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加强农村基层法治建设 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
加强农村基层法治建设 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
2015-10-13 来源:人民法治网 作者:文耀全 罗永胜
——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着力推进村级治理法治化
文/文耀全
罗永胜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础在基层,工作重点在基层。基层是社会的单元细胞和基础,基层法治建设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直接影响着国家整个法治化进程。近年来,四川省古蔺县农村社会治理工作取得一定的成效,但面对新形势、新任务,还存在许多不容乐观的现实问题。如何因地制宜地破解农村社会治理难题,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是当前面临的重大课题。笔者现结合古蔺县的情况和法治实践,就推进农村基层社会治理谈谈自己的见解。
农村社会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
民众法治观念淡薄。古蔺县属于山区贫困地区,老百姓文化素质相对不高,整体法治观念淡薄,法律权威还没有从根本上树立起来,信访不信法,信大不信小,信闹不信理,不依法按程序表达利益诉求,热衷于“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诉求方式依然存在,依法办事的意识不强。
普法教育形式落后。普法宣传还停留在发单子、搭台子、摆桌子等形式上,照搬照抄法律条文,生硬进行普法宣讲还普遍存在,缺少群众看得清、听得懂的普法宣传形式,法治宣传的长效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
村民自治浮于表面。部分村(社区)没有制定村规民约、自治章程、村民参事议事机制。部分村民自治组织不健全,自治机制缺乏活力,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不到位,村民自治流于形式。
社会治安问题突出。农村“两抢一盗”案件多发,破案率低,尤其是入室盗窃、盗窃摩托车犯罪活动突出。涉及毒品、赌博等违法犯罪屡禁不绝,涉毒案件数量、违法犯罪人员大幅增加,民众社会安全感缺失。矛盾纠纷量大面宽,征地拆迁、城镇建设、劳动就业、医疗纠纷、道路交通、社会保障等问题引发的矛盾纠纷和涉稳隐患多。
推进村级治理工作的对策建议
破解农村社会治理难题,关键是要遵循法治思维,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把农村社会治理纳入法治化轨道,把群众工作贯穿到社会治理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坚持完善基层群众例会制度,从源头上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
(一)着力更新思想观念,提升依法治理意识
一是培育村级干部依法治理理念。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只有思想观念大解放,才能推动服务管理大发展。农村党支部书记要大力加强法律知识、理论和政策的教育培训,提高运用法律解决农村社会实际问题的技巧,提高依法办事、依法管理的能力。
二是加强全民法治宣传教育。把提高农民尊法、知法、守法、用法意识,作为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的重要目标。采取院坝会、大喇叭广播、农民法制夜校等多种形式加大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农村适用法律法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的宣传力度,让各项政策、法律深入人心。要大力宣传以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为内容的法律法规,重点宣传《禁毒法》、《道路交通安全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信访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采取返赃大会、巡回法庭、公开审判等方式以案说法,增强人民群众的法治意识,引导人民群众通过法律途径和正当渠道解决矛盾纠纷、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要进一步推进“一村一顾问”制度,整合机关干部、全县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者,担任村(社区)法律顾问,培养农村“法律明白人”。
三是着力打造法治示范村(社区)。围绕法治示范村(社区)创建,着力打造古蔺镇崇文社区、箭竹乡富强村、大寨富民村、太平长征街社区等一批重点村(社区)。充分挖掘,深入提炼打造特色亮点,围绕“项目富民,法治强村”特色,打造箭竹富强法治示范新村;围绕“一线一园一点”特色,打造全省依法治村典范的大寨富民新村;围绕“一心一会一产业”特色,打造马嘶茶园法治示范新村;围绕“1个核心、2个平台、N个支撑”社会管理创新模式,打造古蔺镇崇文法治示范社区;围绕“以文化人,以德育人,以法治人”德法共治特色,打造太平镇长征街社区。通过以点带面,彰显法治示范引领作用。
