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合法权益保障与救济机制

第一篇：学生合法权益保障与救济机制

学生权利救济机制

学生的权利一般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作为公民所享有的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政治权利与民事权利；二是受教育者作为学生享有的权利，即教育法律法规规定的受教育者作为学生区别于其他公民应该享有的权利。当受教育者的权利被损害或侵害时，应有相应的救济措施。从理论的角度而言，当学生的合法权益受到学校管理行为的侵犯后，在教育领域的救济途径有两种：

一种是法律救济，法律救济又可分为行政救济与民事救济 二是一种特殊的救济制度，向学校内特定部门或上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诉，即学生申诉制度。1.完善学生申诉制度。

成立教育行政申诉机构，合理划分教育行政申诉管辖范围，规范申诉的程序，建立教育行政申诉听证制度。学生对学校作出的纪律处分不服或因学校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受教育权等合法权益提起申诉，受理申诉机构应是教育行政申诉机构。同时，在校学生行使申诉救济权利的过程中，由于学生处于弱势地位，教育行政机关不宜只告知学生申诉处理结果，不告知申 诉处理的程序以及学生依法享有的各项权利。因此，应通过申诉听证会等制度，保证申诉处理的公正、公开，保障学生应有的知情权、申辩权等各项权利。2．扩大行政复议的范围

国家要对教育行政复议的复议内容、处理程序、受理部门、受理时限、处理结果等作出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必须充分履行行政复议职责，遵循公正、合法、及时、准确等原则，应避免各部门相互推诿或官官相护的状况；应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职责权限，对学生申请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判明其是否合理、合法，处理结果要清楚明了，即或坚持、或改变或撤销原处理结果。3．充分发挥行政诉讼在学生维权过程中的作用.法律部门必须明确大学自主管理范畴和司法能够干预的范畴；同时也要明确司法受理部门、具体审查程序、处理时限、最后结果等，都要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只有将学校管理的司法审查范围及其学生的权利救济在立法上作出明确规定，教育行政诉讼才能对学生权利救济予以最彻底、最权威的保障。4．正确使用民事诉讼救济手段.学校与学生的关系不仅有隶属型的，也有平权型的。当处于纠纷中的校生关系为平权型关系时，这种纠纷则应采取民事诉讼途径，这样才能更好地对学生进行权利救济。

总之，实现学生权利救济，首先须对我国教育法律法规体系和相关法律法规加以完善，这是根本之策。其次，应该彻底解决 学校与学生权利纠纷的可诉性问题，在充分尊重学术自由和学校自治的前提下，明确界定司法审查的范围，这是实现学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关键。

第二篇：学生权利的救济机制-形势与政策-1700字

高校学生的权利一般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作为公民所享有的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政治权利与民事权利;二是受教育者作为学生享有的权利，即教育法律法规规定的受教育者作为学生区别于其他公民应该享有的权利。当受教育者的权利被损害或侵害时，应有相应的救济措施。

从理论的角度而言，当高校学生的合法权益受到学校管理行为的侵犯后，在教育领域的救济途径有两种：一种是法律救济，法律救济又可分为行政救济与民事救济;二是一种特殊的救济制度，向学校内特定部门或上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诉，即学生申诉制度。

现实是：一方面，迄今为止我国现行教育法律体系尚未设定法律救济程序，高校处分权没有可诉性。由于高校学生因学校管理不当提起的诉讼大部分属于行政诉讼的范畴，而我国《行政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已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限制为具体行政行为，并将内部行政行为明确排除在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外，这为高校学生通过诉讼途径维护合法权益带来了很大的障碍。在各种教育行政诉讼案件中，认为“学校侵犯学生的受教育权”几乎是所有原告的共同理由，而以讼争案件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则是人民法院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或裁定驳回起诉的基本理由。这说明，日益增多的教育纠纷迫切需要可以凭借的纠纷解决机制予以处理和疏通。虽然相关法律法规中有关教育权利救济制度的规定，但这个貌似宏大的体系却忽视了高校学生不服学校行政处分的救济。学生在遭受学校开除、退学等处分时，不能提起行政诉讼寻求司法救济。由于欠缺救济的制度保障，学生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几乎无权利可言。另一方面，学生申诉制度作为唯一的权利救济途径，也基本上是无章可循。高校学生申诉制度《教育法》只是简略地提及，《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尽管对建立学生的申诉制度作了明确的规定，但地方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及高校在具体落实中还没有进一步细化、完善。学生申诉有关制度建设的滞后，已经成为影响学生实现该项权利的主要问题。

