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振青其人与办报思想

第一篇：邵振青其人与办报思想

邵振青及其新闻思想

邵飘萍(1886-1926)，浙江东阳人，从小在金华长大，自幼聪明好学。1899年考中秀才，青少年时代受到一位比他年长9岁的民主革命者张恭的影响，张恭于1904年创办金华有史以来第一张报纸《萃新报》，邵飘萍正是从《萃新报》获得对报业的最初印象。17岁时考入浙江高等学堂，在三年学习期间，邵飘萍读到了《民报》、《新世纪》、《清议报》、《新民丛报》等，大开了眼界，并被梁启超的文章所感染。他开始为上海的《申报》写地方通讯，1909年春，省运动会期间，他还和陈布雷、张任天三人一起，在一个图画老师指导下，办过一张《一日报》，这可以说是他报业生涯的开始。后回母校任教历史、国文，他在教书之外，主要的工作是为上海的报纸写通讯，并成为《申报》的特约通讯员。

1912年接续杭辛斋任《汉民日报》主笔，袁世凯称帝后，为《时事新报》、《申报》、《时报》撰稿，抨击袁的罪恶阴谋。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客暗杀。邵飘萍就指出“有行凶者，有主使者，更有主使者中之主使者”，矛头直至袁世凯。他仗义执言，毫无顾忌地抨击当局：“呜呼！内务部。呜呼！内腐部！”“人但知强盗可怕，不知无法无天的官吏比强盗更可怕。”并声言“报馆可封，记者之笔不可封也。主笔可杀，舆论之力不可蕲”。后浙江当局以“扰害治安罪”及“二次革命”嫌疑罪，查封《汉民日报》馆，逮捕邵飘萍。在他避居日本期间依旧继续他的新闻梦想，在学习政治、法律期间不断为国内的报纸写评论，还创办了“东京新闻社”，反对袁世凯卖国。

1916年袁死后，上海《申报》社长史量才聘请邵飘萍为驻京特派记者。他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享有特派员称号的记者。他又在京以后的两年里写了250 多篇、20 多万字的文章，揭露批判军阀政府的黑暗统治。在京时间越久，邵飘萍越感到有责任改变北京报纸受制于政治集团的无奈命运，如《北京时报》有段祺瑞的背景，《黄报》由张宗昌资助。同时，他已不满足于做上海方面的扬声器，于是积极酝酿创办一份真正属于自己的报纸。1918年10月5日，邵飘萍在北京前门外三眼井创办《京报》，报社后来迁址至宣武门外魏染胡同30号。在创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中，邵飘萍明确提出了他的办报宗旨和新闻理想：“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为了激励报社同人秉笔直书、宣达民意，邵飘萍挥笔大书“铁肩辣手”四字，悬于报社办公室内。此词取自明代义士杨椒山的著名诗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但他将“妙”字改为“辣”字，意思十分明白：《京报》就是要突出它“辛辣”的特色。由于痛感中国没有自己的通讯社，邵飘萍首创“北京新闻编译社”，它的功能跟今天的新华社类似，主要是自编本国新闻，翻译重要外电，每天19时左右准时把稿件分送给各个报馆。其后又与蔡元培一起，创办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并举办讲习会，第一期学习的就有毛泽东、罗章龙等人。

