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13年9月10日半月谈评论文章实时更新
如何打破教师节送礼潜规则
杨涛
每到教师节，学生大都会以各种方式感谢恩师。今年，一种可等同于现金使用的教师节礼品卡格外火爆。在大部分家长看来，为了孩子不吃亏，少不了必要的“人情世故”;大部分老师在收礼与不收礼之间，也有各自的为难和坚持。家长和老师都似乎有种“人在江湖，不得不送，不得不收”的无奈。专家呼吁，应尽快完善相关监管制度，打破无奈的“潜规则”。(《京华时报》9月9日)平时给老师送礼太突兀，教师节正好给家长们一个送的借口，也给某些老师一个收的借口;直接送钱又太显眼且“庸俗”，所以商家顺势推出了各式各样的教师节礼品卡，大型超市推出“贴心”的教师节购物卡，面值从200元到1000元不等。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教师收礼同样涉嫌受贿。
我国刑法规定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行为。教师作为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其利用工作便利，收受家长们的金钱或者礼品、礼品卡等“财产性利益”，为对方子女的学习、生活提供各种便利，数额较大，就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生活中，老师收受家长的金钱也好，礼品卡也罢，通常是几百元到几千元，单笔数额往往并不大，但次数较多，加在一起，就完全可能达到量刑数额。
目前，老师们收受家长金钱和礼品的行为，大多只是作为一种不正之风来对待，往往是由教育主管部门自己牵头来治理，并没有上升到打击刑事犯罪的高度，这并不利于遏制给老师送礼的恶习。
当然，治理这种送礼乱象，也不能指望用刑事手段毕其功于一役。家长们并非都想送，但在目前环境下又不得不送。一位从澳洲回国定居的家长就说，“一开始不太适应国内的习俗，老师对孩子比较冷漠，甚至带给他一些负面情绪。后来听别的家长建议，买了三张卡登门拜访，之后老师就经常鼓励、表扬他了。”教师收礼乱象有复杂原因，一方面，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导致家长不敢不送。因此，必须公平分配教育资源，不让教育资源成为一种“寻租方式”。另一方面，教师受到的外部监督比较少。如果学校要受家长和社会人士组成的相关委员会的监督，相信教师刁难学生的现象就会少得多。
普遍而言，教师特别是中小学教师的工资、福利待遇和社会地位并不高，教师的执业荣誉感并不强，社会往往会在教师节这天才想起教师这个行业。即便是送礼的家长，他们也不见得是发自内心地尊重教师，只是急功近利地想要老师照顾自己的子女而已。因此，只有全社会真正形成“尊师重教”氛围，切实提高教师待遇，才能让教师有执业荣誉感，他们才会不屑于收受学生家长礼物。
审批权下放要警惕“数字出政绩”
国内公共管理一向重决策、轻绩效评估。放权的数量是一回事，是否实际解决了问题，各方面反应如何，需要认真研究，在决策与效果之间建立“反馈”。
新京报社论
今年4月以来，国务院多批次宣布取消或下放行政审批项目，拉开了新一轮简政放权的大幕。而在一些地方，宣布下放之后，落实怎么样?据新华社记者近日调查发现，放权的成功之处不少，但“放权”放出的尴尬也多。
可以证明放权效果的一个事例是，有媒体发现，自6月25日迄于8月末，国家发改委网站上项目审批与核准栏目已2个月未更新。询之发改委，回答是：已减少60%投资项目审批。
一些省市放权出现的尴尬是，上边放的，不是下边要的;而下边要的，上边并没有放。义乌市接到的省级权限下放清单中，有浙江省经信委下放给义乌的煤炭开采类许可事项、省农业厅下放的草原类许可事项、省交通厅下放的水路和船舶经营许可等部分权限，因为跟义乌无关，所授之权无用武之地。
据新华社报道，在浙江省东部某县级市，2012年浙江省级部门下放行政审批和管理事项406项，但与当地有关的事项仅158项，占总事项38.4%。
出现此类尴尬的原因，一是认识问题，二是部门利益作祟。中国的市场经济脱胎于计划经济，权力倾向于下指导棋，以为没有行政机关的严格“管理”，市场将乱成一锅粥。
同样关键的是，简政放权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改革，行政审批权暗含着太大的部门利益和掌权者私利，放权不仅需要勇气，更是自我革命之举。所谓部门利益，涉及某些管理便利、掌权者的地位、威信和面子等。所谓私利，可以从“跑步钱进”一说中体会，刘铁男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剖麻雀”的机会。
于是上有放权的政策，地方就会有假放、空放的对策，出现“数字出政绩”的放权政绩工程。省市部门可能于审批权篮子中挑几样无关紧要的凑个数下放，留着“含金量”高的。“假放”的情形包括：下放一半环节，留着一半环节;先放权，再以审核或备案为由变相收权。
但政府职能转变，下放权力已是历史潮流，容不得半心半意，更不能容许阳奉阴违。现在政府权力还是太大，管得过死，压抑了市场活力。放权，目的是释放市场和社会活力。《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强调，审批权“该取消的取消、该下放的下放、该整合的整合”。
放权是一项自上而下的改革，从“上”来说，不能光讲放权的好处、只提原则要求，“下指标任务”可能也不够，还应有实施细则。按简政放权的要求，有些权不是放的问题，而是要予以取消。但哪些审批权应予取消，哪些审批权应保留或重新配置，要有全面检讨，然后拿出可操作的方案。
有了实施细则，各层次在放权时再“按需供应”。放权者少了自由裁量权，地方授权的尴尬将会少很多。
现在各省市放权的数字很亮丽，但实效如何，要有绩效评估。绩效评估在经济上是一个普通管理流程，在发达国家的公共管理中也很常见，但国内公共管理一向重决策、轻政策执行的绩效评估。放权的数量是一回事，是否实际解决了问题，各方面反应如何，需要认真研究，在决策与效果之间建立“反馈”。
放权放到位，简政放权才会释放改革的红利。
权力勾兑的网络敲诈更可怕
权力勾兑的敲诈者更可怕，它的可怕之处在于，这种敲诈者更隐秘，不容易辨识。而一旦被曝露，更会重创权力的公信力。
王石川
近日，江苏警方破获系列网络敲诈案件，被打掉的4个团伙，有犯罪嫌疑人16名，查实的120起案件涉及7个省27个市县，涉案金额达300多万元。在办案过程中，警方查处专门用来实施敲诈勒索的“今日焦点网”“社会焦点网”“环球视点网”等网站11个。
像其他被曝光的网络敲诈团伙一样，这几个团伙的敲诈手法几乎如出一辙，比如虚张声势，刻意虚构“显赫身份”，以证实“来头不小、能量很大”，还把自建的网站冠以“中国”“社会”和“焦点”等名称。再比如，形成了黑色的产业化链条：爆料人爆料、枪手加工材料、网络推手炒作、网站管理者发帖删帖、幕后策划者实施敲诈勒索。
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的两个团伙更有“神通”——有权力的勾兑。有一个团伙的主犯叫樊宇肖，向其3次爆料的蒋文强，被刑拘之前的职务是无锡下属某市市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协助分管新闻外宣工作;另一个网络敲诈团伙的主犯仲伟，其同伙叫窦玉刚，他的身份是徐州开发区政宣办工作人员，负责舆情处置，利用其在宣传部门工作的便利，多次向仲伟爆料，并以中间人的身份出面“摆平”，参与敲诈后分成。
蒋文强、窦玉刚本是监督者，却摇身一变成为为虎作伥者，甚至是主使者。没有蒋文强、窦玉刚等内线，樊宇肖、仲伟等人不会那么容易掌握被敲诈的信息;如果不是蒋文强等人的撑腰，樊宇肖等人也不会那
么底气十足。更可怕的是，窦玉刚还以中间人的身份出面“摆平”，参与敲诈后分成。那些被敲诈者恐怕做梦也没有想到，所谓的中间人实际上是不折不扣的敲诈者，那些被敲诈者也许一边感激，一边帮窦玉刚数钱，何其悲哉!敲诈者可怕，权力勾兑的敲诈者更可怕。它的可怕之处在于，这种敲诈者更隐秘，不容易辨识。而一旦被曝露，更会重创权力的公信力。
警方提醒，遇到网络敲诈时，受害人要切实提高法律维权意识，认真核实嫌疑人的网站信息、单位情况与个人真实身份，并及时报警。蹊跷的是，被敲诈者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报警，这也许折射出“苍蝇不叮没缝的蛋”的道理。不管怎么说，压缩敲诈者的生存空间，被敲诈者应积极维权，而警方也不能放松打击，尤其是依法严惩那些权力勾兑的敲诈者。
把带“毒”的供需两热打回原形
燕农
这个中秋，“很受伤”的不仅仅是月饼生产企业，关联产业链也受到波及，月饼上游企业的日子很悲催很难过，订单减少三到四成。以月饼纸盒厂家为例，利润减半，此前备受青睐的大包装遇冷，一些饼盒厂不得不多做鞋、牙膏的包装生意维持生计。(9月8日新华网)天价月饼、奢华包装，每年都会在中秋节前重复上演，回溯过往，简直成了顽疾沉疴。2005年，国家首次发文整顿月饼过度包装;2008年，新的国家标准出台，强制要求月饼外包装不得超过三层，并建议包装成本占总价值的比例为12%以内;2009年，国家质检总局发布《月饼销售包装计量检验规则(试行)》，遏制过度包装。但是，一系列标准和规定，并没有阻止住月饼价格和包装的疯狂。
与月饼市场的前世今生如出一辙的，还有年年在中秋节前“耍酒疯”的茅台酒。2011年中秋节前，53度飞天茅台的零售价涨至近1800元，比限定价高出近50%，比619元的出厂价高出170%。但今年上半年贵州茅台的净利润增幅创下了2001年上市以来的历年最低，营业收入的增长则是上市以来第二低。
此前若干标准和规定，限制不住月饼的天价和包装;一系列限价令也拿“醉醺醺”的茅台没有办法，原因其实很简单:此前的市场对这种奢华的消费有着强劲需求。有需求就会有供应，在需求和供应的中间，立几只制度的“稻草人”，根本无济于事。今年茅台的经销商售卖方便面、饼盒厂无奈做牙膏盒，道理也不复杂:中央“八项规定”和限制三
公消费的政策，以及多条禁令严禁公款送月饼，将此前打了鸡血般的中秋节前的市场，打回了原形。
需要反思的是，无论是此前的天价月饼和过度包装，还是曾经一再“耍酒疯”的茅台酒，表面上表现为市场的供需两热，市场活跃火爆，但内质里腐败所烘托出的热度占了很大的份额。一方面，天价商品直接拉高了消费物价和消费心理，最终加重民生负担;另一方面，腐败的成本绕来绕去也需要民众来埋单——也就是说，在那些被腐败烘托的畸形市场中，民众没有任何利益可言，相反却是真正的受害者。这样的市场，即使再火热，也不是健康社会所需要的。
天价月饼和茅台酒的前世今生告诉我们，即使在行政审批上不过多干预市场，但只要权力不清廉，依然有可能让某一个市场“疯狂”和畸形。从这个意义上说，期待一系列廉政肃贪政策持续发力，并逐渐固化成制度常规，将那些被腐败烘托的市场打回原形，还市场以秩序、还节日以淳朴、还民生以安然。市场经济优胜劣汰，饼盒厂做牙膏盒乃至月饼企业重新洗牌不值得大惊小怪，老百姓买得起月饼才是最重要的市场结果。
交通拥堵费是让政府从错误中受益
曹林
近日，北京市交通委公布的“北京市2013～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中提到的拥堵费引起广泛热议。
从这次关于拥堵费的舆论背后，看到的是地方政府亢奋的收费冲动。一些地方在公共管理上已经养成了懒政习惯，遇到问题一拍脑袋首先想到的就是收费，对收费形成了强烈的依赖。而且总喜欢拣软柿子捏，拿没权没势的人欺负，不敢向垄断寡头们收费，不敢向大企业大集团开刀，最喜欢从没啥话语权的车主身上拔毛。
所以，每次治堵治污，最终的成本都落到了车主身上，一辆车上已经叠加了无数重复的、不正当的税费，因为这个软柿子最好捏!交通拥堵费，实际上是让车主为政府的错误埋单，让政府从自己的错误中受益。一个基本的市场规则和法治原则是，不能让任何人从自己的错误中受益，犯错者必须付出代价，如果一个人犯错了不仅不受到惩罚，还会因错受益，这等于是鼓励人犯更多的错。一般情况下，犯错者都会受到惩罚，可由于政府掌握着决策权和惩罚权，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很多时候政府拥有“犯错了却让别人埋单”、“不仅不受罚还受益”的特权，比如这个交通拥堵费，就是典型的“从错误中获益”：先把城市弄堵了，然后再收费。
跟不少地方官员打过交道，他们对本地的拥堵都不当回事，甚至引以为豪，真有“堵车是城市繁荣的象征”之想法。据说要想成为国际大都市，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房价要足够的高，一是城市要拥堵。房价
不高，城市不堵，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国际大都市。于是，一些官员为官一任后，常引以为豪的政绩是：房价终于被我搞起来了，面上特有光。城市终于堵起来了，这是多大的政绩啊。大拆大建，乱规划乱建设，没有长远眼光，只有短期政绩;只看GDP，不看幸福感，城市怎么可能不堵!城市在大拆大建摊大饼的过程中，GDP上来了，官员收获了政绩。大工程大项目的上马过程中，一些官员腰包也鼓起来了。只顾建设不顾城市承载力，只看短期政绩不顾长远发展，加上吝啬于公共交通的投资，加剧了城市拥堵。好了，城市堵起来了，然后开始收拥堵费。把城市弄堵的犯错过程中，政府和一些官员受益了，治堵的纠错过程，收费，又是让政府受益。政府两头受益，而车主两头受损：堵，受害的是车主，治堵，拔的还是车主的毛。交通拥堵费不一定治得了堵，政府却有了一个新的收费项目。
城市越来越堵，公众没有见过一次官员因拥堵而丢官，车主却一次次地被拔毛。治堵的政策不断地出台，限号限牌，提高停车费，治堵效果不知几何，对治堵者缺乏约束，似乎可以无限制地试错，无限制地把所有责任都推给广大车主。
城市拥堵有多方的责任，政府、企业和车主都有责任，可如今车主承担着无限的责任，所有的治堵政策都在打车主的主意，作为重要的责任方政府部门不仅没有担应有之责，甚至想从治堵中获益，这怎么治得了堵?要治堵，一方面需要对政府治堵进行考核，不能无限制地错了再试;另一方面需要对治堵的权力进行限制，防范地方借治堵敛财。不能
