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 罪名
第八章 贪污贿赂罪
1、贪污罪
第三百八十二条 【贪污罪】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
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污论。
与前两款所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第三百八十三条 【对犯贪污罪的处罚规定】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
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2、挪用公款罪
第三百八十四条 【挪用公款罪】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是挪用公款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挪用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归个人使用的，从重处罚。
第三百九十四条 【贪污罪】国家工作人员在国内公务活动或者对外交往中接受礼物，依照国家规定应当交公而不交公，数额较大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 第一百八十三条 【贪污罪】国有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和国有保险公司委派到非国有保险公司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二百七十一条 【贪污罪】
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3、受贿罪
第三百八十五条 【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第三百八十六条 【对犯受贿罪的处罚规定】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
第三百八十八条 【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
4、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隐瞒境外存款罪 第三百九十五条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隐瞒境外存款罪】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该国家工作人员说明来源，不能说明来源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差额特别巨大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
国家工作人员在境外的存款，应当依照国家规定申报。数额较大、隐瞒不报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
第九章 渎职罪
5、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
第三百九十七条 【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犯前款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6、徇私枉法罪；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执行判决、裁定失职罪；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枉法仲裁罪 第三百九十九条 【徇私枉法罪；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执行判决、裁定失职罪；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
【徇私枉法罪】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或者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在民事、行政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执行判决、裁定失职罪】【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在执行判决、裁定活动中，严重不负责任或者滥用职权，不依法采取诉讼保全措施、不履行法定执行职责，或者违法采取诉讼保全措施、强制执行措施，致使当事人或者其他人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当事人或者其他人的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司法工作人员收受贿赂，有前三款行为的，同时又构成本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之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2、刻骨的教训 深刻的启示
掩卷而思，村干部违纪违法案件给了我们广大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农村党员干部刻骨的教训、深刻的启示：
启示之一：身为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农村党员干部，必须一生牢记党的宗旨，时刻不忘“执政为民”。位处农村基层的党员干部，拿着村里工资，跑前跑后为老百姓办事，应该是份儿内的事，不应该有非分之想。否则，就不能摆正个人与国家、集体间的利益关系，势必容易“本末倒置”而将个人的利益凌驾于国家和集体利益之上，结果必将“误入歧途”。
启示之二：身为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农村干部必须要学法、知法、懂法，才能做到自觉守法。身为基层农村的党员干部，如果不加强对党的政策、纪律和国家法律的学习和了解，不仅不能准确全面地贯彻落实好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不能当好村民群众的当家人和贴心人，还会因对国家法律和党的纪律的无知而“自取其辱，自负其咎”。如果经过上级的批准和村民的同意，公开地得到相应的经济回报也理所应当。但他们未走此“道”，而是采取挪用、侵占、收受贿赂、入干股合伙经营山林等，为自己和他人谋取私利，结果被群众所唾弃。
启示之三：身为农村基层的党员干部，在实施违法、违纪行为前“心存侥幸”，其结果只有百害而无一益。“手莫伸，伸手必被捉。”他们之所以触犯国法和党纪，原因之三是他们为侥幸心理所害。刚要分钱时他们心里也有一点害怕，可是又一想，分的钱是上面拨给的，况且村民又不知道，如果他们自己不说鬼神难晓。要知道：侥幸——是每一个违法违纪者“作茧自缚”的绳索。常言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任何在侥幸心理驱使下实施违法违纪行为的人，无异于自我欺骗“掩耳盗铃”，最终得到的必将是“身败名裂”的下场。启示之四：做好农村基层党员干部违纪违法的防范工作，预防和减少农村党员干部的各种违法违纪行为，是维护农村稳定，促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保证。第一，强化教育，注重管理，全面提高农村党员干部的整体素质。一是抓好正面教育。有计划地组织农村党员干部学习有关党内法规和法律知识，对他们进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二是抓好警示教育。通过身边典型案件，以案释纪，以案释法，使他们时刻保持清醒头脑，提高遵纪守法的自觉性。三是抓好疏导教育。农村党员干部处在农村最基层，受各种因素影响，思想稳定性较差，容易产生思想问题，要经常对他们进行疏导，使他们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第二，健全制度，加强监督，从源头上预防农村党员干部腐败。一是完善和落实村级财务管理制度。实行村账乡管、组帐村代理等，规范各类资金的发放，规范村级开支，建立健全重大开支项目集体研究制度。二是实行村务公开制度。设立村务公开栏，公布行政事务、经济管理、财务开支等事项，严格把好公开内容、公开程序、公开时间、公开形式和公开资料规范归档保存等五个关键环节，接受群众监督。三是实行村级财务定期审计制度。由乡镇纪委牵头，组织财政、农经等部门参加，定期不定期对村级财务的行为进行审计。第三，加大违纪违法案件的查处力度。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村干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占、挪用村财，索取和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等案件，及时组织力量进行查处，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此外，还要注重研究村干部违纪违法案件的特点和规律，切实做好源头治理工作。第四，建立健全激励机制，为农村党员干部营造一个能干事、干成事的良好环境。对农村党员干部依法执行公务不满而故意报复陷害的行为，要坚决查办，为农村党员干部撑腰做主，做他们的坚强后盾，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在条件允许和群众认可的情况下，可适当提高农村党员干部的收入，调动他们干好本职工作的积极性；做好对农村党员干部的诫勉和奖励工作，对得过且过、政绩平庸和群众威信差的农村党员干部，该调整的要调整，该罢免的要罢免，对政绩突出，群众满意度高，遵纪守法的农村党员干部，要予以重奖，切实做到奖罚分明，激励他们干事创业，更好地为群众服务。
第二篇：银行职务犯罪罪名及案例(司法解释后)
商业银行职务犯罪
一、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 刑法》第一百八十四条：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在金融业务活动中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依照本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1、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法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2、非国家工作人员：是指除国家工作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国有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非法行为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法释[2001]17号）的规定，在国有资本控股、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除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从事公务的以外，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
3、利用职务之便：是指利用本人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职权以及利用与上述职权有关的便利条件。
4、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指行为人索要或收受他人财物，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或允诺为他人实现某种利益。该利益是合法还是非法，该利益是否已谋取到，均不影响本罪的成立。
5、数额较大及巨大：根据2016年4月18日起施行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 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的非国家工
/ 16 作人员受贿罪、第二百七十一条规定的职务侵占罪中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的数额起点,按照本解释关于受贿罪、贪污罪相对应的数额标准规定的二倍、五倍执行。（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三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 “数额较大”,依法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的, “数额巨大”,依法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三百万元以上的, “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案例1】
陈某曾任河南省罗山县某乡信用社副主任。2009年3月，姜某欲向该信用社贷款20万元，陈某向姜某索要好处费2万元。2009年8月至9月，被告陈某利用姜某提供的身份证，先后给姜辉办理了6笔贷款，共计180000元。诉讼过程中，被告人陈某向法院退赃20000元。陈某因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公诉至河南省罗山县人民法院。鉴于被告人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且积极退还了全部赃款，确有悔罪表现，2011年3月22日，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陈某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被告人陈某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
【案例2】
