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大全）

第一篇：曹禺（大全）

曹禺

曹禺（1910-1996），祖籍湖北潜江。清宣统二年八月二十一日（1910年9月24日）生于天津，原名万家宝，字小石。在清华读书时有“小宝贝儿”的绰号。“曹禺”是他在1926年发表小说时第一次使用的笔名（姓氏“万”的繁体字的“草”字头谐音“曹”）。曹禺是“文明戏的观众，爱美剧的业余演员，左翼剧动影响下的剧作家（”孙庆升：《曹禺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这句话，大致概括了曹禺的戏剧人生。曹禺的妻子李玉茹是著名京剧旦角演员。

作者生平

曹禺，卓越的中国现代戏剧家。原名万家宝，祖籍湖北潜江。生于天津一个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在天津南开中学学习期间参加戏剧活动，曾担任易卜生《玩偶之家》等剧的主角。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广泛钻研从古希腊悲剧到莎士比亚戏剧及契诃夫、易卜生、奥尼尔的剧作。

1933年大学即将毕业前夕，曹禺创作了四幕话剧《雷雨》，于次年公开发表，很快引起强烈反响，它不仅是曹禺的处女作，也是他的成名作和代表作。1936年和1937年，曹禺分别出版了他的重要剧作《日出》和《原野》。曹禺抗战期间的重要剧作是《北京人》。新中国成立后，曹禺创作的剧本主要有《胆剑篇》、《王昭君》等。

《雷雨》在一天时间(从上午到半夜)、两个场景(周家和鲁家)里，集中展开了周、鲁两家前后30年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显示了作品严谨而精湛的戏剧结构技巧。该剧反复写蝉鸣、蛙噪，写雷雨到来前后的闷热，其用意不仅是渲染苦夏的“郁热”氛围，而且还在于暗示人物的情绪、心理、性格。

更值得称道的是剧作的语言：首先，《雷雨》是以高度个性化的语言

进行写作--从它的台词里，观众(读者)能听(看)得出各位角色的年龄、性别、地位、性格、心理；其次，《雷雨》的语言带有浓烈的抒情味--它的语言发自人物的肺腑，带有强烈的情绪色彩，某些场合的台词(如第三幕周冲对四凤畅谈未来理想的台词)本身就是没有分行的抒情诗。《雷雨》以自己富有动感而精美的语言，充分展示了话剧这门“说话的艺术”的魅力。在千百个舞台上曾以多种面貌出现，被不同的人们饱含深情的演绎着，解读着，并一举将中国话剧推上了历史上最轰动热烈的颠峰时期。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清华大学的学生们组织起抗日宣传队，开展抗日宣传，曹禺担任了宣传队长。这年10月12日一大早，他和宣传队的同学们坐火车到保定去宣传，在火车上遇到了一位姓赵的魁梧大汉，是长辛店铁厂的工人。他对学生们的抗日行动赞不绝口，说：日本人霸占咱东三省，就像在咱国家身上割了一块肉。娘疼儿心酸，谁割咱娘的肉，咱就跟他拼！曹禺从心里钦佩这位工人大哥的爱国之心，他想起自己正在构思的话剧《雷雨》，一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渐渐在他心里清晰起来。

曹禺率清华大学抗日宣传队在保定育德中学进行抗日宣传，演出了《月亮上升》等话剧。这部描写东北松花江群众掩护抗日武装队员过江的话剧，受到师生的热烈欢迎。育德中学附近有个铁厂，曹禺与工厂的工人们座谈，工人们纯朴的形象，生动的语言，和曹禺在车上遇到的那位姓赵的工人融合成了《雷雨》中的鲁大海。多少个日日夜夜，在清华大学图书馆西文阅览室，在清华园的小河边，曹禺为创作《雷雨》简直到了神魂颠倒的地步。几经揣摩构思，又用了6个

月全神贯注地写作，曹禺终于完成了《雷雨》的最初创作。此剧以1925年前后的中国社会为背景，描写了一

个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资产阶级家庭的悲剧。这时是1933年8月，曹禺即将从清华大学毕业，并受聘赴保定育德中学任教。

在育德中学期间，他将此剧本进行了最后的完善。育德中学是同盟会员陈幼云1907年11月在原直隶讷公祠公立高等小学堂基础上创建的一所完全中学，1917年增设留法勤工俭学等工艺预备班，1931年又增设高级普通科，全校高初中合计有20个班左右，学生1000多人。学校要求理科教师要用英语授课，让学生毕业时达到大学预科程度，这样，英文课就颇为重要。曹禺被育德中学聘为英文教员，为学生讲授林语堂开明英语读本，英文经典，英文论说文范等课程。他在到育德中学任教之前，将《雷雨》的剧本送到了《文学季刊》。一部《雷雨》让他苦苦构思了近5年，苦心写作半年，五易其稿。写成后将剧本交给了他在南开中学的同窗好友靳以。靳以与巴金共同负责《文学季刊》的组稿工作，《文学季刊》的主编是郑振铎。靳以人很正直，他觉得曹禺是他的好朋友，就没好意思将《雷雨》剧本向主编推荐，稿子一直放在他办公桌的抽屉里。这期间，曹禺一直在育德中学尽心教学，但他始终放不下心爱的戏剧创作，于是，半年后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继续深造。直到他离开育德中学，他的《雷雨》还是石沉大海。

1934年7月的一天，靳以与巴金一起谈论《文学季刊》的组稿工作，巴金说：我们要注意文坛的新人，组稿面要宽一些。靳以便将曹禺的《雷雨》交给巴金。巴金当晚就读完，被深深打动，把剧本推荐给主编郑振铎，在当年《文学季刊》的第三期发表。之后很快由中华同学新剧公演会在日本东京上演，东京神田一桥教育馆发行了《雷雨》的日译本，成为畅销书。鲁迅看了日译《雷雨》剧本颇为兴奋，对到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说，中国最好的戏剧家有郭沫若、田汉、洪深和一个新出的左翼戏剧家曹禺。正在东京的郭沫若观看了《雷雨》的演出后亲自为《雷雨》的日译本作序说，《雷雨》确是一篇难得的优秀力作。曹禺由此从一位名不见经传的青年一跃成为中国剧坛的巨星。

曹禺作为文明戏观众的历史，是从母亲（继母）的怀抱里开始的。

曹禺的父亲万德尊在清朝末年曾留学日本东京士官学校，与阎锡山同学，1909年初回国，辛亥革命前（1916）任黎元洪秘书，中华民国成立后，获中将军衔，曾任宣化府镇守使、察哈尔都统等职。母亲薛氏出生于商人家庭，生下家宝后三天因患产褥热病逝。曹禺曾说：“我从小失去了自己的母亲，心灵上是十分孤单而寂寞的”。薛氏胞妹薛泳南成为家宝继母，始终把家宝看作是自己的亲生骨肉，并终身未生育。曹禺的继母喜欢看戏，他从小就跟着继母看了很多京戏、地方戏和文明戏。

曹禺是爱美剧的业余演员，但他作为业余演员的历史，则早在“爱美剧”出现之前就开始了。1915年，5岁的曹禺由表兄刘其珂作家庭教师，读诗背经，并开始与小同学演戏编戏，但没有上过正规的小学。1920年结束私塾学习，进入天津银号“汉英译学馆”学习英语，并开始接触莎士比亚等外国作家的作品。“爱美剧”作为一个运动，出现在1921年以后。

1922年进入南开中学二年级学习，与靳以（章方叙）同学，并成为终身好友。1923年开始热衷于新文学作品，尤其是鲁迅的《呐喊》和郭沫若的《女神》，但他承认，“《狂人日记》当时没读懂”，而《女神》却使他的血“沸腾”起来。1925年，15岁的曹禺正式加入南开中学文学会和南开新剧团（这是我国话剧界较早的剧团之一，由南开学校创始人严范孙、张伯苓创建于

1909年，周恩来曾是其中的活跃分子）的活动，开始了他的演剧生涯。

1926年开始在天津《庸报》副刊《玄背》上连载小说《今宵酒醒何处》，第一次使用笔名“曹禺”。后陆续在《南开周刊》、《国闻周报》等报刊上发表诗歌、杂文，以及莫泊桑的翻译小说等多篇。其诗作《四月梢，我送别一个美丽的行人》和《南风曲》有着郭沫若《女神》的影响。1927年他还参加了丁西林、田汉和易卜生剧作的排演。

曹禺作为左翼戏剧运动影响下的作家，虽然是1934年以后的事，但在1928年，曹禺担任《南开双周》的戏剧编辑后，就开始了《雷雨》的构思。他父亲希望他成为一名医生，但两次投考协和医学院都未被录取。同年夏天，曹禺以优异成绩从南开中学毕业后，免试升入南开大学政治系，但他对政治经济学课程不感兴趣，1930年暑假专程去北京报考清华大学。9月，曹禺与八位同学一起转入清华大学，插入西洋文学系二年级就读，广泛涉猎西方文学特别是戏剧文学，课余还常常与巴金、靳以去看京剧。年底，与钱锺书等人一起成为《清华周刊》编辑。

1933年，23岁的曹禺开始写作构思了长达五年的剧本《雷雨》和毕业论文《论易卜生》。曹禺参加清华大学留美考试，未被录取。毕业后去保定明德中学任英语教师。年底生病回京，病愈后回清华研究院，专事戏剧研究。1934年1月，由郑振铎主编，巴金、靳以编辑的《文学季刊》创刊，巴金在靳以那里看到《雷雨》后，主张立即发表，7月，《雷雨》发表于《文学季刊》第一卷第三期。当时并没有引起国人的注意，而引起了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的好评。1935年，由东京帝国商科大学的中国学生邢振铎译为日文，由留日学生剧团中华话剧同好会于4月27日在东京神田一桥讲堂首

演，郭沫若看后立即撰文《关于曹禺的〈雷雨〉》，大加赞赏。8月17日，在天津市立师范学校孤松剧团作国内的首次公演（也是该剧第三次公演），立即引起轰动，著名京派戏剧家兼评论家刘西渭（李健吾）发表《〈雷雨〉》一文称：这是“一出动人的戏，一部具有伟大性质的长剧”。

