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司法腐败是市场腐败之源
司法腐败是市场腐败之源
中国当前处于实体经济转型期，各类破产、并购案例层出不穷。曾经与一个长期在政法领域的朋友探讨，被告知了一连串案件：司法部门是如何通过低价、定向拍卖自肥，以极低的价格获得房产汽车等资产，不由倒抽一口凉气。这样的市场必定是权贵盛行、毫无底线、交易成本高上天的市场，司法腐败是一切腐败之基。
并不奇怪，探讨吴英案件时，人们关注的重点是资产拍卖程序是否公正，法律是否替各方伸张了正义；商铺等拍卖价格引发争议时，人们关注背后的购买者到底是谁，实质含义是，吴英案件是否有司法腐败，谁是司法腐败的黑手。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正在召开，根据7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本次全会的主题将聚焦“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
改革实践已经打开闸门。新成立的中央深改组已召开的五次会议，两次会议都审议通过了司法改革的相关文件。其中，在中央深改组第三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和《上海市司法改革试点工作方案》。
今年6月15日，中央司改办负责人首次对外发布，新一轮的司法改革将在上海、广东、吉林、湖北、海南、青海六省市先行试点。司法改革有四项内容：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完善司法责任制、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通过财务、人事独立保障司法独立，改革重点是破除司法地方化，司法行政化，让司法机构不再成为官员意志的传声筒。***案件已经显示司法行政化、司法权贵化的极大破坏力。
上海模式改革已有所成效：严控法官人数，设立检察官助理与法官助理职位，法官自然衰减，再从法官助理中选拔，保障司法人员的专业素质，避免司法人员成为读报喝茶的行政闲散人员，致使法官、检察官毫无职业尊严。司法独立是这座曾出现法官集体嫖娼丑闻的城市洗刷耻辱的唯一办法。
上海推行主审法官责任制，在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中，主审法官依法对案件审理全程、全权负责；在合议庭审理案件中，主审法官承担除应当由合议庭其他成员共同担责部分之外的所有责任。法官责任与权利明确。
改革中最困难的问题是官本位，排斥专业法官，成为既得利益的代表。《经济观察报》采访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校长、法学院原院长林维先生，表示“法院院长、庭长甚至一些非审判岗位的中层干部，占据了大多数法官员额，结果把一些长期在一线从事审判工作的法官挤掉了——这些年轻法官原来是法官，现在可能就只能做法官助理了。那些资历不是特别老、行政职务不是特别高但审判业务能力强的法官积极性可能会受挫”。大学里官员当教授、司法界官员当法官，官本位必须改革，或者当领导、或者当法官，但不能两者通吃。
司法独立、司法公正是中国市场经济继续发展的根基，从交易成本到利益分配，中国市场经济每个环节都打上了权贵经济的烙印，在悬崖边上徘徊。
经济改革的阻力之一是极端贫富差距，导致低收入人士成为改革的反对派。郎顾之争已经十年，这场没有赢家的市场理论战争，反映的是改革中途遇阻的惨淡，此后市场化改革受到重重阻碍，难以推进。权贵市场，国企低效，法治溃败等现象愈演愈烈，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无法绕开的陷阱。
许多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改革一旦挫败，可能比中等收入陷阱更可怕。因为中国庞大的农民群体，以房地产为主要投资标的的城镇中产收入群体，将很快重返贫困，中国将陷入农业社会低效循环。阿根廷等国家在某些方面与中国比较相似，比如高收入阶层财富转移回欧洲故乡，社会动荡不安无法摆脱斗争轮回等。但阿根廷、巴西等国家与自然的和谐度，比中国要高得多，人均占有的资源与中国不可同日而语。
法治不彰在经济上的主要表现是制度性风险上升：经济效率大幅下降，审批成本大幅上升，资源集中在审批者手中，“跑部钱进”成为经济领域的常态。为了规避财产、环境风险，高收入阶层掀起移民狂潮，目前已蔓延到中产收入阶层群体中，中国成为财富创造地与财富流失地。制度经济学理论对此有明确的阐释，人口与财富转移数据，是对社会与市场前景有没有信心的最好标志，喊一万句空洞的口号，都没有看这个指标的变化来得有用。
此前国务院推行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已经初见成效，中国年轻人创业成风，这是值得称道的政策举措，但仍然无法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划出基本界限。
没有法治的市场不可能有真正的金融，政府信用到处伸手，低效的国企上市圈钱，补贴成为政府信用背书，市场根本不可能准确地进行风险定价。
由于市场被不公平的法治左右，资本市场风险上升。根据中金公司的报告，目前 A 股市场所隐含的股权风险溢价高达12%，远远高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所对应的市场。
中国公司经营所处的制度环境是导致风险溢价高企的主要原因——行业游戏规则可以通过游说加以改动，上市公司可以群体性地通过大规模补贴避免退市风险;某些公司在财务诚信、环保等方面饱受投资者质疑，却在市场屹立不倒;一些上市公司高管因政治原因失联，显示这些企业在政界涉足极深，丧失了市场化企业的独立品格，所有这些因素随时都可以成为引爆的定时炸弹。
一家企业有问题，也许是企业主本身品德或者能力缺陷导致，如果市场风险溢价上升成为整体现象，必然是经济周期下行导致公司赢利全面下降，或者是制度层面出了大问题。经济周期下行可以靠货币注水、政府采购等措施缓解，制度风险则会让公司曝露于可怕的辐射中，由于路径依赖使制度进入恶性循环。
解决制度性风险，只能靠制度变革。对企业而言，最可怕的是游戏规则追随长官意志朝令夕改，企业因此无法形成明确的预期，经营成本居高不下。
法律底线失守，市场劣币驱逐良币，稍有底线者被驱逐出竞技场，场上剩下“出老千”的无底线玩家。换个角度也可以说，留在场上的都是既得利益群体的一员，区别只是分得多少而已。公民素质是劣胜优汰，官员的白手套商人坐拥资源，而遵守法律、遵守游戏规则的人被戏弄，在拆迁等领域中因遵守规则而受损。只要拳头硬、嗓门响、脸皮厚，就能得到最大的利益，法律不公正，社会丧失最后的防护堤。
中国企业家并非天生的贿赂专家，中国官员也非天生的受贿专员，而是制度创造了行贿受贿的最佳土壤，一方有权创设与收取“高租金”，另一方没有独立司法保护，不得不缴纳高租金，最后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心甘情愿成为不独立司法的帮凶。
如果企业家不必依靠政府审批就能获得正常经营收益，“惟利是图”的企业主绝对不会行贿;当司法独立严格执法游戏规则被多数人遵守，大多数人行贿受贿都会被抓，行贿受贿的成本远高于收益，行贿者也就知难而退。
