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对外战略

第一篇：邓小平的对外战略

邓小平的对外战略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主要奠基者，也是具有世界眼光的大战略家，他始终关注着国际风云的变幻，并及时把握历史机遇，对中国对外关系做出了新的战略布局，并在为实现现代化努力奋斗的历史背景下，全面地推进了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

邓小平对外战略的理论与实践，体现了一个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和务实精神，成为指导当代中国外交的锐利武器。伟人已逝，思想长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认真回顾和体会邓小平的对外战略思想，对于处理当今错综复杂的中国对外关系，把握中国外交的方向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开创新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的新局面

早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邓小平就在对苏外交以及中苏论战中，积累了丰富的国际斗争和外交的经验。1973年3月，邓小平在文革中艰难复出，并介入外事活动，成为周恩来在外交方面的有力助手。1974年，由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逐步担负起中国对外高层会谈的主要责任。此后，邓小平注意分析和研究国际战略格局的发展和变化，参与制定中国的对外政策。

他先后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美国总统福特进行了重要会谈，为促进中美关系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并积极促成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进一步发展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关系，由此形成了自己的一些思路，为后来制定中国外交新战略打下了基础。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再次复出。他积极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审视国际局势和中国对外关系，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中国外交政策的新思想。

1978年，在他的极力倡导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并且确立了改革开放基本路线。为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内在的动力。

在此背景下，邓小平从世界格局和中国现代化需要的战略高度出发，指导了中国的对美谈判，加速完成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邓小平访问美国，加固了中美关系之间的协调关系，并在中美关系中突出经济因素，中美经贸关系开始加深并且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20世纪80年代初，美苏角逐的战略态势出现了新的变化，苏联的对华政策开始出现某些积极的变化，长期紧张的中苏关系出现了缓解的迹象。

1982年3月2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讲话声称：“虽然中国现行政策中有许多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东西，但苏联从不否认在中国存在着社会主义制度；苏联从未以任何形式支持‘两个中国’的概念，过去完全承认、现在仍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主权；苏联从未威胁中国，从未对中国有过任何领土要求，并准备在任何时候就现存的边界问题进行谈判；苏联愿意在不带任何先决条件、不损害第三国利益的情况下改善苏中关系。” 从勃列日涅夫的讲话来看，虽然仍有对中国的无端指责，但他明确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突出强调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并表示愿意同中国改善关系，从而把苏方的意图表达得明确和具体，在对华问题上的语气上是历年来最为缓和的。邓小平注意到了这个讲话所传递的信息,打电话到外交部，指示立即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做出反应。根据邓小平的指示，钱其琛以外交部发言人的身份发表声明，提出要“听其言，观其行”。此时僵持已久的中苏关系开始出现了曙光。在此过程中，邓小平对国际形势做出新的判断，在中国外交思想方面实现了两个重要转变。一是改变了长期以来认为战争危险迫在眉睫的看法，二是抓住中苏关系有所缓和的机遇，适时调整了对美政策，在1982年正式改变了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实行真正的“不结盟”、“不打牌”的全方位和平外交政策。

1982年至1989年，邓小平提出了系统的对外关系理论，在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下确定了中国外交的战略目标、基本指导原则，并突出了对外关系中的经济因素，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关系的稳定发展。在此期间，邓小平逐步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的论断，提出了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主张，揭示了科技、经济因素在国际竞争中的作用，提出了对外开放是长期不变的基本国策，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来处理国际争端的新思路，以及一国两制的方针等。这些重要的论断对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89年6月，美国在西方国家中带头对中国实行制裁使中美关系发生逆转，中国同美国等西方国家关系跌入低谷。进入90年代，原苏联以及东欧发生剧变，使美国等西方国家关系受到鼓舞，由此加大了对中国的压力，企图以压促变。为应对“北京**”和冷战后的国际风云变化，邓小平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等一系列战略策略方针，中国外交指明了方向，并逐步稳定了国内的政局。在此期间，邓小平为了不使中美双边关系完全破裂，还提出了“中美尽管有一些纠葛、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的战略思路，并与美国总统布什特使斯考克罗夫特和国务卿贝克进行了重要会谈。

与此同时，为排除美国国会以继续延长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的干扰，中国方面在邓小平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战略方针的指导下，陆续采取了一些缓和中美关系的措施。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在对美关系方面提出了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加强合作，不搞对抗的方针，使中美关系逐步走出僵局。到了1992年，中国外交面临的态势和国内的经济形势已有好转。邓小平从形势的发展变化中看到了新的机遇，他决心运用其巨大的威望把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再向前大大推进一步。然而，前进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正以很快的速度向前发展，给中国带来一定的压力，而国内长期以来“左”的积习仍在束缚着人们的思想，由此影响到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改革开放前进的步伐。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于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到南方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做了重要谈话，尖锐批评了风行一时的“左”的和保守的思想，并从战略的高度，回答了人们所关心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因此，他提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他还提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他特别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 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邓小平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为此，他提出“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是他多年以来改革开放思想新的发展，对于中国的发展走向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1992年3月9日，江泽民主持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对邓小平的南方谈话表示完全赞同。中国由此形成了又一轮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大潮。

