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品数据造假,丢失的不仅是道德节操

第一篇：药品数据造假,丢失的不仅是道德节操

药品数据造假，丢失的不仅是道德节操

近日，媒体爆出一些药品生产企业在药品数据上造假的新闻，令公共大为震惊，大众尾气排放门事件余烟未了，药品生产数据造假一波又起。药品健康安全关乎国人的生命健康权益，处理不好药品数据造假问题，百姓生命健全权益便无从谈起。

药品数据造假贯穿于药品实验、生产、销售、临床试用整个环节，让人震惊的是整个链条的道德塌方。除了相关部门的监管失职，链条式地利益输送也寒了老百姓的心。如果仅有药品生产企业在数据上造假，反之销售和使用过程会很容易发现问题，但是长期以来类似问题从来没有被发现，一方面是药监部门的监管失职，没有发现问题。同时也说明在造假这一链条上，各方都是心知肚明的，为了共同存在的利益，都不愿意站出来说而已。因此整治打击药品数据造假，要从利益链条上各方既得利益者入手，理清利益关系，斩断输送链条，重罚违法者。

长期以来，对社会违法乱纪行为的整治上，一直停留在事后查处处罚层面，然而这种治理方式往往只是治标不治本，即使查处了，还是有人不惜冒险获取诱人的高额回报。面对这样一种问题，加强事前监管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改变传统的管理方式，将工作重心由事中前移至事前，一旦发现问题，堵住源头总比出现苗头和既成事实要有效得多。因此在药品数据造假事件上，如果能够在药品生产阶段实验环节严格监管，就不会出现后续利益链条上的诸多造假帮凶，食药品监管部门监管责任难辞其咎，探索管理方式和强化责任意识显得尤为重要。

在关乎人民群众生命健康问题上，政府一定马虎不得。涉及的食药品监管局更是责任重于泰山，探索管理药品行业的方式方法固然重要，但对监管部门的管理更是重中之重，对于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实行特殊的管理考核方式，因为一旦该部门监管职能失效，受影响的不是金钱可以挽救的，伤害的将是千万无辜群众的生命健康。因此要完善食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严重失职处理办法，对于相关责任人要严厉处罚，造成重大食品药品安全事故的责任人要追究刑责，唯此，筑好监管的堤坝，才能抵挡食品药品安全事件的发生。

食品药品安全问题是民生之大问题，在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屡禁不止的背后，我们要深刻反思问题根源何在，在食品药品监管问题上，相关部门不能只做执法警察，还要做好问题疏导排解的专家。

第二篇：临床数据造假入刑探讨（推荐）

一、临床数据造假司法解释评析

2017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药品、医疗器械注册申请数据造假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司法解释》）正式予以实施，该《司法解释》规定1：

（1）药物非临床研究机构、药物或医疗器械临床试验机构、合同研究组织故意提供虚假的非临床研究报告、临床试验报告的，可以按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定罪处罚2；

（2）对于药品注册申请人自己弄虚作假，提供虚假的非临床研究或者临床试验报告及相关材料，骗取药品批准证明文件的，可以按生产、销售假药罪定罪处罚3；

（3）药物非临床研究机构、药物或医疗器械临床试验机构、合同研究组织与药品注册申请人共谋，提供虚假的非临床研究或者临床试验报告及相关材料，骗取药品批准证明文件，同时构成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和生产、销售假药罪的，以处罚更重的犯罪定罪处罚4。

2017年5月，即《司法解释》审议并通过后一个月，清华大学法学院组织召开了一次专题研讨会，针对《司法解释》上述三项内容的规定进行深入讨论。在讨论过程中，有部分学者针对其内容提出了不同看法，其中最主要的观点是：针对将临床数据造假的行为，视为生产、销售假药的预备过程，这一解释存在扩张解释的嫌疑，过分延长了生产、销售假药的预备过程，不符合法律精神的要求。针对《司法解释》进行如下分析。

（一）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是否科学

《司法解释》规定：“药物非临床研究机构、药物或医疗器械临床试验机构、合同研究组织故意提供虚假的非临床研究报告、临床试验报告的，可以按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定罪处罚。”

