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抗生素时代如何应对？（精选五篇）

第一篇：后抗生素时代如何应对？

后抗生素时代，如何应对？

一、兽用抗生素滥用/乱用现状及危害

兽用抗生素通常包括两大部分，即注射用抗生素（治疗药）与饲料添加剂用抗生素（又称动物生长促进剂）。关于兽用抗生素中的饲料添加剂用途已引起医学界的广泛关注。许多新型抗生素产品（如头孢克洛、新喹诺酮类的环丙沙星、司帕沙星等以及大环内酯类的阿奇霉素等），上市短短几个月即已发现有耐药菌株产生，其中很大原因与畜禽饲料中大量使用抗生素作为添加剂有关。动物肠道中的耐药菌会通过粪便进入土壤，再通过食物链传递给人类，最终使人体内产生相同的耐药菌株。如几年前国外广泛报道的“超级细菌”（耐万古霉素的金黄色葡萄球菌）的出现即为一个典型例子。

动物滥用、乱用抗生素造成的危害比“瘦肉精”大得多，因为“瘦肉精”只会直接危害消费人群，而滥用、乱用抗生素不但直接危害消费人群，而且会导致耐药菌甚至超级细菌的产生，给人和动物造成潜在威胁。长期以来，制药企业都在和细菌的耐药性“赛跑”，最终的结果是制药企业“落败”。20世纪80年代，全球有40多家制药企业竞相研发抗生素，而现在，还在研发抗生素的大型制药企业不超过4家。

究其原因，是因为抗生素研发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金钱，但是新产品上市仅仅两年，耐药菌就出现了，产品效力下降严重影响了销售。按照市场规律，创新药物至少需要销售5年才有利可图，而两三年的时间药厂根本就收不回成本，因此纷纷退出抗生素研发和生产“竞赛”。其中，抗生素的滥用、乱用也进一步加速了药厂抗生素研发不断缩水的进程。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抗生素是一种宝贵的医药资源，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随着耐药性的扩散和不同抗生素效力的下降，可以认为这是一种医药资源的“耗竭”。

二、抗生素补充与替代

抗生素耐药的普遍化使有效替代药物的研究成为学术与产业热点。随着国内外对抗生素使用监管的日趋严格和公众意识的不断提升，抗生素替代品的研发与应用正被业界和下游用户不断认可和接受。以下是一些有望成为抗生素的替代产品或抗生素的新型制造方法。

1.抗菌肽。抗菌肽是由宿主产生的一类能够抵抗外界病原体感染的内源性小分子多肽，广泛存在于各种生物体内。它与传统抗生素的作用机制不同，故细菌不易对它产生耐药性。目前世界上已知的抗菌肽共有1700余种，并且不断有新发现的抗菌肽品种被补充到抗菌肽数据库中。由于从动植物中分离和化学合成抗菌肽成本高昂，因此目前主要通过蛋白重组和发酵工艺规模化生产抗菌肽。通过对抗菌肽分子的有效改造，能够提升其抗菌效力。

2.噬菌体。在所有抗生素替代品中，噬菌体（即攻击细菌的病毒）在临床上使用时间最久。与抗生素相比，噬菌体有很多优势，且每一种噬菌体只攻击一种类型的细菌，因此噬菌体治疗不会损伤机体内无害的细菌。另外，自然界为人们提供了用之不竭的噬菌体资源，在细菌出现抗性时很容易找到替代品。

3.群体感应及生物被膜抑制剂。在自然界中，很大一部分的微生物以生物膜的形式生存，使其可以抵抗抗生素的作用以及人体免疫系统的清除。群体感应是指细菌能自发产生、释放一些特定的信号分子，并能感知其浓度变化，调节微生物的群体行为。任何能阻断病原菌对信号分子感应的方式都可以减弱细菌的致病力。相对于传统抗生素而言，群体感应抑制剂不会对细菌产生强烈的生存压力，避免耐药菌株的产生，因此这类化合物具有巨大的开发价值。

4.抗体。通过免疫刺激和被动免疫应答，可以获得具有预防、治疗效应的特异性抗体。其中卵黄抗体（IgY）更具商业优势，IgY能抵抗幼龄动物肠道中胰蛋白酶和胰凝乳蛋白酶的消化，故常在幼畜饲料或添加剂中加入一定量的针对某种特定疾病的IgY，以使其获得有效的被动免疫。此前认为因技术与成本障碍难以在兽医临床上推广的基因工程抗体现在也在兽医上逐渐看到应用前景。例如借助转基因技术，将抗体基因导入到饲料中，起到防病治病的作用。

5.天然产物/中草药。中草药是天然物质，通常具有低毒、无抗药性、功能性强、经济实用等特点，在杀菌抑菌的同时往往兼具促生长、提高饲料转化率、抗病毒、增强免疫力、抗应激等功能。兽医临床上使用的中草药（或相应的饲料添加剂）或具有直接的抑菌杀菌作用，或通过抑制细菌的毒力因子从而降低细菌的危害，或通过改善、提高机体免疫系统功能而起到间接抗菌作用，或上述方式兼而有之。

6.菌影。菌影是革兰氏阴性菌被噬菌体的裂解基因裂解后形成的完整细菌空壳，不含有胞浆成分，但仍保持细菌细胞形态、黏附性、细菌表面抗原性等特性。与传统的灭活苗相比，其具有菌体表面抗原决定簇并保留天然构象，可同时刺激机体产生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免疫原性优于灭活苗。同时，菌影又可作为亚单位疫苗和核酸疫苗的理想载体，用于构建细菌多价或多联疫苗。

7.微生态制剂。微生态制剂可促进肠道正常微生物菌群生长繁殖、抑制致病菌生长繁殖，从而达到调节肠道免疫和促进动物生长的作用。微生态制剂虽然能部分替代抗生素，但目前微生态制剂与抗生素的普遍使用是相互矛盾的。在目前微生态制剂的基础上，也可考虑通过基因改造等方式，通过对一些优势菌种的遗传改造，导入优势基因如必需氨基酸合成酶基因、疫苗基因等，让微生态制剂在肠道内产生必需氨基酸或某些传染病病原的免疫保护蛋白，从而刺激机体对病原菌或其他病原产生保护性免疫反应，避免额外的疫苗注射过程。

8.饲用酶制剂。饲用酶制剂具有直接分解营养物质、提高饲料利用率、改善消化机能、激活内源酶分泌和提高消化酶浓度的作用，可代替抗生素的促生长作用。类似功能的抗生素替代物还有合生元（素）、有机酸制剂、化学益生素（寡糖）和益生素制剂及其发酵饲料等。

9.开发新型抗生素。采用新型手段从微生物，尤其是从极端环境下的生物资源入手，寻找新型抗生素。现已开发出了新型杂合抗生素，即通过激活放线菌沉默基因生产新的抗生素。或利用现代化学与合成技术，在原有的抗生素基础上进行结构改造或人工模拟，合成新的半合成抗生素。

10.开发抗生素新剂型。老药新用，通过改良、优化剂型和给药方式，有助于提高抗生素的使用效果，降低药物残留的风险。这取决于兽医现实需求，可以积极开发靶向制剂、局部给药制剂和纳米药物制剂等新剂型。

尽管当前有多种抗生素替代策略，但仍多处于研发阶段，上市使用的产品较少。同时，考虑到目前抗生素合理使用的不可替代性和畜禽养殖者的利益，并不宜全面禁止使用抗生素。

三、合理使用抗生素

抗生素滥用、乱用，不只是过度使用，准确地说是不规范使用。使用抗生素最好是“一刀毙命”，最忌讳的就是“温柔一刀”。使用剂量不足或过量更容易诱导细菌产生耐药性。因此，养殖业使用抗生素需要科学、理性对待。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应加大宣传力度，尤其针对中小规模养殖场和散户，宣传抗生素的正确使用方法。

政府职能部门应通过各种途径加强对兽用抗生素研发、生产、销售和使用的全链条监管与跟踪。通过抗生素生产渠道的GMP制度、兽药销售渠道的GSP制度、抗生素残留的监测网络、动物免疫与用药建档、畜禽产品信息可追溯制度、抗生素残留监测技术与产品的开发推广、抗生素残留标准的制定等措施，严把兽用抗生素生产、销售和使用关，筑起“有抗畜禽产品”进入市场的“防火墙”。

进一步规范兽用抗生素的使用，有赖于建立兽用处方药管理制度和严格运行执业兽医师制度，将兽用抗生素的使用全面纳入医师处方记录和国家药物监控计划之中，严格控制抗生素的使用。在遵循必要的治疗性抗菌药使用同时，逐渐降低饲料用抗生素的使用。加强执法，结合农业部近期出台的《全国兽药（抗菌药）综合治理五年行动方案》，实施兽药标签和说明书规范行动，严厉打击标签和说明书擅自改变适应症、改变用法用量等严重影响兽药安全使用的违法违规行为。积极引导，加强兽药安全使用技术培训和指导，组织开展兽用抗生素风险评估，及时淘汰存在风险的品种。从丹麦治理抗生素滥用的经验来看，在丹麦发布猪禁止使用非治疗性抗生素（尤其是阿伏霉素）之后的16年中，猪用抗生素的使用量下降了50%，产仔量却有所增加。虽然在禁用初期出现了动物死亡率增加的现象，但在禁用10年后恢复了正常。可见滥用、乱用抗生素是完全可以抵制的，但同时也是个长期的过程。

在畜牧业中，慎用、限用以及合理使用抗生素应是一个有计划性和协调性的过程，过于急躁的行动不利于畜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通过转变目前我国的饲养方式和加强新技术与新产品的研发，逐步找到饲用抗菌药物类促生长剂的替代物，并在兽医临床上规范合理地使用抗生素，才有可能使抗生素这把双刃剑真正地为畜牧业保驾护航，造福人类。--

第二篇：抗生素时代的结束

抗生素时代的结束

在2011年,杭州一家医院的专家在重症监护室的病人身上发现了超级细菌,一种对绝大多数抗生素免疫的变异细菌。随后,卫生部新版的《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结束征集意见,诸多媒体采用了“卫生部出台史上最严办法遏制滥用抗生素”等类似标题。

通常体现普世规则的法律,除了毒品等危害性极大的产品,很少会针对某一种特殊的物品进行调整和遏制。抗生素是如何被法律“盯”上的?历史要从百年前开始追溯。

无抗年代

没有药,就没有治疗,就只能采取隔离与焚烧,就只能尽量防止传染范围扩大。而已患病就等于已死亡。

中国的二十世纪是以政权更迭、外国入侵和鼠疫为开端的。战乱加剧了人们对这个社会的恐惧感,疾病则开启了民族对自身的怀疑。

时间倒退回1910年,吉林榆树县石砬屯发生了一连串惨案。

在外谋生的村民郭十老腊月末回家过年,却突然感觉额头发烫、浑身不适,休息两天之后病情不仅不见好转,还咳嗽不止,最终在除夕吐血而亡。

按照东北民俗,去世的人要停尸祭祀后才能下葬,于是郭十老的尸体被停在家中五日,供远亲近邻前来吊唁。然而,数日内,郭家53口人中有32人因得了同样的病而亡,屯子里死亡近百人,幸存者寥寥无几。而此时县城里郭十老开的旅店中,他所接待的两名哈尔滨客商和一名店员也殁于同样的症状。“阖门同尽,比户皆空,小村聚中,绝无人迹。”