1920 年后，他致力于新闻教育事业并赞颂十月革命，介绍马克思主义思想。1925 年，在李大钊和罗章龙介绍下，他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对共产主义运动作了大量的报道。（1986年7月1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正式确认了邵飘萍的确是中共秘密党员，入党时间是1925年，入党介绍人是李大钊、罗章龙。亦有文章称其在遭到张作霖秘密清剿而避难期间发表《飘萍启示》，声明自己未加入任何政党。）1926 年3 月18 日，为抗议帝国列强的外交压迫，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北京学生总会、北京总工会等140 余个团体和北大、清华等80 余所大中小学校，包括邵飘萍创办的务本女子大学的学生共数万人在天安门前举行示威大会，队伍游行至国务院门前，遭到政府军警枪杀，共死46 人，重伤155 人，轻伤不计其数，时称“三•一八惨案”。《京报》连续两天以两个整版的篇幅报道了此次惨案，并持续报道了将近一个多月。邵飘萍本人则急赴各地采访，还写下大批揭露、驳斥、抗议和警告政府的文字。他的言行最终开罪北洋军阀，“三•一八”惨案后，邵飘萍即遭通缉，4 月18 日被捕。死前，北京、上海、汉口等十三家，报纸代表曾极力设法营救，无济无事。4 月26 日4时30分，邵飘萍被押赴天桥东刑场。临刑前，他还向监刑官拱手说：“诸位免送！”然后面向尚未露出曙光的天空，哈哈大笑，从容就义。年仅40岁。从毛泽东后来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出邵飘萍在当时的影响。在1936 年，毛泽东和斯诺的一次谈话中说：“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秀品质的人。1926 年他被张作霖杀害了。”直到1974 年，81 岁的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还曾提到邵飘萍其人。方汉奇先生评价邵飘萍时说其人是少有的一个新闻界的“多面手”。他比史量才、汪汉溪多几分文采，比黄远生、刘少少又多几分组织和治事的能力，像他这样的“全才”，当时是不多见的。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担任导师时期，1923 年根据自己的教学讲义，邵飘萍撰写出版了被称为中国新闻采访学奠基之作的《实际应用新闻学》，这本书分为“外交记者之地位”、“外交记者之资格与准备”“外交记者之外观的注意”、“外交记者之工具与杂艺”、“访问之类别与具体方法”、“访问时之种种心得”、“外交记者之分类”、“探索新闻之具体方法”、“新闻价值测定之标准”、“新闻价值减少之原因”、“裸体新闻应记之项目”、“原稿之外观的注意”、“原稿内容之注意点”、“余白”等14 章。在这本书中，通过对他自己的采访经验的介绍和对具体案例的分析，他详细地介绍了许多新闻采访的方法。他撰写的《新闻学总论》向会员系统地传授有关报纸的作用、任务，以及如何组稿、编辑、校对、排版、印刷等整套业务知识，并且介绍国内报界和世界各重要通讯社的情况，他非常强调新闻的作用，认为“新闻是社会的耳目”，“与社会有莫大关系”。报纸的任务就是供给新闻，代表舆论，提倡道德，传播知识，协助工商业的发达等等。他强调新闻之第一要义为“确实”，尊重事实，摒除偏见，反对以讹传讹，颠倒是非，尤反对刊登黄色新闻。他以自己多年办报和当记者的经验，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与徐宝璜一起创办了《新闻周刊》，由会员撰写稿件，作为实习阵地，将一个星期之内国内外各种重要新闻，做出系统的记载，并加评论。这种从理论到实践的教学方法，现身说法的实际经验，其人格力量和辣手文章，当然给学员以深刻影。从两本书以及他的个人办报实践中，可以归纳出四点关于其新闻思想的体现。一是独立办报的方针。邵飘萍认为，新闻事业是“社会公共机关”、“国民舆论代表”。新闻事业传递消息要面向社会，“对于人类之间互相传达其意志、感情、趣味、知识”与一切利害有关之消息；它与全社会发生联系，是“社会发表意见之机关”，是“国民舆论代表”。因此，新闻事业应有自己的独立性。它包括信仰独立，惟有信仰事实与真理，不为党派和个人左右，它判断是非的标准是社会公益原则；组织上是独立的：不受任何政治势力和经济势力的控制；经济上是独立的：既不仰仗官方豢养，也不依赖党派津贴，应该有自己赖以生存发展的独立经济。二是致力于新闻改革。邵飘萍尤其提倡唯物主义的新闻反映论，认为新闻来源于社会生活，是社会生活的真实、迅速的再现。邵飘萍认为，“报纸第一任务，在报告读者以最新 而又最有兴味、最有关系之各种消息”，“故构成报纸之最重要原料厥新闻”，他并且以“京报供改良我国新闻之试验”。《京报》以新闻为主，用主要篇幅刊载国内外消息，为我国报 纸从政论时代向新闻时代演变作了贡献。飘萍十分重视新闻的真实性。无论是在做记者期间还是在主持报纸期间，始终以“探究事实不欺读者”为新闻报道的第一信条。

三是提出了记者的职业素质和业务能力。新闻记者要有自己的职业素养，邵飘萍认为“理想的新闻记者，必须政治经济社会诸学，皆有甚深之研究；此外，尤当有一二门专门学科，与夫三国以上之言文；再加以多年之实地经验”。邵飘萍还十分重视记者采访能力的培养。他自己就具有十分高超的采访艺术，要求记者时时处于角色之中，要有“新闻鼻”、“新闻脑”，用他自己的话说“其脑筋无时休息，其耳目随处警备，网罗世间一切事物而待其变”。四是倡导新闻自由。邵飘萍认为，应建立民主思想的新闻法规以保护新闻自由。[3]新闻记者应该“尽自己之天职”“,平社会之不平”，“苟见有强凌弱，众暴寡之行为，必毅然伸张人道。而为弱者吐不平之气，使豪暴之徒不敢逞其志，不能不屈服于舆论之制裁”，这就是邵飘萍的新闻观。然而，邵飘萍在长期的新闻活动中备受军阀迫害，饱尝封建言论专制之苦，切身遭遇，使他迫切盼望有一个公道、廉明的政府制定一部公正的法律保护新闻自由和新闻记者的权益。