首先，从刑事主体角度分析，该规定中，明确规定了刑事主体包括：“药物非临床研究机构”、“药物或医疗器械临床试验机构”、“合同研究组织”5。对比 12 《重磅:药品临床试验造假入刑《司法解释》已通过》[J].《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2017（31）

王晨光，李广德，《药品注册申请数据造假入刑的法理评析》[J].法律适用，2017(17):109-114 3 王晨光，李广德，《药品注册申请数据造假入刑的法理评析》[J].法律适用，2017(17):109-114 4 王晨光，李广德，《药品注册申请数据造假入刑的法理评析》[J].法律适用，2017(17):109-114 5 王晨光，李广德，《药品注册申请数据造假入刑的法理评析》[J].法律适用，2017(17):109-114 这三类刑事主体，不难发现，这三类主体其本质都属于“中介组织”。我国刑法第229条对“中介组织”规定应满足如下条件：

（1）合法性，即该组织应依法成立；

（2）连接性，即该组织能够在市场各类主体之间形成联系；（3）服务性，即该组织为各类主体提供服务而从事相关的行为。上述三类主体，虽从其名称其从事业务来看，不属于刑法第229条中“资产评估、验资、验证、会计、审计、法律服务”等内容6，但从其本质来看，这三类主体都是依法成立的、具有连接性的、从事特定业务为市场主体提供服务的特定组织，属于“中介组织”，因此其符合“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的主体特征。

其次，从侵犯客体的角度分析，“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中所指“资产评估、验资、验证、会计、审计、法律服务”中介机构，其提供虚假文件的行为7，具体损害的客体是国家的工商管理制度，上述中介机构提供的文件主要针对的企业或公司的成立资格或经营情况。对比《司法解释》中的三类主体，其所提供的数据，主要用以证明药品实验数据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是药品注册申请人获取药品批准证明文件的基础和依据，其所侵害的客体不是工商管理制度，而是药品生产的安全性和药品市场的健康与稳定。

笔者认为，将上述三类主体的数据造假行为，定义为“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缺乏科学性，对其行为的本质定义存在偏差。药品临床数据的真实客观，关系着药品功能和效果的真实客观，它不仅是药品监管部门对药品安全性审核评价的标准，是药品进入生产流通领域的关键，同时也是关系社会大众生命健康是否得以尊重和保障的基础，其重要性与刑法229条所规定的证明文件存在显著差异，其造价的危害性，更加不是损害我国工商管理制度所能比拟的，临床数据造假不仅危害公众生命健康和安全，而且对药品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也会造成不良影响，损害我国医药企业的发展，损害国家监管机关的公信力，对国家综合国力也会造成损害。

（二）生产、销售假药罪是否科学

《司法解释》第二项内容规定：对于药品注册申请人自己弄虚作假，提供虚假的非临床研究或者临床试验报告及相关材料，骗取药品批准证明文件的，可以 67 杨兴培；陆敏，《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中的法条竞合问题研究》[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0（01）

阿山，《伪造检验结果 承担法律责任》[J].《中国质量报》，2001（10）：27-28 按生产、销售假药罪定罪处罚；第三项内容规定：药物非临床研究机构、药物或医疗器械临床试验机构、合同研究组织与药品注册申请人共谋，提供虚假的非临床研究或者临床试验报告及相关材料，骗取药品批准证明文件，同时构成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和生产、销售假药罪的，以处罚更重的犯罪定罪处罚8。

对于“临床数据造假”、“骗取药品批准者证明文件”等行为，两高给出解释，按照“生产、销售假药罪”予以定罪处罚。司法解释认为，临床数据本身属于药品生产与销售的预备阶段，是药品生产的基础和前提，属于药品生产与销售的上游行为。从这一角度分析，药品临床数据，是在药品实验过程中获得的数据，是药品最终生产的参数，但药品临床数据的获得，是一个漫长的复杂过程，其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反复实验，并通过动物实验，最后在确保安全性的前提下，进行人体试验，再反复观察、分析与研究，才能对药品的成分、含量、功能、不良反应等基本内容，获得准确的结果和数据，将其作为药品生产与销售阶段似乎在情理之中。但从司法解释的角度来分析，扩张解释的痕迹也不容忽视。

