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与执政方式现代化

第一篇：法治与执政方式现代化

法治与执政方式现代化

 2012-08-22 11:00:42

来源：解放日报 2012-08-16

编者按 ：7月23日，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作重要讲话时指出，“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市第十次党代会也明确提出“着力推进执政方式现代化”的要求。加强法治建设和提高执政水平，正成为上海各界思考和热议的重大课题。1999年8月16日，上海首次召开依法治市工作会议并发布工作纲要，这一天被定为“依法治市宣传日”。2002年8月16日，上海市法治研究会成立。为进一步学习领会胡锦涛同志重要讲话精神和深入贯彻市党代会要求，上海市法治研究会组织了“法治与执政方式现代化”专题笔谈，现将笔谈文章予以刊发。

坚持依法执政和人民民主相统一

刘云耕

民主与法治是近代以来文明国家的共同追寻。但明确二者的含义、厘清二者的关系并结合国情践行并非易事。实现依法执政和人民民主的有机统一，是我们党为解答此题开出的一剂良方。

依法执政，是指依照法律来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属于国家治理方式的范畴。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是国家的权力属于谁的范畴。在我国现行制度框架内，依法执政和人民民主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不可分割。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倡导依法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同样，坚持人民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才能发挥民主政治的优势，保证党的先进性与生命力，实现党的执政目标。

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让国家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提高执政为民、依法办事的意识和能力。依法治国的关键点和难点，则是依法治“官”、“以法治权”，官正则民治，依法行政在先，则社会守法循后。坚持依法执政和人民民主相统一，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越性。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当坚持以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宪法法律赋予的职权为根本职责，不断扩大公众有序的政治参与和人大代表的主体作用，发挥立法、监督职能，为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上海市法治研究会名誉会长）

在法治完善上可有更大作为

丁薛祥

法治完善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必然要求。市第十次党代会指出，要将上海建成经济活跃、法治完善、文化繁荣、社会和谐、城市安全、生态宜居、人民幸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新形势下，我们必须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没有特权、制度约束没有例外，不断提升城市法治化水平。

实现“四个率先”、建设“四个中心”、推动“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离不开坚实的法治保障。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基础决定了我们可以在 “法治完善”上有更大作为。

一要统一正确实施国家法律法规。树立宪法和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将宪法和法律作为一切活动的行为规范和准则。二要加强地方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根据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进一步增强地方立法的针对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三要公正司法、廉洁执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秉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严格依法治理，严格执法司法，决不让任何人凌驾于法律之上、干扰法律实施或逍遥法外。四要加强法律监督，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确保权力始终在阳光下运行。五要加强法制宣传，弘扬法治精神。在全社会培养以自律为基础的诚信守法意识，提高全民法律素质，繁荣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

以司法公正强化法治权威

应勇

树立社会主义法治权威，是法治的核心和灵魂，是推进依法治国进程的必要途径和重要保障。

司法公正是提升法治权威的重要因素。法治权威的形成不仅依赖于制度化的国家强制力保障，更源于社会各主体对法律的内心信仰、普遍尊崇和自然敬畏。司法作为法律从抽象到具体、从纸面到现实、从沉默到宣示转化的重要环节，公正廉明是其核心要求和基本目标，也是提升司法公信、树立司法权威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强化法治权威，首先要确保司法公正。近年来，上海法院注重加强审判管理，确保个案审理中的司法公正和类案处理上的适法统一；注重加强队伍建设，确保法官队伍业务过硬、作风廉洁；注重加强司法公开民主，确保司法过程透明、公正，司法行为亲和、便民。以司法公正树司法公信，以司法公信促司法权威，以司法权威立法治权威，进一步发挥法治在推进执政方式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

法治权威是确保司法公正的有力保障。只有强化法治权威，实现执政方式法治化，在全社会形成信法、守法、尊法、崇法的良好氛围，形成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良好风尚，以及对裁判结果自觉尊崇的良好习惯，才能确保司法过程客观、中立和司法结果公正、无偏，才能发挥司法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的积极作用，确保权力在法治的框架下运行和权利在法治的保障下行使。

（作者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以人为本 执法为民

张学兵

坚持依法行政、执法为民，是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本质要求，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保证，也是切实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具体体现。

近年来，上海各级人民政府认真贯彻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和《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深入推进依法治市，在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市公安机关坚持以人为本、执法为民，在全国率先构建现代警务机制，坚持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经受了世博安保等严峻考验，有效维护了本市社会政治和社会治安的持续稳定，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显著提升。

当前，上海正处在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安全的治安环境和良好的法治环境作保障。公安机关将更加自觉地落实依法治市要求，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作为衡量检验工作的根本标准，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社会平安、公共服务、公平正义的新期待，依法加强社会管理、化解社会矛盾、保障社会秩序、维护公平正义，全面提升新形势下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能力和水平，为上海“四个中心”建设和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作者系上海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

使权力在法律框架内行使

陈旭

执政民主化、执政法治化和执政科学化是执政方式现代化的基本要求。执政方式现代化离不开法律监督。这是因为：推进中国社会主义法治进程离不开法律监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基本形成，在法制不完备的问题得到解决后，为确保法律得到全面正确执行，法律监督就显得尤为重要。

各类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是法律的执行者，对其执法行为必须进行监督，使权力在法律框架内行使，是法治的重要表现，也是执政方式现代化的重要任务。同样，构筑法治主导型的社会管理模式离不开法律监督，社会管理的法治化是执法方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当前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的背景下，必须坚持以法治的思维和方法保障经济转型发展，化解社会矛盾。

宪法将检察机关定位于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特征，也是历史的选择。检察机关要切实承担起法律监督职责，坚决打击执法中的职务犯罪和其他违法犯罪行为，同时，通过抗诉、检察建议、纠正违法等多种手段，监督有关单位改进执法司法行为，严格公正执法。近年来，上海检察机关不断融入依法治市工作大格局，努力拓展法律监督途径，提升法律监督效果，在未成年人检察、职务犯罪预防、检察建议、社区检察、金融检察等方面形成了上海检察特色。

（作者系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执政方式现代化先要观念转型

金国华

执政方式现代化的前提是执政观念的现代化，其要求之一就是依法执政。执政方式现代化不会自发形成，也不单纯是长期执政积累所得，还需要执政观念、执政方式的转型更新。

然而，转型更新，尤其是观念的转型更新是痛苦的。观念转型更新是向自身发力的过程，即审视检查自身的观念和思路是否与时俱进，从自身开始弃旧图新。工作思路和方式的转型是个十分具体的过程，只有观念转变才能纲举目张。例如，如果执政党依然停留在 “为民做主”甚至 “替民做主”、“赐民幸福”的传统观念上，即便是出于好心，群众也可能不满意。

依法执政首先要观念上解决权从何来、为谁执法、为谁服务、怎样服务的问题。只有认真审视我们对人民群众的感情究竟有多深、人民在我们心中的分量究竟有多重、我们为人民办的实事究竟有多少，才能知晓引起“本领恐慌”的根源在哪里。更新观念，依法执政才能真抓实干；观念上的因循守旧，必然造成依法执政的形式化、表面化。依法执政的观念内化于心，依法执政的作为才能外显于行。心向群众是心想群众的基础，实践是依法执政的唯一检验标准。真正“俯首甘为孺子牛”，在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工作上关爱群众，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作者系上海政法学院院长、上海市法治研究会会长）

依法执政核心是依法行政

刘华

以科学、民主、法治取代愚昧、专制、人治，是执政方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它的实质是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一般认为，政府权力能不能受到有效监督和制约，能不能尊重和维护公民权利，会直接影响到执政党的合法性资源。因此，依法执政的核心是依法行政。高度法治化的行政管理理念、机制、方式，将助推执政方式现代化，夯实执政党的执政地位。

