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与面子

第一篇：人情与面子

浅谈人情和面子

人情指的是感情关系来往，比如说今天你帮了我很大的忙，我欠你一个人情。面子指的是体面，一个人的尊严或名声，比如说今天我被老板当着同事的面训斥了，我会感觉没面子。

世界上的人类交往中没有不要面子的交际。而中国人重人情、重面子，人情高于一切，面子高于一切。而受文化制约而成的这种社会机制，中国人可以对家庭以外的其他人炫耀自己的权利，可以操弄自己在别人心目的形象，可以改变别人的态度和动机或者行为，使其顺从自己的意志，还可以闪避掉别人权利的影响。①因此，我们可以将这套由文化制约而成的社会机制视为一种“权利游戏”来了解中国人的社会行为。

中国社会素有看重“人情面子”的传统，林语堂曾经说“面子、命运和人情是统治中国的三女神”。为此，人情面子渗透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人际交往中不可逾越的媒介。

人们在与熟人的正常交往时彼此送点小礼物给对方，这本是人之常情，于是，人情就可以用指称“人们在正常交往时送给对方、用以表达彼此情意的馈赠品”。可见，用以指称“以物相馈赠或馈赠品”的人情，通常是在一个人与他人的正常交往中所产生的一种副产品，即附加于馈赠品之上的一种情感性义务。收礼方一旦接受了某人的馈赠品，也就同时欠下了对方一份人情。

尽管人们在与熟人的正常交往时彼此送点小礼物给对方本是人之常情，但不能将“人情”与“送礼”等同起来，在合乎人情的人际互动中，“送礼”并不是必要的，而是要根据 “人之常情”来决定：若是合乎人之常情的礼，就可以送给对方；如果是违背人之常情的礼，就不可以送给对方。在与熟人互动过程中，若礼物送得不当，如送得太重，或送得太频，不但会给对方造成莫大的人情压力，还容易让人产生你必有求于他或是在“贿赂”他的错觉。礼物过重以及其他东西事物造成的人情，不管是故意还是无心，这些都会造成接受者的负担，“知恩图报”“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等心理会处使收受者给予给予者某些便利，也就是“后门 ”。

因此，“人情”本只是用来表示人的自然情感的一个术语，可是，由于种种机缘，人情随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人情成为用来调节中国人际关系的准则，由是，人情便有了伦理化、人际关系化的特点；另一方面，人情也成为衡量一个中国人会不会做人的重要标尺，由是，人情又具有了社会文化规范的约束机能。所以，是否懂得人情，我们熟称为是否懂得社会中的“人情世故”。在中国，一个不懂“人情世故”的人犹如大海中的孤舟，是难以航的多远的，长久的历史文化制约，造成这种生活处处都有人情，不还不行。有句话说“出来混的，总是要还的”。拿人手短，吃人嘴软，人情不容易还，人请不要轻易欠下。

在人情横飞的世界里，面子现象也是影响中国人交往行为的常见心理现象，对其概念的界定尚未达成共识。但是面子定义，大致可以将其分为两类，一类定义侧重面子的心理学意义，从而将其看作是个人心理内部的一种自我意象；另一类定义侧重面子的社会学价值，将其看作是一种尊严或地位的象征。但是二者都有所缺陷，任何单独的一种定义都无法全面的解释面子。

人们在日常互动中，总是通过行为来表现自己以便给人留下印象，譬如中国人在客厅里悬挂名人字画，身上佩戴名人要客赠送的装饰品等，都是所谓的“面子工夫”，即为了让别人对自己产生某些特定印象而故意做给别人看的行为。

在印象整饰过程中，脸面既可以起到人际互动的符号象征作用(代表一定的家世、财富、身份、地位、角色、权利、声望、荣耀和社会关系)，也能给人们的心理带来极大的满足。通过一个人在社会上具有的“脸面”，可以系统地看出他在社会中占据的位置及其在社会网络中的关系情况。②因此，中国人好讲排场，不仅能够向他人显示或炫耀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而且也能因这种显示或炫耀带来心理上的愉悦。可见，面子代表了个人在社会中拥有的财富、权力以及关系网络。“面子”的大小与有无是个体社会地位与名望高低的象征。“面子”的符号象征功能造成了个人印象整饰的“面子工夫”，个体通过符合社会地位与名望要求的“面子”行为，来参加社会活动，并归属于一定的社会阶层。

此外，还有让别人看在你的脸面等等怎样即找别人索要“面子”，其实这也是一种具有身份、地位的体现。“总是要给点面子的嘛”这是揭开中国人权利游戏的密码。③面子、人情、关系是中国人的权力游戏。在一些日常安全工作中，经常见到这样一些因为“人情面子”而给安全生产埋下的“事故祸根”: 一些人在检修设备时碍于“人情面子”，不办工作 票 或 办 简化票、有头无尾 票；发现违章碍于“人情面子”说下不为例；碍于“人情面子”帮别人干了一些份外的违章的工作；碍于“人情面子”安全技术问答记录简化再简化，直至闭门造车，瞎编造假。④

