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生素时代的结束（共5篇）

第一篇：抗生素时代的结束

抗生素时代的结束

在2011年,杭州一家医院的专家在重症监护室的病人身上发现了超级细菌,一种对绝大多数抗生素免疫的变异细菌。随后,卫生部新版的《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结束征集意见,诸多媒体采用了“卫生部出台史上最严办法遏制滥用抗生素”等类似标题。

通常体现普世规则的法律,除了毒品等危害性极大的产品,很少会针对某一种特殊的物品进行调整和遏制。抗生素是如何被法律“盯”上的?历史要从百年前开始追溯。

无抗年代

没有药,就没有治疗,就只能采取隔离与焚烧,就只能尽量防止传染范围扩大。而已患病就等于已死亡。

中国的二十世纪是以政权更迭、外国入侵和鼠疫为开端的。战乱加剧了人们对这个社会的恐惧感,疾病则开启了民族对自身的怀疑。

时间倒退回1910年,吉林榆树县石砬屯发生了一连串惨案。

在外谋生的村民郭十老腊月末回家过年,却突然感觉额头发烫、浑身不适,休息两天之后病情不仅不见好转,还咳嗽不止,最终在除夕吐血而亡。

按照东北民俗,去世的人要停尸祭祀后才能下葬,于是郭十老的尸体被停在家中五日,供远亲近邻前来吊唁。然而,数日内,郭家53口人中有32人因得了同样的病而亡,屯子里死亡近百人,幸存者寥寥无几。而此时县城里郭十老开的旅店中,他所接待的两名哈尔滨客商和一名店员也殁于同样的症状。“阖门同尽,比户皆空,小村聚中,绝无人迹。”

随后,从东北到河北、山东,超过6万人在接下来的一年内殁于同样的病症。它有一个令人闻之色变的名称――鼠疫。

当卑微的生命聚集而去,终于得到重视,清廷于1910年12月指派天津北洋陆军医学院副监督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赴哈尔滨,开始了较大规模的鼠疫防疫工作。直到1911年4月,肆虐已近半年之久的东北大鼠疫疫情将息,专家们才基本确认旱獭是这次鼠疫的传染源,鼠类身上的跳蚤是传播鼠疫的媒介,满洲里一带有蒙古旱獭疫源地。

此次鼠疫发生后,清政府及各地方当局对制定各种规范防疫行为的规则异常重视。为防止通过交通工具传播鼠疫,天津卫生局专门于1911年初拟定《查验火车章程十五条》,清陆军部制定了《陆军部暂行防疫简明要则十条》,与防疫总局译印的《东西各种防疫成法》同时印发给下属各部门参照执行。

但医疗卫生领域的立法,毕竟只是制度层面上的规范,没有药,就没有治疗,就只能采取隔离与焚烧,就只能尽量防止传染范围扩大。而已患病就等于已死亡。

鼠疫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横扫了中国大陆。据1950年代的调查,从1856年到1949年,在云南84县流行93年次,造成74万人死亡。从1867年到1952年,在广东69个县流行83年次,造成48万人死亡。在福建,从1884年至1952年,波及56县,造成的死亡人口达71万。

根本的问题在于“那时抗菌素尚未问世,磺胺药物亦很少见,所以得了病只能用些退热剂、强心剂、止痛剂、吗啡等,此外再无对症有效药物”。

“淘菌时代”

并不是任何一种新医药的诞生,都在初始就能获得支持。解决医疗卫生问题需要科技与制度的双管齐下。

大量的人口死亡导致原有社会秩序的失衡,社会各界不得不采用种种办法,来应付这一自然灾害。

1944年1月,年仅34岁的樊庆笙,从美国留学归国,随身携带了三支盘尼西林菌种以及相关的设备,与时任中央卫生署防疫处处长、著名医学病毒学专家汤飞凡的想法一拍即合,开始了中国人对盘尼西林的研究。

盘尼西林的英文名称为penicillin,后被称为青霉素,是最先被发现的抗生素之一。这种于1928年被英国微生物学家弗莱明发现、1941年被临床实验证实对链球菌、白喉杆菌等多种细菌感染的疗效的药物,在当时国外已经实现了批量生产。然而,对于急需治疗的中国民众来说却仍然是“黄金易求、一药难求”。

1944年底,第一批5万单位/瓶的盘尼西林在昆明面世,抗战胜利之后,为了使青霉素早日投入批量生产,樊庆笙受聘于上海生化实验处任技正,在上海从事青霉素生产中最关键的环节――青霉素菌种的筛选和培育。在这里他遇到了从北京协和医学院来上海生化实验处工作的童村。他们的合作十分愉快,并且考虑到盘尼西林生产出来以后应该有自己的中国名字,根据分类学的特征提议叫“青霉素 ”,依据有二:一是形态上,这种霉株呈青黄色,取其“青”;二是意义上,英文中的词尾“-in”在生物学上常翻译为“素”,如维生素(Vitamin)。两者合一,终命名为“青霉素”。