当前，依法行政方面还有几个问题亟待破解：一是依法决策，特别是财政资金的使用、重大项目的立项、城乡规划的编制实施、社会福利的调整等重大行政决策，应当纳入法律框架，以制度措施安排来减少随意性。对一些重大改革决策，要事先研究制订一套授权改革创新的制度，让改革遵循法治秩序，不随意突破法律禁区。二是提高执法公信力，特别要注意实践中一些违法行为背后存在的合理诉求，解决好“执法难”背后的深层次社会问题，建立起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三是依法处理社会矛盾纠纷。群众信访投诉举报的渠道不能堵，但处理涉法涉讼的信访投诉举报应当尊重法律、自觉履行人民法院的判决和裁定，引导人民群众通过法定渠道反映诉求、解决纠纷。

（作者系上海市人民政府法制办主任、上海市法治研究会副会长）

探索法治框架内的执政创新

何勤华

“执政方式现代化”是近几年出现的一个新名词。党的十六大以后，它逐渐进入党建理论研究者的视野。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关注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执政方式现代化”一词开始被频频使用。党的十七大提出，按照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改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使 “执政方式现代化”的含义变得更为明确。

法治是人类进行社会治理的一大智慧成果。在探索执政方式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关注法治理念，特别是关注中国共产党如何通过执政方式的现代化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历史表明，执政党重视法制建设，我国的法治也就会进步，如1954年宪法的制定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全党高度重视的结果，以此为契机，我们迎来了上世纪50年代的一段法制建设黄金时期；执政党不重视法制建设，指导思想出现偏差，我国的法治进程就会遭受破坏、遇到挫折、出现停顿，如1957年的“反右运动”扩大化、1958年“大跃进”以及“文化大革命”，国家的政治生活曾一度陷入“无法无天”的局面。历史的经验教训表明，执政方式的创新必须以法治为基础。

由此可见，执政方式现代化需要探索法治框架内的执政创新，通过执政党的现代化、政府的更高效率和更好服务来促进社会的现代化。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校长、上海市法治研究会副会长）

善于发挥好人大制度作用

施凯

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根本政治制度。两者的政治、法律地位决定了坚持、完善和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党的执政方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执政党和执政方式现代化的一个主要特征，是执政党善于发挥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通过法定程序，集中全国人民的意志，实现党的政治意图。执政方式正确和科学的运用，体现出一个执政党的执政意识和执政水平。

当前，我们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公民维权意识日益增强，这要求有一个合法表达的途径；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日益频繁，这要求有一个开放、公正的整合平台；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热情不断高涨，这要求要有一个理性、有序的参与机制。实现这些，都离不开作为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作用的充分发挥，这也是党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制度保证。

经济生活的现代化，必然带来政治生活的现代化。政治生活的现代化，必然要求党执政方式的现代化。在这方面我们已经起步。从国家层面看，正在从党政不分走向依法执政，从政府包揽社会事务走向依法治理，从政策主导走向法制主导。从上海的实践看，党和人大都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制度。学习、研究、坚持和用好这些制度，对坚持党的领导、推进人大工作的顺利开展，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上海市法治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党建创新事关中国发展

林尚立

围绕全面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而展开的党的建设，不能孤立进行。它必须在遵循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与发展逻辑的同时，充分尊重国家与社会运行、发展的逻辑，从而使党的建设与国家制度建设及社会建设有机协调起来。这决定了新时期党建既不能放弃传统党建，又不能固守传统党建，而必须根据国家制度体系以及社会发展对党执政提出的具体要求，大胆进行党建理论创新、党建内容创新、党建方式创新。显然，这种创新的出发点，是全面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其理论与现实依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与基本制度对党的建设的要求，是中国社会发展对党的建设的要求。

不论是革命年代，还是执政年代，党的建设都是中国共产党取得事业成功的重要法宝。改革开放以来的进步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有效领导的成功；而国家与社会在进步发展中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也对新时期党的领导和执政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和挑战。这一政治逻辑表明，今天的党建既关系党的事业兴衰，也关系国家前途与命运。因而，创新党建、全面提升党建的科学化水平，应置于中国发展战略议程的核心地位，成为全党共同的奋斗目标。这是中国发展的基本之道，须臾不可偏离。

（作者系复旦大学副校长、上海市法治研究会副会长）

在党领导下加强法治建设

顾肖荣

法治建设的基础在于立法，立法的首要原则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在我国，立法是执政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重要手段，是把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通过立法机关，按法定程序转变为国家意志，使之成为对全社会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范的过程，由此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执政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由党确定一定时期内的立法工作重心，并向立法机关提出重大立法建议。第二，由党对政治、经济和行政方面的立法案进行审查和批准。立法案凡涉及重大原则性问题的，都应当报党中央和地方党委批准。第三，党对国家立法机关进行组织领导。这主要表现为各级党委在人大代表选举前推荐合格的候选人，使之成为立法机关的组成人员；从党员代表中选拔优秀分子，让其担任同级人大常委会和专门委员会的领导职务；在各级人大常委会中建立党组，通过它在立法过程中贯彻执政党的意图；在人大会议期间，大会和各代表团可成立临时党组，以说服党员代表支持党的建议和决策。此外，党员应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这既是人民群众意志的体现，也是自身意志的实现。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上海市法治研究会副会长）

第二篇：试论中国儒家思想与法治现代化

试论中国儒家思想与法治现代化

[论文摘要]在我国优秀的传统法律文化中，儒家思想的影响贯穿始终。如何在法制现代化过程中继承儒家思想，是当代法学界面临的困难之一。法律文化是法治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法治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客观地看待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儒家思想，对其有用的优秀成分加以继承和利用。只有这样，在实现法治现代化时才能更好地构建和传承我们的学术传统，捍卫我们的文化传统。

[论文关键词]儒家思想 法治 法治现代化 影响

当前中国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法治现代化革命，儒家思想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产生的文化产物，是中国法律观念的历史积淀。儒家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占至上地位和最深影响的。纵观近代中国，文化思潮的演进夹杂着政治的创新，处处可见社会变革后面传统文化的深重危机。传统文化是法治现代化的内源动力。中国的法治现代化过程不仅仅是立法、执法和法律制度的变革过程，从本质上也是在扬弃传统法律文化价值基础上的法律文化的重构过程。在法治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客观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

一、儒家文化的内涵

（一）德主刑辅、出礼入刑的指导思想

孔子在《论语 为政第二》中曾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礼，作为一套有着深厚渊源的道德原则，作为人们一贯奉行的行为规范而存在。中国古代社会是典型的宗法和君主专制社会，作为正统法律文化的儒家法律文化曾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儒家的 “礼”作为社会行为的根本准则，“出礼入刑”、“德主刑辅”等思想使法律成为儒家伦理教化的补充和附属。从本质上，礼治所体现的乃是以宗法家族为本位的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家族、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图式。在礼法的关系上，礼是法之体，法是礼之用，礼主法辅；以礼率法，出礼而入法。强调道德教化作用为主，法律强制为辅，主张“礼治”、“德治”、“人治”，轻视法律的作用。道德规范对法律世界介入非常广泛，道德上的要求与法律的设定精神是相契合的，触犯法律的行为必然是不道德的；有悖道德的行为则也是非法的，甚至是犯罪行为。德治成为衡量和评判全部法律制度的价值尺度。从而导致了民众对法律的不信任，影响法律权威和机制的建构，动摇了法律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地位，从而最终导致了人治主义在传统中国几千年的统治。