被告人陈某某,男,1970年10月17日生,原系广东阳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2011年8月阳东农村信用合作113联社改为广东阳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陈某某为法定代表人。陈某某在阳东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阳东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担任副理事长、副主任、理事长、主任等职务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于2006年11月至2007年间多次收受林国钦所送“感谢费”共计人民币27万元。2009年11月,陈某某以其姐夫伍为国的名义到阳江涛景度假村有限公司办理高尔夫会员卡,为感谢陈某某在公司贷款一事上的帮忙,涛景公司以6.8万元的优惠价格为陈某某办理家庭终身会员卡,而同期该卡的市场价为128万元,陈某某从中收受6万元好处。阳江市江城区人民法院认为, 阳江市江城区人民法院以被告人陈某某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二个月,并处没收个人财产10万元;对被告人陈某某受贿的赃款33万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 16 【案例3】
李新民，2000年11月至2009年8月任徐水县农村信用合作社联社理事长，2009年8月任保定市市区信用合作联社理事长。李新民在任徐水县农村信用合作社理事长期间，多次通过帮助他人联系、获取贷款，单独或伙同其妻陈桂芬收受他人现金或财物。其中，李新民受贿人民币108万元、美元9000元，其他财物价值人民币13.09万元。同时，被告人李新民还违反国家规定发放巨额贷款，致使贷款本金及利息2650余万元不能归还，造成信用社特别重大损失。2010年9月，保定市北市区法院对此案进行一审宣判，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违法发放贷款罪等罪，判处保定市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原理事长李新民有期徒刑20年。同时，其妻陈桂芬也因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等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二、金融工作人员购买假币、以假币换取货币罪
《刑法》第一百七十一条：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购买伪造的货币或者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伪造的货币换取货币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
1、追诉标准：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二十一条，总面额在二千元以上或者币量在二百张(枚)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
【案例1】
被告人张某，原湖南省辰溪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职工，2008年5月的一天，被告人张某通过吕某从一陌生男子处以1万元人民币购得5万元假币。回单位后，被告人张某利用其任信用社出纳员的工作便利，在该社资金入库时，将5万元假币中的49300元先后三次混在入库资金中而存入该社现金库房内，套出相同数额的人民币供自己使用。
案发后，被告人张某退清了全部赃款。湖南省辰溪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张某身为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购买假币、以假币换取货币，其行为构成金融工作人员购买假币、以假币换取货币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
/ 16 百七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处被告人张某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案例2】
2005年10月19日，广东省电白县沙琅农村信用社工作人员到曙光分社检查库存款时，发现有74500元假人民币，警方调查后发现，沙琅农信社曙光分社原出纳员刘某发自去年6月份起购买了76000元假币，利用出纳员的身份，先后分多次将假币换取了74500元人民币，全部用于六合彩赌博并输得精光。广东电白法院以金融工作人员购买假币、以假币换取货币罪判处刘某发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罚款3万元。
三、伪造、变造、转让金融机构经营许可证、批准文件罪
《刑法》第一百七十四条： 伪造、变造、转让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保险公司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
【案例】
2007年6月份，河南省银监局在对全省银行业机构新旧版金融许可证更换工作过程中，周口银监分局发现西华县邮政局上缴的1张旧版金融许可证存在流水号字迹稍粗、年月日阿拉伯数字不一致等疑点后，对西华县邮政储蓄机构所有的金融许可证逐一对照查验，发现有18张旧版金融许可证存在伪造嫌疑。河南银监局立即约见省邮政局负责人谈话，周口银监分局迅速进行实地调查取证，查清了西华县邮政局金融许可证丢失、伪造的事实。
周口西华县邮政局金融许可证丢失、伪造事件，暴露出部分银行业机构合规经营意识淡薄，为有效防范和制止同类事件发生，河南银监局遂对全省银行业金融许可证管理工作进行全面检查，对发现的违规问题依法进行处理。对西华县邮政局予以警告处分，并暂停对其2个邮政储蓄网点开办小额质押贷款业务的审批。责成周口市邮政局给予西华县邮政局原局长、原分管副局长免职处分；给予三名直接责任人员开除留用处分；给予周口市邮政局主管证件管理人员行政警告，并扣发三个月奖金的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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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窃取、收买或者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
《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窃取、收买或者非法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的，从重处罚。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量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追诉标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足以伪造可进行交易的信用卡，或者足以使他人以信用卡持卡人名义进行交易，涉及信用卡1张以上不满5张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之一第二款的规定，以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定罪处罚;涉及信用卡5张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数量巨大”。
【案例】
2006年5月中旬，某银行实习职员李某的男朋友小袁自编一个身份证号码，找到李某为其查询与该身份证号对应的信用卡卡号。李某明知银行有为储户保密的规定，却碍于朋友关系，非法向小袁提供了储户张某的银行信用卡号。后来，小袁通过其他手段试出张某银行卡的密码，于同年6月开始，多次通过电话转账，将张某信用卡内的4.73万元盗走。2006年6月30日，李某投案自首，次日，小袁被抓获归案。李某因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资料罪，被郑州市中原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并处罚金1万元。
五、违法发放贷款罪
《刑法》第一百八十六条：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发放贷款，数额巨大或者造成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向关系人发放贷款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1、追诉标准：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四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一)违
/ 16 法发放贷款，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二)违法发放贷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的。
【案例1】
湖南省邵阳市新邵县农村信用联社信贷员李某违反法律规定,在明知申请人不符合信贷条件的情况下,仍违法发放冒名、借名贷款11次,金额共计人民币147.8万元,导致这些款项均未收回。2015年,新邵县人民法院以违法发放贷款罪对新邵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李某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
【案例2】
李某的违规放贷金额达到近4000 万元。2003年9月至12月期间，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昌平支行原副行长李某在该行与北京某物资有限责任公司个人汽车消费贷款业务合作过程中，违反法律规定，向孟某、席某等人发放个人汽车消费贷款13笔，共计人民币1855.5万元，造成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昌平支行损失1363.8万余元。此外，2003年9月，李某还在与北京某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个人综合消费贷款业务合作过程中，违反法律规定向王某、唐某等人发放 贷款10笔，共计人民币2000万元，造成昌平支行损失1006.8万余元。据公诉机关指控，李某在3个月间违规放贷近4000万元，给银行造成2300余万元损失，被市一中院以违法发放贷款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12万元。
【案例3】
刘某某原系济南市长清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现更名为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清支行)平安信用社客户经理。刘某某自2007年2月至2013年7月，先后任济南农商行长清支行平安信用社新李分社、平安北路分社客户经理，负责信贷投放、贷款管理等工作。2010年4月至2013年6月，被告人刘某某违反国家规定，先后向贾某乙、贾某甲、吴某某、卢某丙、王某某、卢某丁等人9次违法发放贷款共计360万元，收回本金1203081.88元，造成本金损失2396918.12元。2016年 6月，经法院二审终审认定，被告人刘某某的行为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且数额巨大，造成重大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处刘某某犯违法发放贷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五万元。
【案例4】
/ 16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营山县支行工作人员罗某历任盖支行信贷部信贷员、信贷部主任、行长助理、副行长，罗某的下属曾某某也是该支行信贷部工作人员。2011年，罗某为盖支行信贷部主任，营山县骆市镇个体户肖荣通过向罗某行贿等手段拉近与罗某关系，罗某指使曾某为肖荣违法办理贷款，后肖荣通过借用多名他人身份信息，通过小额联贷的方式，在该邮政银行骗取贷款共计近600万元，又通过多次转贷，一直到2016年案发，目前经营山县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以罗某涉嫌受贿罪、违法发放贷款罪，曾某涉嫌违法发放贷款罪，肖某涉嫌行贿罪移送营山县人民检察院公诉部门审查起诉。目前估算已造成该银行损失近400万元，具体损失现正会计师事务所鉴定中。
六、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罪
《刑法》第一百八十七条：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数额巨大或者造成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
1、追诉标准：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四十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一)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二)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的。
【案例1】
林某，福建福安某银行原行长。1995年1月，林某从北京某房产公司引进资金1000万元。1996年1月，林某向北京某科技公司引资1000万元，用于归还北京某房产公司的1000万元本金。1997年2月，林某采取“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向郑某吸收资金500万元，向李某吸收资金1000万元，向省武警边防总队后勤部吸收资金500万元，将上述2000多万元账外使用。林某取出部分资金用于归还利息及已经到期的本金。1998年3月，林某以福安某银行名义向福安兴业银行借款430万元用于还债。之后，因无法偿还福安兴业银行的欠款，东窗事发。经审计，林某实际造成该行1879万元资金无法收回。2008年2月26日，福安法院对这起由国家审计署审计、移办的特大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罪，判处林某有
/ 16 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10万元。
【案例2】