(二)着力狠抓农村基层基础,夯实平安稳定根基
一是抓好平安细胞创建。深入开展平安家庭、平安网格、平安村(社区)创建工作,加大宣传力度,提高群众的知晓率和参与率,形成创建活动人人参与,创建成果人人共享的良好氛围。紧紧围绕创建标准,细化工作措施,打造一批治安秩序良好、防范机制健全、基层组织有力、服务管理到位、环境优美整洁、群众安居乐业的平安和谐村(社区)、平安和谐网格,以基层小平安促进全县大平安。
二是全面推行群众例会制度。推广“定时间、定内容、定纪律、定主题”的群众例会工作规程,每个村社每月召开一次村民群众例会,借助群众例会平台,宣讲政策法律、公开党务村务、排查调处矛盾纠纷,让群众有话会上说、村级发展会上议、邻里矛盾会上调,推动党群干群关系进一步好转。通过群众例会,让群众充分运用好自己在村民自治活动中的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和监督权,达到还权于民的目标。
三是深化矛盾纠纷的排查化解。要把预防化解纠纷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性工作和重点环节来抓,做到预防工作走在调解前、调解工作走在激化前,实现源头预防动态化,分层掌控。村两委建立完善村级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每一个村要有1—2名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信息员,每半个月定期分析研究和排查处理矛盾纠纷,对排查出的矛盾纠纷,落实责任人员限期调解处理,努力做到“小事不出组,大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探索设立县长接转热线,将一般民间纠纷从派出所接处警中分离,重点交由乡镇、村、社化解处理。认真落实“三三调解制”,立足及早发现和及时化解,对群众提出的合理诉求,不推不拖,在第一时间解决,分清矛盾纠纷性质,对该属于刑事处理的,不能作为纠纷调处,不能盲目调解,要讲究调解艺术,找准问题关键,依法处理问题。
四是抓实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切实把网格化服务管理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工作来抓。将人、地、物、事、组织等基本治安要素纳入网格管理范畴,将安全、维稳、信访、调解纠纷、打非治违、重点人员管控纳入网格化服务管理,努力做到信息掌握到位、矛盾化解到位、治安防控到位、便民服务到位。真抓真办网格事件,常态化督查督办网格事件办理等工作,对乡镇、47个部门网格事件办理不重视、落实不力、群众不满意的,实行严格问责考核,确保网格化真正服务民生、服务管理。
(三)着力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提高依法办事水平
一是完善村民自治制度。进一步拓宽农民民主参政的渠道,发挥农民群众的主体作用,让群众充分享有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和监督权,保障群众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完善村规民约,建立健全符合本村发展的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完善各项村级事务管理制度,制订村规民约必须经过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同意通过,必须发到每家每户,让村民了解、理解,村民做事才能有章可循,充分实现村民自治,促进农村各项事业逐步走上规范化、法治化轨道。
二是完善村务公开制度。进一步完善公开内容、公开程序、公开机制,实行村务党务财务上墙公开、群众例会公开,使村务公开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尤其是新村建设中各级财政到村到户的优惠政策和支农资金、社会各界的帮扶资金和建设项目以及村民要求公开的其他事项,及时纳入村务公开的内容范围,实现农村社会事务阳光操作。
三是积极培育农村社会组织。村(社区)要搭建沟通平台,积极培育调解组织、行业协会等,引导农村社会组织规范发展,切实发挥社会组织在矛盾调处、维护稳定中的积极作用。同时积极调动农村的经济能人、致富能手等充当农村社会治理的中坚力量,利用其在群众当中的威信和影响力,协调关系,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四)着力抓好治安防控,维护农村社会稳定
一是加强农村治安防控建设。健全完善村(社区)专兼职“红袖标”队伍,各乡镇政府所在地场镇,建立10人以上队伍,各村(社区)民兵连长牵头、村组干部参与,建立5人以上队伍。网格员要参与巡逻,落实“定目标、定地段、定时间、定职责”的“四定”运行模式,常态实施网格化巡防。抓好村(社区)治保会建设,积极有序发展治安巡防队、治安信息员等多种形式群防群治队伍,实行邻里守望,十户联防、三湾联防,降低盗窃摩托车、盗窃耕牛等可防性案件发案率,提高人民群众满意度。