邓小平晚年发出的振聋发聩的南方谈话，为中国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寻找到了一个现实的共同利益的汇合点，使世界各国更加重视中国这个大市场，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关系越来越紧密，由此为中国对外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现实的基础。

随着对共同的现实经济利益认识的不断加深，中国对外关系渐渐摆脱了被动局面。而中国对外关系的好转和国际环境的改善又使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了更多的机遇。正是由于这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使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基础，更加宽阔了。

透过冷战的重重迷雾指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 对于时代主题的认识，是最高层次上的战略判断，也是一个国家制定和调整国际战略的重要依据。世界局势在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的紧张和动荡之后，开始出现了由对抗转为对话，由紧张转为缓和的趋向。

邓小平及时、敏锐地注意到这种重大变化，对战争与和平的问题，特别是长期困扰人们思想的爆发新的世界大战的可能性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思考，并且提出了与众不同的精辟论断。

1983年3月2日，他在同几位中央领导人谈话中指出：“现在的问题是要注意争取时间，该上的要上。大战打不起来，不要怕，不存在什么冒险的问题。以前总是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担心得过分了。我看至少十年打不起来。”

1984年2月19日，邓小平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时，公开对中国过去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看法作了修正，他说：前几年毛主席在世时和整个70年代、80年代的头一、二年，我们强调战争的危险。现在我们感觉到和平力量在壮大。经过进一步的观察和思考，邓小平于1985年6月4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详尽地阐明了他对国际形势的新判断。他指出：“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的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认为就打世界大战来说，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而这两家都还不敢打。” 他认为：“世界很大，复杂得很，但一分析，真正支持战争的没有多少，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还要看到，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

邓小平的分析和结论，为中国树立和平外交的新形象，并在一个相当的历史时期内，排除干扰，一心一意地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首先把经济搞上去，分三步走，使中国在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战略目标，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在此基础上，他经过慎密的思考，又逐步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的新论断。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转变，是新形势下中国处理国际事务的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中国对外关系有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1984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提出：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二是南北问题。他说：“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

1984年10月31日，邓小平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进一步指出，和平问题和南北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

1985年3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的谈话中又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

1987年5月11日，他又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说：“我们关心的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解决这两个问题，联合国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中国的政策与阁下一样，是把战争与和平问题、南北的经济发展问题，以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问题，作为主要任务。这就抓住了要害。”

据此，同年召开的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和平与发展概括为“当代世界的主题”。这些科学的论断成为中国决策层认清世界大局的有力武器。

邓小平提出的上述论点，对中国的国际战略具有深远影响。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中国在处理国家之间关系问题上，更加成熟，并公开宣布，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来决定亲疏好恶，对一切国际事务都根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并把反对霸权主义同发展国家间的正常关系区分开来，坚定不移地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政策。这对于中国对外关系相对平稳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进入21世纪，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邓小平的科学论断仍然是认清当今世界大局的基本依据。

从总体上看，国际局势仍然趋向缓和，世界上维护和平，制约战争，牵制霸权的力量仍在增长，争取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是完全有可能的。新世纪以来发生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是局部战争，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流。

当前，重视发展战略已成为世界各国的主要政策取向。当前对每个国家来说，悠悠万事，唯经济发展为大。发展不但关系国计民生，国家长治久安，也关系到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经济的确越来越成为当今国际关系中最首要的、关键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国家都希望在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下尽快发展本国的经济，并通过对话、谈判来解决各种矛盾和争端，尽可能地寻求合作，避免对抗。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要求和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在这种局面下，世界和平以及中国的安全环境要比冷战时期好得多。当然，“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领土、民族、宗教、资源等因素引发的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连绵出现。但总体而言，世界将趋向和平与稳定。

由于各国特别是各大国在可预见的未来，都将战略重点放在振兴本国经济之上，大国之间严重对抗的局面不会重现，世界大战的危险尚不存在。因此，中国还要抓住机遇，增强判断国际形势的战略性、前瞻性、指导性，尽快发展自己。终结中国结盟的历史，实行不结盟的、全方位的和平外交 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领导人从反对霸权主义和捍卫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实行了“一条线”的联美抗苏的国际战略，组成了包括美国在内的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关于这一点，邓小平在1985年9月14日会见奥地利总统基希施莱格时说：“1969年发生了珍宝岛事件。我们当时面临的形势是，从美苏力量对比来看，苏占优势，而且张牙舞爪，威胁中国。面对这样的形势，我们的判断是，苏联处于进攻性态势，全球性进攻。毛主席当时从力量对比中作出了这样的判断。为了制止战争的危险，当时毛主席提出了建立从日本到欧洲到美国的‘一条线’战略，以对付苏联的挑战。这有个好处，促进了美国和欧洲的联合。美国和欧洲在军备上赶上来了。美国同中国的关系改善了，日本、欧洲同中国的关系也赶上来了。” 而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国际局势逐渐发生了变化。美国由于摆脱了越战的包袱，实力有所恢复和增强，特别是里根政府上台之后，提出了“重振国威”的口号，增加军费开支，实行强硬的对苏政策，志在从苏联手中夺回争霸的主动权，为此不惜在地区“热点”搞“低热度战争”，从而加剧了国际间的紧张局势。