随后,从东北到河北、山东,超过6万人在接下来的一年内殁于同样的病症。它有一个令人闻之色变的名称――鼠疫。

当卑微的生命聚集而去,终于得到重视,清廷于1910年12月指派天津北洋陆军医学院副监督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赴哈尔滨,开始了较大规模的鼠疫防疫工作。直到1911年4月,肆虐已近半年之久的东北大鼠疫疫情将息,专家们才基本确认旱獭是这次鼠疫的传染源,鼠类身上的跳蚤是传播鼠疫的媒介,满洲里一带有蒙古旱獭疫源地。

此次鼠疫发生后,清政府及各地方当局对制定各种规范防疫行为的规则异常重视。为防止通过交通工具传播鼠疫,天津卫生局专门于1911年初拟定《查验火车章程十五条》,清陆军部制定了《陆军部暂行防疫简明要则十条》,与防疫总局译印的《东西各种防疫成法》同时印发给下属各部门参照执行。

但医疗卫生领域的立法,毕竟只是制度层面上的规范,没有药,就没有治疗,就只能采取隔离与焚烧,就只能尽量防止传染范围扩大。而已患病就等于已死亡。

鼠疫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横扫了中国大陆。据1950年代的调查,从1856年到1949年,在云南84县流行93年次,造成74万人死亡。从1867年到1952年,在广东69个县流行83年次,造成48万人死亡。在福建,从1884年至1952年,波及56县,造成的死亡人口达71万。

根本的问题在于“那时抗菌素尚未问世,磺胺药物亦很少见,所以得了病只能用些退热剂、强心剂、止痛剂、吗啡等,此外再无对症有效药物”。

“淘菌时代”

并不是任何一种新医药的诞生,都在初始就能获得支持。解决医疗卫生问题需要科技与制度的双管齐下。

大量的人口死亡导致原有社会秩序的失衡,社会各界不得不采用种种办法,来应付这一自然灾害。

1944年1月,年仅34岁的樊庆笙,从美国留学归国,随身携带了三支盘尼西林菌种以及相关的设备,与时任中央卫生署防疫处处长、著名医学病毒学专家汤飞凡的想法一拍即合,开始了中国人对盘尼西林的研究。

盘尼西林的英文名称为penicillin,后被称为青霉素,是最先被发现的抗生素之一。这种于1928年被英国微生物学家弗莱明发现、1941年被临床实验证实对链球菌、白喉杆菌等多种细菌感染的疗效的药物,在当时国外已经实现了批量生产。然而,对于急需治疗的中国民众来说却仍然是“黄金易求、一药难求”。

1944年底,第一批5万单位/瓶的盘尼西林在昆明面世,抗战胜利之后,为了使青霉素早日投入批量生产,樊庆笙受聘于上海生化实验处任技正,在上海从事青霉素生产中最关键的环节――青霉素菌种的筛选和培育。在这里他遇到了从北京协和医学院来上海生化实验处工作的童村。他们的合作十分愉快,并且考虑到盘尼西林生产出来以后应该有自己的中国名字,根据分类学的特征提议叫“青霉素 ”,依据有二:一是形态上,这种霉株呈青黄色,取其“青”;二是意义上,英文中的词尾“-in”在生物学上常翻译为“素”,如维生素(Vitamin)。两者合一,终命名为“青霉素”。

然而,科技的进步并未得到政策上的支持。宋子文就曾有句名言:“外国进口的盘尼西林用都用不完,中国何必要自己生产?”作为国民政府的核心决策层都如此认为,青霉素的批量生产无疑是空想。

相较之下,大洋彼岸的美国此时不仅实现了青霉素的工业化生产,由于其优良的药品规制的法律传统(1906年就出台了《纯食品和药品法》),在1945年就推出了《青霉素修正案》,要求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检验并保证所有青霉素制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而在中国,专家尚忙于药品的研发,根本无暇顾及法律规范的层面。1950年童村受命担任华东人民制药公司青霉素实验所所长,主持领导青霉素工业化生产研究。他把当年从事传染病临床追溯细菌传染途径的方法,应用于青霉素发酵染菌原因的寻找,采取防止措施,使青霉素发酵避免遭受杂菌污染的威胁,即使偶尔染菌也能找出原因。童村和同事最终于1951年3月13日,试制成功青霉素钾盐结晶。1953年5月1日,在童村领导下自行设计、建造的我国第一座生产抗生素的专业工厂――上海第三制药厂投入生产,揭开了中国生产抗生素的历史。

颠覆健康观

没有法律的规范,却拥有顶尖的政策支撑,使得抗生素在一夕之间全面颠覆了中国人的健康观。

在一穷二白、不时动荡的建国初期,政府对抗生素研发领域的如此重视来源于其被誉为“救命药”。

1949年的中国,内乱刚刚结束,百废待兴。对于新生政权最严重的考验之一就是来自疾病。众多资料概括当时情况为“民众间传染病肆虐、寄生性疾病肆虐,多数人营养不良,人均寿命不足35岁”。

在我国《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有一个令人读来几乎毛骨悚然的名单:“我国尚存在着血吸虫病、疟疾、黑热病、丝虫病、钩虫病、脑炎、鼠疫、天花和性病等严重危害人民的寄生虫病和传染病,要求分别在今后若干年内基本上控制蔓延并逐步求得消灭。共他传染病与地方病如麻诊、痢疾、伤寒、白喉、砂眼、肺结核、麻风、柳拐子病、克山病、甲状腺肿等也相当广泛地存在,应当积极防治。”

这些病几乎每一次发生,都至少带来成百上千的死亡。而大多数抗生素,面对这些主要由细菌产生的疾病,作用确实神通广大。“为了防治疾病,必须掌握在医疗预防上各种有效的武器。由于各种新的抗生素、药物、生物制品、血浆制品及其代用品的应用,许多疾病在预防和治疗上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翻阅建国初期(指1949-1966)卫生立法,其主要内容包括了《管理麻醉药品暂行条例》、《医院诊所管理暂行条例》、《劳动保险条例》、《医师暂行条例》、《中医师暂行条例》、《牙医师暂行条例》、《药师暂行条例》、《传染病管理办法》等等。都是主要针对人的层面,药品方面除了对特殊麻醉类药品有所限制,其他根本就未曾提及。现代立法意义上的“药品管理”,还未见其身影。

事实上,建国初期的立法任务庞大,很多政府出台的政策都具有规范层面的意义。例如上述“远景规划”就明确指出“目前我国仅能生产青霉素和氯霉素,而且产量不足不敷应用。抗生素方面的问题在于寻找新的抗病毒、抗肿瘤、抗放射病、抗结核菌、抗真菌及有广制菌谱的抗生菌与抗生素,并扩大其在农业、畜牧业和食品工业上的应用”。

政策上的支持,使得抗生素在中国进入黄金时代。有数据统计称,“当时新上市的抗生素逐年增多,1971年至1975年达到顶峰,5年间共有52种新抗生素问世。”

山东省招远县县志的描述可以普遍反映当时的状况,“70年代初抗生素大量应用,除青霉素、链霉素、四环素、土霉素、氯霉素等外,庆大霉素、卡那霉素、红霉素、强力霉素等开始使用,用药方式由建国初期的口服和肌肉注射增加了皮下注射、静脉注射、局部注射、灌肠等。”

这种广泛使用抗生素的情况并不是中国独有,尽管存在法律规制,此时的美、英等国也同样存在滥用抗生素的现象。一份资料指出“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有70%到80%的人寻求抗生素的帮助,1954年美国人消耗抗生素的价值已高达200万美元。”

但美国人幸运的是,法律及时出手遏制,其中包括1951年出台的《处方药(Durham-Humphrey)修正案》定义无医学监督不能被安全使用的药品种类并将其销售限制于有执照的医师的处方;《青霉素修正案》的检验范围扩至全部的抗生素等等。这使得美国滥用抗生素的情况得到了及时有效的阻止。

当然抗生素在中国能够如此普及,还另有一重独特点因素。建国初期,我国广泛掀起了公共卫生运动,更多的人力、物力投入到预防而不是医疗,由大队干部、赤脚医生和农民组成的管理委员会负责的合作医疗体系,使得大多数人认为“治病就是打针、吃药”、“求医不如求己”。而此时的药店,没有任何制度来约束出售抗生素。

一个女孩截肢的代价

滥用抗生素的危害经过漫长的潜伏期,突然显现出来,而中国法律显然是迟到了。

但危险在悄无声息中降临。同济医科大学杨今祥论述这个过程为“在我国建国初期,固定性药疹极为罕见,随着磺胺类药物的大量应用,至70年代此型药疹已成常见多发病;过敏性休克在50年代也不多见,自青霉素等抗生素普遍应用后已属临床常见危象之一。链霉素与庆大霉素引起的中毒性耳聋,则更为严重,由于是选择性地损害内耳的位听神经(耳蜗与前庭),致使患者变为终身残废”。

今天的一些滥用抗生素的强烈反对者往往会举这样一个例子:“一个女孩前去相亲,却因为黑黄的牙齿被拒绝。而这种牙齿是典型的‘四环素牙’。”四环素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被医生广泛使用的一种抗生素,他的后果正日益显现。

但这种迂回的声音,并未得到社会重视。

1984年,我国第一部《药品管理法》面世,成为卫生医疗立法领域一个重要分割。“用药安全”被写入这部法律的第一条。但当时的药品管理非常简单,也没有特别提到“抗生素”的滥用问题。

1994年的夏天,12岁的山东小姑娘杨晓霞右手拇指上长了一个小黑点。父母先后带她到乡卫生所及各大医院治疗,但她的手却溃烂不好。最后,杨晓霞的右手因坏死在北京做了截肢手术。但手术后,细菌又在截肢的伤口上继续感染。

这个事件最初被关注是因为“全国为之捐款达87万元,创下了建国后针对个人最高额的社会捐款纪录”。但一份医学报告却指出“经过会诊及几十次的细菌培养试验,专家们在杨晓霞的伤口上发现了12种细菌,由于她不断地使用抗生素治疗,这些细菌已经对大多数的抗生素产生了耐药性”。