山东省聊城市某县一农商银行工作人员吴某在2011年至2014年期间，以吕某、高某等32人种植、养殖的名义，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贷款220万元的行为构成骗取贷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八个月；认定在2010年9月至2014年吴某以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方式，又在本村及周边村庄吸收存款用于个人经营130万余元的行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二个月；认定在2010年11月至2014年9月，吴某采取给储户填写“山东省农村信用合作社个人业务存款凭证”或打白条的方法，吸收其办理的杨某、王某等60余人的存款人民币290万余元的行为构成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案例3】
2015年1月4日、6日、9日，河南睢县某农村信用合作社原主任徐某(另案处理)，以高额利息为诱饵，先后吸收外地客户吴某资金人民币700万元、金某等人资金人民币896万元、丁某资金人民币150万元。上述三客户在该信用社营业厅办理存款业务时，被告人李某受徐某的指使，将这些资金通过信用社综合业务系统转账到洪某、王某二人名下的银行卡里，后将银行卡交给徐某保管，而并没有记入该信用社的账目。之后，被告人李某与徐某向三客户开具了同等数额的假存单。案发前，吴某存入的700万元及金某存入的896万元已返还。案发后，徐某外逃，现仍有丁某的150万元未返还，给客户和该信用合作社造成巨大经济损失。2016年1月26日，睢县人民法院以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罪判处被告人李某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
七、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
《刑法》第一百八十八条：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规定，为他人出具信用证或者其他保函、票据、存单、资信证明，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追诉标准：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四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1)违反规定为他人出具信用证或者其他保函、票据、存单、资信证明，数额
/ 16 在一百万元以上的；
(2)违反规定为他人出具信用证或者其他保函、票据、存单、资信证明，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的；
(3)多次违规出具信用证或者其他保函、票据、存单、资信证明的；(4)接受贿赂违规出具信用证或者其他保函、票据、存单、资信证明的；(5)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案例1】
2007年3月25日，河南省襄城县一信用社主任陈某（2012年6月12日因病死亡）授意下，该信用社代办员张某在没有收到储户狄某现金的情况下，违反规定，为狄某开具了金额为30万元的活期存单。2007年6月份，在进行业务检查时，张某向陈某询问该如何汇报此事，陈某授意张某向调查人员撒谎说信用社所留存单不慎洗坏，后信用社于2007年6月17日登报申明该存单丢失作废。
2013年10月19日，狄某持该30万元活期存单到信用社，要求支取现金。信用社人员发现该笔存款没有入账、没有原始底账且早已声明作废，遂拒绝兑付。后信用社到公安机关报案，张某被抓获归案，案件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此时信用社尚没有向狄某兑付30万元）。
襄城县检察院遂将案件起诉到襄城县人民法院。法院于2015年1月22日以张某犯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宣告缓刑一年。
【案例2】
李某某系安徽省定远西城信用社原主任。2006年6月20日，定远一电脑广告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定远公司)与合肥一航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公司)签订一份电脑产品买卖合同：由合肥公司向定远公司提供总价值为43.2万元的160套电脑，定远公司预付定金3.2万元，余款40万元于当月28日前需提供银行保函。
随后，定远公司找到李某某，要求其帮助出具银行保函。李某某未请示主管部门，也未经本单位研究，于6月28日擅自为定远公司出具了“保证担保函”，并加盖了定远西城信用社公章，明保证为定远公司到期未付货款及违约承担责任。合肥公司按约向定远公司提供了电脑，定远公司逾期未付欠下40万元货款，合肥公
/ 16 司即提起民事诉讼，从李某某所在单位划拨款额39.9万余元为定远公司承担了连带付款责任。案发后，李某某向单位退款1.08万元。
2009年5月，定远县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出具保函造成经济损失案，以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判处定远西城信用社原主任李某某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
【案例3】
鲍宁系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农村信用合作社女职工。2015年1月23日，鲍宁的好友孙黎春以买树林做担保使用为由，找到鲍宁要求其提供两枚合计30－40万元的存折。鲍宁考虑到孙曾多次为其揽储，在完成存储任务上帮助很大，于是便按孙的要求为其出具了18万元和19.5万元的两份虚假存单。孙持两份存单并未按所说的那样做买树林担保使用，而是用于偿还其诈骗犯罪所造成的欠款使用，后因受害人持存单取款时未能得款至案发。巴林左旗人民检察院于1月6日以被告人鲍宁、孙黎春共同涉嫌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提起公诉，2016年1月30日，巴林左旗人民法院以上述罪名判处被告人鲍宁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判处孙黎春有期徒刑10个月的刑罚。
八、洗钱罪
《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 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为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没收实施以上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洗钱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二十以下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洗钱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二十以下罚金：
（一）提供资金账户的；
（二）协助将财产转换为现金或者金融票据的；
（三）通过转账或者其他结算方式协助资金转移的；
（四）协助将资金汇往境外的；
（五）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收益的性质和来源的。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 16 【案例】
被告人游某，男，28岁，某银行职员。某日，参加毒品犯罪的贾某（另案处理）突然找到被告人游某说：“老兄，这一阵子风声很紧，你也知道，以前我制造、贩卖那玩艺弄了几个钱，深怕有点闪失，枉费了几年的心血，以后也没有了依靠。所以，我想让你给帮个忙，给我那几个钱找个保险的方法，也免了我的后顾之忧，即使事发坐牢，也没有什么怕的了。”游某由于跟贾某素来以兄弟相称，碍于情面，于是便帮他在银行开立了10万元的帐户。之后不久，案发。法院判决认为，被告人游某明知贾某的金钱，是毒品犯罪的违法所得，而为其提供资金帐户掩饰其性质，已构成洗钱罪，按《刑法》第191条规定，判处游某有期徒刑3年，罚金2万元。
九、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
《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1、公民信息：公民个人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姓名、职业、职务、年龄、婚姻状况、学历、专业资格、工作经历、家庭住址、电话号码、信用卡号码、指纹、网上登录账号、密码等能够识别公民个人身份的信息。
【案例1】
2014年1月初，中国银行武侯支行曾某、李某来到位于大邑县的四川文轩职业学院，找到该学院成人高考办副主任代某，说想向学生推销银行卡。
之后，代某未经过学校许可和学生本人同意，通过QQ邮箱将3万余名学生的个人信息发给了曾某、李某。曾某、李某收到学生信息后，向银行申请批量制卡。
随后，曾某、李某将违规制作的35000余张中国银行企业园区金卡送到四川文轩职业学院交给代某，并向代某支付了人民币50000元，要求代某提供学生办卡申请表、身份证复印件等。代某拿了钱并将其存进自己的银行账户，用于辅导员召集学生填申请表的加班费，以及复印学生办卡申请表、身份证的费用。
2015年2月11日，代某因犯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大邑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宣告缓刑二年，并处罚金20000元。
/ 16 【案例2】
2015年7月20日至2015年7月31日，单县信用社临时工作人员董某，在履行职责过程中登陆中国人民银行征信查询系统，查询他人征信信息1629条，并将查询结果出售给李某某，先后收取李某某支付的好处费4万元左右。
后经法院判决，董某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拘役六个月，缓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二万元；李某某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拘役五个月，缓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二万元。
十、职务侵占罪
《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追诉标准】根据2016年4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第二百七十一条规定的职务侵占罪中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的数额起点,按照本解释关于受贿罪、贪污罪相对应的数额标准规定的二倍、五倍执行。
【案例1】
海南省临高县金牌城市信用合作社原理事长台剑锋职务侵占、挪用资金案 1997年至2001年，台剑锋多次利用职务便利，挪用金牌信用社的资金归个人使用，并以挪用的资金归还之前挪用款项，共计挪用单位资金4909万余元，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挪用资金罪。同时，台剑锋以金牌信用社的名义向他人吸收、借贷资金351万元，不入金牌信用社账目，非法占为己有，其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台剑锋于2001年8月3日潜逃，2013年4月21日投案，并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系自首。2014年11月，海南省第二中级法院以台剑锋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案例2】
/ 16 自2013年11月26日起，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启动信用联社不良贷款清收工作。目前，已有多名信贷员因利用职务之便、伪造虚假手续、骗取贷款等，被公安机关网上通缉。
其中，犯罪嫌疑人韩某某在太和县郭庙乡信用社担任信贷员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于1999年至2005年期间，伪造虚假手续，侵占信用社资金，数额巨大，其行为涉嫌职务侵占罪。
犯罪嫌疑人吴某某在担任太和县税镇信用社信贷员期间，利用职务之便，自2006年以来，收取40多人归还的贷款，但未入信用社账目，挪作他用，数额巨大，其行为涉嫌挪用资金罪。
目前对清收工作涉及的违法犯罪人员已立刑事案件21起、采取强制措施17起，刑事拘留3人、逮捕1人，取保候审2人，治安处罚10人，同时对13名已立案的在逃人员进行网上通缉，在全县范围内发布并张贴了《悬赏通告》。太和县法院依法对1名拒不执行的欠款人进行了强制拘留。
【案例3】
2007年至2013年3月期间，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一信贷员刘斌在竹园信用社工作期间，利用当时既可以当信贷员又可以当业务员的双重身份便利，办理借、冒名贷款，自己就可将办理的贷款现金取出。一种是通过熟人借他人身份证贷款给自己使用;另一种是利用他人在信用社贷过款的身份信息，贷款归自己使用。在贷款的具体操作过程中，对于一万元以下的，自己填写一份借款借据，就可直接办理贷款;一万元以上的部分填写借款借据后报主任审批后贷款，一部分则以鱼龙混杂的形式未经主任审批就直接办理了贷款。对于老百姓的贷款，收回来后没有在系统里面下账，只是出具了一份手工收款凭证给老百姓。办理借、冒名贷款得来的钱一部分被自己投资煤矿生意亏掉;一部分被自己吃喝开支掉。这些问题一直到被告人刘斌要调动工作时，其余工作人员在去催收贷款时才被发现。法院经审理查明，刘斌在利用自己在富源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竹园信用社信贷员的职务便利，冒名贷款归自己使用160笔，涉及金额420余万元，收贷收息不入账36笔，本金及利息8万余元。
2015年9月10日，人民法院以职务侵占罪判处该信用社信贷员刘斌有期徒刑
/ 16 11年。
【案例4】
2009年6月，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一起职务侵占案件，被告人兰某某因犯职务侵占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兰某某2004年至2007年在担任香格里拉县农村信用合作社三坝信用社主任期间，利用“贷款保证金”、“最低生活保障款”、“定期定量补助款”、“暂收款”、“专用账号”等账户将代为保管的存款共计人民币433133.02元非法侵占；将从罗某某等33人收回的贷款1191806.51元非法侵占；冒用俞某某等名字先后46次在三坝信用社自己办理手续贷款人民币2293000元并非法侵占。作案时间长达4年之久，共非法侵占单位资金86笔，共计人民币3917939.53元，数额巨大。法院认为，被告人兰某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采取欺骗手段，非法占有本单位的资金达3917939.53元，数额巨大，且至今无法归还，给集体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构成职务侵占罪。