完善高校学生权利救济体系的对策

高校与学生之间“对簿公堂”案件的不断发生，已经给高校的管理带来挑战，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学校管理的效率。为了尊重高校办学的自主管理权，同时维护学生的基本权利，就构建高校学生权利救济机制提出如下建议：

完善现行高校学生权利救济机制

我国针对受教育权实施行政救济的途径主要有学生校内申诉、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三种救济渠道，但都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需要进行完善。

1．完善学生申诉制度

各级教育行政主管机关应成立教育行政申诉机构，合理划分教育行政申诉管辖范围，规范申诉的程序，建立教育行政申诉听证制度。高校学生对高校作出的纪律处分不服或因高校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受教育权等合法权益提起申诉，受理申诉机构应是教育行政申诉机构。同时，在高校学生行使申诉救济权利的过程中，由于学生处于弱势地位，教育行政机关不宜只告知学生申诉处理结果，不告知申诉处理的程序以及学生依法享有的各项权利。因此，应通过申诉听证会等制度，保证申诉处理的公正、公开，保障学生应有的知情权、申辩权等各项权利。

2．扩大行政复议的范围

国家要对教育行政复议的复议内容、处理程序、受理部门、受理时限、处理结果等作出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必须充分履行行政复议职责，遵循公正、合法、及时、准确等原则，应避免各部门相互推诿或官官相护的状况；应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职责权限，对学生申请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判明其是否合理、合法，处理结果要清楚明了，即或坚持、或改变或撤销原处理结果。

3．充分发挥行政诉讼在大学生维权过程中的作用

法律部门必须明确大学自主管理范畴和司法能够干预的范畴；同时也要明确司法受理部门、具体审查程序、处理时限、最后结果等，都要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只有将高校管理的司法审查范围及其学生的权利救济在立法上作出明确规定，教育行政诉讼才能对学生权利救济予以最彻底、最权威的保障。

4．正确使用民事诉讼救济手段

高校与学生的关系不仅有隶属型的，也有平权型的。当处于纠纷中的校生关系为平权型关系时，这种纠纷则应采取民事诉讼途径，这样才能更好地对学生进行权利救济。

总之，实现高校学生权利救济，首先须对我国教育法律法规体系和相关法律法规加以完善，这是根本之策。其次，应该彻底解决高校与学生权利纠纷的可诉性问题，在充分尊重学术自由和高校自治的前提下，明确界定司法审查的范围，这是实现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关键。

第三篇：保障民企合法权益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民营企业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不仅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企业的创新和发展，更对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据统计，全国民营企业约2600万家，对中国GDP的贡献率已超过50%，民营企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也是我国财政收入的基本来源之一。但不可否认的是，尽管我们不断强调要切实保障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但当前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受侵害的事件仍时有发生，如何保障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促进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仍是摆在中央以及各级政府部门面前的一个大问题。为此，建议进一步加强对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法律保护，逐步形成完善的民营企业权益法律保护体系，同时严格行政执法，优化法治环境，切实实现民营企业的权益保护，提高民营经济的综合竞争实力。

一、当前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保护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

1、民营企业权益保护的法律体系不够健全

尽管为了保障和促进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和合法权益，我国近年来也制订了一些鼓励、支持和引导民营企业发展的法律规范，如2004年修订《宪法》时明确“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并颁布了《中小企业促进法》、《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等法律、法规和政策。但相比于对国有经济甚至外商投资企业的立法保护，对民营企业权益保护的法律规定还比较散乱，缺乏统一性和权威性，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甚至还不是一个完整的法律概念，对民营企业的界定标准也很不统一，这明显不利于民营企业长期、稳定的发展。

3、民营企业的财产权利受到侵害现象时有发生

当前民营企业财产特别是投资权益保障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其投资收益权益屡受侵犯，一些民营企业的投资项目特别是与政府相关的特许经营项目经常面临被彻底推翻甚至国有化的情况。例如，在前些年国家鼓励政策特别是鼓励中西部开发政策的引导下，一些民营企业逐步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发展，并为中、西部经济建设和发展作出了贡献，但与此同时，对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的质疑之声也逐渐多起来，甚至有些地方政府以“资产重组”、“整顿秩序”为由，对民营企业资产实行变相的国有化，民营企业财产不仅无法得到应有的保障，甚至得不到合理的赔偿，这一现象不仅损害到民营企业的权益，更损害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还会带来巨大的经济风险和社会不稳定因素。另外，一些地方政府作为执法者和管理者，借助其优势地位，经常向民营企业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强迫民营企业加入各种协会、购买指定产品等干预民营企业自主权的行为也时有发生。