习惯了生病就去药店买点“消炎药”的中国老百姓,第一次听说了“抗生素是不能被随便使用的”。

1998年的美国人已经开始重视“抗生素过度使用引起的抗药菌感染大幅度上升”。为防止这种情况,美国疾控中心(CDC)加大了对抗生素的临床研究和管理,并出台了新对策,包括什么样的疾病可以使用抗生素,医生如何详细指导患者用药,还编制了抗生素使用指南。此外,医生们也需要及时了解CDC最新发布的临床用药指南、疾病信息、医疗界的最新研究报告,医院要根据CDC资料及时制订安全制度。

显然,当中国的法律才开始对滥用抗生素的危害有所警惕时,抗生素与美国法律的拉锯战已经在进行中。

迟来的规则防线

从法律技术的角度来看,几年出台一个具有规范性质的指导原则,时间并不算漫长。然而在以时间争夺生命的医疗领域,却仍然给悲剧留下了空隙。

如果说杨晓霞让中国人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随后而来的关于抗生素的第一起诉讼则改变了法律对抗生素的态度。

1995年6月,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运西儿童朱逊因咳嗽到该乡卫生院就诊,医生给其注射了过量的庆大霉素,结果造成药物性耳聋。该案医疗事故鉴定一波三折,被一省级机构鉴定为“不属于医疗事故”。

其父朱鼎龙为此走上了漫长的维权路,曾因跪倒在卫生部原部长张文康面前而备受全国媒体关注。因为没有直接性法律条文支撑,也没有案件处理的先例,朱鼎龙写信给给民法教授梁慧星,得到了两次亲笔复函指点关注;他给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的信亦被转至基层法院。

直到八年后的2003年,朱鼎龙才拿到了36.7万元的赔偿款。

这个案件造成了轰动性影响,其间卫生部出台了一些部门规章开始规范抗生素的使用。例如1999年5月卫生部颁布的《常用耳毒性药物临床使用规范》中,明确要求“庆大霉素、丁胺卡那霉素6岁以内儿童禁用”。

2001年卫生部委托部分专家开始编写《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这是我国首次全方面地规范抗生素的不合理使用问题,但其直到2004年才正式颁布实施,并首次在中国国内建立系统的“细菌耐药监测网络”。在这份《指导原则》中,全面系统地把中国细菌状况、抗菌药物情况、合理用药原则(比如什么情况要口服,什么情况要注射,什么情况要静脉给药,什么情况下要多药联合)都规定清楚,目的就是规范医生用药。

该《指导原则》试图通过规范医疗机构的用药行为,以此减少抗生素的滥用。这就要求医生不能仅靠经验就断定患者是否需要使用抗生素,必须依靠严格的检查结果,但是由于该《指导原则》只是具有指导作用,并无法律上的约束力,在很大程度上也导致医生并不按照“指南”的要求进行治疗和开药,而是仅仅靠自己的经验就给患者使用抗生素药物。

以法律技术的角度来看,几年出台一个具有规范性质的指导原则,时间并不算漫长。然而在以时间争夺生命的医疗领域,这仍然给悲剧留下了空隙。其间不断爆发出“镇江聋儿案”等一系列诉讼。

规而不止

这次法律规制指向的对象是药品零售企业,但是效果依然不佳。

现实的诉讼,推动了对抗生素滥用风险的法律规制进程。

2000年1月1日,当时的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制定的《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分类管理办法》(试行)生效,这部管理办法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对药品进行管理和控制的办法,依据药品的安全性,将药品分为处方药和非处方药。从原则上讲,处方药(包括抗生素药物)要凭借医生的处方才能购买,非处方药消费者可以自行购买,并按非处方药标签和说明书所示内容使用。

2001年,新修订《药品管理法》以及后来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都将药品分类制度规定其中,政府试图通过加强药品管理的方式来避免患者自行服用抗生素药物而导致不良后果。

但是抗生素滥用的势头并没有得到遏制,2004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印发了《关于加强零售药店抗菌药物销售监管促进合理用药的通知》,要求从该年7月1日起,未列入非处方药药品目录的各种抗菌药物(包括抗生素和磺胺类、喹诺酮类、抗结核及抗真菌药物),零售药店必须凭执业医师的处方才能销售,违者将依法处理。

就是从这一年开始,习惯了到药店就能购买到“消炎药”的中国人开始发现,他们熟知的一些药品开始不能够被随便购买,而是需要处方。

这次法律规制指向的对象是药品零售企业,但是效果依然不佳,在国家法规的“紧箍咒”下依然有很多药店会在利益的驱使下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出售处方药,或者通过违规变通的方式来销售处方药。诸如通过关系从医院获得空白处方,然后根据患者的要求和数量,由药店工作人员冒充医师填写处方。或者药店与医生进行某种合作关系,根据药店每天的销售量补开处方,以应对卫生主管部门的检查。

刀锋转向医院

尽管有关规定在现实中被冷漠,但抗生素的法律结局却已经被注定:遏制。

2007年,国家药品食品监督管理局针对药品流通中的问题再出“重拳”,制定颁布《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简称《办法》),希望遏制在药品流通环节可能造成的抗生素“滥卖”。其重要手段之一,就是再次重申“无处方不得销售处方药”。

而药店也表现出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记者随机走访了数家药店,大都表示:“我们有具备资质的医生,可以开消炎药。”而记者只需拿着付款单,就能购买到常见的各类霉素,既无医生问诊,也见不到处方的身影。

对这种情况,被法学界看成是“没有牙的老虎”的《办法》规定:对于违规出售处方药的零售企业只给予警告、限期改正或一千元以下的罚款。而这对于存在高额利润的药品销售而言,只是九牛一毛。

事实上,当中国卫生医疗管理部门将“大刀”挥向抗生素的同时,世界各国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特别是欧盟,不仅严格限制抗生素在医疗中的使用,还限制其用于动物养殖。根据今年欧盟抗生素宣传日(11月18日)公布的资料“在欧洲联盟,耐药菌感染每年致死大约2.5万人。其中,希腊、塞浦路斯、意大利和匈牙利是致死率最高的国家,也是抗生素类药物使用最多的国家。”

2011年4月,世界卫生组织针对屡屡被发现的、对抗生素有耐药性的超级细菌的威胁,推出了卫生日活动主题“抵御抗生素抗药性”,提出“今天不采取行动,明天就无药可用”。

随后,卫生部在4月18日下发《2011年全国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专项整治活动方案》,与之前遏制滥用抗生素都是针对零售药店不同的是,这次的大刀砍向了抗生素用量的最大方――医院。

卫生部医政司有关负责人介绍说,为管住医生滥用抗菌药物,医院实行抗菌药物处方专项点评制度,对点评不合格的医师进行点名批评并给予经济处罚,严重者取消处方权甚至暂停执业。对使用量和使用金额异常增长的抗菌药物,给予警示甚至进行清退。

无论怎样评价专项治理的法律制度是否合理,效果相比较之前要显著得多。例如江苏省人民医院根据处方金额,给予处方点评不合格的医师每张处方200―400元经济处罚,8月份有一名医师处罚19000元,并被责令暂停执业。

值得欣慰的是,卫生部这次的行动并没有一蹴而就,11月10日,卫生部医政司副司长赵明钢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卫生部将以三年为周期,建立长效机制开展滥用抗生素专项治理整顿。中国历史上最严格的滥用抗生素整顿行动开始了。

第三篇：后危机时代货币战争应对选项-杨再平

后危机时代货币战争应对选项---杨再平

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北京电视台《财经五连发》联合主办的2011中国经济新春论坛“变局与突破”于2011年2月19日在北京-财富会高端会所召开，我应邀参加了“突围货币战争”议题的论坛。以下是本人进一步整理完善的文稿，请博友分享。

后危机时代货币战争应对选项

2010年10月20，正值20国集团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韩国庆州举行前夕，巴西总统卢拉说：“全世界都看到货币战上演，我们需要在20国集团平台上讨论这件事，找到最后解决方案。”后危机时代货币战争的由来及趋势怎样？我们应该怎样应对？中国其实更应有自己的答案和方案。后危机时代货币战争的由来及发展趋势

美国无疑是后危机时代货币战争的始作俑者。美国在这次金融海啸中共损失了约850万个就业岗位，除了在2009年复苏初期每月增加十多万个就业岗位外，2010年就业增长似有若无，不少经济学家都断言高失业率至少维持到2014年之前。仅有2%的低增长、高达10%的失业率、居高不下的财政赤字、陷入高负债困境的家庭部门以及正在不断收缩的社会财富，构成了未來一段时间内难以乐观的经济图像。这给奥巴马政府带來不小的政治压力。正因高负债约束下的内需疲弱不堪，奥巴马政府唯有把刺激经济的希望寄托在外部需求上。早在去年1月，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就提出“出口倍增计划＂，在未來五年内使出口额翻一番，五年后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总出口将超过3万亿美元，创造200万个就业岗位，最终目标是“确保21世纪仍然是美国的世纪＂。这一战略出台的背后，实际上是美国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增长模式，从“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从“债务推动型”向“重振制造业以推动出口”的方向转变，是美国经济发展战略和对外经贸关系的又一次重大调整。根据奥巴马的出口战略蓝图，美国政府于2010年3月重新设立“总统出口委员会”，作为奥巴马的四大经济智囊团之一，由商界领袖、劳工代表、国会要员和政府高官组成，就如何促进出口向奥巴马提供意見，由此可見奥巴马政府对出口的重视。刺激出口政策似乎已经发挥效力，因为美国2009到2010年出口增长了18%，特别是制造业出口增加了20%。但也要看到，出口只是恢復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而已。更重要的是，美国的贸易逆差并没有显著减少。其根本原因是近十多年來美国制造业成本不断攀升，竞争力已遭到严重削弱，扩大出口、降低贸赤其实并非短期内可以完成的任务，而要让出口引領经济復苏这一既可扩大就业、又不需要增加财政成本的如意算盘能在短期内打响，调低美元汇率似乎是唯一可能的选项。根据IMF的测算，如果美元对主要货币贬值2成，美国经济增长率可相应提高1个百分点，虽然效果并不十分显著，但在经济不景气时仍不失是一根重要的稻草。自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以來，美国为刺激经济增长，防止经济陷入类似1930年代的大萧条及类似日本过去20年的通货紧缩，采取了超常规的量化宽松金融政策，美联储通过购买国债和金融机构持有的债券、票据來对美国巨额债务进行大规模的货币化，致使过去兩年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急剧膨胀，美国的货币供应量M2每年增加约1万亿美元。但美国聯储局创造出來的这些庞大流动性并未流入实体经济，美国经济復苏持续缓慢，失业率在接近10%的水平持续居高不下，通缩威胁挥之不去，2010年11月3日，美联储便公布第二轮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简称QE2），提出来年6月底前购买6000亿美元美国长期国债。与此同时，欧洲央行从2010年5月10日到10月4日，已购买了超过630亿欧元的政府债券；日本央行2010年10月5日也重拾时隔4年的“零利率＂政策，将利率目标调降至0－0.1%的区间，及宣布用5万亿日元（约614亿美元）购买公债和其它资产，也加入再度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的行列。美国量化宽松政策产生的庞大流动性转化为国际热钱到处流窜，给全球金融市场带來重大冲击，将所有非美元货币拖入被动升值的境地。2010年，除了因欧洲多国发生主权债务危机导致欧元兑美元仍然疲弱之外，日元对美元已升值12.17%；澳元和瑞士法郎兑美元分别升值9.55%和7.59%；新加坡元、韩元、新台币和巴西REAL等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对美元也分别升值了7.4%、4.15%、3.93%和3.91%；根据一篮子货币计算的美汇指数则从2010年7月上旬接近89的高位下跌至10月15日的76.7，跌幅约13%。摩根士丹利估计，美元兑欧元、日元及瑞士法郎汇率目前偏低10%--15%；对包括澳元等商品货币更低估近1/3。为防止本币升值威胁出口和经济，一些国家纷纷采取防御性的干预汇率或资本管制措施。例如日本于2010年9月15日结束了6年來的不干预汇市政策，向市场抛售相当于255亿美元的日元，压抑节节攀升的日元汇率；巴西不仅增加了美元购买量，使其外汇储备达到2700亿美元，还将外国投资者的固定收益投资税调高至4%；泰国也对购入其债券的外国投资者取消税务宽免；新加坡则维持目标汇率中心不变，但扩大交易区间，从正负2%扩大至正负3%，斜度从2%扩大至3%。随着越來越多的国家把本币贬值当作刺激出口、提振本国经济的重要手段，“以邻为壑＂的货币战争大有越演越烈之势。据分析（见中银香港高级经济研究员戴道华文：《竞争性汇率贬值的成因、发展趋势及影响评估》，中银香港《财经述评》