第二篇：梁启超的办报活动及其新闻思想

梁启超的办报活动及其对新闻业的影响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任甫，号任公、饮冰子，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学者，戊戌变法领袖之一.梁启超一生中从事办报活动27年，亲自创办、主持报刊17家，共撰述约1400万余言，被后人誉为“言论界之骄子”.梁启超的报刊活动开政治家办报之先河，这与早期的国人办报者知识分子的身份有着本质区别.他的报刊宣传不再只是代表个人意见，而是代表了他所在的整个阶级或阶层民众的意见.梁启超投身政治活动的一个特点就是主要从事办报宣传工作。这个特点，使政治和报纸这两个词紧紧联系在了一起.戊戌变法时期：《万国公报》:(1895.8.17创)是我国资产阶级维新派出版的第一份报刊,梁启超任主编之一,这也是梁启超最早与报刊接触.但是万国公报几乎每期都会刊登一篇他的论说文章,在当时的舆论界就初现锋芒.《时务报》:1896年8月9日,黄遵宪在上海创办《时务报》,由梁启超任总撰述.创刊初期梁启超一人担任全部编撰工作,每天除撰写4000多字的评论外,还要撰写修改20000多字的文稿.并发表的数十篇政论,其中以《变法通议》为著,提出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观点，成为晚清政坛上名声最大的宣传著作，是维新变法时期宣传改良思想的最高旗帜.从《时务报》创刊到1897年11月去湖南长沙担任时务学堂总教习，梁启超主持《时务报》笔政有一年零三个月时间.此时的梁启超意气风发、才华横溢、无所畏惧，为这份虽无维新派机关报之名，却有机关报之实的刊物倾注了极多的心血.梁启超为《时务报》所定的办报宗旨：一是“广译五洲近事”，即报道世界形势；二是“详录各省新政”，即报道全国各地实施的“新法”；三是“博搜交涉要案”，使读者“奋励新学，思洗前耻”；四是“旁载政治学艺要书”，使读者懂得学习的趋势、内容和方法.梁启超对《时务报》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梁作为总编辑、总主笔，要承担繁重的编务，当时梁启超年仅23岁，他以巨大的热情主编《时务报》，所有的译文稿他都要润色，所有的稿件他都要校对，因此梁启超在编辑这个刊物的时候，是不辞劳苦，无畏寒暑；第二个贡献，梁启超每期都要发表一篇政论文章，所以，梁启超把这个报纸办成了宣传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重要讲台，《时务报》在群众中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梁启超的政论文章来完成的.第三个贡献，梁启超在这个刊物上面发表一篇重要的论述报馆作用，表达其新闻思想的文章，叫做《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在这篇文章里面他提出了中国近代新闻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报刊思想，就是“耳目喉舌论”.可以说《时务报》因梁启超而风靡全国，梁启超因《时务报》而名动一时，“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除主编《时务报》外，梁启超还参与策划和积极支持澳门《知新报》，他不仅为该报拟定报名，还帮助草拟章程，筹措经费，并兼任该报撰稿人，先后在该报发表了《〈知新报〉叙例》、《说群》、《新学伪经考叙》、《保国会演说》等18篇文章。由于《知新报》远在澳门出版，清政府鞭长莫及，因此，有些言论之激烈甚至超过了《时务报》。《知新报》与《时务报》南北呼应，紧密配合，对维新思想的传播，对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都起过很大的促进作用。《时务报》的成功使全国各地维新人士深受鼓舞，各种鼓吹变法的刊物，如《国闻报》、《湘报》等二三十家报刊先后面世，正如梁启超所言：“时务报后，澳门知新报继之，尔后一年间，沿海各都会，继轨而作者风起云涌，骤十余家，大率面目体裁悉仿时务，若惟恐不肖者然.”（注：《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版.）

海外流亡时期：《清议报》: 1898年10月16日梁启超抵达日本东京。12月23日，梁启超在横滨创办的《清议报》出版；该年冬，梁启超撰写《戊戌政变记》，陆续刊登在《清议报》上.《清议报》于1898年12月23日在横滨创刊，梁启超、麦孟华为主编，梁启超为第一撰稿人.每期30多页，约3万余字，发行40000份左右.梁启超在完成报刊主编工作之余，还先后在它上面发表了3013多篇政论文，数部专著，一些专栏作品和不少诗文,进行变法改革和宪政思想.《新民丛报》: 1902年2月8日，继《清议报》后，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综合性半月刊《新民丛报》，该报创刊初期，几乎所有的论文都出自于梁启超之手，其中《新民论》是最为有影响力的一篇.梁启超强调“新民为今日中国急务”，大力鼓吹人们都要摆脱封建奴性，树立独立、自由和爱国家、爱民族的思想，激励人们都要具有“自尊”、“进步”、“利群”以及“进取冒险”等奋发图强、积极向上的精神.该文章也成为《新民丛报》板报的指导思想.后来梁启超又在《新民从报》上竭力鼓吹“开明专制”、“君主立宪”《新民从报》走到了革命的对立面.1907年8月《新民丛报》停刊.作为一名具有强烈的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投身于救国救民的实践中，进行国民启蒙，提倡改造国民素质.《新民丛报》从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到宗教学术、小说文苑无所不包，东南西北、古今中外无所不谈.这是梁启超一生中办得最成功的一个刊物.内容之丰富、议论之深刻、编辑之认真、印刷之精美都是“中国报界前此所未有”.他自述：“别办《新民丛报》，稍从灌输常识入手，而受社会之欢迎，乃出意外.”《新民丛报》历时五年半，是梁启超一生创办的报刊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黄遵宪评价他的言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他的文章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启迪、影响了一代乃至几代人，被誉为“言论界的骄子”(舆论之骄子,天纵之文豪).《时报》(1904.6.12,上海)是戊戌政变后以康梁为首的保皇派在国外创办的第一份报纸,梁启超在该报酝酿期间,曾一度从海外秘密返沪,参与该报的筹备工作并明确宣布: “吾办此报,非为革新舆论,乃欲革新代表舆论之报界.”发刊词和体例也都出于梁氏之手.初办时报刊的论说,大都由梁从日本横滨寄来.《政论》(1907年10月,月刊)梁启超创刊于日本东京的政闻社的机关报.该报以政论为主，大力呼吁速开国会，建议建立国会制度，实行地方自治.1910年2月，他又在上海创办《国风报》(旬刊),半数以上的稿件出自梁启超之手,每期稿件均有他在日本编订后寄往上海印刷发行,以“忠告政府,指导国民,灌输世界之知识,造成健全之舆论”为宗旨.该报大力宣传宪政理论知识，仍倡议速开国会，指导国会请愿运动的开展.由梁启超密友徐佛苏于1910年7月在北京创办的《国民公报》主要撰稿人仍为梁启超, “倡论国民应急谋政治革命之理由”.辛亥革命回国期间：《大中华》1915年1月，中华书局创办《大中华》杂志，聘请梁启超当总撰述.梁启超在《大中华》上发表揭露二十一条要求的文章，警告日本不得乘人之危，他的言论唤起了同胞正视日本的阴谋诡计.该刊发表了他