（二）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人治主义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皇权是至高无上的，法律从属于皇权的绝对神圣性。在权力与法律的关系上强调权力大于法律，主张权力是法律产生的依据和法律存在基础，法律受权力的支配和制约，是实现君主个人专制的工具，传统中国未能出现在西方政府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法律制约。“宗法制的精神支柱和基本原则就是“亲亲”和“尊尊”，宗法的伦理精神和原则渗透和影响着整个社会，形成了“君君、臣臣”、“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严密的君臣等级体系。在这

样一个严密体系里，臣民服从的不是法律，而是权力。这种法律文化培育了臣民意识、权力崇拜和官员的治民思想。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政治格局造成了人们普遍存在的权威主义的思维习惯，百姓普遍形成了崇圣上，向君主求是非，抱着对圣王明君的期待心理。

传统的中国一直是处在自然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下，自然经济的典型特征是经济在以人的依赖关系所组成的单位内独立进行的，因而产生出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并衍生出儒家礼教的家族本位价值取向。它建立在古代宗法结构基础上，其目的是为了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尊卑有序的社会秩序。整个社会奉行义务本位，个人的正当合法权益受到压抑，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被忽视。其法律精神蕴含着对平民大众自主权利的否定、压制乃至剥夺。在这种礼治秩序下，个人不是独立存在的实体，而是社会性的存在物。社会个体的思想、感情、态度、行为与个性，都被置于家族纲常名教的规范体系之中。在确认社会总体利益的前提下来规定一般个人的权利和义务，而不是从个人的权利义务出发，来维护某种社会秩序。在这种社会氛围里，个体的独立性相应的会存在缺失，人们相互间的依赖关系成为其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的共同特征。个人要想拥有权利，就要靠自身在社会中具有怎样的身份，或占有怎样的社会地位；要靠自己对某种职责和义务的充分履行，还要靠主体对伦理纲常的认同。个体既渺小又无足轻重，这就造成了人们对自身权利意识的淡薄。

（三）以“和合”为最高价值理想

儒家哲学最高标准的“和谐”是整个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最高价值理想。“和合”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亦是被各家各派所认同的普遍原则。无论是天地万物的产生，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关系，还是道德伦理、价值观念、心理结构、审美情感，都贯通着“和合”。“和合”二字，意指和谐、和睦、和平、联合、结合、合作等。“和合”是在多种并存的、矛盾的、甚至是对立事物中的协调与结合、统一与发展，进而达到平衡协调的一种状态。儒家所倡导的中庸思想，为我国传统法文化中的无讼思想、礼法结合、刑罚用中、抑强扶弱、追求和谐的精神贯注了新的活力，使传统法文化充满了浓厚的伦理色彩与和谐精神。在古代的立法、司法中形成了仁道与中道的和合，促进了儒家法思想与我国传统法文化的新发展。儒家将中庸思想运用到社会关系方面，把无讼视为和谐，创造了独特的无讼法律文化。以天人合一为哲学基础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其价值目标是要寻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秩序和谐。传统中国的法律文化以秩序为重心，“无讼”法律文化意识是这一价值取向的本质内容，人以无讼为有德，以诉讼为可耻，“无讼”是理想的社会目标。儒家思想在2000多年封建社会延续发展过程中所蕴涵的“协调”、“和为贵”、“和而不同”、“和谐共生”等和合理念，对我国的民族精神、法律意识乃至风俗习惯的形成与发展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二、法治现代化的内涵

法律文化是人类在法律生活和历史积累中，在与自然、社会、经济、其他文化形式的广泛联系中所形成的，以法意识、价值观念、行为方式、法律规范与制度、法律设施等内容的文化现象和文化过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法律，凝结着人们在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主观力量和才能。要正确认识、继承和发扬传统法律

文化，必须首先要认清、把握传统法律思想的精神实质所在。亨廷顿曾经说过：“现代化首先意味着相信人有能力通过合理的行动改变其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它意味着摆脱外界对于人的束缚，意味着人从神、命运和定数的控制下获得普罗米修斯式的解放”。将个人权利，特别是个人的自由和财产权利从传统习俗规范中解放出来，进而对政治权力的一定淡化——法治现代化就由此开始。法治现代化的发展既离不开政治体制的现代化，更离不开其赖以建立和运行的首要因素——人的现代化。由传统人治社会向现代法治社会转型、由传统集权体制向现代政治体制转换的进程中，政治文明的建构、权力制约机制的确立固然十分重要，但在政治革新与运作的全过程中起主导性、能动性作用的，始终是活生生的人。人的现代化是包括政治现代化在内的一切现代化建设伟业的基石，只有实现人的现代化与政体的现代化的同步推进，双向互动，才能真正建立现代法治国家。总之，建立现代法治国家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很多方面的因素共同配合。

三、儒家思想对法治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任何文化与制度都存在于传统之中。法治现代化建设不是一项空中楼阁的事业，有其历史的延续性特点。儒家思想的产生主要是由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社会组织结构以及与上述条件相对应的中国传统文化决定的，诞生了中国伦理型文化，也导致了我国法文化的诸多特征。正如公丕祥所指出的“缺乏传统的民族文化心理的支持与认同，无论现代社会秩序受到现代法律规则怎样强化，它也是脆弱不稳定的”。在法治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重视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离开一定的法律传统，社会秩序的内在历史根基往往是不牢固的。儒家思想在许多方面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气质和心理，深刻影响着广大中国人的法律心理与行为，其中包含着许多优秀的成分，在法制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我们要加以继承和发扬。

从文化心理层面看，儒家思想是中国进行法治建设必不可缺的源泉和基础。其中包含着许多先进的成分，它不仅可以为现今的法治建设提供心理支持，而且其自身的有益的方面还可以作为法治建设本身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为人们所接受。如前述的“礼法兼治”的社会综合治理模式，将法律建立在民族的伦理道德之上，通过礼法互动来保证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转。人本主义是儒家思想的哲学基础。孔子主张集中反映了其民为邦本的思想。最后到西汉的儒家思想，其人本主义的理论经过历代思想家的发展与弘扬，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本主义传统。虽然民本思想和民主思想不能混淆，但是它们之间有一定国家政治之本位。公众对政治权威，对合法性的认同，是公众认同法律的前提和基础。所以，我们要批判地吸收，充分认识到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文化中的人本思想，要求我们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大力加强民主政治建设，保证人民群众真正能够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各种权利，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目标。

当然，我们也要对儒家思想进行改造。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毕竟是在古代农业社会中产生、发展的，根植于古代农业经济，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其内容与现代法治精神有天壤之别。但是儒家思想已经深深植入中国人民的性格之中，无论是消极的部分还是积极的部分都依其固有的惯性影响，积淀于民众的心底，并支配人们的行为，从而对法治活动产生深刻影响。一味地借鉴和移

植西方法律，势必会产生“水土不服”。中国的法治建设必须和中国的法律传统进行有机结合才能发挥真正的作用。传统法律文化要实现现代化必须与时代同步，用新的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内容去替换传统法律文化中不符合时代发展的内容，利用传统法律文化的固有载体来表达现代法治的内在要求，不断注入新的内容，否则就没有生命力，也唯有如此，才能使民众真正地接纳、吸收。