第103号，2010年10月21日），货币战未來的演化有三种可能。最坏的结果是全面惡化：发达经济体一方面执意推行非常规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另一方面则对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施加升值压力；新兴市场迫于通胀压力和资产泡沫风险的考虑进行越來越频繁的汇市干预并实施更多更严厉的资本/汇率管制措施。兩个阵营各不相让之下如果发达经济体首先诉諸惩罚性关税等贸易保护主义手段，货币战就将不可避免地向贸易战蔓延。新兴市场采取同样措施作为报復之际，还会抛售美元和欧元资产作为反制。全球货币、贸易和债券市场会出现大震荡。货币战、贸易战和金融战对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的影响会有一定区别，但结果肯定是兩败俱伤。发达经济体因为财政和货币刺激手段快将用尽，其经济復苏较为趋弱，一场惡性货币战完全有可能把其经济推入二次衰退，衰退的程度或会直逼刚刚结束的衰退。过去兩年全球虽然经歷过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但其程度远较大萧条为轻，主要就是因为有新兴市场的支持。未來在货币战、贸易战和金融战的威胁下，虽然竞争性汇率贬值意味着没有人能真正从汇率上取得竞争力，但全球贸易萎缩对新兴市场的影响会很大，虽然新兴市场普遍能通过挖掘内需加以应对，但更大的威胁來自热钱大规模流走和资产泡沫提前爆破上，新兴产市场不可能独善其身。第二种可能是维持现狀，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各自克制，不做出使货币战升级和惡化的行为，在汇率方面各自亦坚持不作让步，同时也没有让汇率之争全面蔓延到其它領域，把影响尽量隔离汇市之内。这已算是较好的结局，目前兩个阵营因为利益的考虑，针锋相对，难以达成共識。发达经济体不可能停止其造成货币有贬值压力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它们能做的只能是停止把经济问题政治化，以汇率作为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至于新兴市场也不会容许本币兑美元和欧元无限升值，同时也不会坐视热钱流入催谷资产泡沫不理，因此其汇市干预和管制手段也将持续。国际组织强如IMF也无法有效调解纷争和取得妥协。在这种情况下，只能以时间换空间，待发达经济体经济能走出低谷，恢復增长，财政和货币政策回归正常，货币战的威胁才能真正解除。第三种较为理想化的可能是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较快达成妥协，各国能达成某种形式的货币协议，搁置纷争。某种程度上新兴市场要以自己的部份利益为代价帮助发达经济体尽快走出经济困境，这需要政治智慧和一定的让步和妥协才能做得到，因此这一结果能否出现具相当大的不确定性。但无论出现哪一种结果，有兩点是较为肯定的，那就是万一爆发新一轮汇率、贸易和金融危机，美元的避险功能会重新浮现，其汇率会转强；而在没有危机的市况下，美元、欧元和英镑因为其基本因素所驱动会持续呈贬值压力，新兴市场货币则呈升值压力，其干预只能缓和有关升幅，直至发达经济体经济根本好转为止。

对全球经济金融的影响

据分析（见中银香港高级经济研究员張穎文：《美国QE2 为人民币国际化带來的机遇和挑战》，中银香港《内部研究报告》第5号，2010年11月18日），由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居主导地位，美国不顾他国利益的量化宽松政策，可能对全球经济金融造成以下五个方面的影响：一是造成美元泛滥和贬值。根据美联储估算，美元加权平均指数自2009 年初至当年11 月底贬值10% 中的6.5% 來自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即1.725 万亿美元的资产购买，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会进一步造成美元泛滥和贬值。二是美元泛滥和贬值会产生美国对外债务的实质价值缩水及减轻美国外债负担的效果。根据美国预算办公室的预测，美国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将从过去半个世纪的25%--50%上升至2010年底的100%，其中约50%的美国国债由外国投资者持有；预计2011财政年度，联邦财政赤字将升至创纪录的1.42万亿美元，将进一步推升美国整体公共债务和对外债务。因此，美元泛滥和贬值在客观上会产生美国对外债务的实质价值缩水及减少美国外债负担的效果，实际上是由全球尤其是持有最多外汇储备及美国国债的中国为美国的金融危机买单。三是美国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造成国际流动性泛滥，使通胀预期和实质通胀上升，供应短缺的原材料、原油和黄金等商品价格大幅上涨，使各国累积外汇储备用于支付进口的购买力大幅缩水。这从黄金价格近期已突破1400 美元一盎司，路透社商品指数已从2009 年3 月约200 及2010 年9 月约260 反復上升至11 月9 日的319 可見一斑。四是美国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产生的庞大流动性转化为国际热钱到处流窜，给全球金融市场带來重大冲击，引发各国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的股市、樓市等资产泡沫膨胀，增加了未來泡沫爆破导致新兴经济体汇价暴跌、股樓价格齐挫、经济重伤的风险。五是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造成的美元泛滥和贬值，将所有非美元货币拖入被动升值的境地，扰亂了世界金融和货币秩序，以致许多国家纷纷采取各项资本管制措施控制热钱大量流入，防止本币快速升值和出口受阻。

对我国经济金融的影响

由于我国是美国贸易逆差的最大贡献国，又已是最大的出口国，加之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对外贸易快速恢复高速增长，因此，后危机时代这场货币战争，我国也首当其冲。近几年來，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不绝于耳，近期更有升级态势。美国国会众议院2010年9月通过了《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旨在对來自货币根本性低估国家（如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反倾销税。美国还指责中国保持人民币低汇率，在不公平贸易中积聚大量资本，不利于全球经济的再平衡；甚至以投票权作筹码，要求中国政府尽快让人民币升值，以换取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话语权。另外，在亚欧峰会期间，欧元集团也加入施压人民币汇率的行列，敦促中国允许人民币“有序、大幅并全面升值＂。至于正在进行的这场货币战争对我国经济金融的影响，主要有三：一是人民币兑美元升值会造成国家外汇储备的汇率损失。以2009年末到2010年末这一时间段为例，2009年末，我国官方外汇储备2.4万亿美元，人民币兑美元汇率6.83:1，2010年末人民币兑美元汇率

6.62:1，升值3.1%，不考虑美元对其他货币贬值因素，2.4万亿就少换4800亿人民币，折合724亿美元。如此巨额汇率损失，不能不高度关注。2010年末，我国官方外汇储备为2.85万亿美元，如果人民币再升值3%或5%，再巨额汇率损失可算而知。由于美国长期存在巨额内外赤字，其货币美元，尽管短期无大幅贬值迹象，但长期必将大幅贬值，这对持有大量美元资产的我国，毕竟是巨大的潜在风险。二是吹涨我国资产泡沫及通货膨胀。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国际流动性或“热钱”泛滥，已是不争的事实。在有资本管制之下，中国对热钱的定义是无真实贸易或投资背景的国际收支交易及跨境资金流动，有别于资本可以自由流动的经济体对热钱的定义。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分析小组发布的《２０１０年中国跨境资金流动监测报告》估算，２０１０年我国“热钱”净流入３５５亿美元，占外汇储备增量的７．６％。但这一数据并不都是纯粹套利的、违法违规的或者不可解释的跨境资金流动。根据估算，过去１０年我国“热钱”总体呈小幅净流入态势，年均流入近２５０亿美元，占同期外汇储备增量的９．０％。大量热钱进入，导致我国外汇储备及相应的被动货币投放大量增加，这就可能吹涨资产泡沫及通货膨胀。如果人民币大幅升值的预期不减，如1985年“广场协议＂引致日元大幅升值那样，引发更大规模的热钱流入，进一步吹涨我国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而一旦美国等经济体利率上升，资金外流，导致资产泡沫爆破，陷入日本过去20年來经济长期呆滞、通缩挥之不去的困境，后果不堪设想。三是人民币大幅升值会对我国出口产生冲击。据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测算，如人民币在短期内升值3%，家电、汽车、手机等生产企业利润将下降30%至50%，许多议价能力低的中小企业将面临亏损。据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测算，在其他生产要素成本和价格不变的情况下，人民币升值1个百分点，企业利润就也减少1%。机电是我国出口产品中的大户，约占到出口总额的六成。我国行销在海外的50多种机电产品虽占有较大的国际市场份额，但因核心技术缺失，产品竞争力较弱，高市场份额并未带来高利润以及较强定价权，所以一旦人民币升值，将需要较长的时间来消化。劳动密集型行业利润率将受到严重影响，尤其是中小企业居多的行业。我国规模以上轻工企业出口利润普遍在5%左右，而规模以下企业毛利率就2%左右。由于我国轻工行业进入门槛低、技术含量低，议价能力弱，中小企业多，产能严重过剩，长期恶性竞争，汇率升值很难通过提高价格转移成本，只能靠企业内部消化。以日用陶瓷为例：企业能承受的人民币升值幅度约在1个百分点左右。如果升值幅度高于1个百分点，很多日用陶瓷企业(如年出口规模低于10万美元)的经营就毫无利润可言。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的测试结果显示，目前我国纺织品服装企业的平均纯利润率在3%至5%，有的企业利润低于3%。如果人民币升值，将压缩企业仅有的利润空间，降低产品出口竞争力，将对我国纺织服装出口造成严重的打击。据企业测算，在其他生产要素成本和价格不变的情况下，人民币升值1个百分点，企业利润也将减少1%。汇率方面带来的损失是刚性亏损，无法通过与客户协商、改善供应链管理等方法消化。所以，温家宝总理在布魯塞尔所指出：若按一些人的要求把人民币汇率升值20%至40%，中国出口企业将大量倒闭，社会很难稳定，会给中国和世界带來灾难。当然，问题还有另一面，即：中国经济一方面虽然高度依赖出口，同样又是进口大国。2010年，全国进出口总值为29727.6亿美元，同比增长34.7%，其中出口15779.3亿美元，增长31.3%；进口13948.3亿美元，增长38.7%。特别是作为国内经济活动重要成本來源的能源、原材料的进口依赖度，正加速上升。换言之，汇率升值固然不利于出口，但可通过降低成本而对投资、生产以至就业消费产生正面作用。另一方面，以贸易方式划分，中国的出口中有高达49%是以进口——加工——再出口为模式的加工贸易，本币升值直接减少其进口环节的成本，从而可以使出口受到的负面影响得到缓解。