综合上述讨论，我认为中国人的这种讲“人情”、爱“面子”有其积极的一面，它有利于人际互动的和谐进行，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这种心理也影响着中国人际关系的理性发展。在步入职业生涯之后，我们要考虑如何处理好人情和面子这俩个能够影响到公私这个微妙问题，善于利用，对事业很有帮助，要是未能处理好，会弄得步步艰难。所以，我们要正确认识“人情”“面子”问题在中国社会的普遍性，理解其中的一些基本的理念，这样也有助于我们良好的人际关系的发展。

参考文献：

① http://wenku.baidu.com/view/3e038e01763231126edb11d3.html?re=view下载日期2014-12-1

② http://wenku.baidu.com/view/020d1f6c011ca300a6c39046.html下载日期2014-12-1 ③ 《人情与面子》黄光国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日期：2010-11-1下载日期2014-12-1

④ http://wenku.baidu.com/view/b32606c***9e.html下载日期2014-12-1

第二篇：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读书笔记

温柔的叹息——读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情

理社会中的社会交换方式》

第一部分 作者及背景介绍

翟学伟，1988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社会学系，1991年获法学硕士学位，1998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在职博士，2002年获史学博士学位。现任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社会心理学研究所所长，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文化中心副主任，南京大学中美文化中心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社会理论学报》（香港）、《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本土心理学研究》（台湾）、《中国研究》、《社会理论论丛》等学术刊物编委会委员。国家教育部2004年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获得者。

目前主要从事中国人的关系网络、家庭与家族、权力与权威、社会流动与信任、价值观、社会与组织心理与行为等方面的研究。曾在1994年出版了《面子、人情、关系网》（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书，后又出版了许多关于社会学、心理学著作，其中包括《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这一版是在第一版的基础上做了修订，尤其对“事实再现的文学路径”、“在中国官僚作风与技术的背后”及“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等几篇论文做了较大的改动；去掉了原书的最后一篇，“土政策的功能分析”以及于2010年春季在北大一篇讲演记录《社会系统、关系运作与权力结构》，这些基本上可以反映作者的研究取向和思考方向。

本书作者翟学伟本科专业是社会学、又是法学硕士、历史学博士，现在是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作者本身的学科交叉的经历让这篇文章的剖析透彻、观点新颖。这篇论文是收录在《人情、面子与权力再生产》一书中的。而《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一书作者从社会学的视角，对中国社会的人情、面子与权力三者之间的关系做了探讨和分析。作者指出中国社会的运作最主要的核心概念就是“关系”，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人情、面子与权力运作等。“关系，不单是研究中国社会问题的工具，乃是所有普通中国人自己明白的生活手段；同样，关系也不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趋之如骛的生活方式。在这片土地上，每个人都常识般地知道：关系是可以取代制度的；那些压根儿就不知道或不懂社会学的人都能意识到：他的生活面临着严重的问题，他需要建立起他的人脉。”

《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情理社会中的社会交换方式》一文开端部分，作者就说明了本篇论文的写作背景：“越来越多的学者在研究中国社会的论文中开始使用这两个概念,但由于对它们各自的涵义、彼此的关系及其在中国社会如何发生作用等,都还缺少理论的推演和概念关系的逻辑整合,因而也就很难由此获得对中国社会关系运作的解释”；再者，作者翟学伟认为“把中国人的社会交换方式硬套于西方有关理论的同时,已迷失掉了其概念自身所具有的运作方向。”

第二部分 论文分析

在结语中作者指出，有些学者由于受到了西方社会交换理论、社会资源等理论的影响,他们倾向于把关系作为一种交换资源,将中国人的人际交往作一种简单的理解，从而忽略了中国人的交换行为由于受到情和理的共同作用而不可预计和计量,进而使得交换关系的延长或潜在的回报价值更大,进而很容易实现对制度和权力的再建构,使得参与交换的人得到原本无法具备的支配力量和威力。本文的特点就在于此，翟学伟结合了情理社会中的人际关系交往的实际，分析出“中国人的交换行为由于受到情和理的共同作用而不可预计和计量,进而使得交换关系的延长或潜在的回报价值更大,进而很容易实现对制度和权力的再建构,使得参与交换的人得到原本无法具备的支配力量和威力”，解释了人情、面子与权力再生产的相互关系。

从读者的角度，可以将本文分为“什么是情理社会”、“人情交往的含义及类型”、“人情引起的权力再生产”、“人情与面子的比较”以及结语等五个部分。在第一个部分：“什么是情理社会”中，作者首先将中国社会预设为情理合一的社会，这样的预设便将中国社会的实际与西方社会分离开来，然后分别从“情”、“理”的历史来由解释情理社会的形成。指出“情”含义由心里学向社会学的认识的转化，儒家提出“克己复礼”便是要求人情顺从天意的。作者又借用日本学者滋贺秀三对情理的定义—“常识性的正义衡平的感觉”，指出中国人的情指的是私交或者交情；也就是说中国人在情理社会中理依赖于情的存在，二者不可分割。情理社会中的公共情感便是“将心比心而来的同情心”。本文的第二部分介绍了人情交换的含义及类型，这一部分也是为后面阐述人情引起的权力再生产作铺垫。文中指出，人情交换即礼尚往来，是以家庭或大家族为基础进行的。人情运作中，人们并不是期望得到直接的利益，而是希望达到“互惠最大化”（作者在这里将西方所指的理性人与性情中人作了比较），也并不希望“互不相欠”，而是期待“报恩”能连续循环下去；人情交换分为三种类型：“恩情”、“人情债”及“礼尚往来”，这三种类型总的来说就是“互欠”为基础。