而苏联由于陷入阿富汗泥潭，四处伸手，又力不从心，逐渐从扩张的顶点衰落下来，失去了战略优势，由此形成了美苏对峙转入僵持、互有攻守的局面，美国在某些方面甚至重新占了上风。

由于美苏角逐的战略态势出现了新的变化，长期紧张的中苏关系也出现了缓解的迹象，一方面使中国方面在外交上有了更大的回旋余地；另一方面，也使邓小平感到，中国作为国际格局中独立于美苏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块头大，分量重，如果加在美苏任何一方，都会使国际战略力量失去平衡，而不利于国际局势的稳定，而且对中国也不利。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做出新的战略决断，及时改变了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与美国拉开了一定的距离，与苏联缓和关系，实行真正的“不结盟” 不打牌的政策。1982年8月21日，邓小平会见来中国访问的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说：“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理解自己的责任。有两条大家是信得过的，一条是坚持原则，一条是讲话算数。我们不搞政治游戏，不搞语言游戏。我个人爱好打桥牌，但中国在政治上不爱好打牌。” 此后，中国在同苏联举行副外长级磋商的同时，声称不与两个超级大国中的任何一个结盟。1982年8月22日，中国外长黄华进一步表示：中国不会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中国不会打“美国牌”去对付苏联，不会打“苏联牌”去对付美，也决不允许任何人玩“中国牌”。

20世纪80年代中国对外战略的转变终结了中国外交结盟的历史，在改善了对苏关系的同时，与美国也保持了正常的关系，从而成功地在美苏争霸两极格局下采取了一种相对超脱的姿态，由此拓展了自己的外交空间，增强了自身的外交地位，增加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发言权。

此后，中国的对外战略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可以说，这是中国对外战略最具深远意义、最为成功的一次转变。全面对外开放，溶入国际体系 邓小平1977年复出后，十分关注意世界发展的大趋向，着眼于对世界经济与政治形势的观察，尤其是关注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并在此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对外开放的战略思路。随着对国外情况调研的深入，邓小平深切感受到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经济、管理、科技等方面的差距太大了。1978年9月8日－13日，邓小平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朝鲜参加朝鲜国庆三十周年活动。他对金日成指出：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五十年代一个样，六十年代不一样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样了。另一方面，国际上也出现了一个有利于中国发展的时机，许多工业国家正期待着中国打开巨大的市场。20世纪70年代末正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再次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时期，这就为中国吸纳发达国家的技术和资金提供了历史机遇。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进一步号召要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开拓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在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指导下，中国终于抓住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

1979年4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习仲勋向邓小平汇报，谈了广东经济的现状，以及广东省开放、搞活的设想。其中着重提到，省委要求允许在深圳、珠海、汕头划出一定地区，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类似海外的出口加工区”。邓小平对广东省委提出的举办出口加工区的设想表示支持，并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1979年7月15日，中央在中发「1979」50号文件中，明确提出“出口特区”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1980年3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将出口特区改为办经济特区。1980年8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正式批准了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从法律上批准了在深圳、珠海、汕头设立经济特区。

1981年11月，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定授权广东、福建两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所属经济特区“单行”法规，实际上也批准了厦门经济特区的设立。中国的对外开放，在中国南方毗邻香港、澳门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打开了突破口。

1984年1至2月，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厦门的特区。回到北京后，他强调：“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他总结说：“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

邓小平的重要谈话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发展。1984年3月26日至4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会议最后形成了《纪要》，提出了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新的重要步骤的意见。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会议的《纪要》。这样，进一步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的重大举措正式启动。随后，进一步开放开发海南岛的设想也提上了中央的议事日程。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正式对外透露了中国要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消息。

他说：“我们正在搞一个更大的特区，这就是海南岛经济特区。海南岛和台湾的面积差不多，那里有许多资源、有富铁矿、有石油天然气，还有橡胶和别的热带亚热带作物。海南岛好好发展起来，是很了不起的。”