我国应对选项

面临后危机时代这场货币战争，我国应该如何应对？本人以为，有四大应对选项。第一选项：严控、调整、管理巨额外汇储备增量存量。这又包括如下选项：第一，严控官方外汇储备再持续高速增长。截止2009年底，以当时汇率计算的全球57.9万亿美元GDP当中有40.1万亿美元或69.1%是属于发达经济体的，与此同时，发达经济体所持有的外汇储备加总也只有2.7万亿美元，只相当于全球总数的三分之一，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持有总数的三分之二，双倍于发达经济体的持有量，其中光是中国所持有的外汇储备便相当于全球所有发达经济体总持有量的86.5%。外汇储备最主要的用途是防御和保险，用于应付国际收支的不时之需，在出口和资金流动異动时提供流动性以支付进口和偿还外债，同时可纾缓汇率波幅，保护国内银行体系和信贷市场不至于因为资金大量流走而爆发危机。一个经济体的外汇储备最低安全线水平应该如何界定，其实一直没有科学的论证，IMF常用的參考指标如至少相当于3个月进口值、100%的短期外债、或是相当于广义货币的20%等其实也欠缺严密的论证，只应作为简单易懂的參考系数。2010年底我国2.85万

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规模，相当于24个月的进口值，相当于2010年9月末（尚无年末数据）短期外债的500%，相当于72.6万亿人民币广义货币M2的26%。无论用哪个指标，我国官方外汇储备都大大超过传统安全线指标。一种解释是我国有我国的特殊国情，因此，需要更多官方外汇储备。这也许是对的。但有一种观点就值得商榷，那就是认为，官方外汇储备总是多多益善。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度或临界值，在那个度或临界值以内是好事，但超过那个度或临界值，并非好事。不是说“真理再往前哪怕一小步就成为谬误”吗？官方外汇储备当然也是这样，超过一定临界值并非多多益善，而是机会成本巨大。我国的官方外汇储备快3万亿美元了，应该已经超过临界值了，其巨大机会成本已非常明了。这次金融危机及其后续货币战争，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是时候严控我国官方外汇储备再持续高速增长了。第二，尽可能将一部分外汇储备转换为“国家战略资源能力储备”。构建国家战略资源能力储备可行方案，应当考虑以下因素：一是确定哪些资源属于国家战略资源。从定性上讲，以下三类资源可确定为国家战略资源：（1）关系国家政治、军事、经济命脉或安全的资源；（2）关系国家当前发展的资源；（3）关系国家长远发展的资源。就紧迫性而言，第一项最紧迫，第二项次之，第三项再次之。但不能认为第三项不重要，就长远战略考虑，第三项更应纳入视野。二是明确什么是国家战略资源能力。这应该是指国家可支配或可动员一定的战略资源的能力。这种能力可分为国家可支配或可动员的国内已探明的可开采资源、国内未探明的资源、可从国外获得的资源、用黄金和外汇储备转化的资源。三是了解战略资源在国际市场的可获性。比如，国家战略资源可以即时从国际市场购买，则国家所能支配或动员的外汇，即构成国家战略资源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就可适当减少国家战略资源能力的实物形式，而增加外汇支配或动员能力，反之亦然。通过对外投资在海外控制的战略资源开发能力，如石油开发权及其他矿藏资源开发权等，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可以将资源运回国内使用，也可以就近交易，换成外汇后再进口，这种形式是最重要的战略资源能力储备。四是考虑国际政治、军事和经济形势。因为一定国际政治、军事和经济形势对国际市场进而对特定资源的可获性具有重大影响，有时甚至具有决定性影响。五是计算国家战略资源能力储备的总体收益和总体成本。总收益减总成本为总净收益，可行方案应是总净收益最大化的方案。尽管计算国家战略资源储备能力的收益和成本相当困难，但应尽可能考虑和估算到每项储备所所引起的相应收益和成本，并进行全面比较，再做出决策。第三，藏汇于民。应给予企业贸易项下收汇和结汇更靈活和弹性的处理，鼓励企业和个人更多地持有外汇，也能有效纾缓外汇储备增加/集中到央行的压力。第四，增加对外投资。在追求国际收支的相对平衡的原则下，鼓励企业走出去，增加对外直接和组合投资。还应应适当加大投资便利化的力度，鼓励企业对外投资和收购，逐步放宽个人的对外投资，以消化过多的外汇储备，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第五，借重主权基金。超过安全线水平的外汇储备部份可拨入主权基金，管理从被动式转为主动式，风险承担度增加，回报目标也增加。連同其它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基金，全球金融市场将出现新一批举足轻重的机构投资者。第二选项：按照“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的原则，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由于目前全球日均4万亿美元的外汇交易中，只有10%涉及国际间商品与服务的进出口贸易，其余90%的外汇交易与投资和投机有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则使市场高效理论（the 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及金融过度放松管制的实践受到质疑，国际上已进行多项改革，加强金融监管，重新规范国际金融秩序。因此在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方面，我国应坚持实行有管理浮动的人民币汇率制度，但可考虑逐步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波幅及扩大汇率的弹性，让人民币对美元走出可升可降，双向波动的态势。此外，实证研究显示，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其出口的影响是显著的，危机期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大幅升值加剧了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下降和经济放缓，因此，中国应參照相对有利于中国出口和整体经济，又能适当平衡外界压力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区间让人民币实现有管理的浮动；并通过经常性公布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改变市场观念，以降低市场对人民币兑美元单向升值的预期和投机活动。第三选项：压缩得不偿失的出口及其相应的贸易顺差。我国虽已成为全球最大商品贸易出口国，但应该清醒，我国出口产品中，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占70％，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只占30％多点，低于世界平均水平42％。从国际产业价值链看，我国仍处于产业价值链的低端，出口附加值很低，技术含量也很低。而且，我们的出口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主要包括工人低廉工资、社会环境污染、企业高能源和资源消耗等。这样的出口，难以承受汇率显著波动，代价也太大，得不偿失，应该压缩。与之相应的得不偿失的贸易顺差也应该压缩。由于贸易顺差來自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和国际分工定位，在中国对美出口约60%为加工贸易及大量加工贸易顺差的情况下，随着中国的人口红利因素正逐渐减弱，工人工资的快速上升会对勞工密集型和加工贸易行业造成打击。中国应顺势而为，利用此契机加速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通过进口现代化的机械设备和引进新技术（尤其是要求美国放宽高技术产品对华的出口）来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努力向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分工产业链的高端迈进，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增加值，扩大一般贸易出口，改变粗放型的、以加工贸易为主的、低效益的出口增长方式。通过近几年的结构调整，中国国际收支经常帐户顺差占GDP比重已从2007年的11%下降至2009年的6%和2010年

首9个月的5.4%－5.8%，预计2010年全年约为5%，目标是未來几年能降至4%。第四选项：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面对后危机时代正在进行的货币战争，人民币国际化有必要加速推进。但人民币国际化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会是一场持久战，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耐心。这又包括如下选项：第一，在国际上增加话语权，为人民币国家造舆论。应对美国发动的货币战争说不，对不负责任而又充当世界货币的美元说不，对美元独大的世界货币体系说不。中国也应积极连同新兴市场国家，借助20国集团峰会，在国际上要求主要发达国家采取负责任的财政货币政策，尤其是要求债台高筑的主要发达国家尽快把财政赤字和国债降低至合理水平，例如欧盟规定的分别占GDP的3%和60%，从源头上解决主要发达国家财政赤字货币化导致的货币贬值及转嫁挽救金融危机成本的问题，以抗衡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应强调全球需要一个稳定的美元体系，建议确定美元浮动区间，同时稳步推进其他货币的国际化。第二，采取实际行动逐步摆脱对美元的过度依赖。比如，与8 个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当局签订总额8035 亿元人民币的货币互换协议；2009年5月3日，第12届东盟10国与中日韩(10+3)财长会议在巴厘岛举行，会议就筹建中的规模为1200亿美元的亚洲区域外汇储备库相关问题达成一致，储备库已于2010年底成立并开始运作，都是摆脱对美元过度依赖的实际行动。今后还应有进一步的实际行动。第三，从贸易结算做起。2009年7月，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在上海市和广东省的四个城市正式启动，2010年6月，人民银行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地区扩大到北京、天津等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0年7 月修订《清算协议》。2010年下半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量快速增长，2010年年末银行累计办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5063亿元，出口试点企业从试点初期的365家扩大到67724家。截止到2010年末，累计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量占全年进出口总值的比例约为2.59%，占出口总值的比例约为4.87%，占进口总值的比例约为5.51%。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导致的美元长期贬值趋势，则进一步增加了国际市场对人民币的接受程度和需求，从而为人民币国际化带來快速发展的巨大机遇。据彭博信息与道琼社报导，世界最大手机生产商諾基亚、瑞典最大家具零售业者宜家家居、美国快餐业巨头麦当勞，以及将与富士康合作在上海开设首家大陸电子产品連锁店的德国零售业者麦德龍（Metro），全都开始在国际贸易往來中使用人民币结算。另有调查显示，未來半年内，香港、马來西亚和中国内地分别有56%、49%和24%的进出口企业采用人民币贸易结算。而根据香港金管局公布，自2009 年7 月至2010年9 月，累计通过香港的人民币贸易结算额达1078 亿元，已有超过100 家银行与香港清算行签订有关协议，其中包括30 多家海外银行。至10 月底，香港人民币业务清算行则已用尽人民银行核定的2010 年度 “人民币购售日终累计凈额双向限额＂为80 亿元的配额，需暂停向香港參加行出售人民币，银行和企业只可在本地同业市场寻找人民币卖家，及须启动金管局与人民银行的货币互换协议机制來满足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需求。这反映出，随着内地进一步扩大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试点，有助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利用外资银行云集并拥有广泛国际网络的优势，促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快速增长，并超出央行的预期。第四，为人民币资产境内外交易做好安排。已经或正在做的包括，通过允许以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开放人民币QDII等方式推动更多的人民币“走出去＂，同时也有序开放资本市场，适当扩大人民币回流机制，包括适当开放人民币QFII，建立恒常机制允许境外机构在香港发债筹集的人民币资金作为对内地的直接投资，以满足国际市场上庞大的人民币投资理财需求，2010年8 月允许三類境外机构以人民币试点投资内地银行间债券市场等等。央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2010年第三季度，个案试点共办理人民币跨境投融资交易107 笔，金额为274 亿元。截至9 月末，各试点地区共办理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等人民币跨境投融资交易166 笔，金额为305 亿元。其中，境外人民币项目融资已放贷金额为224 亿元，显示人民币资本帐项下的跨境投融资也在逐步推进。在这方面，应充分利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必要的人民币离岸市场。据统计，在香港的人民币存款方面，2010年9 月底，香港的人民币存款已达1493.26 亿元，比6 月底大幅增长66.5%，远快于同期香港银行业总存款为6%的增幅，人民币存款占银行业存款总额和外币存款总额的比重分别上升至2.6%和5.7%，主要是參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企业存款大幅增加，也反映国际市场对人民币的接受程度增加。在香港的人民币债券发行方面，受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利率低于内地吸引，香港人民币债券的发行创下新高，金管局预计全年发行总额将达178 亿元；而自2007 年至2010年10 月底，共有18 笔人民币债券在港发行，总额达470 亿元；发行机构已扩展至香港企业、跨国企业及国际金融机构，包括亚洲开发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等。同时，香港银行和金融机构推出的其它多样化人民币投资产品，包括与外币汇率挂钩的人民币存款、以人民币作为投资货币的存款证、保险、基金和股票等也远远供不应求；企业运用人民币衍生工具对冲汇率和利率风险的需求也有所增加。离岸市场与内地市场的较大汇价差会导致市场套利活动增加。例如内地企业只要來港开设一间贸易窗口公司，作为母公司和海外供货商的中间销售代理行，即可进行套利操作。如要进口1000万美元的货物，在内地购买美元要支付6652.6 万元人民币，而内地企业将人民币汇至香港，通过香港窗口公司在港购买美元，付出的人民币可节省约177.6 万元。不过，随着内地人民币大量流入香港，以及人民币升值预期减弱，市场供求关系也会发生变化，继而导致兩地兑换价差明显