二、关于保障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增加民营企业综合竞争力的几点建议

1、建议制订统一、完整的民营企业权益保障的法律制度。对目前分散在不同法律、法规、政策中的有关鼓励民营企业、保障其合法权益的法律规范进行清理，通过制订专门民营企业保障的基本法律制度，从企业设立、产权界定、创业扶持、权益保护等多方面，引导民营企业的规范经营，加强民营企业财产的保护，从而更加有利于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

2、放开市场准入，优化资源配置，保障民营企业公平参与竞争的权利。要废除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各种歧视性政策，使之享有与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平等竞争的权利，并在市场准入、税收政策、市场融资等方面给予民营企业平等待遇。扩大民间投资领域，允许民营企业以独资、合作、合资、参股、特许经营等多种方式进入除国家明令禁止经营外的各个投资领域，从而合理引导庞大的民间资本，促进我国经济更好、更快发展。

3、切实保障民营企业的财产权益和经营自主权。要充分肯定民营企业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严格执行《宪法》和《物权法》对民营企业合法财产权利进行保护。除了为社会公共利益并履行法定程序之外，禁止对民营企业财产征收、征用、国有化或者以任何形式进行变相的征收、征用或国有化，即使是进行国有化的收购，也应当遵循市场方式，予以民营企业所有者合理的经济补偿。另外，要强化对各级政府部门依法行政的监督和制约，公开行政收费的制度和标准，对于乱收费、乱摊派的行为应加大惩处力度，为民营企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第四篇：构建和完善学生权益救济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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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和完善学生权益救济机制研究

《 人民论坛 》（2012年第2期）

【摘要】学生教育权益可以归纳为教育教学权、社会活动权、经济帮助权、公正评价权、申诉救济权等；学生管理侵权行为可归因于管理的依据违法、处理的程序违法。同时，应着手建立健全约谈、申诉、诉讼的学生权益救济机制。以期从学生权益救济的视角，剖析学生权益保护与救济的现状，梳理法定教育权益，建立和完善权益救济机制。

【关键词】学生管理 权益救济 机制 研究

自1998年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肇始，学生权益保护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步入一个全新的阶段。法学界、司法实务界开始关注学校的教育行政主体资格，开始探讨教育行政案件的立案范围，开始思索学生权益保护与救济这一课题；同时，在学校管理层面引起了管理理念和意识的深刻变化。笔者梳理了学生的法定教育权益，阐述了学生权益保护与救济的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如何建立和完善学生权益救济机制，以期对学生权益保护与救济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学生的法定教育权益

学生教育权益的法源主要体现在三部教育类法律、规章之中，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以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以下简称《学生管理规定》）。其中《教育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了受教育者享有的权利，《学生管理规定》第五条列举了学生在校期间享有的权利，而《高等教育法》对学生权利的规定体现在第六章“高等学校的学生”的第五十三~五十九条。三部教育类法律、规章分别由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及教育部制定颁行，在立法精神和原则上体现了一以贯之的理念和思路。综合有关学生在校期间的权益，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教育教学权（包括参与教育教学活动，使用教育教学资源）；二是社会活动权（包括参加社会服务、勤工助学、在校内组织、参加学生团体的权利）；三是经济帮助权（包括申请助学金及助学贷款）；四是公正评价权（奖学金的评定、思想品德、学业成绩等方面的公正评价，完成学校规定学业后获得相应的学历证书、学位证书）；五是申诉救济权（对学校给予的处分或者处理有异议，向学校或者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职员工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六是其他权利。