1934年9月，应邀去天津在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任教。1936年5月，在巴金等到人的鼓励和催促下，开始创作《日出》，白天为女师学生上课，晚上埋头写作，6月至9月开始在《文季月刊》第1-4期上连载。1936年，在曹禺尚未写出第二部作品《日出》时，《雷雨》即作为《曹禺戏剧集》（第一种）由巴金主持的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因此，《日出》不仅是巴金的期待，也引起了文坛的广泛关注。《日出》发表后，由萧乾主持，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邀请了当时文坛上各种派别的几乎所有大家，包括茅盾、巴金、叶圣陶、沈从文、靳以、李广田、朱光潜、杨刚、荒煤和燕京大学西洋文学系主任“中国通”谢迪克等，进行了两次集体讨论，盛况空前。为一个剧本，整个评论界如此迅速、如此兴师动众，在中国话剧史乃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还是第一次。1936年8月，应国立戏剧学校校长余上沅邀请，赴南京任教，讲授“剧作”、“西洋戏剧”和“现代戏剧与戏剧批评”等课程。11月，在南京导演话剧《镀金》。1937年4月至8月，《原野》在靳以主编的《文丛》第一卷第2-5期上连载。

1938年初，随剧校迁往重庆。10月，与宋之的合作改编《全民总动员》（原剧为宋之的、陈荒煤、罗烽、舒群集体创作的《总动员》），当月公演，轰动重庆。1939年春，随校迁往江安。暑假期间，创作《蜕变》。夏末去昆明导演《原野》和《黑字二十八》（即《全民总动员》）。初冬率剧校师生赴重庆演出《蜕变》，蒋介石看后下令禁演。1940年秋开始创作《北京人》，翌年公演。1942年初辞去剧校教职，夏，到重庆唐家沱，创作改编巴金的《家》。1943年8月，为创作历史剧《李白与杜甫》作准备，与友人赴西北旅行，回重庆后以此行的感想创作表现大后方民族资本家与官僚资本家矛盾的《桥》。1946年，与老舍同时接到美国国务院邀请，经上海赴美讲学，并两次会见德国著名剧作家布莱希特。1947年返回上海，后进入上海文华影业公司任编导，写成电影剧本《艳阳天》，自导演。1948年底，到香港。1949年初经中共地下党安排经烟台到北平。

1949年7月参加第一次文代会。1950年任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1951年自编《曹禺选集》，对《雷雨》、《日出》、《北京人》作大量修改。同年任《剧本》、《人民文学》编委。1952年6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专演话剧的国家剧院）成立，任院长。同年，为创作以一个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为主题的剧本《明朗的天》收集素材，1954年开始创作，1956年获“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剧本、导演、演出一等奖。195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0年，与梅阡、于是之合作创作历史剧《卧薪尝胆》（后改名为《胆剑篇》），并就剧中的若干史料问题请教沈从文，沈从文回长信详细叙说战国时期吴越社会各方面的状况，后又对该提出修改意见。1962年8月，在北戴河度假期间开始创作《王昭君》。文革期间曾先后被纠斗、在北京人艺剧团和宿舍看守传达室。1973年经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过问，被安排在北京话剧团工作。1975年参加第四届人大。1978年北京话剧团恢复原名“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再次任院长。同年8月，为创作《王昭君》去新疆，并完成初稿，载《人民文学》当年第11期。1996年12月13日逝世。

关于曹禺的话剧创作

《雷雨》广泛地吸收了西方戏剧的优点，明显受到易卜生戏剧“社会悲剧”、莎士比亚戏剧“性格悲剧”和古希腊戏剧“命运悲剧”等西方戏剧观念和创作方法的影响，并将它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成功地表现了20年代中国带有浓厚封建性色彩的资产阶级家庭中各种人物的生活、思想和性格，成为中国现代第一出真正的悲剧，从而使话剧这种外来的艺术形式完全中国化，成为我国新文学中一种独特的艺术样式。

易卜生戏剧“社会悲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周朴园形象的塑造和作品的主题思想方面。

周朴园是《雷雨》的主人公，是剧中各种悲剧的根源。作品以他为中心，安排了两条主要的线索：一是他与妻子蘩漪的冲突，以表现家庭内部的矛盾；一是他与矿工鲁大海的冲突，以表现他与工人的对立，这两条线索又通过侍萍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了尖锐复杂的戏剧冲突。周朴园是一个狠毒凶残的资本家，作者通过鲁大海之口，揭露了他血淋淋的发迹史：从前在哈尔滨包修江桥时，他故意让江堤出险，淹死了两千多个工人，进而将每个工人的抚恤金中扣去300块钱。只要能弄钱，他什么都做得出来。

周朴园更是一个专制冷酷的封建家长，在家中，他的话就是法律，为了贯彻他的意志，不惜牺牲任何人的幸福。他与蘩漪的关系，表面上是一种夫妻关系，实际上却完全是一种主仆关系，他需要蘩漪做的，只是为孩子们树立一个“服从的榜样”。在“第一幕”他强迫蘩漪喝药的一场戏中，蘩漪拒绝了他的要求，他先是让小儿子周冲端着药去劝，看着周冲含泪的眼睛，蘩漪只好退而求其次，请求留到晚上再喝。可他仍不肯让步，又命令大儿子周萍去劝，并且要跪着劝，直到蘩漪认输方才罢手。在他的眼中，根本

没有蘩漪独立的人格和起码的尊严，他关心的也不是妻子的健康，而只是自己的意志。

周朴园与前妻侍萍的关系，更充分暴露了他伪善的本质，年轻时他诱骗了侍萍，当他以为侍萍已经投河自尽后，为了安慰自己的良心，纪念自己一生中仅有的一次真爱，不仅将自己儿子的取名为“周萍”，保留了侍萍生周萍时的房间模样，甚至喜欢关窗的习惯，而且还一直把侍萍当作“正式嫁过周家的人看”，要为她修一座墓。但是，当他日思暮想的侍萍以女佣母亲的身份出现在他面前时，竟马上翻脸不认人。

但曹禺并没有把周朴园作为一个阶级的典型，而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来塑造的。他对蘩漪的冷酷，是因为他始终无法得到她的爱；他与鲁大海的冲突，则是当时社会上日益激烈的劳资矛盾的反映；而对侍萍的翻脸，则因为他不敢正视自己心爱的姑娘重又嫁人生子的现实，最后，当侍萍再次出现在周家的客厅时，他怀着忏悔的心情，命令周萍前来与自己的生母相认。虽然作者在创作之初，“并没有显明地意识着我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些什么”，但是，“写到末了，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来推动我，我在发泄着被压抑的愤懑，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曹禺：《雷雨•序》，《曹禺文集》第1卷，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而从人的角度去感受生活，对生活进行艺术概括，这正是易卜生的戏剧观。

莎士比亚戏剧“性格悲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蘩漪形象的塑造上。

蘩漪“是一个受过一点新的教育的旧式女人，有她的文弱，她的明慧，--她对诗文的爱好，但也有一股按捺不住的热情和力量在她心里翻腾着。”曹禺在剧本的“舞台提示”中这样写道，“她的性格中有一股不可抑制的„蛮劲‟，使她能够忽然做出不顾一切的决

定。她爱起人像一团火那样热烈；恨起人来也会像一团火，把人烧毁。”她是周朴园的续弦，如果算上侍萍，她实际上是周朴园的第三个妻子。

蘩漪来到周家18年，不但没有得到丈夫平等的爱，反而在精神上受到长期的摧残。她知道丈夫年轻时的荒唐事，知道周萍是丈夫与女佣的女儿生的“私生子”，也眼睁睁地看着丈夫为纪念这个儿子的生母所保留的房间。而丈夫对她，则仅仅是看作一个儿子们的榜样。这种压抑的家庭环境和不平等的待遇，使她产生了强烈的反抗心理。她怀着对爱情和自由的向往，怀着对周家的报复，疯狂地缠着大少爷周萍。而当她发现周萍喜新厌旧，想摆脱她转而去追求四凤时，她更不惜追到鲁家，在鲁大海将要发现周萍的关键时刻，关上窗户，断了周萍的后路，把他暴露在鲁大海面前，想借鲁大海的手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最后，终于导致了四凤触电身亡，周萍也开枪自杀。

蘩漪形象的成功，主要就在于作者深刻地表现了她矛盾复杂的“雷雨式”的性格。她对周朴园表面上是屈从的，但内心里却充满了仇恨和反抗。她追求周萍，不惜陷入“母亲不低频母亲，情妇不像情妇“的可悲境地，这与其说是爱的爆发，不如说是恨的宣泄。”蘩漪是作者认为“值得赞美”的人物，所以在创作中，作者着力描写了她因“环境的窒息”而做出的一次“困兽的搏斗”，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生命里所交织的“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曹禺：”《雷雨•序》）。

古希腊戏剧”命运悲剧“的影响，则主要表现在侍萍形象的塑造上。

侍萍是无锡周公馆女佣梅妈的女儿，被周家大少爷周朴园诱骗，与他生了两个儿子--周萍和鲁大海。30年前的一个除夕，她生下第二个儿子才三天，周朴园为了娶一个有钱人家的小姐，赶走了侍萍。那天晚上，侍萍

带着刚出生的儿子跳了河，人们都有以为她死了，但她被人救起，并且又嫁了两次人，还生了个女儿，就是现在的鲁四凤。

这个性格刚强而受尽侮辱和迫害的女人，一直在努力摆脱命运的安排，由于她自己的母亲是佣人，自己才如此命苦，被人玩弄又被人抛弃，因此，她一直不准自己的女儿再蹈自己的覆辙，没想到丈夫鲁贵又把女儿送进了公馆做使女。为了把女儿找回来，没想到自己又踏进了周家的大门。命运更作弄的人是，她的女儿又同样地与公馆里的大少爷不清不白，而这位大少爷竟是周萍--四凤同母异父的哥哥。由于作者在当时从来就没有看见过像侍萍这样的“下人”有何出路，他的所见所闻全是无论怎样挣扎也不能改变自己境遇的人，因此，也就只能用”命运悲剧“来替他们作解释了。