缩小。未來随着这种由市场导向的离岸人民币的供应量进一步增加，兩地汇率差价有望进一步收窄。人民币升值预期则促使离岸市场对人民币的需求单向发展，即香港和海外进口企业较愿意向银行购入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香港和海外出口企业则不愿向银行卖出所收到的人民币，而是用之进行投资或存款；同样，人民币贸易结算參加行也更愿意代进口企业向清算行购入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即使收到出口企业卖出的人民币，也不会轻易卖给清算行；加上目前内地出口企业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受限较大，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这种单向发展趋势，因而导致人民银行对清算行实施的80 亿元“人民币购售日终累计凈额双向限额＂迅速用罄。而且随着离岸人民币快速积累及相应的投资需求增加，也会增加需要内地资本市场进一步开放的压力。此外，兩地的利差扩大，也会吸引部分香港的人民币存款通过各种管道流入内地。不过，由于内地加息幅度尚不大，目前这种人民币存款内流的情况尚未对香港银行业人民币存款的增长产生较大负面影响，而且随着内地允许三類境外机构以人民币试点投资内_地银行间债券市场的逐渐落实和未來可能进一步开放，将有助提高香港的存款利率，缓和这种人民币存款内流的情况。第五，最终实现人民币完全可兑换。据分析，相对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发达经济体的一个优势是其货币可以自由兑换，汇率自由浮动，政府较少干预，经济多已习惯汇率波幅，虽然其货币未必是国际储备货币，但在国际汇市具有不错的流动性，可以随时兑换成为主要货币以支付进口和偿债，因此它们并不需要累积大量外汇储备以策不时之需。G7的GDP占全球发达经济体经济总量约四分之三的比重，其货币分别是美元、欧元、英镑、日圆和加拿大元，除加元以外均是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因此即使如美国一样的大型贸易逆差国也完全可以用本币來作对外支付之用，因此它们不需要累积很多的外汇储备，这一优势是本币的国际认受性低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所不具备的，加上经济结构的因素，也就解释了持有水平为何大相径庭。反之，新兴市场国家因为本币的可兑换性偏低，国际认受性偏低，加上其经济结构当中对出口和外资的依赖程度偏高，因此对汇率波幅的容忍程度较低，加上历史上屡次爆发经济和金融危机的教训，因此它们累积外汇储备具有发达经济体所不具备的买保险和防御性的动机，尤其是经歷了亚洲金融风暴的亚洲更是如此。中国超多的外汇储备水平，其独特成因，除了贸易盈余和吸收外资的常规因素以外，就在于人民币尚不可完全兑换，还实行资本管制，有结汇政策，因此企业、银行和个人持有的外汇占比很小，外汇绝大部份售予央行，集中反映在外汇储备规模之上。如果人民币能在较大程度上实现可兑换并成为国际货币，那么累积外汇储备以防不测的需要便可显著降低。资本项目完全可兑换之所以是一个理想目标，就在于它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有明显的好处。它能提高一国吸引全球资金的能力；可使一国的经济单位在以什么方式和在什么地方借钱或交换资产方面拥有更多选择；可通过对金融资源的竞争，提高金融资源的使用效率，改善资源配置状况；还可增加支持投资、贸易融资和促进其他行业发展的金融资源供给。（约翰斯顿、桑德拉拉加，2000年）按照中共中央1993年11月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关于“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和统一规范的外汇市场，逐步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的货币”的决定，我国1996年12月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可兑换，提前达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款的要求。但资本项目完全可兑换的目标一直为实现。这是因为，智利、印度尼西亚、韩国和泰国等国实现资本项目完全可兑换的经验，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如果不实行必要的结构性改革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话，资本项目完全可兑换同时也会带来某些风险。”一国要实现资本项目的自由化，必须具备充分的条件。只有在条件具备的前提下，资本项目的自由化才可能水到渠成。在条件不具备时过早地开放，必然引起紊乱，很可能导致无偿还保证的外债堆积或未经批准的资本外逃，或两者兼而有之。国际上这方面的教训屡见不鲜。所以，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开放，必须结合国情，循序渐进。据美国著名金融学家麦金农研究，资本项目的开放通常是一国金融融入全球化最优次序的最后阶段。如法国、意大利、日本等，都是在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20多年后，也就是说，80年代后期才完全取消资本项目的汇兑限制，走向全面自由兑换。根据国际经验，一个国家能否实现资本项目完全开放，主要取决于其经济、金融体系能否有效地防止资本的大规模投机性流动和能否消除大规模资本流动给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其必要的前提条件包括：1）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环境，包括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合理的利率和价格；2）较强的国际收支平衡能力；3）稳健的国内金融体系和强有力的金融监管；4）成熟的国内金融市场，尤其是发达的资本市场；5）灵活的利率与汇率形成机制。总之，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是一种货币成为完全可兑换货币进而最终成为国际货币的最后环节，也是最关键的环节。当前，我们还必须把握好人民币国际化需要资本帐项进一步开放与加强资本管制防止热钱流入之间的平衡

第四篇：微时代危应对

微时代危应对：高校舆情引导的变革之道

高德毅

传媒大师麦克卢汉说过，每一种新媒介的产生 与运用，都宣告一个新时代的来临。随着信息技术 的迅速发展，媒介生态环境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 的变化，尤其是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的异军突起，重塑了社会的舆论生态，宣告了“微时代”的悄然 到来。高校是社会舆情的聚焦点和热源地，舆情引 导关系高校和谐稳定，关系教育改革发展的大局，必须适应信息技术和舆论生态的时代变迁，思考 微时代舆情引导的变革之道。

一、微时代高校舆情引导面临多重考验

（一）自媒体的草根特质释放大学生网民的个 性表达，网络文化狂欢考验教育智慧 微博、微信等自媒体为个人提供功能强大的 独立平台，摆脱了议程设置的圭臬，拥有了更大的话语空间与自主权，有人形象地将此描述为“全民 DIY”：“DIY 就是自己动手制作，没有专业的限制，想做就做，每个人都可以利用 DIY 做出一份表达自我的‘产品’来。”这种平民化、去中心化的草根 特质，使自媒体一经出现便迅速使一大批大学生 网民成为其忠实的拥趸，成为大学生张扬个性、表达自我的理想场所。面对喷涌而至的网络文化浪 潮，如何引导大学生在这场网络文化狂欢中冷静 围观、理性表达，考验着教育者的智慧。

（二）微传播的“蝴蝶效应”放大大学生网民的传播能量，信息“核裂变”挤压舆情应对空间“蝴蝶效应”原指在一个动力系统中，初始条 件下微小的变化能带动整个系统长期的巨大的连锁反应。在当下，微博、微信因其传播的即时性和 交互性，在社会热点事件的传播中不断发力，演绎 了舆论场的蝴蝶效应。大学生作为网络主体力量，年龄、经历及生活习惯趋同，情感立场容易产生共 鸣。在一定条件刺激下，一个热点事件加上一种情 绪化的意见，很容易“一呼百应”，成为点燃舆情的 导火索，网络传播能量可以瞬间得到释放。面对复 杂而瞬息万变的网络舆情，高校管理者应对网络 舆情的时间和空间更加有限，亟待合理和有效的 舆情研判与疏导。

（三）全民围观的“广场效应”激发大学生网民 的参与热情，网络问政倒逼舆情治理模式创新微传播强烈的现场感和参与感，将众多用户 迅速拉进同一个正在发酵的舆情事件，形成一种 全民围观的态势；同时，微传播因参与成本剧降、话语权剧增，而进一步勃发了全民围观的热情。对 于熟稔地运用网络进行“人肉搜索”、“网络问政” 的大学生网民来说，信息不透明、不公开就极易被 认为“有猫腻”，以粗暴的方式打压、堵塞言论更容 易激起他们的逆反，引起舆情的强烈反弹。这对于 高校管理者来说，意味着观点的转变，变被动应对 为主动引导，变强制管制为互动交流，学会宽容舆 论，把网络舆情作为体察民情、疏导情绪、沟通思 想、凝聚共识的办学之道。

二、微时代高校舆情引导的实施路径

微时代的舆情治理，要适应舆情生态的变革, 根据舆情演变的生命周期和传播机理，针对舆情潜伏、发酵、爆发和衰没的不同时间节点，实施不同的 应对策略，做到准确研判、及时预警和科学引导。