然而,科技的进步并未得到政策上的支持。宋子文就曾有句名言:“外国进口的盘尼西林用都用不完,中国何必要自己生产?”作为国民政府的核心决策层都如此认为,青霉素的批量生产无疑是空想。

相较之下,大洋彼岸的美国此时不仅实现了青霉素的工业化生产,由于其优良的药品规制的法律传统(1906年就出台了《纯食品和药品法》),在1945年就推出了《青霉素修正案》,要求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检验并保证所有青霉素制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而在中国,专家尚忙于药品的研发,根本无暇顾及法律规范的层面。1950年童村受命担任华东人民制药公司青霉素实验所所长,主持领导青霉素工业化生产研究。他把当年从事传染病临床追溯细菌传染途径的方法,应用于青霉素发酵染菌原因的寻找,采取防止措施,使青霉素发酵避免遭受杂菌污染的威胁,即使偶尔染菌也能找出原因。童村和同事最终于1951年3月13日,试制成功青霉素钾盐结晶。1953年5月1日,在童村领导下自行设计、建造的我国第一座生产抗生素的专业工厂――上海第三制药厂投入生产,揭开了中国生产抗生素的历史。

颠覆健康观

没有法律的规范,却拥有顶尖的政策支撑,使得抗生素在一夕之间全面颠覆了中国人的健康观。

在一穷二白、不时动荡的建国初期,政府对抗生素研发领域的如此重视来源于其被誉为“救命药”。

1949年的中国,内乱刚刚结束,百废待兴。对于新生政权最严重的考验之一就是来自疾病。众多资料概括当时情况为“民众间传染病肆虐、寄生性疾病肆虐,多数人营养不良,人均寿命不足35岁”。

在我国《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有一个令人读来几乎毛骨悚然的名单:“我国尚存在着血吸虫病、疟疾、黑热病、丝虫病、钩虫病、脑炎、鼠疫、天花和性病等严重危害人民的寄生虫病和传染病,要求分别在今后若干年内基本上控制蔓延并逐步求得消灭。共他传染病与地方病如麻诊、痢疾、伤寒、白喉、砂眼、肺结核、麻风、柳拐子病、克山病、甲状腺肿等也相当广泛地存在,应当积极防治。”

这些病几乎每一次发生,都至少带来成百上千的死亡。而大多数抗生素,面对这些主要由细菌产生的疾病,作用确实神通广大。“为了防治疾病,必须掌握在医疗预防上各种有效的武器。由于各种新的抗生素、药物、生物制品、血浆制品及其代用品的应用,许多疾病在预防和治疗上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翻阅建国初期(指1949-1966)卫生立法,其主要内容包括了《管理麻醉药品暂行条例》、《医院诊所管理暂行条例》、《劳动保险条例》、《医师暂行条例》、《中医师暂行条例》、《牙医师暂行条例》、《药师暂行条例》、《传染病管理办法》等等。都是主要针对人的层面,药品方面除了对特殊麻醉类药品有所限制,其他根本就未曾提及。现代立法意义上的“药品管理”,还未见其身影。

事实上,建国初期的立法任务庞大,很多政府出台的政策都具有规范层面的意义。例如上述“远景规划”就明确指出“目前我国仅能生产青霉素和氯霉素,而且产量不足不敷应用。抗生素方面的问题在于寻找新的抗病毒、抗肿瘤、抗放射病、抗结核菌、抗真菌及有广制菌谱的抗生菌与抗生素,并扩大其在农业、畜牧业和食品工业上的应用”。

政策上的支持,使得抗生素在中国进入黄金时代。有数据统计称,“当时新上市的抗生素逐年增多,1971年至1975年达到顶峰,5年间共有52种新抗生素问世。”

山东省招远县县志的描述可以普遍反映当时的状况,“70年代初抗生素大量应用,除青霉素、链霉素、四环素、土霉素、氯霉素等外,庆大霉素、卡那霉素、红霉素、强力霉素等开始使用,用药方式由建国初期的口服和肌肉注射增加了皮下注射、静脉注射、局部注射、灌肠等。”

这种广泛使用抗生素的情况并不是中国独有,尽管存在法律规制,此时的美、英等国也同样存在滥用抗生素的现象。一份资料指出“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有70%到80%的人寻求抗生素的帮助,1954年美国人消耗抗生素的价值已高达200万美元。”

但美国人幸运的是,法律及时出手遏制,其中包括1951年出台的《处方药(Durham-Humphrey)修正案》定义无医学监督不能被安全使用的药品种类并将其销售限制于有执照的医师的处方;《青霉素修正案》的检验范围扩至全部的抗生素等等。这使得美国滥用抗生素的情况得到了及时有效的阻止。

当然抗生素在中国能够如此普及,还另有一重独特点因素。建国初期,我国广泛掀起了公共卫生运动,更多的人力、物力投入到预防而不是医疗,由大队干部、赤脚医生和农民组成的管理委员会负责的合作医疗体系,使得大多数人认为“治病就是打针、吃药”、“求医不如求己”。而此时的药店,没有任何制度来约束出售抗生素。

