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再祭读后感

第一篇：甲申再祭读后感

甲申再祭读后感

甲申再祭读后感

刘亚洲将军武艺如何，是使青龙偃月刀，还是一杆红缨枪，能徒手打杀老虎，还是能一枪打杀兔子，这些我都不晓得。不过，我看了他大作《甲申再祭》，知道他是个才华横溢、妙笔生花的大作家。具有浓厚的爱国情操和忧患意识，思维极其活跃，甚至天马行空，叙述亦充满激情，闪光的警句到处都是，比如“要想生存，就是要把自己的真面目包起来。”通俗易懂的比喻也随处可见。“崇祯把房间打扫干净，李自成把床铺好，张献忠替人家宽衣解带，最后多尔衮兴冲冲地云雨巫山。”像这种天才式的比喻不是寻常的写手能写出来的，我不禁拍案叫绝。

《甲申再祭》情绪饱满、一气呵成，它的结构也不错，所举事例表面上似乎散乱的珍珠，其实都服从他所想表达的

主题与抒情。文字夹叙夹议，在叙述历史的同时，也充分表达了见解。而且叙述心态非常潇洒、相对自由，没有言不由衷，王顾左右的毛病。他的心灵的确没有文字狱的阴影，他的肉身也显然脱离了锦衣卫的掌控。

最让我钦佩的是，狂放的叙述中，他不经意说出真相，就是明末清初四大天王之间的争斗，不过是一场春秋无义战。另外，将军不仅认识到中国政治体制中的弊端，而且对中国的国民性有着入木三分的整体了解。他知道李自成的军队为何兵败如山倒，国民党的士兵为何争先恐后出卖长官。还有扬州百姓为何在暴力面前顽强地坚持不抵抗，以及扬州女子为何涂脂抹粉献身鞑子，年老色衰，仍偷生于白山黑水……如果说有啥不明白，他好像不明白八旗清兵为何愿意为几个菜肉包子而不珍惜生命。

作为体制中的刘将军，如果他是个安于现状的官僚，他满可以养尊处优，过着荣华富贵的日子。学习学习邓小平

理论，戴戴三只手表，掌握掌握停电时保鲜冰箱中食物的技术，一晃四分之一的世纪过去了，到了退休年龄，解甲归田，托托鸟笼，泡泡茶馆，待上帝召唤，就安安稳稳躺进八宝山。他即使游手好闲，哪怕骄奢淫逸，凭他的出身及背景，不消几年就可以从中将升为大将，弄得不巧还是个元帅。而他这样的锋芒毕露，忧国忧民，驰骋于危险的楚河汉界，好像有点犯不着。当我以羡慕惋惜的口吻，以上述观点议论刘将军当出头椽子的成本时，一个研究哲学的朋友说，中将以及国家主席的女婿的名份，在常人眼里都是命运恩赐的，人们只会羡慕，而不会心底敬重。就像金日成的儿子，哪怕是个斗鸡眼，总有一天也会成为元首一样。功名利禄均是过眼烟云，只有满腹的珠玑和天才的大脑才是自己的。历史不会记载皇亲国戚和庸庸碌碌的中将，它只会记住凭自己的本事而有所成就的人。《甲申再祭》到处都是将军的个性印记，它是刘亚洲自我价值的体现，它充

分表达了一个不甘寂寞的、具有英雄情结的将级军官的强国梦。

刘将军欣赏清兵不满足关外的幸福生活，而去侵犯邻居，证明他内心喜欢做强国梦，至少喜欢打仗。这个强国梦，或许是包括刘将军在内的大多数军官的职业病，好像非要打仗，才能证明他们存在的合理性。这也难怪，的确很长时间没打仗了，打了老山一仗，广场一仗，他们至今下岗待业，手里痒痒的，嘴里干渴得冒烟，就像李自成初上阵的战马。我所说的下岗待业，不是指没有薪饷，而是说有了生殖器，除了小便，老是不给它们机会似的。

强国梦，其实缺乏可行性、操作性，而且有点胡言乱语。有什么根据说：“二十一世纪，中国如果能够得到一个完整的百年和平来进行现代化建设，中国肯定将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谁恩赐你百年和平，你有没有付保护费？难道人家一百年躺着不动，就是为了等着你赶上来。

要知道我国不仅武器落后，而且缺乏具有勇士气质的兵源。一个抵五个匈奴人的勇士，早已远去，汉将军李广的战士也成草原白骨。刘将军也晓得一个平时害怕衙役的奴隶是没法上阵打仗的。再说，谁上阵呢？保家卫国的口号有没有用，要不要麻烦石壕吏夜半再捉人？大家知道，近几年工农大众其实每天都在战斗，都在为下岗失业、还有住房的安危、孩子的教育费而操劳，空余时间，他们不是吃四角钱的袋装黄酒、打牌搓麻将，便是妒忌权贵富人的灯红酒绿，以及别墅和大量的存款。这些斤斤计较于蝇头小利的草根，只关心柴米油盐，早丧失了刘将军所具有的雄心壮志。能怪他们吗？他们毕竟是奴隶的子孙，满清一统，拖着长辫子的中国人的后裔，哪个不是奴隶的子孙！我看，这样的草根不符合刘将军的征兵条件。现在，他们的子弟，不是在寻找工作的路上，就是每月拿几百元钱，在某个南方外资工厂打工。生活艰难呵！

在我印象里，古代均是将军身先士卒拍马上阵，然后喽罗一哄而上。吴起甚至像庄稼人爱惜牲口那样，跟伤兵肉体亲密接触。现代的作战史好像都是工农子弟，端着步枪，直冲到敌人的壕沟前面。而那些将军老爷们则躲在防空洞里抽着雪茄红中华，打打电话，用红蓝铅笔在地图上划划涂涂，进行着遥控指挥。当然，他们晚上偶尔也要给睡着的战士盖盖被子。

世上所有的强国都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邓小平、江泽民了解中国的实际国力，才内敛谦卑，对强国和颜悦色、敬烟倒茶。再者，放弃强国梦，满足于不受侵犯，中国其实十分安全。何况，我们有原子弹，还有核潜艇，何况，正如王力雄所说的，我们没有让人眼红的资源，吸引人家来抢劫。十三亿人口是个包袱，谁夺这块地盘，都像湿手碰上了干面粉。养活对付这些人都难呵！事实上，现实生活中，我也没看见某个家徒四壁的穷人将自己的寒舍防守得犹

如碉堡。一旦筑了碉堡，不明真相者，会以为穷汉是个隐藏的亿万富翁，反而会遭到杀身之祸。

如果正视现实，其实我们非常脆弱，国内的阶级关系、利益分配没有理顺；金融千疮百孔，股民挣扎于破产的边缘；掌权的组织自拉自唱，如同孤家寡人，民主党派拿着干薪，都在袖手旁观；沿海建设得如此完美，长江大桥、东方明珠，也经不起人家的导弹，还有那长江三峡，做个轰炸攻击的姿态，我们就寝食难安了。

我国的防卫武器，除了原子弹、核潜艇，愚认为，还有庞大的人口。(京ICP备13016261号-1)谁想跟我们过不去，就滥发护照，大量输送人口往境外，看看有哪个敌对国家和它的帮凶吃得消。十三亿只蝗虫黑压压的，遮天蔽日，每只吃一滴水、一粒粮，穿一寸衣，一双鞋，就不知道耗费地球多少资源。历史证明，中国就是凭蝗虫般的人口立于不败之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说到这儿，我想说出内心的担忧，现在文人还可以说几句话，至多监控、吃几年官司，一旦为了实现强国梦，说不定军人动粗，将多嘴多舌的文人装进麻袋，从飞机上扔进太平洋。

耿直智慧的王怡担心军人干政和军国主义的复活，自有他的道理。我也有以上的担忧，可是想到最后，我却不担忧了，觉得朱学渊的观点也有几分道理。所谓的强国梦，在中国并没有生长的土壤。战争总要有人买单，也要有人愿意打仗，而今国贫民穷，识几个字的草民也明白自己的命运：和平时期贡献税金，战争时期奉献鲜血，倒霉的，还要像老山前线的战士那样丧失两条腿儿、一条性命。想到这点，草民肯定跟统治者同床异梦，心怀二心。而那些生活优裕、被办公室消蚀了意志的公务员，恐怕绳捆索绑，也不愿意上战场（其实他们应该上战场，旱涝保丰收，拿这么多钱，不上战场也说不过去）。知识分子也知道：强国梦很难实现，秦朝元朝是

个例子，苏联德国是个例子。估计他们思前想后，也不会投笔从戎，跟随将军去建功立业。

我认为，强国梦只是部份人的一厢情愿，这跟老百姓不搭界。强不强，反正一日三餐，晚上一张床。将军的豪言壮语，有可能只是恐吓远近的强国，就像我们赌友所说的：梭哈偷鸡。纸上谈兵式的强国梦，也许只是军队证明自己存在的营销策划。它没危害，只会让网络更热闹，电信部门赚钱更写意。当然，尽管对强国梦有异议，我仍喜欢听另类的声音，尤其是体制中另类的声音。因此喜欢刘亚洲，希望他的愿望能实现，只要我的家族，呵呵，不上战场。

第二篇：《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

守成——读《甲申三百年祭》后感

今天在忙完了2012级新生开学典礼的事情后，接着读完了由董事长作序并希冀传阅的《甲申三百年祭》。初读此文，首先被海航创业先辈们的心怀忧患和以史为鉴的历史观所感染，不禁让我这个初入海航的新人多了一份对集团厚重的人文情怀的认知和感动。

郭沫若先生的学识和为人是确信的，他在新中国还未成立的时候写下此文，适值抗日战争接近尾声，内战一触即发的时候，国民党的统治恰似明末一般，官贪吏奢，天灾频至，三大家族把控国家政治经济，军纪散漫、饥民遍野。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奋起反抗，按照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针，组织发动广大底层农民、工人起来革国民党的命，从最初被贬称为“共匪”到承认共产党的政治地位，有着或多或少与闯王抗明相似的地方。在日本投降迫近的时候，郭老的这篇文章表现了他对当时形势的担忧，也算是对共产党人的一种劝勉。

读完《甲申三百年祭》，深感创业的艰辛，李自成在陕西随高迎祥起义，只是一名普通的兵卒，最初也没有多少成就，流窜于河南、湖北等地，一朝创业举起义旗再无回头躬耕之理，当是时，他占有天时地利，独缺人和，直到他碰到李岩、牛、宋、刘宗敏等一干人才，引贤纳士，广听善言，恰如其 1

分的运用宣传政策，一句“十八孩儿兑上座”，一句“闯王来了不纳粮”从天命和现实两个层面奠定了群众基础。至此，闯王才算初步站稳了脚跟，很快他就席卷陕西，攻入北京，逼死崇祯，登极称帝了。历时14年，其中的酸苦可能只有他自己最清楚，所以在进入北京以后，他的行事作风并未有所改变，依然是箭衣骑射，朴素不减。

创业不易，守成更难。俗话说“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短命的大顺朝仅仅存在了43天，可悲可叹，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农民领导的群众起义夺取政权的斗争就这样落下了帷幕，究其原因，历史教科书上常说是因为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但不可否认的和领导者的性格与领导集体的智慧和施政方针有着密切的关系。郭老认为，李自成并非刚愎自用之人，对自己也是严格要求，一切过错都被推到牛、刘二人身上，然李自成自崇祯九年主政以来，个人威望和势力应该是无人能敌的，进京以后其个人虽宽仁爱民、体恤下情，但放任武官杀人，文官设典，外患未除而内忧渐起。不听诤言而放任自流，守成之基不稳而执政之才无备，领导集体对形势的判断失误而导致最后的覆灭。