四、结语

儒家思想之所以可以影响中国五千年，是中国民众和历史选择的结果，也是古代法律文化长期聚集的结果，它包含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精神。儒家思想充满了理性精神，它不仅是孔子认为的最高道德与最大理想，而且也是中国古典法哲学中的一枝奇葩。儒家思想折射出的人际和合、天人和合等和谐、折衷的法精神。儒家思想从产生之日起就在不断地被作为传统法思想的工具解决社会中各种问题、调和社会矛盾。其所具有豁大兼容的思想体系，使其在几千年里能够经受住各种外来文化的冲击，不断除垢纳新，不断地自我调整，适应历史发展的需要。因此，即使在当今时代，儒家思想仍不仅能为和谐社会的法思想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价值准则，而且也能为和谐社会理论注入新的思想内涵。“全盘否定儒家文化，根本不可能引导民族走向现代化，而现代化则是传统文化的必然发展，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和在更高阶段上的综合与创新。”中国现今的法治建设只有建立在对传统法律资源的挖掘和利用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来，否则离开了传统资源的支持，我们的法治建设就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原则的关键不在于我们该不该取精华、弃糟粕，而是首先要分清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存在着强烈的人本意识与人文精神，这种人本意识与人文精神可以作为我们现代化法治建设重要的理论资源。儒家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尊重人、保护人。这样，传统的儒家传统文化在新的背景下就可以有了新的解读，儒家传统与现代人权理念在价值理念上存在着契通之处。儒家传统文化中蕴涵着丰富的“以人为本”的思想，完全可以为我们的权利本位的法学提供本土意义上的解说。虽然在具体内容上，儒家传统的“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与现代意义上的“权利本位”有着较大的差别，但是历史发展了两千多年，我们不能拿现代的标准去衡量两千多年的理论，而是应当尽可能地从传统中挖掘出法治现代化的基础因素。

第三篇：改进和完善乡镇执政方式与研究

“乡镇作为我国最基层的一级政权组织，作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农村的贯彻执行者，在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进程中，面临着如何改进和完善执政方式、增强调控能力这一重大课题，改进和完善乡镇执政方式与研究。我部成立了专题调研组，对本课题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调研，积极探索改进和完善乡镇执政方式、增强乡镇调控力的有效途径，形成本调研报告。

一、乡镇调控力现状

从狭义上理解，乡镇调控力是指乡镇对乡镇内部、部门站所、村级组织等所具备的一种调节、控制的权力、能力，表现为影响力、号召力和协调力。从广义上理解，乡镇调控力还应包含乡镇对乡镇内部、部门站所、村级组织等所具备的服务能力，表现为亲和力、凝聚力和向心力。

（一）调控主体能力偏弱

乡镇党委政府作为调控主体，在现阶段其总体调控能力偏弱。

１、党政运行不规范。一是党政不分。乡镇党政联席会议代替党委会、乡镇长办公会议的现象比较普遍。二是党政不和。一些乡镇党委书记民主决策意识不强，习惯于搞“一言堂”；一些乡镇长认为行政事务管理实行首长负责制，在某些重大政务决策上不接受党委意见。

２、干部队伍不适应。一是个体工作能力缺乏。农村工作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要求乡镇干部适时调整新思维、讲究新方法去解决。二是整体工作效能不高。三是部分干部干劲缺乏、作风不实。

（二）调控财力基础薄弱

必要的财力是乡镇调控力的重要保证。就目前永嘉县而言，乡镇的财力基础相当薄弱。一是乡镇财政可用资金严重不足。山区乡镇财政基础十分薄弱，沿江乡镇虽然财源相对充足，但其可以调控支配的可用财力相当有限。二是赤字和负债压力大。截止２００４年底，仍有９个山区乡镇没有完全消除赤字和负债，占全县乡镇个数的２４％。山区乡镇的消费性赤字和负债总计达７００余万元。三是管理监督制约机制不完善。乡镇内部财务管理制度存在许多漏洞。

（三）调控缺乏有效手段

从实际情况看，乡镇对内部、部门站所、村级组织实施有效调控力度较弱，调控效果和调控目标之间还有较大的差距。一是对乡镇内部调控不力。部分副职不服从正职的领导，部分一般干部不服从集体的领导，下属机构部门不能很好履行职责，人力资源得不到有效整合，工作效能低下。二是对部门站所难以调控。县级部门在乡镇站所各自为政，乡镇难以协调。三是对村级组织调控过弱。乡镇集体决策的落实在一些具体工作中操作难度增大，如计划工作、重点工程政策处理、村级选举特别是村委会选举工作等，工作总结《改进和完善乡镇执政方式与研究》。

二、对策与建议

按照十六大的要求，乡镇政府要逐步走向有限政府，从管理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强化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改进和完善乡镇执政方式、增强乡镇调控力，应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着眼于规范乡镇公共管理职能、增强乡镇公共服务能力，明确乡镇职能，健全法规制度，完善运行机制，加强自身建设，实现“小政府，大社会、大服务、大保障“的目标。

（一）提高执政能力

１、优化班子结构，提高班子合力。一是适当扩大交叉任职，减少领导职数。二是合理搭配。选用干部要注重知识的互补性、专业的配套性和性格的相容性。

２、明晰职责分工，规范议、决、行程序。一是科学界定党政职责。坚持和完善乡镇党代会常任制度，扩大党内民主，牢固树立乡镇党委的领导核心地位。二是强化人大监督职能。通过发挥人大对政府工作的监督，促进政府工作的规范运作，从而有效缓解党政不合形成的紧张压力。三是进一步完善和落实乡镇党委政府议事规则。

３、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提高干部整体素质能力。一是强化教育培训。二是强化监督管理。三是健全完善干部激励机制。

（二）转变乡镇职能

１、明确乡镇职能设置原则。一是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乡镇没有能力去行使的职能，应予剔除。二是责权统一的原则。要充分行使职能，必须拥有相应的事权和财权。三是分类设置的原则。

２、确定乡镇职能内容。根据上述原则，将乡镇职能确定为基本性职能和附加性职能两大类。

就永嘉县而言，山区乡镇应确保履行基本职能，工业发达乡镇、集镇、旅游资源相对丰富乡镇可视情况赋予附加性职能。

３、确保乡镇职能行使到位。一是做到不“错位”。要充分考虑乡镇的实际承受能力，切忌在工作落实中动辄使用“一票否决”。要尊重乡镇的相对自主独立，调动乡镇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最终实现“务实、高效”的目的。二是做到不“缺位”。彻底改革“唯上不唯下”的行政管理体制，做到既“唯上”，更要“唯下”。

（三）理顺条块关系

１、合理设置站所机构。一是调整放权。二是精简撤并。三是有序分流。

２、强化乡镇对站所的监督管理。一是建立党代表、人大代表定期评议工作制度。二是建立人事任免征询制度。

３、健全完善乡镇与站所的沟通协调机制。一是建立健全重大工作事项通报制度。二是探索建立乡镇与站所的协调会议制度。

（四）改善乡村关系

１、坚持党对农村的领导，建立良性运行、充满活力的村级组织工作机制。一是加强村党支部建设，提升党在农村的影响力、凝聚力和号召力。二是支持、帮助村委会依法履行职责，切实提高村委会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能力。三是进一步规范村级组织工作规则。

２、坚持领导与指导并举，构建协调有序、运行顺畅的乡村联动格局。一是正确认识和把握领导与指导的联系和不同，统一思想，形成合力。二是积极培育和发展农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和各种社会中介服务组织。三是探索建立乡村应对突发事件、灾难性事件预警机制。四是建立健全村干部激励机制。五是建立健全联系群众，便民利民的长效服务机制。

３、结合实际，做好乡村撤并工作。

（五）健全财政体制

１、分类建立科学规范的财政利益分配模式，增加乡镇财政的可用财力。

２、建立有效的乡镇财政风险防范机制，确保乡镇财政的平稳运行。

３、改革乡镇财政机构，加强对乡镇财政的管理和监督。

《改进和完善乡镇执政方式与研究》

第四篇：法治和法制现代化

法治和法制现代化

第一节 法治的概念

一、法治的基本含义

法学界通常引用亚里士多德关于法治的概念，“已经制定的法律得到普遍遵守，而人们遵守的法律又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即法治有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制定的法律得到普遍遵守，二是制定的法律是良好的法律。