受西方古典主义戏剧观的影响，《雷雨》在结构上十分讲究，四幕戏的时间集中在一天之内（从上午到深夜），地点也集中在周鲁两家的范围内，出场的八个主要人物全都有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因此，作者自己也意识它有些“太像戏”了，技巧上也运用得太过分。此外，作者还受到西方基督教文化和现代悲剧观的影响，在渲染悲悯的宗教思想和神秘的命运色彩的同时，又强调距离的审美效果。在初版本中，特别设计了相同场景的”序幕“和”尾声“，让人们早早在就知道了故事的结局：十年后，周公馆成了教会医院，这里住着两个疯了的老妇人--蘩漪和侍萍，周朴园也成了基督教徒。让人们在了解了故事发生的原由后，能够再回味心中曾涌起的那份情感。

《日出》以30年代具有中国特色的半封建半殖民地都市天津为背景，以”交际花“陈白露的华丽客厅和翠喜所在的三等妓院“宝和下处”为具体地点，展示了“有余”和“不足”两个社会阶

层完全不同的生存状态，实现了对“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的揭露。全剧共四幕，其时间分别为：黎明，黄昏，午夜，凌晨。作品主要描写了三类人物：一是受五四新文化影响而在社会上发生不同变化的青年学生，如堕落为交际花的陈白露、仍然向往光明的方达生；二是”有余者“的代表和附庸，如银行家潘月亭、大丰银行襄理李石清、富孀顾八奶奶、面首胡

四、打手黑

三、洋奴张乔治、大旅馆茶房王福升以及没出场的恶霸金八等；三是社会底层的“不足者”，如妓女翠喜、被银行抛弃的小职员黄省

三、不幸落入黑社会之手的小东西等。

曹禺在清华读书期间，特别是在河北女子师范教书期间，见识过许多“娜拉式”的新女性，陈白露就是她们中的一位。在没有走进社会之前，她们都是美丽而纯真的”竹均“，对未来充满理想；走进社会后，很快就变成了玩世不恭的“白露”。她们凭借着自己的聪明和美丽，在娱乐圈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暂时在现代大都市中站住了脚，没有重蹈子君的覆辙，但是，却面临着娜拉和子君都未曾遇到的一个新问题：如何抵御金钱的诱惑和腐蚀。于是，很快投入了银行家潘月亭的怀抱，完成了从“不足者”到“有余者”的变化。方达生的出现，唤起了陈白露对过去的美好回忆，但过去的美好也仅仅是回忆中的一点残留，她清楚地知道，已经回不去了，自己只是潘月亭养在鸟笼里的一只金丝雀，即使有方达生的援救，即使鸟笼的门可以打开，也已经丧失了自己生存的能力，不会自己觅食了。陈白露是作者心中的一个理想，也是作者对这个理想的哀思，因此，即使她已经被彻底的锈蚀，但在作者的心目中，她仍然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女性，为了保护被人随意买卖的“小东西”，甚至不惜与金八作对。

在作品中，潘月亭、李石清和黄省三，构成了一个既互为对照又互为补

充的“三段式”人物链，很好地表现了“有余者”和“不足者”的对立和变化。潘月亭和黄省三可以看作是“有余者”和“不足者”的代表，而李石清则可以看作是从“不足者”变为“有余者”的典型。因此，作品中的“潘李之间的冲突”和“李黄之间的冲突”都是作者有意识地要“着力”描写的重点片断，其主要目的就在于让人们看到“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之道”的“残忍”。

李石清是一个极端自私而又阴险狡猾的人，而黄省三则是一个非常神经质而又胆小怕事的人。通过李黄之间的冲突，可以清楚地看到李石清从”不足者“变为”有余者“的动因。黄省三现在的处境，就是李石清的过去，也有可能是李石清的另外一种前途，如果他不是像现在这样丧心病狂地不择手段往上爬，他完全有可能落入或重新落入黄省三的境地。反过来说，如果黄省三也像李石清一样有心计有手腕还有胆量，他也可能成为李石清第二。而李石清如果拥有了潘月亭的钱财和权势，他就会比潘月亭更加贪婪和荒淫。现在的李石清就如同“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在对待媳妇时就比当年的婆婆更加残忍。李石清非常看重自己现在的”襄理"位置，他深知自己往上爬的艰辛和屈辱，他看见了现在的黄省三就像看见了过去的自己，他从心底里瞧不起像黄省三这样的怯懦者和失败者。

与《雷雨》曾受到许多批评一样，《日出》也曾遭到不少严厉的质疑。诸如作品的真实性问题、喜剧因素问题、第三幕（宝和下处）的安排是否合理的问题，以及“突击了„现象‟而忘记了应该突击的„现实‟”，“没有把笔锋直接指向造成一切黑暗和罪恶的根源的帝国主义”等等，最后的焦点，集中在了从《雷雨》到《日出》的变化，是作者的进步还是退步的关键问题上。这是一个仍然可以进行再探讨的问题。一个得到了多数人认同的意见

是：曹禺的这次“试探一次新路”的努力，不仅是成功的，而且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同样的问题还发生在作者的第三部作品《原野》发表以后。

如果说《雷雨》主要体现了作者的对中国封建家庭的认识，《日出》主要体现了作者对中国现代都市社会的认识，那么《原野》则主要体现了作者对人的精神承受力的理性探讨。《原野》的故事是在一连串血海深仇的背景下展开的：仇虎的父亲仇荣，被当过军阀连长的恶霸地主焦阎王活埋，仇家的土地被抢占，仇家的房屋被烧毁，仇虎的妹妹被送进妓院而惨死，仇虎的未婚妻金子也被焦家的儿子焦大星强占，做了“填房”，仇虎自己也被投进了监狱。

曹禺敢于将《原野》的背景放在自己并不熟悉的农村，并不是要追随时代潮流去表现农村中的阶级斗争，而是要借一个发生在农村的具有传奇性的复仇故事，挖掘一个人在强烈的爱与恨夹击下丰富而脆弱的内心世界，表现人充满反抗意识的原始生命力和复仇者的心理变化。因此，作品一开始就将从狱中逃出来复仇的仇虎，置于欲复仇不能，而欲放弃又不甘的尴尬境地。仇虎胸中燃烧着复仇的火焰，然而，害得他家破人亡的罪魁祸首焦阎王已经先他而去，剩下的只是瞎眼的焦母、懦弱的焦大星。

曹禺现象

1934年曹禺的处女作《雷雨》问世，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它被公认为是中国现代话剧真正成熟的标志。之后，1936年曹禺发表《日出》、1937年发表《原野》，1938年发表《黑字二十八》（又名《全民总动员》，与宋之的合作），1939年发表独幕剧《正在想》，1940年发表《蜕变》，直至1941年《北京人》完成，短短几年时间，曹禺的创作水准不论从思想上还是从艺术上看，都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的境界。尤其是

被誉为“四大名剧”的《雷雨》、《日出》、《原野》和《北京人》，其艺术功力所达到的境界，迄今为止，尚无人能超越，而彼时他仅有31岁。1942年曹禺将巴金的小说《家》改编为话剧，风格与《北京人》颇有相通处。此后，他所写的独幕剧《镀金》，《桥》（未完成），以及解放后写的《明朗的天》（1954）、《胆剑篇》（1961，与梅阡、于是之合作，曹禺执笔）和《王昭君》（1978）等剧，其艺术魅 力大不如前，这是大家所公认的一个事实。

有许多学者认为，曹禺艺术创造力的衰退主要在于解放后受困于行政事务，加上无休止的政治运动的干扰，使他无法集中精力从事创作，因此，1949年成为他创作生涯的重要转折点。学界一般趋向于认为曹禺艺术创作进入衰退期是在1949年之后。事实上，自从《北京人》之后，曹禺的创作就已经开始呈现出走下坡路的迹象，具有强大艺术感染力的原创性作品已不复出现，人们现在依然津津乐道的还是他前期所写的“四大名剧”。

为何曹禺在短短数年内能以令人惊叹的速度在文坛迅速崛起，而后又在正当盛年之时其艺术创造力很快下滑?曹禺前期剧作的原创性和生命力究竟在哪里?是哪些因素赋予这些剧作如此旺盛而持久的生命力?曹禺后期剧作的生命力为何迅速衰退?导致他衰退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这是诸多研究者在反复探究的问题。

应该说，曹禺的迅速崛起主要得益于他站在人类的高度去看待和表现人的生存困境，他是用一种人类所共同拥有的心灵语言去讲述人的不幸遭遇，以一种深广的悲悯情怀来看待人的痛苦。他的立足点，他的悲悯情怀，让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民族都能深切理解并产生强烈共鸣。而曹禺创作生命力的衰退，与其说是他被困于行政事务与政治运动的结果，不如说是他前期的作品在当时中国特殊的社会语境中被广泛误读的结果。[翻译书目]

罗密欧与朱丽叶（剧本）美国莎士比尤其是当时过分强调切近时势的文学批评理论，对曹禺产生了巨大影响。曹禺剧作中凡是与时势相切合的内容受到评论界的高度赞扬，与时势相对有距离的内容则大受攻击 ①。这些误读所形成的强有力的社会舆论最终使曹禺对自己的创作方向产生了误解，并由此导致他的创造力偏离了自己所熟悉的轨道而进入了他人设定的轨道。也可以说，正是始于三四十年代并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占据社会主导话语的意识形态化的文学批评，使曹禺极富原创性的创作受到了严格的制约而无法自由发展。

名人名言

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一个真正的人，应该为人民用尽自己的才智，专长和精力，再离开人间。不然，他总会感受到遗憾，浪费了有限的生命。

长相知，才能不相疑；不相疑，才能长相知。

曹禺-作品

[著作书目]