司法独立是最重要的改革，司法腐败是最可怕的腐败。原因只有一条，司法是保护公民、保护合法经营、保护合法收入的底线，司法腐败将导致所有的游戏底线失守。
在中国此前的改革过程中，最大的问题不是以多快的速度推进市场化，而是以权贵的方式推进市场化，导致市场成为权贵的替罪羊，被千夫所指。新加坡是法律相对独立的国家，因此市场化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依靠利益而非法律捆绑在一起的团体，终将因利益纠纷而散，依靠公平的法律组成的社会构架，才能持久坚韧。司法独立，法治市场，才能消除恐慌，建立现代社会。
第二篇：司法腐败是市场腐败之源
司法腐败是市场腐败之源
叶檀
中国当前处于实体经济转型期，各类破产、并购案例层出不 穷。曾经与一个长期在政法领域的朋友探讨，被告知了一连串案件：司法部门是如何通过低价、定向拍卖自肥，以极低的价格获得房产汽车等资产，不由倒抽一口凉 气。这样的市场必定是权贵盛行、毫无底线、交易成本高上天的市场，司法腐败是一切腐败之基。
并不奇怪，探讨吴英案件时，人们关注的重点是资产拍卖程序是否公正，法律是否替各方伸张了正义；商铺等拍卖价格引发争议时，人们关注背后的购买者到底是谁，实质含义是，吴英案件是否有司法腐败，谁是司法腐败的黑手。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正在召开，根据7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本次全会的主题将聚焦“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
改革实践已经打开闸门。新成立的中央深改组已召开的五次会议，两次会议都审议通过了司法改革的相关文件。其中，在中央深改组第三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和《上海市司法改革试点工作方案》。
今年6月15日，中央司改办负责人首次对外发布，新一轮的司法改革将在上海、广东、吉林、湖北、海南、青海六省市先行试点。司法改革有四项内容：完 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完善司法责任制、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通过财务、人事独立保障司法独立，改革重点是破除 司法地方化，司法行政化，让司法机构不再成为官员意志的传声筒。***案件已经显示司法行政化、司法权贵化的极大破坏力。
上海模式改革已有所成效：严控法官人数，设立检察官助理与法官助理职位，法官自然衰减，再从法官助理中选拔，保障司法人员的专业素质，避免司法人员 成为读报喝茶的行政闲散人员，致使法官、检察官毫无职业尊严。司法独立是这座曾出现法官集体嫖娼丑闻的城市洗刷耻辱的唯一办法。
上海推行主审法官责任制，在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中，主审法官依法对案件审理全程、全权负责；在合议庭审理案件中，主审法官承担除应当由合议庭其他成员共同担责部分之外的所有责任。法官责任与权利明确。改革中最困难的问题是官本位，排斥专业法官，成为既得利益的代表。《经济观察报》采访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校长、法学院原院长林维先生，表示“法院院 长、庭长甚至一些非审判岗位的中层干部，占据了大多数法官员额，结果把一些长期在一线从事审判工作的法官挤掉了——这些年轻法官原来是法官，现在可能就只 能做法官助理了。那些资历不是特别老、行政职务不是特别高但审判业务能力强的法官积极性可能会受挫”。大学里官员当教授、司法界官员当法官，官本位必须改 革，或者当领导、或者当法官，但不能两者通吃。司法独立、司法公正是中国市场经济继续发展的根基，从交易成本到利益分配，中国市场经济每个环节都打上了权贵经济的烙印，在悬崖边上徘徊。经济改革的阻力之一是极端贫富差距，导致低收入人士成为改革的反对派。郎顾之争已经十年，这场没有赢家的市场理论战争，反映的是改革中途遇阻的惨 淡，此后市场化改革受到重重阻碍，难以推进。权贵市场，国企低效，法治溃败等现象愈演愈烈，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无法绕开的陷阱。
许多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 国改革一旦挫败，可能比中等收入陷阱更可怕。因为中国庞大的农民群体，以房地产为主要投资标的的城镇中产收入群体，将很快重返贫困，中国将陷入农业社会低 效循环。阿根廷等国家在某些方面与中国比较相似，比如高收入阶层财富转移回欧洲故乡，社会动荡不安无法摆脱斗争轮回等。但阿根廷、巴西等国家与自然的和谐 度，比中国要高得多，人均占有的资源与中国不可同日而语。
法治不彰在经济上的主要表现是制度性风险上升：经济效率大幅下降，审批成本大幅上升，资源集中在审批者手中，“跑部钱进”成为经济领域的常态。为了 规避财产、环境风险，高收入阶层掀起移民狂潮，目前已蔓延到中产收入阶层群体中，中国成为财富创造地与财富流失地。制度经济学理论对此有明确的阐释，人口 与财富转移数据，是对社会与市场前景有没有信心的最好标志，喊一万句空洞的口号，都没有看这个指标的变化来得有用。
此前国务院推行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已经初见成效，中国年轻人创业成风，这是值得称道的政策举措，但仍然无法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划出基本界限。没有法治的市场不可能有真正的金融，政府信用到处伸手，低效的国企上市圈钱，补贴成为政府信用背书，市场根本不可能准确地进行风险定价。由于市场被不公平的法治左右，资本市场风险上升。根据中金公司的报告，目前 A 股市场所隐含的股权风险溢价高达12%，远远高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所对应的市场。中国公司经营所处的制度环境是导致风险溢价高企的主要原因——行业游戏规则可以通过游说加以改动，上市公司可以群体性地通过大规模补贴避免退市风 险;某些公司在财务诚信、环保等方面饱受投资者质疑，却在市场屹立不倒;一些上市公司高管因政治原因失联，显示这些企业在政界涉足极深，丧失了市场化企业 的独立品格，所有这些因素随时都可以成为引爆的定时炸弹。一家企业有问题，也许是企业主本身品德或者能力缺陷导致，如果市场风险溢价上升成为整体现象，必然是经济周期下行导致公司赢利全面下降，或者是制度 层面出了大问题。经济周期下行可以靠货币注水、政府采购等措施缓解，制度风险则会让公司曝露于可怕的辐射中，由于路径依赖使制度进入恶性循环。解决制度性风险，只能靠制度变革。对企业而言，最可怕的是游戏规则追随长官意志朝令夕改，企业因此无法形成明确的预期，经营成本居高不下。法律底线失守，市场劣币驱逐良币，稍有底线者被驱逐出竞技场，场上剩下“出老千”的无底线玩家。换个角度也可以说，留在场上的都是既得利益群体的一 员，区别只是分得多少而已。公民素质是劣胜优汰，官员的白手套商人坐拥资源，而遵守法律、遵守游戏规则的人被戏弄，在拆迁等领域中因遵守规则而受损。只要 拳头硬、嗓门响、脸皮厚，就能得到最大的利益，法律不公正，社会丧失最后的防护堤。