（一）从现代意义上讲，“法治”的概念具有多重含义，基本的如下：

1、法治指一种以法律作为治国基本方式的治国方略。它要求确认法律在实现社会治理和国家管理中的权威性，把法律作为社会调整的最主要的方式和手段。即在治理国家的不同方式中，应当是“法律至上”。作为治国方略，与法治相对的主要是人治、德治，以及教会之治（西方中世纪）等。

2、法治指一定价值理念指导下的制度形态。在这个意义上，它是治国方略的具体化。包括两方面含义。

（1）法律至上的原则必须具体化为一系列的制度，包括立法、执法、司法、法律监督制度。这是法治的“硬件”。没有这些具体的制度，就不是法治；或者虽然有规定，但没有得到遵守，也不是法治。

（2）这些制度在内容上必须体现一定的价值观念，一定的原则精神。制度是这些观念的具体化。也就是说法治之法必须是“良法”，包括肯定和维护自由、平等、民主、人权保障、权力制约等等。这是法治的“软件”。二者缺一不可。

3、法治是指在严格依法办事基础上形成的法律秩序。法治不仅是指治国方略，不仅表现为一系列原则和制度，还可以理解为这些原则和制度实现后所形成的一种社会秩序的状态，即“良好的法律得到普遍遵守，国家权力得到有效制约，公民权利和自由得到充分保障，法律在社会生活中具有至上地位”的社会秩序。我们平时所说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是指这样一种状态。

（二）法治与法制（法律制度）的区别

1、从语义上看：法制是指法律制度本身，是指法律规范、法律实践和法律观念的综合体。而法治强调的是一种治国方略，是法律在社会中的至上地位和功能，法制则无此义，有法律但它不一定有至上地位。

2、从内容上看：法制是中性概念，不包含特定的价值观念（良法或恶法）。而法治则是指良法之治，法律必须体现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的目标和要求。

3、从作用对象上看：法制可以存在于专制社会，专制下也可以有比较完善的法律制度。而法治建立的基础只能是民主政治。法治否定专制、特权和任意性，其核心是以代表广大公民共同意志的法律来制约国家权力，限制国家权力的任意性，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正如美国复兴自然法的代表人物富勒所言：“法治的实质必定是：在对公民发生作用时（如将他投入监狱或宣布他据以主张财产权的证件无效），政府应忠实地运用预先宣布的应由公民遵守并决定其权利和义务的规则，如果法治不是指这个意思，它就毫无意义”。

二、法治与人治和德治

（一）人治

作为一种治国方略，法治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人治”和“德治”。

1、人治的特点和理由：

（1）治理国家主要依靠“贤人”。主张人治的人认为，人总有德行和智力的高下之分，治理国家的关键是使贤者在高位。贤者，即道德高尚而又有大智慧的圣人。认为治国的关键是有好的领导者，因为“人存政举，人亡政息”。

（2）贤人与法律的关系。主张人治的人也不否认法律的作用，但认为法律仅是治国之

器。强调圣人在法律之上，法律不应限制治国者。这有如下两点理由：第一，法是死的，而时势是不断变化的，“贤人”可以因时变制；第二，法律的制定、遵守和执行都要依靠人，所以治理国家关键不在法而在人，特别是要有贤人主政。

我国的人治说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哲学王”人治说近似。

2、人治与法治的比较：

20世纪70-80年代，我国讨论过人治与法治的区别。现在人们已明确二者有如下的关系：

（1）法治与人治的区别关键不在于是否承认人的作用，法治也承认人的作用。

（2）二者区别的关键在于：治国的基础究竟是什么，是依靠个人或少数人的聪明才智治国，还是依靠反映广大人民共同意志的法律治国。

3、人治与法治的优劣：

（1）人治说将人的差别绝对化，这容易导致等级制度；

（2）人治说建立在没有约束的权力之上，贤人、圣人处于法律之上，不受法律约束，从而极易导致专制制度；

（3）人治的基础是专制政治，因为贤人高于法律，而法治的基础是民主政治，由民众自己决定自己，自己管理国家；

（4）人治是个别性调整，不容易形成可预见的、稳定的社会秩序；而法治是用法律进行规范性调整（社会调整手段是民主基础上的、事先的、确定而稳定的规范性尺度）。

（5）人治说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在人与人相互隔离的社会中，人治或许有一定现实合理性（因为人与人相互隔离，老死不相往来，需要有一个绝对权威管理他们）；但在现代社会化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治没有了其现实合理性，人们必须依靠在平等自愿基础上形成的普遍规则来维护自己的权利，管理社会事务。

（二）德治

1、儒家提倡的“德治”是一种不同于法治的治国方略。其基本特点是：

（1）重视道德教化的作用，主张德主刑辅。认为“德治”优于法治，德可以治心、治本，而法只能治事、治表。因此德治才是治国的根本，而法律只是器物；当道德和法律冲突时，以德为本。

（2）提倡以德服人，为政以德。主要有以下两点要求：

一是修身。君主必须以身作则，作道德楷模，以其身教化天下。“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因此，治国的关键是要有一个可作道德楷模的明君。

二是行仁政。主张行王道，反霸道；省刑罚，薄赋税；反对严刑峻法，苛捐杂税。

（3）德的具体表现是“礼”。礼是指以人伦关系为基础形成的一整套思想和行为规范，中心是等级秩序，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孝悌忠恕、三从四德之类。儒家认为，只要人们都严格做到这一点，就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了。

2、儒家提倡的“德治”说作为治国方略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具体表现在：

（1）德治往往与人治结合在一起，主张人有道德高下之分；

（2）德治强调的“礼”，实际上是以等级制为核心内容；

（3）德治不重视法律的作用，反对法律至上；

（4）德治强调义务，轻视、否定权利和自由。臣民的义务是封建道德的中心，目的是维护君主的至上权力，而不是肯定和保护公民的权利和自由；

（5）德治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德治在以家庭为基本社会单位的自然经济条件下有一定合理性，而在以人格独立和平等、意思自治和商品交换关系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条件下，必须以依法治国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三、现代法治与中国古代“法治”

（一）中国古代法家“法治”学说

中国古代一些法家人物提出了“法治”说，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以法为本，垂法而治。治理国家，法治优于德治。治理国家不应以道德为本，而应当以法律为本，事事皆决于法。

2、刑无等级，一断于法。君主掌握立法大权，所有臣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3、赏罚分明，言而有信。以法立威，以法实现秩序。

4、严刑峻法，以刑去刑。认为人皆有趋利避害的本性，刑罚轻了，不足以维持社会秩序。

（二）中国古代“法治”与现代法治的区别

二者的不同点主要有二：

1、在古代，法是维护专制制度，维护君主特权的，法是君主统治臣民的工具；现代法治的基础是民主政治，法必须是良法，法在形式上必须体现全体公民的共同意志，讲法治，就是人民自己服从自己，自己管理自己，法治的核心是制约国家权力。

2、在古代，法的功能主要是刑罚，是威慑工具，目的是维护统治秩序；现代法治的核心是确认和保护公民的权利和自由。

因此，中国古代“法治”与现代法治的区别关键在于，古代法治是君主用以统治臣民的工具，而现代法治是以民众的意志约束国家权力，维护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二者从形式上讲都强调重视法的作用，但根本目的有质的差别，二者的基本精神完全不同。

第二节 社会主义法治及其基本要求

一、社会主义法治的概念

（一）法治的分类

按照法治的阶级本质及其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可以把现代法治分为两大类型，即资本主义法治和社会主义法治。在不同性质的社会中，法治的基础不同，法治之“法”的性质和内容有所不同，法治的具体形态、实现途径和现实保障措施也有所不同。

