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学-我国财政支出中的教育支出问题及建议

第一篇：财政学-我国财政支出中的教育支出问题及建议

财政学

——我国教育支出的规模与问题分析

丁亚婷

（注：原来做的是ppt，为了大家看着方便又整理到

了word上，所有图表均在ppt上）

我国教育支出的规模与问题分析

一、教育支出的提供方式

二、教育经费规模、来源、结构及与世界对比

（一）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GDP的比重

（二）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公共教育支出来源的比较

（三）我国财政教育支出结构的现状分析与国际比较

三、我国教育支出的效益

四、我国财政支出中存在的问题

五、完善我国教育支出的政策建议

教育对经济增长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已成为世界各国所公认。教育支出是一国政府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教育支出规模和结构都发生了一些变化。

衡量一国的财政教育支出水平主要有财政教育支出规模与财政教育支出结构这两个指标，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我国财政教育支出规模偏低，结构也不尽合理。

一、教育支出的提供方式

教育支出 ：是政府用于教育事业的各项支出。

（一）从经济性质看，教育服务一般被看做是一种混合物品。教育是分初、中、高几个层次的。

多数国家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程度，对初等教育通过宪法规定若干年的义务教育。每个公民都可以无差别地享受这种教育，那么就应该由政府来提供保证。从这个角度来看，义务教育并非混合物品，而是纯公共物品。

至于义务教育之外的高层次教育，主要有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等，则具有两面性。

一方面高层次教育是提高公民素质的教育，可以为国家培养建设人才，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因而也属于公共物品的范畴。

另一方面，受教育者能够获得更多的知识和技能，这为将来找到一份较好的职业，获得较高的收入，赢得较多的晋升机会奠定基础。由此来说义务教育以外的高层教育，不属于纯公共物品，而是混合物品。

（二）但在实践中，各国政府却往往在提供教育服务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教育具有正外部性。首先，经济理论和实践表明，技术进步是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而教育则是技术进步的基础。其次，教育使公民明辨是非且获

得一技之长，这有助于减少犯罪。再则，教育能提高公民的文化素质，这有助于减少行政管理的成本等。

2、避免因收入差距而形成教育机会的不公平。如果教育服务主要由私人部门提供，学费必然被抬高，则收入较低的家庭的子女即使天资聪颖也会被举止门外。而如果主要由政府提供教育服务，就可以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同等的受教育机会，从而保证教育机会的公平，并避免流失优秀的人才资源。

3、教育资本市场的不发达与不完善。这在高等教育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高等教育投资究竟能否获得回报与回报率有多高，事先是难以确定的，这就使得私人金融部门因担心无法得到偿还而不愿为教育融资，这样，那些资金不足的人就会被剥夺受教育的机会。为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许多国家的政府都对高等教育提供一定的财政支持。主要有三种方式可供选择，即：对学生本人提供补助，对低收入家庭提供补助和对私立学校提供补助。

二、我国教育经费规模及其来源结构

人们一般用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来比较各个国家教育支出的相对规模，衡量各国政府对教育的投入程度。

教育支出的结构关系着国家对各层次教育的支持力度和教育的效益。

（一）我国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GDP的比重

图表见ppt第十四张

（1）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教育支出的总额延续了之前教育支出逐年增加的趋势，近年来的增长率基本全都保持在10％以上，反映了教育支出较快的增长速度。这说明党和国家十分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对教育方面大力进行投资。

（2）中国教育支出高于大多数国家已成财政支出首项。

从表l中，自1991年以来，我国财政支出中，教育支出所占的比例基本全都保持在15％以上，最高的1996年曾一度达到21．06％。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政府对于教育事业的重视程度。自从上世纪90年代，我国提出4％的目标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二）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公共教育支出来源的比较

图表见ppt第十六、十七张

根据对40个国家90年代初期的情况分析，当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在15%以下时，财政教育支出占GDP比重为2%左右；当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为20%左右时，财政教育支出占GDP比重大体为3%；当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为30%～40%时，财政教育支出占GDP比重为4%～5%；当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提高到40%～50%时，财政教育支出占GDP比重也相应增长到5%～6%.表1中有关数据可以看出我国财政教育支出基本符合这一规律。