十一、挪用资金罪
《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或者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巨大的，或者数额较大不退还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条：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保险公司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或者客户资金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1、追诉标准：根据2016年4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规定的挪用资金罪中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以及“进行非法活动”情形的数额起点,按照本解释关于挪用公款罪“数额较大”“情节严重”以及“进行非法活动”的数额标准规定的二倍执行。
2、归个人使用：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本条规定的“归个人使用”：(1)将本单位资金供本人、亲友或者其他自然人使用的；
/ 16(2)以个人名义将本单位资金供其他单位使用的；
(3)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本单位资金供其他单位使用，谋取个人利益的。【案例1】
辽宁省丹东市一银行职员为了挪用储户存款，先后８次变造储户身份证、模仿储户笔迹，将储户存单或国债挂失并取出。尽管事后钱款如数退还，丹东市元宝区人民法院2008年6月还是以挪用资金罪，判处其有期徒刑３年，缓刑５年。汤某曾是丹东一家劳务公司劳务派遣至中国工商银行丹东分行的工作人员。2005年至2007年，汤某在担任这家银行两个营业部的储蓄员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先后８次采取变造储户身份证、模仿储户笔迹签字的方式，将储户的存单或国债挂失。然后，她利用同一手段将储户钱款取出，共计取出储蓄金38.5万元归个人使用。2007年12月，汤某主动到司法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法院经审理认为，汤某作为公司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且数额巨大，超过3个月未还，其行为已构成挪用资金罪。由于汤某认罪态度好，有自首情节，并已退还全部赃款，可从轻处罚，故作出如上判决。
【案例2】
2010年2月至9月期间,余某担任湖南省汉寿县信用联社某乡信用社主任。2010年2月3日,当地居民刘某找到余某,以杨某的名义向余某所在信用社申请贷款5万元,余某在未对借款人、担保人还贷能力及贷款用途进行调查、审核的情况下,即违反国家规定向刘某发放了5万元贷款。2011年2月2日贷款到期后,因借款人、担保人无偿还能力,导致该笔贷款逾期无法收回本息。此外,因余某未履行贷前调查、审核职责,违法发放贷款,导致向张某、刘某某、杨某等人发放的3笔共计15万元贷款也逾期无法收回本息。截至2011年12月20日,因余某违法发放贷款,给其所在金融机构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累计达40万元。
2010年1月至3月期间,余某采取私自截留借款人归还借款的方式,挪用信用社资金17万元归个人使用,超过三个月未还。
案发后,余某退还了所挪用的单位资金。2014年8月，经汉寿县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被告人余某犯违法发放贷款罪、挪用资金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
/ 16 【案例3】
罗某于2011年12月至 2012年4月,在担任湖南省南县下柴市信用社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在向刘某光、孙某发放贷款的过程中,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规,对贷款人和担保人以及贷款用途、偿还能力等情况不按规定进行调查、核实,伪造贷款审核资料,违法发放贷款150万元。案发后,被告人罗某协助归还贷款110万元。2012年9月,被告人罗某利用其职务之便,未将谭某归还信用社的贷款20万元入账,私自挪用给邓某、蔡某归还贷款,所挪用的资金至今未还。
经法院审理后，以违法发放贷款、挪用资金被南县人民法院判处罗某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案例4】
任职于甘肃省庆阳市合水县信用联社段家集信用社的会计郭某某，利用职务之便挪用209万余元。5月5日，庆阳市合水县法院公布该案一审判决，因郭某某案发前尚有44万余元未归还，案发后郭某某家属退还全部赃款，根据其犯罪情节、认罪态度，法院以挪用资金罪判处郭某某有期徒刑8个月。
【案例5】
38岁的潘新元原系浙江省龙泉市一信用社岩樟分社主任，2001年3月至2009年3月间，私刻107枚私章，冒充84名农民，身份，自己填写借款申请书，冒充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审核人签名，自己按指印、刻私章、自行审批及盗用现主任柜员密码，为自己办理贷款８８笔，共计１８１万元。这些款被其用于购买福利彩票、支付利息和购房，最终无法偿还。2009年8月19日，潘新元被龙泉市法院一审以挪用资金罪判决有期徒刑8年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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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银行职务犯罪罪名解析
商业银行职务犯罪
一、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 刑法》第一百八十四条：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在金融业务活动中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依照本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1、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法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2、非国家工作人员：是指除国家工作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国有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非法行为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法释[2001]17号）的规定，在国有资本控股、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除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从事公务的以外，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
3、利用职务之便：是指利用本人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职权以及利用与上述职权有关的便利条件。
4、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指行为人索要或收受他人财物，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或允诺为他人实现某种利益。该利益是合法还是非法，该利益是否已谋取到，均不影响本罪的成立。
5、数额较大及巨大：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十条，索贿或受贿数额在5000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违反公司法受贿、侵占、挪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索贿或受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属于数额巨大。
案例1：
原中国工商银行某支行业务部客户经理曾某，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贷款客户好处费人民币9万元。28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曾某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2006年12月，曾某利用担任工商银行某支行业务部客户经理的职务之便，为上海某有限公司办理贷款，并收受该公司委托人陈某给予的好处费9万元。2007年7月，某有限公司违法贷款案发。法院审理认为，曾某身为金融企业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贷款人给予的财物，并为其谋取利益，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鉴于曾某向公安机关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并退还了全部受贿款，法院依法从轻作出以上判决。
二、金融工作人员购买假币、以假币换取货币罪
《刑法》第一百七十一条：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购买伪造的货币或者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伪造的货币换取货币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
1、追诉标准：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二十一条，总面额在二千元以上或者币量在二百张(枚)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
案例2：
被告人张某，原湖南省辰溪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职工，2008年5月的一天，被告人张某通过吕某从一陌生男子处以1万元人民币购得5万元假币。回单位后，被告人张某利用其任信用社出纳员的工作便利，在该社资金入库时，将5万元假币中的49300元先后三次混在入库资金中而存入该社现金库房内，套出相同数额的人民币供自己使用。
案发后，被告人张某退清了全部赃款。湖南省辰溪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张某身为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购买假币、以假币换取货币，其行为构成金融工作人员购买假币、以假币换取货币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处被告人张某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三、伪造、变造、转让金融机构经营许可证、批准文件罪
《刑法》第一百七十四条： 伪造、变造、转让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保险公司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
案例3：
2007年6月份，河南省银监局在对全省银行业机构新旧版金融许可证更换工作过程中，周口银监分局发现西华县邮政局上缴的1张旧版金融许可证存在流水号字迹稍粗、年月日阿拉伯数字不一致等疑点后，对西华县邮政储蓄机构所有的金融许可证逐一对照查验，发现有18张旧版金融许可证存在伪造嫌疑。河南银监局立即约见省邮政局负责人谈话，周口银监分局迅速进行实地调查取证，查清了西华县邮政局金融许可证丢失、伪造的事实。
周口西华县邮政局金融许可证丢失、伪造事件，暴露出部分银行业机构合规经营意识淡薄，为有效防范和制止同类事件发生，河南银监局遂对全省银行业金融许可证管理工作进行全面检查，对发现的违规问题依法进行处理。对西华县邮政局予以警告处分，并暂停对其2个邮政储蓄网点开办小额质押贷款业务的审批。责成周口市邮政局给予西华县邮政局原局长、原分管副局长免职处分；给予三名直接责任人员开除留用处分；给予周口市邮政局主管证件管理人员行政警告，并扣发三个月奖金的处分。
四、窃取、收买或者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
《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窃取、收买或者非法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的，从重处罚。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量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1、追诉标准：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三十一条，窃取、收买或者非法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足以伪造可进行交易的信用卡，或者足以使他人以信用卡持卡人名义进行交易，涉及信用卡一张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
案例4：
某银行实习职员李某，因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资料罪，被郑州市中原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并处罚金1万元。2006年5月中旬，李某的男朋友小袁自编一个身份证号码，找到李某为其查询与该身份证号对应的信用卡卡号。李某明知银行有为储户保密的规定，却碍于朋友关系，非法向小袁提供了储户张某的银行信用卡号。后来，小袁通过其他手段试出张某银行卡的密码，于同年6月开始，多次通过电话转账，将张某信用卡内的4.73万元盗走。2006年6月30日，李某投案自首，次日，小袁被抓获归案。