雷雨（剧本）1936，文生

日出（剧本）1936，文生

原野（剧本）1937，文生

编剧术（理论）1940，正中

黑字二十八（剧本）与宋之的合著，1940，正中

蜕变变（剧本）1940，商务

正在想（剧本）1940，文生

北京人（剧本）1941，文生

家（剧本）1942，文生

艳阳天（电影剧本）1948，文生

曹禺剧本选1949，文生

明朗的天（剧本）1956，人文

迎春集（散文）1958，北京

胆剑篇（剧本）与梅阡、于是之合作,曹禺执笔,1962,戏剧

王昭君(剧本)1979,四川人民

论戏剧1985，四川文艺

曹禺论创作（理论集）1986，上海文艺

亚著，1944，文生

[研究资料书目]

曹禺论（肖赛）1943，成都燕风出版社

曹禺研究资料汇编 1960，山东师院中文系编版

曹禺剧作论（田本相）1981，戏剧

曹禺的戏剧艺术（辛宪锡）1984，上海文艺

曹禺论（孙庆升）1986，北大

论曹禺的戏剧创作（朱栋霖）1987，人文

曹禺传（田本相）1988，十月

曹禺剧作艺术探索（华忱之）1988，四川文艺

第二篇：曹禺

1楼

8.曹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培育起来的戏剧艺术大师，他继承了鲁迅的精神，在戏剧创作、戏剧艺术管理、戏剧教育、戏剧翻译、中外戏剧文化等领域作出了多方面的卓越贡献。

作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奠基人，曹禺与焦菊隐等人一起精心策划、科学管理，“出人、出戏、出理论”，将北京人艺建设成为具有民族特色、世界一流的剧院。曹禺还是一位卓越的戏剧教育家。他把全部心血倾注于青年一代，在国立剧专、中央戏剧学院任教期间，是一位循循善诱、精通因材施教的伟大师长。曹禺的翻译剧本手法灵活、抉择精当，台词流畅、诗意浓郁、舞台感强，堪称戏剧文学翻译的典范。

曹禺的主要成就在戏剧创作上。他是中国现当代首屈一指的剧作家。他的剧作艺术地反映了中华民族在20世纪上半叶由贫困走向现代文明的苦难历程，体现了彻底的反封建精神，追求个性解放的人道主义精神。他的剧作，继承了中国古典戏剧高度凝炼的审美特色，又创造性地吸收了西方几千年戏剧的精华。它们的独特价值不仅在于首次演出就轰动剧坛，更主要的在于它们能随着岁月的推移，长久地保留在中外剧坛上，焕发出超越时代的艺术生命力。

曹禺一生为中国现代文学事业贡献了十四部话剧、一部电影作品，两部散文集和一部戏剧论文集，其中可列为世界经典作品的有话剧《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家》等。曹禺经典剧作的诞生，标志着我国现实主义戏剧艺术的成熟，它使我国的多幕剧创作在容量上、艺术质量上（又无论是典型人物的塑造上、结构艺术上，还是在语言的高度艺术化上），都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突破，是我国戏剧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对中国话剧艺术的全面发展，无论在戏剧文学、表导演艺术上，还是在舞台美术、戏剧艺术教育、戏剧艺术管理上、艺术创意上，都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半个多世纪以来，曹禺的主要剧作不断再版，不仅在话剧剧坛上演遍了祖国四面八方，而且，被改编成京剧、沪剧、评剧、汉剧、花鼓戏、川剧等十几个戏曲剧种，以及电影、歌剧、舞剧、音乐剧、广播剧、电视连续剧等，深入到神州大地的各个角落。在世界剧坛上，曹禺的剧作也广泛活跃在五大洲二十多个国家的舞台上，并译成多国文本，成为各国人民心心相通的桥梁。

曹禺剧作的历史地位受到了美国、英国、前苏联、日本、韩国等众多外国学者的重视和推崇。早在1936年，英国学者谢迪克就指出：“《日出》在我所见到的现代中国戏剧中是最有力的一部。它可以毫无羞愧地与易卜生和高尔绥华兹的社会剧的杰作并肩而生。”日本学者佐藤一郎认为：“在中国近代戏剧史上，若要推出一位代表作家，当首推曹禺。”

在人类戏剧史上，一位杰出戏剧家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早期、中期、后期的剧作在艺术水平上存在差异，这是常见的现象。曹禺早期、中期创作的五大名剧，形成了富于民族特色的浓烈，厚实的独特风格，成为经过半个多世纪考验的经典作品。它们所塑造的人物，填补了现代世界戏剧画廊中中国人物形象的空白，与世界戏剧大师莎士比亚、易卜生、奥尼尔等人作品中的典型人物一样，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舞台上历演不衰。仅此一点，就足以证明：曹禺是我国现当代戏剧史上一位当之无愧的世界级戏剧大师。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国际文化交流的加强，曹禺的剧作将会获得世界更加广泛的肯定。他的杰作，将会更加频繁地、以更加多姿多采的形态活跃在世界各国的舞台上。1934年曹禺的处女作《雷雨》问世，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它被公认为是中国现代话剧真正成熟的标志。之后，1936年曹禺发表《日 出》、1937年发表《原野》，1938年发表《黑字二十八》（又名《全民总动员》，与宋之的合作），1939年发表独幕剧《正在想》，1940年发表 《蜕变》，直至1941年《北京人》完成，短短几年时间，曹禺的创作水准不论从思想上还是从艺术上看，都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的境界。尤其是被誉为“四大名 剧”的《雷雨》、《日出》、《原野》和《北京人》，其艺术功力所达到的境界，迄今为止，尚无人能超越，而彼时他仅有31岁。1942年曹禺将巴金的小说 《家》改编为话剧，风格与《北京人》颇有相通处。此后，他所写的独幕剧《镀金》，《桥》（未完成），以及解放后写的《明朗的天》（1954）、《胆剑 篇》（1961，与梅阡、于是之合作，曹禺执笔）和《王昭君》（1978）等剧，其艺术魅 力大不如前，这是大家所公认的一个事实。

有许多学者认为，曹禺艺术创造力的衰退主要在于解放后受困于行政事务，加上无休止的政治运动的 干扰，使他无法集中精力从事创作，因此，1949年成为他创作生涯的重要转折点。学界一般趋向于认为曹禺艺术创作进入衰退期是在1949年之后。事实上，自从《北京人》之后，曹禺的创作就已经开始呈现出走下坡路的迹象，具有强大艺术感染力的原创性作品已不复出现，人们现在依然津津乐道的还是他前期所写的 “四大名剧”。

为何曹禺在短短数年内能以令人惊叹的速度在文坛迅速崛起，而后又在正当盛年之时其艺术创造力很 快下滑?曹禺前期剧作的原创性和生命力究竟在哪里?是哪些因素赋予这些剧作如此旺盛而持久的生命力?曹禺后期剧作的生命力为何迅速衰退?导致他衰退的根本 原因是什么?这是诸多研究者在反复探究的问题。

应该说，曹禺的迅速崛起主要得益于他站在人类的高度去看待和表现人的生存困境，他是用一种人类 所共同拥有的心灵语言去讲述人的不幸遭遇，以一种深广的悲悯情怀来看待人的痛苦。他的立足点，他的悲悯情怀，让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民族都能深 切理解并产生强烈共鸣。而曹禺创作生命力的衰退，与其说是他被困于行政事务与政治运动的结果，不如说是他前期的作品在当时中国特殊的社会语境中被广泛误读 的结果。尤其是当时过分强调切近时势的文学批评理论，对曹禺产生了巨大影响。曹禺剧作中凡是与时势相切合的内容受到评论界的高度赞扬，与时势相对有距离的 内容则大受攻击 ①。这些误读所形成的强有力的社会舆论最终使曹禺对自己的创作方向产生了误解，并由此导致他的创造力偏离了自己所熟悉的轨道而进入了他人设定的轨道。也可以 说，正是始于三四十年代并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占据社会主导话语的意识形态化的文学批评，使曹禺极富原创性的创作受到了严格的制约而无法自由 发展。

第三篇：曹禺《雷雨》

曹禺《雷雨》

《雷雨》是一部四幕悲剧。剧本以集中的时间（从一天的上午到午夜两点钟），集中的场景（周家的客厅和鲁家的住房），高度提炼了周鲁两家30年的旧恨新仇。曹禺在谈到他创作时说：“《雷雨》对我说是个诱惑，是我的一种蛮性的遗留，是抓牢我心灵的一个麾法，是我觉得的天地间的残忍。”《雷雨》在戏剧舞台上多次公演，1997年还被拍成 20集电视连续剧。

第一幕：

一个灰暗郁闷的夏天的上午。周公馆里上上下下都在忙着，只有美丽阴鸷的太太繁漪无事可做。老爷周朴园从矿上回来两天了，由于不久前矿警开枪打死了30多个工人，矿上最近一直在闹罢工。身为煤矿公司的董事长，他正忙着同警察局长商讨对付工人的办法，自然没有见到太太繁漪。好在繁漪对周朴园也并不关心，她心里自有惦念的人。

周家的女仆四风刚煎好药，太太繁漪下楼来了，她向四凤打听昨天大少爷周萍是什么时候回家的。四风心里非常紧张，因为刚才从她爹鲁贵那里得知，大少爷和他继母繁漪之间原来有段私情，而且四凤的母亲待萍今天才从济南回来，太太立刻就要她来府上谈话，不知道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四凤把老爷让太太喝的药端上来，繁漪勉强喝了一口，因为嫌苦，让四凤倒了。

这时繁漪的亲生儿子，周家的二少爷周冲欢跳着进屋向母亲访安。他只有17岁，但他告诉母亲自己爱上了年轻美丽的四凤，并希望父亲能把他的教育费分一半给四凤上学。繁漪很吃惊，但她见周冲连父亲的反对也不怕，反而觉得欣慰了许多。她想起了自己的负心人周萍由于害怕父亲而厌弃自己，不禁悲从中来。