那篇著名的讨袁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这篇文章标志着梁启超从“联袁拥袁”最终走向了“反袁讨袁”，吹响了护国运动的战斗号角.在护国运动时期，《时事新报》与梁启超关系密切，初创时主张保皇，后来又鼓吹立宪，民国成立后成为进步党的喉舌.五四时期：《晨报》:梁启超等进步党人1916年在北京创办《晨报》.该报以揭露军阀专制、官僚卖国为宗旨，并时常抨击执政的北洋政府.《晨报》最早披露了巴黎和会决定交付日本的消息，在社会上引起震动.在五四运动中，《晨报》对学生的爱国活动作了大量的集中的报道，充分发挥了新闻在爱国运动中的作用.1922年梁启超告别报坛后，企图从旧学中寻求救世良方，然而刚好和勃勃兴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背道而驰.梁启超的“新民文体”(梁启超早期独自办报时期)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针对现实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即“时务”）有感而发.原来文坛中存在的诗词曲赋，不能够促使民族觉醒，反而有巨大的麻醉作用，因此，以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人士主张用救国醒民的“时务”文章，来冲出义理考据词章的限制，来达到宣传变法图强的政治主张的目的.从这一点出发，他们写出的文章生气勃勃，激动人心.（2）语言浅显易懂、文体灵活自由.梁启超认为报纸上的文章是为“开民智”而作，所以应该浅显易懂。他大量使用口语来论证问题，用比喻深入浅出地说明道理.同时，他还主张打破写作上的清规戒律，无拘无束，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因此他的文章恣意奔放、酣畅淋漓.（3）梁启超的文章感情充沛，富于煽动性.这是他文章最能打动读者之所在.他的文章也因此而具有了某种魔力，使读者不知不觉地就会被他说服.梁启超的新闻思想:

（1）喉舌论

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表达新闻思想的文章《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提出了著名的“喉舌论”.梁启超认为，要维新政治，扶持国体，首先就得创办报“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为达到这种要求，梁启超要求其创办和主持的报纸做到:其一，“广译五洲近事”，使读者“知全地大局，与其强盛弱亡之故，而不至夜郎自大，坐着井以议天地矣”;其二，“详录各省新政”，使读者“知新法之实有利益，及任事人之艰难经画，与其宗旨所在，而阻挠者或希矣”:其三，“博收交涉要案”，使读者“知国体不立，受人馒辱，律法不讲，为人愚弄，可以奋厉新学，思洗前耻矣”:其四，“旁载政治、学艺要书”，使读者“知一切实学源流径门，与其日新月异之迹，而不至抱八股八韵考据词章之学，褥然而自大矣”.这便是梁启超早期的“耳目喉舌”论，它以“去塞求通”为内涵，既强调闻的作用也强调言的作用，既强调上情下达也强调下情上达，还强调内外之间的沟通了解.其关注的重点在于政治新闻，传播的目的在于唤起国人的危机意识，进行思想启蒙，宣传维新变法，使中国自强于世界.（2）第四种族

梁启超主张提高报纸的社会地位，它十分赞赏西方报纸为“第四种族”的观点.他曾经说：“清议报事业虽小，而报馆之事业则非小.英国前大臣波尔克，尝在下议院指报馆、记事之席而叹曰：‘此殆于贵族、教会、平民三大种族之外，而更为一绝大势力之第四种族也.’”

由此，梁启超指出，报馆应该代表国民发表公议，也就是说报馆要代表国民

来监督政府.（3）报纸的功能

1902年10月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梁启超称道: “某以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梁启超赋予了“耳目喉舌”论以新的内涵: “监督政府”，“向导国民”.并提出为何,如何,由谁来监督和向导问题.（4）办好报纸的四项原则

一.宗旨定而高.“为报馆者，不可不以热情慧眼，注定一最高宗旨而守之”，他认为报纸的最高宗旨是“以国民最多数之公益为目的”.;二.思想新而正.梁启超认为，报纸贵在..“能以语言文字开将来之世界也”，要能传播新知，开人眼界，..“故思想不可以不新”;三.材料富而当.梁启超认为报纸应该是“全世界之知识，无一不具备”，但必须严格选报选择，使读者“阅一字得一字之益”;四.报事确而速.他认为新闻报道必须准确、及时，应该不惜"费重资以求一新事.（5）健全舆论主张