通常崇祯帝被定义为一个悲剧的角色，郭老通过分析给我们指出，他更多的应该被定义为一个“要誉”（邀誉）之人，他屡下《罪己诏》而不行善政，每言爱民而不思赈饥，自减御膳而皇库充盈，“作秀”的表现一时可蒙蔽人眼，长此以往，言行不一必成颓势。以此为鉴不可不察海航守则之

“待人以至诚为基石”这是处事的不变之基。

天，果佑善人乎？郭老贬牛、刘而独尊李岩，然李岩亦无善终，看似善人并无天佑，个人愚见这只是片面之辞，遍读全文，郭老并非春秋笔法，更多的是演义文章，所依《剿闯小史》等文均为稗官野史，所选正史仅做辅证。如是所言，李岩之高妙的宣传手法确实给闯王的部队带来了奇迹般的胜利，但人无完人，他本人亦曾杀人等等。天佑者，其实苍生百姓，政权更迭虽不改封建专制，但人民生活渐次从水深火热中有所缓解，天，果佑善人！

段 俊 章

2012月9月6日

第三篇：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

（一）今年是中国农历甲申年。60年前同是甲申年的1944年3月，郭沫若同志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了著名的史论著作《甲申三百年祭》。这篇名著虽然已经发表60年了，而且当时与现在的国情也不相同，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事业的今天，重学郭沫若同志这篇大作，深受教育和启发。

郭沫若同志在《甲申三百年祭》中，通过纪念明朝灭亡三百周年、总结明朝灭亡的原因，并叙述李自成领导的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在攻入北京，推翻明朝政权，成立大顺朝政权后，由于首领腐化并发生内部宗派斗争，以致陷于失败的过程和教训。

公元一**四年的甲申年，是明朝灭亡之年。历史上统治中国二百六十余年的明王朝，由于是反人民的地主阶级封建统治，与历代封建王朝一样，摆脱不了由强盛─衰落─灭亡的社会发展规律。明崇祯帝虽然不是一个完全昏庸无能、而是“很想有为”的执政者，但由于明朝统治至他执政的时期，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已经很衰落。加上他用人不当，依赖宦官，听信奸佞，处理国家事务政令朝三暮四，轻信妄断，政治已腐败不堪。又年年遍地都灾害严重，灾民得不到官府的救济，民不聊生，以李自成领导的太平军等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内扰又外患，清兵大肆入侵，“东北的边患已养成”，政局岌岌可危。在内外交困、四面楚歌之下，明末代皇帝祯在北京煤山自吊身亡，宣告明王朝的灭亡。明朝灭亡的教训是：政权腐败，失去民心。

李自成率领的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在揭竿起义时，高举“分田地、均贫富”代表农民利益的旗帜，得到广大农民和灾民的拥护，取得了推翻明王朝的统治、成立大顺王朝的胜利。李自成“本不是刚愎自用的人”，主政之初，“很能纳人善言”，采取“民主式的合议制”，推行民主政治。但他后来犯了与崇祯同样的错误，用人不当，轻信妄断。不采纳李岩的谏言，以高爵厚禄使吴三桂归顺。在防吴三桂叛变和清兵侵袭战略上，又调兵遣将不当，导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危及大顺朝的政权。同时，政纪军纪不严，政权逐渐腐败，以牛金星为代表的一大批高官权贵，忘记了代表农民利益而取得胜利之道，不关心人民疾苦，巧取毫夺，欺压百姓，过着腐化糜烂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生活，逐渐失去人民的支持，导致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最终走向失败。“闯王”李自成领导的农民革命运动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也是政权腐败，失去民心。

因政权腐败、失去民心而导致亡党亡国的教训，在古今中外史上并不少见。在世界现代史上，苏共的解散（亡党）和苏联的解体（亡国）就是一个典型的史实。

列宁缔造的布尔什维克党（苏共的前身），代表俄罗斯工农群众的利益，在广大人民群众和革命士兵的支持、参与下，发动举世闻名的“十月革命”，不到一年时间就推翻了沙俄王朝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逝世后，从斯大林专制时代开始，苏共历届领导集团逐步成了特权阶层。在政治上，权力高度集中，实行个人专制和官僚集团统治，严重损害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在人事制度上，实行任人惟亲、提拔亲信、排斥异已的组织路线，导致大批庸人进入各级领导层，领导无能、治国无方，逐渐失去人民的信任；在生活上，苏共干部享受的特殊待遇与民众的差别越来越大，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领导集团越来越脱离群众，从“人民的公仆”蜕变为损害人民利益的官僚特权阶层。后期又与美国搞军备竞赛，并派兵入侵阿富汗打了整整10年而得不到丝毫利益的不义战争，使苏联经济和人民生活雪上加霜，引起民众的强烈不满。使由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建立起来的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随着人民群众积怨和不满的不断加深，最终导致了苏联解体和苏共解散，亡党亡国的悲剧。苏联解体、苏共解散的最根本原因也是在于苏共领导集团严重脱离群众，攫取了不受监督的无限权力，以及腐败严重，占有了巨额财富而失去民心。

从新中国成立近55年的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国家政权是牢固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会犯崇祯、李自成和苏共同样的错误，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自遵义会议上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领导地位以来，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深刻吸取国内外的经验教训，高度重视密切联系群众问题和反腐败斗争问题。在革命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确立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的群众路线，同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相连的紧密关系。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新中国。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中国共产党坚持正确的群众路线，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执政为民的权力观，克服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和挫折，拨乱反正，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有目共睹的丰硕成果，使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高。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历史得出的结论和经验教训。政权腐败必定会失民心，进而失天下。中国共产党通过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研究和分析，得出了“党风问题、党同群众联系问题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的真理。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领导核心的三代党中央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本届党中央，都十分重视密切联系群众和反腐败斗争问题。

一九四四年三月郭沫若同志《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后，毛泽东同志就号召全党学习这篇著名史论，并告诫全党“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在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村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再次提醒全党，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离开西柏坡，动身前往北平。临行前，毛泽东同志对周围的人说：“同志们，我们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今天是进京”赶考“……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他老人家这席话真是语重心长，代表党中央对密切联系群众和反腐败斗争下定了决心和信心。

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

江泽民同志反复指出：“我们党对反腐败问题，一直是重视的。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反腐败斗争，是我们的重要方针。”、“实践证明，加强党风和廉政建设，进行反腐败斗争，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实践也证明，中央关于反腐败斗争的决策是正确的。”、“党只有坚决清除消极腐败现象，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已作为中国共产党治党和治国的重要方略，分别载入党章和宪法。

党的十六大召开后不久，胡锦涛总书记和中央书记处的领导同志就到西柏坡学习考察，重温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两个务必”的重要论断，要求全党同志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在新形势下坚持做到“两个务必”，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并多次告诫全党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要“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要始终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各级干部要自觉接受监督，绝不脱离群众，绝不贪图安逸，绝不以权谋私。”在中纪委三次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号召全党要“大力弘扬求真务实之风，继续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切实搞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加强党同群众的联系，党中央近期先后颁布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使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进一步完善。在查处腐败大案要案上，党中央一贯是动真格，对各种腐败分子决不心慈手软，严肃查处，自建国以来，先后惩办了刘青山、张子善、陈希同、王宝森、胡长清、成克杰等一批贫官污吏，纯洁了干部队伍，振奋了党心民心，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依纪依法惩治腐败、加强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决心。

中国共产党深入、持久、扎实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有效地避免了我党犯上李自成和苏共同样的错误。但这不等于我党的党风问题、党同群众联系问题已彻底解决、大功告成，中国共产党已经绝对不会亡党、亡国了。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由于受国内外错综复杂形势的影响，腐败现象的滋生源广泛存在，有些腐败现象尚未得到有效地遏制，有些领域的腐败问题还相当严重（如金融、建筑、交通等领域），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复杂、艰巨。我们对此决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按照中央的部署，坚持不懈地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每个劳动者尤其是党员、干部都应该从我做起，在本职岗位上勤政、()廉政，遵纪守法，密切联系群众，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在成绩面前要戒骄戒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要牢固树立“腐败不除，党心民心不稳，国无宁日”的观念，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断推向前进。我坚信，在高度确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建党学说和执政理念、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的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下，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原则，坚持不懈地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通过全党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不继巩固和发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成果，不断巩固和发展由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建立起来的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确保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江山万万年。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

（二）郭沫若在1944年3月19日的重庆《新华日报》上连载《甲申三百年祭》。历史背景是抗日战争已转入战略反攻。而郭沫若的好朋友周恩来在延安整风运动中饱受打击。郭沫若精心写作此文，以李岩比喻周恩来，目的提醒毛泽东，保护周恩来。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非常重视，毛泽东也多次指出从李自成起义的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该文在延安各解放区作为中国共产党整风的文件之一，产生很大的影响。

当时的300年前甲申年，也就是1644年，中国历史的两个王朝覆灭。朱明王朝的覆灭是历史的必然；但是李自成领导的农民政权大顺王朝在取得全面胜利的情况下，刚刚建立就宣告败亡。这段历史对每一个政党和从事政治斗争的人，都是需要重视的前车之鉴。

《甲申三百年祭》，能提醒我们正确对待权力、名利、地位等问题。引申到公司来说，如何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努力奋斗的意志，清醒的学习态度，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丢掉当前的成果。

感觉目前这些离我们还有些距离。公司还没有大到临界的状态。但是公司快速发展，需要做一些大的布局。而这一定涉及新的人员变动和资源投入。公司的内外部布局；未来的市场状况，下一步的增长点，市场份额，开发，渠道，营销，服务等环节的问题在哪里？领导者要有大数据思想，要为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在某些方面加大投入还是拓展新的渠道或者开发新的项目。而这需要投入人力和资源去落实。为了实现方向，现有的人谁可以胜任？配套什么职位和资源？需要什么样的人员引进。而现有的项目中需要做评估和调整。哪些是见效快的，足已支持公司的扩张。见效慢的，需要长期的项目推进。哪些是在浪费公司资源。那些必须纠正，那些可以容忍。

作为公司的一员，我们要伴随着公司的成长而成长。学会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在解决一个困难，挑战，到达一个高度后，能够不断突破，继续创新。学习在上一个阶层看问题，在下一阶层做事情。能够看清自己的方向，坚定去摸索创新的路径。

互联网企业更新换代更符合行业的颠覆的规律。昔日的巨头如今也在苦苦挣扎。我们抓住事情的本质，尝试不断的创新。在趋势的变革中，只有接近目标的实质的事物才不会被淘汰。而创新的思维和行动力，对每个人又都是公平的。坚信自己也会是明天的大牛，何必惧怕离开那个自己认为的舒适圈呢！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

（三）1944年的暮春时节，郭沫若在重庆发表了他的历史散文《甲申三百年祭》。选择这个时间是意味深长的，因为正是在1644年的暮春时节，闯王李自成杀进了北京、崇祯皇帝吊死煤山、立国276年的明朝灭亡了。所以《甲申三百年祭》的第一句话便是：“今年是明朝灭亡的第三百周年纪念了”。

文章立刻引起了远在延安的毛泽东的注意，他将其列为整风文件，并多次号召全党认真学习。《甲申三百年祭》因此而扬名，但人们也因此形成了这样一个固定印象：文章主要是在总结农民起义军因为骄傲而失败的教训。

前段时间重读《甲申三百年祭》，我却有了一点新的感悟：文章不仅总结了李自成的教训，实际上更是如作者开宗明义所说的那样，是在总结明亡的教训。

明亡的教训现在看起来，也还让人不胜唏嘘。崇祯登基后的明王朝可以说是风雨飘摇，内忧外患。外有努尔哈赤的后金虎视眈眈，内则是连年的旱灾、蝗灾，闹到了“人相食，草木俱尽”的程度，李自成、张献忠等“流寇”已成燎原之势。对朝廷来说，要御侮，要救灾、要“剿寇”，提供这些“公共产品”都需要钱。问题是钱从哪儿来?