二是强化特殊人群的服务管理。全面摸排掌握本村邪教人员、吸毒人员、社区矫正人员、扬言报复社会人员、易肇事肇祸精神障碍病人、刑满释放人员等特殊人群的服务管理工作,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动态准、行为可控。加强情报信息工作,实现动态监管,密切掌握涉稳、涉群体事件、涉访等情报信息,落实管控措施,做到人员不脱管、漏管。加大法律援助工作力度。降低受援门槛,扩大受援范围,畅通援助渠道,针对农民工、老年人、妇女、儿童、残疾人、低保家庭、少数民族群众等,开展法律帮困、法律扶贫、法律维权,完善司法救助制度,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三是坚决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要紧紧围绕人民群众反映的突出治安问题,深入排查,及时上报党委政府。畅通群众举报渠道,通过召开群众例会、设立举报箱、举报电话、建立奖励制度等形式,发动群众举报突出治安问题,检举揭发违法犯罪行为。严厉打击“两抢一盗”等侵财犯罪,严厉打击村霸、路霸等恶势力犯罪,严厉打击破坏农村基层组织选举,侵害群众利益,欺压群众,危害农村社会稳定的恶势力。加强摩托车管理,配备交通安全协管员,摸清本村摩托车及其驾驶人员基本情况,建立台账。督促摩托车驾驶人员入户办证,村组干部要亲自参与摩托车整治,形成基层联动治理的局面,切实提高人民群众安全感。
(作者文耀全系古蔺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罗永胜系古蔺县委政法委纪工委副书记)
(刊载于《人民法治》2015年10月号)
第二篇:法治与国家治理
法治与国家治理 作者:王韶华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涉及范围之广,改革力度之大可谓前所未有。其中关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法治中国建设”的论述特别引人关注。
在笔者看来,法治化、法治中国与国家治理体系有如下的关系:
首先,从涉及范围与领域看,国家治理体系是最为宏观的,指的是一个国家治国理政,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防外交以及党的建设,而法治中国则主要集中在法治领域、法律制度体系、司法活动等方面,既包括新十六字方针,即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也包括即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其次,从发挥功能作用的顺序及普遍性看,国家治理体系涉及整个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与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紧密相联。因此,国家治理活动最为普遍,无处不在。而法治中国则是国家治理体系中上升到法治的部分,依法治理领域,是国家治理体系重要内容和主要手段。
但是,在地位作用、重要程度上,法治化、法治中国则显得尤为重要。首先,从十八大报告确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来看,其中在民主政治方面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可见,以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为核心,以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为支撑的法治体系建设,在十八大报告中十分明确。十八大报告还进一步要求“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这更加明确说明法治化在治国理政中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十八大报告在“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部分明确提出,“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这些论述都明
确无误地表明,国家的一切活动,包括国家的治理,治国理政,一切主体,包括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这也就是要实行法治、建设法治体系,意味着未来中国必将是法治之中国。
此外,从治理手段看,除了法律手段、法治方式,尽管还有经济手段、行政手段,但经济手段、行政手段也要依法采取,而且法律手段和司法程序往往是最后的和最终的手段,即司法具有终局性。
第三篇:2017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以大数据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
2017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范文:以大数据助力国家治理
现代化
大国治理需要大智慧。在信息化时代,大智慧往往源于大数据。大数据作为信息时代的基础资源,能有效集成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信息资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基础数据和决策支撑。