中国企业家并非天生的贿赂专家，中国官员也非天生的受贿专员，而是制度创造了行贿受贿的最佳土壤，一方有权创设与收取“高租金”，另一方没有独立司法保护，不得不缴纳高租金，最后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心甘情愿成为不独立司法的帮凶。
如果企业家不必依靠政府审批就能获得正常经营收益，“惟利是图”的企业主绝对不会行贿;当司法独立严格执法游戏规则被多数人遵守，大多数人行贿受贿都会被抓，行贿受贿的成本远高于收益，行贿者也就知难而退。
司法独立是最重要的改革，司法腐败是最可怕的腐败。原因只有一条，司法是保护公民、保护合法经营、保护合法收入的底线，司法腐败将导致所有的游戏底线失守。
在中国此前的改革过程中，最大的问题不是以多快的速度推进市场化，而是以权贵的方式推进市场化，导致市场成为权贵的替罪羊，被千夫所指。新加坡是法律相对独立的国家，因此市场化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依靠利益而非法律捆绑在一起的团体，终将因利益纠纷而散，依靠公平的法律组成的社会构架，才能持久坚韧。司法独立，法治市场，才能消除恐慌，建立现代社会。
第三篇：治理司法腐败是反腐败重中之重
让腐败远离我们身边
一、治理司法腐败是反腐败重中之重
任何社会，司法是保障社会正义最重要、也是最后一道防线，司法关乎人民的财产与生命，任何形式的腐败只要被查处，最终都将受到司法惩罚，一旦司法失守，社会公正和正义就会荡然无存；司法也是日常社会生活，不同社会角色之间互动的中间或者缓冲地带。对执政者来说，司法更是社会和政治秩序的根本。法就是秩序，对任何统治者来说，对司法的信任是一个社会的最基本面，也是最后一根“稻草”。道理很简单，一旦社会失去对司法的信任，怀疑司法，这个社会就必然出现形式多样暴力和腐败横行的局面，所以司法腐败是社会乱源，一个社会腐败，首先是因为司法腐败，司法腐败比其他腐败给社会带来的影响更恶劣。司法腐败最根本的表现是置法律法理、公平正义、社会道德、天理良心于不顾，把权利和金钱做为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在每每遇到和权利、金钱相牵连的案件时，不加思索地将法律的天平向权利和金钱一方倾斜。司法就象一个风向标，它会引导着社会风气向好的或坏的方向发展。健康的司法是惩恶扬善，引导社会风气向好的方向发展；腐败司法结果是惩善扬恶，它将引导社会风气向坏的方向发展。司法腐败是导致社会道德堕落，社会风气恶化的最根本、最直接的原因之一。司法腐败使得的社会正义无处伸张，人们有仇无处报，有冤无处伸。让人们对社会的感觉是一片黑暗。在司法腐败的背景下，个人极端暴力犯罪层出不穷。正因为如此，任何一个法治社会都会动用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不惜成本来保障司法的公正和司法的尊严，只要司法公正，社会上各种腐败和犯罪将无处藏身。
司法腐败根源在于缺少强有力监督惩罚机制，这样必然产生各种腐败的现象，即使腐败分子最终被绳之以法也给社会造成极坏的影响。公检法等权力部门一部分人之所以敢不依法行事，办关系案、人情案、收受贿赂、以权谋私，他们为什么敢明目张胆一错再错？我想主要因为权力部门没有一套行之有效对权力实施人员的监督机制和惩罚措施，错判对他们没什么影响，或者即使承认是错判也可堂而皇之找个理由解释一下，又不会扣工资，又不会处分，利益上没损失，反正是铁饭碗，干好干坏没多大区别（这要是在企业设计人员设计一个产品出现问题给企业带来损失，企业会追究设计者责任，扣除工资，严重的将会被开除）。由于存在这种现状，所以眼下在中国打官司或者犯着什么事到了权力部门处理时首先就是要找人，还要找到关键的人，如果双方都去找人，就要看哪一方找的官大（你若不信你去问一问你周边人），如果要找不到相关的人，那只能听天由命，如果要遇到秉公执法的，那你就走运，这样很多现实中无法解决的事，想到执法机关依法公正裁决，最后大都变成是找人、托关系竞赛，最终演变成以权谋私腐败的寄生地。所以将公检法等权力部门管理好，腐败将远离我们身边。
我们中央领导都认识到反腐是当务之急，因为腐败已经成为导致社会不满的一个主要因素，在电视和新闻上几乎天天讲，要反腐倡廉，提高执法人员素质，使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和谐，中央对反腐倡廉是坚决支持的，我觉得关键还是底层很多执行部门缺少行之有效的具体执行措施，制定一套完善的行之有效对各级权力实施人员的监督机制和惩罚措施是反腐倡廉成功与否的根本。从我身上发生的事情，我的感受很深，打了十多年官司，对法院等一些执法机构的管理和执行措施有些了解，我们的很多底层执法人员本质上都是好的，素质也是很高的，都不愿意去做违背法律和良心的事，但就是缺少一套完善的监督机制、惩罚和奖赏措施被一些人钻了空子，把本来很容易解决的纠纷变得复杂化，给社会造成很坏影响。
二、治理腐败要有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和惩罚措施
时下老百姓对腐败痛恨不已，有的人片面认为主要是缺少民主体制，其实腐败存在于任何社会体制，有的认为主要缺少监督，又没有具体实施措施。能否让形形色色的腐败远离我们，做到防患于未然，我认为仅仅对相关人员进行培训、学习、考试、提高素质（其实他们素质都很高）是不够的，关键是要制定一整套行之有效对各级权力实施人员的监督机制和惩罚措施，必须要在防和制两方面都要做足文章，并将这些措施尽量实现信息化管理，尽量减少人为因素影响，以下是我的一些建议措施：
1、引入淘汰机制
引入淘汰机制彻底打破铁饭碗，每年淘汰5%左右的不适合人员，从外面再吸收一批新鲜血液。（现假设淘汰5%）执法部门每年要淘汰一批道德败坏的、以权谋私的、明显错判误判的、业务能力最差的，从外面再吸收一批新鲜血液充实进来，这样长期逐步下去我们的执法部门将会拥有大量的业务能力强的秉公执法人员，执法部门根本不用担心找不到合适的优秀人员，每年都有大批把头都能挤破想进入的人员。
现实情况是没有采取淘汰机制的铁饭碗，让一些本来有积极向上的人逐渐被磨练成得过且过的人，很多人工作效率非常低、业务素质能力差，有的意志力比较差的甚至就会堕落，即使做出道德败坏、以权谋私的事，只要不要犯重大失误即使被发现因为有铁饭碗而不用担心。只有每年淘汰一些的不适合人员这样才能让每个人员都有紧迫感、危机感，必须努力学习充实自己，必须秉公执法使自己业务水平不断提高，这样才不会被淘汰。对于淘汰人员实行信息全国、全省联网，要让他知道是为何被淘汰的，让他心服口服，更要让因道德败坏的、以权谋私人员永远不能从事此职业，造成严重影响的甚至要绳之以法。对执法人员犯法要有比普通人有更大的惩罚措施，只有这样才能对一些试图图谋不轨的人在做坏事之前要认真考虑是否风险太大？是否值得？
2、实行绩效考核制度
将工资分成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年终奖几部分，每月发基本工资、绩效工资，要彻底打破干好干坏，干多干少一个样，要让工作比较出色的人员得到较多利益。
实行信息化管理可以很轻松知道每个执法人员接了多少案件，每件案件做到什么程度，案件是否正常审理，是否延期，延期是否办理正常手续，还存在什么问题等，计算机根据复杂案件、典型案件、普通案件等综合因素每个人打工作绩效分，作为绩效工资分发依据，一年累计的工作绩效分作为年终奖分发依据，工作绩效分也是提拔干部任用的参考。目前状况一些执法人员的办事效率太低。通过计算机就可以很容易统计出来，干多干少（处理案件多少），干好干坏（处理案件满意度，是否有争议，是否有上访）。