资本主义对法治的贡献是很大的，但由于受阶级属性和经济关系的制约，它又有很多的历史局限性。

（二）社会主义法治的特点：

社会主义法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是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广大人民共同意志的体现，它吸收了资本主义法治理论和实践中的民主性和合理性的精华，同时又克服了资本主义法治的阶级局限性。

社会主义法是阶级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是意志性与规律性的统一，是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的统一，这使得社会主义法治比资本主义法治具有了空前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经济基础。

社会主义需要法治，但社会主义又不必然意味着法治。由于历史传统和多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治国方略的选择上，我们曾有过沉痛的教训，付出过重大代价。

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十五大报告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这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务，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一论述集中体现了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基本特点，即它是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

二、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要求

（一）社会主义法治的形式要求

法治的形式要求是按法治的要求，法律在运行过程中的各环节和基本要素所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标准或者特点。

形式是相对于内容而言的。法治的内容要求是指法的价值取向方面的要求，如怎样分配主体的权利义务、保障什么利益、体现谁的意志等。法治的形式要求是指应当以什么方式、手段，什么样的法律制度来实现这种价值追求。

法治有以下的形式要求：

1、从立法上看，法律应当具有一般性（法律效力的普遍性）、公开性、确定性、可诉性，法律体系必须内容完备，结构严谨，和谐统一。法律的可诉性是指当法律中规定的权利被侵犯或滥用，义务被违反时，必须有适当的救济程序和手段。

2、从执法方面看，行政活动必须具有合法性和程序性。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的权力一般应有明确的法律依据，遵守法律没有允许的就是禁止的原则；行政行为要遵循一定的行政程序；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不能滥用行政行为的自由裁量权。

3、从司法方面看，司法权必须具有独立性、中立性、程序性。司法权是国家权力体系中相对独立的一部分；审判独立，法官忠于法律，只对法律负责，司法机构必须中立于当事人，独立于其它权力机构；司法过程必须严格遵守法定的程序，过程的程序性是司法结果正当性的必要条件。

4、从守法方面看，公民和社会组织必须严格守法，积极行使法律权利，履行法律义务。

现代法治更强调公民和社会组织要积极运用法律实现自己的权利和自由，因为没有权利主体对权利的追求，也就没有义务主体的履行义务。因此，有的学者将守法分为积极守法与消极守法。遵守禁令、履行义务为消极守法；而积极实现法律中主体所享有的权利，为积极守法。

5、要求法律职业的专门化和职业共同体自治。

法律职业是指基于专门的法学知识和修养及运用法律的技艺，致力于为社会大众服务，追求社会公正的专业性工作。法律职业者通常指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学教师等。

法律职业从其他社会职业中分化出来是社会分工发展的要求，也是法治化的形式要求。

（1）法律是高度发达的社会调整方式。法律职业者需要专门的知识、技艺、思维方式（如对程序正义的重视，法律推理方式）和修养。

（2）法律职业专门化是法律对于政治系统相对独立性和中立性的要求。

实现法律职业的专门化和职业共同体自治需要一个相当长期的发展过程。

（二）社会主义法治的实质要求

社会主义法治的实质要求，即法律必须体现一系列基本的价值目标。形式要求来自法治发展自身的规律性，保证法治在形式上具有合理性和有效性；法治的实质要求则来自社会主义社会现实生活本身的要求，它表现为一系列社会主义法的基本价值理念，也即法律制度对一系社会理想的追求，它决定着法治的本质、方向和基本功能。

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实质要求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法律至上与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三位一体。

人民民主要求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社会主义法是在人民民主基础上产生的，法律至上也就是广大人民意志具有最高权威，肯定法律至上也就是肯定人民意志至上，肯定人民主权。

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特点之一。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保证人民民主的性质，保证全社会共同意志的形成，也才能保持法治的社会主义方向。社会主义法治的长远发展离不开党的正确领导。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应是实行依法治国的

核心力量和排头兵。

因此，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法律至上的统一，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最突出的特点和优点，体现着我国法治的社会主义性质。

2、法律必须真正体现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共同意志。

社会主义法是阶级性和人民性的统一。社会主义法治所依据的法律应当真正体现广大人民的共同意志和利益，具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法律必须在人民民主的基础上，妥善安排人民的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与整体利益的关系，服务于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

3、社会主义法治必须能够有效地约束国家权力。

有效地约束国家权力，是现代法治的一般特征，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要求。实行法治，就意味着必须以法律约束国家权力，使国家权力真正为人民服务，而不是压制人民的工具，使国家公职人员真正成为人民公仆。这是法治工具性价值的主要表现之一，也是社会主义法治区别于人治的基本特点和功能。

4、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充分尊重、保障和促进人权。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价值目标之一。人权从本质上是属于人或关于人的最基本的权利。

人权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终极性。一切价值目标都是为了实现权利和自由，实现人的解放。因此，不能由于其他目标的追求否定任何人的基本人权。当然，人权的实现程度、法律肯定和保障的范围及程度是由客观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

在处理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时，法治化是保障人权最有力的手段之一。把基本人权的要求以法律方式加以肯定和保障，才能有效保护人权。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本身就是保障人权，排除国家活动，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对人权的侵犯。

（三）社会主义法治的制度要求

社会主义法治的形式要求和实质要求都必须通过一系列具体制度表现出来，这样，这些要求才能规范化、确定化、普遍化和稳定化，其实现才能获得制度的保障。这就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制度要求。

制度要求的表现如下：

1、从立法上看，必须建立民主的、科学的立法制度。目的是制定出“良好的法律”。相关的立法制度主要包括：立法权分配制度、法律法规的违宪审查制度、立法监督制度、公众参与立法的制度、立法代表选举制度、代表议事规则、代表与选民联系制度等等。

2、从执法上看，必须建立约束和监督行政权力的法律制度。防止行政越权、滥用和不作为。这些制度主要包括：行政权职责分工的制度、规范行政行为的制度、行政行为的监督制约制度、行政人员产生和管理制度、行政程序制度等。

3、从司法上看，应建立健全保障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的制度。主要包括：司法人事和经费的独立制度、司法活动及程序的制度、法律职业的有关制度等。

4、从公民与国家权力相互关系的方面看，应建立公民权利和自由的保障制度和国家权力的分工制约制度。主要包括：确认公民广泛权利和自由的法律制度、处理权利与义务相互关系的制度、确认公民权利对国家权力的有效制约制度。在国家权力的制约方面，主要表现为国家权力的分工制度、国家权力的相互制约制度、国家权力与国家责任相统一的制度等。

（四）社会主义法治的观念要求

社会主义法治的观念要求，是指实行社会主义法治对全体社会成员法律意识或法律观念的要求。

法治的实现不仅需要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和完善的规则，还必须有广大社会主体的

实践活动，而主体的法律实践活动需要有法律观念为指导。没有高度的法律意识，所有的制度设计都无法转化为行为，转化为现实的法律秩序。因此，人们的法律意识水平或法治观念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状况的重要指标之一。

社会主义法治在观念方面的要求主要包括：

1、社会公众普遍接受法律至上原则，承认法治的权威性与合理性。

2、社会公众普遍具有参与法律制定和实施的积极性。社会成员要关心并以多种形式、通过多种途径参与法的律制定、实施。要求社会成员要树立自主意识，自立意识、权利义务观念和积极的参与意识。

3、国家公职人员具有忠于法律、严格执法的意识。而不是忠于上级领导，在法律与权力发生冲突时，应忠于法律。这是法治化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