扩张解释，实在遵循立法精神的基础上，根据社会现实的客观需求，对刑法条文的含义，进行扩大范围的解释。从本质上讲，扩张解释中解释的内容，是对刑法条文字面含义的扩充，是范围的扩展，而扩张内容与刑法条文之间的法律联系，是扩张解释合理性的基础9。扩张解释在合理范围内，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刑法条文局限性和滞后性的缺陷，能够通过解释，丰富条文内容，扩充条文范围，更加适应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客观需要，但一旦出现不合理的扩张解释，就会导致司法解释过于扩大化，这既不符合刑法的立法精神，同时也不利于我国立法的进步于发展。

我国刑法第141条规定，生产、销售假药罪，指的是生产者、销售者违反国家药品管理法规，生产、销售假药，足以危害人体健康的行为10。从主体来看，本发条所指的主题包括药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但临床数据造假的主体，只有药品注册申请人符合本发条的主体特征，属于药品的生产者，而药物非临床研究机构、药物或医疗器械临床试验机构、合同研究组织此三类主体11，其本质是中介机构，是从事药品临床试验的机构，是为药品注册申请人提供药品临床试验服务 89 王晨光，李广德，《药品注册申请数据造假入刑的法理评析》[J].法律适用，2017(17):109-11

4陈兴良，《当代中国刑法新境域》[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10 杨涛，《完善法律 严厉打击生产销售假药行为》[N].《人民政协报》，2010，12-17 11 王晨光，李广德，《药品注册申请数据造假入刑的法理评析》[J].法律适用，2017(17):109-114 的组织，其既不属于药品的生产者，亦不属于药品的销售者。

从客体来看，刑法第141条规定“足以危害人体健康的行为”，即其要求药品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但临床数据造假则不以“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为主，而是包含各类临床数据造假的行为，譬如捏造数据、损毁原始数据、瞒报数据等，这类行为本质上是对药品安全性、有效性的损害，该行为本身就属于违法行为，并不仅指“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

综上，笔者认为，将药品申请注册人、药物非临床研究机构、药物或医疗器械临床试验机构、合同研究组织利用虚假数据，骗取药品批准生产证明的行为，定为“生产、销售假药罪”范围内缺乏科学性，“生产、销售假药罪”从主体、客体、行为构成，都与临床数据造假的主体、客体和行为构成存在出入。

（三）罪行处罚是否全面

《司法解释》第三项内容规定：药物非临床研究机构、药物或医疗器械临床试验机构、合同研究组织与药品注册申请人共谋，提供虚假的非临床研究或者临床试验报告及相关材料，骗取药品批准证明文件，同时构成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和生产、销售假药罪的，以处罚更重的犯罪定罪处罚12。

临床数据造假的犯罪行为，主要包括提供虚假数据的行为、制作虚假报告的行为、提交虚假材料的行为等。但对于临床数据造假与其他犯罪行为的竞合以及罪数形态方面的规定却略显不足，仅规定了提供虚假数据、骗取药品批准文件，同时构成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和生产、销售假药罪，且以处罚更重的犯罪定罪的情形，但对于其他行为与临床数据造假行为同时存在的情形，却未做规定。譬如提供虚假临床数据同时向他人索取财物或收受贿赂的行为，二者该如何定罪量刑的情况。足见，《司法解释》将临床数据造假纳入到刑事处罚范围内，虽然在立法发展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无论从罪名的确定，还是从罪数形态方面，都还有待进一步的商榷。

二、临床数据造假入刑立法的不足

（一）司法解释立法规定存在不足

首先，临床数据造假入刑刑罚处罚上限偏低。《司法解释》中规定，对于临床数据造假的行为，且达到“情节严重”的情况时，可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12 王晨光，李广德，《药品注册申请数据造假入刑的法理评析》[J].法律适用，2017(17):109-114 并处以罚金。可见，临床数据造假的行为，在情节严重的情况下，最多也就判处5年有期，刑罚处罚上线过低，会导致刑法处罚的威慑力大打折扣。尤其是在巨额利益的驱动下，难免会有人甘冒“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风险，继续通过数据造假，谋取暴力。此外，随着犯罪分子犯罪技术的提升以及反侦察能力的具备，在运用各方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基础上，仍然可以在不受或少受处罚的情况下，进行非法活动。