（一）要在海量信息中准确把脉舆情

微时代信息海量涌现，伴随着信息泛滥的是 信息的泥沙俱下和鱼龙混杂，给舆情研判增加了 难度。要迅速辨别来势汹汹的“网络口水”是简单 情绪的宣泄还是舆论的风暴眼？这就需要建立多 层次、全方位的网络舆情信息收集系统，通过计算 机辅助人工分析，对舆情的来源、真伪和走势进行 分析和评估，特别是在重大突发事件、重大节庆活 动、重大政策出台之际，更是要重点密切关注敏感 人物、敏感话题、敏感媒介平台，捕捉苗头性的负 面信息，避免其扩散蔓延。

（二）要在信息发酵前及时预警舆情

网络的聚合效应可以将一件小事瞬间放大成 一件大事，甚至在很短的时间发酵成舆情。面对突 如其来的网络舆情，必须有完善的分级响应、应急 预案，才能有条不紊地化解舆情危机。要在准确研 判的基础上，根据舆情性质、影响程度、涉及范围 等因素，梳理舆情的发展走向、舆论热点、媒体关 注焦点，区分不同的预警等级，针对不同情况，启 动相应的应对机制，实施差异化的处置方案。

（三）要在信息迷雾中科学引导舆情

面对无处不在、纷繁复杂的信息，公众往往面 临“信息迷雾”、“信息雪崩”的困境，迫切需要“信 息向导”帮助作出解释、判断和选择。在舆情热度 升温的关键时刻，务必要第一时间出面澄清事实 真相、主动回应网民质疑，尽快化解对立情绪，发 挥意见领袖的作用，主动设置议程，赢得舆论话语 权和引导主动权。

三、微时代高校舆情引导的策略优选

高校网络舆情引导需要充分运用法律、行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等多方面的力量，进行综合治 理、系统引导；而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则要根据舆 情成因和发展态势，寻找最优化的应对策略。

（一）主动性策略：打好“提前量”

网络舆情是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生 发展过程。无数事实表明，漠视网上民情，反应迟

钝，将贻误引导和处置良机，导致网上“小事情”演变为现实“大事件”。所谓“发现在早，处置在小”，要善于发现潜在的舆论热点，分析发生与发展脉 络，围绕大众关心的难点、重点、热点问题，主动介 入应对，主动设置议题，主动对话交流，最大限度 将负面舆情消除在萌芽状态。

（二）主导性策略：发挥“首因效应”

“首因效应”指当不同的信息结合在一起的时 候，人们总是倾向于重视前面的信息。在网络信息

传播中也存在“先入为主”的规律。当舆情事件发 生时，公众存在很多的疑问，如果不能在第一时间 得到及时准确的信息，小道消息就会占上风。因 此，要利用心理学上的首因效应，主动发声、主动出击，第一时间抢占舆论阵地。首先要及时公布事 实真相，主动回击网络谣言，真诚回应网民关切和 质疑；同时，要发挥“意见领袖”的作用，积聚网上正能量。“意见领袖”一方面要靠“培养”，组建一支 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强的网络评论队伍，围绕 网上热点难点问题，适时发帖，澄清事实真相，引

导网民理性思考；另一方面要靠“争取”，在“公民 报道者”和“网络意见领袖”中发展“盟友”，使其实 现“舆论反转”，为我所用。

（三）预测性策略：应对“按图索骥”

凡事预则立，要想从容应对网络舆情，必须前 置舆情预防关口，形成应对预案，针对各种类型的 危机事件，制定比较详尽的判断标准和预警方案，做到心中有数。制定网络舆情应对预案，必须紧扣 网络舆情的特点，把握舆情导向，按敏感程度和影 响大小分别制定有针对性的应急处置工作预案，抓住网络舆情指向，充分运用网络舆情信息分析 工具，形成上下一致、部门协调的联动机制。

（四）道德性策略：引导网民“自把关”一方面，要及时解答青年学生思想困惑，引导他们辨别是非、理性思考，筑起抵制负面舆情的思 想防线；另一方面，要加强媒介素养教育，提高信 息的分析鉴别能力，自觉遵守网络舆论规则，形成理性的网络意见表达行为习惯，做守法纪、有道德 的网络公民。

（五）阻断性策略：建立有害信息“防火墙”网络上的虚假有害信息污染了网络环境，甚至可能危害现实社会秩序。必要时可通过“封”、“堵”、“删”、“禁”等手段，阻断信息源头和传播渠道，让虚假有害信息无处遁形。如，以“关键词过 滤”技术屏蔽敏感词组，通过“删帖”、“锁贴”、“沉 贴”的方式冷却、降温热贴，延迟审核和发布网站 新帖，限制浏览国外敏感网站，必要时经相关部门 批准，责令相关网站和微博关闭或暂停部分功能。

（六）技术性策略：警惕“技术万能”

除了上述“封”、“堵”、“删”、“禁”等阻断性技 术手段外，还有一些技术性的引导技巧，如“围魏救赵法”，主动放出一些新信息、新的新闻点，转移 媒体和公众的注意力；如“釜底抽薪法”，确保当事 人沉默封口，不参与炒作，媒体没有了采访对象，受众失去了关注焦点，可有效限制负面舆情的升级和扩散等等。但这些方法都是辅助性手段，如果 一味依赖技术和技巧，一删了之、一关了之，往往 会陷入更大的窘境和危机当中。

当前，网络发展已经进入微时代，微时代的危 处理考验的是高校舆情引导的大智慧。舆情的智慧应对不仅是引导手段和策略的变革，更深层次 折射的是高校的管理理念和模式的变迁，正如人 民日报评论所言，“舆情不是敌情”，善待善用舆情，“舆论监督也是正面报道”

第五篇：后开发区时代

“后开发区时代”的县域经济发展

近一段时间以来，两项工作成为各级地方政府的主要着力点。

一是开发区的治理整顿；二是县域经济的加快发展。以清理各类开发园区为重点的土地市场秩序治理是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一部分，它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维护农民利益、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更主要的是抑制投资的过快增长，及时消除经济发展中的不稳定、不健康因素，防止经济大起大落，促进国民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而自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发展县域经济以来，县域经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关注，加快发展县域经济也成为欠发达地区实现赶超的一个主要突破口。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加快发展县域经济更多地出于各地方政府现阶段强烈的发展需求和发展冲动。

局部和整体之间有时不可避免地存在矛盾。在大力清理整顿开发区、严格土地使用制度的宏观调控大背景下，县级政府如何找准、抓好下一步发展的突破口？如何处理好内在发展冲动与国家宏观调控之间的关系？诸多现实问题日益引起各级决策者的关注。本刊记者近日赶赴安徽桐城、肥东等地，对开发区的治理整顿情况及其所带来的各种影响进行了解和分析，试图破解“后开发区时代”县域经济发展难题。

“后开发区时代”悄然开启

开发区群雄并起、良莠混杂的战国时代即将结束，以规范、有序发展为主要特征的“后开发区时代”悄然开启。这是此次开发区治理整顿的直接效果。

自1984年国务院批准设立第一个经济技术开发区以来，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和体制创新的试验田，开发区依托政策和体制方面的优势，在我国得到了迅猛发展。但在为地方经济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和带动作用的同时，开发区的过多过滥也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带来的诸多现实问题也引起了政府高层的高度重视。

据国务院研究室宏观经济司的一份统计数据表明，在此次治理之前，我国已有各类开发区超过6000家，但经国务院批准的只有232家，省级批准的也不过1019家。也就是说，将近7成的开发区不在国家规划范围之内。

这些“黑户”开发区的名称五花八门，违规操作十分普遍。安庆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主任丁一轩介绍说，许多地方的领导为了追求政绩，盲目圈地搞开发园区，有的市、县甚至“镇镇建区，乡乡办园”。开发园区的名称也是五花八门，有的叫“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旅游度假区”或“商贸开发区”的，也有叫“工业园”、“创业园”、“软件园”或“环保产业园”的，还有称“大学城”、“影视城”的。在一些地方盲目建设开发园区过程中存在严重的违规用地行为，主要有非法占用、未批先用、少批多用、绕过审批权限规定“零批整用”、随意更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违规改变土地用途以及越权出台土地优惠政策、违规协议出让经营性土地等。比如，1998年我国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对农业用地转为非农建设用地严格控制，市、县级土地管理部门只负责在获得国家或省土地管理部门批准的土地上进行项目用地的分配，为避开这一规定的制约，一些开发园区就化整为零、缩小土地面积分次上报，绕过国务院和省级土地管理部门的严格审批，最终达到其圈地建园区的目的；《土地管理法》要求先有项目，再批用地，一些开发区就采用虚报工业项目的形式获得用地额度，然后随意改变土地用途，上马容易吸收投资的非生产性项目。

除了违规操作以外，某些地方政府的动机也与国家设立开发区的初衷渐行渐远。国土资源部土地勘测规划设计院学者唐健对开发区现象进行大量调研后认为：目前，各级地方政府在开办各类园区方面具有较高的积极性，更多地是出于自身利益的种种考虑。首先，现有的任期考核制度使地方政府过分看重GDP、引资额等“数字”指标，全民招商、层层下达招商任务仍在一些地方普遍实行。应该说，对于政绩的过分追求，构成了一些地方政府兴办开发园区的动机。其次，我国现行的财税体制是分税制框架下的中央和地方分成。在这种体制下，地方政府能够通过建设园区来吸引投资，增加自己的可支配收入。在理论上，政府在开发区建设中可以实现两个方面的收益，一是土地出让金；二是通过企业入园增加税收而获得的土地增值收益。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过度招商竞争以及其他一些原因，土地往往不能按照正常的市场价格出售给投资者，地方政府开办各类园区实现的多是后一种形成的收益。此外，在有些地方，当地政府还尽可能地扩大开发区面积，大面积囤积土地，希望通过商业房土产开发，获得较高的收益，来弥补工业用地亏空。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造成了各类开发园区遍地开花、无限扩大的状况，而全国区域分工和整体布局、区域产业特色、土地产出、单位土地投资强度等园区开发必须考虑的诸多因素，在建设开发区的过程中却往往被忽略了。

有鉴于此，为抑制这一轮节节攀升的开发区热，自去年以来，国务院办公厅接连下发文件，随后又组成五部委联合调查组，严查全国用地，对现有的各类开发园区进行了疾风骤雨般的清理整顿。

目前，此次以清理开发区为重点的土地市场秩序整顿工作已渐入佳境。兵分十组、分三批进行的国务院五部委治理整顿土地市场工作，刚刚完成阶段性验收，历数一年来的艰辛工作，治理部门可谓“成绩斐然”。

据国土资源部发布的消息，截至2004年6月，除内蒙古自治区外，全国共清理出各类开发区6741个，规划用地面积3.75万平方公里，超过了全国现有城镇建设用地3.15万平方公里的总面积。全国已撤消各类开发区4735个，占开发区总数的70.2%；核减开发区规划用地面积2.41万平方公里，占原有规划面积的64.3%；目前已退出开发区土地2617平方公里，复耕1324平方公里。