出现这样的逆向激励：城市越堵车，反而对政府越有益，因为可以冠冕堂皇收更多的费。
以深化改革助民资破“门”
面对民间资本当下遭遇的各种“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除了明确政策导向、加大市场开放，还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打破原有体制和惯性的滞阻
徐立凡
激活民间资本的政策信号十分清晰。刚刚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为民间投资参与市场竞争进一步“松绑开路”，提出尽快在金融、石油、电力、铁路、电信等领域向民间资本推出一批符合产业导向、有利于转型升级的项目，全面清理和修订有关民间投资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一系列措施。
向民间资本开放市场，是既定政策方向。自2005年以来，国家先后出台了“非公36条”、“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措施，并放开了一部分垄断领域。但是，由于体制性和政策性障碍仍然没有消除，民间资本的市场行为还是遭遇了各种“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的阻碍。
事实证明，打开这些看得见或看不见的“门”，除了明确政策导向外，还需要配制有针对性的钥匙。抑制民间资本活力与合理流动的因素是什么，就配什么样的钥匙。目前的问题主要在于“四缺”：一是缺乏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政策细节，民间资本不知如何“叩门”;二是缺乏适用性强的制度保障，民间资本不敢“叩门”;三是缺乏审批和监管的清晰划界，民间资本不愿“叩门”;四是缺乏既得利益的退出机制，民间资本“叩”不动门。
激活民间资本的新措施，既是有针对性的补缺，也有很强的操作性。在垄断性较强的领域向民间资本推出项目，是“量化开放”，这对于固守地盘的惯性无疑具有警示之效。全面清理和修订相关法规条文，是“量化修法”，对于开放民间投资形成阻碍的规章制度，不存在保留死角之说。制订操作性强的市场准入规则，既能消除开放民资的模糊地带，也是对姿态性开放、文件式开放的有力纠偏。
这些新举措，有利于打消民间资本的忧虑彷徨。也要看到，仅仅削平市场准入的门槛，还不足以完全激活民间资本的活力。踏进门槛后的民间资本，能否适应新的开放态势实现转型升级，能否在公平透明的竞争秩序中获得平等竞争地位、能否在可预见的投资损益和风险管控等方面获得相应保证，对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健康发展轨道同样至关重要。这也就意味着，在市场开放的同时，还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打破原有体制和惯性的滞阻。
事实上，激活民间资本的举措，本身就是以开放促进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之所以牢固，是因为在其构成中既有行政的材料，也有市场的材料。行政职能与市场职能的混淆，使其成为民间资本合理使用的障碍。让民间资本能够在市场中充分发挥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能够普遍成长为市场良性竞争主体，开放和改革，须臾不可分离。市场开放，倒逼着从市场准入到市场审批和监管的改革，而这些改革的叠加，就是政府与市场权力的清晰划分。
从这个角度看，激活民间资本的新措施，具有改革的“涓滴效应”之用。事实上，国务院首次请全国工商联开展第三方调查，评估民间投
资政策落实情况，这本身就是一项有力的改革举措。将这样的改革推进下去，以“涓滴效应”汇流成河，市场才能形成共赢生态，经济增长才能获得永不衰竭的内生驱动力。
“输液大国”的背后是什么? 从病根而言，过度医疗是过度市场化的结果—医院运行过度市场化、医生待遇过度市场化。由此分析，要想予以遏制，首先要进一步明确公立医院的公益定位，不能再让他们背离使命，在赚钱的道路上继续沦陷，也有必要改变对医院的考核体系，不是看你的分院开了多少家，进了多少先进设备，而是要看患者康复率、满意度，其次要构建更合理的医生收入构成体系，加强基本保障，弱化经济考核，遏制“创收”冲动。
有公开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大输液市场容量在100亿瓶(袋)以上，相当于13亿人口每人输了8瓶液，远高于国际上人均2.5-3.3瓶的水平。据中国安全注射联盟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因不安全注射导致死亡的人数在39万以上，其中，每年约有20万人死于药物不良反应，保守估计，每年我国最少有10万人在输液后丧命。(9月8日人民网)探究“人均8瓶输液量”还宜多向归因
每当秋冬季节，感冒高发时节，去医院看病的人，总会吊上几瓶水。而从效果上来说，输液也确实比吃药更快。几瓶水下来，晕乎乎的头立刻就清醒了。由于现代社会，人们工作节奏普遍比较快。吃药这种方式，虽然更加有益于健康，但由于疗效慢，并不为人们所乐见。
当然，也有人会说，国外生活节奏也快，怎不见他们“人均8瓶输液量”?其实，造成这种迥异现象，离不开我国科普程度不足的现实。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中国人的阅读量非常低。更谈不上多读一些科普读物。而在这有限的阅读量里面，所谓的“大师”养生读物、“励志”读物就占了大半壁江山，剩下的那点可怜的阅读量，也都让给考试了。因而，又怎能奢望，打点滴比吃药对身体的副作用更大的类似常识能够普及给大多数中国公民? 此外，形成“人均8瓶输液量”的局面，部分医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尽管，民众对于输液的危害认识不足，但医生对此仍清楚无疑。在“输液依赖”这件事上，医生完全拥有自由裁量权，可吊可不吊，完全可以不用吊。但实际行医时，想到输液可能带来的利益回报，不少医生总会倾向于选择输液的方案。更有甚者，还会额外再多开一些药，以增加利益空间。
一面是患者医学常识匮乏，另一面是医生被经济利益绑架。来自医患关系两端的负能量，推动中国成为“人均8瓶输液量”的“吊瓶大国”。不能再纵然这种局面扩散。如果说，计划经济时代，医生爱输液，尚可归结于医药事业起步晚，医生数量素质不足。市场经济的当下，医生数
量与素质均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滥输液的部分医生还有什么理由再给自己开脱? “中国梦”，也是“健康梦”。一个过分依赖吊瓶的国家，难以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健康国家。而一个没有健康的国家，也难以实现其繁荣富强的美好梦想。百余年前，“东亚病夫”的称呼曾刺痛我们的双眼。百余年后，“吊瓶大国”的现象亦警醒我们铭记历史的耻辱。再不能等下去了，对政府相关卫生监管机构而言，破除医院潜在的灰色经济链，给日益攀升的国人输液量踩一脚紧急刹车，应该成为时下政府纠偏不正常医患关系中的一个必选事项。
探究“人均8瓶输液量”还宜多向归因，政府除治理部分医院、医生的“利益行医”外，还应努力推动民众医学常识的普及，鼓励媒体多办一些真正富有科普质量的节目，为民众掌握基本的医疗常识提供更多更广的渠道，推动公民科学素养的提升，使民众掌握基本的用药判断能力，从而避免过分依赖医生，切断滥输液的需求根源。而唯有从患者、医生等多方面综合出手，顶在我们头上的“吊瓶大国”称号才有可能被我们甩进历史的垃圾堆。(红网 杨兴东)过量输液的背后是医疗生态的恶化
这实际上是一个很让人无奈的局面，报道据中国安全注射联盟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因不安全注射导致死亡的人数在39万以上，其中，每年约有20万人死于药物不良反应，保守估计，每年我国最少有10万人在输液后丧命。
这也就是说，滥用输液的情况实际上普遍存在。支撑其存在的巨大动力就在于可观的回扣上面。所以从常识的角度，如果不能彻底打破上述利益链条上的纠葛，那么解决问题的难度会相当之大，一方面，对利益的索求及相应的供给，在市场条件下随时都有可能存在，二是在道德环境整体不容乐观的大背景下，我们也很难对医生这个职业做超出于其他行业的职业道德要求。因为从社会分工的角度，医生与教师、法官等职业一样，只能承受他们职业范围内的责任和义务，但是现实情况则是，每一个行业所出现的问题，都不仅仅是这个行业自身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考虑的是，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医生们越来越偏离自身的职业属性，市场与道德又如何在医疗领域统一起来形成良性的循环。
医生在满足自身基本生存条件下，救死扶伤是一种职业属性，也是一种职业理想，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满足自身生存条件与更好地置身于公共健康的进步很容易产生冲突。因为一为私利一为公益，当二者产生冲突的情况下，私利往往会压到公益。而且个人的生存条件的好与坏是个相对的概念，人的欲望无穷，对生存条件的改善就有着水涨船高的要求。而公共健康的进步作为满足个人欲望之后的附属结果，在其不能成为医疗、医学，乃至医生职业的存在目的的时候，想获得这样的结果基本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们已经想了很多办法，要么国家包干、要么由市场来平衡，或者采取市场与国家包干相结合的办法。我国采取的就是后一种，既在国家的严格控制下，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目的在于维护医疗的公益定位的基础上，发挥市场的积极作用。但是在实践过
程中，市场机制基本呈压倒性优势，反倒挤压了公益性的发挥空间，与我们最初设想的效果形成强烈的反差。
而且这样的情形也不仅仅在医疗方面，很多领域都存在类似的问题。基于此，我们有必要将这种情况视为一种基本的行业性生态。在这个生态背景下，单独的解决某一个问题对于整体问题的解决而言，作用不大，而是需要从整个生态变革的角度来做一些基础性工作。这些基础性工作一需要着眼于长远，二需要有切实的动作，三要做综合性布局。具体的办法是对医疗行业加大公共资金的投入，为保证公共资金的使用效果，强化对公共卫生事业的监督，尤其在细节上，参照科学、合理的的标准对异常情况进行追责，比如如果个别医生、医院的输液使用情况异常，可以学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做法，进行约谈，严格控制，对于违规及过度医疗情况进行严肃处理，这样假以时日，即便依然无法彻底解决问题，亦可以产生积极的效果。(城市晚报)每年10万人输液丧命背后的“利益病”
这边是有公开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大输液市场容量在100亿瓶(袋)以上，相当于13亿人口每人输了8瓶液，远高于国际上人均2.5~3.3瓶的水平;那边是据中国安全注射联盟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因不安全注射导致死亡的人数在39万以上，其中，每年约有20万人死于药物不良反应，保守估计，每年我国最少有10万人在输液后丧命。“输液治疗”究竟是在治病，还是在害人? 应该说，我国成为“输液大国”的说法早引起公众的警惕，然而，我们到医院看病，输液似乎仍然不可避免。这固然有患者的自身原因，有些输液就是患者强烈要求的，但更主要的是医院和医生给“惯坏”的。患者之所以青睐输液，是因为患者医疗知识的匮乏，和静脉输液较快的治疗效果，但最主要的原因则在于医生的“诱导”。现在许多医生根本不会问你要不要输液，而是直接让你输液，患者也只能照着医生的方式治疗。其实，现在许多患者已经严重到不输液就治不好病的程度。
“输液”治疗存在诸多的危险，这一点，患者或许不太清楚，但医生应该是清楚的。但事实上，医生更清楚自己的利益。能够让患者接受输液治疗，不仅能够完成医院下达的“指标”，而且还能够增加不少收入。在利益驱使下，医生自然把患者引向“输液治疗”。“输液大国”背后是巨额利益。如业内人士所说，哪怕换一个瓶塞——都意味着几亿甚至几十亿的市场。
迷信输液见效快，却又不知道不安全。患者不懂医学知识，固然可悲，但知道了“能吃药就不打针，能打针就不输液”的常识，又能怎样?医生开的药方就是“输液”治疗，难道能不听医生的话转身就走吗? 在美国的医院里，输液的人很少;在英国，去医院的话，医生通常也只给开出三四天的口服药量，而这最多只会花费3到5英镑，相当于30元到50元人民币。花最少的钱就能够治好病，患者也是最想拥有的。可是否输液治疗，患者是作不了主的。
据了解，国外医院有着一套较为完善的医疗质量考核体系。如果某位医生的输液量过高，就立刻会有人与其交谈，让该医生作出合理的解释。同时，医疗保险机构也会介入调查，一旦医生不能作出符合医疗原则的解释，该医生很可能面临吊销医疗执照或者其处方不能得到医保报
销的窘境。正因为在这样严格的制度监管之下，医生才会谨慎行事。可我们有对医生输液方面的严格监控和严厉惩罚吗?恐怕是很罕见的。一言蔽之，管不住医院，管不住医生，管不住输液背后的“超级利益”，那人均输液量只会只增不减。(四川新闻网 滨兵)“输液大国”背后的“过度医疗”魅影