郭沫若写到：“早就有一位武生提出了一项相当合理的办法，然而却遭了大学士们的反对，便寝而不行了。”这位名叫李琏的武生提出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请令江南富家报名助饷”，也就是说，让富人出一点钱。

用今天的话说，李武生的观点显然是属于“极左”、“仇富”的，结果遭到了“主流公知”的强烈反弹。皇帝身边的大学士钱士升便上书崇祯，说李武生“倡为缙绅豪右报名输官，欲行手实籍没之法。此皆衰世乱政，而敢陈于圣人之前，小人无忌惮一至于此!且所恶于富者兼并小民耳，郡邑之有富家，亦贫民衣食之源也。以兵荒之故归罪富家而籍没之……此议一倡，亡命无赖之徒，相率而与富家为难，大乱自此始矣。”总而言之，不能仇富，不能向富人开枪，不能搞民粹主义，否则的话就会“大乱自此始矣”。

皇帝当然是害怕“大乱”的，何况钱士升的资历和专业水平，也不是李武生所能够相比的，所以他的建议也就被搁置了。三百年后，郭沫若仍然为崇祯犯下的这一错误扼腕叹息：“‘搜括臣宰’的目的，在李武生的原书，或者不仅限于‘助饷’吧?因为既言到兵与荒，则除足兵之外尚须救荒。灾民得救，兵食有着，‘寇乱’决不会蔓延。结合明朝全力以对付外患，清朝入主的惨剧也决不会出现了。”

富人的钱不能动，皇帝自己舍不得出钱，“剿寇”又是火烧眉毛的事，不能稍缓。怎么办？只能是给政策，让他们自己去“创收”。明末清初的李清在其《三垣笔记》中说：左良玉（明朝大将）的兵一半要算群盗，甚是淫污狠毒。每入百姓家勒索，用木板将人夹住，小火烧之，胖人有的能流一地油。他们抢掠来妇女，公然在大街上奸污。因为朝廷严重拖欠军饷，士兵还要卖命打仗，抢劫起来自然理直气壮。当然，用这样的兵来“剿寇”，只能越剿“寇”越多，终于进了北京，反而把皇帝给“剿”了。

虽然在郭沫若看来，李武生是“很有政治的头脑”，但他这个建议还是彻底得罪了当时的“士大夫”们。当时崇祯为了故作姿态，一面采纳了钱士升的理论，一面也对钱进行了“切责”。但郭沫若发现，“当时一般的士大夫都左袒钱士升。钱受‘切责’反而博得同情，如御史詹尔选为他抗辩，认为‘辅臣不过偶因一事代天下请命’。他所代的‘天下’岂不只是富家的天下，所请的‘命’岂不只是富者的命吗？已经亡了国了，而撰述《明李北略》与《明亡还略》的人，依然也还是同情钱士升的。”

郭老的眼光是很准确的。崇祯自杀之后，这些士大夫们并不为他“死节”，而是热衷于当李自成的“大顺”朝的新贵。明朝遗民写的《小史》记载，李自成手下的将军李岩和军师宋献策在北京街头曾经“见先帝柩前有二僧人在旁诵经，我明旧臣选伪职者皆锦衣跨马，呵道经过”，不解“何以纱帽反不如和尚？”实际上，在清兵入关后，这些人很快又成了“大清”朝的新贵。看来，只要能够保住他们的地位和财富，则无论国号是“大明”、“大顺”还是“大清”，无论皇帝是姓朱、姓李还是姓爱新觉罗，他们都不是很在意的！

一晃明朝已经亡了372年了。无论是李自成因为骄傲而功败垂成，崇祯因为被人误导而招致覆灭，都已经是历史长河中的既成事实，不会因为我们的惋惜、愤怒和悲伤而改变，最重要的我们应该能够从中汲取足够的教训。法国“新史学”的代表人物雅克.勒高夫说过这样一句很有分量的话：“拒不思考历史的民族、社会和个人都是不幸的，因为同历史遗亡症引起的伤害相比，往昔的创伤其实是微不足道的。”

第四篇：王长江：关于“甲申悲剧”的再思考

王长江：关于“甲申悲剧”的再思考

今年是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发表70周年。70年过去，我们国家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文章所涉之事，也已过去300多年。但是，对有关内容的讨论，似乎并未随时光流逝而淡化，情况还有点相反。原因何在？这个问题，很值得深思。

“不当李自成”的话题为何常讲常新？

在当下中国，“不当李自成”无疑是我们党内一个屡讲不衰的话题。不但在全国执政之初为人们所热议，而且这些年来，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越来越多的深层次问题浮出水面，这个问题也越来越频繁地被提及。

一个话题被经常议论，必定有它的原因。依我看，这个话题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主要是因为两个方面：一是事情本身浓烈的悲剧色彩；二是这件事所揭示的规律性命题。

首先，就事情本身而言，它是浓缩了历史的一个片段。中国几千年的古代史，本来就是一个个王朝不断兴衰更替的历史。但是，就在1644年，短短不到一年时间里，两个王朝，一个是延续了276年的明王朝，一个是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建立的仅仅在首都存在了42天的大顺王朝，相继灭亡，则有太多的东西可以玩味。从“以史为鉴”的角度论，可以说，这是一面高质量的镜子，包含了巨量可供探讨、思考的丰富内容。研究者能从中挖掘各种有意义的政治历史文化素材，当政者能从中照见自己的影子，而且既能照见政权沉浮的大势，也能照见治国理政的细节。

其次，从规律性而论，这段历史虽然距今已有370年，却丝毫没有使我们有太多的陌生感。一个能够被反复关注并提及的历史事件，大体是两种情况：一是它包含着大量成功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不断重温这些经验，总能使我们从中获益良多；二是其中有深刻的历史教训，这些教训所提示的问题，是一直以来困扰我们、直到今天也仍然需要深入思考的历史性难题。毫无疑问，1644年的那段历史属于后者。郭沫若先生的《甲申三百年祭》集中分析了明朝历时276年而亡、李自成政权得而复失的原因，力图就如何避免政权由盛而衰、人亡政息的结局作出回答。正因为如此，这篇文章才引起了毛泽东等中共领袖的高度重视，并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列为全党的学习文件。在从西柏坡进入北京前夕，毛泽东又言及此事，进一步表明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的决心。今天，作为一个强大的执政党，无论党的自身力量，还是我们所领导的伟大事业，70年前都不可与之同日而语。但是，在历史条件发生深刻变化、国际范围的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执政的考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突出。能不能长期执政、怎样长期执政的问题，甚至比过去更加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也正是站在这个角度，可以说，学习《甲申三百年祭》仍然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甲申悲剧”的原因究竟在哪里？

崇祯是个勤勉、想有点作为的皇帝，但面对明王朝的衰亡，他无力回天。李自成夺了大明江山，全然是承担了改朝换代的责任，可惜的是屁股还没坐热便宝座易手。所以，两个掌权的标志性人物都属悲剧角色。我们不妨把两个失败叠加在一起，称为“甲申悲剧”。

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里对两个失败分别作了深刻分析。对于崇祯，郭文着重指出了两点：一是皇帝本人“生性多疑，好刚尚气”，二是吏治极度腐败。在讲到李自成的失败时，郭沫若则用了两个“假使”：假使初进北京时，李自成听了李岩的话，对军队有严格的管束，对吴三桂等采取正确的政策，清人入关就难以成功；假使退出北京后李岩的收复河南之议得到实现，就能保有根据地与清兵对抗，避免陷入绝境。

毛泽东对李自成的失败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这无疑是我们党也走了造反、夺权这条路的缘故。在毛泽东看来，胜利冲昏头脑，是李自成农民政权功亏一篑的重要原因。结合党的历史，毛泽东强调：“我党历史上曾经有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毛泽东在给郭沫若的亲笔回信中写道：“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但是，若不只是单单问李自成失败的原因，或是明王朝灭亡的原因，而是要问“甲申悲剧”的原因在哪里，我们似乎应该有更多的思考。骄傲是李自成失败的直接原因。然而，仅一个骄傲，并不能说明全部问题。把同一年灭亡的明王朝拢在一起看，更不仅仅是骄傲的问题。谦虚一点，冷静一点，使政权延迟更长一点时间是可以的，但要长期执政，仅仅如此远远不够。靠执政者永远保持谦虚不骄傲的个人品德，来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是靠不住的。

“甲申悲剧”前后两个失败有一个明显的异曲同工之处，那就是：得了天下，有了权力，却失去了民心。在我看来，这才是问题的要害。两个政权的败，都败在民心渐失。而失去民心，又都和权力有关。明王朝极端专制，由专制而导致权力运行紊乱、失控，朝纲不整；由专权而导致掌权者孤家寡人、无人担当，贪腐横行，崇祯自己都这样说：“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李自成的大顺朝，则是一进北京便权欲膨胀，不是忙着登基、封官，便是忙着纳妾、敛财，军纪废弛，民怨日积。“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这个道理，在“甲申悲剧”中是通用的。

民心的问题，不是一个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问题。但民心可畏，却在朝代更迭的历史中被反复证明着。权力和民心，不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关系，但放纵权力不加管束，最后的结果必定是“失民心”。对此，为政者始终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怎样才能跳出“历史周期律”？

所谓民心，对掌权者而言，就是政治学里所讲的执政合法性问题。民众认同你，你便得了民心；民众不认同你，你就无民心可用；民众从最初的认同，到后来变得越来越不认同，就是失去民心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治理的体制、方式可以多种多样，但万变不离其宗，都是以获得尽可能多的民众的认同为指向。

“甲申悲剧”告诉我们，要想得民心，就要管住权力，以防权力运行过程变成民心渐失的过程。

管住权力，仅靠掌权者的自我约束不行。在中国封建专制条件下，除了皇帝本人，没有任何人能约束住权力。这就使皇帝本人的德行和能力成了王朝延续的决定性因素。从历史上看，出几个德行好、有能力的皇帝并不难，但要所有的皇帝都有好的德行却是不可能的事情。正因为此，才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个个王朝由兴而衰的“历史周期律”。上世纪40年代黄炎培先生访问延安时与毛泽东进行的那场著名的“窑洞对”，谈的就是历史周期律的问题。跳出历史周期律，简单地说，就是如何做到既执掌政权，又顺乎民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历代王朝都始终没有走出这样一个循环往复。而“甲申悲剧”只是中国历史周期律的浓缩版、极端版而已。

怎样管住权力，跳出历史周期律？实事求是地考察一下世界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是不难得出结论的。在近代以前，西方国家也和中国一样，经历着反反复复的王朝更替。但在建立了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民主政治之后，这一过程便总体上停止了。其原因，概在于民主政治为民众参与约束权力的实践提供了渠道和平台。而且历史表明，民众的参与越有效，政权就越难以完全背离民意，因失去民心而崩溃的风险就越小。这种约束，绝非执政者情愿，而是民众自己在长期斗争中争取来的。我们自然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但让人民在约束权力中发挥主体作用，恐怕是跳出历史周期律的必由之路。

其实，对于这一点，我们早就有深刻的认识。在“窑洞对”中，黄炎培先生请教毛泽东：中共诸君准备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支配？毛泽东作出了精彩的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个回答，今天听来都振聋发聩。如果当初我们沿着这个思路对民主进行更加深入、更加系统的探索，如果我们后来不是把自己封闭起来，照搬苏联高度集权缺乏民主的模式，如果我们很早就着眼于从制度设计、而不只是从为政者们的个人品德方面约束权力，那么，我们现在可能已经跳出了长期困扰中华民族的历史周期律。

今天，我们需要沿着民主的道路坚定不移、义无反顾地继续向前。这就是“甲申悲剧”给我们的深刻启迪！

第五篇：甲申纪念

又逢甲申。

三百六十年前，公元1644年，农历甲申年，中国天地大变。一个旧王朝死了。一个新王朝刚从母胎里生出来也死了。一个更新的王朝跃上了历史舞台。这个王朝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他们自己。我们今天的一切都与这个王朝有关。