一个女孩截肢的代价

滥用抗生素的危害经过漫长的潜伏期,突然显现出来,而中国法律显然是迟到了。

但危险在悄无声息中降临。同济医科大学杨今祥论述这个过程为“在我国建国初期,固定性药疹极为罕见,随着磺胺类药物的大量应用,至70年代此型药疹已成常见多发病;过敏性休克在50年代也不多见,自青霉素等抗生素普遍应用后已属临床常见危象之一。链霉素与庆大霉素引起的中毒性耳聋,则更为严重,由于是选择性地损害内耳的位听神经(耳蜗与前庭),致使患者变为终身残废”。

今天的一些滥用抗生素的强烈反对者往往会举这样一个例子:“一个女孩前去相亲,却因为黑黄的牙齿被拒绝。而这种牙齿是典型的‘四环素牙’。”四环素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被医生广泛使用的一种抗生素,他的后果正日益显现。

但这种迂回的声音,并未得到社会重视。

1984年,我国第一部《药品管理法》面世,成为卫生医疗立法领域一个重要分割。“用药安全”被写入这部法律的第一条。但当时的药品管理非常简单,也没有特别提到“抗生素”的滥用问题。

1994年的夏天,12岁的山东小姑娘杨晓霞右手拇指上长了一个小黑点。父母先后带她到乡卫生所及各大医院治疗,但她的手却溃烂不好。最后,杨晓霞的右手因坏死在北京做了截肢手术。但手术后,细菌又在截肢的伤口上继续感染。

这个事件最初被关注是因为“全国为之捐款达87万元,创下了建国后针对个人最高额的社会捐款纪录”。但一份医学报告却指出“经过会诊及几十次的细菌培养试验,专家们在杨晓霞的伤口上发现了12种细菌,由于她不断地使用抗生素治疗,这些细菌已经对大多数的抗生素产生了耐药性”。

习惯了生病就去药店买点“消炎药”的中国老百姓,第一次听说了“抗生素是不能被随便使用的”。

1998年的美国人已经开始重视“抗生素过度使用引起的抗药菌感染大幅度上升”。为防止这种情况,美国疾控中心(CDC)加大了对抗生素的临床研究和管理,并出台了新对策,包括什么样的疾病可以使用抗生素,医生如何详细指导患者用药,还编制了抗生素使用指南。此外,医生们也需要及时了解CDC最新发布的临床用药指南、疾病信息、医疗界的最新研究报告,医院要根据CDC资料及时制订安全制度。

显然,当中国的法律才开始对滥用抗生素的危害有所警惕时,抗生素与美国法律的拉锯战已经在进行中。

迟来的规则防线

从法律技术的角度来看,几年出台一个具有规范性质的指导原则,时间并不算漫长。然而在以时间争夺生命的医疗领域,却仍然给悲剧留下了空隙。

如果说杨晓霞让中国人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随后而来的关于抗生素的第一起诉讼则改变了法律对抗生素的态度。

1995年6月,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运西儿童朱逊因咳嗽到该乡卫生院就诊,医生给其注射了过量的庆大霉素,结果造成药物性耳聋。该案医疗事故鉴定一波三折,被一省级机构鉴定为“不属于医疗事故”。

其父朱鼎龙为此走上了漫长的维权路,曾因跪倒在卫生部原部长张文康面前而备受全国媒体关注。因为没有直接性法律条文支撑,也没有案件处理的先例,朱鼎龙写信给给民法教授梁慧星,得到了两次亲笔复函指点关注;他给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的信亦被转至基层法院。

直到八年后的2003年,朱鼎龙才拿到了36.7万元的赔偿款。

这个案件造成了轰动性影响,其间卫生部出台了一些部门规章开始规范抗生素的使用。例如1999年5月卫生部颁布的《常用耳毒性药物临床使用规范》中,明确要求“庆大霉素、丁胺卡那霉素6岁以内儿童禁用”。

2001年卫生部委托部分专家开始编写《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这是我国首次全方面地规范抗生素的不合理使用问题,但其直到2004年才正式颁布实施,并首次在中国国内建立系统的“细菌耐药监测网络”。在这份《指导原则》中,全面系统地把中国细菌状况、抗菌药物情况、合理用药原则(比如什么情况要口服,什么情况要注射,什么情况要静脉给药,什么情况下要多药联合)都规定清楚,目的就是规范医生用药。

该《指导原则》试图通过规范医疗机构的用药行为,以此减少抗生素的滥用。这就要求医生不能仅靠经验就断定患者是否需要使用抗生素,必须依靠严格的检查结果,但是由于该《指导原则》只是具有指导作用,并无法律上的约束力,在很大程度上也导致医生并不按照“指南”的要求进行治疗和开药,而是仅仅靠自己的经验就给患者使用抗生素药物。

以法律技术的角度来看,几年出台一个具有规范性质的指导原则,时间并不算漫长。然而在以时间争夺生命的医疗领域,这仍然给悲剧留下了空隙。其间不断爆发出“镇江聋儿案”等一系列诉讼。