接着第三部分作者介绍了人情引起的权力再生产，“因为权力在中国社会存在着任意性(当然也不能胡来),因此操作权术本身就是合情合理的,进而用人情攀上权贵就可能在其任意的一面获得权力的转让,实现权力的再生产。”文中指出人情与权力的交换并不是直接表现为权力的获取，而是通过内在的转接，“因为有了人情交往的存在,便如同相关者自己拥有了同样大小的权力,让人们在想象的空间和关联逻辑思维中认为,相关者的意愿就是权威者的意愿。”第四部分中，作者首先阐述了人情与面子的不同点：面子是具有分享性的（比如“裙带关系”），而人情是相对封闭的，权力不会因为人情而流通。“人情偏向的是交换上的一种一对一的关系,因此它的回报方式就不是正面评价的问题,而是实惠和实质性的帮助;而面子偏向的是赋予交往关系以价值判断。或者说,平时多做人情,就会得到较大的面子,平时不讲人情,就得不到面子。”在不考虑第三者的情况下，人情和面子是有共通之处的。

本文先破后立，在开端直接点明对人情面子的研究不能作为一种关系资源附加在西方的相关理论框架内进行或建构模型，然后指出中国人运作关系的策略和思路同西方不尽相同，所以要“认真细致的加以研究讨论”。本文运用了归纳法将中国情理社会中人情与权力再生产特殊情况归纳为一种一般的权力再生产的过程理论。文章也运用了多元的论证方法，举例论证、引用论证、对比论证等等。例如作者引用了日本学者滋贺秀三的情理的观点解释中国社会特殊的“情”“理”含义；文中多次引用林语堂、费孝通的观点来支持作者的结论。文章除了对“大家”的观点引用，也“接地气”的用电影《秋菊打官司》来表现中国人在情理社会中的内心的矛盾。

第三部分 思考总结

初读这篇论文，让自己对平时所处的社会中的人际关系似乎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但是作为一个还曾未正式踏入社会的学生，对人情引起的权力再生产并不能有深刻的体会，只是通过媒体或者其他途径有所感知，所以也只能说说自己浅薄的看法。我对文章中的有些观点还是保持中立的态度。在阐述“面子”这个问题的时候，作者提及“人的价值,并不像西方所认为的那样是每个人固有的品质,而是需要从外界获得的”，从米德的“主我、客我”理论来看，人的价值并不能仅仅从外界获得，“主我”、“客我”是有互动关系的两个方面；这样的观点忽略了人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再有“有脸者愿意与谁共享脸产生的资源,就是在赏脸给他,而他所要的最好的回报,不是物质帮助,而是多多的恭维、抬举和捧场。给他人面子就是对他人重要性的承认,也就是对他人成功、德性或善举的肯定、羡慕、欣赏、尊重、敬佩等。如果一个人虽有物品、财富、地位等,但他想找人分享时,别人都表示出轻蔑、不愿搭理,或拒绝要他的东西,即不愿分享他的资源、沾他的光,那么就是不给他面子”，这样的观点在我看来也是过于绝对的，不仅忽略了人的主观内心活动，也造成了“面子”主体地位的矛盾。

第三篇：人情与规则

人情与规则

当今，人情消费大行其道，诸如天价月饼等也都是它的帮凶。人情本没有错，而利用人情超越规则是危险的。正因为有如此不受拘束的人情效用，再贵的礼物都有人买。

人情是水，规则是岸。人情柔和，超出了规则之岸却会引发水灾；规则明确，缺乏了人情活水却会死气沉沉。所以，人情当是规则下的人情，规则应是人情的规则。

人情必须接受规则的约束。人情是感性的，规则是理性的。正因如此，人情容易让人在一时冲动下作出不当行为，而规则的理性能将人情阻挡在滥情的边缘。文强等腐败官员，受贿无数，却说是人情不好拒绝。不能不说，他们既不想也不会用规则保护自己。就算贿赂是一种人情，那也夹杂太多的杂质。而规则，恰恰是剔除人情中杂质的保障。规则的约束也恰恰为了人情的纯净，保护人情不受物质的腐蚀。所以，从另一个方面说，规则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人情。

规则是人情的凝练与升华。人情是规则的基础，而规则是从人情的合理部分中提炼出的理性的认识。没有人情做“地基”，再高的规则便也是空中楼阁，苍白而无生命力。联想、苹果、微软三家公司，都在IT产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为何？工作氛围十分良好。他们的最大共同点是拥有极富人情味的规则，考虑到每个员工的细微要求，不时表决形成或废除规则。如此，规则中的人情味使每个员工兴致被完全调动，发挥出最大的能量。规则起于人而用于人，若无人情做“血液”，何以充满生命力；人情，是使规则发挥出最大效益的前提与保障。

所以，我们不能有为所欲为的人情，也不能囿于规则，铁板一块。我们应该为翻涌的人情套上规则的框架，为僵死的规则注入人情的柔和与温暖。谢少龙因为足球俱乐部老板的旧交，卖了“人情”，指使球队踢假球。这种无度的人情，不仅破坏了规则，影响消极，还真正损害了球迷的人情！某地一孕妇只因付不起手术费，竟被搁置至死，不知这是对规则的愚忠，还是对生命的淡漠，人情的冷漠？他们都将人情与规则割裂，于是让守规则的人不齿，为有人情的人所厌恶。