六十年前，公元1944年，郭沫若在延安写了《甲申三百年祭》，那时已是革命胜利的前夜，这篇文章对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毛泽东相当看重这篇文章，把它奉为党内整风文件。今天读《祭》文，有褒亦有损。褒，它促使我党吸取了李自成失败的教训；损，它鞭笞的是封建之尸，宣扬的还是封建之魂。文笔顺，动机也纯，唯立意矮了三寸。我们当然不能苛求前人，连毛泽东也不能免俗呢。毛泽东从西柏坡进北京的时候，一只脚踏进吉普车，兴冲冲地对周恩来说：我们今天是进京赶考啊。我们决不做李自成。他说：“还有殿试呐!”毛泽东虽然是开玩笑，可还是反映了他心灵深处的暗影。我们共产党人不能做李自成？仅仅不做李自成就行吗？我们不仅不能做李自成，我们谁都不能做，只能做自己。共产党是人类之旗，在漫长的封建长河里根本没有参照物。事实上，我们当然没有做李自成，但我们的脉管里有李自成的血，“赶考”能打满分？进城后，运动蜂起，争斗惨烈。革命吞噬革命。人民专政人民。神州又一次“陆沉”。这种情况直到邓小平时代才结束。

甲申年对中国人有特殊的含义。重温甲申，心中犹有万马奔腾。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想说：一切当代史都很难跳出历史（一切当代史都会对应历史）。为了明天而逼近历史。遂有此文，再祭甲申。

一、合格的领袖

甲申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国的历史就是领袖的历史。也就是说，纯粹是英雄的历史。当我们说人民创造历史的时候，其实是说人民的代表——英雄——创造历史。在西方，在英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前，其历史也一样是领袖的历史，但自那以后就渐渐不再是了，今天尤其不是。中国没有宗教。中国真正的宗教是儒教。儒教不除，君主坚挺。一个人的历史就是全部历史。全部历史就是一个人的历史。我们民族总是格外需要领袖。

1644年，中国有四个皇帝：顺治(其实是多尔衮)、崇祯、李自成、张献忠。哪一个是合格的领袖？历史这个女人只对合格的领袖敞开怀抱。不合格者是为优胜者扫平道路的。如果把甲申年发生的一切看作是一场历史的交媾的话，那么不妨可以这样比喻：崇祯把房间打扫干净，李自成把床铺好，张献忠替人家宽衣解带，最后多尔衮兴冲冲地云雨巫山。

崇祯皇帝显然是一个非常不合格的统治者。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一个朝代。朱元璋家族的血统中有着最无耻的基因。崇祯皇帝的名言是：“朕非亡国之君。”他怎么不是？他扎扎实实是亡国之君。明朝亡在他手里是历史的必然。亡得应该，亡得毫无悬念。古来亡国之君不一，有以酒亡者，以色亡者，以暴虐亡者，以奢侈亡者，而崇祯皇帝是以毁灭人才亡者。通览晚明史，我只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崇祯皇帝仿佛与他手下那些人才都有深仇大恨似的，非要把他们置于死地而后快。

征战天下的战略就是重用人才的战略。明虽亡，仍人才遍地。今天中国虽饱经了磨难，仍人才济济。关键是怎么发现和使用他们。同样是一批人，在崇祯皇帝手里是亡国之臣；在李自成手里是阿谀奉承之臣；在多尔衮手里却成了开国之臣。这个事实，三百年以降，仍极具警醒力。

数千年来，中国的社会形态不仅是“人治”，而且是“一人治”。朕即天下。“一人治”下，人才愈多，天下愈稳。崇祯为什么不学刘邦、李世民，管他视人才为奴才也好，或视奴才为人才也好，总是源源不断地开发，使江山长治？这便是崇祯皇帝的性格了。他的性格决定他的命运。他的命运决定民族的命运。他把自己当天才，把臣属当庸才。然而不幸的是他自己偏偏是个庸才。二流的领导不敢用一流的部属。崇祯充其量是个三流货色，敢用谁？人才不用，国家必亡。

崇祯为什么不能用人才？史载：“帝刻忌。”何谓刻忌？猜忌和嫉妒，再加刻薄。他拥有世界最大的帝国，心却比针尖还小。有两点可以说明：

一、他不敢负责。李自成兵临城下，有人建议调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入援京师。此举意味着放弃辽东。崇祯皇帝明明想这么做，而自己偏不说，要让臣属们说。臣子们早看透了这一点，偏不说。最富于戏剧性的一幕是，崇祯召一个大学士商议此事，大顺军的炮声已在西直门外隆隆响起。崇祯说：“今事已急，此议如何，你说一句话就可以定夺啦!”那个大学士跪在地上，不发一言。崇祯追问再三，大学士始终像个哑巴。崇祯皇帝一跺脚，回后宫去了。须臾，城破。二，崇祯具有深刻的农民性格。这一点无疑是朱元璋血脉。“东事”和“剿匪”都需要钱，前方再三告急，崇祯甚至打算借民间一年的房租，结果全国怨声鼎沸，骂崇祯皇帝是“重征皇帝”。他没有钱吗？李自成破紫禁城，打开皇宫藏钱的地方，不禁惊呆了。库中“有镇库银，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金一千万锭，皆五百两为一锭。”有许多金银都发霉了。如此巨大的积蓄，何愁发不出军饷？李自成吃了个饱。

人才中不乏天才。崇祯更不敢用天才。袁崇焕就是天才，所以才死得那么惨烈。史载，袁崇焕对崇祯皇帝说：“予我钱粮兵马，我一人足以守辽。”多豪迈!崇祯无语。他为什么无语？他阴暗的心里那一刻飘过什么呢？我觉得那一刻他肯定生出了一丝嫉妒心。我就不信崇祯后来能被皇太极那么拙劣的反间计瞒过，磔袁督师于市。根据崇祯的性格，我敢说他可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嫉妒。中国人也最不缺嫉妒。培根说嫉妒是“凶眼”。崇祯皇帝就拥有这样一双凶眼。弗洛伊德讲，人的嫉妒心是天生就有的，但是西方文化克制这个东西。《圣经》中明确把嫉妒列为七宗罪之一。中国文化则放大了这个东西。西方文化是制造天才的文化，中国文化是扼杀天才的文化。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本质上就是一部扼杀天才的历史。思想压抑、嫉妒杀人。每个人都是嫉妒者，每个人又都是被嫉妒者。在中国，思想或行为出众者，要么一棒子就把你打回去，要么你得具备权势背景。中国文化告诉我们，离天才一定要远，因为天才是要伤人的。天才总是得不到同时代人的原谅。人们从不赞美活着的天才，而只赞美死了的天才。离统治者越近，天才越不幸。

张献忠的嫉妒心也很强，包括嫉妒知识分子，嫉妒人才，但他有一点比崇祯皇帝强：招数使在明处，不像崇祯那样偷偷摸摸的。张献忠在四川称王后，开科取了第一任新科状元。其人才华横溢，张献忠整天让他不离左右，时刻垂询，可没多久却又杀了此人。有人问其故，张献忠捋着大胡子说：“我太爱这小子了!”嫉妒在中国人身上，决不止于心理的冲动，而是经常表现为嫉妒的行为，表现为实际地迫害他人，乃至杀害他人。

扼杀人才，扼杀天才，必然鼓励狗才。天才孤傲地守着自己的信念，迎接他们的往往是地狱。袁崇焕被凌迟时，北京老百姓把他的肉吃了个干净。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天才者的地狱。狗才欢快地守着主子，迎接他们的往往是天堂。狗才有三个突出特点：

一、向上爬。“哪里有向上爬的动机，哪里就有吹捧。”(斯坦格尔语)

二、向上告密。嫉妒者的眼睛永远是雪亮的。

三、造谣中伤。被造谣者只有掌握了权力，造谣者才会把嫉妒变为恐惧，把仇恨变成崇拜。中国人自古以来只崇拜权力，不崇拜天才。

李自成是一个合格的领袖吗？答案是否定的。他的悲剧不在于他输了，而在于他差一点赢了。他当然是英雄。人们成为英雄的原因各不相同，有人是因为历史的误会，有人是因为历史的巧合，而李自成成为英雄是因为历史的无情――先对他有情，继而对他无情，因此他特别令人同情。在李自成牺牲三百年后他的遭遇还那么强烈地撞击着一个旷代伟人的心。李自成的铜像今天就寂寞地耸立在北京城北边，那是他进京的方向。他已经被人们写滥了。但人们尚未发现的是，他输在同他的对手崇祯皇帝一样的弱点上：农民性格兼小家子气。历史再无情，也是由他本人书写的。在中国，农民性格毁掉了一代又一代的领导人，包括毁掉了发誓不做李自成的人。农民问题是我们今天依然要面对的问题。中国自古奉行小自耕农本位，大地主很少，因为中国反对土地兼并有两千年历史，地主不能成为决定因素。小自耕农以家庭生产为主，没有剩余资本，纵有剩余劳力，也无法输出，这就是中国没有工业的主因。穷人喜欢骂富人；富人又喜欢骂更富的人。农民就在这种低层次上可劲儿地徘徊。李自成进北京后，完全是一副庄稼汉作派。国家已是他的了，可他还要敛财。一如崇祯，国家已不是他的了，还要敛财。李自成全盘接收了崇祯的国库不算，天天还要对达官贵戚们严刑考掠，搜刮金银。大顺军从进京到离京，一共四十二天时间，几乎天天要把大量的金银运往西安。吴三桂起兵后，李自成亲征山海。大顺军精锐悉出。可这些远征军战士居然带着大包小包去打仗。何物？全是劫掠来的珍宝。还带着女人。闯王进京的目的就是为了捞一把呀。他根本无意在北京建都。他说：“陕，吾之故乡也。富贵必归故乡。即十燕京未足易一西安!”他的眼光只比项羽前进了十公里。

李自成一生都在战场上驰骋，可是他最大的对手却是他自己。他没有改变自己，因此他也无法改变世界。他的战场是如此辽阔，他的胸襟却如此狭小。有趣的是，他和崇祯皇帝一样，也是一个妒才嫉能的人。他杀李岩，与崇祯杀袁崇焕异曲同工。宋献策送给他的图谶“十八子，主神器”，明明是千年前李存勖[注:李存勖，李克用之子，后唐的建立者。他本是沙陀人，因其父子镇压黄巢有功，被唐王朝赐姓李。后唐建立前，李存勖着人编写了拥戴自己登上皇位的图谶。]炮制的东西，却像梦魇一样死死地缠绕着他的心。李岩亦姓李，也是人才，近乎天才，他便举起了屠刀。李岩不过是常对他提点不同意见，便不能容。在中国，每一个想要提不同意见和敢于提不同意见的人，最后都是身败名裂，家破人亡。提不同意见，是在举国皆奴中成为自由人的最起码的先决条件。提不同意见，就是对狗才宣战，但往往失败。要想生存，就是要把自己的真面目包起来。“古今中外，只有中国的脸谱多，令外国人叹为观止。”杀李岩，牛金星起了重大作用。这应了鲁迅的一句话：暴君统治下的臣民，可能比暴君更残暴。幸亏李自成失败了。如不失败，大顺王朝不会比大明王朝好到哪里去。总得有人失败，否则，在专制道路上会人满为患。

农民的革命性甚不坚决。李自成也不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逼反吴三桂后，李自成决意亲征。宋献策和李岩都劝他不可贸然出征，说：“皇上去于皇上不利，三桂来于三桂不利。”他执意要去。但他嘴上说打仗，心里还抱有幻想。首鼠两端。既不坚定，又有欲望。离开北京时他带了两个人，一个是吴三桂的父亲，一个是原山海关监军，吴三桂的朋友。此举说明，他还想招安吴三桂。李自成优柔，吴三桂果断，多尔衮更果断。碰撞的结果自然可知了。打则打，和则和。打了就不能和，和了就不能打。失了身就不要立牌坊。过高的欲望必须克制。短期内巨大的成功挑起了李自成天一样的欲望。从这个意义上讲，短期内的成功也许不是成功。

张献忠似乎不值得多说了。他不是人，近禽兽。他已然变态了。他的变态因绝望而起。大明王朝被昔日伙伴李自成推翻。清军又席卷中原。天下无论如何是论不到他坐了，不免自暴自弃。张献忠在四川的暴行，千年的岁月也冲刷不去。2002年我到成都任职，成都附近某县基建，挖掘出近万具白骨，据考证也是张献忠所为。甲申年十一月初十，大西军驱赶人们到成都东门外九眼桥屠杀。当刽子手将要举刀时，迅雷炸响三声，张献忠怒斥苍天：“你放我到人间来杀人，今天为什么用雷来吓我？”命令士兵驾起大炮，对天空连放三炮。这一天，被杀者无算，尸首塞满了河道，九眼桥也因此而折断。张献忠军每屠杀一个地方，都详细记录所杀人数，其中记有人头几大堆，人手掌几大堆，人耳朵几大堆。说明他变态最好的例证是这么一件事：打下麻城，他把妇女的小脚砍下来堆成山，带着他最心爱的一个小妾去参观。小妾笑着说：“好看好看，只是美中不足，要再有一双秀美的小脚放在顶端，就再好也不过了。”张献忠笑咪咪地说：“你的脚就最秀美。”于是把小妾的脚剁下来放到“山尖”上。张献忠说:“不亦快哉!”