其次，关于“情节非常严重”的规定。《司法解释》中对临床数据造假的“情节严重”列举了六项具体内容，除了第六项兜底条款外，其余五项主要包括：在药物非临床研究或者药物临床试验过程中故意使用虚假试验用药品的；瞒报与药物临床试验用药品相关的严重不良事件的；故意损毁原始药物非临床研究数据或者药物临床试验数据的；编造受试动物信息、受试者信息、主要试验过程记录、研究数据、检测数据等药物非临床研究数据或者药物临床试验数据，影响药品安全性、有效性评价结果的；曾因在申请药品、医疗器械注册过程中提供虚假证明材料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二年内受过行政处罚，又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的13。除了第五项之外，第一项内容中关于“故意”的判断，存在一定的难度，因为我国《刑法》在临床数据造假方面，并没有具体的规定，而对于造假“故意”主观意识的判断也缺乏相应的作证，即没有有力的证据来证明其造假的行为是否存在“故意”；第二项内容中关于“与药物临床试验用药品相关的严重不良事件”的规定也十分的模糊，具有抽象性，哪类事件属于“严重不良事件”，是虚假数据下药品上市后的销量，还是虚假药品上市后造成的药品使用者的不良反应，不良反应到如何程度才算“严重”等等，“严重不良事件”的规定，看似对临床数据造假行为的恶果进行打击，但实质上却为其提供了一定的法律漏洞，让其有机可乘。

再次，《司法解释》第七条中规定，对药品注册申请负有核查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导致虚假证明的药品获得注册，并造成国家人民集体利益损害的，以“玩忽职守罪或滥用职权罪”论处14。该项规定缺乏合理性。“玩忽职守”针对的是对本职工作不负责任、不够认真的行为，而“滥用职权”则主要针对的是越权行使权力的行为，在临床试验数据造假的审核过程中，13 最高法、最高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药品、医疗器械注册申请材料造假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14 最高法、最高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药品、医疗器械注册申请材料造假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负责核查的国家工作人员确实存在上述行为，但上述行为却不足以囊括所有的不正当行为，而相应的处罚力度也比较小，无法真正起到制约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为的作用。

（二）扩张解释痕迹明显

纵观我国法理界学者对《司法解释》相关内容的理论分析，发现大多数的学者都对此次《司法解释》的内容持以肯定的观点。其中对临床数据造假主体范围的确定，对药物非临床研究机构、药物或医疗器械临床试验机构、合同研究组织三主体的“中介组织”本质的判定15，对临床数据造假行为的定义以及对“情节严重”具体情况的规定，都是值得肯定的。这些内容的确立明确了临床数据造假的构成要素，包括主体、主观方面、客体、客观方面，不仅是我国法治的一大进步，同时对于临床试验造假的问题，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弥补了行政处罚力度的不足，通过临床数据造假入刑，威慑造假行为，肃清药品市场。

但在罪名的确定方面，扩张解释痕迹明显，虽存在一定合理性，但仍不够科学和准确。对于药物非临床研究机构、药物或医疗器械临床试验机构、合同研究组织对临床数据造假的行为16，认定为“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存在明显重罪轻刑的问题。无论从危害的广度还是深度来看，临床数据造假的危害性都比提供虚假评估报告、验资报告、审计报告等行为要来的广泛，来的深刻，其所损害的法益，是普遍的、广泛的、不确定的大众的生命健康与安全，是国家药品监管部门的公信力，是我国药品市场的健康发展，仅以“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对该行为定罪量刑，其所损害的法益与刑罚之间缺乏对等价值。

“以生产、销售假药罪”定义行为主体提供虚假临床数据，骗取药品生产批准报告的行为，从主体构成、行为构成和结果构成方面，都不够严谨准确。除药品申请注册人外，药物非临床研究机构、药物或医疗器械临床试验机构、合同研究组织都不属于药品生产与销售的主体范围，它们仅仅是开展药品临床试验的组织，是提供药品临床试验服务的中介机构；临床数据造假行为，包括捏造数据信息、编造虚假实验信息、提供虚假数据、隐瞒不报临床试验过程中严重不良反应事件等行为，这些行为从本质上看，是对临床试验数据的造假和隐瞒，并不是 1516王晨光，李广德，《药品注册申请数据造假入刑的法理评析》[J].法律适用，2017(17):109-11