规而不止

这次法律规制指向的对象是药品零售企业,但是效果依然不佳。

现实的诉讼,推动了对抗生素滥用风险的法律规制进程。

2000年1月1日,当时的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制定的《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分类管理办法》(试行)生效,这部管理办法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对药品进行管理和控制的办法,依据药品的安全性,将药品分为处方药和非处方药。从原则上讲,处方药(包括抗生素药物)要凭借医生的处方才能购买,非处方药消费者可以自行购买,并按非处方药标签和说明书所示内容使用。

2001年,新修订《药品管理法》以及后来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都将药品分类制度规定其中,政府试图通过加强药品管理的方式来避免患者自行服用抗生素药物而导致不良后果。

但是抗生素滥用的势头并没有得到遏制,2004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印发了《关于加强零售药店抗菌药物销售监管促进合理用药的通知》,要求从该年7月1日起,未列入非处方药药品目录的各种抗菌药物(包括抗生素和磺胺类、喹诺酮类、抗结核及抗真菌药物),零售药店必须凭执业医师的处方才能销售,违者将依法处理。

就是从这一年开始,习惯了到药店就能购买到“消炎药”的中国人开始发现,他们熟知的一些药品开始不能够被随便购买,而是需要处方。

这次法律规制指向的对象是药品零售企业,但是效果依然不佳,在国家法规的“紧箍咒”下依然有很多药店会在利益的驱使下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出售处方药,或者通过违规变通的方式来销售处方药。诸如通过关系从医院获得空白处方,然后根据患者的要求和数量,由药店工作人员冒充医师填写处方。或者药店与医生进行某种合作关系,根据药店每天的销售量补开处方,以应对卫生主管部门的检查。

刀锋转向医院

尽管有关规定在现实中被冷漠,但抗生素的法律结局却已经被注定:遏制。

2007年,国家药品食品监督管理局针对药品流通中的问题再出“重拳”,制定颁布《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简称《办法》),希望遏制在药品流通环节可能造成的抗生素“滥卖”。其重要手段之一,就是再次重申“无处方不得销售处方药”。

而药店也表现出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记者随机走访了数家药店,大都表示:“我们有具备资质的医生,可以开消炎药。”而记者只需拿着付款单,就能购买到常见的各类霉素,既无医生问诊,也见不到处方的身影。

对这种情况,被法学界看成是“没有牙的老虎”的《办法》规定:对于违规出售处方药的零售企业只给予警告、限期改正或一千元以下的罚款。而这对于存在高额利润的药品销售而言,只是九牛一毛。

事实上,当中国卫生医疗管理部门将“大刀”挥向抗生素的同时,世界各国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特别是欧盟,不仅严格限制抗生素在医疗中的使用,还限制其用于动物养殖。根据今年欧盟抗生素宣传日(11月18日)公布的资料“在欧洲联盟,耐药菌感染每年致死大约2.5万人。其中,希腊、塞浦路斯、意大利和匈牙利是致死率最高的国家,也是抗生素类药物使用最多的国家。”

2011年4月,世界卫生组织针对屡屡被发现的、对抗生素有耐药性的超级细菌的威胁,推出了年度卫生日活动主题“抵御抗生素抗药性”,提出“今天不采取行动,明天就无药可用”。

随后,卫生部在4月18日下发《2011年全国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专项整治活动方案》,与之前遏制滥用抗生素都是针对零售药店不同的是,这次的大刀砍向了抗生素用量的最大方――医院。

卫生部医政司有关负责人介绍说,为管住医生滥用抗菌药物,医院实行抗菌药物处方专项点评制度,对点评不合格的医师进行点名批评并给予经济处罚,严重者取消处方权甚至暂停执业。对使用量和使用金额异常增长的抗菌药物,给予警示甚至进行清退。

无论怎样评价专项治理的法律制度是否合理,效果相比较之前要显著得多。例如江苏省人民医院根据处方金额,给予处方点评不合格的医师每张处方200―400元经济处罚,8月份有一名医师处罚19000元,并被责令暂停执业。

值得欣慰的是,卫生部这次的行动并没有一蹴而就,11月10日,卫生部医政司副司长赵明钢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卫生部将以三年为周期,建立长效机制开展滥用抗生素专项治理整顿。中国历史上最严格的滥用抗生素整顿行动开始了。

第二篇：个人电脑时代将结束

电脑时代将结束？

最新一期英国《经济学家》周刊载文预测，随着手持电脑、电视机顶置盒、智能移动电话、网络电脑等新一代操作简易、可靠性高的计算装置的迅速兴起，在未来五年中，个人电脑在计算机产业中的比重将不断下降，计算机发展史上个人电脑占主导地位的时代行将结束。

该杂志引用国际数据公司最近发表的一份预测报告称，虽然目前新一代计算装置的销量与个人电脑相比还微不足道，但其销售速度在今后几年内将迅猛增长，在2002年左右其销量就会与个人电脑基本持平，此后还将进一步上升。以此为转折点，个人电脑的主导时代将走向衰落。