他在《国风报叙例》和《读十月三日上谕感言》等文章中系统的阐述了什么是舆论,舆论的形成﹑力量﹑种类,舆论与报纸的关系以及报刊怎样才能造成健全舆论等问题..认为舆论是天地间最大的“社会制裁之力”,报馆则是体现舆论最有力的机关.报刊要造成健全舆论必须具备“五本”: “一曰常识”，应当具备丰富的知识；“二曰真诚”，要以真诚的态度发表意见；“三曰直道”，必须不畏强权；“四曰公心”，不能怀有党派偏见；“五曰节制”，不要狂热炒作.（6）报刊宣传的两种方法：浸润和煽动.（7）在新闻文体和编辑方式上的贡献:时务文体和新民文体.新民丛报时期的编辑创新.在新闻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1.创造报刊新文体,推动政论写作的发展.2.写出了一批堪称中国史上重要文献的文章,形成自己的报刊思想.3.开政治家办报先河,提高报人的社会地位,是将中国近代政治报纸发展到顶峰的人物.

第三篇：浅谈邵飘萍的新闻思想

浅谈邵飘萍的新闻思想

摘要：邵飘萍是中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著名的记者、报人，杰出的文化战士、著名新闻工作者和新闻教育开拓者。他一生在两个方向上做出建树。一是政治上，以新闻舆论为武器，宣传真理,抨击邪恶，锐意改革，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做出杰出贡献并最终成为无产阶级战士、共产党员。一是在完善中国新闻事业方面，他的贡献是开创性的，独创性的，综合的。他所著的《新闻学总论》和《实际应用新闻学》等,是我国最早的一批新闻理论著作。邵飘萍在新闻事业上改革进取、勇于创新的精神和他毕生积累的新闻思想至今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关键词：邵飘萍 新闻思想 现实意义

邵飘萍是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新闻学者和新闻教育工作者。在14年（1912年----1926年）的新闻工作生涯中，他涉猎了新闻事业的大部分领域:当过记者、编辑、主笔、社长；创办了当时北方颇有影响的通讯社“北京新闻编译社”和北方进步报纸《京报》;参与开创了中国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事业的工作，出版了我国早期的新闻学著作《新闻学总论》和《实际应用新闻学》。邵飘萍的新闻思想既具有时代特点，又具有独特风格，在我国新闻史中占有一席重要位置。

一、邵飘萍的基本新闻思想

（一）独立的办报方针

邵飘萍指出, 报业应该是超然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外的第三种社会因素, 负有教育、指导社会舆论的责任。那么, 什么是报业的独立：即在信仰、组织、经济以及报纸公职人员的精神品格方面全部独立。

信仰是独立的：惟有信仰事实与真理，不为党派和个人左右。它判断非的标准是社会公益。组织上是独立的：不受任何政治势力和经济势力的控制。

邵飘萍认为新闻事业具有不同于其他事业的特殊性质, 是“社会公共机关”、“国民舆论代表”。他认为, 新闻事业传递消息应该是“一切利害有关之消息”，它与全社会发生联系, 是“ 国民舆论代表” 也就是说, 一个国家的报业, 应该能基本反映出国民的思想要求，新闻舆论也应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是非善恶的标准。

经济上是独立的：既不仰仗官方豢养，也不依赖党派津贴。应该有自己赖以生存发展的独立经济。

报业经济, 应该摆脱资本的控制, 经济独立的途径是扩大报纸的发行量, 使“社会中人人皆属股东”。报社公职人员同样应该“保有职务上精神上之自由”，要有独立的经济地位，独立的思想和纯正的道德品质。记者是“布衣之宰相, 无冕之王”持正确的立场和判断是非的标准。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 邵飘萍确立了独立的办报方针。一是监督政府,“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 二是唤醒民众。他认为, 挽救纷乱时局的力量是国民,“时局纷乱极点, 乃是国民毫无实力之故耳”。因此, 报纸要“从政治教育入手, 树不拔之基, 乃百年大计治本之策”。三是“ 顺时代进步之潮流” , 表达报纸“ 对于解决时局的意见”。具有几千年封建历史的旧中国, 历来是实行封建言论专制的, 无所谓思想民主、言论自由。但是, 辛亥革命以后, 相当部分的资产阶级报刊,或沦为反动党派、军阀派系的报纸或者磨灭了以往激烈的政论锋芒, 扼杀了以往追求领导革命的精神。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邵飘萍于1922年10月5日在《京报》创刊时, 提出了“ 监督政府” , 教育民众的办报方针。他的办报思想在顺应新文化潮流、冲击封建言论专制方面,作用是积极的

另外, 邵飘萍还赋予独立办报思想以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邵飘萍及其《京报》的言论, 不受帝国主义报刊言论所控制。独树一帜, 猛烈抨击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 同时积极主张并创建中国自己的独立的新闻事业。1916年, 邵飘萍独立支撑创办了《北京新闻编译社》。新闻编译社虽然是初级通讯社，无力向全国、全世界发电讯稿，但它作为帝国主义通讯社的对立面出现，带有强烈的爱国主义色彩。同时也为中国通讯社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这对打破帝国主义对中国通讯事业的垄断，形成维护中国利益的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二)提出了记者的职业素质和业务能力

新闻记者要有自己的职业素养，邵飘萍认为“理想的新闻记者，必须政治经济社会诸学，皆有甚深之研究；此外，尤当有一二门专门学科，与夫三国以上之言文；再加以多年之实地经验”。这样的思想无论对于我们的新闻研究，还是新闻教育，仍然有借鉴意义。