（三）我国财政教育支出结构的现状分析与国际比较

教育支出结构主要表现在教育投入在高等、中等、初等三级教育上的分配结构和教育投入在地理区域的分配结构两个方面。

图表见ppt第23、24张

从表4中可以看出，与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相比，中国、巴西、印度初等教育占教育经费的比例较大，高等教育相对比例较小。而法国中等教育所占比重较大，日本、美国三级教育经费支出比较均衡，其高等教育所占比例较高，这是因为发达国家教育投资起步较早，已基本上普及了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发展水平较高，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经费支出所占比例也较高。而发展中国家教育比较落后，教育重点在初等教育，所以初等教育所占比例较大。

按国际比较通行的标准，人均GNP为600-2000美元时（目前，我国正处于这一阶段），初、中、高三级教育比例为40.5∶29∶17.9，而我国1997年三级教育比例为32.41∶37.15∶20.32，初等教育经费比例偏低，而中等、高等教育经费比例偏高，尤其高等教育经费的比重在20%以上，甚至高于某些发达国家的水平。这种投资流向会造成基础、义务教育得不到很好的贯彻实施。

资料：我国的近年来的教育改革

从我国的教育事业现状来看，主要包括两大层次：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对于初等教育，义务教育阶段有“两免一补”，这是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对高等教育，尤其是全日制高等教育，已从过去的全额拨款（学生不需负担学杂费）转变为政府和学生分担的体制，而且以后由学生负担的比重还会上升。

补充资料：

（三）教育支出体制改革分析

从我国的教育事业现状来看，主要包括两大层次：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对高等教育，尤其是全日制高等教育，已从过去的全额拨款（学生不需负担学杂费）转变为政府和学生分担的体制，而且以后由学生负担的比重还会上升。

这一改革举措的推出，引发了一场这种模式是否合理的争论。要理解这一问题的实质，就必须对教育支出的性质进行分析。

教育是一种具有私人性质的产品，接受教育的人可以从中得到相应的收益，因而也愿意付出相应的成本，从这点来看，教育是可以由微观主体来提供的，需要接受教育的人们可以花钱购买这种服务。但是，教育具有一定的公共产品的性质，这就要求政府介入参与教育服务的提供。综合地讲，政府介入教育领域主要有以下二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出于收入分配的考虑。收入分配不均等密切关联到教育投资的不均等，而不均等的教育则会延续不均等收入的现象，相比之下，较为均等的教育投入分布有助于降低收入的不均等。政府可以通过教育投资改变社会的收入不公平现象，而且这种改变是长久的。

第二，教育所产生的效益具有外在性（外部效应是指某一个体在从事经济活动时，给其他个体造成了消极或积极的影响，却没有承担应有的责任或者没有取得应有的报酬的情形。如果单纯依靠市场调节，将造成市场主体过度地从事具有负外部经济效应的经济活动或尽可能地减少从事具有正外部经济效应的经济活动，从而降低了市场效率。）的一面。不仅受教育的人可以从中得到很大的收益，而且会使整个社会因受教育者文化程度提高而受益。如果完全由市场提供，教育的这种外在收益就不可能由兴办教育的私人主体获得，因而他们提供的教育数量低于社会期望水平。这时就需要政府的介入。

基于教育的这种兼具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的性质，教育经费一部分应由政府提供，另一部分由受教育者提供。我国大学教育经费的改革，基本上是遵循这一原则进行的。

2.教育支出的地区结构 图表见ppt第28张

(1)教育支出在东、中、西部差异明显。

受历史和现实各种因素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急剧扩大，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导致了教育投入水平间的较大差距，加之各地方政府对教育的重要程度认识不一致，使得教育支出差异进一步扩大。

另外，在我国目前以行政分权和分税制为特征的财政管理体制下，中央设立一部分专款进行宏观调控，地方政府则负担着几乎全部的基础教育拨款和占高等教育总投资近一半的地方属高等院校拨款，因而地方政府可用财力的多少直接影响了该地区公共教育支出的水平。(2)城市与农村之间差异明显。

在当前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的情况下，城市和农村的发展星现不同的状态，而在教育投入上，城乡之间也是相差巨大。长期以来，我国农村教育一直处在投资不足的状态，农村普通中小学的生均预算内经费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教育经费的不足，造成了农村教育设施、教育条件、教育人才的严重落后。