五、违法发放贷款罪
《刑法》第一百八十六条：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发放贷款，数额巨大或者造成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向关系人发放贷款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1、追诉标准：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四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一)违法发放贷款，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二)违法发放贷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的。
案例5：
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昌平支行原副行长李某，因在3个月间违规放贷近4000万元，给银行造成2300余万元损失，被市一中院以违法发放贷款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12万元。
据公诉机关指控，李某的违规放贷金额达到近4000 万元。2003年9月至12月期间，李某在该行与北京某物资有限责任公司个人汽车消费贷款业务合作过程中，违反法律规定，向孟某、席某等人发放个人汽车消费贷款13笔，共计人民币1855.5万元，造成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昌平支行损失1363.8万余元。此外，2003年9月，李某还在与北京某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个人综合消费贷款业务合作过程中，违反法律规定向王某、唐某等人发放 贷款10笔，共计人民币2000万元，造成昌平支行损失1006.8万余元。
六、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罪
《刑法》第一百八十七条：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数额巨大或者造成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
1、追诉标准：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四十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一)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二)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的。
案例6：林某，福建福安某银行原行长。1995年1月，林某从北京某房产公司引进资金1000万元。1996年1月，林某向北京某科技公司引资1000万元，用于归还北京某房产公司的1000万元本金。1997年2月，林某采取“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向郑某吸收资金500万元，向李某吸收资金1000万元，向省武警边防总队后勤部吸收资金500万元，将上述2000多万元账外使用。林某取出部分资金用于归还利息及已经到期的本金。1998年3月，林某以福安某银行名义向福安兴业银行借款430万元用于还债。之后，因无法偿还福安兴业银行的欠款，东窗事发。经审计，林某实际造成该行1879万元资金无法收回。2008年2月26日，福安法院对这起由国家审计署审计、移办的特大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罪，判处林某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10万元。
七、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
《刑法》第一百八十八条：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规定，为他人出具信用证或者其他保函、票据、存单、资信证明，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1、追诉标准：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四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1)违反规定为他人出具信用证或者其他保函、票据、存单、资信证明，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
(2)违反规定为他人出具信用证或者其他保函、票据、存单、资信证明，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的；
(3)多次违规出具信用证或者其他保函、票据、存单、资信证明的；
(4)接受贿赂违规出具信用证或者其他保函、票据、存单、资信证明的；
(5)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案例7：
1996年7月，被告人郭某利用其担任交通银行广州分行荔园储蓄所副主任的职务便利，盗取两张加盖该所印章的空白存单，为广州市海珠区某贸易公司虚开分别为3000万元和1000万元的定期储蓄存单，交予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借款。同年8月，李某以3000万元的定期储蓄存单，为长春市某物资公司向长春市城市信用联社借款人民币1600万元作抵押担保。同月5日，长春市城市信用联社派员到交通银行广州分行荔园储蓄所核保时，被告人郭某以交通银行广州分行荔园储蓄所的名义，在对方提供的《有价证券抵押贷款暂停付款通知书回执》上签名盖章以确认上述3000万元的定期储蓄存单，致使李某等人从长春市城市信用联社以存单形式取得借款人民币1600万元。
后因部分借款无法追回，长春市商业银行（原长春市城市信用联社）陕西路支行于2003年以交通银行广州分行黄埔支行为被告，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在案件二审期间，双方自愿达成和解协议，由交通银行广州分行黄埔支行一次性支付人民币700万元给长春市商业银行陕西路支行，该款已于2006年5月23日支付完毕，从而造成交通银行广州分行黄埔支行实际损失人民币700万元。
2008年3月，被告人郭某犯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八、洗钱罪
《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为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没收实施以上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洗钱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二十以下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洗钱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二十以下罚金：(一)提供资金帐户的;(二)协助将财产转换为现金、金融票据、有价证券的;(三)通过转帐或者其他结算方式协助资金转移的;(四)协助将资金汇往境外的;(五)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
案例9： 被告人游某，男，28岁，某银行职员。某日，参加毒品犯罪的贾某（另案处理）突然找到被告人游某说：“老兄，这一阵子风声很紧，你也知道，以前我制造、贩卖那玩艺弄了几个钱，深怕有点闪失，枉费了几年的心血，以后也没有了依靠。所以，我想让你给帮个忙，给我那几个钱找个保险的方法，也免了我的后顾之忧，即使事发坐牢，也没有什么怕的了。”游某由于跟贾某素来以兄弟相称，碍于情面，于是便帮他在银行开立了10万元的帐户。之后不久，案发。法院判决认为，被告人游某明知贾某的金钱，是毒品犯罪的违法所得，而为其提供资金帐户掩饰其性质，已构成洗钱罪，按《刑法》第191条规定，判处游某有期徒刑3年，罚金2万元。
九、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
《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1、公民信息：公民个人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姓名、职业、职务、年龄、婚姻状况、学历、专业资格、工作经历、家庭住址、电话号码、信用卡号码、指纹、网上登录账号、密码等能够识别公民个人身份的信息。
案例9：
某银行员工唐某等3名员工利用职务之便，勾结某调查公司，自2008年7月至10月，将100多条公民个人手机号码、存款信息以每条200元的价格卖给某调查公司，从中获利2万元。2010年6月8日，这起涉及14人的案件在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公开审理。唐某等人分别被指控犯有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罪。
十、职务侵占罪
《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1、追诉标准：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八十四条，数额在五千元至一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
2、数额巨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违反公司法受贿、侵占、挪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侵占数额在10万元以上，属于数额巨大。案例10：
2009年6月，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一起职务侵占案件，被告人兰某某因犯职务侵占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兰某某2004年至2007年在担任香格里拉县农村信用合作社三坝信用社主任期间，利用“贷款保证金”、“最低生活保障款”、“定期定量补助款”、“暂收款”、“专用账号”等账户将代为保管的存款共计人民币433133.02元非法侵占；将从罗某某等33人收回的贷款1191806.51元非法侵占；冒用俞某某等名字先后46次在三坝信用社自己办理手续贷款人民币2293000元并非法侵占。作案时间长达4年之久，共非法侵占单位资金86笔，共计人民币3917939.53元，数额巨大。法院认为，被告人兰某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采取欺骗手段，非法占有本单位的资金达3917939.53元，数额巨大，且至今无法归还，给集体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构成职务侵占罪。
十一、挪用资金罪
《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或者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巨大的，或者数额较大不退还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条：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保险公司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或者客户资金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1、追诉标准：《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八十五条，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1)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在一万元至三万元以上，超过三个月未还的；
(2)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在一万元至三万元以上，进行营利活动的；
(3)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在五千元至二万元以上，进行非法活动的。
2、归个人使用：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本条规定的“归个人使用”：
(1)将本单位资金供本人、亲友或者其他自然人使用的；(2)以个人名义将本单位资金供其他单位使用的；
(3)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本单位资金供其他单位使用，谋取个人利益的。
案例11：
辽宁省丹东市一银行职员为了挪用储户存款，先后８次变造储户身份证、模仿储户笔迹，将储户存单或国债挂失并取出。尽管事后钱款如数退还，丹东市元宝区人民法院2008年6月还是以挪用资金罪，判处其有期徒刑３年，缓刑５年。汤某曾是丹东一家劳务公司劳务派遣至中国工商银行丹东分行的工作人员。2005年至2007年，汤某在担任这家银行两个营业部的储蓄员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先后８次采取变造储户身份证、模仿储户笔迹签字的方式，将储户的存单或国债挂失。然后，她利用同一手段将储户钱款取出，共计取出储蓄金38.5万元归个人使用。2007年12月，汤某主动到司法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法院经审理认为，汤某作为公司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且数额巨大，超过3个月未还，其行为已构成挪用资金罪。由于汤某认罪态度好，有自首情节，并已退还全部赃款，可从轻处罚，故作出如上判决。
第四篇：论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惩治与预防
论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惩治与预防
高铭暄 陈 璐