侵权与维权——学生管理、权益救济的现状与反思

学生管理中的侵权行为。实践中因学生管理而引发的侵权行为可以归结为两类：第一类是实施管理和处分行为的依据违法。表现为学校内部的校规校纪等学生管理的规章制度违背上位法，加重了对某种违纪行为的处罚档次或者擅自在上位法规定的处罚范围之外增加处罚事项。如《学生管理规定》第五十四条规定了学校可以给予开除学籍处分的七种情形，那么学校只能在该规定的范围内设定开除学籍的处罚措施，否则，超出该授权范围的规定即违背了上位法，应当归于无效；同时，即使出现《学生管理规定》第五十四条所列举的情形，也并不必然适用开除学籍这一“极刑”，校规校纪不能将“可以”升格为“应当”。即便赋予了学校开除学生的管理权限，学校也应本着教育、挽救为主的精神减少开除学籍处分的适用。

第二类是管理行为违法，违反了教育实体规范和相关的处理程序规范。管理行为违法首先表现为越权管理，无授权或者超越授权实施管理行为。有一句法谚：对于公权力而言，“法无授权即禁止”，即凡是未经法律授权的均不得为之。因为公权力有任意扩张与侵略私权的天性，因此必须要由法治的“笼子”加以禁锢与管束。其次，管理行为违法还表现为违反学生处理的程序性规定。美国最高法院一位法官曾说过：“程序公正与规范是自由不可或缺的内容。苛严的实体法如果公正地、不偏不倚地适用是可以忍受的。”程序违法造成的危害甚至大于实体违法，实体上的不公正可以通过一定的程序获得救济，而程序上的不公正则使当事人丧失获得救济的机会。

权益救济机制现状与反思。首先是处分前的约谈机制不规范。《学生管理规定》第五十六条规定，学校在对学生作出处分决定之前，应当听取学生或者其代理人的陈述和申辩。实践中，违纪行为发生后、学校拟定处分决定前都有一个谈话机制，要么班主任辅导员找受处分学生谈话，要么院系领导参与谈话。结合多年的学生申诉处理实践，笔者认为现行的谈话机制发挥的作用还不够——表现为谈话的批评教育倾向严重（通过谈话息事宁人，不支持学生维权，学生一旦申辩会被认为认错态度不好），而忽视了对案件事实的了解和调查；表现为谈话的内容格式条款化，对所有拟处理学生适用统一的预先设定的问题，谈话流于形式；表现为约谈机制不规范，参与人员人数及谈话笔录的制作不符合法定要求。

其次，约谈后的申诉机制不完善。依据《学生管理规定》，各学校大多设立了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学申委”），负责受理、复查学生提出的申诉事项。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学生申诉机制的作用发挥的还不够。学申委的组成、性质、受案范围、权限等多方面尚需理论探讨及立法保障。

最后是申诉后的诉讼机制不健全。比如，在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一案的审理中，北京海淀区法院以“敢为人先”的精神开启了教育行政诉讼的新时代。《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登载的田永案一审判决书中不仅将高校明确地表述为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而且还阐明了将依法行使国家赋予行政管理职权的高校列为行政诉讼的被告，适用行政诉讼法来解决它们与管理相对人之间的行政争议的意义，即“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随着该案被《公报》刊登以及此后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的终审，高校可以成为行政诉讼的适格被告已在行政法学界取得共识。

然而，即使高校作为教育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得到学界的共识和法院的确认，学生教育维权案件是否因此而步入行政诉讼程序尚存争议。一种观点认为现行的法律包括行政诉讼法、学位条例、教育法和当时的行政复议条例都没有规定司法可以介入学术评定这个领域。倘若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司法可以任意介入学位证书、毕业证书的管理，那么我们整个教育领域包括大中专院校、中学教育，司法都有了介入的可能，那么司法也有太泛化的倾向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当事人的权利受到侵犯，就应当给予其法律上的救济，对侵犯教育权的行政行为应当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两种不同观点的产生与我国行政诉讼法关于受案范围规定中存在的问题具有密切联系，实践中导致一些法院在受理此类案件时摇摆不定。

学生权益救济机制的完善

处分决定前的约谈机制。完善处分决定前的约谈机制应从约谈环节和约谈内容两个方面着手。约谈机制至少应包括三个环节：辅导员（班主任）约谈、主管学生工作的院系领导约谈、校学生违纪处理部门约谈。违纪处理部门尤其要落实约谈机制，拟定处理决定前必须与当事学生见面。约谈的内容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告知和听取，即告知当事学生学校的拟处理决定及其理由和依据、听取他对涉嫌违纪处理行为的陈述和申辩；二是教育和疏导，即约谈教师对当事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疏导，使他能够提高认识、减缓压力。