助力国家治理顶层设计。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开放而复杂的巨系统,需要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如果依靠单一主体、单一力量,既难负其重,又会导致治理体系结构失衡,甚至偏离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科学轨道。只有统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主体、客体、过程,系统谋划、整体推进、综合施策,才能达到系统集成的效 果。这就要求建立统一、共享的大数据平台,通过对海量数据的采集、挖掘、加工、汇总、整合、存储和分享,为党和政府进行国家治理顶层设计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助力党和政府找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最优路径。
助力合理规划与实施国家治理。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全面、系统的改革和改进,这就需要运用大数据技术,对国家治理进行科学规划与实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效能,涉及价值取向、主体、制度、技术等要素。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 和生态文明建设任务繁重、内容复杂。充分运用大数据分析提供的规律性结论,有利于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保障国家治理现代化遵循科学性、战略性、长远性、系统性和有效性的原则,在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的轨道上顺利推进,保证国家治理 现代化过程规范、运作高效。
助力党和政府科学决策。科学决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信息化时代,科学决策越来越依赖大数据的采集与分析。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每个社会成员均可利用信息化手段表达自己的意愿和看法,形成海量的“微数据”和“微事件”。决策者往往要对海量的实时数据进行掌握和挖掘,将分散的小概率事件有序关联起来,突破“信息孤岛”限制,排除各种垃圾信息的误导和干扰,把握数据中蕴含的规律性、倾向性问题,提高公共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水平,更好地回应公众关切,满足公众需求和期待。
助力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的一个重要体现,是国家治理效能的提升。就我国实际而言,国家治理效能包括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满足公共服务需求、处理社会治理危机、维护公共安全等的能力与效果。大数据的开放和流动、使用和共享,能帮助治理主体准确预测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社会公共服务需求、引 发社会治理危机和公共安全事件的因素,有效实施事前控制,进一步降低治理成本、提高治理效率,从而进一步提升国家治理的整体效能。
助力优化信息反馈机制。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持久战”,需要对发展的每一个阶段进行事中评估,及时了解进展情况,发现问题、纠正偏差,避免出现方向性错 误。充分运用大数据的理念、技中公教育,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
术和资源,及时、有效地对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进行监管,将海量碎片化且无序排列的信息变成有用、有序的数据,可以使监管更有针对性、更加透明。通过大数据对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进行精准分析,为决策者提供国家治理现代化推进的真实信息,有助于决策者以目标变量为参照系,及时、准 确地掌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成效以及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评估结果及时进行调整和修正。
助力塑造健康社会心理。国家治理现代化包括社会结构转型。当代社会,人们认识世界和自身的参照系在快速变化。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社会心理稳定性缺失,致使一些人心态浮躁、焦虑感上升。因此,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注重塑造与之相适应的健康社会心理,为各项改革和实践营造良好社会氛围,提升国家治理 现代化“硬件”与“软件”的契合度。在信息时代,大数据打破了单一主体对信息传播流向和内容的垄断,拓宽了信息来源和流通渠道,提高了“信息能见度”,为 民众参与国家治理提供了有效技术支撑。对大数据进行分析与集成,可以找到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大变革中社会心理浮躁、焦虑的症结所在,有的放矢地采取措施,引导和调整社会预期;引导人们保持战略定力,弘扬一张蓝图绘到底的精神;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干事创业的活力,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营造改革创新、和谐稳定的社会氛围。