4王晨光，李广德，《药品注册申请数据造假入刑的法理评析》[J].法律适用，2017(17):109-114 17 王晨光，李广德，《药品注册申请数据造假入刑的法理评析》[J].法律适用，2017(17):109-114 对药品的具体生产活动，更不是药品的销售活动，其所导致的结果是影响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还包括无法实现治疗效果的情况，比“危害人体健康安全”范围要广。

（三）司法解释不够完善

《司法解释》中，关于临床数据造假的罪数形态，并没有进行充分的规定，仅规定了药品注册申请人与药物非临床研究机构、药物或医疗器械临床试验机构、合同研究组织共谋清醒下的罪数问题18，但对于与其他罪行同时存在的罪数问题以及对于罪行竞合的问题，还处于空白状态，譬如临床数据造假与收受贿赂行为同时存在下的罪行认定和处罚，临床数据造假后又生产、销售假药的行为的认定和处罚等。

五、临床数据造假入刑的完善建议

第一，要进一步完善司法解释的内容。将临床实验数据造假入刑，是我国药品市场管理的一项重要突破。但以《司法解释》的方式进行管理，仍然存在很多不足。因此，要进一步完善司法解释的相关内容，尤其是针对“情节严重”的几项条款的内容，予以具体化的规定，减少抽象性规范内容；对“弄虚作假”的行为，进一步予以明确，譬如修改、捏造、隐瞒、隐匿、替换、瞒报、故意损毁等行为，确保司法解释的准确性；对《司法解释》中关于罪数的问题，进一步完善和丰富，针对临床数据造假与其他行为并存或竞合的问题，做出具体规定，包括罪名的确定和处罚，譬如临床数据造假与收受贿赂行为同时存在的情况，可以按照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与受贿罪、或非国家人员受贿罪判罪，并从一重罪处罚。

第二，要加快相关立法的建设，对临床数据造假行为进行界定，将临床数据造假的行为以刑法的方式进行全面、细致的规范，通过构建系统的刑法制度，将临床数据造假行为真正纳入到刑法的管理范畴当中。目前，在我国刑法立法发展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完善司法解释，是我国刑法发展的中心。司法解释主要是在刑法条文的基础上，对刑法条文进行解释和扩张，进而满足社会发展对刑法的客观需求，同时也符合刑法谦抑性的基本准则，能对刑法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防止犯罪圈扩大化。刑法谦抑性的本质是确定刑法介入社会的具体程度，确保刑法在国家与国民之间的分权具有适当性和合理性。在法治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以及 18 王晨光，李广德，《药品注册申请数据造假入刑的法理评析》[J].法律适用，2017(17):109-114 受到发达国家法治改革和发展的影响下，犯罪圈扩大是当前我国刑法发展的一大趋势，而我国大部分学者则对此持反对态度，认为犯罪圈扩大会导致刑法泛化，使得刑法介入社会的程度加深，是公权力的扩大。但从犯罪圈扩大的本质来看，扩大犯罪圈本身是扩大犯罪的范围，降低入罪的门槛，即任何符合入刑基本原则的行为，都可纳入刑法的范畴，这与刑法谦抑并不当然对立。入刑基本原则是硬性标准，及时降低入刑门槛，扩大犯罪圈，任何一个纳入刑法的行为，也必须且首先要满足入刑基本原则的要求。因此，笔者认为，与其通过司法解释将临床数据造假入刑，纳入到已有的罪名当中，不如将其作为新的犯罪行为，制定与之相符的、特定的刑法条文。前文中，针对临床数据造假司法解释的不合理之处，已经做了详细论述，临床数据造假是药品市场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临床数据造假行为，也符合入刑的基本原则，将临床数据造假的行为，包含在“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和“生产、销售假药罪”在准确性和科学性上都有所欠缺。