听取陈述和申辩是约谈机制的重要环节。从行政程序法治的意义上讲，它渊源于英国古老的自然公正原则，“任何人在受到惩罚或其他不利之前，应为之提供公正的听证或其他听取其意见的机会。”可见，在学生处理约谈机制中，“被听取”是当事学生的权利，“听取”是约谈人员的一项法定义务。

处分决定后的申诉机制。校内申诉是学生权益救济的首要环节，完善申诉机制应主要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扩大申诉受案范围。《学生管理规定》的第六十条将受案范围局限于取消入学资格、退学处理或者违规、违纪处分。笔者认为，应当扩大学生申诉的受案范围，使其涵盖取消入学资格，纪律处分，休学、复学、转学或退学处理，不颁发毕业证、学位证以及其他侵害学生权益的行为。二，规范学申委的组成。参照各地及台湾地区的学生申诉实践，笔者认为，对学申委委员的名额、产生办法、性别构成等要有明确规定。学申委的委员名额应当在各院系、各部门、不同的利益群体中分配，经过选举或推荐产生；学申委的构成中要提高教师和学生代表的比例；同时，具备条件的院校可以聘请医学、法学、教育学、心理学等方面的专家组成顾问团，为申诉案的处理提供科学依据。

申诉后的诉讼机制。高校具有行政诉讼主体资格问题已经在行政法学界取得共识，然而，到目前为止，仍没有法律和有效的司法解释对此明文规定。这成为许多法院仍不受理此类行政案件的直接原因，导致同性质案件在不同地域的处理截然不同，有的进入诉讼程序，有的被拒于法庭之外。因此，亟须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的途径对高校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予以确认。

同时，对《行政诉讼法》有关受案范围的规定亦不能僵化理解。如果一律将教育维权案件排除在诉讼程序之外，势必形成学生权益受到侵害却欲告无门的局面。无救济即无权利，公权力处于裸奔状态私权却无力救济，这样的权利只能称为字面意义上的、虚假的权利。因此，应当有限制地将受教育权案件作为教育行政案件处理，比如开除学籍、退学处理、不颁发毕业证、学位证等涉及学生身份变更或重大权益的管理事项，应允许当事人通过提出行政诉讼维权。

第五篇：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是和谐社会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可现实中，农民工工资待遇低。社会保障、政治权利、文化权利没有得到充分保障，由此引发了各种矛盾与冲突。唯有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加强劳动执法，把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安全网，重赋其文化教育权利，建立媒体常态的报道机制，才是较优的解决之道。

建构和谐社会的关键在于切实保障社会各阶层的合法权益，2亿农民工的权益理所当然成为其中的应有之义。可现实中，农民工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屡遭侵害，由此而引发的各种矛盾与冲突危及社会稳定，已成为践行和谐社会理念的重大障碍。

一、农民工权益的现实叙事

现实中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屡屡遭受侵害，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经济权益受损

1．劳动安全卫生条件较恶劣，工资待遇低还常被拖欠。农民工就业的企业大多设施简陋，环境恶劣，往往缺乏最基本的劳动保护，有些企业甚至让他们在有毒的环境中工作，并采取轮换的办法，使其在尚未发病时被打发走以逃避责任。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统计，全国每年因工伤致残人员近70万。其中农民工占大多数。农民工从业人数较高的煤炭生产企业，每年因事故死亡6000多人。工伤和职业病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即使如此，尽管国家采取了追讨工资专项行动，但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前清后欠现象仍较普遍。据国家统计局2004年抽样调查，仍有10％的农民工人均被拖欠工资7个月。

2．社会保障权利缺失。由于现行的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安排，以及城市政府和企业的认识差距等因素，绝大多数农民工享受不到基本的社会保障。调查数据显示，目前农民工工伤保险的参保率仅为12.9％，医疗保险的参保率为10％左右，养老保险的参保率为15％左右，许多农民工发生工伤事故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和经济赔偿，拖着伤残的身体回到原籍，成为农村新的贫困户。

二)政治权利没有得到充分保障

1．参与城市政治的权利被边缘化。宪法规定：凡年满18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享有各项政治权利。可是农民工虽为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却因为政治权利属地赋予缘故，不能和市民一样参政议政，不能选举自己的利益代表，失去了话语权(调查显示，80％的农民工没有参与所在城市社区的选举)，其权益只能通过其他阶层和间接渠道来反映，例如，传媒的道德同情心、学者的正义感以及相关部门官员的关心等。