第三节 法制现代化

一、法制现代化的概念

法制现代化是指一定社会的法律制度伴随着社会的转型而相应地由传统型法制向现代型法制转化的过程。

（一）法制现代化的内涵、价值取向、基础

1、从内容上看，法制现代化有丰富的内涵。法制包括静态的规范体系，以及动态的主体法律实践活动和法律价值观念。法制现代化是三位一体的现代化过程。这其中，人的法律观念是基本动力和核心的内容，没有法律观念的现代化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法制进步，只有法律规范的现代化，也不可能有法制现代化。

2、从价值取向上看，法制现代化的实质是从传统的人治型法律制度向现代法治型法律制度的演进。

人治型法律制度的特点是维护等级制、专制制度。其基本价值取向是：国家以君主为本，社会以国家权力为本，国家权力高于臣民，臣民为国家服务。法律只是君主治国治民的工具。

法治型法律制度是新型的法律文明，以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对国家权力的制约为基本价值取向。它的核心是：公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发展是社会发展和法律发展的目的，法律的根本目的就是服务于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发展。为此必须制约国家权力，使国家权力服务于这个目的，而不是相反。

3、法制现代化的基础是社会生活的全面现代化。

法制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法律表现。现代社会下，新型的人际关系要求新的法律表现。法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要求相适应，经济关系发生了变化，如实行市场经济，这就要求法律制度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

法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部分相适应。民主政治的发展、社会文化发展等也要求法律制度相应变化。

法制现代化又是社会现代化的积极动力。没有法制现代化，社会现代化不可能完成。

（二）法制现代化与法治

二者的联系极为紧密。从法的内容和法的发展方向上看，法制现代化的过程，也就是法治化的过程。

作为一种价值理念，法治体现着法制现代化的原则和精神，如人民主权，自由、平等、权力制约、人权保障等。

作为一种制度和法律秩序，法治是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和结果。

法制现代化是侧重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变过程，而法治则侧重于这个转变过程的原则精神或这个转变过程所追求的目标。

（三）法制现代化的基本目标

1、法律规范体系的现代化；

2、法律调整机构、人员和设施的现代化；

3、法律制度原则精神的现代化；

4、社会成员法律意识和行为方式的现代化。

二、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现代化建设的道路

（一）法制现代化的发展模式

不同国家法治现代化所走过的道路不同，大体上可分为两种发展模式：早期发达国家的模式（如英、法、美等），又称内源型法制现代化模式；后起国家法制现代化的模式（俄、日、土、及一些后起发展中国家），又称外源型法制现代化模式。

1、内源型法制现代化：指自身条件成熟，内部因素是法制现代化动因，法制现代化是自下而上的自然演进过程。具体条件有：

（1）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城市商业发达，形成了广泛的市民阶级，他们主张自由经济，要求绝对私有权和契约自由，排除国家权力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消除封建割据和等级特权。

（2）政治上，市民阶级自下而上地要求自由、自主，自己决定自己。主张民主政治，消灭贵族等级特权。加之这些国家又受古希腊民主政治传统、中世纪城市自治共和国传统体制的影响。

（3）文化上：受启蒙运动的影响。

（4）对外关系上，这些国家都是强国，这有助于消除和缓解在法制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一些矛盾和压力。

2、外源型法制现代化：指自身条件不成熟，而外部因素冲击是法制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法制现代化是外部推动型的过程。面对危机，只有变法图存、图强。因此，必须学习外部的理论、制度和观念。自身条件不成熟的主要表现是：

（1）商品经济不发达。农业是主要经济形态。

（2）政治上，没有强大的代表新生产力要求的市民阶级，不能有效地对抗国家权力。

（3）文化上，传统社会人治文化影响比较深，没有经历彻底的思想文化启蒙。

（4）对外关系上，一般都处于弱势地位。

因此，外源型法制现代化模式的主要特点表现为：政府往往是主导力量，法制现代化表现为一种自上而下的法制演变过程。这个过程中，法制的发展以借鉴外部经验为主。

上述分类只是对法制现代化发展模式的一种抽象。从实际形态上看，许多国家的发展模式都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也有人称之为混合型的模式。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又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全面建设和实现社会现代化、包括法制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认真总结和借鉴历史上法制现代化的一切积极成果，立足于我国的具体国情，不断探索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法和步骤。

二、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现代化建设的道路

（二）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制现代化的道路选择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有自己独特的国情，法制现代化是新的事业，没有现成的道路可走。因此必须基于本国国情，同时积极借鉴外国经验，探索出一条适于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新路。对此，关键是正确处理几个关系。

1、政府推动与社会参与相结合。

政府推动型的长处是可以有效利用社会资源，缩短自发发展的时间，不足之处是有可能与法治、民主建设的目标发生矛盾；自发型法制现代化的长处是可以充分利用社会力量，不足之处是如果约束不力，有可能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甚至动荡。因此，必须将政府推动与

社会参与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扬长避短，发挥合力的作用。

贯彻这一原则，必须把扩展民众权利与约束政府权力相结合，处理好个人的主体性与国家权威性之间的关系。

2、立足本国经验与借鉴国外成熟经验相结合。

一方面，中国法制现代化可以适度跃进式发展，因为有法制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可供借鉴。我国作为后起国家，社会发展的特点之一就是以法律为先导，积极推动社会发展；

另一方面，实现法制现代化又必须立足于本国的国情和条件，同时还要积极发挥行之有效的本土资源和经验的作用。

因此，在法制现代化过程中要对本国经验与外国经验进行科学的选择和结合，兼收并蓄，扬长避短，既不能抱残守缺，也不能全盘西化。

3、观念更新与制度（主要是规范体系）创新相结合。

内源性法制现代化的过程，先是法律观念现代化，后法律制度现代化。而在后起发展中国家，制度创新是前提。

观念更新与制度创新二者不可对立。制度创新对观念启蒙和发展有重要引导作用；观念更新又会促进制度的完善，制度的实现。但制度创新必须与观念更新结合，价值观念的更新必须与制度创新结合起来。

总的说来，法制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一部分，是一个需要几代人为之奋斗的长期过程。应当积极稳妥地推进我国法制现代化。坚持从实际出发，又注意借鉴学习；坚持党的领导，又充分发展民主、参与和首创精神；既坚持发展，有紧迫感，又注意稳定。

第五篇：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中国共产党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采取正确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带领人民紧跟时代潮流、不断开拓前进的执政党，必须具备的能力。”按照怎样的原则，采取怎样的方式实现党对国家政权和国家事务实施领导，是一个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2001 年 7 月，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的讲话中明确提出要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他进一步指出，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必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并强调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全局性作用。”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最主要的就是要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处理好党委同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的关系，“既保证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又充分发挥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和其他方面的职能作用。”，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达到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目的。

(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原则的基本内涵与实质

“总揽全局”：是指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具体的说来，就是要坚持党对国家大政方针和全局工作的领导，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对国际、国内重大问题作出科学决策，协调和处理变化着的各种矛盾。党中央是管全局、管方向的，要把精力主要放在抓战略问题、全局指导和宏观决策上，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大政方针和法律制度，以及重要工作部署等等，必须统一，各个地方、部门和单位决不能各行其是。党对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项事业的领导主要的应体现在大的问题和方向性的问题上而不是具体的事务性工作上，更不是事无巨细都要管。地方党委担负对本地方各项工作的全面领导责任，也要集中精力抓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既要全面认真地贯彻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确保中央政令畅通，又要科学、清醒地认识本地区本部门的发展基础、优势条件、制约因素等，切实做好“结合”的文章。正确处理当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善于把本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置于国内外宏观形势和全国工作的大局中来思考、来谋划，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并按照党管干部的原则，做好重要人事安排工作，管好党员干部、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有效的实现党在各个领域的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总揽全局”，是由党的执政地位所决定的，不断提高“总揽全局”的能力，是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客观要求。