3、实行回访制度
采用电话回访、短信回访、人员回访相结合 实行回访制度对于预防腐败有很大威慑和监督作用。
案件结束后，可以采用电话回访、短信回访、人员回访相结合对双方当事人进行信息回访；
1）对案件审理判决的满意度（满意、一般、不满意）调查。只要执法人员对案件双方人员有理有据的解释引导，依照法律判决，一般最终都会接受。在我的案子里07第二次上诉后判不离，法官依法解释有理我也满意，上访高院虽然没给我解决问题，但我也心服口服，对其它几次法院判决我都不满意。
2）案件判决后，对案件审理法官廉政表现（满意、一般、不满意）调查。法官人品能力调查包括法官是否受贿、当事人是否找人托管系调查。这项调查搞得好会大大减少腐败，是对心存侥幸的人极大震慑，你想如果收了贿赂肯定怕事后哪天被人揭发，即使是别的领导打的招呼也怕那一天被人揭发。
这方式我们这里一个驾校里在用，驾校对毕业的学员进行短信回访，其中不满意是针对教练收受学员贿赂，如果一个教练一年当中被学员打了两个不满意，教练的年终奖将全扣，如果超过三个不满意将被开除，这个驾校风气一直很好，想进入学驾驶的人太多很难报上名，其它驾校风气差，一般不送上几百元礼是不行的，我想你周围也有很多这种现象。所有必须有揭发腐败行为灵活的通道机制。
4、真正让信访工作发挥实效，实行异地公开联审制，建立网络透明监督机制
很多信访案件，不管是严冬和酷暑信访者之所以不提辛苦坚持信访，起早去排队信访（你不信？事实就是这样，我建议信访部门最好安装一套类似银行的排队机），因为他们绝大部分身正不怕影子歪，一般都是有问题的，实行公开联审制，实现社会公开监督这样案件，主审他就会好好考虑不敢乱来。现实情况是很多案件即使明明是错判也不会纠正，因为这里面同一个地方司法部门大都熟悉、是同事、上下级关系，不可避免官官相护；另外如果错判达到了纠正就等于承认司法部门或某个司法人员的过失，影响到相关人员的利益，所以在这种背景下信访有实效吗？所以很多上访人在这里被一些接访人员玩弄于法律法规变通和解释之中，同样的行为，下可以是行政拘留处罚，上可以是无期徒刑直至杀头。中国出现这么多腐败，就是因为什么法律、什么章程都可以恣意的解释、恣意的变通，法律法规变成了弹簧。实行信息化管理，对于一些复杂的、久拖不决的、特别是信访要求重审案件全部进行信息公开，这些案件一般社会影响坏，实事求是将案件主要情况公开在网络上，建立网络透明监督机制，将案件分类，全国或全省建立相关法律专家库，随机抽取异地的相关法律专家发表裁决意见，进行评审，对于错判的案件要查明原因坚决纠正，如果不纠正就会纵容腐败。真正让信访工作发挥实效，反过来就是对司法部门一个很好的监督，所以一定要重视信访工作。实行异地公开联审，避免在同一个单位，由于案件是同单位的同事审理的，而不好发表不同意见得罪于他，现实情况一般是进行包庇，以致很多信访要求不了了之，只是走个形式过场。很多信访案件开始只是一个小案，就是因为司法机关处理不公，最后矛盾激化变成疑难案件，到处上访，有的坚持很多年上访，实在给社会造成很怀影响，所以司法机关不能只抓大案要案，不抓小案，其实大要案都是从小变大的，这和一个人生病一样，小病不治变大病就不好治了。
5、建立案件办理负责制
建立案件办理负责制，将案件由专人审理负责，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本单位领导、外单位领导、或案件其它人打招呼、说人情一律不予理会，必须要有相关人署名的书面材料说明理由，并将这些材料记录在册，以供以后查阅。这样案件办理人就可以专心办案，不必理会其它外界干扰，如果案件办理完出现问题，就很容易追查责任，对打击办关系案、人情案等腐败行为起到很大作用。
6、实行上、下级之间相互打分制
每个季度和年终实行实行上、下级之间相互打分制，下级对上级分别在工作能力、领导能力、廉政状况等进行无记名打分，上级对下级分别在工作能力、敬业精神、廉政表现等进行打分，分别作为季度奖、年终奖发放依据，也作为绩效分计算，这样全年的总绩效分最低的领导和部分职工将被淘汰。
实行打分制使领导和职工相互监督，这样领导就不敢轻易为私利为某个案件对下面打招呼，办案人员也是如此。这样对选拔优秀人才有很大好处。现在有很多好企业都实行了打分制。
7、立重罚规定惩处司法犯罪
本来司法人员知法犯法就应该罪加一等。只有对司法犯罪有严厉的刑罚，司法官员才能望而生畏，不敢贪污腐败，做到公正廉洁。
8、司法机关要在人大领导下真正独立
司法部门工作不受地方任何部门干涉，司法部门的一把手由人大任免的有业绩、作风正派、有领导才能的司法专家。其他内部领导实行绩效分评比、民主推荐、民主测评、差额考察、任前公示、公开选拔、竞争上岗、任职试用期等制度。加强人事管理和监督方面的制度建设，逐步形成相互配套、约束有力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和干部选拔任用监督机制。
9、司法官员任职前、后要公开财产，公开家庭成员情况
司法官员（应该是所有公务员包括所有的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任职前、后要公开财产，公开家庭成员情况。
10、建立激励人民群众举报机制
1）按贪污受贿官员被查处金额的百分比（假设百份之五十）奖励给举报人 按贪污受贿官员被查处金额的百分比（百份之五十）奖励给举报人，[也许有人说奖励太多，我认其实不多，如果没举报人的举报，大部分贪官污吏是很难被发现的，且举报人是担着被打击报复风险的]，另外，做好保护反映真实情况的举报人工作，对保护举报人不当的司法人员要从严惩处，还要规定接受举报的司法机关应直接去查处，不能当中转站，转到当地去查处，转来转去往往又转回到被举报人手里去了，接受举报的司法机关一定决不能犯官僚主义，当然如何细化执行要制定一系列措施规定，搞得不好也会冤枉一个好人，避免犯文革时冒进错误。
2）自首及配合司法机关调查的行贿人要免于处罚，并给予适当状励。对自首的行贿人及配合司法机关调查的行贿人要免于处罚，按一般的举报人对待并给予适当状励。对不配合司法机关调查的行贿人要与受贿人同罪对待。此举是解决行贿受贿问题的最有力措施。最了解受贿人就是行贿人！现在对行贿人的处罚比受贿人还严厉，简直就是逼着他们结盟！行贿人举报若无罪，受贿人就会自危，怕行贿人过河拆桥而不敢受贿，行贿人也就无处行贿了，行贿受贿被斩断一角，行贿受贿问题也就很好解决了，50%的腐败不攻自破。
三、反腐败关键看决心
由上所述反腐败是有很多办法的，关键看决心和基层落实，有的措施可以立即实行，我想只要有中央强有力领导，有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有正确的战略战术，大家都来想一些好的点子来反腐败，就会形成更多、更成熟、更有力的反腐败措施，铲除腐败生存的土壤。以上一些措施是我十几年打官司亲身经历有感而发，逐渐完善一套专门针对司法部门监督和管理机制不是难事，而且不需投资多少，我们要真正让监督和被监督成为自觉习惯，成为一种民主机制！别忘了反腐败重点在于治理司法腐败，任何形式的腐败最终都要在司法部门处罚，司法公正至关重要，司法若是腐败了，搞出错案冤案，社会影响更坏，如何更好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监督和管理我们的执法部门是当务之急，如果司法腐败被治理好，我敢说执法部门将会涌现出无数个铁面无私的包青天，不发分子将会战战兢兢，无处藏身，形形色色的腐败就会远离我们，社会风气将会大大好转，社会将会变得更加和谐，同样一些好的监督机制也可应用在国家相关机关部门，果真如此的话我们国家想不发展和壮大都难。