1988年4月，海南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31个省，同时作为中国最大的一个经济特区终于出现在世人的面前。海南经济特区的建立，使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最终形成了从南到北连接在一起的广阔地带。中国的对外开放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进入1991年，中国在抵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制裁的较量中逐渐稳住了阵脚。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逐步形成了以开发上海带动长江流域发展，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战略思路。1991年1月28日，邓小平同志在上海进行视察的过程中，同上海市负责人谈话时指出：“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只要守信用，按照国际惯例办事，人家首先会把资金投到上海，竞争就要靠这个竞争。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那要好多年以后，但现在就要做起。”

在邓小平的直接关切下，开发浦东的战略开始实施。1992年，中国正式以上海浦东为龙头，开放五个沿江城市，同时开放哈尔滨等四个边境、沿海区省会城市及十一个内陆省会城市。由此形成了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

由于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战略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同各世界大国之间的战略需求和经济互补已成为一个不能否认的基本事实，从而使中国全面溶入国际体系，与世界接轨，并将中国对外关系置于一个更加坚实的基础之上。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

1989年6月，美国在西方国家中带头对中国实行制裁使中美关系发生逆转。中美双方在人权、对华贸易最惠国待遇、武器扩散等问题上出现一系列的磨擦和争斗。邓小平及时提出了应对政策的基调和斗争策略。

他指出：“中国自己要稳住阵脚，否则，人家就要打我们的主意”，要“不信邪，不怕鬼”。在1989年7月召开的中国驻外使节会议上，传达了邓小平言简意赅的重要指示：对美国采取什么态势很重要。不要怕，要立场坚定，礼貌周到。用软弱态度不能稳定关系。硬一点，反而能促使它转弯子。中国方面据此重新估量了中美关系，并适时调整了对美方针。外交部长钱其琛指出：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经过这次震荡之后，不会很快恢复，也不会一直恶化下去。由于中国在国际上的重要战略地位，和西方在中国的巨大经济利益，他们还不敢把文章做绝。随着中国国内局势的进一步稳定，估计美方迟早要转弯子。据此，中国方面沉着应对，坚决顶住西方的压力，在扑面而来的惊涛骇浪中站稳了脚跟。与此同时，邓小平在外交战略层面赋予“韬光养晦”这一中国历史典故以新的涵义。1989年底，中国外交部在一份全年形势分析报告中引用邓小平的“二十四字令”对外政策方针，就是后来广为流传的“冷静观察，韬光养晦，站稳脚跟、沉着应付，朋友要交，心中有数”。

邓小平的意图是，面对黑云压城的不利局势，中国不要惊惶失措，盲目行事，而要稳定情绪，冷静观察形势的变化，对外要尽量低调，收敛锋芒，避免成为焦点，先稳定国内局势，等待形势改善后，再图发展，要以此为准绳，沉着应付国际上的各种挑战，要尽量多交朋友，少树敌人。由此避免引火烧身，避免因大国对抗而导致局面失控、影响国内现代化建设大局的不利情况的出现。在此基础上，邓小平还提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不是无足轻重，能够并且应该有所作为的。此外，邓小平还提出了“决不当头”的重要思想。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中指出：“现在国际形势不可测的因素多得很，矛盾越来越突出。过去两霸争夺世界，现在比那个时候要复杂得多，乱得多。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失掉了。但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在原则立场上把握住。”

“决不当头”思想贯彻实施，避免了把国际斗争的锋芒集中到中国身上，减轻中国当时面临的压力。

邓小平的上述战略思想，使人们透过纷繁表面现象，看到了事物的本质，看到了事物将要起变化的内在因素和长远发展趋向，使中国外交能够以冷静沉着的姿态面对世界。进入21世纪后,国际形势有了新的变化，但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一方面，中国既然要和平发展就需要尽量减少阻力，避免过分张扬，避免把目标引向自己。特别是在当前中国的迅速崛起已引起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甚至引起一些国家不安的情况下更应如此。

另一方面，虽然中国已经处在一个迅猛崛起的过程之中，但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国际力量的对比的现实来看，仍然是西强东弱，因此，我们既要有雄心壮志，又要善于守拙，决不当头，埋头苦干，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避免引火烧身，分散精力，成为国际斗争的焦点，卷入冲突对抗的漩涡。

坚持韬光养晦并不意味着中国外交将是无所作为，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量力而行，要把发挥中国独特作用的重心，放在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上，放在通过合作共羸，增强自身实力上，放在减少和化解前进阻力上。

在直接涉及我国国家主权、安全和重大经济利益等问题上，中国不能没有声音，没有影响。关键是要区分核心利益、重要利益、一般利益，分清轻重缓急，要善于把握形势和利用机遇，顺势而为，这样才能在韬光养晦的基础上有所作为。这说明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是消极的方针而是积极的方针，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期的战略方针。值得指出的是，当今的国际秩序仍然是以西方为主导的，确有许多不公正不合理的地方，但中国在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地位已呈逐步上升之势。在此情况下，中国应低调行事，不应挑战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而应以负责任的大国身份参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建设与变革，以渐进的方式、和平的方式、民主的方式改革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不合理的方面。应确立中国在国际社会中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和平形象，建设性而不是造反者的形象。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作为后起的大国要在激烈的国际斗争和竞争中站稳脚跟，正确应对国际风云变幻，实现和平崛起的战略目标，就要顺应时代潮流，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走和平发展道路，以代价最小、阻力最小、最能为国际社会接受的方式到达胜利的彼岸。