譬如药物非临床研究机构、药物或医疗器械临床试验机构、合同研究组织故意提供虚假的非临床研究报告、研究实验报告的行为，可以“临床试验数据造假罪”定罪，主要针对的是药品临床试验中介组织机构的造假行为，如捏造、编制、隐瞒、替换、篡改临床数据等，任何非真实的数据，影响药品效果和安全性的数据，都属于数据造假；对于药品注册申请人自己弄虚作假，提供虚假的非临床研究或者临床试验报告及相关材料，骗取药品批准证明文件的，可以“提供虚假临床数据罪”定罪，主要针对药品申请注册人故意向审核机构提供虚假的临床数据；药物非临床研究机构、药物或医疗器械临床试验机构、合同研究组织与药品注册申请人共谋，提供虚假的非临床研究或者临床试验报告及相关材料，骗取药品批准证明文件，同时构成“临床数据造假罪”与“提供虚假临床数据罪”19，且从一重罪处罚。

第三，要促进监督管理体制的完善，通过监督制度的完善，加强监管力度，堵住立法和制度方面的相关漏洞20。目前，我国负责医药领域监督的部门主要是食药品监督管理局。但食药品本身的监督管理工作是非常复杂而庞大的，相关管理制度的建设也不够完善，这就导致国家对药品临床试验数据的监督方面，比较 19 王晨光，李广德，《药品注册申请数据造假入刑的法理评析》[J].法律适用，2017(17):109-114 廖海金，《临床数据造假，必须施以最严格的刑罚》，[N]，《人民政协报》，2017,5-9 薄弱。要引进相应的监督管理体制，通过体制的构建，对药品临床试验过程进行监督，实现有效的监督和管理。

第四，对负责证明文件核查的工作人员的相关违法行为的罪名的认定，建议以“渎职罪”论处，渎职罪将玩忽职守和滥用职权两种行为都概括到其中，对于国家机关审核人员违规审核的行为，更具概括性和准确性；渎职罪的内涵更加贴近负责证明文件审核的国家机关人员的性质，渎职罪保护的是国家机关以及公职人员的客观公正性，维护人民对国家机关信赖，人民之所以放心购买国家上市的药品，就是基于对国家公权力的信赖；渎职罪较之玩忽职守罪和滥用职权罪的处罚力度较重，能够更好的对国家公职人员的行为进行约束，更符合药品管理予以重刑的理念。

六、总结

临床试验数据，是关乎公民生命健康的大事，而临床实验数据造假的行为，不仅严重损害了医药市场的有序性，导致国家公信力严重下滑，同时对于我国公平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也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因此，对于临床实验数据造假的行为，采用严刑峻法予以管理和惩治，无论从那个角度讲，都是十分必要的。著名的“破窗理论”告诉我们，打破一面玻璃，可以带动十片玻璃破碎，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破窗效益可以带动经济的发展，但归根结底，“破窗”仍是“破坏”，其所引发的效益联动现象，不过是短期效益，是泡沫现象，只有探索问题的根源，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才是真正的、长久的发展之路。临床数据造假的行为，亦是如此，临床数据造假从表面上看，能够推动我国药品企业和药品市场的发展，但从长远的角度和本质上来看，临床数据造假的危害，比其所带来的短暂的发展与效益，具有更深、更广、更严重的危害性，是对我国药品市场和药品企业致命的荼毒。药品企业想要健康发展，药品市场想要不断完善，必须从药品的根源——临床数据着手，严格把控，确保临床数据的真实性、客观性、准确性和有效性，只有确保临床数据的真实可靠，才能确保生产和销售的药品，是符合大众生命健康需求，具有真实有效的治疗功效的合格产品，才能药品企业得以恒久发展的关键，才是我国药品市场不断完善的保障。临床数据造假入刑确立，标志着我国对开始从严治理，是我国药品市场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也是法治

2121 赵然；李文斐；李巍；刘宏举；贾立民；李彦博,《基于数据挖掘技术的医疗设备配件采购管理系统的研究》[J].《中国医学装备》，2017（04）水平提升的重要表现22，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要立足《司法解释》，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司法解释的相关内容，同时从立法的角度出发，经过反复研究，创设属于临床数据造假的独立条文，真正从刑法的角度，实现对临床数据造假行为的约束和限制，构建起完善、全面、科学、有效的临床数据造假行为刑法治理体系。

隗大伟,《试论依法治国、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必备条件》[J].《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6（06）