种种数据和案例说明，“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这一世界卫生组织的用药原则，在我们的医疗界已被颠覆。就拿输液来说，其疗效快是众所周知的，但是，输液是一把典型的“双刃剑”—医学研究表明，输液超过一定的程度，就会对人体造成一定的伤害，并且可能让患者产生耐药性，严重的甚至会导致“重症感染无药可用”的危险境地。可是，在有的医院和医生那里，就连普通的感冒，最终诊断往往是“建议”进行输液，即使开了口服药，他们仍会“循循善诱”地以一个专业人士的口吻告诉患者，如果选择只是服用口服药，很可能达不到快速治疗的效果，抓住患者病急心理，最终选择输液。
与过度输液类似，非合理用药、非合理检查等“小病大治、大病久治”屡见不鲜，过度医疗在不断坑害广大患者。过度医疗，除了会让患者身体受损、钱包受伤，恶化国人体质状况之外，也给基本医疗保险(放心保)基金造成了巨大浪费和流失。据估算，医疗机构滥开药、滥检查等现象导致医疗资源的浪费在20%至30%，如再加上药品回扣、药品虚高定价、乱收费等现象，医保基金浪费和流失比例不低于50%。可以说，过度医疗百害而无一利。
从病根而言，过度医疗是过度市场化的结果—医院运行过度市场化、医生待遇过度市场化。由此分析，要想予以遏制，首先要进一步明确公立医院的公益定位，不能再让他们背离使命，在赚钱的道路上继续沦陷，也有必要改变对医院的考核体系，不是看你的分院开了多少家，进了多少先进设备，而是要看患者康复率、满意度，其次要构建更合理的医生收入构成体系，加强基本保障，弱化经济考核，遏制“创收”冲动。在这方面，德国的办法是将门诊和住院系统分开，医院仅提供住院，收入主要来源于床位费，门诊医生仅提供医疗服务，不从事药品经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妨在深化医疗卫生体质改革过程中，予以借鉴。(广州日报 李光金)“吊瓶大国”背后有多少“张悟本”
就输液治疗方式而言，有独特的存在价值，对于现代医疗的贡献不可低估，由于其具有“给药直接”、“见效快”、“不过敏”等优势，迅速被人们接受，很快便替代了肌肉注射。但“过犹不及”，一个因输液引发的过度医疗和过度“输液”现象就不容低估。我们以国外发达国家的输液数量为标准，也就是说我国约有600亿瓶液根本不需要输，或可输可不输的。
为什么大量患者在可输可不输之间，或根本不必要输液的时候输了液，有自身对医理不了解原因，更有医师群体中存在大量的“忽悠者”有关。这些医生利欲熏心，以谋求患者最大限度治疗为目的，最终为自己和医疗机构获得巨额暴利，表面上这些医生和医疗机构是正规单位、有执业资格的群体，但性质上和“忽悠”人喝绿豆汤敛财的骗子张悟本、李一道长有什么区别呢?正是这些“廉医”、“德操失守”之医，进一步放大了国内医疗输液乱象，让我国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持续多年保持了“输液大国”的“光荣桂冠”。
打击和遏止社会上的“张悟本”们简单，拿起法律武器狠狠整治即可，但整治医疗行业内、披着合法行医资格的“张悟本”们恐非简单。一方面需要监管部门真正发力，从医德重塑方面真正剔除无良者和界内的“张悟本”;其二，还必须辅于治本的制度性举措。真正持续深入开展医疗卫生改革，真正实现医疗资源机制合理、配置科学，真正实现“医药分家”，以提高诊查费、手术费、医事服务费等技术手段，使医疗价格足以体现医生劳动价值，打消医生牟利冲动。
当然，最根本的还要取决于患者。“张悟本”是人们“神化”出来的，迷信出来的，人人打消输液迷信、自觉科学医疗，放弃不切实际的治疗方式，也会形成对过度医疗、“过度输液”的抵制。医生群体中忽悠人的“张悟本”不可怕，可怕是有许多患者盲从盲信，更可怕的是监管者的麻木不仁。相关监管部门应以“输液大国”为耻，该好好清醒清醒，彻底反思和“摘掉”输液大国的“桂冠”了。(新华每日电讯 毕晓哲)
第二篇：2013年9月9日半月谈评论文章实时更新
惠民政策好事变坏事 折射出什么? 对代课教师进行补偿，政策本身是好的，可究竟是什么，让年近六旬的代课教师竟死在了好政策面前?当地要求代课教师自证教龄，对年老体衰的代课教师而言，这无异于人为设置障碍。当程兴贵拿着盖了当地教委公章的教案，想要证明自己时，审核人员却说，“这不过一张废纸。”吊诡的是，等到程兴贵自杀身亡，他丢失的8年教龄竟然不证自明了。
据《南方周末》报道，2013年3月，云南省出台实施细则，对中小学代课教师的补偿终于进入实质性阶段。云南10余万代课教师将获得人生最重要的一笔补助，同时被要求自行举证证明代课经历。但他们普遍缺乏物证;证人也大多年老或死亡。在艰难的自证前，58岁的代课教师程兴贵叫喊着“我有证人，我有证据”，从近50米高的瀑布跳下。
代课教师身份是沉重的历史符号
读罢新闻，心情格外沉重。作为一名教师，本应该是“生命教育”的践行者，不该在高瀑上一跃，画完人生的句号。这让人情何以堪!然而，面对这样的归宿，我们实在不忍心去作太多的指责。
翻开历史，“代课教师”是个沉重的时代符号。毫无疑问，代课教师为我们的教育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在历史的天空中应该为他们写下庄严的一笔。将近一个世纪来，民办教师、代课教师、公办教师一起挑起了民族的脊梁。随着时代的变迁，早在上世纪90年代，我国通过“辞、退、转”等措施解决了民办教师，宣布已没有了民办教师。然而，由于各地财政吃紧，需求很大，又有一大批“代课教师”被返聘重返讲坛，特别是在那些落后贫困地区，代课教师的贡献不可磨灭，也一时不可代替。
随着教育条件的改善，代课教师必然会退出历史舞台。只是我们对这些燃烧了自己，奉献了青春的代课教师们应该予以政策性补偿和人性关怀。2013年3月，云南省出台实施细则，补偿进入实质性阶段，这应该是这一政策性补偿的体现。按说，相对于这点标准的补偿，根本无法补偿代课教师的付出，但他们的奉献精神决定了他们不会有太多的苛求，会乐意接受，只要能够体面地退出历史舞台就心满意足了。可是，程兴贵老师的无奈自杀实在不该发生。
要证明程兴贵老师的教龄本不会很难，25年来兢兢业业在教育一线，有村里人，有学生，有同事，有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如果细查，甚至根本不用查就能很容易证实他的教龄。难道查明他的教龄身份，要比破获一个大案要案还要难?只能说明教育管理部门的失职和冷漠!程老师自己拿出了自己的教案记录，还有教育主管部门公章和领导的检查签名，却被拒绝。
按说，教育局和本地中心学校的教育行政管理部门都应该有代课教师的档案，何须他自证身份?这些只能说要么是当地部门漠视了代课教师的存在，也疏于管理。要么是想有意克扣一笔补偿费用。他死后，居然不用他自己证明了，予以25年的肯定，又该作何解释?这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
代课教师程兴贵所“缺”的8年教龄，算起经济补偿来或许是一笔大数字，对一个贫寒的家庭来说是很重要，但与生命比起来又值几何?何须用此绝路来自证清白!可见在他的眼里，名节声誉比生命更重要。说实话，早些年来我们对教育的投入确实很少，对老师特别是代课教师有着太多的亏欠，“再穷不穷教育”并没有真正地落实。现在国家不断加大了教育投入，在代课教师退出舞台的节骨眼上，发生了这样的事件某种程度上是戳痛了曾经的教育伤疤。社会应该让这些代课教师光荣地告退，给予他们应有的待遇和尊严。(重庆晨报 徐大发)让代课老师“自证教龄”太悲怆
这是一则没能登上门户网站首页的新闻，虽然其中有自杀、含冤、上访等刺激眼球的新闻元素。用生命“自证教龄”的程兴贵，因为没有“工资条”丢失了8年教龄。他四处奔波，为了寻找证人，花了400元包车，这笔费用相当于他和妻子一年收入的五分之一。而他想要拿到的这笔补偿款，也仅仅是每年补助830元，8年的补偿，算下来也只有6640元。对很多人而言，可能是不值一提的数字，却相当于程兴贵家庭3年的收入。
对代课教师进行补偿，政策本身是好的，可究竟是什么，让年近六旬的代课教师竟死在了好政策面前?当地要求代课教师自证教龄，对年老体衰的代课教师而言，这无异于人为设置障碍。当程兴贵拿着盖了当地教委公章的教案，想要证明自己时，审核人员却说，“这不过一张废纸。”吊诡的是，等到程兴贵自杀身亡，他丢失的8年教龄竟然不证自明了。
“自证教龄”的荒唐之处，在于当地教育部门在聘任、清退代课教师的时候，本来理应有备案，否则代课教师的微薄工资就无法发放。程兴贵用生命“自证教龄”，对有关部门不啻为警示，别再让“自证教龄”的悲剧重演，就必须尽到尊重和重视代课教师的责任，事后发放杯水车薪的补偿款根本无法改变他们的命运。
程兴贵的遭遇，也是无数代课教师人生的真实写照。勤恳踏实、兢兢业业，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多少回报。他第一次登上讲台，是在1977年，面对即将到来的改革开放大潮，当其他村民纷纷外出打工赚钱时，像程兴贵一样的代课教师，甘守三尺讲台，结果反而因教育返贫。
在改革发展的道路上，像代课教师程兴贵这样，社会亏欠过的人群有很多。代课教师、农民工、老兵„„如果没有他们的牺牲，没有他们无私付出，就不会有今天的幸福生活。
但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人们生活的改善，他们却成了被遗忘的人群。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不公，无人问津。就算是公共舆论，似乎也失去了对焦的耐心。掌握话语权的人们，对于此类题材，不愿跟进，面对厚厚的申诉材料，往往以一句“这样的事情太多了”来应付。
衡量一个国家国民的幸福程度，不能简单地做加法，把个别人被无限放大的幸福，与多数人卑微的不幸累加在一起，得出整体幸福的结论。更应该多做除法，看看有多少国民的幸福指数达到了及格线，又有多少人举步维艰跑不到幸福跟前。
社会的亏欠究竟什么时候还，历史的欠账究竟什么时候还?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前提应该是不要再让被亏欠者活得如此悲怆。(新华每日电讯 刘晶瑶)“艰难的自证”到底有多难
尽管付出与收入严重失衡，但于乡村一隅，代课教师们曾坚守在讲台上，持续点亮着那盏知识之灯，给孩子们带去希望。他们所作出的贡献，恐怕不是国家补偿所能完全体现的。更何况，国家的补偿款并不多。因此，对于代课教师而言，这笔补偿款最大的意义不在经济上，而在于对他们劳动和价值的肯定。
明乎此，也就不难体悟程兴贵老师的话：“国家没忘记我们，还有一点补偿”。那么，就是这么“一点补偿”，为何不能让程老师领得更方便、更有尊严呢?程老师到底陷入了多么艰难的自证中，乃至于被折磨得选择自杀? 由新闻可知，为了自证一段8年的教龄，程老师先找到了“盖了公章的教案”，但工作人员否决了其效力，且称“上面并无什么内容，不过一张废纸。”之后，程老师又找曾共事过的正式教师给自己开证明。可按照“面对面填表，背对背审核”的原则，工作人员要求程兴贵将证
人带来当面作证。而证人已82岁，因患病而难行。代课教师之死的引线，在此被触发。
盖了公章的教案为何不能作为依据，我们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将一位教师精心保留下来的教案称为“一张废纸”，无论如何有失尊敬。更何况，程老师已是年近六旬的老人。即便按照规定，教案不可作为证据，审核人员也应耐心礼貌些，跟程老师好好地解释沟通呀?相反，审核人员粗糙不敬的工作作风，让程老师“感到屈辱”，深夜难眠。
至于要求证人当面作证，虽是按规定执行，但让人无法理解是的，审核人员为何不提前将此告诉程老师，乃至让其白跑一趟呢?难道，工作人员之前没有开展任何宣传工作，向代课教师们解释哪些证据有用、该怎样证明吗?在此，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若程老师已告知审核人员，证人因高龄、患病而无法到场证明，那么，只要审核人员亲自走访，难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 程老师“艰难的自证”有多艰难?我觉得不难。如果工作人员能够多一些事前宣传、多一些耐心解释，多一些尊敬，化被动为主动，程老师的自证之路上不会生出屈辱和荆棘。要知道，他们的名字是代课教师，那一群甘于贫苦，曾为乡村教育付出了无数心血和青春的人呐!在教龄认证的工作上，他们难道不值得我们的公务员们考虑得更周全一点，工作开展得更人性化一点吗? 程老师已走，但别处还有很多代课教师，他们也将面临自证教龄的问题。而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是，乡村教师们普遍缺乏物证，证人也大多年老或死亡。如果政府希望悲剧不再重演，希望代课教师们领取补偿领
得更顺利，那么，请更周全人性地部署“教龄认证”的相关工作，规范工作人员的行为，尽职尽责地为代课教师服务，为他们的代课生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对于代课教师，我们欠的已经够多了。这笔欠单上，不能再添上“尊敬”二字。(红网 张隐曜)
新型城镇化不是一窝蜂撤县设市
彭真怀
最近半年多，由于对新型城镇化的理解出现偏差，各种五花八门的说法、做法加速蔓延。全国酝酿设市、设区的县有上百个，仅广东、贵州、云南和陕西4个省就有60多个县提出撤县设市、设区。我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政绩冲动，与加大县城和小城镇建设的战略意图背道而驰。其中的胡作非为如不明令禁止，耽误了发展不说，还会严重冲击农村社会稳定。
农村安全是社会安全的基础。一窝蜂撤县设市、设区，反映出一些地方政府除了盯着农民的土地，抠土地财政，已经没有心思搞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和信息化了。今年上半年，我在山东、河北和广西等地了解到一些实际情况，感觉并不是所有地方都适合搞行政造城。有一个地级市，把城镇化指标逐级分解到县、区、乡镇，弄得官不聊生，民不聊生，怨声四起。“撤县设区”把权力上收到地级市，“撤县改市”在名分上有了升格，这种翻烧饼的做法，实际上是在挑战最为敏感的社会安定底线。