三、我国教育支出的效益

教育经费规模偏低及教育经费架次结构失调，必然影响教育经费的效率与效益。

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提供的对中国1997年教育投入效益的评估，当年中国人均GNP为860美元，属于中低收入国家，中国的教育投资社会收益率和个人投资收益率均低于同类国家的平均水平，并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收益率，中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为11.4，世界平均水平为10.7，而中国只有5.05.报告认为，其主要原因是中国经济总量还落后于发达国家，再加上政府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和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都相对较低，同时，教育经费在各级教育之间的分布不够合理，所以教育经费投入不足，规模偏小，且教育资源使用效益低下，似的学校教育的综合入学率和人文发展指数都低于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

另外，不完善的教育投资管理体制，工龄重于教育程度的工资分配制度，造成教育资源利用率低下，特别是大量高级人才外流，使得投入最大的高等教育投入的效益甚微等，这些都是教育投资和效益低下的主要原因。

四、我国财政支出中存在的问题及政策建议

（一）教育占GDP比重过低。

尽管我国的教育支出总额连年增加,但是,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却并不见有多大的增长。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上世纪曾呼吁世界各国在2000年实现教育支出占比达到6%的目标,1993年,我国政府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第18条也规定:“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本世纪末达到4%。”《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也指出,国家将在“十一五”期间实现政府对义务教育负全责,逐步将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并逐步使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

但直至今日,我国既没达到4%的目标,离6%的目标更是有着巨大差距。据了解,2006年—2009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分别为3.01%、3.32%、3.48%和3.67%。较低的占比说明,在我国近年来GDP高速增长的情况下,我国教育支出未能与经济同步增长或优于经济增长,使得政府教育经费对学校运转的支撑力度并没有得到增强。

（二）教育支出国际比较差距明显。

教育经费相对于GDP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为4.9%,发达国家为5.1%,欠发达国家为4.1%。以人均GDP来比较,中国人均公共教育支出仅为人均GDP收入的0.82%,美国为6.10%,是中国的7.44倍;俄罗斯为1.87%,是中国的2.28倍;巴西为2.29%,是中国的2.79倍;日本为4.28%,韩国为3.01%。所以中国不仅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即使在金砖四国中,中国的教育投入也排在末位,实在与我们的国家地位和经济实力不相符。

（三）教育投入占财政收支的比重呈下降之势。

1997年以来,财政收入和支出增加非常迅速,平均每年增长16.9%和19.0%,但对教育的投入却未能等速增加,每年只增加15.9%,使得教育投入所占的比重呈逐年减小之势。2002年财政对教育的投入占财政收入和支出的比例分别为17.7%

和15.2%,比1997年下降了0.9和2.2个百分点。即使到2009年,财政对教育的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也仅为16.37%,尚未达到1996年占比21.06%的水平。

（四）教育支出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

1.教育支出在东、中、西部差异明显。

受历史和现实各种因素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急剧扩大,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导致了教育投入水平间的较大差距,加之各地方政府对教育的重要程度认识不一致,使得教育支出差异进一步扩大。另外,在我国目前以行政分权和分税制为特征的财政管理体制下,中央设立一部分专款进行宏观调控,地方政府则负担着几乎全部的基础教育拨款和占高等教育总投资近一半的地方属高等院校拨款,因而地方政府可用财力的多少直接影响了该地区公共教育支出的水平。

由表2可以看到,在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如上海、江苏、山东、广东等省市,不仅教育经费的总额很大,而且,大部分的教育经费由地方政府支出,中央的拨备只占到一小部分。对于中部的湖南、湖北等省份,地方政府对教育的支出虽然也占了很大一部分,但支出总额相较于东部省份尚有一定的差距。在西部地区,不仅教育支出总额较低,而且地方政府在教育支出上的占比也不高,如西藏、青海,教育经费完全依靠中央拨备。

这种教育支出的区域性差异,恰好反映了我国东中西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正是因为其经济的不发达,导致了地方教育投入的匮乏,无法满足发展教育所需的基本资金,很难吸引到优秀的教育人才,致使教育水平的低下。

2.城市与农村之间差异明显。

在当前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的情况下,城市和农村的发展呈现不同的状态,而在教育投入上,城乡之间也是相差巨大。长期以来,我国农村教育一直处在投资不足的状态,农村普通中小学的生均预算内经费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教育经费的不足,造成了农村教育设施、教育条件、教育人才的严重落后。