因此，中国要努力寻求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同所有国家开展平等互利友好合作，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发展。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发展模式多样化，维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倡导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在新世纪的关键时期，我们要抓住机遇，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尽快把经济搞上去，提高我们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争取在本世纪中叶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即综合国力站在世界前列，基本上实现现代化，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为此，中国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同时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坚持不争霸，也不称霸的战略选择，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争取在21世纪的世界舞台上有所作为。

第二篇：著作原文 邓小平：《中国的对外政策》

著作原文邓小平：《中国的对外政策》

(1982年8月21日)

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理解自己的责任。有两条大家是信得过的，一条是坚持原则，一条是讲话算数。我们不搞政治游戏，不搞语言游戏。我个人爱好打桥牌，但中国在政治上不爱好打牌。不仅今天如此，建国以后，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领导我们国家的时候就是如此。所以，国际上许多朋友都信任我们。我们对许多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境遇也是理解的。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有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句话是维护世界和平，第三句话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或者叫联合和合作。为什么现在我特别强调第三世界这一点，因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对第三世界有特殊的意义。霸权主义的受害者是谁?难道是美国、苏联?美国和苏联是搞霸权主义的，他们不是受害者。欧洲、日本、大洋洲、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也不是受害者。东欧有一点受害。如果世界和平被破坏，首先受害的是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实际上没有什么和平，大战没有打，但小战不断。小战在哪里打?在第三世界。根源还不是超级大国霸权主义在那里挑拨，在那里插手!长期以来，超级大国就是利用第三世界的冲突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所以，尽管第三世界本身也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直接受害的还是第三世界的国家和人民。这就决定了有切身利益的第三世界是真正的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的主力。这不是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是由第三世界所处的地位和切身利害关系决定的。

我们不是悲观主义者，我们只是提出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说，战争的因素在增长，但制止战争的因素也在增长。从联合国的角度可以看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政治中积极的因素是第三世界的兴起。在联合国中，第三世界的成员增加了。对这个变化的价值要给予充分的估量。霸权主义还要继续横行下去。但是，他们像过去那样随意主宰世界人民命运的时代已经过去。第三世界国家尽管穷，但在国际政治中的分量已经大大增加，这是任何人不能忽视的。当然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目前协调得不理想，这个问题复杂得很，在这方面要做工作。至于中国，我们的力量有限，作用也有限。人们说，中国在第三世界处于特殊的地位。我们说，中国只是第三世界的一员，作为第三世界的一员，要尽到我们自己的责任。很多朋友说，中国是第三世界的头头。我们说，头头可不能当，头头一当就坏了。搞霸权主义的名誉很坏，当第三世界的头头名誉也不好。这不是客气话，这是一种真实的政治考虑。

我们历来不大相信裁军谈判会有什么效果，但是我们是赞成谈判的。有人说中国好战，其实中国最希望和平。中国希望至少二十年不打仗。我们面临发展和摆脱落后的任务。我们摆在第一位的任务是在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初步目标，这就是达到小康的水平。如果能实现这个目标，我们的情况就比较好了。更重要的是我们取得了一个新起点，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不是说赶上，更不是说超过，而是接近。所以我们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一打仗，这个计划就吹了，只好拖延。从现在到本世纪末是一个阶段，再加三十至五十年，就是说我们希望至少有五十年到七十年的和平时间。我们提出维护世界和平不是在讲空话，是基于我们自己的需要，当然也符合世界人民的需要，特别是第三世界人民的需要。因此，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们真实的政策，是我们对外政策的纲领。世界上有人怀疑一旦现在中国这些领导人不在了，中国的政策是不是会变。我刚才回答了这个问题，不会变，变不了!如果中国想自己发展起来就需要这样做，谁也变不了。但这也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如果国际上有人把战争强加于我们，我们也不害怕，无非拖延若干年，打完仗再搞建设。现在，我们国内的情况不错，一心一意搞经济、搞建设。我们的对外政策是符合我们这个宏伟目标的，尽管这个目标人家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我们自己仍然称之为宏伟目标。

选自《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15～4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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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如何理解邓小平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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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邓小平“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战略

“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是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提出的中国外交战略，是邓小平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为当时中国的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在长远看来亦具有重要意义。