新型城镇化的大方向是盘活三农全局、引领四化同步和统筹五位一体，但很多人对全局缺乏常识性判断，仍在大兴造城运动，借新城之名，行夺地、争地和占地之实，抬高房价和地价。我非常担忧的是，如果不打破城乡分治的制度障碍，如果不能实现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相互叠加的复合转型，新型城镇化就会演变成为一场灾难。这种情景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失去土地的农民在城市买不起房、找不到工作、享受不了公共
服务，想回农村又回不去。土地上长出的是一座座高楼，他们在不安中生活，不知道出路在哪里。
公共资源向县城和小城镇转移。从我这些年跟踪调研的情况看，农民有权作出进城还是留村的选择。如果进城，要有相应的就业、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制度保障他们的基本权益。现有农民工2.62亿人。按每年转移1000多万人考虑，这是一个特别艰巨而复杂的任务。他们的父母、妻子和儿女是不是同时转移，没有人进行这方面的专项研究，更谈不上拿出具体的办法和措施。有的大城市搞所谓积分制，看税收贡献等等，本质上是嫌贫爱富。对那些选择进城的农民，也要为他和他的家人设立3~5年的过渡期，保留他们在农村的土地，便于平稳完成起步阶段的过渡。
现在，农村空心化严重，青壮年农民都不愿意留在农村。都不种地谁来养活中国?都不当农民谁来保证粮食安全?建议给县城和小城镇30年培育期，让有条件的农村就地城镇化，农民就近市民化，在户籍、医疗、教育和就业等生活生产方式上享受与城市居民均等的待遇，实现共同富裕。
最近10年，很多地方政府都在喊土地指标不够用，认为这是他们目前最难做的工作，也是他们与农民之间最尖锐的矛盾。其实这种想法反映出执政本领短缺，仍然是要地不要人的惯性思维。今天搞新型城镇化，就是要面对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在农村没有土地，在城市贡献的是自己青壮年时期的劳动力。城市所需要的，不是一个个完整的人，而仅仅是每一位农民兄弟苦脏累工种的劳动付出。
新型城镇化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现实，这件事如果一拖再拖，搞不好就会演变为历史上的“流民”问题。事实上，每一位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在县城和小城镇大约为5万元，在地级城市大约为10万元，在大城市大约为20万元。这个成本，并没有超出中央和地方财力的承受范围。中央一定要下决心，带头动刀子割肉。
早在1997年，国务院就作出暂停审批县改市的决定，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当时很多地方盲目追求县改市，冲击了以县制为主要特色的传统行政管理系统，造成很多县级市出现“虚假城市化”弊病。比如，市区农村人口比重过大，城郊比例失调，城乡概念模糊等等。现在，这些老毛病又发作了，简单地把县一撤了之，搞硬生生的“拉郎配”，甚至让农民“被上楼”，实际上背离了新型城镇化的初衷。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新型城镇化研究小组负责人)
企业创利不及银行该反思什么? 卞广春
《2013中国企业500强分析报告》中，银行业大唱独角戏，掩盖了服务业结构性失衡的发展轨迹。银行业占服务业500强的企业数量比重为7.8%，但其创造的利润却占服务业500强利润总量的67.5%。换言之，中国服务业500 强中，银行业用仅有的39家企业，即不足一成的企业数量，贡献了近七成利润。“银行业一家独大”是一种极不正常的发展，亟须调整!中国企业联合会副理事长李建明说。(9月2日《人民日报》)银行和实体经济，一个利厚一个利薄的问题，已经到了非常严峻的程度。其实，银行的资本利润率不仅大幅高于工业，而且高于石油和烟草。我们都说烟草是最暴利的，石油勘探开采也很暴利，而现在银行业比这两个行业利润还要高。所以，我们在声讨银行暴利的时候，要寻找银行暴利的原因及业务范围，也应关注和总结银行暴利对社会产生的危害与影响，同时，又要寻找处理和制约银行暴利的途径。
银行暴利的来源，七成是存贷款利差，其次是其他收费项目增加。利差大，对银行是滚滚而来的财源，对中小微企业，则是融资成本增加。银行好比一条虫子，直接吃掉了实体经济的利润。
实体经济，尤其是那些自有资金严重不足的中小微企业，都是靠银行贷款或者社会融资维持正常运转的。企业利润率低，银行暴利，恰恰反映了存贷利差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大，也表明了中小微企业使用银行贷款的成本在财务支出中的比重较大。即使企业不从银行贷款，而通过社
会融资，也是参照银行贷款利率。这是企业连喊吃不消、伤不起的关键因素。
利率市场化以后，获得利率优惠的主动权，从来没有被企业抓在手里，反而成为一些银行贷款利率上浮的经营手段。经营业绩和前景好的企业，能够确保不上浮或者上浮少一点;而自有资金不足，产品积压或者生产加工季节性产品的中小微企业，银行往往以降低贷款风险为由，加大贷款利率的上浮幅度，进而进一步扩大实体企业的经营成本与风险。
暴利银行成中小微企业克星，中小微企业睁大眼睛，期待有好政策的心情可以理解，但这并不符合市场经济下企业发展的常态，也不符合政府规划与管理的常情。中小微企业自己加压，改善经营状态，加大自我投入，减少融资成本，改变经营质态，凝聚全员人心，永远是中小微企业克敌制胜的法宝。企业不能改变银行，只能委屈地改变自己。
警惕伤童案频发背后的社会失序
易艳刚
日前，备受关注的山西临汾“8·24”男童被挖眼案有了新进展。警方综合侦查调查和刑事技术DNA检验结果认定，6岁受害男童斌斌的伯母张某系该案犯罪嫌疑人，其动机疑为老人赡养问题。斌斌的父母与张某一家共同赡养瘫痪的老父亲，两家曾因赡养问题发生过矛盾。8月30日，张某已在自家院内跳井自杀。
斌斌双眼被挖的新闻刚传出时，很多人还曾以为他是非法器官买卖的受害者，结果这起触目惊心的恶性伤童事件，竟源于家庭纠纷。按照常理，斌斌这个年纪的孩子应是被大人精心呵护的对象，可他在现实中却变成了成人恩怨的牺牲品。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这种用暴力手段残害儿童的行为都必须被谴责和惩处，因为它已经洞穿正常社会的人伦底线。
然而，只要检索媒体报道就不难发现，类似的暴力伤童案并不鲜见，仅今年就发生过好几起:3月，吉林一男子盗车后将车内婴儿埋入雪中致死;7月，北京一男子与人发生停车纠纷后将对方的女婴摔死;7月，河南一警察酗酒后将路人的婴儿当场摔昏;前不久，黑龙江出生仅56天的女婴被父亲扎了数根钢针„„
所有发生在孩子身上的悲剧，都能击中我们心底最柔软的部分，让人顿生恻隐之心。每当出现一例暴力伤童事件，很多人都会探究导致这些悲剧的原因，比如现代人普遍敬畏生命的意识，再比如人们越来越容
易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动怒。但在我看来，这些分析其实共同指向一个关键原因，那就是社会失序和人心失序。
要检验一个社会的机体是否健康，非常核心的一项指标，就是看人们遵循公序良俗的程度。比如，不伤孩子，就是人类文明最起码的一条底线。文明社会的人，会将保护孩子作为一项理所应当的共识，但在一个社会失序的环境中，人们会轻而易举地将暴力加诸无辜的孩子。至于他们施暴的原因，往往并非什么深仇大恨，有时仅仅只是因为言语不和，甚至纯粹只为发泄自己对社会的不满情绪。
无辜的孩子频频成为暴力行径的受害者，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以视为一种预警信号。这种反常现象说明，社会转型期的各种问题和矛盾，已经直接影响人们的日常心态和思维习惯，并冲击那些维系社会秩序的文明共识和伦理底线。如果陌生的路人可能在下一秒变为施暴者，如果连朝夕相处的亲人也能因不足挂齿的纠纷而举起屠刀，我们的安全感以及我们对良善社会的预期，恐怕将无处安放。
应对暴力伤童案频发的问题，筑牢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围墙固然很有必要，但更重要的是对社会失序和人心失序的修复。毕竟，法律只是一个社会的最后准则和行为底线，而我们对良善社会的预期必然在底线之上。只有让公序良俗成为规制我们言行的尺度，重申人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让那些郁积在心中的不公平感、被剥夺感等负面情绪有效得到纾解，最终才能避免它们暴力伤害的方式呈现。
思想政治工作不能被动“灭火”
在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大背景下，我们生活已悄然进入全媒体时代，各种价值冲撞，可谓无处不在。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当代青年，既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力牵引”，也面临着西方文化的“外力牵拉”。
王天德
有调查数据显示，98%的青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精髓表示基本了解，83%表示喜欢，91%的青年认可古人的道德准绳，对于“是否将‘仁义礼信忠孝廉耻’作为自己的道德标准”这个问题，54%的青年选择“是”，25%选择“偶尔”，12%选择“一点点”，只有1.9%选择“从不”。这现象，值得思想政治工作者警惕和及时补位引导。
目前，西方文化渗透的态势有增无减。历史和现实的发展脉络和规律告诉我们，思想政治工作，在东西方文化碰撞的前沿应抢先一步，主动站位，不能被动的“灭火”，而是要主动地“校正”，把控住当代青年的文化价值观。
当代青年面对高度开放且极其复杂的网络环境，其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深受西方文化的冲击，因此要加强网络技术自主性研究。同时，还要推动建设文明健康的网络文化，使网络主流成为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平台。
当前，大众文化传媒的迅速扩张、全媒体时代的到来，使得文化信息量剧增，使国人思想更加活跃、视野不断拓展以及认识能力持续提高，人们对信息选择的自主性加强，并日益注重交往和文化交流中的互动与
平等，表达个人意见和个性主张，思想政治工作必须适应文化环境的这些重大变化。
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增强对自身内在文化特性的感受和认知，引导当代青年既有文化认同又有国家意识，既要强化对传统文化的敏感与亲近，对西方文化的开放和戒备，又不做情绪过于亢奋而失控的狭隘民族主义者和全盘西化者。
当代青年对现实社会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如果教育与现实社会脱节、与教育者本人的行为举止脱节，那么教育就会与教育效果脱节。因此，应借鉴并建立“借助文化潜移默化影响”模式，通过无声的对比和事实，使当代青年自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内化成个人的精神特质。
东方文化中有糟粕，西方文化中也有“臭烘烘的牛粪”。要引导当代青年增强自身鉴别力，就要引导当代青年要守好民族文化的“根和本”，要做到包容而非排外。应以开放、宽容的文化态度，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客观地审视外来文化，接受外来文化里有益于自己的成分。
当代青年作为中国青年一代最优秀、最活跃的群体之一，应把眼光放在经济全球化视野中，在中国传统文化滋养中，积极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事业，审视和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
“择班大战”凸显校内资源分配不公
孩子开学了，家长却皱了眉。近日，不少家长反映出门经常被问到孩子被分到“重点班”还是“普通班”。“重点班”的学生家长抬起了头，“普通班”家长则是一声苦笑。尽管教育部连年下发文件，禁止中小学设立“重点班”、“普通班”，但屡禁不止。到底是谁给学生戴上了“重点”“普通”的帽子? 《山东省对违规从事普通中小学办学行为责任追究办法》明确规定，禁止设立“重点班”和“非重点班”。但笔者询问多家学校的学生发现，许多中小学以“实验班”、“培优班”等名义变相设立重点班。而且，学校和家长的热情远远要高于学生。每到寒暑假，孩子的日程就被各种特长班、辅导班占满。有学生家长反映，虽然知道孩子累，但学校都是按照学生成绩高低编排“重点班”和“普通班”，只好如此。
显而易见，面对强大的升学压力，“重点班”不仅成了学生挥荆斩棘踏进大学校门的利刃，也成了学校排名评优、赢取升学率的有力武器。把优越的师资力量和先进的教学水平集中设置在某几个班，孩子们挤破了头只为争夺有限的名额。这一方式违背了教育教学规律，明显剥夺了“普通班”学生平等享受教育的权利，严重伤害了“普通班”学生及任课教师的自尊心，不利于学生自信心的培养和教师积极性的发挥。对于分入“重点班”的学生来说，也容易产生优越感、自私自利等心理障碍，不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除此之外，“择班大战”引发了家长焦虑，提高了全社会的教育成本，拉关系、找门子的现象随处可见。
归根结底，“重点班”屡禁不止，是在升学压力下，由学校和家长需求以及权力寻租共同助推。而当前国家和地方出台的禁止设立“重点班”的规定，往往强调“严禁”，却没有出台配套的惩罚措施，难以起到监管和约束作用。在执行中，一些热点学校借力行政资源形成“保护伞”，查处难度增大。