甲申年明清鼎革战争中，中国唯一合格的领导者是多尔衮。有一句耳熟能详的口号叫“振兴中华”，多尔衮就是振兴中华的功臣。多尔衮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虽然他不是汉族人的骄傲。满清入主中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拯救了中华民族，不过不能说它拯救了中华文化。世界古代四大文明，今天均不复存在。埃及人和希腊人都不是过去曾经创造了文明的那个原住族。为什么中华文明能延续至今？恰恰是少数民族一次一次给汉族输入新鲜血液。少数民族主要来自北方。中国的威胁始终在北方。中国的希望也始终在北方。我做过一个统计，中国古代的皇帝基本都出自北方，哪怕在南方当皇帝的籍贯也在北方。建都最多的地方是陇海铁路沿线，也就是在今天的河南或其左近。河南是汉族的发祥地，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可现在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全国人民揶揄河南人民。河南人民怎么了？没有河南能有中国吗？

在朱元璋家族手里，汉民族已经烂透了。明朝哪里出现过什么“资本主义萌芽”？封建之树常青。中国已成死水。死水只有一个发展方向，就是变臭，变烂。一切都逼近绝境。就在这个关头，英姿勃勃的多尔衮登场了。满族人具有极大的进取心。他们在关外的日子过得挺滋润：沃野千里，牛羊成群，政治清明，军队剽悍。但他们没有满足于此，把目光投向中原。中原到手后，他们的步伐仍没有停下来。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注视着远方。和成吉思汗一样，八旗铁骑几乎把冷兵器时代的征伐演绎到了完美的极致。多尔衮及其后代对中国历史做的最大贡献就是国家的完全统一。直到今天，我们还享受着睿亲王留给我们的这一笔丰厚的遗产。清朝接手明朝时，明朝只剩下三百五十五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如果没有多尔衮，今天我们出山海关就出国了。出嘉裕关也一样。中国领土在满清人手里翻了三倍还多。清朝留给民国的领土是一千一百万平方公里。

明朝是个大国，但汉民族是个弱势民族。清国是个小国，但满族是个强势民族。强势民族最醒目的标志是，它的心胸非常开阔，什么好的东西都可以接受。因为开阔而虚心，又因为虚心而开阔。它像崇拜自己的祖先一般崇拜汉文化。梁思成先生当年曾陪同一位苏联建筑家参观故宫。面对金碧辉煌、气势磅礴的皇家建筑群，那位建筑家说：“我禁不住要跪下来了!”想必多尔衮在踏进紫禁城的那一瞬间，也会生出同样的感觉吧，否则你就无法理解他和他的子孙为什么那样如饥似渴地学习汉文化。满清开国，面临的问题是汉化。满清亡国，面临的问题是西化。开国的摄政王汉化成功了，实则是失败了。亡国的摄政王西化失败了，实则还是失败了。[注: 有清一代，一共出了两位摄政王，第一个是摄政王多尔衮，第二个是摄政王载沣，末代皇帝溥仪之父。故有谚曰：“成也摄政王，败也摄政王。”]

满清从不拒绝在他们看来是优秀的东西，这正是他们强盛的原因。在所有的优秀东西中，他们最不拒绝的是人才。这有点像今天那个最强大的、称霸全球的国家。

它如大海吸百川般地吸纳全球人才，特别是中国的人才。现在，一流的人才在国外，二流的人才在沿海，三流的人才在机关，搞腐败。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国籍。目前在许多西方强国都可以组成北大、清华的尖子班。中国缺乏人才吗？否。中国缺乏容纳人才成长的土壤。明朝也一样。崇祯自毁长城。清朝皇帝像重视生命一样重视人才，包括重视敌人阵营中的人才。锦州总兵祖大寿曾杀死无数清兵，投降后又逃跑，十年后再降，皇太极仍能容忍，使用。器量如海。难怪无数人才死心塌地为之卖命。此种宽容大量，不要说朱明王朝差远了，就是李世民也要自叹弗如呢。多尔衮又在皇太极之上。吴三桂来降，多尔衮立即给了他与自己平等的待遇----封王。

今天读史至此，我辈仍觉惭愧。我曾去过满清的发祥地赫图阿拉城（在辽宁省新宾县），城廓狭小。可此地怎么能养育出心比天高的爱新觉罗们呢？入关前，他们活得再有滋味，也不过是解决了温饱。史载，山海关大战前，清军驻欢喜岭，战前吃的是菜肉包子。即将投入一场决定民族和国家命运的大决战，当是饱餐士卒，肯定拿最好的家当，却不过是菜肉包子，可见平时他们吃些什么。但就是这些视菜肉包子为佳肴的人，竟有气吞宇宙的气概。

赵无眠认为满清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朝代之一，此说虽有争议，但不争的是，清朝十三个皇帝在帝王群中是排名靠前的，尤其与明朝十三帝比。爱新觉罗氏品种优良。朱氏残次。爱新觉罗氏中佼佼者首推多尔衮。努尔哈赤有军事天赋，皇太极有政治天赋，多尔衮兼而有之。今天回顾甲申年历史，我们清晰地看到，在多尔衮身边簇拥着一个人才班子，也就是今天我们讲的精英群。刚才我提到的那个当今世界强国的政府也有这样一个精英群。它是靠制度确保精英登上政权的宝塔尖的，多尔衮则是靠感觉把精英们拢到宝塔尖的。两个相隔数百年的精英群都具有一些共同特点：①有一条连续、完整、清晰的战略思路。汉朝对匈奴的胜利固然有刘彻的决心，霍去病的豪情，张骞的顽强，李广的勇敢，但最重要的却是战略思路完整而有延续性。战略的较量有点像武林中高手过招，在凝神运气之际胜负已分，甚至不必刀刃相交。“9·11”事件之后，那个国家迅速抓住这一契机，一举突入中亚，控制了彼得大帝做梦都想染指的地方，这绝不是临时即兴发挥，而是有着非常长期的战略研究和准备。②不犯错误，少犯错误，犯了错误能及时改正错误。而缺乏精英群的国家则很容易犯错误，常犯错误，犯了错误还不知道改正错误。两个精英群的不同在于他们的结局：那个国家的人才始终是人才，在朝在野都是人才。中国历代统治者包括多尔衮在内，对待人才的态度就像对待厕所一样，需要的时候上一下，方便完了就完了。所以中国的厕所都很脏。

多尔衮的聪明使他拥有了巨大的人才库，而人才库又使他变得更聪明。多尔衮的每一个举动都闪烁着睿智的光芒。他受封“睿亲王”，当之无愧。甲申年，这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签收的是怎样一个巨大的摊子呀。你看他，不慌不忙，从容不迫。帷幄中迭出妙策。仅用人一项，就不知超出崇祯千万倍。吃掉中国后，他脚下不仅匍匐着汉人，还有蒙古人、回人、藏人。清朝分而治之，分而用之。对藏族人，用宗教。你不是信佛吗？我在承德给你建庙，全部仿造拉萨的气象，请喇嘛来当大爷。对蒙古人，用婚姻。你不是不安份吗？我把所有的皇女都嫁给蒙古的王子，她们生的儿子，都是我的外甥。你长大了，会造舅舅的反？ 对汉人，那就不客气喽。汉人远没有蒙古人和藏人那般幸运。多尔衮对汉人用了两手，两手都很硬。一手是把汉族的儒教神圣化。多尔衮进关不久就演了一出祭孔的剧目。接着兴科举。他知道汉人有个毛病，就是好做官。我给你做官的希望，你就会服服帖帖的。另一手是镇压：杀人，剃发，换衣冠。这又是对儒教的强奸。儒教的先师讲过，头发肢体受之父母，不可动。我偏动。满人剃发，前额不留发，为的是在纵马奔驰和射箭时避免散发遮住视线。而颅后一条粗大的发辫，露宿时可做枕头。汉人剃发，则纯粹是亡国，不，纯粹是亡种的象征。最彻底的征服是心理的征服。外表的变化对一个人的心理有着重要的影响。对一个男人来说，剃发近乎于阉割。在某种意义上远甚于身体的死亡。多尔衮的剃发令实则是一种精神凌迟。三百六十年了，我们汉人的伤口还在滴血。在中国境内，只有一个民族必须剃发，那就是汉族；只有一个民族必须改换衣冠，那还是汉族。多尔衮敌视汉族人的心态与他崇拜汉文化的心态同样强烈，却又出色地统一在一起。今天，汉族成了全球唯一没有民族服装的大民族。前不久在上海亚太经济组织会议上，全部领导人都按东道主的服饰穿着，被称作“唐装”。那是什么“唐装”？那分明是满洲的马褂嘛。旗袍和马褂是多尔衮留下的纪念碑。

二、机会与机遇

最不容易得到的而又最容易从指缝中溜走的，是机遇。机遇就像个小偷，来的时候无声无息，走的时候你却损失惨重。一个民族的生命固然漫长，要紧处也就那么一两步。

我个人理解，机会和机遇听起来相同，其实有区别。前者小，后者大。前者往往是由英雄来把握的，后者则需要人民、甚至需要文化和历史来把握。甲申年，崛起的满清王朝同时面临着机会和历史机遇的挑战。它极好地把握了前者。

谁掌握了胜利谁就掌握了历史。谁掌握了机会谁就掌握了胜利。纵观古今中外历史，伟人所以称其为伟人，就是抓住了机会。机会是一个区别英雄与狗熊的台阶，上一步什么都是，下一步什么都不是。看似一小步，往往需要一辈子的苦功来走。英雄人物对机会的把握，恍如精彩的一击，却用的是一生的心血。

李自成起陇亩，不读书，凭着直觉闹革命。他对机会的把握向来问天。崇祯元年元旦，大雪，李自成与几个穷哥们在山中饮酒。兄弟们推自成为首造反，道：“或取皇帝，也未可知。”自成说：“当问天。”取一支箭插雪中，深深一拜，曰：“若可作皇帝，雪与矢齐；不然，则否!”结果，漫天大雪飘然而下，雪没过箭羽。自成大喜，遂起。十余年后，他进北京。在承天门也就是今天的天安门下，他又问天。对准承天门的匾额张弓搭箭，道：“若射中„天‟字，便坐稳天下。”结果不中。一头一尾，两次用箭，说明他的思想还停留在朴素的初级阶段。