摘要:当前,我国的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呈现出新的表现形式和发展趋势,现有的治理力度显然已经不能满足有效遏制该类犯罪的需要。本文试图在阐述我国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刑事立法状况的基础上,分析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特点和形成原因,并提出建立惩治与预防并重的治理模式的具体举措,冀望能对该类犯罪的治理与防范有所裨益。
关键词:非国家工作人员 职务犯罪 特点成因 惩治预防
在我国,长期以来人们都将惩治职务犯罪的目光集中在国家机关和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中的国家工作人员身上,而在实践中,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已经呈现出高发趋势,严重危害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良性运行与健康发展,其惩治和预防迫在眉睫。虽然我国的非刑事立法、刑事立法以及社会监督机制都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惩治与预防给予了一定的回应,并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是我国治理该类犯罪的实践还处于初级阶段,不但与国际社会的实践与要求存在差距,而且难以满足我国治理该类犯罪的巨大需求。特别是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纵深发展以及对外开放程度的进一步加大,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呈现出新的表现形式和发展趋势,现有的治理力度显然已经不能满足有效遏制该类犯罪的需要。本文试图在阐述我国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刑事立法状况的基础上,分析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特点和形成原因,并提出了建立惩治与预防并重的治理模式的具体举措,冀望能对该类犯罪的治理与防范有所裨益。
一、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刑事立法状况
(一)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罪名体系
为了增强论证的集中性和针对性,有必要对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罪名体系作一简要梳理。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是指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侵占本单位财物、收受贿赂、挪用资金等侵害职务行为廉洁性的行为。在我国现行刑法中,其罪名体系包括三类犯罪:即公司、企业、其他单位人员受贿罪(第163条),职务侵占罪(第271条第1款)和挪用资金罪(第272条第1款)。之所以将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罪名作这样的局限,主要为了突出该类犯罪的主体特征和客体特征,并与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相互对应,形成严密的刑事法网,有效治理各行各业的职务犯罪,共同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二)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立法沿革
我国刑事法律关于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立法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
1.起步阶段(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颁布)。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经济体制的原因,企业行为必须符合国家的指令性计划,在这种以国家经济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涉足于社会物质财富的生产、流通、管理和分配,是社会经济的直接参与者,是社会经济的主体,任何个人、单位或者组织都必须服从国家的计划安排。因此,在商业经济活动中关于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刑事立法就仅仅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而对于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行为尚付阙如。1979年我国第一部刑法典规定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受贿罪、行贿罪和介绍贿赂罪,由于当时国有企业人员也被认为是国家干部,有关犯罪也可以适用贿赂罪,所以也没有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经济主体呈现出多元化形态,因此发生在商业经济领域的受贿等职务犯罪迅速出现,其刑事惩治已迫在眉睫。19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首次将经济领域的商业贿赂行为予以刑事否定评价,该法第22条规定,经营者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如何规范新型经济主体的行为成了当时的立法急需。1993年12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将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经济行为纳入了法制化的轨道,《公司法》第10章用17个条文对违反公司法行为的刑事法律责任作了规定,其中第214条规定,董事、监事、经理利用职权收受贿赂、其他非法收入或者侵占公司财产的,没收违法所得,责令退还公司财产,由公司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董事、经理挪用公司资金或者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的,责令退还公司的资金,由公司给予处分,将其所得收入归公司所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虽然第214条规定的刑事责任仅仅是一种概括性的规定,缺乏具体可操作的定罪量刑依据,但是这样的规定无疑为完善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刑事立法提供了前提。
2.急速发展与整合阶段(1993年《公司法》颁布至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颁布)。在这一时期内,由于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社会生产的规模不断扩大,各式各样的经济主体犹如雨后春笋般产生,在公司、企业的设立、经营、管理、清算活动中职务犯罪现象也越来越多,极大妨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于是规制该类犯罪的法律也处于急速发展中。在《公司法》出台后,为了有效惩治严重违反《公司法》、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行为,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以应对非公有制经济领域越来越猖獗的各种犯罪现象。1995年2月28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该《决定》在《公司法》的基础上明确规定了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罪状与法定刑,体现了惩治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旨趣。其中第9条规定,公司董事、监事或者职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贿赂,数额较大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第10条规定,公司董事、监事或者职工利用职务或者工作上的便利,侵占本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第11条规定,公司董事、监事或者职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3个月未还的,或者虽未超过3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第14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以外的企业职工有本决定第9条、第10条、第11条规定的犯罪行为的,适用本决定。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于1995年6月30日通过了《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进一步将贿赂罪的主体扩大至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该《决定》第18条规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在金融业务活动中索取、收受贿赂,或者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分别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和《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的有关规定处罚。1996年11月15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令第60号发布施行《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该《规定》在19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有关规定的基础上,第一次明确规定了商业贿赂的概念,并规定了经营者收受贿赂的刑事责任。1997年10月1日,我国新刑法开始施行,97刑法充分吸收了79刑法之后所颁布的一系列单行刑法、附属刑法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立法的补充规定,摒弃了其中不协调甚至相互矛盾的内容,形成了概念明确、罪刑比较协调的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罪名体系。即,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第163条)、职务侵占罪(第271条第1款)和挪用资金罪(第272条第1款)。
3.进一步完善阶段(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颁布至今)。由于97刑法规定的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主体仅限于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这将引发两个管辖漏洞:第一,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一些新形式的经济组织大量涌现,如个人独资公司、合伙企业等,这些经济组织中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实施的收受贿赂的行为,如果依97刑法定罪则显得有些牵强,容易引发争议。第二,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转型阶段,独立于政府的公共服务部门日益兴起,如村民组织、各种协会、学会、联合会、研究会、商会、俱乐部等,而这些履行公共服务职责的非国家工作人员的受贿行为依照97刑法也无法定罪。于是有关法律便对这些行为的刑事责任问题进行了完善。例如1999年8月30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其第20条规定,投资人委托或者聘用的管理个人独资企业事务的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一)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贿赂;(二)利用职务或者工作上的便利侵占企业财产;(三)挪用企业的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第40条规定,投资人委托或者聘用的人员违反本法第20条规定,侵犯个人独资企业财产权益的,责令退还侵占的财产;给企业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及至2006年6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把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主体扩大到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将一切非国家工作人员的受贿犯罪都涵盖进该罪,这对于司法机关全面依法打击非国家工作人员的受贿犯罪起了积极作用。此外,相关的司法解释还对当时极具争议的个罪罪名称谓进行了权威确定,以统一司法适用。在《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颁布之初,关于职务侵占罪的罪名存在较大的认识分歧,有学者认为应当称为业务侵占罪,有学者认为应当称为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已有罪,不一而足。直到1997年12月9日和1997年12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发布《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和《关于适用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的罪名的意见》,两个司法解释一致将《刑法》第271条第1款规定的罪名确定为职务侵占罪,争议才得到了平息。