遏制择班乱象，学校应该承担责任，家长也不能盲目跟风。必须进一步推进教育资源均衡配置，促进中小学招生、分班的公开透明，保障每一个学生公平享受教育资源的机会。取消“重点班”，代之以“混合班”，有利于减缓学生和教师的心理压力，更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和教师整体素质的提高，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但愿有更多的学校加入“混合班”的行列。
第三篇：实时评论
再见，乔布斯！创新中国再来！
中本093班 曾露 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难道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史蒂夫 乔布斯 如果不是乔布斯最初允许微软使用自己的图形界面技术，那我们现在还在背dos命令；如果不是苹果做出第一个商用鼠标，那么现在我们还只能靠键盘输入；如果不是苹果定义了现代笔记本电脑，很可能你只能蹲在家里用台式电脑。你也许没有觉得这个人对你，实际上你没有意识到他到底多伟大。现在乔布斯走完他短暂而辉煌的一生，回顾他的一生的事迹，为什么他会成功？他成功的秘诀在什么？对中国的发展有什么启示？
乔布斯是苹果的创始人，他创立的苹果对世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是创新！是对新鲜事物的不断的探讨！这种不闭门造车的做法，广开交流的态度决定了他的辉煌！他的苹果是优美的设计，从用户体验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没有特定的用户群，信奉招招式式的细节严谨完美主义，超前的洞察力他相信电脑将最终变成消费品。坚信极简主义，雇佣最好的人，仔细琢磨细节，否定底质作品，全局思考等等从马克思主义去分析对我国的发展也很好的启发！
首先是乔布斯的创新精神，创新是一个民族的不竭动力。创新精神就是发挥了意识的能动性作用！意识活动具有创造性。人的意识不仅采取感觉，知觉等形式，反应事物的外部现象，而且能够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等形式对感性材料进行加工制造，从而使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意识不是一味地模仿，而是能动地创造。意识既能有对当前的反映，又有对过去的追溯和对未来的预测，可以超越特定时空的限制！乔布斯的创新改变了世界，让上网变成冲浪！这不也说明了发挥意识的主观能动性对改变世界的重要性！我国限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迅猛发展，现在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世界排名第二，但只要看看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就会发现我国的经济增长只要是靠加工出口，这种经济是粗放型的，是低端的没有核心技术的会处处受制于人的，在和其他国竞争中处于下风！所以要想在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必须发挥主观能动性，有创新精神！其次乔布斯的苹果设计从从用户体验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考虑到苹果的外观，时尚等。从马克思主义原理分析这是遵循了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是要把客观存在的事物作为观察和处理问题的根本出发点，这是马克思认识论的根本要求和具体体现。从实际出发就是要客观世界出发，事实就事！乔布斯从用户体验感受的角度考虑问题，设计出的产品也是符合大众的要求自然得到用户的追捧！要是乔布斯一味地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研发苹果我想他也不会取的这么大的成就！根据这点我们国家的发展也可以受到启发，我国的高新科技的研发也是要根据大众的需要去研发，在现在我国有一些科技的研发是脱离了实际不是符合大众的需要，比如我国的高价的奢饰品，高价酒，高价烟，保健品等等这些东西以高端的价格出售，标含有高科技但事实时很多老百姓是用不起的，不常用的。这些就是浪费了很多的科技资源，脱离了老百姓的实际需要。不从实际出发其结果是不利于我们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
最后，乔布斯的苹果设计信奉招招式式的细节严谨完美主义，超前的洞察力他相信电脑将最终变成消费品。坚信极简主义，雇佣最好的人，仔细琢磨细节，否定底质作品，全局思考这种做法是资本主义的成功做法，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看这是一种对资本主义发展有促进作用的，这种成功的经验和做法不是姓资的，但凡能促进生产的都可以用来我们社会主义。这种先进的管理理念都可以用来发展我们经济的发展！
乔布斯留给我们后世的很多东西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伟人的功绩就是在于我们怎样去发现它！对与我们社会主义也很好的借鉴！
第四篇：半月谈热点评论
2012年半月谈第1期半月评论
心态也是一种力量
我们经历了“更复杂”的2011，又迎来了“更严峻”的2012。
我们是否还能保留一份清醒的定力，还能拥有一种健康的心态？
弃浮躁焦虑而理性把握形势，弃投机泡沫而回归实体兴业，弃路径依赖而强力推进转型。这应是我们的正确抉择。
毋庸置疑，经济增速正呈明显的放缓之势。这是软着陆，还是硬着陆？我们是否已经告别两位数的增长时代？社会争议着，怀疑着，甚至悲观着、背后，有一种浮躁和焦虑在。
我们已经习惯了跨越发展，习惯了一枝独秀。现左怎么看这放缓之势？
增长是硬指标，发展是硬道理。所以，2012年的主基调是“稳中求进”。
只是，我们应当清醒，市场自有其规则，经济自有其周期，我们可以去利用规则，去调控周期，但不能去扭曲、篡改规则，无法去熨平、消灭周期。当出口面临世界经济增长下行，金融市场风险增多，保护主义倾向突出，国际贸易增速回落，我们不能抱有奢望；当投资规模一再扩大，所占GDP比重超过50%，我们实难重复4万亿带动18万亿的投资故事。在中国经济从高速发展转向中速成长的大趋势中，一厢情愿地寄望于政府干预和拉抬速度，只会导致投资效益下降，产能过剩加重，通胀压力升高，经济结构不合理状况更加严重，从而收获倍加苦涩的发展主义之果。
其实，经济增长的放缓也是宏观调控取向中的适度调整，也是发展方式转型中的自然回落。把通货膨胀降下来，把资产泡沫挤出去，恰恰是为更健康的成长清除隐患，开辟道路。
而且，我们有信心，“稳中求进”的增长，9%或8%的速度，放在国际背景中去看，仍然是一个很可观的成绩。
比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更要紧的，是保障和激发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创造和尊重经济自我调节的能力，积蓄和催生发展方式转换的推力。比稳定出口稳定投资更要紧的，是扩大内需尤其是拉动消费，这是中国经济的战略基点。这就需要我们把发展的注意力更多地聚焦于收入分配改革，聚焦于社会民生建设。
我们还当看到，产业“空心化”现象日渐蔓延，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向资本家靠拢，逃离实业投机暴富扭曲着创业兴业的社会心态。
实体经济的健康和繁荣，始终是国民财富和国家强盛的根基。我们不是不要发展虚拟经济，但是，首先要夯实实体经济这一基础，必须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寻找一种平衡，应当紧紧围绕壮大实体经济来发展虚拟经济。
看一看楼市：在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和开发商牟取暴利的契合中，房价被一再推高，终于积聚起风险重重的市场泡沫。看一看股市：上市公司圈钱无度，不知回报股民，恶化股市生态，挑战监管制度，导致市场炒作风气盛行；创业板时闻高管纷纷闪电辞职疯狂套现，演绎转瞬间千万富翁的“造富”神话。看一看钱市：击鼓传花的炒作游戏和食利人群的急剧膨胀，先后衍生出一个个民间借贷的危机。不知何时，我们的心底都多了一个气泡，都想把它尽快吹大，不惧吹暴。财富路径的扭曲，加剧贫富分化，污染社会风气，戕害创业精神，将使得经济与社会变得愈益脆弱起来。
努力营造鼓励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社会氛围，让市场和政策、改革和调控更多地向中小企业着力，向民营经济着力，向新兴产业着力，真正为实体经济拓展发展环境、未来市场和利润空间，让更多的创业者和企业家专注于实业，以他们的勤劳和智慧，创造财富，吸纳就业，造福社会，已是当务之急。
中国经济更广阔的前途还在于创新，在于转型。
可是，历经30多年发展，路径依赖已经成了不少地方政府领导的心理定势，经济形势越是严峻，这一心态越是强烈。
资源约束愈来愈紧，不少地方恨不得一个早上把它全部开发成一个个闪着金光的数字。可是，我们的子孙后代又靠什么来发展呢？环境污染愈演愈烈，当年的“宁可毒死，不可穷死”，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和发展权益的扩大，这样的口号还能再喊下去吗？招工难度愈来愈大，为了保住劳动力廉价优势，一些地方政府想尽办法限制职校生外地就业，组织实习生无偿打工，甚至直接补贴企业主用工成本……释放比较优势，依靠要素驱动，这条路子已经越走越窄。
令人欣喜的是，不少城市已铿锵明志：壮士断腕，义无返顾，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回望改革之初，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依，没有事先的蓝图设定，我们正是凭借解放思想，敢闯敢试，才创造了高速增长奇迹。如今，积累更丰富了，实力更雄厚了，一些地方怎么反倒背起了包袱，束手束脚，患得患失，有意无意地回避着风险？打破路径依赖，需要直面深层矛盾，承受转型阵痛。经济增速放缓，恰恰是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型的难得契杌，这“机会之窗”不可能永远向着我们敞开。我们错过了，耽误了，流失了，那就是危险降临的时刻。
心态紊乱失衡的深层，是制度激励的倾斜，是社会价值的误导，是利益关系的纠结。如何在改革的勇敢前行中，在文化的整合创新中，在社会的公正追求中，保有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一份定力，一份锐气，一份智慧，是在更严峻的2012年里一道更沉实的日常课题。
2012年半月谈第2期半月评论
深化改革：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稳中求进”作为2012年经济工作的总基调，强调要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新进展、在深化改革开放上取得新突破。回顾我国经济发展历程，分析当前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可以看出，要应对美欧债务危机冲击和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济领域改革的实质性推进至关重要。深化改革，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1978年至2010年间，我国经济年平均增长接近10%，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成就的取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段，我们始终能抓住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和体制性障碍，坚持渐次深入的改革，不断释放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从而实现了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着大幅度滑坡的压力。国家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扩内需、保增长的同时，一方面推进了住房制度改革、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等，另一方面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加入WTO，深化对外开放，经济增长在经过了1998年至2001年的调整后迅速回升，新世纪的头10年经济年均增长达到10.5%。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正是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为此后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当前，受美欧债务危机冲击，全球经济复苏步伐放缓，我国出口增长呈现下降趋势，国内房地产市场在经历了前一阶段的高速发展后进入调整阶段，人口结构、劳动力供求等经济基本面发生变化，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在国内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必须从体制、机制等方面入手，通过改革的实质性推进，在有效防控风险的同时，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和新的竞争优势。