周萍进屋找父亲有点事，他只和弟弟打了招呼，对繁漪十分冷淡。周冲不知二人有瓜葛，善意地问哥哥：“你不知道母亲病了吗？”不等周萍回答，繁漪便醋意十足地说：“你哥哥怎会把我的身体放在心上。”周萍找到周朴园请父亲允许他明天就到矿上去，周朴园考虑了一下，答应了。他对周萍说，繁漪有点精神失常，要请德国的克大夫替她看病。周朴园处理完公务，踱进屋来，他看到繁漪没有喝药，便强迫繁漪喝下去。暴雨将临，屋里闷得透不过气来，可窗户却紧闭着。因为这房子里的家具及摆设都是用年前的老样子，周朴园不许别人移动，柜子上还放着一张年轻女人的照片。这个女人就是30年前周朴园的第一个妻子，她叫梅侍萍，是周家女仆梅妈的女儿。跟少爷周朴园发生了非同寻常的关系以后，她生下两个儿子。在第二个儿子刚刚出世三天时，周朴园为了娶一位“有钱有门第的小姐”，便在大年三十寒冷的雪夜将待萍和病危的婴儿一同赶出家门，走投无路的侍萍在绝望中投河自杀。周朴园为了纪念她，将房子里的摆设完全按照她的喜好布置。

繁漪是一个热情倔强、要求自由、向往真正爱情的女性。18年前她和周朴园结婚后，生下了周冲。从威严专横的周朴园那里，她得不到丝毫的温情和爱情，早已心如死灰。忽然三年前周朴园的长子周萍（周朴园与待萍所生）从乡下来到这里，只比周萍大7岁的繁漪病态地、疯狂地爱上了他。他们的幽会被用人鲁贵发现了。懦弱苍白的周萍十分后悔，他开始紧紧抓住美丽纯朴的四凤，以逃避这乱伦式的畸形之恋。但繁漪把周萍当作自己生命的最后的寄托和归宿，当她知道四凤和周萍有了秘密之后，非常嫉恨。繁漪今天特意叫来鲁妈，就是要赶走四凤，重新得到周萍。

第二幕：

午饭后，天气更加阴沉闷热，地点周公馆。四凤听说她热恋的对象周萍要去矿上，心里很不安。她告诉周萍，太太有可能要辞退她，要周萍带她一起走。周萍没有答应，两人约好晚上十一点在四凤房中相会。听说周萍要走，繁漪更是焦急。她向周萍诉说自己来到周家18年精神上所受的折磨，责备周萍不该当初引诱她而如今却想一走了之，希望周萍能留下来，但遭到周萍冷酷的拒绝。这实在伤透了她的心，她警告周萍：“你不能就这么抛弃我，我不能受周家两代人的欺负。我要让你尝尝一个女人受伤害时的力量。”

鲁贵带鲁妈来见繁漪。鲁妈看着屋里的家具摆设以及那关着的窗户，觉得分外眼熟，她疑惑了；当看到放在柜子上的照片竟是年轻时的自己时，她惊呆了：这里竟是周公馆！原来，鲁妈就是传萍。诗萍还活在人世，她投河遇救，后来嫁给了鲁贵，还生了一个女儿叫四凤。两年前鲁妈到济南的一所学校做工。她走后，丈夫鲁贵恰恰做了周公馆的仆人，并且违背鲁妈的嘱咐，把女儿四凤也带进周公馆当持女。

繁漪来了，她告诉鲁妈，自己的儿子周冲对四风有了感情。鲁妈害怕女儿重犯自己年轻时的错误，决定立刻带四凤离开。

这时周朴园进来，命令繁漪去克大夫那里看病。繁漪走后，周朴园发现侍萍，才意识到当年的海小姐并没有死，面前的这个女人便是她！周朴园为了表示忏悔，递给待萍一张五千元的支票。诗萍拒绝了周朴园的钱，她提出见周萍的要求，周朴园答应了。

这时外面传来争吵声，原来鲁大海要见周朴园。说来凑巧，这次罢工运动的领袖是诗萍的儿子，也是周朴园曾经抛弃的儿子——鲁大海。仇人又是父子在周公馆见面了，周朴园告诉他：其他三位代表已回矿上，工人已经复工，而他被开除了。鲁大海知道这次工人罢工是被周朴园破坏的，怒不可遏地扑向他。站在一边的周萍气愤地打了鲁大海两记耳光。诗萍看到父子、兄弟势不两立的惨剧，悲恸欲绝。为了顾及自己的名誉地位，断绝周鲁两家的一切来往，周朴园辞退了鲁贵和四凤。周萍决定晚上去四凤家，繁漪劝周萍不要去，她说：“不要把一个失望的女人逼得太狠了，她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周萍不听。这时窗外雷声大作，暴风雨就要来了。

第三幕；

当天晚上，四民家中。外面下的一阵暴雨仍然驱不走天气的闷热，空中时而打着闪电。待萍决定明天带四风去济南，因此和大海一起出去找保人变卖家具。外面忽然有人敲门，原来是周冲。年轻单纯的周冲很不满意白天父亲对工人鲁大海的态度，当他得知鲁大海是四凤的哥哥时，便来侍萍家，送来一百元钱。四凤坚决不要，贪财的鲁贵却抢先收下了。大海正好这时回来，他见周家人就怒火中烧，他很自己的妹妹不争气，还在勾引周家少爷。他误解了周冲的善意。他从鲁贵手里拿过钱还给周冲。待萍回家，正好撞见四风送周冲出门，她联系事情的前后经过，疑窦顿生，赶紧向四凤到底和周家少爷发生了什么事情。四民心乱如麻，一天之中发生的变故是她承受不了的，但她始终没有说出和周萍的关系。待萍要四风起誓：从今以后再也不见周家的人。

深夜，周萍悄悄地冒雨来到鲁家见四凤。他翻窗跳入四凤的房间，这对情人哭作一团。窗外下着倾盆大雨，黑暗中隐隐传来女人的哭声。原来繁漪也在暗中尾随周萍来到鲁家屋外，目睹自己的至爱投入他人的怀抱，想想自己被人遗弃的不幸，怨恨愤怒油然而生。天幕中划过的闪电照亮了繁漪怨毒而惨白的脸，她从外面紧紧封死了四凤房间的窗户。这时，待萍和大海进四凤的屋里来了，惊慌失措的四凤和周萍想逃跑，可哪有退路。大海见了周萍就打，幸而被待萍死命拦住，周萍才得以逃脱。和周萍的私情暴露了，四凤羞愧万分，哭号着冲出家门。待萍和大海也赶紧追出门去，他们担心四凤想不开。

第四幕：

午夜约摸两点钟光景，周公馆客厅内。周朴园正看着报，突然想起花园藤萝架那根漏电的电线，便向仆人查问。仆人说，刚才大少爷的狗碰到那根电线被电死了，可是天下雨，明天才能修。这时繁漪进来，浑身湿淋淋的。周朴园问她到哪儿去了，她报复地说：“我有神经病，在花园里赏雨。”正说着，周萍走来，对父亲说他准备马上乘两点半的夜车去矿上，周朴园同意了，并递给他一把手枪做防身之用，自己回房休息。周萍正准备走，却被繁漪叫住。繁漪不甘屈从命运的摆布，期望用最后的力气挽救她和周萍的关系。她也是个脆弱的女人，渴求周萍把她从这个地狱似的家救出去。但她的苦苦哀求已打动不了周萍的铁石心肠，绝望之下的繁漪完全失去了理智和母性。

四凤找到周萍商量出走的事，传萍和大海也为找四凤来到周公馆。待萍坚决不同意四风和周萍私奔。但是，可怜的待萍怎知她再也没办法拆散这对情人了。因为四风终于说出自己已经怀上了周萍的孩子，周萍也满怀希望地对待萍说，他将和四凤一起创建美好的生活。面对两兄妹盈满希望和憧憬的眼睛，待萍只好隐瞒真相，痛苦地答应了。

这时繁漪拉着周冲进来，她本想让周冲从他哥哥手中抢回四凤，但周冲却说他对四凤的感情算不上爱情。可怜的周冲目睹了他原本崇敬的母亲那罕见的蛮劲和野性。他的母亲当众公开了自己和周萍的关系，痛快淋漓地声称自己已不是母亲，不是妻子，她只是被周萍激活的女人，一个闷死又活过来的女人。最后她又喊来周朴园来见他的“儿媳妇”。被繁漪弄得一头雾水的周朴园以为繁漪已经知道待萍的身份，便命周萍跪下认他的生母。血缘关系彻底揭穿。这犹如晴天霹雳，震惊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在可怕的事实面前，四凤狂奔而出触电身亡，赶去救护的周冲也跟着毙命。悔恨交集的周萍开枪自杀，干了他人生中仅有的一件强者所干的事。待萍呆了，繁漪疯了，黑夜中电闪雷鸣。

第四篇：曹禺生平

曹禺（1910～1996）剧作家、戏剧教育家。本名万家宝，字小石。祖籍湖北潜江。1910年9月24日生于天津。曹禺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幼年时的所见所闻对曹禺的反帝爱国思想的形成和他一生的创作起了巨大的作用。

1922年入南开中学。1925年加入南开新剧团，成为骨干。1928年入南开大学政治系，次年转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6年8月始在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教授戏剧。抗日战争开始后，他随戏校迁至四川。1946年返回上海，后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1947年1月回国，应聘于上海实验戏剧学校。

1949年初，曹禺接受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安排，由上海经香港抵达北平（今北京）。后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参与筹备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1949年7月文代会召开，曹禺被选为主席团成员。1950年、1952年先后被任命为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文化大革命中，曹禺遭到迫害，被迫搁笔。