《经济学家》分析认为，个人电脑统治地位的岌岌可危与个人电脑的发展现状有很大关系。对一般并不具备多少电脑知识的个人用户来说，现在的个人电脑操作显得过于复杂；而对很多企业用户来说，个人电脑单一的功能也无法满足迅速发展的网络电子商务对计算功能专门化、细分化的要求。在很多大企业中，现在常常采用个人电脑与功能强大的中央电脑相连的工作模式，在很多时候也造成不便和混乱。

最新一期英国《经济学家》周刊载文预测，随着手持电脑、电视机顶置盒、智能移动电话、网络电脑等新一代操作简易、可靠性高的计算装置的迅速兴起，在未来五年中，个人电脑在计算机产业中的比重将不断下降，计算机发展史上个人电脑占主导地位的时代行将结束。

该杂志引用国际数据公司最近发表的一份预测报告称，虽然目前新一代计算装置的销量与个人电脑相比还微不足道，但其销售速度在今后几年内将迅猛增长，在2002年左右其销量就会与个人电脑基本持平，此后还将进一步上升。以此为转折点，个人电脑的主导时代将走向衰落。

《经济学家》分析认为，个人电脑统治地位的岌岌可危与个人电脑的发展现状有很大关系。对一般并不具备多少电脑知识的个人用户来说，现在的个人电脑操作显得过于复杂；而对很多企业用户来说，个人电脑单一的功能也无法满足迅速发展的网络电子商务对计算功能专门化、细分化的要求。在很多大企业中，现在常常采用个人电脑与功能强大的中央电脑相连的工作模式，在很多时候也造成不便和混乱。

第三篇：科比时代的结束

记忆中那个无所不能的科比

这一天还是来了，科比亲自宣布本赛季结束后退役。科比在退役文章中这样写道：亲爱的篮球：

当我还是一个六岁的男孩时，我深深地爱着你。我带着汗水和伤痛打球，并不是因为挑战呼唤我，而是因为你呼唤我。我为你做了一切，因为那是我应该做的。但是我无法再痴迷地爱你更久。但是我的身体知道是时候说再见了。那没事，我已经准备好让你走。我希望现在让你知道这样我们都可以尽情地享受剩下的每一刻。无论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我们已经给了对方各自的所有。我们都知道，无论下一步我做什么，我将永远是那个孩子。穿着卷起的袜子，垃圾桶在角落里。倒数五秒，球在我的手里。永远爱你，科比

看完，我久久不能写下任何一个字。我知道，即使是在离开的最后一刻，你仍然在坚持自己20年来在球场做的一切：上场，卡位，假动作，投篮，击败所有的对手。科比，我的青春里有你就足够好初进联盟，作为一名高中生，拥有全美最强的高中生数据，即使到今天也没人能破你在高中的纪录。

你的第一个投篮是三不沾，你的第一次得分是罚球。你进入联盟，排位13，位置不高，但是湖人队为了你交易了球队的主力中锋。球队总经理都知道：你会成为联盟的未来。你进入联盟的年代，四大中锋还在，迈克尔·乔丹还在。你不是联盟的宠儿，你从替补打起，没有其他球星的高关注点。

你去见了迈克尔·乔丹，他非常欣赏你。迈克尔·乔丹对你说：你每天至少要练1500次中投，1000次三分。你惊讶于乔丹的努力的同时，也已经开始了洛杉矶凌晨四点的故事。早些年，你和奥尼尔组成了联盟最强势的oK组合。你们在西部铸就后乔丹时代的第一个王朝，你对奥尼尔说：把球给我，我带你回家。

和奥尼尔的分道扬镳让你陷入了舆论的谷底，所有人都看着你孤身一人带着湖人队艰难地在西部季后赛边缘挣扎。你没有绝望，你拉上队友，一边骂一边打比赛，你愤怒地出手，对猛龙拿下81分；你强势地征服对手，对小牛三节拿下62分；你四次单月场均40+。所有的主教练都以能把你的得分限制在40分以下而感到光荣。

那几年，你是联盟最强大的得分手，你一次又一次地击败那些号称“科比终结者”的对手。生涯的最后几年，你被伤病困扰，只是想给湖人带来更好的战绩，你过度使用自己，你却忘了：你的身体不再年轻。

纵横20年，在球场上打了50000多分钟，不要说是一个人，即便是机器都早已更新换代。

年轻时，你张狂，天下唯我独尊。不喜欢不努力的奥尼尔。年老时，你也为自己的过去后悔。

但是你在这其中所有的一切都在鼓励我们：只有心中对于总冠军的渴望，只有对于篮球最诚挚的挚爱，才能站上世界之巅。

我知道这天早晚会到来，可是真正到来的这天，我仍然难以接受。爱过你之后，再也没法深爱其他球星。

或许很多年后，我在和我的孩子一起看nBA历史的时候，翻到你那页的时候，我仍然会红了眼眶。孩子或许会问这是谁，我会默默地摸摸他的头，告诉他这是老爸的青春。祝福你，科比。愿你退役后能继续享受球场以外的生活。