“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涉及国民经济结构的一系列重大调整。就其战略重点而言，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局面；二是加快发展服务业，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三是推动发展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转变。简而言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点就是要建设消费型、服务型和创新型经济。建设消费型经济，需要改革现行国民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劳动所得占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比重，以提高广大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购买能力：需要转变政府职能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等，有效增加居民的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的比重；需要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建立统筹城乡、覆盖全社会的保障体系，以改善居民消费预期。
建设服务型经济，需要在文化、教育、医疗、交通、通讯等领域加快改革，彻底解决民营企业进入服务业领域面临的“玻璃墙”“弹簧门”等问题；需要建立更加公平、规范、透明的市场准入标准，探索适合新型服务业态发展的市场管理办法：需要改革财税、金融体制，通过结构性减税和大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等，为中小服务业企业的成长壮大创造良好环境。
建设创新型经济，需要改革劳动力、土地、资源等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使其充分反映稀缺程度和市场供求关系，引导增长动力从要素投入为主向创新驱动为主的转变：需要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加快教育改革发展，增强科技创新能力。
“十二五”时期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需要深化改革；应对国际环境的剧烈变化和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也需要深化改革。要充分认识到改革的紧迫性、重要性和必要性，坚定改革信心，凝聚多方共识，破除各种阻力，建立新的改革推进机制。深化改革，既要强调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又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鼓励基层积极探索；既要遵循试点、总结、推广的渐进式改革原则，又需要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实质性突破。
2012年半月谈第3期半月评论
留住消费力
展望全球欲振乏力、水波不兴的市场，正有一种力量在聚集，一种消费在涌动，它就是中国人的奢侈品购买热。媒体多有报道：今年春节期间，中国人境外奢侈品消费高达72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世界奢侈品协会又有报告：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占有率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国家。
在全球金融危机阴霾不散、产能过剩更见严峻之际，在中国经济增幅明显回落、扩大内需亟待升温之时，中国人向市场传达的信息，无疑，是一个灼人的亮点，是一缕耀眼的希望。
只是，我们如何引导这消费力、留住这消费力呢?
长期以比较优势形成的出口依赖，以政府强势主导的投资驱动，都已进入历史性的转折期。培育中等收入群体，启动新型消费力量，实现以消费为主动力的发展方式转型，这是中国经济走出金融危机再续高速增长的必由之路。改革30多年来，我们欣喜地看到，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中等收入群体崭露头角，广大民众生活水平大幅提升。同时，我们也观察到另一番情景：一是先富者投资转移，二是奢侈品消费转移。出境采购火热一时，给众多国外商家带来一片惊叹和欢呼，纷纷兴起针对庞大中国游客消费群的特别服务。这两个转移，两头在外，无可厚非，自是全球化背景中的正常现象。但是，我们也应清醒思考，它对中国经济增长、发展转型和社会融合，将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和冲击?
如何留住民间消费力，社会已有各种各样的求解：进一步降低进口关税，增开免税商店，减少流通环节，强化政府调控，加大市场监管，等等。应当有效，但也有限。全球化，地球村，这样的市场启蒙已有多年。人员流动，疆界已经突破，出国旅游购物，已是寻常百姓之事;网上交易，也已畅通无阻，城市白领中青睐海外网站购物的“海淘族”已越来越多;文化辐射，更是无远弗届，各种消费时尚、消费新潮，正以令人艳羡的现代生活方式的标志被推销到世界各地。刚刚从温饱中解脱出来的中国人，眼界大开，正带着热望放开脚步争相搭上消费时尚的特快列车。
换一种视角，从消费理念、价值取向和社会意识去寻找吸引回流民间消费力之道，如何?估计有效，但也很慢。放眼世界，韩国人一直保持发扬民族“身土不二”的传统，“韩国土生土长的东西，最适合韩国人的身体”。日本的农产品保护堪称严密，大米作为日本“国米”“政治米”的象征，更有政府精心构筑的贸易壁垒，而日本国民高价食用国产大米，也已成为一种消费习惯。就连自诩是“最为开放”的美国人，也未能免俗，对其国内的就业岗位倍加呵护。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新年国情咨文，特别呼吁美国企业应该停止将就业机会转移国外。多家美国主流媒体近日也纷纷跟进，指责苹果公司“将大量就业机会输出中国”。我们呢?既要有全球视野，更要有中国视角，不可头脑晕眩，先自做起世界公民的美梦。
市场是没有国界的。但是，资本是有旗帜的，经济是有竞争的，国家是有利益的，民生是有指向的。扩大内需，既要提高居民收入，也要开拓市场空间，既要开掘潜在消费力，也要留住现实消费力。在市场规律、国际规则的约束中，在民生权益、消费自由的保障中，更为现实的应对，更为有力的引领，还是靠中国制造的创新和升级，靠中国企业的转型和进步。
升级消费是其一。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跃升和现代消费文化的传播，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在转换，城乡二元结构的消费鸿沟在跨越，农村消费城市化，城市消费现代化，已是大势所趋。麦肯锡所做的中国消费者调研报告中称，2008年到2009年，中国零售市场增长中有一半来自消费升级。这是对中国企业产品创新最有力的倒逼和激励。绿色消费是其二。为什么洋奶粉在中国市场能够横行无忌迅猛扩张、能够连番涨价攫取暴利?为什么一些国际资本大鳄紧紧盯住中国的现代农业不放，争相把食品全产业链作为他们的下一个投资金矿?本土企业的市场伦理建设、社会责任提升，亟应摆上重要议程。文化消费是其三。从实用消费，到品牌消费，价值消费，这是一个趋势。从文化历史中不断探寻品牌价值，并结合精致的做工，是欧美国家奢侈品遵循的创新之道，却也是中国奢侈品牌的软肋所在。苹果前CEO 乔布斯曾将他的经营哲学描述为试图生产出处于“艺术和科技交汇点”的产品。正是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他把苹果转变为世界最有价值的公司之一。还有长期为世人称道的瑞士钟表业的“工匠精神”。员工像对待艺术品一样对待每一款产品，专注于手表制作的每一个细节，其中凝聚了设计师与制作者的灵魂和思想。这种“艺术思维”和“工匠精神”，恰恰是我们最需要学习和进步的。
时下，在全球资本的凝望中，在政府战略的蓝图中，中国不仅是活力四射的“世界工厂”，还将是魅力无限的“世界市场”。世界将中国看好，向往着并追逐着。中国本土企业在“走出去”的同时，更当奋起直追，去深耕这一片肥沃的土地，去征服这一方辽阔的疆场。
第五篇：申论复习资料(人民网实时热点评论文章)
这是我自己在人民网上找的文章，涵盖了中国梦、转变工作作风、群众路线、全面改革等热点，我觉得看这个有利于打开写申论作文的思路，希望对咱们有用哈，加油！
人民日报评论部：“转作风”本质是规范权力
——转作风、正学风、改文风之一
从转作风出发，无论是进一步公开政务，还是进一步完善监督，都需要有“自我革命”的勇气、“自我限权”的决心，惟其如此，中国的民主政治方能不断走向更高境界
中央力倡转作风，党风政风为之一新。从长江刀鱼、龙井新茶降价，到一些高档餐厅搞起团购，涟漪之广，足见投石之沉，有群众感叹：转作风，是动了真格了。
不过，即便动了真格、见了实效，还是有问题时而曝光：面对群众责问称“国务院太遥远”，矿泉水瓶装茅台、红塔山盒藏“熊猫”，机关食堂吃燕鲍翅„„不一而足。新华社记者将对八项规定的应付心态，总结成九字经：观望风，变相吃，慢三拍。
这样的情况，说明对转作风，一些人看轻了、看浅了、看走眼了。或是认为只是些鸡毛蒜皮，因而转小了；或是认为只是要吹一阵风，因而转慢了；或是认为只是做表面文章，因而转歪了。这些人正该想想：转作风，为什么中央如此重视、社会如此关注？
投注在作风上的目光，与其说是要看住个人，不如说是要看住个人手中的权力。所谓作风问题，莫不是权力突破应有边界、背离应有准则的失控、失范问题。比如大吃大喝，花的既是公帑，还可能在推杯换盏中搞寻租；再比如文山会海，占用资源不说，更降低了行政效率。所以，转作风不仅是简单的转思想、转行为，而是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权力运行的规范问题。好的作风，本身就是建立在对权力的合理认知、正确使用之上。
近年来，中国社会的一大焦虑，源自对权力随意行事、任意作为的反感。现实里广受关注的官员丑闻，社会上不断弥散的仇官情绪，民间流传甚广的揶揄段子，其根源固然有各种原因，但权力的不自觉不自律不自爱，是重要因素。这就是习近平同志所说“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的无形之墙。砌成这堵墙的不良风气，本质上是权力与权利的对峙。
转作风，正是看到了症结，找到了切口，不仅要进一步改造权力观，更可成为规范权力运行的着力点。从提出改进作风的政治要求，到完善规范权力的体制机制，大张旗鼓的理念教育，逐渐变成踏石留印的制度安排：看住预算管好源头，财务公开实时监控，做好审计发现问题„„从这个过程，能够清晰地看出转作风这把利刃，指向的是“限制权力”这一肯綮，由此向社会释放强烈信号：要用制度给权力套上笼头。
八项规定将“改进工作作风”和“密切联系群众”并提，正体现以转作风打破无形之墙的期许。过去，宗旨意识往往诉诸“感性的政治”。为群众扶危解难、与群众打成一片，因而被拥护、被爱戴，鱼水之喻、亲人之情，可为代表。而今天，13亿人可能就有13亿种利益，在赓续传统之时，宗旨意识也应体现“理性的政治”。公众看到权力被关进铁笼子、放进玻璃房，才会对执政者产生信任与尊重。这样打下的执政基础，不是仅仅依赖个人素质，而是源于制度化、规范化的权力运行，无疑更为牢固。
作风体现着现代权力伦理问题，作风建设也可以成为权力运行现代化的途径。这也意味着，转作风本质是一个民主问题。民主的精髓，是对权力的限制和监督，既要看到“权为民所赋”，也要做到“权为民所用”。新一届中央领导履新之初如此狠抓作风，深意正存于此。这契合了世界民主潮流的趋势，顺应了人民民主意识的提升，更是一个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执政党必然的选择。
从权力的角度看，作风、学风、文风三者，正是同一问题的不同层面，相互依存、相互联系，都关联着党风。正因此，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八届二中全会上才把“三风”作为一个整体来强调，严正告诫全党进一步转变作风、端正学风、改进文风。从转作风出发，无论是进一步公开政务，还是进一步完善监督，都需要有“自我革命”的勇气、“自我限权”的决心，惟其如此，中国的民主政治方能不断走向更高境界。
人民日报评论部：要基层摸索，也要顶层设计
——深化改革方法论之三
改革要改得准、走得好，必须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和顶层设计的辩证统一。基层探索可以大胆，顶层设计必须谨慎
历史的变局常常不期而至，机会属于有勇气拨开迷雾迈步向前的人。30多年前在安徽小岗村按下的指印，悄然掀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
这场改变了世界1/5人口命运的改革大业，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中国改革这艘巨大的航船，以惊人的勇气驶入了一片未知的水域。摸着石头过河，成为贯穿改革进程的重要方法论。