请支持此E政案第9952号人大提案请进，进入下面地址点击联署签名，谢谢！
http://ezheng.people.com.cn/proposalPostDetail.do?id=264321&boardId=1&view=1
第四篇：莫言：最严重的腐败是组织腐败和司法腐败
莫言：最严重的腐败是组织腐败和司法腐败
2015年01月01日 17:04 来源：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作者：景延安
莫言接受中纪委网站采访。
著名作家莫言：中国现在的反腐力度超过了我的想象
作家、艺术家必须扎根生活，跟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真正了解老百姓的所思所想，知道老百姓生活的艰苦
问：2014年10月15日，您参加了总书记主持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总书记对新时期文艺的作用、文艺工作的方向等问题作了重要论述。让您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莫言：当时我正在老家山东高密，查阅一些资料，做一些创作上的准备。接到通知就赶了回来。习主席主持的这次会议跟我们以往参加的类似会议的气氛不太一样，很随意，很平和，甚至有点像聊天拉家常，很亲切。习主席即兴发挥，脱稿讲了很多话，出口成章。我听了报告后，印象比较深的有几点。
一是他说的文艺工作者应该牢记创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务，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作为一个作家，我感觉到确实要静下心来，踏踏实实地写作，用作品来说话。第二，他说创新是艺术的生命，要把创新的精神贯穿到文艺创作的全过程，增强文艺原创能力。我是一个写小说的，我想应该写出具有原创性质的、具有个性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小说，应该把这个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第三，习主席特别强调艺术的一切创新，归根到底就是直接地和间接地来源于人民、来源于生活。艺术当然要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我想这就要求作家、艺术家必须扎根生活，跟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真正了解老百姓的所思所想，知道老百姓生活的艰苦。就是要接地气，跟老百姓打成一片。
我有两个基本判断。一个就是中国共产党比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政党都更加希望中国富强；第二个就是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元首，都更希望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
问：2012年12月8日，您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以“讲故事的人”为主题发表了演讲。正是通过您的一个个故事，让世界各地的人越来越多地了解了中国。今天如何“讲好中国故事”，让中国故事愈来愈精彩，让中国声音愈来愈洪亮，您有什么建议？
莫言：关于讲中国故事，我觉得很惭愧，其实很多故事可以讲得更精彩。我想文学艺术或者说这个故事，核心还是关于人的，讲的还是人的故事。理论家是以理服人，文艺家是以情动人。只有真理才能服人，也只有真情才能动人。所以我想要讲好中国的故事，就是要把我们的真情实感灌注到我们的故事里。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当然中国社会也还存在很多问题，这也是无法否认的事实。讲述中国故事，当然要理直气壮地赞美我们的进步、我们的成就，同时也不应该回避存在的问题。
在国外常有记者问我关于中国道路的问题，这个问题比较大，确实一时很难说。我就说两句最好懂的，这也是我这些年来的两个基本判断。一个判断就是中国共产党比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政党都更加希望中国富强；第二个就是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元首，都更希望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我想我这样一种说法，他们也没法否认，而且这确实是说的真话。
只要真抓实管，无论多么顽劣的歪风邪气都可以得到遏制、得到整治
问：这两年来，全党上下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纠正“四风”，在这方面，让您感受最深的有哪些？您认为在哪些方面还有待加强？
莫言：八项规定，反对“四风”，这个确实是非常及时。我也想到，前些年实际上也有类似一些规定，类似一些口号。但是那个时候多数都是一阵风就吹过去，或者说经常被强调，但落实的程度比较差，所以有一些口号就是挂在嘴上，有一些规定就是挂在墙上。这次我觉得确实是动了真格儿，效果大家有目共睹。过去我曾经也认为有很多东西不可逆转。比如公款吃喝，铺张浪费，我觉得这些东西好像是禁止不了，也制止不了。现在看来只要真抓实管，无论多么顽劣的歪风邪气都可以得到遏制、得到整治。
问：有一些这方面的具体体会吗？
莫言：首先现在一些豪华的场所、饭店、酒店很难见到公款吃喝，很难一眼看到公务用车。再一个，过去公务接待不管两个人、三个人，都上很多很多菜，现在都非常注意节约，因为干部们也都高度警惕。我想这样的情况会让老百姓很高兴。当然我想也有人不高兴，很多高档消费场所的老板就不会高兴，但老百姓高兴就是最高的追求。除了表面的，其他变化也很深刻，表现在各个方面。尤其是在很多领导干部心里，他们过去不以为然的东西，现在他们都很重视。这样一来提高了他们对自律的警惕性，这种内心深处的变化，我想可能是最可贵的。
问：我看您在《酒国》这本小说里，对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公款吃喝等不正之风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对禁绝这种歪风也感到无奈无助，是这样的吗？
莫言：当时我也觉得这个好像根本制止不了，怎么可能制止呢？但现在看来，只要真管真抓还是管得住的，事实证明，这不，才两年时间就基本管住了。可以这样说，中国现在的反腐力度超过了我的想象。
干部应该树立一个最根本的观念，就是你的工作首先是对老百姓负责，对人民负责 问：对进一步纠正“四风”，您还有什么建议？