在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下，第三世界的某些国家总希望中国当头。邓小平在与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国家的一边，决不称霸，也决不当头。中国虽然已经走出了当年的困境，但是按综合国力、人均产值，还处在社会主义的低潮时期。从整体的国际形势看，中国的国情和国际力量还没有实质性的改变。苏联解体后，1992年邓小平向身边工作同志提出，中国应在较长时期内坚持“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的工作战略，方能于多年后在国际上形成一个较强大的政治力量。我们可从几个方面来理解这一外交战略。

第一，将中国的国情结合国际形势来看，我们必须做到谦虚谨慎，收敛锋芒，修养不足，积蓄力量。中国是一个崛起的大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实力与国际地位都有了巨大的提升，但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虽然，自从2005年以来中国的经济总量飞速上升，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背后存在的问题仍然很多。例如，人均可分配收入依旧不高，贫富差距悬殊；高新技术的自主研发能力不强，经济发展常常以环境破坏为代价；军事上美国等西方霸权国家对中国实施武器禁售等制裁；国内尚存在最大的问题即腐败问题，等等。因此中国的未来发展仍面临着很大的机遇与挑战。这需要我们沉着冷静地认清现实，立足国内踏实苦干，接受监督、汇集民意，加强体制和制度改革，以切实解决上面这些问题。

第二，中国的发展需要和平稳定的内外环境，“韬光养晦”的战略正指导我们避免国际争端，专注提高实力。邓小平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两者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和推动的关系。和平的外部环境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外部条件，在战争条件下不可能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和平也离不开发展，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实力发展起来，才能增强世界和平力量，维护和平。

第三，“韬光养晦”不仅是“有所作为”的必要前提，也是必要的行动方式。现在有的学者认为，避露锋芒和有所作为是对立的；美国政府曾在中国军力报告中也将其错误地翻译，认为韬光养晦是隐藏实力、掩盖真实目的，是假装弱小的权宜之计。这些都是对这一战略的误解。中国决不当头，并不意味着从国际社会退缩与逃避，也不意味着在与邻国的争端中盲目妥协，更不意味着不承担一个大国在国际上的责任。恰恰是在面对西方强国的压力之下，管理好、发展好本国的方式。相对实力的加强，更有利于我国承担维护和平稳定国际环境的责任，在国际社会中“有所作为”。

中国的“韬光”体现的是中国人勤劳务实、低调内敛的民族品格，“养晦”要求的是中国人冷静清醒、谦虚上进的处事态度。通过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战略我们看到了邓小平在国际风云变幻中，将国际社会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智慧与勇气，也明确了中国在过去和将来都应坚持的政策及努力的方向。

第四篇：当前国际安全形势与中国对外战略选择

当前国际安全形势与中国对外战略选择 本文作者：魏向前

随着世界格局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中国的前途命运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面对国际各种力量的此消彼长，中国既面临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复杂激烈的国际竞争。因此，全面理性认识和把握当前国际形势特点和趋势，对于制定正确的对外战略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当前国际安全形势发展趋势及特点分析

一、国际安全形势总体趋向缓和，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

首先，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促使各国人民下定决心维持和平，以使后代免除战争的浩劫。其次，核武器的大规模杀伤力和威慑力足以将地球毁灭很多次，因此谁也不愿意因打核战争与地球同归于尽。再次，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使世界各国依存度提高，共同利益的领域扩大，进一步减小了爆发世界性大战的可能性。

二、传统安全领域中威胁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因素依然存在并有新的表现

首先是局部冲突与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尤其是这些热点问题都发生在国际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敏感地带，直接或间接牵动世界主要国家在这些地区的战略利益，导致大国利益关系的复杂化，更增添了大国关系中的隐患和变数。其次是各国的国防开支逐年增长。这种状况意味着各国仍然把军事发展作为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因素，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威胁依然存在。再次，主要核大国进一步加强战略力量，全球核武扩散问题依然严重，这对世界安全构成了极大隐患。

三、非传统安全构成的威胁甚至超过战争

首先是国际####怖主义问题。2010年以来，####怖主义活动出现新的反弹，打击####怖主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更加突出。####怖主义袭击频率增加，活动范围及袭击规模扩大；####怖袭击方式令人防不胜防；国际反####斗争中双重标准问题使得国际反####阵线有破裂的倾向。其次是环境安全问题。全球气候变暖引发世人对环境安全的极大担忧。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导致气候灾害频发，甚至使部分小岛屿国家生存面临威胁。再次是金融安全问题。这次金融危机不仅重创了发达国家，也严重打击了新兴市场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虚拟经济及实体经济，并引发了诸多社会及政治问题。最后还有愈演愈烈的贩毒走私、严重####性疾病扩散、肆无忌惮的海盗活动，以及日益严重的非法移民等问题，这些都对国际安全产生了很大负面影响。