中公教育,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
第四篇: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任务和举措,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民生、民族团结、外事、“一国两制”、军事等各方面。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熟定型程度,取决于制度的优越性能否充分展现。法律是最重要的制度形式,也是制度的最高形态。能否加快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把法律这套规则体系转化成治理效能,将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适应时代进步潮流和国家现代化总进程,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要更加注重治理能力建设,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提高国家机构履职能力,提高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自身事务的能力,从而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国家的总体效能。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总结全面依法治国取得的显著成就基础上,从制度层面、战略层面规划了未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举措。
一是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体制机制。这意味着宪法全面实施的体制和机制还需要完善,特别是宪法的权威性还需要进一步增强。保证宪法的全面实施,要落实宪法解释程序机制,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特别要加强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文件,使宪法全面实施具有坚实的体制机制保障。
二是完善立法体制机制。要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完善党委领导、人大主导、政府依托、各方参与的立法工作格局,立改废释并举,不断提高立法质量和效率,加强重要领域立法,以良法保障善治,重点解决立法的针对性不足、操作性不强、立法不及时等问题,充分发挥立法在改革发展中的引领、推动和保障作用。
三是健全社会公平正义的法治保障制度。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本质上都是为了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为此,必须加强人权法治保障,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承担应尽的义务。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规范执法自由裁量权,加大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领域,如食品药品、生态环保、土地规划等执法力度,确保法律有效实施。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完善律师制度,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确保司法公正高效权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四是加强对法律实施的监督。加强对法律实施的监督,就是要保证行政权、监察权、审判权、检察权得到依法正确行使,保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障,坚决排除对执法司法活动的干预。尤其要支持新形式的法律监督制度,拓宽公益诉讼范围。加大对严重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严格刑事责任追究,让违法者付出应有的代价,遏制各领域的违法行为。各级党和国家机关以及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确保法律有效实施。