莫言：实际上任何一种治理，都应该从上到下，从官员到百姓，从中央到地方，一级一级做出榜样。上面搞形式主义，你要下面不搞，怎么可能呢？我觉得这两年相对少一些了。前些年我也经常下去，一些基层干部也是怨声载道，说形式主义的大检查、大评比，实际上都是搞表面文章。一个领导干部下乡，下边的干部都在演戏，甚至要预先排练。先找一个人扮演要下来视察的领导，然后大家对着这个领导背诵自己要说的话，甚至连怎么样给他端茶倒水，都要演练到。这样的检查有什么意思呢？不是劳民伤财吗？所以这种东西我想应该在逐渐减少。
我想干部应该树立一个最根本的观念，就是你的工作首先是对老百姓负责，对人民负责。领导干部也应该具备一种慧眼，要看破表演，看破表面文章，应该能够善于发现问题的本质。如果你知道下面有人演戏给你看，你就应该跳出这个舞台，不要扮演人家早就预先设定的这个角色。这样一种不配合，对纠正“四风”，对搞表面文章，也会是一个制止。
不能把腐败的原因完全归结为体制和社会，我想第一个理由就是说古今中外都有贪腐 问：您一直十分关注现实，您的《天堂蒜薹之歌》、《酒国》等小说都对腐败现象和官僚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您曾谈到，腐败问题对国家来讲是严肃的政治问题，对作家来讲还是人的问题，要分析人的欲望跟法律、道德、制度之间的矛盾。请您具体谈一谈。
莫言：我曾经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所属的检察日报社工作了十年，采访过一些基层检察院，了解过一些案件，也写过这方面的小说和电视连续剧。反腐题材的文学作品要涉及到一些案件，但是不应该满足于用文学的语言来讲述一个反腐败的故事，而是要写人，要塑造典型人物，要把写人、塑造人物当作最根本的目的。
贪官当然是人人痛恶，但是我们也应该把贪官当人来写。贪官并不是我们在戏曲舞台上看到的那种抹着白脸的小丑，他们确实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共同的特征就是贪。但是他们一个个性格鲜明，都是活生生的人，甚至有些贪官还具有很大的欺骗性。他一出事，大家都在说，他怎么可能出事呢？有一些贪官甚至人际关系很好，口碑很好。也就是说很多贪官都具有两面性。对贪官确实不能是概念化、脸谱化的。我们的文学如果要写这样的一种人物，确实要写出他们的丰富性，要写他们的心理，写他们内心的矛盾、他们的恐惧、他们的后悔，甚至也可以写他们的无奈和善良。当然也要写他们的贪婪，写他们的愚蠢。犯这样的错误不是非常愚蠢吗？我们曾经常议论，实际上即便是一个县处级干部，如果不犯错误，你的后半生肯定没有任何问题，没有衣食之忧、住房之忧。一切安排很好了，为什么还要那么贪婪，捞取不义之财，所以我想他们也是愚蠢的。
我也说过不能把腐败的原因完全归结为体制和社会，我想第一个理由就是说古今中外都有贪腐，都有贪官，都有清官。另外一个就是说，在同样的体制下，同样的社会制度里，有的人贪，有的人就不贪。有的人有比较正确的世界观，他就可以做到不贪不腐，有的人世界观比较低劣，人生观比较扭曲，他就顶不住诱惑，堕入深渊。社会制度方面确实有它的原因，制度的不严密，制度设计的缺陷，但是个人的道德水平、文明程度，他的世界观、人生观的不一样，也导致在同样的环境下，有些人就是拒腐蚀而不沾，有的人就是自己往深渊里跳，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腐败不仅仅是官场的事，当然社会风气坏了，官员应该负首责。“官风不正，民风必歪”
问：最可怕的腐败是社会价值观的腐蚀堕落。在扭曲价值观的笼罩下，人人都是受害者，人人又都裹挟其中。要使掌权者真正做到从不敢腐、不能腐到不想腐，您有哪些建议？您认为我们应该怎样构建“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社会文化？
莫言：我讲两个亲身经历的故事。
第一个，我的一个亲戚，他平常谈到社会，是义愤填膺；提到腐败，是痛心疾首。去年正好他的一个孩子中考，缺5分才能进我们县里的重点中学。他找到我，说这个你一定要帮忙，就差5分，无论如何得让孩子上重点中学，我们不怕花钱，该送就送。我就刺儿他，我说你每次见到我，都痛骂腐败，痛骂贪官，你让我送钱，我如果送了，人家接受了，那不就制造了一个贪官，我去送，我就是在行贿，这不是跟你平常说的不一样了？他说，这是两码事，我的孩子要上学了。
第二个，前不久搭我朋友的车，车子停在路边。我们要走时，来了个看车的要收20块钱。我的朋友很有经验，给他10块钱，说不要发票，那个看车的人很平静地把钱揣到兜里。这个看车的人也有一点小权力。本来20块钱，那么不要发票10块钱，这10块钱肯定进了他自己的腰包了。
我想讲这两个故事，没有丝毫标榜我比他们高尚的意思。如果处在同样的境遇里面，我是不是也跟他们一样呢？确实我不敢保证我不像他们那样做，也不敢保证能比他们做得更好。所以我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腐败不仅仅是官场的事，当然社会风气坏了，官员应该负首责。“官风不正，民风必歪”。“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至于如何让掌权者从不敢贪到不能贪到不想贪，我想一个最根本的认识，就是要认识到人性的弱点，然后根据人性的弱点来建设防范的制度。
至于廉洁光荣、贪腐耻辱的观念，实际上早就有了，我们传统文化里一直有这个，我们传统戏曲也一直把它当作很重要的内容，反复地表演。这种长期的熏陶和教育，自然会发挥巨大的作用。但是我想教育必须和制度建设相配合。因为教育对部分人确实会发挥作用，但是不可能对所有的人都发挥作用。对廉洁光荣、贪腐耻辱这类传统文化的训诫和教化作用，当然可以大搞这种宣传，但必须把这种宣传建立在制度建设的前提之上，建立在对人性弱点制约制度的前提之上，这样双管齐下，效果才更好。
我坚信千百万人的善念，会形成一种巨大的道德力量。这种道德力量会使很多丑恶现象得到限制，使很多不正确的东西得到校正
问：确实我们很多人说起不正之风都很痛恨，但是涉及到本人，却又要把自己置身于外。这种风气的改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必须久久为功。
莫言：不是一朝一夕能奏效，而且确实人们都应该有点反思精神，不能光拿眼睛盯着别人，盯着官员，光看到贪腐的这种黑暗面，也应该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把我放到这样一个位置上，我能不能把握住自己。人实际上经常需要一种外力来观照自我，借一种外部的正确的向上的精神力量，不断地校正自己内心的东西，最终达到对自己欲望的克制。优秀文学作品对人就有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让人们看到善的力量、正义的力量，最终会战胜丑恶。我坚信千百万人的善念，会形成一种巨大的道德力量。这种道德力量会使很多丑恶现象得到限制，使很多不正确的东西得到校正。这样坚持下去，社会的整个风气就会变得越来越好。现在党中央办的事情，就是老百姓心里想的。党中央对下面各方面的情况是洞若观火 问：您如何评价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形势？