故事要从我还是孩子的时候说起。我是在美国长大的。在美国，一个亚裔的孩子打篮球并不寻常，应该说是一件挺奇葩的事。

我记得大概五、六年级的时候参加一场篮球比赛，那天有个人恨不得扑到我头上，不停地说一些种族歧视的话，还恶毒地给我起各种外号，比如说“滚回中国，你这个中国小商品”之类的。我清楚地记得我当时的感受，真的是非常非常愤怒和难过，很想爆捶他一顿。当时我爸妈原本是非常希望我学钢琴的，但是我对弹钢琴实在无感，所以从来不好好练。每年要举办演奏会的时候，我就拿去年弹过的同一首曲子出来糊弄一下，这意味着我每年都在原地踏步。于是我问老妈：“我实在不喜欢弹钢琴，我能不能打篮球呢？”他们居然同意了，并且全力支持我，花了大把的时间和金钱，让我飞来飞去打篮球联赛。结果他们遭到了身边朋友的质疑和取笑。我们这个社区其他亚裔孩子的家长对此也颇有微词。这也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不仅仅是我自己的生活，这是我必须和身边的人一起走过的一段旅程，它的艰难之处在于你身边的人会因此而取笑你，大家觉得你一定是疯了。

第一年去NBA的时候，我去了金州勇士队，当时签的合约是当斯蒂芬·库里的候补，可是赛季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甚至连队服都没给我。我在两周的时间里被连续裁员两次，很明显这样的境况对我来说相当难熬，也深深地伤了我的自尊。你知道这是所有糟糕的事中最糟糕的：我花了21年时间打篮球，好不容易实现了梦想，但是只美了一年，他们甚至没怎么让我上场打球就把我裁掉了。那会儿我甚至都不确定篮球是否是一个对的选择，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继续扛下去。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完全超乎我自己的想象，那就是发生在纽约尼克斯队的一件事——被人们称为“林来疯”的时刻。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能有在纽约尼克斯队那样疯狂的表现，在我之前的生命里，还从来没有那样打过篮球。我也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自己和观众一样震惊。虽然我一路上经历了很多挣扎，虽然我反复被裁，虽然我被下放到小联盟，但我坚持自己的梦想并且一直追求它，最终使得自己成为了命运的宠儿，这就是在我身上“坚持不懈”成功的一个例子。

我在之后那个夏天签了休斯顿火箭队。在休斯顿的第一年过得并不好，每一场比赛我觉得我必须要成为“林来疯”，必须无懈可击，必须达到那种疯狂状态，甚至我觉得自己必须创造历史，可是我打得并没有那么好。于是我又开始纠结郁闷。公众也再一次发飙了，每一个人都开始嘲笑我，说我不过是昙花一现。我简直整整一年都难过沮丧。当那个赛季结束时我对自己承诺：下一个赛季我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我要成为一个比之前的我更好的球员，我再也不要重现上一个赛季的悲催了。在休斯顿火箭队的第二年——也就是刚刚过去的那个赛季，你们知道我打得极其努力，非常主动，整个赛季都打得不错。你想一想，整个赛季你玩儿命地打，你苦哈哈地打，从一个城市飞到另外一个城市不停地打，可是就在一刹那一个失误让情势急转直下，整个赛季的航线都变了，看上去好像一切都完了，所有的压力一下子都砸在我的肩膀上。那个晚上，也许是我最最难熬的一夜，我失眠了，茫然不知所措。我开始沉思，我对自己说：“你知道吗，很多时候事情是不会按照你预期的方向去发展的，但是只要我自己尽了全力，而且全心全意地追随你内心的声音，就无需自责，我一定能挺过这关。”

第四篇：后抗生素时代如何应对？

后抗生素时代，如何应对？

一、兽用抗生素滥用/乱用现状及危害

兽用抗生素通常包括两大部分，即注射用抗生素（治疗药）与饲料添加剂用抗生素（又称动物生长促进剂）。关于兽用抗生素中的饲料添加剂用途已引起医学界的广泛关注。许多新型抗生素产品（如头孢克洛、新喹诺酮类的环丙沙星、司帕沙星等以及大环内酯类的阿奇霉素等），上市短短几个月即已发现有耐药菌株产生，其中很大原因与畜禽饲料中大量使用抗生素作为添加剂有关。动物肠道中的耐药菌会通过粪便进入土壤，再通过食物链传递给人类，最终使人体内产生相同的耐药菌株。如几年前国外广泛报道的“超级细菌”（耐万古霉素的金黄色葡萄球菌）的出现即为一个典型例子。

动物滥用、乱用抗生素造成的危害比“瘦肉精”大得多，因为“瘦肉精”只会直接危害消费人群，而滥用、乱用抗生素不但直接危害消费人群，而且会导致耐药菌甚至超级细菌的产生，给人和动物造成潜在威胁。长期以来，制药企业都在和细菌的耐药性“赛跑”，最终的结果是制药企业“落败”。20世纪80年代，全球有40多家制药企业竞相研发抗生素，而现在，还在研发抗生素的大型制药企业不超过4家。