1988年11月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执行主席

第五篇：曹禺雷雨读后感

曹禺雷雨读后感

剧中主要人物：周朴园、鲁侍萍、周繁漪、周萍、周冲、鲁四凤、鲁大海、鲁贵，曹禺雷雨读后感。

《雷雨》是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的家庭悲剧。通过血缘伦常与性-爱纠葛冲突，探索人性的复杂性欲人的悲剧。戏剧集中于一天时间(上午到午夜两点)两个舞台背景，从周朴园的家庭内外各成员之间，前后三十年的错综复杂纠葛深入进去，写出了封建家庭中人性的悲剧，故事被安放在长达三十年的背景下展开，悲剧的冲突建筑在历史的积累与酝酿中，从历史发展的过程探索人性的复杂性欲人的生存悲剧。

周朴园是《雷雨》的中心人物，周朴园形象的复杂性在周朴园对妇女与家人的态度中被揭露的淋漓尽致，他年轻时爱上了女佣梅妈的女儿侍萍，就三十年前的情况而言，侍萍的年轻美貌的确能牵动这位青年的心，但为了娶一位有门第的小姐，周家人就逼迫侍萍跳河自尽，尽管此事是封建家长做主，但周朴园默认了。

因此周朴园后来内疚、忏悔，但后来侍萍活着站在他面前时，他立即逼问“你来干什么”这就暴露了他的本性，通过它逼蘩漪喝药就可看出他的封建家长统治本性，因此，它是整个戏剧矛盾的集中点。

周繁漪在剧中是一位善于反叛和追求自由的新时代女性，她在周家陷入了周朴园的精神折磨和压抑，同时，周萍的背弃使她追求爱情自由破灭，周朴园和周萍的双重打击使周繁漪成为一个忧郁阴鸷性格的女性，从而，使她那颗受尽蹂躏的心灵中，腾起了一个不可遏制的力量，是当时社会新时代女性的典型代表。

《雷雨》的主题

《雷雨》是四幕悲剧(初版本有“序幕”和“尾声”)。它通过周、鲁两个家庭，8个人物，前后30年间复杂的纠葛，写出旧家庭的悲剧和罪恶。在作者看来，这场悲剧和罪恶的制造者正

是那些威严体面、道貌岸然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当时作者虽还不能从理论上清楚认识他的人物的阶级属性和特性，但具体描写上，已经接触到了现实阶级关系的某些本质方面。周朴园

与侍萍的矛盾分明带有阶级对立的性质，周朴园与鲁大海的冲突，更可看出社会阶级斗争对作

者的直接影响。剧本虽然从性-爱血缘关系的角度写了一出家庭的悲剧，但客观上也反映出中国

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某些侧面。充满不义和邪-恶的旧家庭正是整个旧社会旧制度的缩影。

《雷雨》在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成就。作者对旧家庭的生活非常熟悉，对所塑造的人物有着深

切的了解，对人物性格的把握相当准确。周朴园的专横伪善，繁漪的乖戾不驯，都给人以鲜明的印象。《雷雨》接受了希腊命运悲剧的影响，洋溢着一种不可名状的悲剧气氛。作者善于把

众多的人物纳入统一的情节结构之中，制造出一个又一个紧张的场面和强烈的戏剧冲突，再加

上语言的活泼和生动，使《雷雨》获得空前的成功。1935年4月《雷雨》首次在日本东京演出，同年秋在国内上演;从此，《雷雨》成了最受群众欢迎的话剧之一，一直保持旺盛的艺术生命

力。

《雷雨》的人物和戏剧冲突

曹禺在《雷雨》中，描写五四以后一个带有封建性的资产阶级家庭的黑暗生活，以封建家

长和资本家的周朴园为中心，展开了他所直接和间接造成的各种复杂尖锐的矛盾冲突，揭露了

旧中国的家庭和社会的罪恶。

30年前，周朴园还是一个“大少爷”的时候，曾经勾引使女梅侍萍，后来为了要娶“一位

有钱有门第的小姐”，将她和新生的第二个儿子赶出门去。18年前，他又娶了繁漪。繁漪不堪

忍受他像“阎王”似的压迫和“监狱”似的家庭生活，3年前就和他的长子周萍发生恋爱。但

是周萍像他父亲一样，不久就厌弃了她，又去勾引使女鲁四凤。同时，繁漪的儿子周冲也在爱

着四凤。周朴园继续压迫繁漪，她就只好抓住周萍不放，而周萍却竭力逃避。繁漪就叫四凤的母亲来带走四凤，以此向周萍报复。梅侍萍后来嫁给鲁贵，生了四凤。因此，周萍和四凤原是

异父同母兄妹，这种乱-伦关系一经发现，家庭悲剧就无可避免地发生了。

《雷雨》以周朴园和妇女尤其是劳动妇女的矛盾为主要矛盾，同时还表现了资本家和工人

之间的阶级矛盾。周朴园一贯剥削工人，“发的是绝子绝孙的昧心财”。他曾经命令矿警打死

了30多个矿工，罢工工人鲁大海前来和他交涉，他后来虽然知道鲁大海就是他的第二个儿子，但他终究毫不留情地镇-压工潮，并将鲁大海开除。

曹禺所要表现的这种生活过程，历时30年，而且关系如此复杂，斗争如此尖锐，那么他怎

样将这些内容组织在一篇四幕剧中去，正如狄德罗所说，他怎样“由主题的中心直入，仔细分

辨剧情开始的时机”呢?

从舞台形象的塑造上说，近代话剧在时间和空间上比我国传统戏曲受到更大的限制。传统

戏曲的演出，不需要近代话剧舞台上所应用的布景和幕，即使应用，总是带有虚拟性质，因此

剧作家可以较自由地来处理他的内容，大致按照矛盾冲突的发展的自然程序，从头到尾表现出

来。例如元代杂剧作家纪君祥在《赵氏孤儿》的楔子和五折戏中，从头至尾表现了历时20年的屠岸贾迫-害赵盾祖孙三代以及赵氏孤儿为家族报仇的故事。曹禺当然不能再用这种结构，必须

根据话剧舞台的条件采用新的方法，更紧凑更集中地来组织戏剧动作。他在《雷雨》中，将前

后30年的旧中国家庭和社会的许多矛盾冲突集中在“一个初夏的上午”到“当夜两点钟的光景”的一天之内以及基本上在周朴园家的客厅来展开，他的这种苦心经营的结构艺术，主要是从欧

洲的一些剧作家那里得到借鉴的。希腊悲剧作家，由于当时特殊的演出条件以及取材于观众早

已熟知的神话传说，一般都从戏剧冲突的发展过程的中间或者将近结尾之处着笔，并不从头演

起，而将过去情节由歌队歌唱出来。其后，易卜生继承并发展了希腊悲剧的结构特征，形成他

那特殊的“回顾方法”，将过去的情节和现在的情节交织起来，以“过去的戏剧”来推动“现

在的戏剧”，甚至在舞台上演出的戏剧只是过去的戏剧的结果。在《玩偶之家》中是如此，而

在《群鬼》中尤为突出：集中在从上午到次日黎明的时间内所表现在舞台画面中的戏剧动作，不过是将近20年前所发生的事件的结果，“父亲造的孽要在儿女身上遭报应”，等到剧中人阿

尔文太太说明她丈夫生前的许多荒唐行为并且指出正要结婚的欧士华和吕嘉纳原来是同父异母的兄妹之后，悲剧就立刻发生了。

曹禺的《雷雨》在某些方面曾受到易卜生的《群鬼》的影响。但是我们应该看到，《雷

雨》和《群鬼》的结构上的某些相似之处，并不是曹禺任意仿效易卜生，而主要取决于他自己的创作意图。曹禺所以要从30年前的矛盾着眼，而从一天之内的冲突落笔，我们应该从《雷雨》的主题思想来找到解释。在他看来，一切剥削阶级的罪恶，都有历史根源，而且愈来愈严重，因此只有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才能彻底揭露旧中国家庭和社会制度的弊害，才能充分表现受

害者的悲惨命运。这样描写，对于小说家来说并不算太困难，但是舞台的容量却有限度，因此

对于曹禺来说，什么是《雷雨》剧情开始的最好时机，从30年前周朴园勾引和遗弃梅侍萍开始，还是从3年前周萍和繁漪发生不正常的恋爱开始，或者从现在开始，这是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

现在，他以“现在的戏剧”为主，而将“过去的戏剧”穿插其间以便产生推动作用，这个“剧

情开始的时机”显然是十分有利于主题思想的表现的。可是这种结构方法却给剧作家带来一些

困难，他一方面既要揭开现在的矛盾，另一方面又有许多前情必须逐步交代，因此他就必须苦

心经营，巧作安排。曹禺先交代3年前的事，到第二幕才揭开30年前的帷幕，这样不但有条不

紊，而且使矛盾冲突得到合理的发展。

《雷雨》中的戏剧冲突所以如此尖锐复杂，原因在于剧中人物之间有阶级的对立和思想的分歧。曹禺非常熟悉这些人物的性格特征，并选择最好的时机从矛盾冲突中来表现人物性格。

在开幕的那“一个初夏的上午”以前，所有人物像在生活中一样，都有各自的贯串动作。周朴

园在3天前刚从矿上回来，正在设法镇-压工人罢工运动。像父亲一样自私虚伪的周萍，为了摆

脱繁漪，正想离家到矿上去。繁漪不甘忍受封建压迫，可是找不到出路因而采取个人主义的报

复手段，为了破坏周萍和四凤的关系，早已通知四凤的母亲到周家来。那个天真幼稚而曾受到

“五四”民-主思想影响的周冲，正在爱着四凤。四凤两年没有看见母亲，听说她要来很高兴，可是想起自己和周萍的事又很着急。她父亲鲁贵是个卑鄙恶俗的奴才，想从女儿身上捞一笔钱。