二、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特点与成因分析
(一)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特点
1.案件数量逐渐上升,涉案金额不断加大。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主体的多元化发展以及公共服务部门的兴起,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呈现出数量增加和危害加重的特点。以福建省晋江市为例,当地检察院出具的调研报告显示,在1999年到2004年的6年里,晋江检察机关受理的由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职务侵占案件有38件56人,挪用资金案件10件11人,但是从2005年到2008年的4年间,这两类案件的受理数量已分别上升到100件118人、22件22人,案件数量分别增长了163%和120%。而在2009年1月1日到2010年3月28日期间,晋江检察机关受理移送审查起诉的职务侵占案件44起52人,挪用资金案件4件4人,涉案金额超过1000万元。尽管这样的数字已经较为惊人,但是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发案案件远远超过实际统计的数字,并且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
2.多发于高科技企业,隐蔽性强。发生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多集中在计算机技术、电子产品、网络服务等高科技产业,隐蔽性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与公司、企业的设立、经营、清算等经济运行环节密不可分,犯罪人往往熟练掌握公司、企业经营管理的专业知识以及金融、证券、会计、法律等专业知识,并不为一般民众所知情,且在犯罪后销毁、伪造犯罪证据,通常其犯罪结果并不表面化,因而犯罪案件往往难以暴露,一般情况下,需要经过专门的调查、审计,否则难以觉察到犯罪发生。第二,该类犯罪责任分散、涉及面广,往往是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掺和在一起,查证起来会牵连到许多方面,责任界限模糊不清,难以界定。而一旦问题暴露,这些经济组织出于“人情”、“护短”、“内部处理”等原因并没有报案,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司法机关查处此类案件的顺利开展。
(二)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成因分析
现阶段我国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愈演愈烈的主要原因包括外部立法和内部管理两个方面。
1.相关立法偏颇、社会预防基础薄弱。首先,在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时期,随着经济形式、市场主体的不断丰富扩大,政府监管的对象也进一步增多,而政府对这些新兴市场主体的管理并没有丰富的经验,相关法律、制度也不成熟,政府每出台一项新的经济政策和改革措施,因无法及时与相关法律、制度形成系统协调的配套体系,难免为经济领域的职务犯罪提供新的机会。其次,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实务界,一提到职务犯罪,人们往往就将注意力集中在国家工作人员身上,没有认识到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严重危害性,因此预防工作也就严重滞后了。我国传统刑法较为缺乏保障私营部门的立法意识和司法传统,在刑法上表现为重“公权”而轻“私权”,其直接结果是给人们带来这样的错误认识,即保护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利益是刑法义不容辞的责任,而非公有制经济则属于“私权”范畴,依靠民事调整即可,不必上升为刑事法律调整的对象。立法的偏颇与滞后必然导致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利益保护不足。尽管当前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滋生与蔓延已经给我国现代化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造成了严重阻碍,却依然未能成为司法机关打击、预防犯罪工作的重点。2.企业内部管理制度缺失,职责权限不明,岗位间缺少制衡。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很多是家族制民营企业,由于家族制企业人治、人管的特点,使得民营企业在管理模式与制度建设上存在着先天不足,缺乏科学的管理制度,尤其是缺乏科学的财务制度。例如有些企业并不要求销售业务员将每笔销售收入及时上交,而是容许其将若干次收取的货款汇总上交,或者让固定的销售业务员全权负责几家客户公司的业务来往,从申请提货到向客户发货,均由一个销售业务员完成,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不可避免地造成了销售业务员大权独揽。这些做法无疑不符合现代财务制度基本的内部控制原则,销售业务员很容易利用管理上的漏洞侵占公司货款或者货物,而这种管理制度缺失、职责权限不明的现状正是大部分民营企业的痼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难以消除。对于这些民营企业来说,管理松弛、违规操作是滋生企业底层职员职务犯罪的温床;制度缺失、监督乏力,是公司企业中层职员职务犯罪的主要诱因;机制不全、权力失控,是诱发公司高管职务犯罪的主要原因。
三、现阶段我国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惩治与预防的具体建言
当前,在国家和社会预防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基础薄弱的形势下,全面而有效地推进治理该类犯罪的任务尤显艰巨,单靠刑事法律的力量很难达到显著的效果,必须坚持法律预防、惩治与企业内部预防并重的治理方式,内外结合,形成多渠道、多层次的社会综合预防体系。为此,笔者有以下几点建议。
(一)完善私营部门制度建设,培植私营部门法律文化
公司法律文化是西方国家基于长期的公司组织形态的发展而形成的法律文化形态,公司法律文化体现经济自由、经济民主、经济权利平等、有限责任、诚实信用、法治经济、内部管理的牵制与制衡等一系列价值理念。⑩但是我国市场经济的培育过程很短暂,由于缺乏长期的、自然形成的市场经济基础,市场管理规则与市场交易习惯尤其是公司运作规则和习惯远没有形成,没有沉淀为整个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律文化传统。在市场经济法制不健全和公司法律文化传统尚未形成的时期,无序的管理与制度的缺失对市场秩序和公司法制发挥着肆意的破坏作用,特别是作为公司的管理层,如果公司制度对其缺乏有效的制约与限制,则更容易在利益的驱动下中饱私囊、损害公司利益。因此,私营部门必须以培育现代化企业为目标,加强公司内部制度建设,培育公司法律文化。这个问题也是当前私法领域讨论最多的论题之一,在此不再赘述。
(二)延伸预防对象,加强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预防与监督
我国刑法虽然已经形成了惩治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罪名体系,但是与国际社会的通行做法和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2003年第58届联合国大会审议通过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中国政府已经完成了该公约的签署和批准程序,其已于2006年2月12日在中国大陆地区生效,并适用于香港地区。虽然国内理论界和实务界已经为《公约》与中国刑事法治的协调完善作了不懈努力,但是无论在立法还是司法层面,我国都与《公约》存在着差距,主要表现为国家对私营部门职务犯罪的关注程度不够,司法机关与私营机构之间合作打击职务犯罪的力度不大。《公约》第12条规定,各缔约国均应当根据本国法律的基本原则采取措施,防止涉及私营部门的腐败,加强私营部门的会计和审计标准,并酌情对不遵守措施的行为规定有效、适度而且具有警戒性的民事、行政或者刑事处罚。为达到这些目的而采取的措施可以包括下列内容:1.促进执法机构与有关私营实体之间的合作。2.促进制订各种旨在维护有关私营实体操守的标准和程序,其中既包括正确、诚实、妥善从事商业活动和所有相关职业活动并防止利益冲突的行为守则,也包括在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国家的合同关系中促进良好商业惯例而采用的行为守则。3.增进私营实体透明度,包括酌情采取措施鉴定参与公司的设立和管理的法人和自然人的身份。4.防止滥用对私营实体的管理程序,包括公共机关对商业活动给予补贴和颁发许可证的程序。5.在合理的期限内,对原公职人员的职业活动或者对公职人员辞职或者退休后在私营部门的任职进行适当的限制,以防止利益冲突,只要这种活动或者任职同这些公职人员任期内曾经担任或者监管的职能直接有关„„从《公约》的规定可以看出,国际社会已经向各国提出了国家机关与私营部门合作打击职务犯罪步伐一致、相互协助的义务要求。
为了改变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预防工作薄弱的现状,实现惩治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国内法与国际法的衔接与协调,当前亟需在检察机关的参与指导下,把职务犯罪的预防工作扩展到非公有制经济领域。非公有制经济同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一样,都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在发展变化,这种发展变化必然要反映到作为上层建筑组成部分的“法”上面来,要求法与之相适应,否则法就不能达到为经济基础服务的目的。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迅猛发展和已经形成的社会地位,必然要求我们的立法、执法、司法和法律监督工作为其提供更好的服务。基于职务之便的犯罪行为既有发生在公有制经济领域的,也有发生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既然可以在公有制领域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为什么不能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开展职务犯罪的预防工作呢?而且检察机关在长期查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过程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通过司法统计、犯罪预测掌握了经济犯罪的原因、特点、规律及其发展趋势,可以提出切实可行的、有效的防治经济犯罪的司法建议,以使有关单位加强管理、堵塞漏洞、完善制度、控制犯罪。目前,我国已有地区的检察部门率先开展了立足于民营经济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从检察职能出发,在做好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同时,将做好民营企业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纳入预防工作体系,帮助发案单位或地区进行整顿、健全制度,以预防职务犯罪的发生,逐渐使司法建议经常化、制度化、法律化。例如,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部门根据本地区民营经济所占国民经济成分较大的实际情况,转变观念,将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延伸到民营企业,积极探索为民营经济发展服务的有效途径。该院职务犯罪预防科开展了“职务犯罪预防走进民营企业”活动,运用检察机关多年来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所获得的经验,在民营企业中进行大胆的尝试和探索,积极协助民营企业做好犯罪预防工作,及时将其纳入社会大预防格局之中,为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服务。为此,该院精心组织,制定了详细的实施方案:一是续编《民营企业法律知识读本》,送法进企业;二是深入民营企业开展预防宣传、法律讲座、预防调研、预防咨询等活动;三是设立预防联系企业,选择当地两三家有影响力的重点民营企业作为预防联系点,通过不定期的联系推动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这种工作创新无疑为实务部门进一步探索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机制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宝贵经验。
(三)完善非刑事立法与刑事立法的协调与衔接,形成体系完整的治理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法律体系
社会主义法制统一与完备的特性要求预防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法制体系要前后一致、相互协调。我国的非刑事法律对公司、企业人员的职务违规行为一般都设有刑事责任条款:即“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表明当一般违法行为达到一定严重程度时,便不能停留在民事制裁与行政制裁水平,一定要追究刑事责任,而非刑事法律中的刑事责任条款要落到实处,就必须有刑法典上的相应规定。因此,非刑事法律与刑事法律必须相互衔接、相互配合。首先,建立健全规范公司、企业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法律制度,作为惩治职务犯罪刑事立法的前置性法律。只有完善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职务行为立法,以部门法的形式规定不同行业工作人员的职业行规,例如该职业的法定地位、法定职权、法定职责、具体工作方法、程序以及失职的法律后果等,才能使预防职务犯罪的工作逐步纳入法制化轨道,充分发挥法制规范对市场经济运行的保障作用,这也是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高度重视法制建设、加强立法工作,特别是抓紧制定与完善保障改革开放、加强宏观经济管理、规范微观经济行为的法律与法规,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要求。而作为国民经济体制中的新生力量,非公有制经济以其特有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迅速成为繁荣经济发展、创造社会财富、调动人民积极性的重要力量,如何规范非公有制经济的良性运行,是当前我国经济立法的重点。