莫言：这也是大家现在议论的热点，人们坐在一起谈，话题都转到这方面来了。反腐败是一门科学，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十八大以后，这个很明显。首先惩治的力度加大了。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置的官员数量增多了。这个事实让大家感受到，现在的反腐败，用老百姓的话，就是动真格了。大家都感觉到中央对惩治腐败、预防腐败，是有着严密的设计和周密的部署。再一个，各方面的制度建设、理论研究，很多很多具体的措施，大家也都觉得非常及时、非常有力、非常准确。我还了解到纪委本身内部的建设也出台了好多强有力的举措。比如派驻纪检组的开支都是列入专项，不跟地方部门财政捆绑在一起，这个就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总之，十八大以来一系列的重拳出击，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深得民心，震撼官心，官场风气确实明显好转。官场风气清正，人心自然就向好的方面转化。现在党中央办的事情，就是老百姓心里想的。就是我心里本来有，但是我没有太想清楚，他一下子出台了，让人感到这正是我心里想说的。过去我们对上面实际上有一种不太正确的认识，认为下面在蒙骗上面，上面不了解下面到底什么情况，不了解腐败的方式、腐败的关节。十八大以后一系列的动作，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一系列反腐败政策的落实，让我们感觉到党中央对下面各方面的情况是洞若观火，非常了解。我想这对普通的党员，对老百姓来讲就有了底气。
问：对于反腐败您还有什么期待？
莫言：我想还是综合前面我讲的一些认识。第一就是说这个制度设计、党内的纪律、各种各样法律的设置和建设，应该考虑到人性的缺陷和弱点，人的共同点，然后再考虑到权力的运行过程当中容易出现的一些漏洞，把各种各样的法规建设得非常完善、非常严密，然后再狠抓教育、狠抓落实。我相信中央做的，就是我们老百姓想的，我们能想到的，中央全都做到了，或者正在做。
将来反腐败是一种常态。建立健全防腐败、反腐败的体制机制，肯定可以使风气得到巨大改变，使坏的现象得到根本遏制
问：谈到反腐败，您对哪方面的问题尤为关注呢？
莫言：我此前也常常跟朋友讨论，我们说实际上最严重的腐败，大家都认为是组织腐败和司法腐败。组织腐败的后果就是让品行不端、水平不高的蠢材、庸才进入官员队伍。这样的一些人来管理社会、行使权力、管理财政，带来的后果肯定是非常可怕的。司法腐败这个问题也非常大。司法是社会最后的底线。道德教化无用的情况下付诸司法。道德层面还解决不了的问题，搬到法律面前来解决。如果司法也腐败了，最后的底线崩溃了，整个社会肯定是人心不古。现在我想越来越严密、越来越科学的干部任命和考核制度，实际上就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前提和保证。我想随着法治中国的建设，一切都会向好的方面发展。或者可以说，反腐败实际上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是一场运动，而是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将来反腐败是一种常态。建立健全防腐败、反腐败的体制机制，肯定可以使风气得到巨大改变，使坏的现象得到根本遏制。
一直有创作反腐题材小说的想法，目前正在认真构思准备
问：当年您花了三十多天写了《天堂蒜薹之歌》，现在反腐败火热的实践，是否会激发您创作反腐小说的愿望？
莫言：一直有创作反腐题材小说的想法，目前正在认真构思准备。当然是用戏剧的形式来写，还是用小说的形式来写，还没有完全想好。但毫无疑问是在写人的。这个题材为什么非要写这样一些人物？因为在这样一种题材里面，应该是对人性能够挖掘得比较深。面对权力，面对金钱，面对这样那样的诱惑，对每个人都是一种考验，对每个人的灵魂都是一块试金石。把人物放在这样一种激烈的矛盾冲突当中去考虑，把人物灵魂放在道德、法律的这么一种显微镜下来研究，确实容易写得比较深刻。迟迟没有动笔，就是希望写出来让我自己首先满意，而且希望写得深一点。
毫无疑问，忠厚、勤奋、善良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构成了我们的家风，然后由无数个家风构成了整个社会的风气，也就是我们的民风
问：请您谈谈家风对一个人成长成才的影响？家风对于社会风气、党风政风的影响？ 莫言：实际上家家都有家风，每个家庭里面都有自己的一些追求、希望和一些道德的标准。父母长辈实际上也都是在用自己的行为给后代做榜样。假如父母人生观、世界观本身有问题，那么他对子女的影响肯定是负面的，这样一种家庭的风气肯定是不好的。家风最终的体现，是体现在子女进入社会以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你说你家风再好，但是你的儿子成了贪官，那家风也有问题。当然也有孩子在未进入社会前并不坏，进入社会后，他自我约束放松，渐渐蜕变，这也是有可能的。
我们中国人的家风，很大一部分就是从传统文化继承过来的。我们春节看家家户户的对联就知道：“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毫无疑问，忠厚、勤奋、善良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构成了我们的家风，然后由无数个家风构成了整个社会的风气，也就是我们的民风。这个根我觉得一直没有断过。现在应该传承我们传统文化最宝贵的这一部分，然后与时俱进。应该把教育子女当成最重要的事情，在社会风气不太好的情况下，引导自己的子女向最优秀的那部分看齐。中国梦需要千百万的人共同努力。每个人都要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干好自己的事，然后这个集体的梦想才有可能实现
问：您曾谈到，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说，中国梦都非常具体。要实现中国梦，每个人首先要从自己做起，做好本职工作。请您谈一谈您对中国梦的理解，以及您心中的中国梦？
莫言：我觉得中国梦实际上是建立在中国人民个人梦想的基础之上，每个人都有梦想，而且都很具体。学生想考上大学，工作的人想多发奖金，某一个青年希望某一个漂亮的姑娘成为自己的妻子，等等。在这些具体的个性化的梦里，实际上也有很多共同的部分。所谓梦想实际上就是希望。大家实际上都希望我们国家富强，社会安定和平，家庭美满幸福，都希望健康愉快，我想这是中国梦主要的内容。但是梦想要变成现实必须埋头苦干，要踏踏实实一步一步往前走。
前不久我在火车站看到了一幅巨大的用丝线刺绣而成的壁画。据说是由三十多个女工用三年多的时间千针万线绣成的。我想假如把我们的中国梦比喻成这么一幅巨大的彩丝线绣成的美丽壁画的话，那么就需要有人栽桑树，有人采桑叶，有人喂蚕，有人缫丝，有人染色，有人设计，有人刺绣，等等，需要千百万的人共同努力。每个人都要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干好自己的事，然后这个集体的梦想才有可能实现。
松树和梅花，不仅仅是一种树、一种花，它也是精神人格的象征 问：最后请您为广大党员领导干部题写一段寄语。