记者应该具有品性。邵飘萍说：“所谓品性者，乃包含人格、操守、侠义、勇敢、诚实、勤勉、忍耐及种种新闻记者应守之道德”。“品性”就是新闻职业道德的全部要求。记者要具有独立的精神。记者完全独立、不受社会恶风之熏染、不为虚荣利禄所羁勒。记者的责任，记者在道德人格的修养上，必须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心。

邵飘萍还十分重视记者采访能力的培养。他自己就具有十分高超的采访艺术，要求记者时时处于角色之中，要有“新闻鼻”、“新闻脑”，用他自己的话说“其脑筋无时休息，其耳目随处警备，网罗世间一切事物而待其变”。

在长期的采访活动中，他广交朋友，上至总统、总理，下至仆役、百姓，他都与之靠得拢，谈得来，因而采访信息灵通。在采访过程中，邵飘萍处事随机应变，“守如处女，动若脱兔，有鬼神莫测之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北洋政府面临参战还是中立的问题，段祺瑞内阁会议匆忙做出决策，但不敢公之于众。许多中外记者使尽浑身解数也一无所获。年方21 岁的邵飘萍决心“虎穴”采讯。第一次去国务院，被挡驾。第二次，他借得一辆挂有总统府车牌的汽车长驱直入。传达长拒之于门外。邵当即掏出一叠钞票，取其一半，递给传达长：“段总理接见与否没关系，只求禀报一声，这一半钱您买茶喝；若万一接见，另绝口不谈和战决定。邵飘萍七劝八说，立下誓言：三天之内如在北京走漏风声，愿受处置，并以全家生命财产为保。段终于披露参加协约国对同盟国作战的决定，连其中细节也吐露无遗。邵如获至宝，出来后立即驱车直奔电报局，以密电传沪。《申报》、《时事新报》二报立即以号外特大新闻发表，印数十万份，传遍上海滩，热闹非凡。五天后，号外慢慢流入北京，段祺瑞才如梦初醒。

（三）致力于新闻事业改革

在新闻业务的实践上，邵飘萍是一个勇于创新的人。他从不墨守成规，固步自封。从开始办报的第一天，他就致力于新闻改革，在新闻写作、编辑、采访和报纸经营管理方面，邵飘萍都有不少的建树。邵飘萍的采访思想和采访技能，曾经使新闻界同行为之叹服。他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享有特派员称号的记者。他十分重视采访的艺术，每次采访都能做到“发问不多，使言者无所遁饰”，“旁敲侧击，数语已得要领”。在总结采访经验时，邵飘萍提出记者必须细致、机警、敏捷，有很强的观察力、推理力、联想力；在新闻通讯写作上，邵飘萍使用的是一种夹叙夹议、虚实结合的体裁，他的文章生动活泼，耐人寻味。在编辑工作上，邵飘萍也有不少改革。他非常注意标题和版面的安排。他所主办的《京报》，栏目众多，新闻通讯和评论结合紧密，标题多行多层次，在当时报纸死板的情况下，《京报》的异军突起，对报纸编辑工作的改革起了一定的带头作用。

邵飘萍提倡唯物主义的新闻反映论，认为新闻来源于社会生活，是社会生活的真实、迅速的再现。在新闻业务的实践上，邵飘萍是一个勇于创新的人。他重视报纸的经营管理。在新闻教育事业上，邵飘萍同样是个开拓式的人物。他讲课时深入浅出，理论联系实际，并且十分注意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四）社会进步的参与者

邵飘萍始终坚持新闻自由的理想，揭露政治黑暗，抨击最高当局，多次在重大历史关头推动历史的发展。1915年1月18日，日本外相将企图变中国为日本保护国的“二十一”条面交袁世凯，并且在秘密的情况下进行谈判。这一消息首先在外国报纸上披露，邵飘萍得知后，立即驰报国内。国内民众悲愤交集，在全国范围内举行宏大的抵制日货运动，并将五月九日定为国耻纪念日。五四前夕，邵飘萍出席北大的会议，向青年学生介绍了巴黎和会的经过和决议，激动的说：“中华民族危机系于一发，北大是全国最高学府，应该挺身而出„„并举行五四运动，邵飘萍是发起者之一。支持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旗帜鲜明地反对段棋瑞，拒绝“善后会议顾问”的聘请，他强烈谴责“三一八”惨案屠杀的滔天罪行„„，邵飘萍的这些态度都对大会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难怪冯玉祥要说“飘萍一支笔，胜抵十万军”。

邵飘萍采访得到《善后借款合同》后，立即在报上发表了消息，这条消息的传播，在国内掀起轩然大波，成了孙中山领导“二次革命”的导火线。“七君子”事件时，江苏高等法院以无中生有的罪证拼凑了漏洞百出的起诉书，“七君子”随即起草了有理有据、义正词严的答辩状，把起诉书驳得体无完肤。但不少报纸迫于压力，第二天就见报。推动了七君子的早日获释。