2．户籍所在地的政治权利无法充分实现。由于回乡参选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如往返的交通费用、误工的收入损失、回乡的额外支出(走亲访友所支付的费用)等等。许多民工比较在城做工的收益和回乡参选的私人成本后，主动放弃了回原籍参加村民自治选举等政治权利。与选举支出的私人性相比，选举成立的村委会是以公共产品形象出现的，所具有的公共性使民工的选举收益很难量化，因而放弃选举权也就情由可原了。

(三)文化权利及子女受教育权缺位

1．农民工缺乏基本的文化娱乐，职业培训权难以落实。虽然城市娱乐生活丰富，但大多农民工收工后就蜗居在狭小的“工棚”里，主要的休闲方式排序为：打牌41.73％，看电视37.46％，听收音机38.86％，聊天32.81％，看书报18.33％，外面的生活几乎与其无关。职业培训权方面，由于大多数民工只具有初中或更低的文化，其中受过技术培训的仅占9.1％，与企业的岗位要求差距很大，理应接受教育与培训。但他们自身没有足够的财力和精力，企业则顾虑他们就业的流动性而不愿组织培训，致使其技能素质不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求。

2．民工进城子女义务教育权缺失。获得义务教育，是每个适龄儿童应有的权利，可现行义务教育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按户籍归口入学，许多地方没有将进城农民工子女纳入当地义务教育体系。尽管中央三令五申。农民工子女要想进入城市学校就读，每学期仍必须交纳一定数额的借读费。许多人只好让子女就读民工子弟学校，而民工子弟学校由于得不到当地政府的财政支持，只有依靠高收费维持运转，加重了农民工的子女教育负担。据不完全统计，2004年在京的6～14岁的民工子女达10万余人，而其入学率仅为12.5％，可以说“现在的外来工子女受教育现状完整地复制了中国城乡之间不平等的关系，也损害了基础教育的义务性、公平性、完整性的原则”。

二、农民工权益受损溯源

农民工权益受损，涉及社会各个方面，既包括户籍制度、法律体系、教育管理和媒体报道等外因，也包括农民工自身原因。

(一)户籍制度的历史原因。农民工是二元户籍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产物，在职业上他们是工人，身份上却是农民，这种职业与户籍的矛盾使得他们维权时处于弱势。而且因为农民身份，当城市职工普遍享受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和工伤五大保险时，他们却几乎完全被排除在外，极少有单位为他们办理保险。当他们生活遭遇困难时，也就不可能有相应的措施及时提供救助。

(二)现行维护民工权益法律有待进一步完善。劳动监察乏力。我国还没有专门维护民工权益的法律，虽有《劳动法》，但其中的许多规定缺乏操作性，也没有具体的处罚办法，而且劳动监察部门的执法手段十分单薄，年终集中整治欠薪时，执法部门也只能帮民工讨回工资。虽然监察部门有权进入企业检查，但由于人员严重短缺，使之无法落实。据统计，广东现有专职劳动监察员1161名，而企业与个体工商户从业人员约2500多万人，平均每个监察员要负责2万名以上职工和近千家企业的监督检查工作，远远超过国家规定的l：8000的比例，导致监察人员疲于应付，只能依赖年关时节运动式的大检查，农民工权益维护的效果也就大打折扣。

(三)农民工自身因素。整体而言，农民工素质较低，法律和维权意识淡薄，很少有人主动和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导致不法雇主有机可乘。调查显示，对于《劳动法》只有10.2％的人表示“非常了解”，54.1％的人只是“知道一些”，18.7％的人只是“听说过，但不知道是咋回事”，还有15.8％的人甚至“听都没有听说过”。其次，农民工组织化程度较低。没有组织就没有力量，也就没有话语权，不能诉求利益。虽然全国总工会十四大会议报告肯定了“进城务工人员是工人阶级队伍的新成员”，但目前农民工加入工会的比例仍很低。

(四)农民工在媒体中缺乏话语权。近年来，虽然报纸数量增加到两千多种，但多以面向市民的晚报、都市报为主，专门办给农民工看的几乎没有，其中的综合类报刊，留给农民工的版面和篇幅也是少之又少。譬如，2004年的《解放日报》，每月农民工稿件数量均值一直徘徊于1.58～1.97篇的低水平，春节高峰时期的最高值也只有6篇。