其次,完善惩治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刑事法律,使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在刑法规范的视野中受到同样的重视,这一方面格外重要,是治理该类犯罪有力的法律保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增设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资格刑。我国刑法规定的资格刑只有剥夺政治权利一种,且在刑罚结构中仅仅处于附加刑的地位,这样的规定已经不能满足惩治该类犯罪的实际需要。笔者认为,资格刑对于惩治与预防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一旦犯罪主体被剥夺资格,就是被暂时或者永久地剥夺职位,丧失了利用职务便利从事损害公司、企业利益的机会,因此应当增设禁止从事特定职业的资格刑。这一方面可以防止其利用这种资格再次犯罪,达到特殊预防的目的;另一方面还可以对其他从事特定职业的人员起到一定的警戒作用,达到一般预防的目的。(2)加大财产刑的适用力度。以《刑法》第163条、第271条第1款为例,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在第一个量刑档次(数额较大的)仅仅规定了自由刑,而没有涉及财产刑,而只在第二个量刑档次(数额巨大的)规定可以并处没收财产。同样,对职务侵占罪,在第一个量刑档次(数额较大的)也没有规定财产刑,而在第二个量刑档次(数额巨大的)才规定了可以并处没收财产。笔者认为,这样的差别规定,无疑并不符合职务犯罪的贪利性质,不利于对职务犯罪的惩治与预防,因此有必要加大财产刑的适用力度,在每个量刑档次均配备财产刑。
最后应当指出,对于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科以刑事处罚是治理此类犯罪的最后一道防线,从刑法谦抑性的角度出发,在可以通过经济、行政、民事等法律规范予以防治和处理的时候,国家是不宜动用刑罚的。相对于刑法而言,经济法、行政法、民法更为直接地调节国家的经济活动,因而对于预防职务犯罪的发生更具有直接意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它要求有完善的法律体系来保障其特有的运行规律,如公平竞争、价值交换规律以及遵循诚实信用、忠于职责的原则,这些规律和原则只有通过非刑事法律和刑事法律相互衔接、协调的法律规范的形式表现出来,才能使其切实得到遵守和维护,同时也只有这样,才能在源头上、从根本上防止在市场运行过程中职务犯罪行为的发生。
第五篇：职务侵占罪名解析
罪名
职务侵占罪：
第二百七十一条 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一、概念及其构成
职务侵占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行为。
（一）客体要件
本罪的犯罪客体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财产所有权。此处所称“公司”，是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设立的非国有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所称“企业”，是指除上述公司以外的非国有的经过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批准设立的有一定数量的注册资金及一定数量的从业人员的营利性的经济组织，如商店、工厂、饭店、宾馆及各种服务性行业、交通运输行业等经济组织；其他单位，是指除上述公司、企业以外的非国有的社会团体或经济组织，包括集体或者民办的事业单位，以及各类团体。
职务侵占罪侵犯的对象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财物，包括动产和不动产所谓“动产”，不仅指已在公司、企业、其他单位占有、管理之下的钱财（包括人民币、外币、有价证券等），而且也包括本单位有权占有而未占有的财物，如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拥有的债权。就财物的形态而言，犯罪对象包括有形物和无形物，如厂房、电力、煤气、天然气、工业产权，等等。
（二）客观要件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占本单位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具体而言，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必须是利用自己的职务上的便利，所谓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职权及与职务有关的便利条作。职权，是指指本人职务、岗位范围内的权力，与职务有关的便利条件，是指虽然不是直接利用职务或岗位上的权限，但却利用了本人的职权或地位所形成的便利条件，或通过其他人员利用职务或地位上的便利条件。包括：（1）利用自己主管、分管、经手、决定或处理以及经办一定事项等的权力；（2）依靠、凭借自己的权力去指挥、影响下属或利用其他人员的与职务、岗位有关的权限；（3）依靠、凭借权限、地位控制、左右其他人员，或者利用对己有所求人员的权限，如单位领导利用调拨、处置单位财产的权力；出纳利用经手、管理钱财的权利；一般职工利用单位暂时将财物，如房屋等交给自己使用、保管的权利等。至于不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而仅是利用工作上的便利如熟悉环境、容易混人现场、易接近目标等，即使取得了财物，也不是构成本罪，构成犯罪的，应当以他罪如盗窃罪论处。
2、必须有侵占的行为。本单位财物，是指单位依法占有的全部财产，包括本单位以自己名义拥有或虽不以自己名义拥有但为本单位占有的一切物权、无形财物权和债权。其具体形态可是建筑物、设备、库存商品、现金、专利、商标等。所谓非法占为己有，是指采用侵吞、窃取、骗取等各种手段将本单位财物化为私有，既包括将合法已持有的单位财物视为己物而加以处分、使用、收藏即变持有为所有的行为，如将自己所占有的单位房屋、设备等财产等谎称为自有，标价出售；将所住的单位房屋，过户登记为己有；或者隐匿保管之物，谎称已被盗窃、遗失、损坏等等，又包括先不占有单位财物但利用职务之便而骗取、窃取、侵吞、私分从而转化为私有的行为。不论是先持有而转为己有还是先不持有而采取侵吞、窃取、骗取方法转为己有，只要本质上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并利用了职务之便作出了这种非法占有的意思表示，达到了数额较大的标准，即可构成本罪。值得注意的是，行为人对本单位财物的非法侵占一旦开始，便处于继续状态，但这只是非法所有状态结果的继续，并非本罪的侵占行为的继续。侵占行为的完成，则应视为既遂。至于未遂，则应视侵占行为是否完成而定，如果没有完成，则应以未遂论处，如财会人员故意将某笔收款不入帐，但未来得及结帐就被发现，则应以本罪未遂论处。
3、必须达到数额较大的程度
如果仅有非法侵占公司、企业及其他单位财物的行为，但没有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则也不能构成本罪。至于数额较大的起点数额，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违反公司受贿、侵占、挪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之规定，是指侵占公司、企业等单位财物 5000元至 2万元以上的。
（三）主体要件
本罪主体为特殊主体，包括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具体是指三种不同身份的自然人，一是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监事，这些董事、监事必须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他们是公司的实际领导者，具有一定的职权，当然可以成为本罪的主体。二是上述公司的人员，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之外的经理、部门负责人和其他一般职员和工人。这些经理、部门负责人以及职员也必须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他们或有特定的职权，或因从事一定的工作，可以利用职权或工作之便侵占公司的财物而成为本罪的主体，三是上述公司以外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是指集体性质企业、私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的职工，国有企业、公司、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企业等中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所有职工。综上，凡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员，利用职务或者工作上的便利，侵占本单位的财物的，应依照本法第 382,383条关于贪污罪的规定处罚，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占本单位财物，则按本罪论处。这里所说的“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在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公司、企业中行使管理职权，并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员，包括受国有公司、国有企业委派或者聘请，作为国有公司、国有企业代表，在中外合资、合作、股份制公司、企业等非国有公司企业中，行使管理职权，并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员。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不能成为本罪的主体。
（四）主观要件
本罪在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且具有非法占有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财物的目的。即行为人妄图在经济上取得对本单位财物的占有、收益、处分的权利。至于是否已经取得或行使了这些权利，并不影响犯罪的构成。
二、认定
（一）本罪与贪污罪的界限
1、主体要件不同，本罪的主体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无论是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还是国有公司、企业、中外合资、中外合作、集体性质企业、外商独资企业、私营企业等中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一切职工都可成为本罪的主体，贪污罪的主体则只限于国家工作人员，其中包括在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公司、企业中行使管理职权，并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员，包括受国有公司、国有企业委派或者聘请，作为国有公司、国有企业代表，在中外合资、合作、股份制公司、企业等非国有单位中，行使管理职权，并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员。
2、犯罪行为不同，本罪是利用职务的便利，侵占本单位财物的行为。而贪污罪是指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盗窃、骗取公共财物的行为。
3、犯罪对象不同。本罪的对象必须是自己职权范围内或者是工作范围内经营的本单位的财物。它既可能是公共财物，也可能是私有财物。而贪污罪则只能是公共财物。
4、情节要件的要求不同。本罪的构成必须是侵占公司、企业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数额较小的不构成犯罪。但法律对贪污罪没有规定数额的限制。当然如果犯罪数额较小，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贪污行为不应认为是犯罪。
5、法定刑上有所不同。本罪的最高法定刑只有十五年有期徒刑，而贪污罪的最高法定刑为死刑。
（二）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员与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共同侵占单位财物如何定性处理 对此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是按主犯的基本特征定性，如主犯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那么同案犯都定贪污罪；如主犯的身份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那么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同案犯定侵占罪。另一种意见是：如果主犯的身份是公同、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那么全案郁定侵占罪；如果主犯的身份是国家工作人员，应分别定罪，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定贪污罪，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定侵占罪。我们基本倾问于第二种意见，实践中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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