李自成占领西安后，成立了大顺政权，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此刻，明王朝已经不是他的对手了，他的对手是谁呢？就是在山海关外虎视眈眈的满洲人。只有满洲人的力量可以使李自成的事业发生重大逆转。一如今天，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那个当今块头最大的家伙――的力量能使中国现代化进程发生重大逆转，其他国家都办不到。甲申年的李闯王需要什么？时间。今天的中国需要什么？时间。倘若李自成不要急于北上，把北京留给崇祯，其实也是把从山海关到大同、宣化一带的长城防线留给多尔衮。尤其是山海关，从明初起到今天已修了二百多年，固若金汤。更有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实为天险。甲申年以前，清军四次入关，都是从山西、蒙古、河北等地破边墙进来的，饱掠之后又循原路退出，不敢久居，就因为山海关横亘。没有山海就没有中原。李自成应当在西安把屁股坐稳。取了关中他处于多么有利的位置呵。刘邦和李世民在向他招手。百二秦川，金城千里，那是古中国的天府。李自成又是陕西人，在桑梓无疑魅力无穷。经营好根据地，再争雄。那时中原鹿正肥。

甲申年的西安弥漫着一股浮躁的空气。轻易到来的胜利使李自成丢掉了耐心。耐心是伟大的东西，但它看上去平凡，是一种伟大的平凡。谁有耐心谁就会成功。皇太极的耐心是相当出色的。几次入关，他的马首都曾叩北京。八旗士兵们肯定不止一次在北京灰色的城墙下咽下口水。许多臣属都劝皇太极拿下北京，但皇太极谆谆开导他们：明朝是一棵大树，根深叶茂，现在以我们满清的力量，还一下砍不倒它。取了北京也没有用。我现在带你们所做的事情，就是把这棵大树的枝蔓一根根砍掉。今天砍一根，明天砍一根，天长日久，它就成了枯干。最后轻轻一推，便轰然倒地。皇太极这一番充满哲理的话已和他的英名一同载入史册。皇太极要的不是一座北京，他要整个中国。历史也正是按皇太极的预测亦步亦趋。李自成如果有皇太极一半耐心，大顺军就可能统一黄河和长江流域。彼时满清若再问鼎中原，成本必大不同。

李自成对机会的把握停留在初级阶段，满清王朝对历史机遇的把握也停留在初级阶段。当我用中国眼光来审视甲申年时，我为中华民族的幸运而欢呼。当我用世界眼光来审视甲申年时，我又为中华民族的不幸而嗟恨。正是在甲申年，在世界另一端的英国，克伦威尔率领着国会军在马斯顿草原战役中取得决定性胜利。这次战役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成功的重要标志之一。在崇祯皇帝自缢五年后，英国斯图亚特王朝的查理一世走上了断头台。十七世纪四十年代，东西方先后有两位大国的君主走向死亡，可他们的死亡却带来了截然不同的结果：西方资产阶级以崭新的面貌登上世界历史舞台。中国却又一次以暴政取代暴政。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讲是没有历史的，因为它只不过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能从中产生，所以说它的历史是一个平面圆圈的循环。西方则跳出了这个圆圈，步入了波浪式上升的轨道。甲申年，正是西方步入这个轨道的标志性年份。中国落后于西方自此始。至郭沫若写那篇著名的文章时，西方无论在政治文明、经济制度和技术上，均已领先中国三百年。

我一直有个看法：鸦片战争发生的不是时候。马克思说鸦片战争有双重性，有消极意义也有积极意义。如此理成立，那么鸦片战争错过了两个最好时机：一是在明朝烂透了的时候。果子烂完了，丢弃算了。那时资本主义进来，中国肯定发生沧桑巨变。第二个时期是满清刚入主中原的时候。那时候它的体内还涌动着原始的激情和冲动，中华文化已经使它醉了，如果一旦出现一个比中华文化更优秀的文化，它会毫不犹豫地弃劣从优。日本人的门户也是被西方炮舰打开的，但日本以一种现实明智的态度去对待西方炮舰后面的文明，举国上下出现了全盘西化的热潮。十八世纪的日本人肯定做得不会比甲申年的满族人更好。不幸的是，鸦片战争偏偏发生在满族已经被汉文化彻底同化之后。满族最后全盘吸取了中华文化，继承了中华文化，但是吸收的却是中华文化中最糟粕的部分，因此结局也最糟。

沉溺在封建泥潭中的明朝是不可能自救的，而满清本来可以做到这一点。从他们在甲申年的表现来看，他们对历史机遇有着多强烈的敏感呵。山海关之战就是明证。李自成打下北京，满洲方面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当时清军已出动，准备像以前四次那样，从喜峰口或墙子岭等地破长城，进京畿地区游击。甲申年四月十五日，大军来到沈阳西南一个叫翁后的地方，突然停止前进。原来，是吴三桂派来请兵的使者到了。直到此时，多尔衮才知道北京陷落的准确消息。吴三桂请求多尔衮继续按原来的路线进军，从喜峰口、墙子岭一带进入长城，截住李自成的退路，与关宁兵一齐聚尔歼之。形势变于呼吸间。昨天的敌人变成了朋友。更强的敌人出现了。留给多尔衮的时间只有一日。这是这个年轻人短暂的一生中最长的一日。他果断决定，大军直发山海。他才不会理会吴三桂要他走喜峰口和墙子岭的要求呢。他知道时机天降，来不得丁点犹豫。他决心在山海关与李自成军做正面战斗。当一个国家打败了一个强大国家，它就成了一个强大的国家。翁后决策，饶是大战略家手笔。八旗军如离弦之箭。清军以每天二百里的速度插向山海关，相当于红军抢渡大渡河的速度。而李自成离开北京后，磨磨蹭蹭。北京距山海关四百余里，大顺军竟走了八天，平均每天三、四十里，结果与清军差不多同时抵达山海关。如果李自成早一天到，山海关之战就不是后来那个结局了。在次日发生的决定中国命运的山海关大决战中，多尔衮命吴三桂先与大顺军接战。大顺军越战越勇，吴三桂眼看就不能支。这时候，从海面上突然刮来一阵狂风。此风怪矣!起来的真是时候。且又是对着农民军刮去。后来清朝史籍中把这股风称为“神风”。这股风莫非也是机遇？多尔衮立即抓住这股风的绝好机会，挥军出动。万马奔腾。山呼海啸。农民军被这股遮天蔽日的沙尘吹得闭上眼睛，重新睁开时，忽然发现对手已换成剃光了前额的清军士兵，战斗意志一下就垮了。李自成正立于高岗之上观战，一个和尚告他：“鞑子兵!”自成拨马就走。这不是一场战斗，而是一场屠杀。

机遇就像阳光，它会公平地照在每一个人身上。捕捉机遇就是捕捉历史。满清没有像英国那样走上一条更新的发展道路，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满人有这个可能。汉人则毫无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指责满人，有点无辜。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不知彼。甚至到了二百年后英国军舰打到家门口，道光皇帝和他的臣子们居然都不知道英国在哪里。

甲申年，李自成也输在不知彼上。他对形势的错误判断有相当部分基于此。最患不知彼。只知道自己有多强大，不知道敌人有多强大。特别是，敌人的强大要比我们认识的强大还要强大，事情就不可为了。满清虽然是游牧民族，生产力低下，但战争力不低。游牧民族的战争热情和战争能量整整燃烧了几个世纪，摧毁了三个文明。他们不会种地，但是会发明战争机器。马镫就是中国游牧民族发明的。有了这个小东西，所向披靡，竟骑马打到欧洲去了。萨尔浒大战时，明兵的披甲由藤、皮革或荒铁所制，朝鲜援兵的披甲则是纸做的，少数是用柳条做的，而清兵几乎人人皆披精铁制成的铠甲。除护住胸部和背部外，连头、手臂和脚，都被层层防护，甚至连战马也披甲。由于其甲胄非常坚硬，除非用强弓，否则百步之外根本无法洞穿。萨尔浒大战是万历四十七年的事，到甲申年已经过去二十五年了。八旗更精锐。

大顺军在漫长的革命战争中也炼成了钢铁。秦地是出过“虎狼师”的。大顺军亦是一支“虎狼师”。我举一例：大顺军的战马平时是不饮水的，而是饮血。杀俘虏的血饮马。马饮惯了血，对水不屑一顾。打仗前一天，往往不饮马，让马特别饥渴。上了战场，战马一旦闻到血腥味，奔腾嘶鸣，眼睛发红，简直像狮子一样。骑这种马陷阵，无不克。这种事到今天想起来也令人毛骨悚然。但大顺军仍远不是八旗铁骑的对手。何止不是对手，完全不堪一击。你想，敌人有多强大？当时有人这样称赞八旗兵：“我国士卒，初有几何？因娴于骑射，所以野战则克，攻城则取。天下人称我兵曰：立则不动摇，进则不回顾。”

然而，在郭沫若写作那篇文章的时候，我们不仅知己，而且知了彼。我们比满清幸运百倍。宥于历史条件，满清王朝只能在“坏”与“更坏”之间做出选择，我们则可以在“好”与“坏”之间做出选择。历史机遇一如向满清招手那样向我们招手。明清鼎革的甲申年，中国既存在着国民道德素质问题，也存在着当权者统治素质问题。到了郭沫若写作《祭》文的甲申年，经过鸦片战争来百年的猛醒，经过先贤们的奋斗，二者都达到古人无法企及的高度。按说，伟大的民族变革应当到来。我们终于等到了这个伟大的变革，不过不是在纪念甲申三百年的时候，而是在几乎六十年后，邓小平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在那之前，我们又一次与历史机遇失之交臂。郭沫若在文章中“祭”的那个亡灵真是强悍，不仅在中国游荡，不仅在具有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东方国家游荡，甚至一度完全笼罩了我们北方那个庞大的邻国。古希腊创造了城邦政体。秦王朝创造了中央集权的官僚政体。希腊的影响是世界的，秦朝的影响只能是中国的。那个北方邻国创建了现代集权专制，它的影响也只能是中国的，当然阶段性地它也影响了欧洲东部几个小国家。毛泽东曾担心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那毫无可能。在中国复辟的只能是封建主义。过去是，如果根除不绝，将来也可能是。邓小平的历史功勋不仅是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还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来没有“任何进步”的平面循环，使中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转到了与世界发展潮流一致的方向。伟大的改革从来都是伟大精神的产物。邓小平的精神应该被称作中国历史上的“邓小平元年”。邓小平改变了我们的内心。内心的变化比政治经济领域内的变化更深远。邓小平改变了我们的思想。思想才是最性感的器官。

今天，机遇再次眷顾中国。中国的安全环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好。自秦汉两千年来的历史中，中国第一次免除了来自北方的威胁；自鸦片战争一百六十年来，中国第一次免除了来自海上的威胁；自1894年甲午战争一百年来，中国第一次免除了来自东北面那个小岛的威胁。二十一世纪，中国如果能够得到一个完整的百年和平来进行现代化建设，中国肯定将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我们不应该让任何其它因素动摇这座平台。中国百年来的革命再革命，为的不就是寻找一个和平的环境，使自己更加强盛吗？现在这个时机来了，我们要抓住它，不能让它溜走。不能为局部欢呼。心境最重要。我们要善于改变心情。改变心情就改变了世界。

回到甲申年，满清丧失历史机遇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则要从被它征服和反过来又征服了它的汉民族身上去找。于是引出下一个话题—— 三、一个民族的征服和征服一个民族

前面谈到，中华文明一经成熟就丧失了活力，开始衰朽。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能延续至今，少数民族尤其是满族立了大功。每一次民族溶和也可以说是民族征服之后，都是中华文明的高峰。但这座高峰，往往是用鲜血铺就的。