（五）教育支出结构存在不合理性

我国的教育支出结构不合理。由表3可以看出,高等教育经费的投入占比过高,所占比例不仅高于与我国同档次的低收入国家,还高于发达国家。由于我国人口众多,教育资源匮乏,尽管近年来民办教育有所发展,但是高等教育几乎都由政府提供,能够真正接受到高等教育的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并不大,因此,在经费上,显得高等教育的投入有些偏高。而提高国民基本素质的关键并不在于高等教育,而是在于初等教育上,相对于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教育支出对于高等教育的支持力度有些偏高,由此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初等教育投入经费的相对不足。

而在表4中,我们可以看到教育投资收益率最高的并不是高等教育,而是初等教育。相反,投入较多的高等教育反而收益率最低,因此从收益率的角度讲,我国在教育支出的结构上,对于初等和中等教育理应继续大力支持。

五、完善我国教育支出的政策建议

1.采取有效措施增加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来推动财政教育支出的增加。

4%的问题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相关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按照2007年我们国家的财政收入的统计,2007年全国财政收入51300亿元,占GDP的比重大致是20.8%,不到21%。一些学者、专家也在进行分析和研究,其他一些发达国家也好、发展中国家也好,公共财政教育投入占GDP达到4%或者5%。发达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基本上都在35%以上,甚至40%,接近50%,许多发展中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一般都在25%以上,所以说我们国家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偏低。财政蛋糕是既定的,比重偏低当然也就制约了我们国家拿出更多的钱,用于投入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

2.财政应继续增加教育支出,提高教育支出占财政收入乃至GDP的比重。

教育财政支出 / GDP=（教育财政支出 /财政总支出）*(财政总支出 /GDP)尽管近年来教育支出总额比较大,教育资金的投入力度和支出的增长速度也比较快,但是,目前的投入金额相对于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而言,依旧很少。因此,我国的教育支出还是不很够的,这需要我国在资金总额的筹措上多想办法,多下工夫,比如发行教育债券等方式,来筹集一些教育资金,以增加对教育的支持力度。而相较于我国近年来GDP的高速增长,我国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也并没有多大提高,从一定角度上说明,我国教育的投入相对于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而言,增长速度较慢。教育虽对经济的增长没有明显的直接的刺激作用,但是,对经济增长的间接作用是巨大的,并且会在较长的一个时间显现出来。因此,我国有必要在经济持续增长,近年来财政收入也不断增加的条件下,在增加教育支出总额的同时,进一步提高教育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即使达不到教科文组织6%的GDP占比,也应以先期4%的占比为目标,尽量向发达国家的水平靠拢。但增长的同时也必须考虑到教育支出资金的使用效率,对资金的使用进行严格的监管。

3.政府要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来增加对教育的投入。

政府增加对教育的投入,要用体制、机制的创新,用制度的设计来引导教育投入的增加。为了贯彻中央优先发展教育的要求,各级政府都需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中国有五级政府、五级财政,设计出一个好的经费保障机制和制度,才是解决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的根本。增加教育投入,要坚持体制机制的创新、制度的

先行,这个经费投入肯定会增长。

从提高教育质量和减轻老百姓教育负担出发,我国应切实提高教育投入水平,保障教育经费。与此同时,加强学校内的民主管理,建立有权参与决策、评价、监督的教师委员会、家长委员会和学生自治委员会,是让学校财务管理透明,避免学校领导乱收费、乱用钱的必然选择。

4.努力改善教育支出的区域不平衡。

(1)加大对中西部教育的投入力度,缩小差距。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整体的教育投入都有很大增加,各省份的教育设施,教育水平都有比较大的提高,但是,我国东西部地区教育支出不平衡的状况仍然很严重。这对我国教育乃至经济发展都极为不利,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差距还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因此,在教育投资的地区分布上,国家应当进一步加大对中西部地区教育投资政策的倾斜力度,增加对西部的教育资金支出,努力改善中西部贫困落后地区的教育状况。