没有了规则，人情会泛滥成灾；没有人情，规则只是无源之水。

人情是规则下的人情，规则是有人情的规则。人生的海上，唯有将规则作船骨，人情为风帆，才能驶向更好的明天。

第四篇：法治与人情

为什么要改变现在那种事事讲人情，处处找关系的思想观念，提倡法治核心价值

中国的法治道路一直不容易走，原因有很多，有思想层面的，有制度层面的。制度上的不足在往后的发展中会不断进步。我认为要实现法治就不能有人情，要实现法治社会的艰巨目标，执法者必须要铁面无私，无视任何求情，应当追求公正。

中国一直以来人情关系思想占据社会的主导，现今社会中，人情关系思想也甚严重。人们习惯性的将自己放在很浓厚的关系背景之中，如家庭出身，家族地位等等观念更是残留在许多人的头脑中，尤其是在有权势的人之中，这种观念更加普遍。一直以来，人们把这种关系的不当理解作为社会生活中人际关系的标准和筹码，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它的消极影响。

如亲属间的利用职权走后门等等，都与社会法治精神背道而驰，这种行为势必对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破坏，而且在社会上并不鲜见。中国人喜欢讲人情，人情是什么？依我的初浅的理解，人情不外乎两种，一种就是刚才所讲的人情关系，一种则是建立在金钱利益关系上的人际关系。当一种利益直接支配着他们，或者一些世俗的观念支配着他们的时候，往往会让这两种支配超乎法律的界线,对社会的法治道路设下了难以跨越的障碍。

因而，一旦法律参入了人情关系的成分，法治就会受到破坏，人们的法治观念便会淡泊，渐渐减小对法律的畏惧，甚至不尊重法律，视法如无，法治就会失去它的威严与效力。就比如甲与乙的违章行为完全一致，而甲因为有权势通过人情关系受到了轻罚，乙因为找不到人情关系受到了重罚，这是完完全全的人治，是一种倒退。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可能谈及法治，法律成了执法者手中的橡皮泥，而执法者背后就是违法者的猖狂，他想怎么捏就怎么捏。这时法治相对人的行为则处于一种不定状态：轻罚或重罚，取决定因素的是违法者的人情关系的大小，这就可能迫使相关人去跑关系，而最后是否轻罚，就决定于谁的关系好、谁的送礼重，在此没有法律一点事，法律成了一个稻草人，成了一个摆设！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常常与特定身份、地位的人建立人情关系网络，从而使人情与经济、政治、权力等交织在一起而更加复杂化。在诉讼实践中，还存在着许多因为权力关系或人情关系而影响法官公正裁决的“人情案”、“关系案”这严重挑战了法律的权威。所以，要想尽快实现中国的法治建设，人们思想上的转变势在必行的，只有人们能做到都能以法律为权力和义务的准绳，那法治社会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然法律观念的加强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大力工作，尤其是法律观念和知识的普及工作。现在很多公民对法律一无所知，认为法律离自己很远。所以对人们的法律思想工作一定要加大力度。同时，执法人员务必要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一起努力把中国法治道路上的障碍清除，建设一个真正依法治国的国度。

第五篇：农村人情与送礼

农村人情现象分析

——以陕西省旬阳县茨坪村为个案

作者：秦巴蝈蝈

摘要：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礼仪崇尚往来，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在农村，农民历来对人情礼俗看得很重，注重婚丧大事以及其他礼俗上的你来我往，这种纯朴的礼尚往来曾经一直为社会所提倡，然而，现在的农村，人们在人情礼俗上的往来，由过去的讲感情型向讲排场型快速演变。应该看到，目前节日送礼、随份子已逐渐改变了传统意义上交流亲情的目的，其背后蕴涵着复杂的人际关系，增添了更多互相攀比和日益浓厚的功利色彩。尽管中国农民收入连续多年稳步提高，但“人情往来”过程当中愈演愈烈的“人情消费”却让农民大感吃不消。甚至成为农村人经济、家庭、心理甚至是生存上的沉重负担。提倡和引导农村人们树立正确的“人情消费”观念，从经济理性的角度出发合理对待“人情”，是当下急剧升温的与农村普遍生活实际不相符合的高昂“人情消费”的农村人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人情 现状 维系 原因

正文：在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时时处处充满着人情与人情往来，尤其在农村。适度的人情往来能满足人们情感需要、维系和谐的人际关系。随着经济的发展，近年来农村人情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情已不仅仅是作为维系情感的纽带这么简单，人情扮演着越来越多的角色，人情消费也越来越多，越来越重，甚至成为农民沉重的经济负担。目前农村的人情往来状况怎么样？农民的态度如何？农民是否会从经济理性的角度出发放弃金钱维系下的人情呢？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什么是人情，翟学伟认为，人情是一种由“亲情”延伸出来的世情，体现了一种交换关系，是中国人际关系基本模式(人缘、人情和人伦构成的三位一体)的核心[1]。李伟民认为，“‘人情’包含的意义可分为三种：人之情感，所谓喜、怒、哀、乐之类；人与人之间进行社会互动和交往时与对方进行交换的资源(可以是物化、有形的，也可以是非物化、无形的)；人与人交往相处所应遵守的规范准则，即人与人相处之道。”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社会中的‘人情’既是一种社会情感，也是一种可以用于人际交换的资源，是中国人人际互动的纽带和准则。文中所使用的“人情往来”就是在‘人情’定义的基础上衍生而来的，具体是指为了维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进行的情感物质的交换。由于人情与礼物交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情往来往往伴随着礼物的赠送，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人情往来就是通过礼物的交换来实现。