而在周家的门房里，工人代表鲁大海等着要见煤矿公司董事长周朴园。至于那个30年来含垢忍

辱而善良正直的侍萍，本在济南一个学校里做女工，现在正坐火车赶来，她唯一的人生理想便

是希望女儿不再蹈她的覆辙。我们从曹禺所设想的各个人物的贯串动作中可以看到，只有当剧

作家对于开幕以前的人物的活动和经历等胸有成竹时，那么开幕以后的戏剧动作才能迅速展开。

而所谓“剧情的开始”，并不如亚里斯多德所理解的那样，“指事之不必然上承他事，但自然

引起他事发生者”亚里斯多德《诗学》第七章，人民文学出版社。因为生活本身就是一个不

断发展的过程，剧作家所描写的不过是有着普遍联系而又自成首尾的某一片段而已。

开幕之后，我们看到“在周宅的客厅里”，四凤在“滤药”，鲁贵在“擦着矮几上的银烟

具”。这一场很长，其中穿插着鲁大海的上场和周冲的过常作者在这第一场中，并不平铺直

叙，而是通过鲁贵用威吓哄骗的手段向四凤要钱这一动作，表现了鲜明的父女两人的不同性格，而从性格的矛盾中，生动地交代了许多幕前情节。他在交代这些幕前情节时，没有脱离人物的性格，而将叙述和动作结合起来，这就使人不会感到沉闷，而在不知不觉中被逐步引导到戏剧

冲突的中心。

这一场很容易使我们想起易卜生的《群鬼》的第一幕第一常易卜生在那一场中，通过阿

尔文家使女吕嘉纳和她那庸俗的后父安格斯川的矛盾进行了某些必要的交代。而鲁贵所讲周萍

和繁漪“闹鬼”的事，也会叫人忆起阿尔文太太的话：“我听见吕嘉纳和欧士华在饭厅里说话的时候，我眼前好像就有一群鬼”(第二幕)。但是，曹禺在《雷雨》第一场中并非没有独创之

处。四凤所“滤”的“药”一直贯串在第一幕中，到第一幕快要结束时，曹禺通过周朴园强迫

繁漪吃药这一生活细节，揭露了夫妻之间的深刻矛盾，表现了两个互相对立的性格。此外，正

当鲁贵恬不知耻逼着四凤承认她和周萍的关系时，鲁大海突然上场，这一穿插在结构上具有重

要意义。从另一方面说，鲁大海的上场可以使得父女两人那个场面富于变化因而更加紧张，而

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在于揭露了资本家周朴园和工人之间的阶级矛盾，展现了这个“体面”家庭的阶级实质和周萍的腐朽的精神面貌，读后感《曹禺雷雨读后感》。至于周冲的过场，给他以后向母亲说明他爱四凤作了准

备。但是鲁贵父女这个场面很长，占第一幕三分之一的篇幅，因此难免露出一些雕琢的痕迹—

—例如鲁贵过于唠叨，一再拦阻四凤送药上楼，曹禺自己后来甚至嫌它“写得嗦，不好”张葆

华《曹禺同志谈剧作》，《文艺报》1957年第2期。但是由于其中交代前情相当生动，各种

矛盾的线索已开始交织起来，这一场戏颇能引人入胜。

曹禺在这以后的几个场面中，一方面迅速发展矛盾冲突，一方面继续交代前情。《雷雨》

既以描写这个带有封建性的资产阶级家庭生活为主，作者就首先要着重表现四凤和繁漪、繁漪

和周萍以及周朴园和繁漪之间的矛盾。周萍明天要离家到矿上去做事，这就使得早已存在的复

杂矛盾更加尖锐化和表面化，而四凤和繁漪的命运，也将因此发生新的变化。周萍的这个决定，自然会使我们联想到许多问题：他为什么要走?那么四凤怎么办?繁漪的态度怎样?

关于周萍明天要走这一情节，曹禺并不用简单的方法随便加以叙述，而是在四凤和繁漪的场面中结合人物的内心活动交代出来的，这就增强了戏剧的效果。繁漪是主妇而四凤是使女，但是两人都爱周萍，繁漪分明怀着敌意可又不便露出声色，因此吞吞吐吐地追问，而四凤却兢

兢业业地故意回避，这是一场充满内心动作的戏，十分耐人寻味。

繁漪和周萍过去的乱-伦关系，系由周朴园间接所造成，而在现在的家庭生活中，他们之间的矛盾表现得很突出。因此，曹禺在第一幕中有必要描写这两个人的场面。一般剧作家，可能

开门见山直接表现两人相见的场面，但是曹禺先写周冲向繁漪说明他爱四凤，然后再让周萍上

场，因为有周冲在一起，两人谈话表面上装模作样，实际上皮里阳秋，而繁漪所说的“我怕你

是胆小吧”和“这屋子里曾经闹过鬼”，已经是锋芒毕露，砭人肌骨。剧作家处理矛盾冲突的发展，应该根据生活逻辑，既要放得开，又能收得祝繁漪在名义上是周萍的母亲，这种暧昧

关系当然不能随便公开，而她对于周萍的追求和周朴园对她的压迫，在程度上成正比例，只有

当她继续受到压迫时，她才会一步紧一步抓住周萍不放。同时，曹禺在第一幕中所着重表现的是周朴园这个反面典型，因此，繁漪、周冲和周萍那个场面，从某方面说来，只是一个引子。

周朴园以一个封建家长和资本家的姿态，出现在舞台上。曹禺从侧面描写他忙着会客，暗

示他正在设法对付工潮，所以等他上场以后，就谈到矿上已经复工，鲁大海已被开除。他会见

家里人，一点没有情感，而且看着表说，“十分钟后我还有一个客来，”催着儿子说话，俨然

一副从德国学来的资产阶级讲生意经的神气。他一见繁漪的面就说她有病，强迫她吃药，很冷

峻地说：“当了母亲的人，处处应当替孩子着想，就是自己不保重身体，也应当替孩子做个服

从的榜样。”在这里就出现了第一幕的高-潮。高-潮是矛盾冲突发展的顶点，在每一阶段中都有

一个顶点，每一幕的高-潮再逐步上升，最后形成全剧的高-潮而至解决。曹禺在这一高-潮中，从

正面和侧面揭露了周朴园对家庭的专制统治和对工人的残酷手段，因而使得戏剧动作更进一步

地向前发展。

戏剧动作在第二幕迅速发展。在侍萍上场以前，作者先写周萍和四凤之间以及周萍和繁漪

之间的关系，这样可以使她在更加紧张的气氛中出现，形成一触即发之势。而侍萍的出现，使

矛盾冲突更加尖锐复杂。在“现在的戏剧”开幕之后，通过侍萍揭开了“过去的戏剧”的帷幕，两者交织起来，戏剧动作于是逐步推向总的高-潮。在这过程中，周朴园的罪恶彻底被揭发，我们还看到了由于他的罪恶，侍萍和四凤无辜遭受了悲惨的命运。曹禺在穿插侍萍这条线索时，在结构上显然是采用了希腊悲剧家所惯用的形式——“发现”和“突转”。亚里斯多德根据他

对希腊悲剧的研究，指出“‘突转’与‘发现’是情节的两个成分”。他说：“‘发现’，如

字义所表示，指从不知到知的转变，使那些处于顺境或逆境的人物发现他们和对方有亲属关系

或仇敌关系。‘发现’如与‘突转’同时出现(例如《俄狄浦斯王》剧中的‘发现’)，为最好的‘发现’。”亚里斯多德《诗学》第十一章。在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和《群鬼》的情节结

构中，也有这两个成分。曹禺的《雷雨》中，有几重“发现”，侍萍发现周朴园，继而发现四

凤的事，周萍和四凤发现兄妹关系，繁漪发现鲁妈就是侍萍，然后急转直下产生悲剧。

侍萍自从30年前受到周家“大少爷”的欺侮之后，唯恐女儿再受到同样的不幸，所以一向

不肯叫女儿到“大公馆”去当使女。假如她一到周家就听到繁漪劝她带走四凤的话，按照她的性格，她一定会带走女儿，避之唯恐不及。她这一走，也就不会有所“发现”。因此，曹禺在她上场之前，事先作了这样安排：鲁贵上来告诉繁漪“鲁妈来了好半天啦”，同时又传周朴园的话要她去找“老爷的旧雨衣”。作者就这样将繁漪支出去，让侍萍上场有所“发现”之后，她再拿着雨衣进来，而这雨衣又成为侍萍和周朴园相会的一条线索。曹禺这种安排虽则未免过

于纤巧，但是用心之细于此可见一斑。

侍萍来到周家客厅，等候繁漪下楼，这样她就有余暇来注意那关闭的窗户和古老的家具，使她疑心“这屋子我像是在哪儿见过似的”。曹禺描写她低头沉思，双手冰凉，以显示她的心

理过程和生理反应。她先断定“我来过”，再注视着“那个柜”，听说这一家姓周，最后看到

“周家第一个太太的相片”，终于“惊愕得说不出话来”。她最后叫四凤出去给她倒水，一个

人自言自语地说：“哦，天底下地方大得很，怎么经过这几十年，偏偏又把我这可怜的孩子，放回到他——他的家里?哦，天哪!”到这里，她已开始有所“发现”。她想带着女儿就走，繁

漪却叫四凤帮着去找“老爷的雨衣”去了。

繁漪所以要叫鲁妈来带女儿走，是因为嫉妒四凤，但她却以周冲为借口，说得冠冕堂皇。

这位周太太，虽然身受压迫，有反封建的精神，但是在她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中却隐藏着虚伪

自私的个人主义因素。曹禺在繁漪和侍萍这一场中，又以鲁贵屡次上场催她去看病作为穿插。

这个穿插，具有多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和第一幕中周朴园强迫繁漪吃药那件事相联系，进一步

展开夫妻间的矛盾;一方面又给周朴园的上场和繁漪的下场作好准备，以便周朴园“发现”侍

萍。

侍萍和周朴园相会这段情节很富于传奇性，但是作者却通过这一情节更突出地表现了周朴园的丑恶灵魂。周朴园认为侍萍早已死去，多年来保存了那些旧家具和旧习惯，自觉心安理得，足

以“弥补我的罪过”。所以他最初曾以主人对待一般“下人”的态度，和侍萍谈及“雨衣”和

“窗户”，然后看模样听口音，开始觉得有些奇怪，于是提起30年前的那件事来。周朴园先后

两次问侍萍“你……你贵姓?”“你姓什么?”而她的回答是“我姓鲁”“我是这儿四凤的妈”;

在这紧张和松弛相交替的过程中，我们特别觉到紧张。最后，曹禺借用了希腊悲剧和我国戏曲

中的所谓“表记”，让周朴园因此“发现”侍萍。周朴园叫侍萍“下去”，顺便要四凤去找

“樟木箱子里的那件旧雨衣”和“几件旧衬衣”，侍萍就谈起“那种绸衬衣……一共有五件”，有一件绸衬衣上“用丝线织成一朵梅花……旁边还绣着一个萍字。”这才使得周朴园不得不承

认：“哦，侍萍!(低声)是你?”