五是建设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需要完善国家行政体制,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厘清政府职能边界,完善权力配置,创新行政方式,提高行政效能,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要深刻把握建设法治政府的时代背景和现实要求,巩固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成果,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加强重点领域立法,逐步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依法行政制度体系,有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六是切实增强领导干部的法治和制度意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强化制度意识,带头维护制度权威,做制度执行的表率,带动全党全社会自觉尊崇制度、严格执行制度、坚决维护制度。只有各级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以实际行动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才能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氛围,也才能在全社会形成崇尚法治的风气。要将法治观念和制度意识强不强作为衡量干部德才的重要标准,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从内心深处信仰法治、认同法治,尊崇制度、执行制度、维护制度,树立制度的权威,把制度运行好、执行好,将制度优势转化成治理效能,最终实现建设现代化强国的目标。
实践证明,只有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高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的能力,使更加成熟定型完善的制度体系持续发挥作用,展现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优越性,才能不断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第五篇:农村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探索与实践
农村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探索与实践
摘 要: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治理的现代化,从根本上实现由管理到治理的转变,不仅关乎整个国家层面,更涉及省、市、县乃至乡镇、村居等各级地方政府全方面的深入改革。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关键要抓好村民参与,让农民真正当家做主,参与村务、选举干部、监督干部。建立村民自我约束制度以及村民自治的组织和工作体系,充分发挥村民自治在协调利益、化解矛盾、排忧解难上的作用,积极调动农民群众建设热情。文章仅以青白江区姚渡镇芦稿村、福洪镇杏花村为例,分析其村级治理的实践与经验,探索农村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路径。
关键词: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民主;自治
农村基层治理能力决定了未来农村的改革发展稳定。随着城乡一体化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由过去散居转变为集中居住,青白江在成都统筹城乡发展中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农民集中居住区越来越普遍,但居住状态、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征地拆迁等带来了基层治理的新矛盾和新问题,如何有效化解矛盾、调节各方利益、探索提高基层治理能力的有效方式迫在眉睫。而首先就是思想观念、治理理念的转变。
一、治理现代化的要义:实现由管理到治理的转变
1.树立民主平等的基层治理理念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治理不同于管理,治理追求的是民主、平等、公正等价值诉求,强调不同主体协商和合作,基层治理强调农民群众在村级治理中平等的话语权、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权利、参与各项村级事务平等地位,更多地体现民主,真正由农民群众共同参与、平等协商和对话。如芦篙村就一贯坚持“民事民议、民权民定”,依托村级自理机制,商讨议定村级公共服务项目、村民享受低保、申请残疾补助、村组财务制度、产改误工费用支出等诸多涉及村民权益的重大事项,真正体现民主,也及时化解基层矛盾。
2.尊重群众主体地位,发挥基层自治组织作用
尊重群众的主体地位,让广大农民群众自己当家作主,通过选取村民议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调节员、村民代表等方式,民主协商各项事务,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进一步完善民主选举制度、民主决策制度、民主管理制度以及民主监督制度,在自治过程中村民可表达合理诉求、自身困境等,成为基层治理的主人,激发村民参与意识和主人翁感。无论是成都北改“曹家巷”拆迁的成功、还是芦篙村征地拆迁工作的妥善处理都体现了群众自治组织的强大力量。
二、青白江农村基层治理的经验、做法和困境