当前国际形势对中国的影响

一、中国的传统安全环境面临的挑战

首先表现在亚太及中国周边各国军费开支不断增长。目前，不少亚太国家普遍加大军费投入，加速军事战略调整，提高武器和人员的作战水平。这种状况如果持续下去，对中国的安全影响将是不言而喻的。在各国军费开支不断攀升的背后是世界各国进行新一轮深刻的军事调整与变革。其次是中国的周边环境带来的安全隐患也不可小视。中国与周边多国存在领土与领海争端，但由于这些问题涉及面广，历史与现实问题错综复杂，又有国际势力介入，解决起来难度相当大。另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也给中国带来安全威胁。核武器的垄断已被打破，世界进入到一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时期，这对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严重威胁。

二、从非传统安全来看，中国也同样面临重大威胁

当前，中国面临的####怖主义威胁最主要来自新疆“####”和西#### “####独”民族####势力、宗教狂热势力及其境外势力。####怖主义给中国新疆和西####带来的威胁无疑将成为国家安全软肋及未来国家安全之心头大患。西####和新疆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但在西方政治势力看来，这就是它们有效制约中国的战略手段，北京奥运会期间，西方利用涉####问题诘难中国就是证明。涉疆问题也是如此，“9·11”之后，西方尤其是美国虽然出于反####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将反####与####区分开来，但在涉疆问题上还是坚持双重标准。长期以来，“####”和“####独”####势力的破坏活动耗费了中国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如果不能有效应对，必然会对中国的内政外交造成消极影响，不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实现。

三、中国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还须承担来自美国的压力

奥巴马上台后，美国政府明显加大了对亚太地区的关注和投入，力图推动美国战略中心向亚太转移。2010年以来，美国在这一地区频频进行军事演习，在强化日韩同盟与美印关系的基础上拓展与泰国、菲律宾等国的同盟关系，努力使双边同盟向三边和多边同盟进行有力延伸。为了推进“重返亚洲战略”，奥巴马政府还全面参与亚太事务，积极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高调介入中国南海问题，对中国的领土问题指手画脚，试图遏制中国日益强大的影响力，维持其在亚太地区的优势和领导力。目前，美国在中国周边加紧构筑针对遏制中国的“C”型军事包围圈，美军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基地密度已比冷战时期针对苏联的还要密集。

当前国际安全形势下

中国应对策略

一、充分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条件和资源，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加强软实力建设

和平、发展与合作是历史潮流，我们必须顺应潮流，紧紧抓住这来之不易的战略机遇期，加速和平崛起的进程。只有自身实力强大了，才能更有效地保证本国的安全，维护世界的和平。

从国际上来看，世界经济格局大变革、大调整必将孕育着新的发展机遇，我国应该以这次金融危机为契机，努力推动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与秩序重建，积极主动参与国际经济新规则制定，在国际经济事务中力争获取更多发言权，提高中国的话语权和国际地位；紧紧抓住国际产业调整的机遇，凭借充足的外汇储备加快海外收购力度，壮大中国银行和企业的实力。从国内来看，要立足扩大内需保增长，坚持把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放在首要位置，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

金融危机不仅削弱了美国的硬实力，也重创了其软实力。这说明美国模式存在很多的问题和隐患。当然这里既有宏观层面上的问题，也有微观层面上的问题；既有经济上的问题，也有政治和社会、文化上的问题。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普世价值影响力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大大降低，而以政治和社会稳定、渐进改革、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有效调节、注重实体经济等为特点的中国模式则经历住了全球金融危机的严峻考验，这无疑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中国的软实力。当然，中国在软力量建设上还应继续培育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有效的意识形态及有感召力的生活方式和基本制度。

二、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妥善处理好中国与美国及周边国家的关系

（一）中美关系。与美国相比，目前中国仅仅是一个地区性大国，从某种角度而言，中国并没有很大的战略回旋余地，中国持续的经济成功严重依赖西方资本和技术的流入和外国市场的准入。［1］近年来，中国的对外贸易额均超过中国经济总量的60％ 以上，在世界主要大国中对外贸易依存度最高。倘若中美关系恶化，中国经济发展无疑将受到极大的影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程也将严重受挫，甚至难以实现。因此，总体稳定的中美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中之重。近些年来，中美两国在很多领域的合作总体比较顺利，在许多问题上中国秉持了务实灵活、温和求实的原则，这确实符合小平同志提出的韬光养晦战略，但是中美两国的结构性矛盾决定了两国今后无论在政治、军事领域，还是在经济、文化领域都会存在不可避免的摩擦，但无论出现怎样的矛盾，中美关系都不会全面恶化，两国的共同利益仍然大于分歧。

（二）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这些国家在政治经济制度、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等方面不尽相同，一些国家还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等历史遗留问题，情况相当复杂。进入新世纪，中国坚定不移地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加强了同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积极解决了绝大部分边界等历史问题，营造了一个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周边环境，创造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历史最好时期。中国现与东南亚、南亚、中亚、东北亚和南太平洋诸国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各个领域的合作与交流不断扩大和深入，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三、努力推进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变革，最大限度地获取参与国际事务的话语权