经过30多年的摸索和适应，我们已经逐渐学会了用市场的手段配置资源，用法治的方式治国理政，用通行的规则参与国际事务。改革进入深水区，下一步怎么改？习近平给出了答案，“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
摸着石头过河，摸的是规律，激发的是实践热情。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面对的是一个陌生的市场机制和规则体系，这在我们以前的经验中是没有的。在历史的新变局中，试错是必要的，这个过程同时也是破除旧体制，适应新规则的过程。
顶层设计，看的是全局，发挥的是制度力量。30多年来，中国不但是实干家的热土，也是一个沸腾的实验室。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从制度完善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释放了人们最初的创造热情。30多年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民主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逐步完善，“制度自信”不断提升。
推向纵深的改革没有成例可循。直到今天，我们依然不能说完全掌握了改革和发展的规律。那种执一御万的想法和设计，是不现实的。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有机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性认识之中。
今天的改革，需要回答为谁改、改什么、怎么改的问题；需要向人们说明摸着石头过河之后，河对岸的图景；需要给予多元利益以表达机制、协调机制，凝聚差异格局之下的认同感；需要勾勒何谓中国人眼中的美好生活、理想社会；需要向世界说明中国立场，体现大国担当。这是现阶段深化改革无法回避的问题，需要运用新的方法来破题。
今天的摸着石头过河，摸的不仅是市场规律，还有执政规律。在经济全球化和风险弥散化的形势下，每一次日出都是崭新的，挑战面前，需要不断摸索。不但要摸经济形势，也要摸社会脉动；不但要摸中国国情，也要摸世界大势；不但要摸准摸对，还要顺势而为。
进一步深化改革，还需以顶层设计克服具体摸索中见木不见林的局限，发挥牵引机和路线图的作用。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比如贫富分化、环境污染、城乡差异、地区差距，需要通过顶层设计的方式予以解决。基层实践的单兵突进，需要宏观统筹予以整理和优化。在顶层决策与基层探索之间，亟待形成良性互动。
基层探索可以大胆，顶层设计必须谨慎。改革历程告诉我们，经过基层大胆试验、小心试错并予以完善之后的顶层设计，基本是符合国情符合民意的；未经实践检验的“拍脑袋决策”，大多漏洞较大，甚至流弊丛生。在产权改革、税制改革、司法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等关键领域，改革成果无不是在广泛的试点基础上进行的。事前调研、反复论证、及时调整、开门纳谏，已经成为科学决策的必然要求。
进入深水区的改革事业，日日思进，步步向前。改革要改得准、走得好，必须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和顶层设计的辩证统一。只有不断加强宏观思考、顶层设计，改革才会更具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只有继续鼓励大胆试验、大胆突破，改革才会不断推进、走向深入。
人民日报人民观点：务实是最质朴的方法论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执政思路聚焦之三
知难行更难，要想知行合一，既需深谋远虑，也得看准就行动
讲实情、谋实效、靠实干，严求实、看落实、重务实。梳理描绘近4个月的发展路线图，细心的人不难发现，唯实的气象使人耳目一新。如果选取一个字，来概括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执政理念和施政风格，“实”字无疑再合适不过。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改革是最大的红利”，“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这些警句既朴实生动，又微言大义，被不少人记住，并在津津乐道的复述中，成为当代社会的时政流行语。
朗朗上口的短句，反映了求真务实的为政新风。转作风、动真格，访真贫、问真苦，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人们在这些郑重的表态，更在党风政风切实的转变中，体认着“有勇气、有智慧、有韧劲”的魄力和决心；从文风会风改起，从具体事抓起，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做到，老百姓看在眼里、记在心中。
“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接过历史的接力棒，对中国现阶段国情尤须有清醒认识和准确把握。从内部状况看，中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从外部视角来看，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也没有变。我们既有GDP逾50万亿人民币的经济总量，也有PM2.5屡超500带来的环境困扰；既有粮食九连增累积的端稳饭碗的信心，也有社会信任度降低语境下的食品安全难题。复杂而庞大的中国，存在许多难解而待解的结，也并非三言两语就能凝聚起共识，更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在这个意义上，知难行更难，要想知行合一，既需深谋远虑，也得看准就行动。
“再出发”的动员令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发出。带领13亿人一起爬坡，务实可谓最质朴、也最管用的方法论。一切从实际出发，不遮掩问题、不回避矛盾，直面困难、求解药方，找准路径、埋头苦干。求新的行动背后，乃是积极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如能看到真贫就值了”，有这样的务实调研，才能作出没有贫困地区小康，就没有全面小康的战略判断；“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有这样的务实忧患，才会以“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决心剑指沉疴痼疾；“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有如此的务实真言，就必定会展示勇于突破利益固化藩篱、再深的水也得趟的革新姿态。
务实作风折射务实理念，务实理念引领务实发展。牵引中国这列动车组，并对高速疾驰中的潜在问题始终保持警惕，殊为不易。但惟其如此，才能在发展道路的规划上、具体政策的制定中，秉持客观、理性，以清醒的头脑砥砺前行。凡事欲成，也需在理想与现实间作出可能的取舍。正因此，新型城镇化这一驱动内需的强力发动机得以加速运转，并被明确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抉择。这既是对城乡、区域两大差距的勇敢直视，也是立足脚下，对几亿人生存状态的现实观照，更是保持经济快速平稳增长的务实之选。
“踏石留印，抓铁有痕”，务实的理念，最终要靠行动的落实去体现。现实治理中，这样的不良习气并非罕见：有时是口号喊得山响，表态格外动听，实功虚做，以中看不中用的表面功夫应付组织、忽悠群众；有时是“唯上”盖过唯实，从字面上生搬硬套“精神”，却全然不顾实际情况，看似跟得很紧，实则错得离谱。如此作风，无疑是贯彻务实理念的巨大挑战。只有从吏治抓起，将诚实、务实、踏实作为考核干部才德和政绩的重要标准，才能力避“空头政治”对求实精神的无形消解，防止“虚应之道”让务实要求“悬在空中”。
怀抱梦想，风雨兼程。离彼岸越近，可能遭遇的风险和挑战往往越多。而成就中国梦，必须踏踏实实走好中国道路，这是走向现代化与民族复兴的务实选择，也是亿万中国人前进中的共同心声。
人民日报人民观点：有“问题意识”，也要有“过程意识”
——辩证看待社会发展与问题之一
今日中国，仍在穿越历史的三峡。这样的阶段，水域开阔也暗流涌动，大河奔腾却泥沙俱下。如何准确把握时代方位、辩证看待社会发展，认识论与方法论的问题，从未如此迫切地摆在我们面前。从今日起，我们刊发“本报评论部”系列文章，与大家共同探讨、共同思考。
从辩证法的角度看待我们所处的世界，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关键是要把问题放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观察，与国情对接、跟现实对表
曾有学者慨叹，我们遭遇了一个“问题的时代”。从大都市恼人的雾霾到田野间空心化的村庄，从“蚁族”、“蜗居”难圆梦想到“舌尖上的安全”屡现危机。翻开报纸，相关讨论不绝于耳；打开网络，种种质疑迎面而来。一时间，问题让人烦恼，问题使人愤怒，问题令人“绝望”。
如何看待我们时代的问题？
“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总书记的要求，是对问题应有的态度。“问题是时代的声音”，30多年改革开放历程，可以说正是在解决问题中步步向前。如果眼里没有问题、心里没有期待，也就不会改革、难言发展。有“问题意识”，是认识能力提升的表现；能畅所欲言直面问题，更是时代社会的进步。然而，过犹不及。如果“唯以问题识天下”，群情激愤中，任“问题焦虑症”裹挟成极端情绪，固化为狭隘认识，演变为偏执思想，将人人变成易燃易爆品；如果“只让问题遮望眼”，心灰意冷间，让“问题悲观症”驱逐社会自信心，抵消发展正能量，吞噬我们的幸福感，“问题意识”本身就也成了问题。今天的中国，发展很快，矛盾高发，问题不少。我们固然要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但也不能期望万年之事、朝夕解决。将问题拖成历史问题诚不可取，毕其功于一役也绝不现实。任何时候不能忘了，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面对各种问题，不切实际的空头支票，超越阶段的夸张口号，或是“一招就灵”的万能良药，不是天真幼稚，就是轻浮狂躁。
历史无非就是问题的消亡和解决，现实也无非是问题的存在和发展。从辩证法的角度看待我们所处的世界，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关键是要把问题放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观察，与国情对接、跟现实对表。一年一度的春运最为典型，一个多月34亿人次出行，而人均拥有的铁路，还不到一根香烟长度。现代化的速度提升了，过程却无法压缩，再加上不断增大的人口规模、水涨船高的期待诉求，都使问题的存在有客观性、必然性，问题的解决有复杂性、长期性。
希望找到一个总开关，按一下就解决所有问题，肯定是空想。但在充满纠结的生活中，几乎每一个问题的细节里，倒确实暗藏着一个“哲学按钮”，按下那个按钮，被遮盖的意义就会一目了然。比如，农民工问题。过去十几年里，2.6亿农民相继进城，接近俄罗斯和日本人口的总和。他们的生活要在短时间内超越“绿皮车、编织袋”阶段，子女教育与就业，自身医疗与住房，十几年积累的问题要一下解决，即便是奥林匹克山上的希腊诸神，恐怕也无能为力。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消化问题同样需要时间。用辩证法的方式考量社会进程，才能还原事件的真实意义。
解决问题的愿望迫切，可以理解，更应该重视。不过，如果能多点“过程意识”，会更有利于看到主流、形成共识。比如教育公平。北京、上海的常住人口中，非户籍人口占三分之一强。异地高考理应破冰，可如果不加任何限制地开闸放水，城市的优质教育资源即使翻番，也无法满足如此激增的就读需求。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进一步提高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比例。不正是在这样的日拱一卒中，才逐渐逼近问题的最终解决？
抽象的价值，存留在理论之中；具体的公正，则需体现在每一个人身上，不像喊喊口号那样简单。医疗改革既需协调利益魔方，更需面对海量刚需和分布不均的现实；收入分配改革“分好蛋糕”理念明确，具体调整却是复杂的系统工程。知易行难，在当前中国，尤其如此。不存在一种简单化的理念，可以立竿见影搞定所有“中国式问题”。30多年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正是从哲学层面上理清了问题与过程的关系，才摒弃了急于求成的冒进，拒绝了休克疗法的诱惑，找到了正确的逻辑和顺序。
风雨多经人不老，关山初度路犹长。有时候，我们的确感到被问题“追着走”、“推着走”。这可以理解，转型期中国问题一大堆，公众和舆论更加敏感，未来的改革之路肯定也充满挑战。但也要看到，正是在对问题的不断突围中，国家社会得到了实质性改善。既有“问题意识”，也有“过程意识”，才能让改革者有更多回圜余地，才会对未来更有信心。
人民日报人民观点：有“权利意识”，也要有“法治观念” ——辩证看待社会发展与问题之二