一、关于礼物的研究 马林诺夫斯基开创了研究礼物之流。他从经济交易的角度出发，认为礼物交换是一种互惠性关系。列维-斯特劳特以及萨林斯延续了这一传统，并提出了互惠的三种类型，即一般互惠、均衡互惠和否定性互惠，并且强化了互惠原则的可计算性。关于中国礼物交换的研究，大都是和人际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尤其关于礼物在维持、再造和改变人际关系中的作用。如“关系”、“人情”、“面子”、“权力”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分析框架。杨美惠对中国城市的礼物交换和人际关系做了系统性的研究。

关于礼物交换的动机，我想有很多社会学精英都做过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时过境迁，人情往来也会出现一些新变化。我现在试图通过对陕西省旬阳县红军乡的一个村庄——茨坪村的“人情往来”的具体分析，并初步分析人情在农村生活中的影响及后果，并对“农民能否逃避人情往来”作出进一步分析和思考，期望在此基础上对“人情”理论有一个更充分的认识和了解。

茨坪村位于陕西省旬阳县红军乡，地处偏僻山区，交通不便，经济落后。村庄四周是农田和群山环绕，毗邻的村子都不超过2公里远，现有住户200来户，以传统自给自足耕作农业为主，主要种植水稻，村民收入主要依赖家庭劳力外出打工获得，户均年收入不足两万元。村中青年人几乎都在外务工，基本上处于“空壳”状态，是一个典型的西部农村小村庄。

二、农村人情往来的现状(一)人情往来的基本特点

人情长期以来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社会，对我国传统社会的发展产生过特殊作用，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具有至高的地位，注重情感是人情的文化生命基因。尽管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以自然经济、计划经济为基石的人情节节败退。但在农村，尤其市场经济还不很发达的农村，农民的人情却是以坚如磐石之韧劲死守“农村根据地”，农村人情在市场经济的浸袭下，仍然保有其基本内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村的人情是一个长期的连续的动态过程

中国乡土社会是一个“生于此，长于此，死于此”的社会，生活在农村的人们有着亲密的人际关系，尤其是亲密的血缘关系，共同生活中各人互相依赖的地方是多方面的和长期的，因此在人情往来之间无法一笔一笔地清算。首先，生命仪式等时间的差距决定了人情往来的长期性：这次A家生日，B送礼了，而A家不能马上还礼，必须要等到B家办事的时候，才能还礼；其次，人情的偿还也很忌讳 “即时”，那样会显得很“见外”，交换性质过于直露。所以人情的来与往总是有一个时间差，成为一种“延期交换”，总有一方处于“欠情”状态，并且还债的过程中，礼物的价值总要高于当初收礼时的价值，这种有来有往节节高攀的人情往来就会一直延续下去，使人情成为一个长期的连续过程。在茨坪村，只要某家“办酒席”，大家就会相互告知，以免错过人情，村民中甚至还有村民的“生日薄”，特别是在村民“36、49、60、以及70往上”的生日的时候，总会有人凑份子，于是这些就理所当然成为人情消费的时空载体。有些村民不在老家，还叮嘱邻里，有“喝酒”(即送礼——在本村多半指儿女结婚出嫁时的“喜酒”。但更多的还包括丧失、盖新房、移居新居、生小孩等等等等„„)，的机会一定要记得告知，并想方设法请人代送礼，甚至有的时候一天要赶好几场酒席，生怕错过未来得及还的“人情债”。如此年复一年，通过这种“办酒”和“喝酒”维系着村民间的联系。该村一位村民的话就能很好地对此作出诠释：

‚你生活在这里，就必须得随大流。在农村，谁家没有个事得求人的啊，要是平时不与人联系，求人的时候，谁都不会理你。谁叫你临时抱佛脚啊？！那屋里的（此处是指村里的一家，家里老人多，缺乏劳动能力，没有经济收入，承担不起高昂的‚人情消费‛，没有再参与送礼）现在不送礼，到时候死了都没人抬。在某种意义上，大家也是靠着这种‘办酒’的机会联络情感。平时不‘走动’，一旦有事，你怎么求人，别人都不会理你。‛

2.回礼只增不减

村民也是“经济理性人”，在“办酒”和“喝酒”的时候，也在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人们会在适当的时机“办酒”来收回曾经送出去的人情。而且，人情一旦送出去之后，总希望有点“回报”，这个“回报”就体现在每次送礼的数目上，每次送礼时都会在他人送礼的基础上，稍微加一点。

‚要是别人送了你100元，下回人家有好事，你回100元，一是自己不好意思，二是人家会不高兴，感觉吃了亏，觉得你这个人小气，下次，人家就不来了。所以必须要在原来的基础上加20到一百元才算‘还礼’。‛