三、农民工权益保障的路径探析

和谐社会的建设离不开农民工的参与，只有保障其合法权益，才能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一)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妥善解决进城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加快户籍改革，已是大势所趋。虽然全国性措施还没出台，但各地可从实际出发进行改革，同时统筹相关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制度，赋予农民工“市民待遇”。在城务工的民工，只要有固定住所、稳定的职业或生活来源，就可以办理城镇常住户口。而有关农民工进城子女的教育问题，各地也应顺应民心，把它纳入城市的社会事业发展规划之中；鼓励公立学校积极接纳民工子女入学；通过设立助学金、减免费用等方式，帮助家庭困难的民工子女入学；尽快将民工子弟学校纳入现行管理体制中，引导其健康发展，促使它们从“合法”到“合格”。

(二)完善法律体系，加强劳动执法。虽然《农民工权益保护法》还没有制定，但各地可从需要出发制定相应法规，对用工不签合同、收押金扣证件、延长劳动时间、克扣工资等侵犯农民工权利的行为，给出具体的、操作性强的惩罚标准。对那些拖欠工资比较严重的行业(如建筑业)，还应执行工资支付担保制度，建筑和施工企业在项目开工前，必须分别按工程承包合同总价的一定比例缴纳保障金，存入主管部门开设的专用账户，当发生拖欠民工工资时可先行支付。同时，相关部门也要进一步加大执法力度。及时处理劳动争议案件和企业拖欠工资行为。

(三)动员农民工入会，借助工会力量维权。只有把农民工组织起来，借助工会载体，才能实现其利益表达与维护的合法化、制度化。各级工会要积极向民工宣传《工会法》和《劳动法》等法律，提高他们的工人阶级意识，鼓励他们加入工会。同时，针对农民工流动性大的特点，采用计算机网络系统对其进行动态管理，把他们入会、转会以及其他信息录入计算机，转会者只需凭身份证到转入地的工会网络系统中调出信息后，就可以获得新发的会员证，从而一次入会，进城务工期间有效。

(四)保障农民工文化教育权利。保障农民工文化权利，主要包括丰富其工余生活和落实其职业培训权两方面。丰富民工的文化生活，要从发展的角度出发，让流动图书馆、流动电影院、专场演出走进他们中间；公园、体育场馆、名胜古迹等文化设施向其优惠开放；还要强制企业将民工文化生活消费计入生产成本，并接受社会监督。同时，针对许多民工因缺乏技能而“就业无门、致富无术”，应“政府推动、社会承办、各方协作”，积极引导民工自主参加职业教育与培训，经费由政府、企业和民工个人共同承担；教育主管部门也要积极整合现有培训资源，打破地区与部门所有制的界限，充分发挥高校、职业技校和各类培训机构的功能，增加培训项目，扩大培训规模，提高培训质量，帮助民工以最低的成本学到最实用的技能。

(五)把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安全网。农民工大多从事的是累、脏、险的工种，受工伤、疾病困扰的可能性非常大，把他们纳入社会保障网络有利于社会稳定。可目前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总体参保率只有15％左右，部分地区如广东、大连的参保率也仅为20％左右。另一方面，由于基本养老保险不能跨地区转移，一些地方已参保的农民工纷纷退保。例如，东莞市2004年农民工退保40万人次，平均参保时间仅7个月。这不仅是因为农民工对参保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也是目前推行的制度还没能足以让他们信任所致。就目前条件，在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时，应充分考虑农民工的特点和需求，实行分层、分类保障的策略，将稳定就业的民工(正规就业、建立劳动关系以及事实劳动关系5年以上)纳入现行制度，参加城镇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等保险；对不稳定就业者(签订短期合同、频繁流动、从事各种灵活就业)则采用过渡性的办法，除工伤、失业保险执行现行规定外，养老保险可先建个人过渡性的账户，以后再予以社会统筹。

(六)建立媒体对农民工常态的报道机制。建立媒体常态的报道机制，还原农民工生命和生活的原生态，多报道农民工中的先进事迹和先进人物，让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享有应有的话语权。针对农民工权益表达载体稀缺的状况，政府必须给予媒体适当的政策支持，鼓励它们开设民工专栏、专版或专门频道，为他们做好政策的宣传与解读，使其对各地劳动力的需求和政府的态度有所了解。此外，媒体还应积极接受民工的新闻举报，对拖欠工资等侵权行为及时给予曝光，协助农民工维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