通过一年多的治理整顿行动，一些地区盲目设立开发区、乱占滥用土地的状况得到了缓解。而且，除了数量上的大幅撤减，还一改过去“处理事，较少处理人”的做法，加大了对土地违法案件的查处力度。来自国土资源部的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发现土地违法案件42297件，已立案32575件，涉及土地面积21689.5公顷，其中耕地13341.7公顷。阳光总在风雨后。经过暴风雨的洗礼，开发区的发展正逐渐走上规范、有序的轨道。相对于前一段时间开发区的过多过滥、违规操作的普遍存在，经过此次治理整顿之后，开发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讲，相对于我国改革开放初期设立开发区的初衷，由于外部环境、发展阶段等因素的变化，“后开发区时代”已经来临。

县域经济发展受到的影响有多大

此次开发区的治理整顿得到各地的高度重视，各地方政府也都能按照有关政策要求，对一些违规开发区该撤的撤，该整合的整合。记者从安徽省有关部门了解到，去年下半年国务院通知下发后，安徽坚决贯彻执行，除了转发文件，还针对设立开发区过多和不规范的问题，采取了果断措施，撤消了不规范的各类开发区和工业园区222个，占总数的三分之二。同时还按照土地集中统一管理的原则，取消开发区管委会享有的土地管理职权，修改后的《安徽省省级开发区条例》也已于5月1日起正式施行。

但在采访中，记者也明显感觉到，各地在坚决执行国家政策的同时，一些领导干部在思想认识上的疑虑并没有完全消除。有人认为治理整顿限制了中西部的发展，清理整顿开发区是“东部生病，中西部吃药”；也有一些地方领导则在分析违法占地低补偿标准原因时，将之归结为地方没有财力，甚至将大量违规问题的出现归结为上级规划调整不及时。

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是，相对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中西部的开发区建设普遍起步较晚。如安徽，今年是我国创办国家级开发区重大决策实施20周年，但对安徽来说，创办国家级开发区的历程只有13年，安徽省的第一家国家级开发区———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比我国第一个国家级开发区———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迟了近7年时间。同样，其他各类开发区的建设也都比沿海地区慢了好几年，甚至十几年。借用市场营销学上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来比喻，东部沿海地区的开发区好似技术已经成熟、竞争力很强的产品，而中西部地区的开发区却只似初级的仿制品，技术含量低且竞争力偏弱。经过此次“一刀切”式的清理整顿，中西部地区的开发区将遭受更为严重的打击，从而对当地的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制约。特别是对于正需大力发展的县域经济来说，有人更以“遭受当头一棒”来形容。

开发区的治理整顿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否真的如此严重？

在安徽前不久排出的经济“十强县”中，肥东县位列第九位。这一结果令很多人感到非常吃惊，因为在熟悉安徽县域经济发展的人的印象中，肥东县的经济发展并不十分突出，在全省所有的县市区中最多属于中等水平。是什么原因使肥东县的经济发展在近几年发生飞跃？

“开发区的发展和建设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肥东县副县长凌明向记者介绍说。

这其中，合肥龙岗综合经济开发区的作用最为明显。据凌县长介绍，合肥龙岗综合经济开发区于1992年1月经合肥市政府批准成立，2001年经安徽省政府批准晋升为省级开发区。建区以来，龙岗开发区经过10多年的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日趋完善，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也进一步显现。2003年龙岗开发区共引进项目23个，完成国内生产总值16亿元，完成税收7824万元，分别占全县的36.7%和26.5%，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为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快县域经济发展，2002年9月，经合肥市政府批准，肥东县规划建设了

肥东新城经济开发园区。2003年，该开发区共引进项目35个，其中工业生产性项目32个，上市公司2家，实际到位资金3.05亿元。通过短短一年多时间的发展，肥东新城经济开发区也已发展成为县域经济的一个重要增长点。

在这次开发区的治理整顿中，肥东县只保留了这两个开发区，撤消了撮镇和龙塘两个乡镇工业园区，圈而未用的2300多亩土地得到了恢复耕种。

“开发区的治理整顿从长远和根本上来说，有利于县域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但从当前来说，也对当地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凌明副县长对此次清理整顿的影响进行了相当理性的评价。

他进一步分析说，这种不利的影响最明显、最直接的有两个：一是对招商引资的影响。由于土地冻结，招商来的项目不能安置，因此原定的一些招商活动只能推迟甚至取消。今年上半年，肥东县新引进项目123个，同比下降30%；总投资13亿元，同比下降55%。二是对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影响。由于土地冻结，例如像总投资10亿元的安徽国际护理学院等对县域经济具有很强带动性的大项目，由于建设用地不能及时报批，造成项目不能开工，从而使一些既定的主要经济指标难以完成，也影响了肥东的经济发展速度。

相比于肥东，桐城市此次对开发区的清理动作更大。据该市国土资源局局长汪建中介绍，桐城原有各类开发园区13个，在治理整顿中，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予以撤消、整合处理。对5个乡镇自行命名的规模小、发展方向不明确、无机构、实际为城镇功能分区的开发区，予以摘牌，不得再冠以开发区的名称。1个经桐城市政府批准，但规划不切实际，缺少产业支撑的开发区，予以调整。重点支持和发展省级民营经济开发区和部分中心镇的工业园区。汪建中局长分析说，撤消部分乡镇自行设立的开发区并不会对桐城的经济发展造成多大影响，因为这些开发区大都是无机构、无人员、无土地的“三无”园区，是各乡镇为了招商引资的便利而空挂的一个牌子，撤消与否都不会有什么作用。这次整顿突出的影响关键是在于土地的冻结上。比如在省级的桐城民营经济开发区二期土地审批上就遭遇“卡壳”。该开发区第一期规划土地面积已基本开发完毕，正准备规划第二期，相关材料也都报到有关部门。随着此次整顿中的土地冻结，二期用地没被批准，这样对于该开发区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很大的制约。还有一个突出的影响与该市的市情有关。桐城市的民营中小企业发展较快，数量也很多，民营企业上缴的税收更是占了75%，但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具有支撑牵动作用的大企业、大项目几乎没有。由于中小企业受到规模和投资额的限制，不能进入省级的民营经济开发区，而乡镇的一些工业园区又被撤消，使得民营中小企业没有了投资的平台和载体，许多投资项目也被迫停止。对于以民营中小企业为主的桐城市来说，这一影响同样不容忽视。破解县域经济发展之惑

清理开发区、整顿土地市场秩序是出于国家宏观调控的需要，是现阶段为了整体经济的健康发展而采取的必要措施。由于发展水平不同、发展阶段有差异，国家的宏观调控对各地的经济发展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将不可避免。但这并非是限制各地的发展或是停止发展。对于中西部地区的县域经济发展来说，目前既是“黄金发展期”，又是“矛盾凸现期”。在这种机遇与矛盾并存的外部环境之下，关键是各县级政府要把握住加快发展的主动权，趋利避

害，尽量降低宏观调控带来的影响，从而使县域经济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从现实来看，处理好以下几种关系至关重要。

一是开发区的治理整顿与提升水平之间的关系。经过整顿，大部分违规的开发园区都被清理，但基本上每个县市仍保留一到两个建设较好的开发区。对这些保留下来的开发区应倍加珍惜，进一步提升其核心竞争力，提高产业集聚度和土地的产出率，使之为当地的经济发展起到更大的促进作用。

肥东县在这方面先行了一步。据该县副县长凌明介绍，肥东县以此次清理整顿为契机，进一步规范了保留下来的开发区的发展。其一，科学规划。治理整顿期间，该县从有关单位协调部分业务骨干，认真做好龙岗、新城两个开发区总体规划和县城总体规划、县城城镇体系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衔接，做到三规合一。同时，为了节约土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新城经济开发区的规划面积由原来的14平方公里压缩到7平方公里。其二，准确定位。治理整顿期间，肥东对两个开发区的发展方向进行了进一步的明确。龙岗开发区按照综合经济区的定位，重点引进一批有自主知识产权、有核心竞争力、产业关联度高、带动力强的知名企业入园投资，进一步巩固“对外开放的窗口、市场经济运作的示范、县域经济的增长极”的地位。新城开发区则按照“制造加工业的配套区、县域工业的聚集区、新兴的物流商贸区、建设发展中的新城区”的功能定位，加快发展。其三，创新体制。对开发区管委会的职能进行必要的调整和充实，按有关政策规定，该下放的行政审批权下放，该上收的上收，进一步健全开发区内财政、土地、建设、税务、工商等工作机构，建立县直部门定期到开发区现场办公制度，为进区企业提供一条龙、全方位服务，着力营造“亲商、安商、富商”的优良环境，构建开发区发展的体制优势。

二是开发区与工业园区之间的关系。近年来，国务院有关文件反复强调，分散的乡镇企业应向工业小区集中，这也促使一些地方政府采取了多种积极措施，促进新增投资或新办的乡镇企业集中到乡镇办的工业园区。这需要占用一部分土地，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乡镇企业极度分散的格局。但在这次整顿中，大部分的乡镇工业园区均被清理，乡镇企业的集聚存在一定的困难。桐城市对此的感受颇深。桐城市的民营中小企业发展较快，塑料制品、羽绒制品、化工建材等行业的块状经济也在一些乡镇初步形成。在目前的环境下，乡镇块状经济的进一步壮大同样受到一定的限制。

针对这种矛盾，该市发计委主任潘来兵提出“不要面子要里子”之说。即对于这种乡镇块状经济必须要进一步培育，因为它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希望所在。如果有好的民营企业投资项目，当地政府应进行妥善安置，但不一定要挂开发区的牌子，可以纳入乡镇发展的整体规划来考虑，作为乡镇的一个功能区来发展，来聚集民营中小企业。这样既可以进一步培育和壮大当地的块状经济，也能带动城镇化的发展。

三是工业发展与项目选择之间的关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桐城、肥东两地的领导都不谋而合地表示，加快发展县域经济的突破口仍是进一步加速工业化的发展和深化。工业化是一个国家和地区走向现代化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要振兴县域经济，把工业放在突出的位置，以工业化为核心，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这确实是一条捷径，毕竟“无工不富”已成共识。但需要注意的是，发展工业，必须要有工业项目，必须要有投资，必须要有发展的空间，在当前宏观调控的大背景下，在土地使用和银行信贷受到严格控制的情况下，如何正确识别和

选择质量好、技术含量高、产品成长性好、带动力和竞争力强的工业项目，则是当地决策者需要精心研修的一个课题。

诚如肥东县副县长凌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以清理开发区为重点的土地市场秩序整顿等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不是对发展的限制，而是对发展的调整，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作为中西部地区的县市来说，当前面临的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仍是发展不够、发展不快的问题。经过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调整和协调，可以引导县域经济进一步提高发展的质量，步入规范发展的轨道，有利于其可持续和长远发展。这对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县域经济发展来说，或许是一个最大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