在茨坪，村民们一致认为，一个懂人情世故的人应避免将人情往来视为还债。最通常的解决方式就是略增回礼的价值。如茨坪村张某在头一年12月女儿出嫁时，她姐姐送了1000块钱的礼金，第二年4月份她姐姐的儿子娶媳妇儿结婚时，张某送了1500块钱。张某认为，要是只送1000，还不如不去呢。因为这两次往来时间相隔很近，如果处理不好，便让人感觉你在还债。笔者曾经问自己因为“还礼”而为难的父亲，为什么不定个大致的标准？没有标准怎么知道回多少礼啊？父亲的回答是：

‚各家之间的人情厚薄不一样，怎么定统一的标准啊？要说完全没标准也不是。其实还是有潜规则的：看人家怎么送给你，反正比他来的稍微多一点就是了。少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了，谁愿意做亏本的生意啊，何况吃亏也是一回，下回人家不和你来往了。你下回出去见着人家你回无地自容的。

3.人情圈较为固定

所谓人情圈是指与某一农民家庭有人情往来的家庭的总称。之所以称之为“圈”，一是因为它有相对固定的边界，哪几种关系可以被纳入人情圈，是有讲究的，一般是以一个家庭为中心，按照血缘关系由近及远向外推。就如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即以“已”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2]26。很明显，差序格局在中国农村的人情圈中依然灵验，中国农村的人情圈是一个“熟人”社会，较为固定，一般都是包括姻亲、血亲，父方亲戚、母方亲戚。当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交通通迅事业的进步，现在部分年青人已越出亲属关系建立了新的私人网络。对他们而言，除了既有的亲属关系外，朋友、同学、同事也随其交际的拓展而纳入人情圈，趋向扩大之势。

‚我总不能不和老丈人、小舅子、小姨子他们来往吧？他们生日什么的，他们的子女结婚、生子之类的，我要是不送礼能行吗？下次怎么见面啊？再说，我老婆还不跟我闹翻天去！送少了还不行呐！我父母、兄弟姐妹能不送礼吗？父母都还活着，老舅舅、舅妈要是过生日，我敢不去呀？我父母还不把我骂死去！这些都是至亲啊，不和他们来往还和谁来往，别人背地里还会说你这个人出卖了老祖宗，六亲不认了！有时候要托人办个事什么的，得靠朋友，朋友怎么来呀？不靠平时联络，临时抱佛脚，谁理你？事办完了，就不来往了，人家会说你这个人瞎眼，不值得帮。还有，现在经常去外地打工，交往的人也多了，一起打工的朋友，在外面玩得好的，大家都玩熟了，有什么好事，邀请你，你能不去吗？‛

4.人情往来的互惠性与不均衡性

“互惠原则”仍然作为一个抽象原则存在于中国农村人情往来中。在茨坪村，每一家族中都会有一本“人情簿”，记载家里每次办酒席时，亲朋好友、街坊邻居所送的礼钱数目，诸如“XXX壹佰元整”、“XXX伍拾元整”等，“还有XXX被套一床、茶几一个这和人民币三百元整”。当某家办酒席时，便拿“人情簿”看看是否与此人有人情来往，如有则按原有金额并根据当前送礼钱的上涨情况，送礼钱到对方家。“人情簿”还要传递——当老人去世后，“人情簿”就交给下一代，让下一代继续未完的人情往来。由此可见，人情往来的双方是按照一定的原则在进行人情交换，即互惠原则——村民们本着“有来有去”亦即“礼尚往来”的朴素观念，通过送人情传递感情，维系并巩固着既有的亲属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但这种互惠性并不是绝对的，由于权力和权威的渗入，许多人情往来已不再是均衡的，即“否定性互惠”——一方收到人情却不履行回偿的义务，而是在合适的时候利用职权为送礼者的工作或升迁等提供机会，也就是单向送礼。单向送礼在严塘村主要有三种形式：村民向干部送礼；低层干部送给上级；村民送给城里的亲戚。这种非对称性人情往来增加人情的功利性，工具理性越来越明显。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陕西农村人情往来的新变化

虽然农村人情依然保持着其基本的特点，但市场经济的风吹雨打还是使农村人情发生了某些变化。在茨坪村，现在人情状况与以前相比的变化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人情单次消费金额不断上升，送礼名目不断增多

以农村婚宴礼金为例，20世纪80年代2~20元，90年代上涨到50~100元，而今，200元不算多，关系亲密的亲戚朋友所送礼金高达1000~5000元。压岁钱也从过去的5元上升到现在的100~500元不等。家庭富裕的甚至达上千块之高。不仅礼金大幅度上涨，送礼名目也逐年增多：20世纪90年代，只在逢年过节、红白喜事才会送礼，现在，除了这些基本的场合外，参军升学、生日满月、工作调动、职务升迁、甚至连购买车辆、家用电器都要有所表示。特别是春节期间，压岁钱、红包、拜年用的烟酒糖等等五花八门的人情消费让农民苦不堪言。人情单次消费金额的上升，送礼名目的增多，使农民人情消费总额迅速猛长，农民明显感觉到人情负担的加重。很多村民认为，人情消费已成为他们的经济负担。