究其原因，是因为抗生素研发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金钱，但是新产品上市仅仅两年，耐药菌就出现了，产品效力下降严重影响了销售。按照市场规律，创新药物至少需要销售5年才有利可图，而两三年的时间药厂根本就收不回成本，因此纷纷退出抗生素研发和生产“竞赛”。其中，抗生素的滥用、乱用也进一步加速了药厂抗生素研发不断缩水的进程。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抗生素是一种宝贵的医药资源，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随着耐药性的扩散和不同抗生素效力的下降，可以认为这是一种医药资源的“耗竭”。

二、抗生素补充与替代

抗生素耐药的普遍化使有效替代药物的研究成为学术与产业热点。随着国内外对抗生素使用监管的日趋严格和公众意识的不断提升，抗生素替代品的研发与应用正被业界和下游用户不断认可和接受。以下是一些有望成为抗生素的替代产品或抗生素的新型制造方法。

1.抗菌肽。抗菌肽是由宿主产生的一类能够抵抗外界病原体感染的内源性小分子多肽，广泛存在于各种生物体内。它与传统抗生素的作用机制不同，故细菌不易对它产生耐药性。目前世界上已知的抗菌肽共有1700余种，并且不断有新发现的抗菌肽品种被补充到抗菌肽数据库中。由于从动植物中分离和化学合成抗菌肽成本高昂，因此目前主要通过蛋白重组和发酵工艺规模化生产抗菌肽。通过对抗菌肽分子的有效改造，能够提升其抗菌效力。

2.噬菌体。在所有抗生素替代品中，噬菌体（即攻击细菌的病毒）在临床上使用时间最久。与抗生素相比，噬菌体有很多优势，且每一种噬菌体只攻击一种类型的细菌，因此噬菌体治疗不会损伤机体内无害的细菌。另外，自然界为人们提供了用之不竭的噬菌体资源，在细菌出现抗性时很容易找到替代品。

3.群体感应及生物被膜抑制剂。在自然界中，很大一部分的微生物以生物膜的形式生存，使其可以抵抗抗生素的作用以及人体免疫系统的清除。群体感应是指细菌能自发产生、释放一些特定的信号分子，并能感知其浓度变化，调节微生物的群体行为。任何能阻断病原菌对信号分子感应的方式都可以减弱细菌的致病力。相对于传统抗生素而言，群体感应抑制剂不会对细菌产生强烈的生存压力，避免耐药菌株的产生，因此这类化合物具有巨大的开发价值。

4.抗体。通过免疫刺激和被动免疫应答，可以获得具有预防、治疗效应的特异性抗体。其中卵黄抗体（IgY）更具商业优势，IgY能抵抗幼龄动物肠道中胰蛋白酶和胰凝乳蛋白酶的消化，故常在幼畜饲料或添加剂中加入一定量的针对某种特定疾病的IgY，以使其获得有效的被动免疫。此前认为因技术与成本障碍难以在兽医临床上推广的基因工程抗体现在也在兽医上逐渐看到应用前景。例如借助转基因技术，将抗体基因导入到饲料中，起到防病治病的作用。

5.天然产物/中草药。中草药是天然物质，通常具有低毒、无抗药性、功能性强、经济实用等特点，在杀菌抑菌的同时往往兼具促生长、提高饲料转化率、抗病毒、增强免疫力、抗应激等功能。兽医临床上使用的中草药（或相应的饲料添加剂）或具有直接的抑菌杀菌作用，或通过抑制细菌的毒力因子从而降低细菌的危害，或通过改善、提高机体免疫系统功能而起到间接抗菌作用，或上述方式兼而有之。

6.菌影。菌影是革兰氏阴性菌被噬菌体的裂解基因裂解后形成的完整细菌空壳，不含有胞浆成分，但仍保持细菌细胞形态、黏附性、细菌表面抗原性等特性。与传统的灭活苗相比，其具有菌体表面抗原决定簇并保留天然构象，可同时刺激机体产生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免疫原性优于灭活苗。同时，菌影又可作为亚单位疫苗和核酸疫苗的理想载体，用于构建细菌多价或多联疫苗。

7.微生态制剂。微生态制剂可促进肠道正常微生物菌群生长繁殖、抑制致病菌生长繁殖，从而达到调节肠道免疫和促进动物生长的作用。微生态制剂虽然能部分替代抗生素，但目前微生态制剂与抗生素的普遍使用是相互矛盾的。在目前微生态制剂的基础上，也可考虑通过基因改造等方式，通过对一些优势菌种的遗传改造，导入优势基因如必需氨基酸合成酶基因、疫苗基因等，让微生态制剂在肠道内产生必需氨基酸或某些传染病病原的免疫保护蛋白，从而刺激机体对病原菌或其他病原产生保护性免疫反应，避免额外的疫苗注射过程。

8.饲用酶制剂。饲用酶制剂具有直接分解营养物质、提高饲料利用率、改善消化机能、激活内源酶分泌和提高消化酶浓度的作用，可代替抗生素的促生长作用。类似功能的抗生素替代物还有合生元（素）、有机酸制剂、化学益生素（寡糖）和益生素制剂及其发酵饲料等。