“协调各方”：就是要从坚持贯彻中央的大政方针和工作部署，推进全局工作的要求出发，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协调好党同各方面的关系，主要是协调好党与政府之间、党与人大之间、党与政协之间、党与军队之间、党与司法部门之间、以及党与人民团体和其他各方面之间的关系。既要加强党对这些机构的领导，又要发挥这些机构的职能作用，使各方面都能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互相配合，形成合力，共同为实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而奋斗。为此，就要努力做到“总揽不包揽，协调不取代”，在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的同时，通过建立健全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的机制，规范同人大、政府、政协和人民团体的关系，支持各方独立负责、步调一致地开展工作。

“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是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实质上主要是要解决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实际工作中管什么和如何管的问题。关于管什么的问题？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得非常明确：“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坚持依法执政，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党委在同级各种组织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集中精力抓好大事，支持各方独立负责、步调一致地开展工作。”关于如何管的问题，即党采取什么方式对国家政权和国家事务实施领导？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即指出：“党委要通过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的机制，加强对人大、政府、政协、人民团体的领导，人大、政府、政协、人民团体的党组以及担任领导职务的党员干部，在依法进行职责范围的工作中，必须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委的决定。”十六大报告又明确提出，要 “按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规范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的关系，支持人大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经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并对他们进行监督；支持政府履行法定职能，依法行政；支持政协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履行职能。加强对工会、青年团和妇联等人民团体的领导，支持他们依照法律和各自章程开展工作，更好地成为党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这就在理论上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也为各级党委在各项工作中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提供了指导思想。

由于种种原因，在实际工作中，还有不少的党的干部仍然存在着党“包揽一切”的思维定势，习惯于把“总揽”变成“包揽”，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好的事情。这种大包大揽的领导方式，非但不能加强党的领导，反而会降低和削弱党的领导。一方面容易使自己陷入具体事务之中，没有精力抓大事、抓方向、抓党的建设，影响了领导核心作用的发挥；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党委在实际工作中“包揽”过多的状况之所以难以改变，主要源于一些同志在思想深处存在着误区，即认为不抓具体事务就会大权旁落，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他们没有认识到“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正是我们党总结五十多年执政的经验和教训，给予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科学定位，是对党的执政规律的科学总结。只有做到“总揽”而不“包揽”，协调而不代替，党委才能真正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其目的就是要结合新形势的要求，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中与现实不相适应的地方，从而更加有效地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发挥党的领导作用。

（二）、理顺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之间的关系，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机制

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领导作用，关键是要理顺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和人民团体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党委与人大、政府之间的关系。其中的核心问题是党委通过怎样的方式实现对人大、政府、政协和人民团体的领导。过去，的确存在党委直接干预、超越或代替人大、政府机关的工作的问题，不仅妨碍了人大、政府职能的实现，削弱了权力机关的权威性，给依法治国带来了不少问题，也不利于发挥党委的核心领导作用。

按照依法治国的的基本国策，党应当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只有通过人大才能去依法开展自己的国事活动和执政工作。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主要应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来实现。只有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才能充分发挥其合法而有效的执政作用，也只有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才能巩固其执政地位。其实现方式和途径：一是通过倡导和宣传其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影响国家权力机关的立法决策；二是向国家权力机关提出立法建议。党委处理与人大的关系应遵循以下原则：（１）党委对人大有领导作用，但这种领导只能体现在宪法规定的人大权限之内；（2）在处理党的领导与人大的关系问题上，党委与人大之间既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同时又是互相支持和相互监督的关系；（3）党委要支持并协调人大及其常委会处理好与政府及司法机关的关系。具体来说，党委对人大的领导要通过人大党组来实行的，而不是直接发号施令，更不能越俎代疱，人大党组贯彻党委决议，主要是通过法定程序把党的主张由人大及其常委会变成地方性法规，将党委关于政府组成人员的人事安排建议变成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定。

在党委与政府的关系上，必须明确，政府是行政机关，而不是党委的下属组织，也不是党委的执行机关，党委不能直接指挥政府，包办、干预政府的工作，也不能直接对政府发号施令。党对政府的领导具体体现在：一是通过人大这个中间环节实现领导；二是通过对政府执行法律的监督体现领导；三是通过法定程序推荐政府组成人员和重要干部实现领导。四是在领导形式上，通过政府党组来实现，政府党组贯彻党委决议，主要是通过政府决策程序把党的主张变成政府的政令。

党委对政协和人民团体的领导也要通过设在政协和人民团体中的党组来实现，政协党组贯彻党委决议，主要是通过政治协商把党的主张变为社会各界的共识。人民团体党组贯彻党委决议，主要是通过发挥人民团体作为党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通过卓有成效的群众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把党的主张贯彻到各界各阶层人民群众中去。

在党委通过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的机制，加强对人大、政府、政协、人民团体的领导的同时，要充分发挥人大、政府、政协的职能作用，让他们能够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并尽量减少党委与政府各个部门之间职能的交叉重叠。特别是在经济工作中，当前，由于强调全党要集中精力抓好经济建设这项中心工作，往往造成党委对经济工作管得太多太细，甚至把四套班子集中起来分派经济工作任务，造成严重的职责不分、职权交叉、职能混乱。因此，必须进一步规范党委和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要明确党委在经济工作中的职能，主要是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指导好经济发展规划和计划的制定；抓好重要政策、制度的制定和运用；把握经济形势，确定工作方向，保证经济工作健康发展。总之，党委应该主要抓方向和方针，而政府则主要抓好方案、方法和具体的实施。

要切实落实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必须进一步确立和健全“一个核心”、“三个党组”的组织结构和工作机制：即党委通过对人大、政府、政协三个党组的领导，实现党委的“核心”领导作用。人大常委会党组贯彻党委常委会的决议，通过法定程序把党的主张变为地方性法规；政府党组贯彻党委常委会决议，通过政府决策程序把党的主张变成政府政令；政协党组贯彻党委常委会决议，通过政治协商把党的主张变为社会各界的共识。人大、政府、政协三个党组对党委负责，凡应提请党委讨论的事项，分别以党组名义上报党委。具体的说，应当做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要加强人大常委会党组的建设，发挥好贯彻党委决策的核心保证作用和对人大工作的组织领导作用。坚持人大常委会党组向党委请示汇报制度，人大工作中的重大事项和问题，要及时向党委请示汇报，争取党委的同意和支持。要把党的领导和人大依法行使职权很好地统一起来，才能有利于人大及其常委会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必须明确一点，党委对人大党组的领导不能等同于对人大常委会的领导，党委应当强化在党内的绝对权威地位的同时，在对于社会事务的管理过程中支持人大常委会依法行使职责，加强对重点工作的监督检查，确保事关发展全局的重点工作顺利落实。二是要加强党委对政府党组的领导，使党委对重大问题的决议及时贯彻到政府工作的执行过程当中。政府党组在研究如何执行党委的决策时，必须根据党委决议精神来组织实施各项具体工作，特别是要把握好根本原则，把体现党委的意图和人民的愿望有机结合起来，履行好人民政府的职责。党委不能以党代政，而应通过政府党组的建设来强化党委的宏观决策权力。在党政分工方面，一些由政府

本身和单个部门或较少部门可以完成的工作交给政府去做，而对一些牵涉面广、难以协调的工作可由党委统一领导和协调。三是进一步加强党委对政协党组的领导，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建言献策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要明确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并不意味着党可以干预民主党派的内部事务，党对民主党派的领导应该体现在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和对社会发展方向的影响上。

进入新世纪，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是摆在全党同志面前的重要任务。面对形势和任务的不断发展变化，我们党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按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不断改进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实现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制度化、规范化，才能真正使党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