当周朴园一旦“发现”面前的“下人”是侍萍之后，他过去为了所谓“弥补我的罪过”而

装扮出来的虚伪面貌，在现实面前立刻现出了原形：为了维持他的名誉和地位，他想用钱来封

住侍萍的嘴，并且决定立刻辞退鲁贵和四凤。周朴园的卑鄙和狠毒，正好和侍萍的高贵和善良

成对照。在这一场里，不仅有性格描写，而且戏剧纠葛愈扣愈紧。

侍萍要求“见见我的萍儿”，周朴园以不准当场认子为条件答应了她。观众自然等着要看

侍萍如何会见周萍，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场面。假如曹禺接着就写母-子相会的情形，比方说周萍见了生母非但当作路人，甚至像他父亲一样将她当“新来的下人”，甚至责难她“你不知道

这间房子底下人不准随便进来么?”或者摆出“大少爷”架子骂她一顿，这就足够显示阶级之

间的对立状态了。但是曹禺不以此为满足，为了更深一层地揭露资产阶级的凶恶面貌和表现侍

萍的痛苦心情，为了更进一步激起观众的强烈的憎恨和同情，他将周朴园和鲁大海的斗争穿插

进来，使母-子和父子同时相会，这就比单写母-子或父子相会，具有更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鲁

大海早在第一幕中就等着要见周朴园，这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场面。曹禺写周朴园会见鲁大海

时早已知道他就是自己的儿子，但是毫无父子之情，有的只是阶级仇恨，照样将他开除，这就

比一般的揭露更加深刻。更重要的，曹禺将父子之间的阶级斗争放在侍萍面前展开，而且让她

亲眼看到打她儿子鲁大海的不是别人，而是她所要见的儿子周萍，这就使她终于“大哭”，喊

道“这真是一群强盗!”这一场是第二幕的高-潮，从这里又引出了新的动作。鲁贵和四凤被辞

退，周萍决定当晚去会四凤，并向繁漪当面承认他爱四凤。繁漪就警告他：“你不要把一个失

望的女人逼得太狠了，她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我们在第二幕结尾就预感到，“风暴就要

起来了!”

戏剧冲突在第三幕中逐渐发展，而且愈来愈激烈。周冲到鲁大海家来找四凤，一方面是奉

母命送钱——其实繁漪是要他来监视周萍，一方面是来诉说爱情。这就引起侍萍的疑心，逼着

四凤在雷声中起誓，永远“不见周家的人”。这位相信命运的善良女人，认为这样就可以逃避

不幸的命运，但是接着由于周萍的闯入和繁漪的阻挠，使她又“发现”了一件比她所想象的更

可怕的事情——子女乱-伦关系。在这一场中，每个人物都具有强烈的动作，展开了激烈的斗

争：自私的周萍追求着四凤的爱情;绝望的繁漪开始作“困兽之斗”;侍萍发现四凤被勾引以

及乱-伦关系之后就竭力要挽救这可怕的命运;四凤处在对周萍和对母亲的爱的尖锐矛盾中，由

于不能抗拒周萍而违反了自己的誓言，并且终于被母亲所发现，最后只得出走;而鲁大海看到

周萍，仇恨当然更深，但是碍于母命，只得暂时放过敌人。第三幕的高-潮是以前的高-潮尤其是

第二幕高-潮的发展，每一个人到此已经欲罢不能，悲剧的结局已经是无可避免。

曹禺在表现全剧高-潮逐步形成的时候，结合人物性格，既是层次分明，而又极尽曲折之能

事。而所有这一切，又和周朴园直接或间接相联系。曹禺从一个带有封建性的资产阶级家庭中

来揭示这一悲剧的社会根源，因而第四幕中的戏剧动作又在周家展开。戏剧冲突是由不同阶级

或不同思想的人所形成，在冲突过程中，人的性格不仅得到表现，而且发生变化。曹禺在写全

剧高-潮出现之前，先写周朴园的性格的某些变化。这位封建家长和资本家，一贯剥削人压迫人，在表面上似乎颇有声势，但是经过繁漪的反抗、侍萍的控诉以及鲁大海的斗争，逐渐感到他的统治地位不像以前那样稳如泰山。在半夜两点钟光景，外面下着雨，除了自己，“屋子里一个

人也没有”，他后来只好对着周冲谈起自己的没落情绪，他“有点觉得老了”，而且还想到

“死”。这和第一幕中他和家人见面那一场相比，前后恰成对照。非常明显，他已预感到他所

代表的社会力量似乎开始有些动摇了。

繁漪从鲁家回来，精神有些变-态，周朴园将她看做“疯子”，因此两人的矛盾更加尖锐。

这种精神上的迫-害，逼着她向周萍作“最后一次”请求：“我现在求你，你先不要走……即使

你要走，你带我也离开这儿。”而周萍却像他父亲一样，对她说：“你现在不像明白人”。当

他听说她曾经到过鲁家去，他就骂她“你真是一个疯子”，甚至“狠恶地”说：“我要你死!”

她一个人在客厅里，“沉静地立起来，踱了两步”，自言自语：“奇怪，我要干什么?”这个遭

受周家父子两代欺侮的女人，在遇到最后一次打击之后，正在酝酿最后一次个人主义的反抗报

复。她这时候的沉静的心境，像夏天郁闷而凝固的空气一样，正预示着狂风暴雨即将来临。

接着鲁家的人先后又都赶到周家。周萍本来打算当夜一个人溜到矿上去，后来经过鲁大海的质问和四凤的要求，才勉强决定，“我们现在就走”。(这里应该指出，由于曹禺当时对于工

人阶级认识不足，他描写鲁大海对于周萍和四凤的关系所表示的态度，并不能充分揭示这个工人的性格。我们从鲁大海以前的表现看来，他在第四幕中的言行并不符合他性格的逻辑发展。在解

放后，曹禺曾经将这一点进行几次修改。在1959年的版本中，指出鲁大海决心要回到矿上去继

续斗争，又删去了周萍向鲁大海吐露他和繁漪的隐情，鲁大海拿出手-枪要打周萍，最后又承认

周萍和四凤的关系等几段，并增加了他劝母亲“带着四凤先回去”这句话。这次删改虽则较前略

胜一筹，然而仍旧不能完全补救原来的缺陷。)四凤跟这个虚伪自私的“大少爷”一起出走，将

来未必能够得到幸福，但就目前的情形来看，这似乎是她唯一的出路。戏剧冲突发展到了这个阶

段，就以四凤跟周萍走作为问题的关键。

然而，四凤无论如何无法逃避她的悲剧，正像她的母亲无法逃避她的悲剧一样。因为在周朴园所

代表的统治势力没有崩溃以前，当时劳动妇女的悲剧是必然会发生的。

四凤跟着周萍正要出走，她母亲却找来了。曹禺在这一场中深刻细致地描写了侍萍的无可告人的痛苦心情。她首先坚决表示：“你们不能够在一块儿!”当她看到四凤晕倒，并且听说四凤已经

怀孕之后，她低声说：“啊，天知道谁犯了罪，谁造的这种孽;——他们都是可怜的孩子，不知

道自己做的是什么。如果要罚，也罚在我一个人身上。”她终于为了儿女而“担待”一切罪过，允许他们“一块儿走”，并且宣布“今天离开，你们无论生死，就永远不要见我”。曹禺在这里

描绘了一个善良的旧时代劳动妇女的灵魂深处的波涛，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旧社会旧家庭的罪恶

给予她的伤害。她在当时虽然还不明白是谁犯的罪、谁造的孽，甚至认为“罪孽是我造的，苦也

应当我一个人尝”，但是观众看得却很分明，对她深表同情和悲悯，因而更加憎恨造成这种苦难的社会根源。

当周萍和四凤第二次准备走的时候，繁漪带着周冲又来阻挠他们了。这位绝望的女人以前正

在怀疑“我要干什么”，现在显然已经决定要干什么了。她现在是一不做二不休，先叫周冲来破

坏周萍和四凤的关系，但是当那天真的孩子表示“忽然发现我好像并不真爱四凤”的时候，她毫

无顾忌地当众宣布她和周萍的隐情，并且控诉周萍“是你才欺骗了你的弟弟，是你欺骗了我，是

你欺骗了你的父亲!”她想尽一切办法不让他们出走，她将“大门锁了”，并且喊出了周朴园。

周朴园一上场，全剧的高-潮就出现了。他喊出侍萍的名字，命令周萍跪下去认他的生母。这个伪

君子想再来“弥补”他的罪过，反而促使悲剧立刻发生。四凤跑出去触电而死，使侍萍感到了真

正的幻灭。这种结局当然不是出于繁漪的狠毒，归根到底还是周朴园的“罪孽”所必然产生的恶

果。周冲的惨死，也从侧面表现了这个主题思想。侍萍经过又一次事实的教训，不可能没有些新的认识。当仆人提到鲁大海还在周家门口时，周朴园要叫他进来。曹禺在1959年戏剧出版社出版的新版本中，接着这样描写侍萍：

鲁侍萍(阻止)不用了。(立起，向中门走去，至门口，返身，向周朴园)他不会来的，他恨你!

(昂首返身走出。)

经过这番修改，全剧的结局显得比较有力，作者这样暗示我们，悲剧虽然已经发生，冲突暂时告

一段落，但是由于鲁大海和侍萍对周朴园的仇恨愈来愈深，斗争还将继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