实现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最好诠释。

（二）初次分配中实现公平与效率统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

公平与效率是社会发展的两大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

须既要追求经济效率，又要体现社会公平。我国非常重视收入分配和公平问题，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社会更加和谐”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多方面体现了更加注重公平的要求。什么是和谐社会？国家主席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强调“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这标志着我国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处理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也标志着党和国家在社会发展价值取向上的转折。

（三）初次分配是实现公平分配的基础，必须在初次分配中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初次分配在三次分配中是基础性分配，涉及的范围大、面广，分配的格局在初次分配结束后基本上已经成定局，如果在初次分配阶段已经造成了收入差距过分悬殊，想通过再分配的手段来进行调节其力度将不大。因此初次分配阶段应该重视收入差距问题，考虑合理的公平，以实现初次分配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首先，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就是要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实现效率的最大化。效率的高低决定公平的实现程度，经济效率的提升是社会物质丰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以及社会发展的根基，公平的规模和程度不能超过社会经济的承受能力，只能随着效率的提高而提高。

其次，公平是效率的保证，由于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由

人的积极性引发的创造力是一切效率的源泉。”公平是效率的保证，初次分配领域的公平体现为工资、财产性收益等的公平分配，最终可以以货币衡量，初次分配的公平应当是同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相同的生产要素获得相同的收入，分配越公平，人的积极性就越高，效率也就越高。在初次分配中贯彻公平原则就是要建立、健全公平竞争的统一规则，维护公平竞争秩序，严惩各类非法经营等。

国内流行的观点认为，初次分配可以讲“效率优先”，再分配再讲注重公平。这种观点显然认为调节分配只能靠二次分配，而不是依靠一次分配。在我国，分配不公主要产生于初次分配，例如近年来一些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甚至也包括一些国有企业，对劳动者过度剥削，将工人、农民工的工资压得很低，并且一直维持不变。在国有企、事业单位流行的分配改革中，高层管理人员与普通职工的收入差距拉大到十余倍甚至更高，电信、电力、石油等垄断行业和非垄断行业的越来越大的收入差距，所有这些都属于一次分配的问题，如果初次分配未能解决好公平问题，再分配将很难扭转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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