甲申年的历史是用汉民族的鲜血书写的。满清贵族踏着汉人累累的尸体步入他们最辉煌的事业的祭坛。明成祖时曾进行过一次人口统计，全国人口为六千万。明末为一亿。而满清入主中原后，到清世祖时又进行了一次人口统计，全国人口只剩下一千四百万人了，锐减了百分之八十多。约六千万人民在明清鼎革战争中遭到屠杀。一个小小的扬州，就被杀害了八十万人。满族征服汉族，始终贯彻一个既定方针：屠杀。对蒙古人和朝鲜人却不是这样。清军占领辽东地区后，先是担心当地穷人无法生活而造反，就把辽东地区的贫民都抓起来杀掉，称为“杀穷鬼”。两年之后，清军又怕辽东的富人不堪压迫而反抗，又把辽东地区的富人几乎杀光，称为“杀富户”。如此大规模屠杀两次，辽东地区的汉民基本殆尽。入关之后，也是一杀再杀。直杀得惊天地，泣鬼神。江山在屠杀中改变颜色。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侵华，完全沿袭了满清灭亡中国的方略――战略一致，路线一致，手法一致，连屠杀都一致。南京大屠杀就是“扬州十日”的现代版。

少时读史，为汉人落泪。长大读史，另有滋味。甲申年的历史为何这么悲？一个大国亡于一个小国，怨谁？军队不可谓不多，武器不可谓不精，地域不可谓不广阔，为什么只会望风退？满清入关的时候，满八旗、蒙古八旗、汉八旗、兵力加起来才十七万人。李自成就有百万大军，更遑论明军正规军。汉人上亿。可就是这十七万人，竟斩关夺将，一路凯歌。他们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最大的奇迹。谈及此，作为军人，我几乎忍不住要对八旗军膜拜和顶礼。与此同时我也痛思，我们的祖先怎么了？如何懦弱至极？

就在和甲申年同一个时代里，欧洲发生了一件事情：法国路易十四国王率大军对荷兰进行灭国性攻击。荷兰极小，抵挡不住，但誓死不降。荷兰人民挖开海堤，引大西洋淹没其国。宁将全部财产和家园毁于海水，也绝不留给侵略者。随即登上舰船出海，漂流远洋，决不屈服。有古汉人之风。古代汉族人是世界最强悍的民族。先秦史是汉族的青春史。翻开司马迁的《史记》，有记载叛徒的篇章吗？据统计，在汉朝时，一个汉兵可以顶五个匈奴人。到了宋朝，情况颠倒过来，一个金兵可以抵十个宋兵。到了明朝，我看一个清兵恐怕可以抵一百个汉兵了。至清末，甲申年几乎和满清同时登上世界舞台的英国的几千人远征军，绕过大半个地球来打中国，清朝有常备军百万，竟被打得叫饶。

是什么改变了我们？是什么使汉民族变得这么不及格？从理论上说，甲申年我们已经被开除过一次“球籍”了。我们在心灵上已经死了，虽然我们在肉体上还活着。我们输掉的是战争吗？我们输掉的是精神。是文化使我们生存至今，不，苟存至今么？有人曾沾沾自喜地说，没有一个民族能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而不被同化，这就是文化的力量。对此，我要唱反调。何止我，先哲们早就唱反调了。黑格尔说：中国是灾荒亡国。他指的才不是自然界呢。鲁迅也说过中国人是“灾民”的话。中华文化最诡谲之处就在于，它很难死，也很难生。它僵而不亡，亡而不僵。犹太人始终固守了精神上的祖国――犹太教。而我们在精神上早失去家园久矣!我们民族的延续主要靠繁殖后代。梁启超说：“中国人种……世界最膨胀之有力人种也。”我们民族的繁殖力特别强，有数量没质量。每当灭顶灾害到来时，数量往往起决定因素。对汉民族统治最酷烈的清朝使汉族人极大地焕发了生殖激情，二百余年人口翻了好几番，至民国接手时，已是四亿五千万了。就是拿到今天来比，也只有印度才能望其项背。这种繁殖是以退化作为代价的。犹太人两千年前是什么样，今天还是什么样。纵是奥斯威辛的大屠杀也不能对他们予以丝毫的改变。我们则变了，变得连自己都认不出自己了。甚至连征服汉族的满清人也变了。清亡时，你到北京街头走一走，到处可以见到遛鸟唱曲的八旗遗老遗少。来自旷野的血性的民族竟被糟踏成这么一副惨不忍睹的模样。唯有郊野中偶尔可见几个旗人在放鹰。从他们豪迈的动作中，以及从猎鹰威风凛凛地捕捉麻雀的动作中，才依稀可见当年努尔哈赤和多尔衮的雄风。

中国为什么会屡屡丧失历史机遇？如果说满清丧失历史机遇是偶然的话，汉民族则是必然的。鱼从头烂起。最根本的原因还要从源头上寻找，那就是文化。回顾甲申亡国史，一个庞大的民族被一个弱小的民族所征服，其根本原因也是文化。读懂甲申史，你就毫不奇怪我们民族为什么会独步于世界民族之林外面。

宗教当然是重要原因，但那是另一本大书了。读甲申，与其批判宗教，不如批判儒教。在中华民族所遭受的任何一次重大挫折后面，都可以看到一只黑手，那就是儒教。汉族是在汉武帝手中获得这个名称的，但汉武帝对汉民族又是有罪的。秦王朝如果不颠覆，或晚颠覆，中国也许就不是现在这副德性。秦始皇不容儒。当然，秦始皇的中央集权制度又与继承他的那个朝代独尊儒术有着某种血缘联系。鲁迅也不容儒。梁启超、林语堂、胡适，都不容儒。毛泽东也不容儒。他说他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孔，虽说有其现实的政治动机，可不含一丝文化反思的成份吗？存疑。儒教确立皇权，皇权确立独裁，独裁确立专制。专制是战无不败的。甲申年失败就败在这一点上。一个没有宗教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一个奉儒教为宗教的民族则肯定是要堕落的。

儒教全部学说的核心在于它的“崇圣性”：所有的思想到圣人那儿已经到头，不能再有了。所有的权力到君主那儿已经到头，不能更换。社会只存在着一个思想，那就是君主的思想。只存在着一个声音，那就是君主的声音。在一个国家，某种思想一旦成为“惟一”，而且“法定”，这个民族就休想再有什么想象力和灵性了。美国总统威尔逊曾说：“会思想的人不会行动，会行动的人不会思想。”而在中国，千年来，只有行动，没有思想。如果有，那就是王家思想。有明一代，由于朱元璋的残暴，中国人“惟上性格”发展到了极致。满朝一片恐怖之声。举国皆是精神奴才。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领袖，就有什么样的人民。崇祯图强，明为什么偏不强？崇祯要天下稳定，天下为什么汹汹？一亿人的脑袋围着一个人的脑袋转，就是最大的不稳定。全盘汉化的清王朝在这方面一点也不比明朝好。它虽然疆域宏大，但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少自由、最少创造力的王朝。

上个世纪我们北方那个大国的崩溃，就是思想摧残的结果。它解体的直接原因貌似经济的停滞，其实正是长期的思想控制造成了经济的停滞。那个邻国的执政党几十年来孜孜不倦地做着一项工作：使人民丧失思想的能力。丧失了思想也就丧失了创造力，甚至丧失了生命力。几十年只能造成二、三代人的智力衰退。几百年呢？几千年呢？思想的专断必然导致权力的专断。在以毁灭思想为要务的时代，思想者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死亡，一是投降。

在古代中国，国家为一家之国，一姓之国。甲申之际，顾炎武曾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一朝一姓亡是亡国，全民族为异族征服则谓之亡天下。甲申年的历史是既亡国又亡天下。天下人不能为国出力，故国亡。国家不能保护人民，故天下亡。最浅显的道理是，既然国家是你一家之国，我凭什么拼着一腔热血去保卫它？保卫别人的东西？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家姓史而已。帝王既视国家为私产，人民也视国家为商品。这一点，从北方大邻国的执政党的解体上也能得到印证。当执政党宣布解散时，不但广大群众异常平静，而且广大党员也异常平静。他们并没有失去政权的感觉。人民无主权，政权难持久。人民不把这个政权当成是自己的政权，而看成是当权者的政权；党员不把执政党看成是自己的党，而看成是党内当权者的党。绝大多数党员看着执政党被解散，宛如像是别的党被解散一样。这些人除了捍卫自己的利益外，没有捍卫过别的什么。

这一点，从明朝皇帝与臣属的关系上得到的印证最无情。明朝最少自由。明朝是一个打屁股的朝代。没有哪一个朝代像明朝皇帝那样喜欢打臣子的屁股。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廷杖”。一言不合，扒下裤子就打。有时候，一百多个大臣被摁在丹墀下，露出一水的白花花的臀部。棍棒飞舞，鲜血横飞，蔚为壮观。朱元璋和他的子孙们视臣属为粪土。对最高贵的士大夫的侮辱往往从最见不得人的私处开始。朱元璋绝对有虐待倾向。到了崇祯皇帝，更上一层楼。某次，一个大臣对自己的错误不承认，崇祯大怒，下令就在金銮殿上用刑。几个内阁大臣连忙奏道：“在殿上用刑，是三百年没有的事!”崇祯皇帝说：“这家伙也是三百年没有的人!”几打死。

明朝对臣属压迫最深，而明朝皇帝的下场也最惨。李自成将要杀入紫禁城时，崇祯皇帝击钟呼唤百官，无一人前来。随他在煤山赴死的只有一个太监。李自成找到崇祯皇帝的尸首后，把它放在大路口，没有一个明朝大臣跑去哭泣，只有一个和尚用麦饭做祭品，吊丧。而次日，李自成下令百官报名出来相见，几乎所有的大臣都跑去了，在院子里站着等了一整天，还没见到李自成和刘宗敏的面。史书谈到甲申年这段历史时写道：“百官皆好降。”为何好降？难道和“廷杖”没有一点关联吗？明朝从朱元璋到朱棣到朱由检，开创了屠杀大臣最多、最惨、最无理、最无耻的先例，明朝大臣也开创了所有朝代中最大规模集体投降的先例。大臣的气节真的还不如几个粉面柳腰的妓女。

还有一个事实我注意到了：离专制中心越近也就是离北京越近，投降的大臣越多，尽节的大臣越少。越往北发生的战斗越少，而越往南则战事越烈。明朝人写的书《甲申传信录》中讲：李自成攻北京，明朝守北京的大营兵四十余万，部将数以千计，“临敌力战，死于疆事者仅二人而已。嘻!”北京陷落时，全国官员自杀者中，南方人多于北方人。具体数目如下：浙江：六人。江西：二人。河南：二人。北直隶只有一人。燕赵之地无悲歌。吴越之地有义士。中国的风向肯定是渐渐南转了。大屠杀都发生在南方。我对音乐是外行，但一听到扬州的评弹，我总有一种挥不去的哀戚之感，隐隐听到八十万生灵的惨痛的呼喊。哀怨中有悲惨。悲惨中有哀怨。袁崇焕是南方人。收拾袁崇焕遗骨掩埋的佘姓义士也是南方人。他再也没有回到南方，一直在北京守着袁督师的遗骨，一守就是十七代。