二、邵飘萍新闻思想的现实意义

（一）依靠群众办报

他十分注意借助社会力量, 集中群众智慧办报, 办副刊。《京报》复刊后, 副刊迅速增加到十种以上,做到“ 多种副刊轮替发行, 周而复始, 既不患单调, 又不致零乱,于学艺之专研, 报章之体何均为有益。” 这么多副刊都是靠社会力量来办的。如《京报副刊》主编孙伏园；《民众艺术周刊》胡也频等主编, 鲁迅校阅；《妇女周刊》, 北京女师大蔷薇社编辑等等。邵飘萍还邀请鲁迅主办《莽原》，先随《京报》附送, 后单独发行。鲁迅《论“ 费厄泼赖” 应该缓行》等篇杂文和小说, 最初都发表在这个刊物上。他这种依靠社会力量, 兼有报纸和杂志之长的副刊多样化的做法, 是邵飘萍对报业的另一重大贡献, 今天仍为各报广泛使用。

（二）提倡“精通简要, 雅善讥弹”生动活泼的文风

他针对以往为报纸评论“少事实而多论断”, 好发空论的缺点, 很注意用事实说话。他认为, “ 事实乃最易子证明是非、“其足令读者同清信仰, 反较诸凭空臆断之言为有力”（《新闻学总论》第20页）。他还主张写评论要 “ 简洁明快” 和“ 含有美禾之意味”, “除去记述某问题之理由见解外, 其文词亦具有几分动人之魔力”。他所写的时事评论, 不论是长篇的社论,或是百把字几十字的短评, 都“精通简要, 雅善讥弹”, 很有特色。在新闻通讯写作上, 邵飘萍经常使用的是一种夹叙夹议虚实结合的体裁,文章态肆流畅, 生动活泼。尤其是他的批评性文章, 旗帜鲜明, 尖锐泼辣, 幽默深刻, 与鲁迅的杂文一样具有很强的战斗性。

（三）强调新闻的真实性

对新闻真实性的认识以及为了展示事件的全貌采取全方位，多角度的采访报道也是现代媒介从业人员的追求。邵飘萍认为“世界新闻事业之趋势，基于‘以新闻（news）为本位’之原则”、“诚外交记者之绝技也。夫所需材料既如是，其伙则自非一二人之耳目所能巨细糜遗。不但记当场之‘裸的事实’，更须探悉各派之内情，预测问题扩大之程度；极繁琐之案件，则随笔加以是适当之裁剪。”可见，邵飘萍对于事件的报道，已经有了现代新闻报道中的“深度报道”的意识。他在第十一章里详细列举了裸体新闻应记之项目共5 大类，29 小类。其中“突发之天灾地变”中对“煤矿爆发”的描述列举多达整整60 条。可见其对采访的重视。所谓“采七写三”，就是这个道理吧。他对各个事件所要采访细节的列举，今天看来，依旧叹为观止。

三、结语

邵飘萍的新闻教育和对新闻理论的研究，是对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在新闻教学上他的贡献主要是在新闻采访和写作上，作为我国最早的新闻研究机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两讲师之一，他培养的很多学生于我国的新闻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新闻学研究上，他写出了我国第一批的新闻学著作的《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新闻学总论》，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他的一生不仅是如一些人评价的那样是“以新闻记者终其生“的，他的一生还是一个新闻教育家的一生是一个新闻理论家的一生。

第四篇：试论名记邵飘萍新闻思想

试论名记邵飘萍新闻思想

—对当代记者的启示

摘要：邵飘萍是我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著名的记者、报人，杰出的文化战士、著名新闻工作者和新闻教育开拓者。邵飘萍在新闻事业上勇于改革进取、勇于创新的精神和他毕生积累的新闻思想至今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他的新闻思想既具有时代特点，又具有独特风格，在我国新闻史中占有一席重要位置。

关键字：邵飘萍 新闻思想 现实意义 崇尚真实 启示

邵飘萍(1886年-1926年)，浙江东阳人。烈士，因直言敢谏开罪直奉军阀，于1926年被当时的北洋政府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于北京天桥。原北京平民大学和国立法政大学教授及原务本女子大学校长。五四运动实际发起人，著名新闻工作者，是中国新闻理论的开拓者、奠基人。是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新闻学者和新闻教育工作者。在14年（1912年----1926年）的新闻工作生涯中，他涉猎了新闻事业的大部分领域:当过记者、编辑、主笔、社长；创办了当时北方颇有影响的通讯社“北京新闻编译社”和北方进步报纸《京报》;参与开创了中国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事业的工作，出版了我国早期的新闻学著作《新闻学总论》和《实际应用新闻学》。他的新闻思想不仅对当时有很深的影响，在如今也是不可缺少的，影响深远，意义重大。

一、新闻思想

（一）独立的办报方针

邵飘萍指出, 报业应该是超然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外的第三种社会因素, 负有教育、指导社会舆论的责任。是在信仰、组织、经济以及报纸公职人员的精神品格方面全部独立。