9.开发新型抗生素。采用新型手段从微生物，尤其是从极端环境下的生物资源入手，寻找新型抗生素。现已开发出了新型杂合抗生素，即通过激活放线菌沉默基因生产新的抗生素。或利用现代化学与合成技术，在原有的抗生素基础上进行结构改造或人工模拟，合成新的半合成抗生素。

10.开发抗生素新剂型。老药新用，通过改良、优化剂型和给药方式，有助于提高抗生素的使用效果，降低药物残留的风险。这取决于兽医现实需求，可以积极开发靶向制剂、局部给药制剂和纳米药物制剂等新剂型。

尽管当前有多种抗生素替代策略，但仍多处于研发阶段，上市使用的产品较少。同时，考虑到目前抗生素合理使用的不可替代性和畜禽养殖者的利益，并不宜全面禁止使用抗生素。

三、合理使用抗生素

抗生素滥用、乱用，不只是过度使用，准确地说是不规范使用。使用抗生素最好是“一刀毙命”，最忌讳的就是“温柔一刀”。使用剂量不足或过量更容易诱导细菌产生耐药性。因此，养殖业使用抗生素需要科学、理性对待。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应加大宣传力度，尤其针对中小规模养殖场和散户，宣传抗生素的正确使用方法。

政府职能部门应通过各种途径加强对兽用抗生素研发、生产、销售和使用的全链条监管与跟踪。通过抗生素生产渠道的GMP制度、兽药销售渠道的GSP制度、抗生素残留的监测网络、动物免疫与用药建档、畜禽产品信息可追溯制度、抗生素残留监测技术与产品的开发推广、抗生素残留标准的制定等措施，严把兽用抗生素生产、销售和使用关，筑起“有抗畜禽产品”进入市场的“防火墙”。

进一步规范兽用抗生素的使用，有赖于建立兽用处方药管理制度和严格运行执业兽医师制度，将兽用抗生素的使用全面纳入医师处方记录和国家药物监控计划之中，严格控制抗生素的使用。在遵循必要的治疗性抗菌药使用同时，逐渐降低饲料用抗生素的使用。加强执法，结合农业部近期出台的《全国兽药（抗菌药）综合治理五年行动方案》，实施兽药标签和说明书规范行动，严厉打击标签和说明书擅自改变适应症、改变用法用量等严重影响兽药安全使用的违法违规行为。积极引导，加强兽药安全使用技术培训和指导，组织开展兽用抗生素风险评估，及时淘汰存在风险的品种。从丹麦治理抗生素滥用的经验来看，在丹麦发布猪禁止使用非治疗性抗生素（尤其是阿伏霉素）之后的16年中，猪用抗生素的使用量下降了50%，产仔量却有所增加。虽然在禁用初期出现了动物死亡率增加的现象，但在禁用10年后恢复了正常。可见滥用、乱用抗生素是完全可以抵制的，但同时也是个长期的过程。

在畜牧业中，慎用、限用以及合理使用抗生素应是一个有计划性和协调性的过程，过于急躁的行动不利于畜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通过转变目前我国的饲养方式和加强新技术与新产品的研发，逐步找到饲用抗菌药物类促生长剂的替代物，并在兽医临床上规范合理地使用抗生素，才有可能使抗生素这把双刃剑真正地为畜牧业保驾护航，造福人类。--

第五篇：房贷继续紧 优惠利率时代结束

辉同资产提示房贷继续紧,优惠利率时代结束

期盼中的房贷“年初放松”并未实现，春节后反而有继续收紧趋势，部分银行首套房贷在基准利率上再上调，北京辉同资产贷款顾问总银行信贷部人士了解到，近2个月内房贷利率不会宽松，不排除继续上浮。

“招商银行上个星期才上调了房贷利率，从原来的9.5折调到基准，这也是去年年底唯一还存在首套房贷款利率优惠的银行。”一位业内人士向北京辉同资产贷款顾问反映，不断收紧的首套房房贷利率，致使购房者出现一定程度的观望。“今年2月办理房贷的业务量和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不少。”招商银行相关人士对北京辉同资产贷款顾问说道，并证实首套房贷款利率已上调到基准。

实际上，其他银行早已结束房贷优惠利率时代，邮储、浦发、华夏等的首套房贷款均参照基准利率上浮10%，广发银行则宣布“已基本不做房贷业务”。“正月初八上班后放了几天款，现在又开始额度不够，估计接下来也只有月初额度会宽松一点。”中行内部人士向北京辉同资产贷款顾问反映。

“暂时银行房贷利率方面都没有宽松的信号，预计今年整体房贷利率变化还将延续去年下半年的行情，甚至更加紧张。”某银行部门总监对北京辉同资产贷款顾问说。除了额度、政策因素外，房贷业务收益不高，也是银行不断提高利率甚至不做房贷的原因。“现在小额贷款、抵押贷款更吃香，剩下的额度才会考虑做房贷。”有银行内部人士向北京辉同资产贷款顾问反映。而房地产业内人士担心，如此情况继续，将影响楼市。“目前还不至于让大部分购房者打消购房的念头，但毋庸置疑已加重了购房成本，有些人只能选择较便宜或较小面积的房子。”某二级市场董事总经理向北京辉同资产贷款顾问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