今天的中国，正处于从传统到现代的艰难爬坡中，法治观念必须“跟得上”权利意识的步伐
这些年来中国社会的最大变化之一，就是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如果说，当年一部《秋菊打官司》的电影，曾让人们充满好奇，那么今天，“讨说法”已经成为社会口头禅。从主张经济、社会、文化和消费者权利，到捍卫政治、环境、食品安全和纳税人权利，“权利意识”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深入人心、影响社会、改变国家。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走向权利的时代。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自由平等意识、网络媒体勃兴提供的多元表达平台、民主政治进步造就的个体意识启蒙，所有这一切，成为人们权利意识的萌发、表达和伸张的“时代注脚”。与之相伴，“权利意识”的高涨，也为树立法律权威、培养法治观念、发掘公民意识，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成为社会进步的催化剂。“一元钱”官司的较真，厘清的是社会是非观念；“物权”概念的普及，调动起创造财富的热情；“环境权”的主张，增强着生态文明的群众基础„„
与此同时，时代的洪流往往泥沙俱下，在极短时期内高涨的权利意识，也呈现出某种“初级阶段”特征。正如《社会管理蓝皮书——中国社会管理创新报告》指出的，“一部分人只注重享受权利，不注重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由此导致公众权利意识强与社会责任意识弱并存这一现象的存在”。飞机航班延误，冲上跑道拦飞机；发生医患纠纷，把棺材花圈抬到医院；网上讨论辩论，动辄粗口相向，乃至暴力威胁„„一些人为了维护个人权益，无视他人权益，罔顾公共利益，甚至更进一步，把他人权益、公共利益当作讨价还价的筹码，以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这种走岔道的极端方式，将“权利意识”异化为“交相害”而非“交相利”的行为，让人遗憾，也发人深思：权利的风帆如何行进，才能抵达文明的彼岸？
“在一个多少算得上是文明的社会里,一个人所能够拥有的一切权利，其唯一的来由是法律。”法学家杰里米·边沁的结论一针见血。“权利意识”的伸张，离不开“法治观念”护航。在法律的条款中去寻找依据，权利的主张才能水到渠成；在法治的框架下予以推进，权利的实现才能顺理成章。反之，把“权利”当作为所欲为的通行证，认为有了利益诉求，就能够理直气壮地去冲撞底线、挑战规则、突破边界，整个社会又如何做到和谐运转？
一个成熟的社会，有许多不言自明的遵循：在高速公路开车，尽管车是自己的，但是不能超速行驶；在城市里盖房子，尽管土地使用权是自己的，但依然要服从市政规划。这些常识的背后，是对个人权利的清醒认知——没有什么权利是绝对的。任何个人权利的行使，都必须在法治的轨道上，不得侵犯他人的合法权利，不得损害社会的公共利益。惟其如此，自己的权利才能得到保障，他人的权利才能得到维护，社会的福利才会趋于最大化。
今天的中国，正处于从传统到现代的艰难爬坡中，法治观念必须“跟得上”权利意识的步伐。一边是权利意识已经成为人们的惯性思维，一边是法治观念尚未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其间的落差，很容易造成社会生活的失序。没有对公共规则的遵从，我行我素的自由，就会导致“组团式过马路”的乱象；缺乏对法律程序的敬畏，对化工项目的异议，很可能演变成行为失控的骚乱。那种只问结果不计手段、“以错纠错”式维权，看似“高效有力”，却会让更多人不讲文明、不守规矩。在这个意义上，权利如果不能正确行使，不仅不能成为法治进程的铺路石，反而可能变成社会动荡的导火索。
“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任何社会行为一旦脱离法治视野，便不可能带来公共福利的实质增进，也难有公平正义的真正实现。今天，如果说，“权利意识”的启蒙我们已经完成，那么“法治观念”的启蒙还在路上。这也是党的十八大提出“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深层原因所在。既要“权利意识”，也要“法治观念”，二者彼此砥砺、相互促进，才能让法治精神融入社会治理和社会生活，使“权利意识”成为构建现代公民人格、建设民主法治社会的基础。
人民日报人民观点：有“批判精神”，也要有“建设心态”
——辩证看待社会发展与问题之四 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不是置身事外的冷嘲热讽，也不是痛快一时的情绪宣泄，而是破与立的对立统一、批判与建设的相得益彰
曾有人说，批判精神，是呼唤进步的闪耀火花，它证明至少我们还没有沉沦；批判精神，是追求真理的神圣之光，它证明至少我们还没有堕落；批判精神，是面向未来的热切向往，它证明至少我们还没有绝望。
诚哉斯言。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批判是思想进步的活水、社会发展的源泉。没有哥白尼的批判精神，就没有神学大厦的坍塌，也就没有我们所生活星球的真相；没有费尔巴哈的批判精神，就没有对黑格尔哲学的扬弃，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登场；没有共产党人的批判精神，就不会有社会主义中国的拨乱反正，也就没有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正是在批判中，我们突破一个又一个禁区，从必然王国一步步逼近自由王国。
如果说问题是时代的呼声，那么批判则是对这呼声的回应。在认识论层面，批判是认识问题的逻辑起点；从方法论角度，批判为解决问题、推动进步提供了契机。然而，仅仅有批判精神，混沌的世界是否就一片澄明、丛生的问题是否就迎刃而解？
比批判更进一步，费尔巴哈贡献了唯物主义的思想武器，哥白尼勾画出太阳系运行的真实图景。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毛泽东说得清楚：“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这样的态度，是辩证唯物主义者的态度，也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的态度。在他们眼中，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不是置身事外的冷嘲热讽，也不是痛快一时的情绪宣泄，而是破与立的对立统一、批判与建设的相得益彰。他们懂得，当批判精神异化为“为批判而批判”，不加分辨地否定昨天、鄙薄今天、怀疑明天，结果只能陷入历史的虚无：昨天一无所有，今天一无是处，明天一无建树。
社会总有不完美，值得批判的事情岂止车载斗量。13亿人口的中国，快速发展的转型期，有问题，甚至有很多问题，都再正常不过；即便是已经“熊抱”现代化的发达国家，也不得不承认，“今天，技术的进步已经使得人类可以往返于地球与月球之间，但我们在处理人类事务方面依然捉襟见肘”。对这些问题拿起批判的武器，正确而且必要。问题是，如果人人都坐而论道，谁来为我们解决问题？
与解决问题相比，做个“批判家”并不难，对照理想，现实的缺憾俯拾即是。做个“愤青”就更容易，只需加一句“这个社会怎么了”，微博便会“很有气质”。但是，复杂的矛盾不会因批判自然遁形，社会的正义更不会因批判自动实现。斯洛文尼亚前总统德尔诺夫舍克说得好，“单靠政治人物的努力是难以改善世界的”。社会的每一根毛细血管，都不能放弃对肌体健康所负有的责任。
批判是通向正义感的捷径，是体现存在感的绝佳方式，但历史的责任不允许我们满足于道德飙车。中国的进步，不只需要“好不好”、“该不该”的判断，也需要“行不行”、“能不能”的探寻。制度的改革，社会的改良，人心的改善，有待众人一起发力。鞭挞黑暗时，点亮蜡烛；蔑视贪婪时，拒绝同流；痛斥冷漠时，伸出双手„„我们不仅要做提出问题的共同体，更要做解决问题的共同体。
“颠簸于批判主义的无边波浪之中，我们需要寻找一块陆地建构自己的理想。”令人欣慰的是，在我们的时代，有18名路人漠然而过的佛山街道，也有大学生司占杰倾注爱心的麻风病村庄；有彭宇案莫衷一是的质疑，也有硕士生李英强兴办乡村图书馆的志向；有郭美美炫富的空虚手袋，也有志愿者行动的朴实守望；有校园里“怀疑的时代还需要信仰吗”的不休争论，也有新闻界“我是建设者”倡议的强烈共鸣„„站在这块剧烈转型的不完美土地，有人沉溺于愤世嫉俗，有人习惯于悲观抱怨，但总有一些人以行动肩起责任，用积极主动的点滴努力，积攒起改造社会的正能量。
时代不仅需要解构，更需要建构。不要把批判的自由留给自己，却把创造的权利让给别人。历史的原野如此辽阔，作为时代的一员，你完全可以栽下花草、留下芬芳，种下树木、留下清凉。不仅当一个批判者，也要做一个建设者，每个人的一小步，就是时代前进的一大步。
人民日报人民观点：有利益考量，也要有理想情怀
——辩证看待社会发展与问题之五
在中国现代化的关键时刻，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的当下，尤需在物质利益之外，多一份理想情怀
“如今的青年怎么了”，近来，关于青春的话题持续引发社会热议。有声音批评，本是最富朝气锐气、最有权利做梦的年轻一代，不少人却陷入利益的羁绊，精致利己而老于世故，热衷实惠而耻谈理想。
实际上，时常陷入利益羁绊的又何止青年？一事当先，做还是不做，往往悉心思忖；分内工作，竭尽全力还是敷衍塞责，尚得仔细权衡。得与失，取与予，风险与收益，付出与回报——在利益的坐标系上，很多人都在自觉不自觉地演绎着价值排序，精准计算着投入产出。一切似乎都进行得准确顺畅。只是，当物质的欲望填满生活，利益的喧嚣遮蔽生命的星光，在万籁俱寂的夜晚，也会惘然惆怅：为什么，我们“两手满当当，心中空荡荡”？
当今中国，利益的正当性早已“除魅”。对利益名正言顺的主张，让人人得享发展成果，“利益觉醒”可说是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成就之一。马克思早有断言：“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刻意回避利益，岂止是陈腐迂阔，离开利益的齿轮，世界将空挡滑行。对个人也好，对社会也好，都如小平同志所言，“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主义”。
但是，考量利益，并非让利益的追求绝对化。表面上看，精致的利益计较未必无益于社会的进步。相反，它有可能在短期内创造出经济奇迹。利益最大化的风轮，很容易鼓荡物质的城堡遍地开花。然而，这样的城堡却精神凋敝，缺乏良性演进的可能。只在意自己的人不会在意公共问题，只关心物质利益的人不会关心社会福祉。一旦利益的巨浪吞噬了理想情怀，我们的身边便会充斥利己主义的铁杆拥趸，责任能够淡忘、道德可以离席、灵魂容许出丑。不是吗？毒奶粉泛滥，地沟油盛行，在唯利是图的利益尽头，是良知的出局和底线的崩塌。
志愿服务，主动回报社会，却被猜测其中掩藏着利益动机；应对灾难，企业献出爱心，却被揣度背后有着利益交换。杨善洲图什么，用利益的逻辑说不通，就斥为“傻瓜”；郭明义为什么，用功利的尺子量不了，就断言“神经病”。利益的风暴撕碎了悬在一些人头顶的崇高云层，人不过是欲念死海中一个小小的漩涡。“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不与实利挂钩的理想不是“做作”、便是“矫情”，利益于是成为时代价值的“粉碎机”，让我们的社会只剩诛心之论，难言感动信任。
这是现代版的义利困惑，也是堕落版的利益考量。走出了“耻于言利”的时代，难道就一定要抛弃“时刻准备着”的理想？经历着“利益解放”的大潮，难道就一定要放弃“为了全人类”的信念？拒绝利益主义独步天下，理想情怀又该何处安放？ 就像文学家所说的那样，“理想有如晨星——我们永不能触到，却可以借着星光在人生海洋中远航”。确实，理想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不能帮我们找一个优厚的工作，领一份体面的薪水。甚至一个有理想的人，活在当下，会比别人更觉生存的困难与尴尬。但是人若没有了理想，生命将走向何方？我们赞颂希望“让人类远离饥饿”的袁隆平，我们钦佩把汗水洒落山间邮路的王顺友，实际上是赞颂一种更饱满的意义、钦佩一种更丰盈的人生。循着理想的星光，我们才能跳脱一己得失，眼界更远、胸怀更大，找到一个更持久、更深刻的生命出口。
“唯意志论”者固然举步维艰，只有利益的人生同样苍白无力，“喻于利”不是开启幸福的万能之钥，“喻于义”才能推开梦想的必然之门。构筑精神的高地、留存理想的底色，才有灵魂的原野郁郁葱葱，文明的河流碧波荡漾。这就是为什么写出《国富论》的亚当·斯密，更看重《道德情操论》，也是为什么社会的改革者，既需要现实主义的利益考量，更需要理想主义的勇气担当。
翻开历史，越是大发展、大变动的时代，越需要有超越个人、超越利益的理想。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的执着信念，法国大革命中民主自由的热烈追求，20世纪初叶席卷世界的红色狂飙，都曾是导引时代前进的旗帜。在中国现代化的关键时刻，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的当下，尤需在物质利益之外，多一份理想情怀。借用叔本华的一句话，它是对每个时代伟大事物的同一性和连续性的信心，是对一代代人的变化和衰退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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