2.人情消费的数量越来越多，占居民总支出比例上升

在茨坪村，近些年来，人情消费占总支出的比例是越来越大了。对村民们来说，“办酒”也是一种仪式，是一种显示财富、势力、地位的形式。所以一旦有机会，一定要办得够面子。为了办得体面，有面子，农村办红白喜事的规模越来越大，过去，只是请亲朋好友聚一聚，而现在为了显示热闹，能请的人都请，全村的人都可参加。同时，宴席场面也越来越大，由过去的两三桌扩大到现在几十桌，在比较富裕的家庭四五十桌也不足为怪。酒席的菜单也越来越奢侈，一桌酒席价格从几百到几千都有，很多高档酒也出现在农村的酒桌上。一次酒席下来，要好几千，甚至上万。严塘村村民说，过去一次丧事只需两三千，现在已近两万，越阔绰，似乎就越能显示孝顺，在村里就越有面子，铺张浪费很严重。酒席办得越贵，村民们送的礼也就不能太寒碜，用村民的话说是“总不能让人家亏本”。而且现在，请客送礼名目也多，总的支出也就多了。茨坪村属于一个中下等发展水平的村子，但许多人仍为人情所攀比：一年中人情支出最少的一千元，多的竟达万元，甚至有些经济困难的家庭因人情而大借外债。此种状况，由茨坪村村民A从2002年到2009年间人情支出的情况(表1)可见一斑。

表一 村民A经济往来记录 2002——20009年

年份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3.人情往来的功利性明显增强

随着市场经济的渗入与发展，“情感”型人情逐渐退居次席，“工具目的”型比例不断上升。日常生活中的人情，最初是建立在血缘、亲缘基础上的，这种情感也是人们发自内心的真挚感情。人们之间相互走动就是为了联络彼此感情，增进了解，表达自己对他人的良好祝福。而处于转型期的乡村社会，农民交往范围不断扩大，交往方式多元化，人们的交往变面广，对象相对拓宽，但交往的深度却持续弱化，感情也随之转淡，甚至人与人之间呈现出“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景象。交往双方的真情实意更多地被表面的虚伪与客套所代替，乃至把感情商品化。有人以“人情交往”为藉口，把“礼”与钱财划等号，把钱财置于感情、友情之上。甚至还有人把这种“初级化”关系往来的方式推广到“次级”社会组织交往中去。同乡之间、村干部与群众之间、村与村之间都要以“礼”往来，否则就会被误解为不通“人情”，就会逐渐被人淡漠。“在农村，不请客不送礼很难办成事”，这是走访中不少村民的感叹。人情往来成为一些人借以办事敛财的工具，农民在感受到物质生活提高的同时又感到生活质量的下降及社会风气的日益污浊。

三、人情维系的原因

人情往来只是一种形式，人们追求的是人情往来所凝聚的感情及其所创造的关系与关系网络的培养。既然人情负担已不堪忍受，农民为什么还要无休无止地赶人情？

(一)人情往来是农民获取社会资本的最便利方式

农村人情往来是构建社会关系网络、获得社会资本的一种方式。人情关系的中止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人际关系的中止。农民文化水平低，获取资源的途径也很少，农民个体的生产、生活等保障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其家庭和人情交往的“圈子”。所以，农民就会千方百计寻找

日常消年收入

费品 7050 8700 9200 14000 14500 19500 21000 25000

1400 1500 1700 1850 1600 2050 2800 3300

农业 生产 1200 1300 1100 800 0 0 0 0

教育 支出 1500 1500 1800 2000 12000 12000 11000 15000

人情消费

人情

占收入比

花销

重

800 11.35% 1100 12.64% 1250 13.59% 2050 14.64% 2180 15.03% 2950 15.13% 3250 15.48% 3960 15.84% 机会建立和维持更广阔的人际圈，扩大交际范围，结交更多的“关系”。而建立这种“关系”的方式就是“人情往来”。建立在人情往来基础上的人际关系在为人们转移经济危机、政治与社会风险提供了支持，为人们能顺利适应社会提供了方便。譬如提供工作职位、交换信息等。如在农村尤为常见的是农民间的日常互助。

农村对其关系网络的严重依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的需要。在农忙时节，劳动强度高，季节性强，这时相互帮助是非常重要的。除了这些人人皆需的常规性互助场合，如果农民要做生意或从事种小麦、玉米、水稻等劳动密集型、规模较大的作物生产时，则要请更多帮手，这时候的互助尤显重要。盖房子也需要帮工。那些没有众多人情关系的农民，有时候会遇到巨大的困难。近年来，虽然把建房承包给专业建筑队已成为解决盖房子问题的一个有效办法，但这只适用于房子的主架，仍有许多其他工作要靠帮工完成。

“如果你不顾面子，硬是不送礼，你就会断了很多人情，会少很多朋友，像建房子、农忙时得请人，你在村里的名声不好，是很难请到帮手的，到那时真的是寸步难行。所以，就算你再困难，经济再拮据，轮到赶人情时，借钱都得把人情送上。人情是不等人的。像一些缺乏劳动力的家庭，尤其需要亲朋好友及邻居的帮忙，人情往来就更不能随随便便了。”

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中，相互借贷资金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这时候，拥有关系好而又比较富有的亲友就显得格外重要，因为村民们很少向银行贷款，他们认为银行的利息太高，而且不容易贷到手。特别是在只是暂时性资金缺乏时或所需资金不多时，亲戚朋友之间在资金上的互助，就显得格外重要。可见，人情往来在农民生活中承担了无可代替的作用，农民需要它，纵使已负荷重重，亦无法从无休无止的人情往来中抽离出来。