莫言：这个寄语，我也想过。比如反腐倡廉，大快人心。可以写一些直指这个问题的词儿，但我想还是艺术化一点，所以写了“松树风格，梅花精神”。我记得早年的课本里选过老一辈革命家陶铸的一篇文章，就叫《松树的风格》。松树大家知道，树干是正直的，风吹雨打，严寒酷暑，任何一种恶劣的自然条件下都不会弯腰的，宁折勿弯。梅花精神，梅花香自苦寒来，越是在寒冬腊月，它傲霜斗雪盛开了。梅花也是我们古代的士大夫经常自喻的，把自己比喻成梅花，傲霜斗雪，不怕严寒。总而言之，我认为松树和梅花在画家的笔下，在诗人的诗歌里面，在文人的文章里面，在老百姓的心目中，不仅仅是一种树、一种花，它也是精神人格的象征。所以我就写了这八个字，作为对我们广大党员干部的寄语。
莫言寄语广大党员领导干部：松树风格梅花精神
（采访整理：景延安韩亚栋李放）采访札记：
脚踩坚实大地讲好中国故事
一部电影《红高粱》让中国人认识了莫言，一项诺贝尔文学奖让全世界知道了莫言。莫言自称“一个讲故事的人”。因为故事讲得好，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正是通过他的一个个精彩故事，让世界各地的人越来越多地了解了中国。
京城一个冬日午后，我们如约在莫言简朴的家中开始了对话。从参加文艺工作座谈会的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从纠正“四风”到反对腐败，从树立良好家风到实现中国梦„„莫言的思想通过一个个故事传递：作家一定要脚踩坚实大地，扎根人民之中，必须跟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真正了解老百姓的所思所想，知道老百姓生活的艰苦，跟老百姓打成一片。
“故乡是我的创作源泉。”自从莫言在《秋水》中第一次举起“高密东北乡”的文学标识之后，“高密东北乡”便随着他的一部部作品走出了山东，走出了中国，登上了世界舞台。正如莫言所说：“我能不断地写作，没有枯竭之感，农村生活二十年给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那二十年里，我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我小说中的人物确实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土生土长起来的。我不了解很多种人，但我了解农民。”莫言告诉我们，现在还经常回老家，自己时刻关注家乡的发展变化，关注乡亲们的精神状态，知道他们在想什么，这样才能写出鲜活的人物。
本身就十分关注现实，加上军队和政法机关工作的经历，莫言对腐败深恶痛绝，也有着自己独到和深入的思考。他对当前中央反腐力度之大，感到振奋：“反腐败是一场伟大的战役。” 他说，作家不应该回避一些敏感、尖锐、复杂的问题，应该直面它。作家要写好反腐题材的作品，也必须深入生活、深入思考，要从人性的角度分析腐败问题。
获得诺奖之后，莫言仍然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平静的心态。他说：“我这样的作家要想获得新生，写出超越自己的作品，只能自己救自己，扑下身子，沉入到生活的底下。我永远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的，不要忘记了自己的根本。”“写出好作品，我认为这是一个作家对社会最好的发言、最好的回报。”
采访莫言的时间几次推迟，因为频繁的社会活动。莫言说：“一些活动尽管与我的写作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但对社会有好处，我当然愿意做。现在确实忙、累，但有一些事情该做还是要做。”
讲中国故事的莫言，本身就是一则中国故事。（景延安）
第五篇：开放是创新之源
开放是创新之源
30年前，中国最早的一批中外合资企业成立，合资企业的中方希望能以“以市场换技术”，从而提高自己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这种想法有些一厢情愿，中国合作方确实提供了快速成长的市场，但期望的技术转移却远不如人意。看看上海大众吧，这家中国最早的汽车合资企业成立快26年了，外国合作方依然牢牢掌握了技术的主导权，当初的设想并未实现。
民营企业也很痛苦，当他们发现卖一台DVD只能挣相当于专利费5%的利润，8亿件衬衫才能换回一架空客A380时，这种感觉实在不好。痛定思痛，“自主创新”成为中国的国家战略，“自主创新”口号响彻神州大地。各种媒体铆足了劲宣传某某研究所、某某公司在某某领域取得国际领先的成果，拥有完全自主的知识产权，好像这就是“自主创新”似的。
口号喊得震天响，实际情况怎么样呢？除了华为、中兴等少数中国企业之外，不得不承认，绝大多数企业的“自主创新”并没有取得像样的成果。“自主创新”不只是发几篇论文、申请几项专利那么简单，检验自主创新的最终还是企业效益。闭门造车、不考虑市场环境的“自主创新”往往是自娱自乐，这也是中国企业“自主创新”收效甚微的一个主要原因。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知识和技能的发展日益精深，社会分工越发细化。如今重大的创新，又大多发生在多个学科交叉的领域。每个企业和个人所能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在人类认知当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以至于已很少有人能独自完成重大创新，也没有哪一个企业能够组成一个封闭的商业王国，自成体系，包揽一切活动，不需要外界有任何输入。
另一方面，计算机网络的发展，为我们跨越空间和时间开展协作提供了条件。我们可以很便捷地了解地球另一端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出色的专家，可以实现24小时不间断的接力式协作。因此，开放应该是创新的应有之义，也是创新之源。这种开放，不仅仅是企业内部要做到高度开放，而且也要对企业外部自愿施行开放。
置身于商业生态系统当中的企业，必然要学会借助外部资源，而不是试图在内部培育所有能力。以我们认为最具创新精神的企业——google和苹果——为例，尽管他们拥有全球一流的工程师，但
他们也大量采用了外部的创新。Google的许多创新就来自于合作伙伴，其本质上是一个开放的平台。苹果的Iphone中炫丽的触摸屏技术，其实也是从外面买过来的。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即便是那些曾经长期依赖“自主创新”的公司，也从开放式创新中获益颇多。宝洁公司长期依赖“自主创新”，到1999年只有约10%的新产品源自公司外部（构思或技术来自外部）。2001年，该公司确立“联系＋开发”的模式，并希望到2010年将这一比例提高到50%。结果，这个目标在2006年就已实现，新产品成功率创历史新高。
有人担心，通过开放式创新，会不会导致创新有被泄露的危险？理论上确实存在这种风险。但既然不开放这种危险也存在，那不如比谁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去实现这些创新了。业界最领先的企业在争先恐后地拥抱开放式创新，在后面追赶的我们能视若无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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