青白江有94个行政村,29个社区(含17个涉农社区),在基层治理中针对权责机制不明、运行机制不畅、监督机制单一等问题积极探索,探索出“三级授权”、“五权界限”、“四步决策”、“四种监督”的基层治理体系,取得初步成效,被多家网络媒体刊载。在这里仅以芦篙村、杏花村为例,分享基层治理经验和做法,指出遇到的困境和难题。
1.芦篙村、杏花村基本情况
(1)姚渡镇芦稿村位于青白江区东南部,由原芦稿和原大吉两个村于2006年合并而成,辖28个村民小组,3823名村民,其中73名党员,12个党小组。是成都市首批是个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试点村之一,早在2006年在全市率先开展“民主议政日”活动,2008年在全区率先开展基层治理试点。
(2)福洪镇杏花村地处龙泉山脉中段,因规模种植“福洪杏”而得名,辖13个村民小组,共有村民1295户、4413人。2010年成立党总支,47位议事会成员,每组5-7人。2009年探索基层治理,村民议事会由最初7人到场参加到后来积极主动参与各项事务,成功探索出基层治理有效模式。
2.形成行之有效的基层治理工作方法
通过对芦篙村和杏花村基层治理的深入调研,得出结论:基层治理离不开符合实际科学有效的工作方法。其中芦篙村还总结出“科学定调、民主定盘、多方查漏”的“两定一查”工作方法。针对两村的调研情况,总结如下:
(1)科学决策是前提。充分发挥村级党组织在推进基层民主管理、推动产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的主导作用,从当地实际情况和村民需求出发,引导村民议事会实现科学、民主决策。芦篙村和杏花村在面对政策的贯彻落实、村级重大事务、村民切身利益的事项时,按照村党总支会议―两委会议―村民议事会―村民代表会议这样一个过程,首先村党总支支委会议商讨内部统一,对于重大事项召集两委会议共同商讨,由村民议事会初步决策,村民代表会议最终审定,这样既发挥了民主精神,又提高了决策的科学和效率。
(2)公开透明是关键。调研中了解到杏花村最初成立村民议事会,组织第一次议事会时有33位成员,仅有7人到场,经过电话催促后26人到场,议事会成员表现为漠不关心、事不关己、抗拒不情愿,之后村党总支在年终开了“信息公开”会议,由书记公开本村公服资金、固定资产、支部今后工作打算、村级事务收集情况、承诺接受监督等事项,参会人员转变态度,积极发言,主动参与管理村级事务。同时,通过本村“信息赶集”用PPT播放公服资金使用明细,保证公开透明。芦篙村设置“三务”公开栏,及时公示村级各项事务。
(3)尊重民意是中心。农村工作千头万绪,矛盾重重,征地拆迁更是农村基层治理的一大难题,而发动群众参与自治则能有效化解矛盾、解决问题。2010年,成都二绕高速公路的建设需要从芦篙村穿境而过,涉及征地拆迁12个村民小组共230亩土地,村党总支充分发挥村民议事的作用,通过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决定在政策允许范围内由村民小组开会自制方案,最终形成多种形式的转户方案,在这个过程中村支“两委”做到尊重民意、引导却不干预,把相关权益分配交由村民自行决定,及时保障了重大项目的工作进展。
(4)民主监督是保障。农民群众既是基层治理的主体、受益者,同时也是有效监督者。杏花村在民主监督方面采用每逢“信息赶集”(村广场放映电影),由村支两委轮流值班,走进广场走进群众当中,村民可随时提出疑问,包括本村道路、水渠等基础设施、工作人员服务态度、村级具体事务处理意见等,由值班人员进行解释和登记,并限期处理;另外,村民议事会、监事会、调解员之间互相监督,调解员需每季度上报监事会本组走访过程中收集的民情、民意、民需,监事会需要定期督察调解员走访情况,重大亟需处理事项监事会要及时反馈村党支部,并监督处理情况,这样的互相监督、互相制约机制有助于各项事务有效处理。
3.基层治理的成效及面临的困境
青白江农村基层治理经过探索和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初步成效,如杏花村的有效治理使得遗留的400多户散居户都迫切希望早日启动第三期集中居住区建设。群众的满意度日益提升,涌现了很多积极入党农民群众,缓解了党群干群关系,有效及时化解基层矛盾,推动全区经济工作开展奠定基础。但由于政策、资金、人员、地区差异等问题,基层民主治理面临着一些村党总支无法解决的现实问题。
(1)农村人口的迁移化趋势导致民主管理主体缺失。我国城镇化人口比重已超过农村人口,农村集中居住、土地流转致使更多农村人口的大量外出,出现农村人户分离现状,很多年轻人在城市定居不参与村级事务决策,留下来的年龄普遍偏高、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商议村级事务能力较弱,村民自治出现“无人可选”局面,无形中阻碍村级民主和自治的水平和进程。
(2)信息化快速发展和干群信息化能力不足矛盾凸显。如今农村信息化建设成就初显,有效促进村务公开,但农民到市民的转变需要一个过程,农民整体素养尤其是信息素养明显不足,据了解大多留在农村的农民依然依赖传统口头相传的信息传递方式,不能使用电脑、多媒体、网络社交工具等获取信息。而农村基层政府信息水平不足,不能有效运用农村现有信息设施促进民主进程。
(3)村级资金不足导致村干部人才队伍不稳定。村级财政有限,尤其是村集体经济较为落后的农村社区,政府倾斜不够,办公场所、设备环境差,活动经费不足,导致公共服务落后;对村民议事会成员也仅有50-100补贴,有的地方甚至没有,部分村民在外务工折返误工费都无法保障,严重影响日常事务商讨和自治组织运转,村干部待遇1500-2200不等,难以维持基本生活需求,也造成村干部队伍不稳定,影响工作积极性。