(2)加大对农村的教育投入力度,缩小城乡差距。

我国目前很多农村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农村教育设施比较差,教育条件相当落后,优秀的教师资源严重匮乏,这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对农村的教育资金投入不足造成的。教育的城乡差距在近年来教育投入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并没有多大的缩小,而教育的落后将很大程度上制约农村经济的发展,影响农民的增收致富。因此,在财政支出的安排上,应当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增加农村教育资金的投入,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支持力度,提高农村人口的受教育程度,缩小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教育差距。首先,应该主要增加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其次,加大财政的专项教育转移支付,重点扶持教育条件落后的农村地区;第三,发挥财政的分配职能,将资金有重点地投入到落后地区,并加强对农村教育投入资金的监督管理。

(3)优化教育支出结构,强化基础教育。

我国目前的教育支出结构问题突出表现在高等教育支出的比重相对较高,高等教育占用资源相对较多。因此公共资源应更多配置在基础教育。有必要明显提高初等教育支出占公共教育总支出比重,确保教育支出的“公共性”。初等教育具有很强的外部正效应,是典型的公共产品,前文的数据显示,我国的基础教育投资收益率大约是高等教育的四倍。况且目前我国文盲率偏高,更应明确义务教育在教育经费中的优先地位,将教育经费的增量主要用于义务教育。

5.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政府要切实转变观念。

解决好教育支出能够达到占GDP4%的问题,根本途径只能是政府部门通过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来改变和更新观念。邓小平同志说过,宁可把其他建设放慢一些,也要把教育搞上去。他还说,“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 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又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创新归根到底要靠人才,而人才只能靠教育。现在政府大力提倡建立和谐社会,观念转变了,重视教育了,就一定有办法解决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比如,根据我们每年的经费缺口发行长期教育国债、发行教育彩票、提高教育附加在税收中的比重等等

第二篇：财政学教育支出

我国财政教育支出问题及其对策分析

姓名：王爽

班级：11级会计5班

学号：110801051049

我国财政教育支出问题及其对策分析

摘要：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教育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在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大力发展教育已成为各国当前主要任务。我国财政教育支出虽然比重加大，可仍然不足，支出结构不合理，地区差异大，支出方式不合理。因此我们必须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条适合我国教育发展的道路。

关键字：教育支出 结构 对策

教育支出是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一直重视教育事业发展,不断增加在教育事业的资金投入和人才储备,重视教育的资金供给和软环境建设。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财政教育支出也不断增加，但是其中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等着我们去解决，正确分析教育支出存在的问题，寻找解决方案，来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我国教育支出中所存在一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投入不足

我国的教育经费的预算的绝对值是在逐年增加，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也在逐年上升。但从横向上来看，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教育支出一直处于3%以下，远远达不到世界平均的4.8%，甚至落后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因教育投入的不足引来了一系列问题，如教育乱收费，教育投入不平衡等。

（二）教育支出结构不合理

1、教育支出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

（1）教育支出在东、中、西部差异非常明显

政府对东部地区教育的投入和投入的增长要远高于西部。我国东部地区多为发达地区，东部地区整体水平明显好于西部地区。

（2）城市与农村之间差异明显。

我国农村教育一直处在投资不足的状态，农村普通中小学的生均预算内经费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教育经费的不足，造成了农村教育设施、教育条件、教育人才的严重落后。公共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使得公民受教育的机会不平等，严重影响了教育公平的实现。

2、高等教育经费的投入占比过高，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所占比例不仅高于与我国同档次的低收入国家，还高于发达国家。很多学校都进行了扩招。但是高等教育几乎都由政府提供，能够真

正接受到高等教育的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并不大。教育投资收益率最高的并不是高等教育，而是初等教育。相反，投入较多的高等教育反而收益率最低，因此我国在教育支出的结构上，对于初等和中等教育理应继续大力支持。

（三）教育支出方式不合理

教育支出方式不合理，一个重要的体现就是我国财政对教育的支持形式很单一，只体现在对教育的直接拨款，而对各种财政工具，如减税，免税，补贴利息等使用得很不够。

二、财政教育支出的对策分析

1、加大教育投入力度,提高财政教育支出水平

解决财政教育支出问题最根本就是增加财政收入。增加财政收入就是增强一国的经济实力，经济的发展与教育水平的提高的互相促进的，这是一个良性循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教育属于公共事业，主要靠政府财政投入。教育发展和经济发展是一个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所以，财政投入应该首先保证教育的投入。