总之，在一个关系紧密的乡村社会，私人网络在许多情况下比物质或金钱更珍贵；互助的需要强化了人情往来的习俗和人际关系的培养。

(二)道德约束的影响

农村的人情往来是一种典型的农村传统文化，村民受文化惯性的影响，潜意识里会自觉地遵守它，缺乏巨大的变革动力，尽管它已变质。农民受道德义务的约束，不会轻易终止人情关系的往来。在农民们看来，赶人情是义务而非权利，无钱履行这一义务会觉得很羞愧。如果没有理由地中止这种人情关系，便会受到诸如“不懂人情世故”等言论的非议和村民们的蔑视，就会受到亲朋好友和左邻右舍的指指点点，在自己本来的交际圈里失去地位而导致孤立无援。“生在农村，这是没办法的事，亲戚办酒席时你就得送，不送的话，你在人前就再会没面子了，况且，你请酒席时人家送过了，人家办酒席时，你却不送，这怎么好意思啊，别人会说你这个人小气，不通人情，不懂道理，不会做人。” 一方在某次人情场合如果没有表达应有的人情，而事后又没有做出补偿，就会导致双方人情往来的中断。而这个后果还很有可能引起连锁反应。农村邻里信息传播很快，该家庭的逃礼行为很快会被更多的人知道，与该户有往来关系的其他农户一般也会调低对该户还礼的预期，从而导致该户的“人情口碑”迅速下降，成为“不重视情礼的人”，久而久之，该户人情圈将大大缩小，社会融入度、认可度大为降低。因此，农民惟有尽量避免逃礼，甚至尽可能避免减少出礼的金额。另外，面子在人情往来中也占有重要地位。摆酒请的人多意味着认识的人多，越多越有面子，摆酒也就成了相互攀比、满足虚荣心的途径。于是请来请去，接踵而至的请柬弄得人们疲于应付，勒紧裤带过日子。当某家操办丧事时，有些人参加葬礼只是为了在朋友中维护自己的形象，让朋友不至责备他，轻视他，只是为了履行道德义务，维护自己的面子，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表示哀悼。道德义务的参与更使农民陷入其中而无法摆脱人情交换。

四、引导农村文明人情往来的对策

人情礼往之初，是为帮助单个家庭应对娶妻生子、安葬亲人等大事，各家捐献出物资、人力的一种互助互济行为。但是，人情礼往逐渐由自愿的支出行为变成一种负担和无奈，催生出若干人情往来的误区进一步加重人情负担，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精神生活上，都给农民带来了很大的困扰，亟待矫正，需要通过各方面努力，还原农村人情的本来面目。

1.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

农民之所以陷入这种无止境的人情往来，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农民需要人情往来带来的人际关系网络帮助自己脱离生活、生产困境，而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政府对农村公共设施应进行改革，建立与完善农村服务体系，改进农村公共管理，为农民创造不过分依赖私人关系的客观条件。如加大对农村的投资，完善农村医疗制度、奖励制度、就业政策以及优惠政策等；拓宽农民集资渠道，充分发挥好农村信用社的作用；加快农村信用社的建设与完善，简化农村借贷款手续，并提供多种优惠政策，丰富可供农民选择的集资类型，改变农民一有问题只能求助于私人人情关系的现状。

2.加强农村的廉政建设

村干部及党员是改革的带头人，首先要严于律已，发挥好表率作用。应制定政府干部廉政政策，严令禁止干部摆酒宴收一些“关系”人情。在农村，与农民生活最密切的村干部往往是“人情风”的来源。村干部大摆人情宴，相互赠送大笔礼金，农民在无形之中就会被这种不正之风感染，以村干部作参考对象，用超出自己负荷的资金去大摆酒席。农民尽管不情愿，又都在无奈中趋之若鹜，谁也不愿意从自己做起改变这种风气。所以，村干部应首先从自己做起，不收礼、不请客，走在农村改革的前沿，还原农村人情的纯朴之风。

3.改革农村的人情风俗习惯，树立正确的人情消费观

通过各种媒体的宣传，简化风俗仪式、缩小规模，宣传大办人情的危害，逐步改变大操大办的人情风俗。如民间组织的介入可能比政府更适合这项工作。政府应提供相应的资金、人员、社会资源等帮助。民间组织则开展广泛的调查访问，详细了解农民的现状和需求，询问他们的意见，在此基础上制定合理的人情消费的标准——随礼的规模和收送的范围等，借助媒体和基层政权的帮助广泛宣传，可以选择婚丧嫁娶的主办者为突破口。另外，简化风俗仪式也很重要，人情债不只体现在金钱的繁重负担上，还要浪费大量时间——在茨坪村，结婚所费时间一般要三天，丧事少则三五天，多则六七天，而其中一些仪式封建成分居多。因此，化解人情债，也应重视将不合时宜的风俗仪式进行简化、取消，从风俗仪式、送礼金额等方面树立合理的人情风俗习惯。

参考文献：

[1]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P80-86； [2]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

[3]黄玉琴．礼物、生命仪礼和人情圈——以徐家村为例，社会学研究，2002年 P88-101； [4]朱晓莹．“人情”的泛化及其负功能——对苏北一农户人情消费的个案分析。2003年，P28-30；

[5]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情理社会中的社会交换方式。社会学研究，2004年。P48-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