第三篇：数据丢失报告1

关于我司2014年第一季度云浮地区使用民用爆炸物品未上

报购买入库的报告

云浮市公安局：

分别在2014年1月12日至2014年3月10日其间，使用民用爆炸物品数据上报平台机上报数据时，出现10条数据没有入库。鉴于以上情况，我司在五月份接到通报后，第一时间核查各个项目场地的民用爆炸物品使用登记本，以及当时的购买民用爆炸物品运输证，询问手持机及民用爆炸物品数据上报平台机的各个使用环节。操作员严格遵守使用电子设备的各项指标，在操作过程中，偶然会出现以下几种情况：民用爆炸物品数据上报平台机，在开机过程序中读取数据会比较慢、上报的数据停留在平台机里时间会比较长，不能读取卡信息。经过以上各个方面的排查及原因分析，初步怀疑民用爆炸物品数据上报平台机出现不稳定因素，导至把部份已上报的数据丢失。基于以上情况，我司六月份开始已暂停使用民用爆炸物品数据上报平台机，所有数据一律要到当地公安机关进行上报。对于此事件的发生，我司已对相应的管理人员作出了严重的处罚，给贵单位造成的影响，我司深表歉意。

第四篇：不该丢失的道德

不该丢失的道德

时代变迁，我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对于许多生活上的琐碎事，由于科技的发展，高科技的机器代替了我们。过去种种要亲力亲为的事情，如今都有各种各样的机器取而代之。如今的我们只成了赚钱的工具，学习的机器人。过去的一切都被替代了，包括了我们的心。我们中华民族一直传承的爱心、孝心、同情心、责任心，那一颗颗热情洋溢的红心已经濒临灭绝了。

如今网络上对于“老奶奶摔倒在地上，要不要扶她起来？”这个问题，有许多见解。对于小悦悦事件就更多了。如今社会越来越多社会道德问题，也许我们的百姓作为受害者，我们该如何去面对这一切比灾害更难解决的问题呢？这一切并不是自己做好自己就能解决的，而是要我们集思广益，共同提升个人的道德素质去解决的。

在当今社会，人们的道德水平足以看透。今天这里用“地沟油”，明天那里用“皮革粉”。什么“黑作坊”“地下工厂”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的工作坊被查封，这里封一间，哪里开几间，永无休止的对峙着。那食品这个超标，那个超标，什么“瘦肉精”，什么“黄曲霉素”，究竟我们还能吃什么。

“我爸是李刚。”“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在这个“科技发达，生活水平提高，繁荣”的社会上一批批的涌现。究竟这是一个我们想要的社会吗？这也假，那也假。现在连人的心都变假了。表面上一套，实际上又一套，现在看来真与假的确是越来越难以分辨了。

这真的是一个科技发达，生活水平提高，繁荣的理想社会吗？的确，不可否认与以前相比科技是进步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是提高了，也的确是比以前繁荣了。这一切是可喜可贺。但我们最不该丢失的是我们的道德。这个社会还需要一把钥匙，开启另一扇门，让这个社会更好的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理想社会。这把钥匙正是那被我们忽视的道德。

高要市第二中学初二:麦诗琪

第五篇：环保部将严查环境数据造假行为

近日，环保部有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有些地方政府为了减轻考核压力，编造、篡改环境监测数据。对此，环保部将用两年时间，开展全国空气质量监测数据专项检查，对空气质量监测数据和国家直管站数据严重不符的城市进行严格检查，查处虚假伪造数据行为，对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进行问责。

□法制日报记者郄建荣

监测数据造假的问题依然存在。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今日在无锡召开的2015年监测工作现场会暨廉政工作会上坦陈,有些地方政府为了减轻考核压力,编造、篡改监测数据。

吴晓青说,环保部将开展全国空气质量监测数据专项检查,对空气质量监测数据和国家直管站数据严重不符的城市进行严格检查,严防数据造假。据他介绍,包括北京、石家庄等9城市在内已经摸清了空气中污染物的主要来源。

338个地级市实时发布监测数据

“出门前先看空气质量指数,看是否有污染,及时有效的监测数据已是群众的‘必需品’”。吴晓青说。据他介绍,2014年,全国338个地级以上城市、1436个监测点位的6项指标实时监测数据和空气质量指数信息已全部向社会公开发布；从2014年12月28日起,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区域空气质量预报和重污染天气预警信息也已在环保部政府网站和监测总站向全社会公开发布；环保部还建立了首席预报员和专家回应制度,适时对空气重污染过程召开专家解读会,及时回应公众关注。