在明朝受尽屈辱的大臣们到了清朝之后，一个个都焕发了崭新的青春。在与自己同胞作战的时候他们表现出来的勇气、谋略和聪明才智，真令人叹为观止。真正打下汉族天下的是汉族人。《康熙传》中指出：“满族人在征服中华帝国的过程中，几乎没有付出任何代价，而由汉人中最勇敢的人替满洲人为反对他们本民族而战。”吴三桂在宁远前线，并没有显出多么强的战斗力，可一旦易帜后，变得像豹子一样凶猛，对李自成军百战百胜。吴三桂一直从东北打到缅甸。他的战功只有也从东北打到南中国海的林彪可与其媲美。洪承畴[注：洪承畴，曾任明朝蓟辽总督，率十三万大军援救被皇太极围困的锦州，在松山大败，被俘后投降。清军入关时，积极为多尔衮出谋划策，并亲统军队平定江南。]曾被困松山，一筹莫展，但投降后，妙计倍出。传檄定江南。明朝兵部侍郎钱谦益曾投水自杀，可由于“水太凉”而没有死成，也投降了多铎，做了清朝的官。他和写作《圆圆曲》的吴伟业的文艺创作都在入清后达到了新的高潮。钱谦益曾发明了一件样式特别的外套：小领，大袖。一位江南学者问他这衣服代表哪朝风格，钱谦益故作戏语道：“小领示我尊重本朝之制，大袖则不忘前朝之意。”那学者讽刺道：“先生真是两朝„领袖‟!”钱谦益受的羞辱太多了，可他仍滋滋润润地活到八十二岁，这说明他在新朝过得相当好。满清对这些明朝旧臣的最高待遇就是把他们统统放进了《贰臣传》。中国第一部史书黄钟大吕。最后一个朝代撰写的史书则饱含激情描写叛徒。非一个叛徒，一大窝也。

专制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在我们的文化遗产中，这种由少数人百分之百控制多数人命运的残酷制度既脆弱，又坚强。脆弱是因为其承受不起任何一次外力打击，坚强是因为每当外部打击过去后，它总是枯木逢春。它总是像“一次权力交接仪式，把奄奄一息的专制交给精力充沛的专制。”这就要说到专制下的人民了。专制主义最可恶的一个特点就是愚民政策。要做到这一点唯有高压。高压必造成顺从。顺从必培养奴性。中国的佛教、道教也反智，也愚民，但却不如儒教来得猛烈。儒教已经把中国人培养得有受虐倾向了，并对凌辱有极强的忍耐力。中国人在极权和专制面前是死人。在外国侵略者面前也是死人。人平时没有尊严，战时也很难有尊严。奴隶在奴隶主面前是奴隶，在外国侵略者面前就变成主人了？你做梦吧。

甲申年的中国人是一盘散沙。一盘散沙的典型场景如下：一群人站在一起黑压压一片，走起路来整齐划一，喊起口号来震天价响。他们最爱喊的口号是“爱国”和“中国人民受屈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他们对爱国还是卖国的敏感程度要比对专制还是民主的敏感程度高出百倍。由于近代的屈辱使中国人心理存在着某种“不完整”，所以我们一次次说“站起来了”，正是这种心理的反应。思想看起来比疆域还统一。但一旦敌人来了，大家立即作鸟兽散。明末，清军尚未入关，但几次撕破边墙进京畿骚扰作战。孙传庭 [注：孙传庭，陕西巡抚，曾在潼关南原设伏大败李自成。李自成只剩下十八骑，逃往商洛山中。]挟潼关大胜的余威，进京勤王。一天，他的部队与一小队清军骑兵相遇了。明军有几千人，用孙传庭的话讲：“俱为身经百战之士。”清军只有几十人，双方隔着一条河。明军叫骂道：“我操你的老婆女儿!”清兵大笑，从军营中拉出近百名妇女，穿红戴绿，指着说：“这些都是你们的姐妹母亲，都被我们操了!”说着就真在光天化日下干起来。同时有十几个骑兵下河向这边渡来，几千明军吓得魂飞魄散，转身就跑，被踏死的不计其数。

专制吃人。人民变成羊。汉民族就是羊。汉民族的膝盖特别容易弯。既容易向皇帝弯，也容易向敌人弯。甲申年，整个中国大地上都飘扬着一股羊的气味。羊群再大，也是羊。狼并不介意它面对的羊究竟是一只还是一群。甚至愈多愈好呢。扬州城破，清军开展大屠杀。扬州顿成地狱。比地狱更难忘的场景是那些人民引颈受戮的场面。史载：只要遇见一个满族士兵，“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刀，无一敢逃者。”就像一个蒙古兵可以命令几百个波斯百姓互相捆绑起来，然后乖乖地把他们杀掉一样，清兵在扬州也是这样。一个清兵，遇见近五十名青壮男子，清兵横刀一呼：“蛮子来!蛮子来!”这些人皆战战兢兢，无一敢动。这个清兵押着这些人(无捆绑)去杀人场，无一人敢反抗不说，甚至没一人敢跑。到刑场后，清兵喝令：“跪!”呼啦啦全部跪倒，任其屠杀。

相同的情形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南京，一个师的国民党部队，遇见十六个日本人的小队，就乖乖投降了。几百个日本兵押着几万名国民党军俘虏去燕子矶屠杀，这些俘虏连逃跑的勇气都无。一位军委副主席讲：在他的老家山东某县，七、八个日本鬼子来扫荡，三、四万军民在“跑反”。

为了活命，扬州城那些因美丽而闻名的妇女们，愿意把她们的身体献给清兵而换取生命。有的女人在满城的哀号惨叫中精心梳妆打扮，尔后倚门，向清兵献媚。一个清兵士卒说：“我辈征高丽，掳妇女数万人，无一失节者。何堂堂中国，无耻至此？”清军令这些妇女全部脱光衣服，押走。直到康熙年间，在宁古塔(黑龙江)或蒙古附近，有人还看见过这些年纪已大、饱受欺辱的妇女。她们操扬州口音，身穿兽皮。她们悲惨的灵魂至今仍游荡在白山黑水间，我深信。

曾有一个玩笑，问：猪除了可以吃外，还有什么用？答：可以用来骂人。走笔至此，我突然想，猪比羊出息多了。一个人是杀不了猪的。猪坚决反抗。猪的吼声是绝望而雄壮的。它一辈子只有在被杀时才发出这最后的吼声。杀羊简洁明快。羊知道死期已到，但不反抗。屠户根本不用捆绑，只用手轻轻摩挲羊的头和身子，羊便驯服地躺下。屠户用刀在羊喉咙处轻柔地一抹，血喷出来。羊的眼睛里淌下一行泪水。我们应当学习猪的胸襟。

专制社会下的人格多奴性，最少宽容精神。奴性越大，宽容精神越少。缺乏互相信任是我们这个民族一个源远流长的特点。这样的民族总是怯于公战，勇于私斗。中国的内战是世界史上的奇观。我认为，越是内战厉害的民族，外战越不行。反过来说，越是外战不行的民族，内战越凶。孟德斯鸠讲过一句深刻的话：“统治中国的就是棍子。”有人认为此话有双重含义，一是说明统治阶级的残暴，二是说明人民的残暴。这一点，在“文化大革命”中暴露得最淋漓酣畅。“一个民族只要干出„大跃进‟和„文革‟这两件事中的任何一件，该民族就能进入„耻辱吉尼斯大全‟而永垂史册。”可我们干了这两件事还不够。“文化大革命”才走，我们已开始遗忘。“文化大革命”是我们民族的文化史，政治史，乃至心灵史，是我们生命中一个永远无可回避的话题。潘岳说：“自建国以来我们所搞的一系列„革命运动‟暴露出来的问题与结果是：自己内部培养的精英层几乎全部被打压，中产阶级萌芽也被消灭。”正因为中国没有革封建主义的命，资本主义反过来就顶翻了所谓的无产阶级。鲁迅说：“中国爱说自己爱和平，但其实，是爱斗争的，爱看别的东西斗争，也爱看自己人斗争，就是不敢同外国侵略者斗争。”

中国的汉奸丰富多彩，叫人说不尽，道不完。汉奸在哪里？汉奸在我们心里。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两次大规模的汉奸高潮，一次是在甲申年，一次是在抗日战争中。汉奸有两个特点，一是在外国主人面前俯首低眉，百分之百的奴性。二是打内战，征伐自己的同胞时显示出无比的英勇。甲申年，清军兵锋已逼近湖北，李自成被追得如丧家之犬，很快就要死在九宫山。可就是在这个关头，镇守武汉的明朝总兵官左良玉还顺江东下，准备攻打南京，美其名曰“清君侧”。南京在什么人手里？南京还在中国人手里嘛。镇守南京的马士英也露出一副汉奸嘴脸，说：“我们宁可死在清人手里，也绝不死在左良玉手里!”

清军残酷，汉民族在内战中表现出来的残酷性，不让清军。在扬州、嘉定、江阴这些城市发生大屠杀的同时，在汉人控制的地区也发生了大屠杀。几乎在多尔衮重开科举的同时，张献忠也在成都诡称开科取士，在贡院门口设置长绳，离地四尺，将读书人按名册排列，凡站立起来超过绳索的，都被押到西门外青羊宫杀死。先后被杀数万人，贡院中笔砚堆积如山。张献忠讨厌文人，认为文人奸诈伪善，所以四川的文人差不多被他杀光了。他曾一天内杀了自己二十名文官。有人认为他杀得太多了，他说：“文官还怕没有人做吗？

张献忠不说也罢，可素以军纪严明号称的大顺军，对老百姓又好到哪里去了呢？大顺军打下安徽桐城，百姓箪壶食浆，以迎义师。一个老农民在城门口拦住几个大顺军战士，絮絮叨叨地向他们讲述自己如何受官府压榨，生活如何凄凉，等等。一个大顺军小头目说：“哎呀，你既然那么苦，何必还活在世间呢？”就把老农杀了。

今天汉民族变了吗？答案在汉民族每一个成员心里。我们身上仍然烙着甲申年深深的印记。我们民族是否能经得起另一场甲申风暴？我们的生活中充斥着太多的勾心斗角，明哲保身。西方文化重视与自然斗，所以诞生了一个又一个思想家和发明家。中华文化重视与人斗，所以出现了一个又一个整人高手。中国是告密者的乐园。甲申年，江苏有个曾当过官的人，躲到乡下去教书，在胸前刺了“不愧本朝”四个字，又在左臂上刺“生为明人”，右臂上刺“死为明鬼”。一天，他脱衣洗澡，被人看见，立即向官府告发，被处死刑。南京大屠杀时，日本人抓住国民党军人后，进行甄别。在押的上万人中潜藏着换了服装的师长、团长。日本人喝道：“谁是当官的？站出来!”顿时森林一般的手指向那些真正的师长团长们。结局是一样的：指认人的人和被指认的人都难逃一死。

是什么使我们本民族如此相互仇恨和恐惧？我们在这种仇恨和恐惧中消耗了民族精神的大部分资源。中华文化的根是一种低成本生存。什么生命顽强？越低下的生命越顽强，如蝼蚁。越高贵的生命越易折，如狮子。蝼蚁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毁掉了自己，也毁掉了所有的征服者。内战凶猛，还有一个原因是自私造成的。儒家理论看起来最无私的，其实最自私。“君君臣臣”就是“无私”。而专制下，帝王自私，臣民凭什么为公？你经营你的大家，我经营我的小窝。你杀了我，我就是要流血。一个自私的人是不会爱国的。明朝“靖难之役”时，两个大官相约一旦南京城破，就自杀以殉。北兵进城时，城中大乱。大官甲听见大官乙对家人大声喊道：“外面乱糟糟的，你们赶紧把猪栏门关好，小心偷猪贼。”甲苦笑道：“一条猪都这样顾惜，更舍不得一条命了。”

中国亡在满清手里是中国的幸运。满清统治了汉族则是满清的不幸。从甲申年汉族的表现来看，这个民族的核心部分早已腐朽变质。它的选择是它的必然。它渴望得到的已经得到了。它必然失去的也全部失去了。性格改变命运。命运改变性格。中国既不能接受自己不能改变的，也不能改变自己不能接受的。既得不到自己所爱的，又不爱自己所得到的。没有任何一种不道德不是心安理得的。没有一个人能听见内在的道德质问。生命的价值低于资源的价值。中国政治内涵于中国文化。一部文明史，本来是人越来越从各种桎梏中解脱出来的历史，因而应当越来越成为人的历史。而我们的文明史，却是越来越把人桎梏起来的历史，因而是桎梏史。中国之落后，实际是一种文化上的落后。文化是一种能力。它强大，却容易被人忽视。文化是社会的镜子，而未来则是文化的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