2、优化三级教育结构

财政预算在初等、中等、高等三级教育结构上分配得很不合理，所以要合理调整三级教育投入比例，加大基础教育的投入，尽量使得教育资源分配得更加合理和公平。一方面因为国家对高等教育的资金投入一直较多,而且高等教育比基础教育更容易融资;另一方面,基础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的基石,基础教育的良性发展是我国教育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保证,基础教育更需要国家和政府强有力的全方位的支持。加大财政转移力度是见效最快的举措。特别是对义务教育,全面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加大资金投入义务教育事业中，减免学生学杂费。要彻底改造好学校办学条件,确保教师的工资福利,有针对性地对教师进行培训、进修,提高教师综合素质和教学能力，提高义务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对于高等教育可以实施向企业、社会融资办学，社会捐赠赞助高等学校发展。

3、缩小地区之间的差异

继续加大政府对教育的投入，特别是加大对西部地区、农村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加大对贫困的西部和农村地区校区建设，完善教育设施，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投入资金加强农村、西部师资力量，鼓励西部支教，提高教师工资福利待遇。拓展多渠道、多方向的农村基础教育经费投入。如可以在“鼓励社会力量办学”的基础上，给予民办学校体制上或者制度上的保障。

4、鼓励多元化发展

鼓励学校办学主体多元化,投资主体多元化,积极拓宽教育融资的渠道;积极扶植非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的发展,并在政策、财力上给予一定的支持,使其享受与公办学校相一致的待遇;要加快学校产权制度的改革,明晰学校的产权界定,使学校成为市场主体;要进一步实现教育收费自主性,充分发挥价格机制的作用;要大力发展教育市场的中间组织机构。

5、加强教育经费管理。

教育经费是教育事业发展的物质保证，在各级财政努力加大教育经费投入的同时，逐步建立财政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细化预算编制，硬化预算执行，强化预算监督，合理调度资金，在保障教师工资发放的基础上，保障各项事业发展资金和专项资金及时足额到位，提高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率。

教育支出是科教文卫里的一部分。教育支出是每一个国家财政支出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我国只有不断增加在教育事业的资金投入和人才储备,积极提高财政教育支出在财政支出总额中的比重，调整我国的财政教育支出的规模和结构,提高财政教育支出的使用效率和经济效益,才能实现我国教育事业的总体增长和国民综合素质和国家综合实力的飞速发展。

第三篇：我国银行监管中存在问题及建议

内容摘要：

一、当前银行业监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监管的法规建设滞后

目前我国的金融法律有15部，金融法规有40多部，人民银行已发布的银行业管理规章和规范性文件1000多件。尽管我国的银行业监管法规较多，但法规建设仍较滞后，存在法律空白、短缺、模糊、不适应银行业发展等问题。如《商业银行法》中规定商业银行不能对企业参股投资，但事实上债转股作为银行重组不良贷款的一种较有效方式在商业银行中已在运用；《贷款通则》中规定贷款人经营外币贷款必须持有国家外汇管理局颁发的《经营外汇业务许可证》，但目前人民银行已将经营人民币业务和外币业务实行两证合一，除结售汇业务外的其他外币业务由中国人民银行审批；《贷款风险分类指导原则》中对“贷款”定义的界定不明确，致使各商业银行对五级分类资产涵盖的业务口径不一致，同时分类标准过于笼统，信贷管理人员和监管人员对风险分类划分的标准把握程度相关较大；《支付结算管理办法》中规定银行不能垫款，但事实上中资银行已经允许开办帐户透支业务；《贷款通则》和《商业银行内控指引》中对行长能否成为审贷委员会成员的规定不一致等。

(二)非现场监管的真实性、全面性和信息化问题

非现场监管因其具有信息的全面性、持续性和对风险的早期预警作用而成为各国对银行业监管的重要手段。但我国银行业非现场监管在有效评价银行经营状况和实现风险早期预警方面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目前仅仅起到统计作用)，其主要的制约因素有以下方面：