尽管老百姓的感受仍与监测数据有一致的地方,但是,吴晓青表示,根据国家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监测结果,2014年,全国地级以上城市空气质量总体呈好转趋势,与2013年相比,PM10年均浓度下降2.1%,SO2(二氧化硫)年均浓度下降11.4%,NO2(二氧化氮)年均浓度持平。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空气质量明显改善,PM2.5、PM10、SO2和NO2年均浓度下降,重污染天气明显减少。

北京空气首要污染物是机动车

从2013年开始,环保部开始尝试对空气污染源进行解析。吴晓青透露,目前,北京、天津、石家庄、上海、南京、杭州、宁波、广州、深圳等9个城市已经全部完成源解析工作,成果已经上报国务院。

据他介绍,研究结果表明,机动车、工业生产、燃煤、扬尘等是当前我国大部分城市环境空气中颗粒物的主要污染来源,约占85%至90%。其中,北京、杭州、广州、深圳的首要污染来源是机动车,石家庄、南京的首要污染来源是燃煤,天津、上海、宁波的首要污染来源分别是扬尘、流动源、工业生产。

吴晓青说,各地根据源解析成果有针对性地调整大气污染防治措施,为促进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提供了重要支撑。

他表示,今年,环保部将继续推进26个重点城市的源解析工作。同时,将选取北京、天津、上海等13个有工作基础和地域代表性的城市作为试点,率先开展源排放清单编制工作。今年12月,环保部将组织开展试点城市的整体评估。

土壤环境质量纳入例行监测

就今年监测重点,吴晓青表示,今年将重点围绕大气、水、土壤三大行动计划,整合优化国家环境监测网络,使环境质量监测结果与群众感受更趋一致。

他说,在大气环境监测方面,争取在今年10月前,各省(区、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警系统全部建成。同时,要继续完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区域空气质量预报预警平台建设,对外发布区域预报信息。

在水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方面,吴晓青表示,今年,环保部将调整国家地表水环境监测网络,增加国控监测断面和点位,以适应“水十条”规定的水质评价与考核要求。

在土壤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方面,将构建国家土壤环境监测网络,完善土壤环境质量指标,开展国家土壤环境质量例行监测。

吴晓青表示,到“十三五”末,要实现说清环境质量状况、说清重点污染源排放状况,并能对环境风险进行预报预警的工作目标。

行政部门数据造假情况时有发生

“有些地方政府为了减轻考核压力、环境质量达标等目的,行政管理部门指使监测站编造、篡改监测数据的情况时有发生,严重损害了政府和环保部门的公信力,对监测系统也造成了非常大的伤害。”吴晓青说,查处监测数据造假等方面亟需制定出台相关办法。

他表示,新环保法明确规定监测机构应当对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对篡改、伪造或者指使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的要予以惩处,追究法律责任。“监测数据质量问题已上升到法律层面,具有更高的约束力。”

吴晓青同时坦陈,新环保法对环境监测工作提出了新的明确要求,但在推动落实方面,还缺乏相应的配套细则以及具体有效的措施,尤其是在推动监测“四个统一”(统一监测制度、统一国家环境质量监测点位设置、统一环境监测技术规范、统一环境监测信息发布)。他认为,查处监测数据造假等方面亟需制定出台相关办法。

监测数据造假查处办法将出台

吴晓青透露,环保部已经编写了《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处理办法》及实施细则,目前正在征求意见。此外,环保部决定用两年的时间,开展全国空气质量监测数据专项检查。

“专项行动不仅要完善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的质量管理和技术体系,而且要开展不同形式的空气质量自动监测专项检查,查处虚假伪造数据行为,对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进行问责。”吴晓青说,环保部将对各地自动监测质量检查开展交叉检查、飞行检查和“回头看”检查,环保部检查如果发现的问题是各地自查没有查出来的将严厉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监测数据是高压线和红线不能碰,保证监测数据真实可靠是监测工作的底线,绝对不能碰。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监测数据质量,确保数据真实准确。”吴晓青说。法制日报无锡(江苏)4月1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