目前，主要战略力量围绕国际格局调整转换中的权利重新分配展开激烈博弈，发达国家与新兴大国及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和温室气体减排方面的较量空前激烈。尽管现存的国际秩序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有着不合理和不公正的地方，并不能完全适应国际格局多极化和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需要，但这一体制仍对世界和地区安全及世界经济的发展起着一定的重要作用，因此不能推倒重来和“另起炉灶”，而应该积极参与，推动改革。对中国来说，要认识到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必然性，并善于抓住机遇，以建设性的方式推进变革，确保变革过程的稳健和结果的合理性，以最大限度地获取参与国际事务的话语权和决策参与权。

由于全球经济力量对比变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再加上经济权力的再分配不像政治权力再分配那样敏感，因此，推动国际体系的变革应该首先从经济层面入手，通过提升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话语权促使中国参与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更好地维护和体现中国的国家利益。其次要推动国际政治体系的改革。具体来说，就是支持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使其具有更好的代表性，特别是通过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常任理事国席位，扩大中国在这一重要的决策机制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此外，对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持积极态度还有助于防止中国被视作反对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提升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2］

第五篇：邓小平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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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以及邓小平

政治伦理的体现

摘要:邓小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新局面和新成就，使我们从历史的比较和国际的观察中深刻地认识到，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我们的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 ,而且我们要充分学习其政治伦理的重要贡献.关键字:邓小平理论,政治伦理,社会主义,发展,统一,科学,创新.一种科学理论的诞生，是有其历史背景和时代条件的。邓小平理论所以能够出现在当代中国，也是有着深刻原因的。

一：邓小平理论产生的历史条件。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理论基础。邓小小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结果。

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主面的历史经验和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收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历史依据。邓小平理论是对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进行科学总结的结果。

三、我国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现实依据。邓小平理论是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鲜经验进行科学总结的结果。

四、当代国际局势的新发展，“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邓小平量论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国际环境和时代特征，进行科学分析的成果。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过程。

1.”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理论”邓小平总结的这些基本理论，成为十二大的指导思想，也是整个新时期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

2．党中央和邓小平多次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重要性．

3．1992年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一步完善了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做了系统全面的阐述

4．1997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

三：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

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九个方面：

（1）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1页）

（2）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

（3）在社会主义本质、根本任务问题：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论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4）社会主义发展动力问题：改革也是一场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培养四有新人。

（5）社会主义建设外部条件问题：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实行对外开放。

（6）社会主义建设政治保证问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7）社会主义建设战略步骤问题：“三步走”战略。

（8）社会主义事业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问题：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核心；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与自身建设；必须依靠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人民军队是祖国的保卫者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

（9）祖国统一问题：“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

除上述九点外,本人觉得邓小平在政治伦理方面的贡献也是不容忽视的,本人总结了以下几点

1．政治伦理目标是强调先富带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4页）邓小平注意到，虽然追求平等原则是对的，通过分追求“一大、二公、三纯”的绝对平均主义，必然导致绝对贫穷、共同贫穷，而“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建国后二十多年建设实践得出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使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发展。（《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4页）他还指出：“社会主义追求的最终目标是：共同富裕。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辉煌成就，充分证明了邓小平的政治伦理目标更符合客观实际。

2．政治伦理手段是发展生产力。他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是要大幅度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人均四千美元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均四千美元，特别是中国人口多，如果那时十五亿人口，人均达到四千美元，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六万亿美元……就表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所以，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5页）.由于有了这一政治伦理手段的推行，中国的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3．政治伦理核心是强调群众首创精神。当安徽省风阳县小岗村十位农民冒着坐牢和杀头的危险按下红手印，率先实行分田单干的时候，邓小平给予了积极的支持，经过一定范围的试点后，在全国推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从而消除了农村吃大锅饭的弊端，解决了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随后是建立经济特区，在城市给企业放权让利，增加企业自主权，使企业获得了生机与活力，解放了社会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的新的运用。

4是强调个人创造性的发挥。邓小平坚持集体主义大原则，在坚持国家利益、整体利益、长远利益的大前提下，重视正当的合理的个人利益，以便充分发挥劳动者个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他主张物质鼓励和精神奖励结合起来。当然，邓小平同时也是极力反对极端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

5．政治伦理制度规范是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邓小平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为了保证民主集中制的贯彻，必须始终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权；坚持树立集体权威，反对个人崇拜。他还说过”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 ”

（《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1页）

四：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

邓小平理论科学地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科学理论。它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将随着实践的发展进一步得到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振兴和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同时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作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指南是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尽管现在国际国内的形势比起当年有很多新的变化，但是邓小平理论为我们确立的基本思想依然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人民出版社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

《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1985年7月 人民出版社

《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1987年2月—7月)》1987年10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邓小平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93年2月中央党校教务部编辑

《邓小平经济理论(摘编)》1997年1月，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