(二)提出了记者的职业素质和业务能力

新闻记者要有自己的职业素养，邵飘萍认为理想的新闻记者，必须政治经济社会诸学，皆有甚深之研究也要尤有一二门专门学科，与夫三国以上之言文和多年之实地经验。

（三）致力于新闻事业改革

在新闻业务的实践上，邵飘萍是一个勇于创新的人。他从不墨守成规，固步自封。在新闻写作、编辑、采访和报纸经营管理方面，邵飘萍都有不少的建树。

（四）社会进步的参与者

邵飘萍始终坚持新闻自由的理想，揭露政治黑暗，抨击最高当局，多次在重大历史关头推动历史的发展。

二、现实意义

（一）依靠社会力量, 兼有报纸和杂志之长的副刊多样化的做法, 是邵飘萍对报业的另一重大贡献, 今天仍为各报广泛使用。

（二）注意用事实说话，提倡“精通简要, 雅善讥弹”生动活泼的文风，如今多家媒体仍使用，意义深远。

（三）为了展示事件的全貌采取全方位，多角度的采访报道也是为了认识新闻的真实性，这同时也是现代媒介从业人员所追求的。

三、崇尚真实

邵飘萍十分重视新闻的真实性，“凡事必力求事实真相”。无论是在做记者期间还是在主持报纸期间，始终以“探究事实不欺阅者”为新闻报道的第一信条。每次采访都能做到“亲临现场，细致观察”。他要求记者报道要不偏不倚，把报告真实的新闻消息作为自己的天职。他是崇尚真理的新闻采写者，现如今有许多的记者都因为追求利益而忽视新闻的真实性，因此，文章的真实性和现实意义都淡了许多，导致新闻可信度大大降低，也让记者本身成为了舆论焦点，就如最近发生的记者被抓事件来说，大部分记者是因违背新闻的真实性而涉嫌受贿、诽谤、敲诈勒索、妨碍公务等违法行为。如记者“傅桦”、“李敏”等以受贿罪被判刑，这也说明新闻的真实性是需要记者们去维护的，作为一个当代的记者，坚守真实性原则不被利益所诱惑，是一门必修课，不管，陈永州等事件的发展如何，而记者应该守住自己的底线和真实的原则。假新闻也是当代记者必须杜绝的，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去捏造事实，扭曲事实，这样新闻才能进一步的发展。真实需要守护。

四、启示

对于铁肩棘手为正义而狂的邵飘萍来说，如今我记者必须树立一种正确的价值观，树立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一种对于报业的终生认同感，真心实意的为社会做一些事，敢于言他人所不敢言，争他人之不敢争，而不为金钱利益或者暴力强权所动，心中惟存正义与真理，在当今这个复杂的社会，找到记者存在的必要性和价值，真实的展现新闻，为推动这个社会而努力。

结语：

如今邵飘萍已成为一代引领记者的先驱，他的新闻思想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并借鉴的，他的一生不仅是如一些人评价的那样是“以新闻记者终其生“的，他的一生还是一个新闻教育家的一生是一个新闻理论家的一生。现如今假新闻满地飞的节奏下，更需要记者的原则性和真实性，做到“仁格、操守、侠义、勇敢、诚实、勤勉、忍耐”及种种新闻记者应守之道德，坚守“品性”，这是新闻职业道德的全部要求。记者要具有独立的精神，也是超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第三者，要不受社会恶习之熏染，不为虚荣利禄所羁。

12072001

马祥敏

第五篇：《中国新闻传播史》梁启超办报活动及新闻思想

1.梁启超的办报活动

《时务报》主笔；《知新报》撰述；主办《清议报》、《新民丛报》，创办《新小说》、《政论》、《国风》，参与创办《时报》。

2.梁启超的新闻思想

㈠国人第一次办报高潮时期

此阶段梁启超的办报思想主要集中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文中，核心是以报纸为“去塞求通”的工具。所谓“通”，主要是指上下内外的沟通与交流，这种思想一方面表达了要求清政府改变闭关自守、向西方学习、救国于危亡的爱国热忱，另一方面体现了新兴资产阶级期望参与国政，谋求民主的朦胧愿望。梁启超还将“去塞求通”概括为报刊的“耳目喉舌”功能。他将社会比之于人，把报馆的作用比作一个人的耳目喉舌。

㈡维新派海外办报时期

这一时期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主要集中在《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敬告我同业诸君》、《新民说》、《新民丛报章程》、《国风报叙例》等文章中。

1报刊的两大主要职能:“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 2一份完善的报纸，应具备四个条件，“一曰宗旨定而高，二曰思想新而正，三曰材料富而当，四曰报事速而确”。确定了消息与评论两种文体区分的准则。他认为新闻报道应具有“博、速、确、直、正”五个标准，评论应具有“公、要、周、适”四条标准。

④ 从传媒的角度，提出并论证了报刊宣传的两种方式——“浸润”和“煽动”。

对于两种方式，梁启超赞同并用。

另外，梁启超的报章文体革命始于《时务报》，成熟于《新民丛报》时期。“时务文体”此时已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所以后来也有人将此时的报章文体称为“新民体”。梁启超首创“短评”“时评”等政论文形式，在《清议报》及《新民丛报》上发表了我国新闻史上较早的一批报刊“短评”。

3.对梁启超的评价

梁启超是我国仅大事上一位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报刊活动家。他一生有26年时间从事报刊活动，主办10余种报刊，著述达1400万言。

他的文笔犀利，议论耸动。

他是报刊的政论文形成了一种具有独到风格的文章，是当时言论界的骄子，我国报刊史上一位具有划时代影响的人物。

另外，梁启超的报章文体革命始于《时务报》，成熟于《新民丛报》时期。“时务文体”此时已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所以后来也有人将此时的报章文体称为“新民体”。梁启超首创“短评”“时评”等政论文形式，在《清议报》及《新民丛报》上发表了我国新闻史上较早的一批报刊“短评”。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