三、实现农村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思考与探索
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并非一蹴而就,也并非政府单方面就可完成,需要广大农民群众积极主动参与民主建设,需要多元化力量共同参与,需要提升村干部整体素能,需要构建民主对话机制,需要不断改善民主管理制度。
1.尊重群众主体地位,有效发挥自治组织作用
(1)正确处理基层政府和群众自治组织的关系。构建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引导自治组织良性互动、有效参与,权责明确、权力下放的治理体制。基层党组织主要负责多方争取资金、引进人才、组织培训、开拓市场、改善基础设置、提供公共服务等,为自治组织营造宽松有利的政策环境和物质保障;自治组织负责具体事务组织运行、发动群众积极参与村级自治事务,深入群众及时化解基层矛盾,达到由群众自己解决自己事务效果。
(2)创新村民自治制度。明确村支两委年龄、政治、文化、能力等各方面的具体要求,保障村干部整体素养;协调指导选举善后工作,保证印章、财务、办公场地的及时交接,尝试具有选举权的选民日前到选举委员会登记的选民登记办法,登记方能成为选民,严格村干部选拔任用公开性,将群众监督评价作为自下而上监督问责主导方式,以群众民主推荐和满意度为标准,可降低选举成本,提高选举效率。
(3)充分发挥村民议事会、村民代表大会在村级事务决策中的重要作用。激发议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村民代表、调解员参与决策和管理,在换届选举中从村民代表中挑选得票多数者为议事会成员,严格选举程序,适当延长村组干部任期,保证公平公正,真正选出能够为群众“代言”、能够参与并督促村级事务正常运行的代表。
2.完善民主法治,强化基层治理保障机制
(1)加强基层法治教育。争取基层法治专项资金,组织部门、党校、乡镇党政办联合举办系列常规法律知识培训、农村基层案例教学、组织参观监狱进行现场警示教育;强化法院、检察院常驻派出机构的监管力度,根据村民最需了解法治事务编印成册发放宣传,利用电影广场定期播放微电影、警示片;信访、司法部门定期到农村处理信访事件,引导村民采用正确方式通过司法途径合理表达诉求,有效疏通群众矛盾,从源头上解决问题,维护农村稳定。
(2)构建信息化服务平台。改善农村基础设施,逐步实现农民社区网格化管理,构建综合性信息平台和管理服务体系。运用信息平台发布农村土地拆迁补偿办法、村集体资金使用明细、惠农政策落实情况、涉及村民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等,分门别类形成制度进行公示,根据事态进展及时更新内容;逐步规范村委会权利和义务、村民诉求机制、议事会成员奖励补贴机制等,健全财务预决算、开支审批、审计监督等,建立村集体资金网络化监管平台;创新党群信息传递、沟通对话的形式和手段,建立村级事务微信公众号,通过微信平台及时发布会议信息、讨论结果、活动开展等,便于沟通和管理。
(3)强化基层执法力度。明确各项制度后,最终要是严格落实和执行,坚决打击各类选举拉票贿选行为,对在土地流转、房屋拆迁、集体资产租用等村级事务中打架闹事的行为严加管理,部分违法行为可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对贪污受贿的村干部严格处理,法治为上,用法治手段解决问题。
3.优化资源配置,营造农村民主管理生态
(1)财政投入常规化。树立“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政策导向,根据农村社区建设的需求构建财政投入长效机制,合理划分财政支出比重;加大村级经费投入力度,财政增量部分要向农村基层倾斜,特别是村集体经济较为薄弱区域,加大农村道路修建、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严格把关合作第三方企业投资能力、诚信度、市场开发力度等,大力引进资源开发、入股分红、服务创收等项目,促进村集体经济持续发展壮大。
(2)支持主体多元化。试行“帮扶捆绑”,整合城乡资源,开展城市社区帮扶农村社区城乡互助方式,在公共服务、文化活动开展等多方面提供指导和支持,分享社区民主治理经验;重视民间调解的力量,评选出负责任,乐于收集民情民意民需、能够化解矛盾、积极参与村级事务的人民调解员,探索用群众自治的方式解决土地承包、拆迁安置等问题,构建农村社会矛盾化解的共同参与的新格局;引导学校、企业、政府、社区等建立多个基层志愿者队伍,带动青年农民志愿者共同服务农村,建立与川农等大学合作机制,高校派驻专家教师到农村对口支教,带动当地农村农业科技发展;运用道德讲堂等讲述身边的道德模范、优秀基层治理工作者、农业发展好手等,发挥典型的示范辐射作用,营造民主健康向上的生态环境。
(3)人才培育多样化。充分利用传统民间文化和组织力量,积极引导农民自发成立各种文化组织,政府提供场地和费用,整合各组织形成合力,另外组织群众在民主自愿基础上参与社区政治生活、参与互惠互助的经合组织,更好适应市场发展和社会化生产,为农村发展带来收益;政府给予合理待遇,改善农村办公场所、住宿条件,结合国家“三支一扶”、大学生村官等政策,吸引高校毕业生能够扎根基层,提升基层治理人员素养,给予大学生村官应有的职业荣誉和尊严,表彰奖励突出贡献的工作骨干,为他们提供发展平台和空间;强化基层工作者基础知识、职业技术、专业技能等多方位培训,同时尝试区级部门干部、乡镇干部到农村挂职,将挂职期间工作表现、工作业绩、群众满意度作为其职业晋升的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