1.数据基础不够真实准确。主要表现有，一是数出多门，银行内部存在会计、统计及信贷等多种数据口径，各口径之间不完全对应，而向监管部门提供数据的部门没有统一，造成上报监管部门的数据前后不一致；二是部分全科目统计指标和会计科目设置不对应，统计数据不能直接来源于会计数据，需要靠统计人员手工操作造成遗漏；三是部分银行未严格执行统计和会计制度，如合并报表中没有剔除内部往来而虚增资产；四是部分银行对政策制度掌握不到位，如对贷款的五级分类标准掌握不一致；此外还有人为调改数据等情况。

2.非现场监管数据指标体系不完整，不能支持对银行风险状况的深入分析和评估。目前的非现场监管指标体系是1996年制定的，包括十个监控指标和六个监测性指标。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不能全面反映银行经营管理和风险状况，如没有银行收入支出的结构及利润分配情况、不良资产的冲销回收及准备金提取充足情况、境内外机构并表数据、非信贷资产结构及质量指标、表外业务相关指标、利率及汇率等市场风险监测指标等；二是均为对法人监管指标，未明确对银行分支机构的监测重点及标准；三是随着银行业务的发展变化，部分指标的计算口径和标准已不符合银行经营的实际状况或不能充分反映银行的经营风险，如资本充足率、备付金比例、中长期贷款比例、风险资产权重等；四是对所有银行采用统一的指标标准值，没有体现不同银行的经营特点，没有体现安全性、流动性和效益性的相互关系。

3.非现场的风险分析及评价方式不系统。我国尚未建立系统的商业银行风险评价模型和预警系统，对银行的风险分析重点仍放在监控指标的合规性上，没有着重于采用历史比较分析、行业比较分析和期限缺口分析等动态分析手段来揭示银行风险变动趋势及对潜在风险和未来风险的预测，对银行业整体风险状况的分析局限于简单的数据汇总分析和经验判断，难以起到早期预警和指导现场检查的作用。

(三)现场监管缺乏连续性和针对性

现场检查是监管人员发现核实问题的有效手段，但现场检查的成本相对较高，在监管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应避免运动式的检查，通过加强现场检查的连续性和针对性来提高现场检查的效率，而这正是目前我国现场检查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1.现场检查缺乏连续性。主要体现在，一是大量的现场检查项目是临时性安排的，与非现场检查和以前现场检查结果之间缺乏有机联系；二是大量的现场检查是“一锤子买卖”，检查结果写成报告上报领导后，检查就算结束，对被查机构的整改情况和相关责任人员的处理情况缺乏后续的跟踪检查，同时检查结果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和深入挖掘，重复检查现象随处可见。

2.没有针对不同银行和不同地区银行业务的风险特点来确定检查重点和检查力度。我国银行机构在业务结构和规模均存在较大不同，同时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银行机构的业务特点及规模也存在不同，相应的主要风险点也不同。但目前的现场检查项目安排往往采用“一刀切”的方法，一个检查项目同时对多家银行机构展开全国范围的运动式检查，其结果是对风险高的地区和银行的检查范围和力度不够，风险得不到有效控制，而对风险较低的地区和银行投放的检查力度过大，造成监管资源浪费。

(四)监管合力没有形成

从我国的监管实践看，银行业监管部门、市场监督和内部审计三股力量没有实现有效的联合。

1.内外监管部门之间未建立有效的信息沟通机制。人民银行、监事会、审计署及银行内部的审计稽核部门均对商业银行进行现场检查，但检查项目的确定和计划安排在事前未充分沟通，检查结果和处理情况也未及时交流，造成重复检查、重复处理的情况时有发生。

2.未充分发挥市场监督和中介机构的作用。一是除上市银行外，我国其他非上市商业银行的信息披露是不够充分的，有些信息甚至是虚假的，存款人、债权人、投资人、股东等市场参与者没有足够信息用以对商业银行进行评价和选择，难以对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形成有效的制约作用；二是外部中介机构如外部审计部门拥有大量专业资源和信息，监管部门尚未充分利用这一渠道来提高监管效率。

3.未充分发挥基层监管部门的作用。一是对各地监管部门的人员配置未按照不同地区银行机构的业务规模、业务复杂程度及风险状况进行，而是实行人员平均分配，造成有的地区监管人员工作强度很大，而有的地区监管人员闲置。二是基层监管部门上报监管信息的可利用程度不高。除由总行统一制定的现场检查项目外，各地监管部门自行安排的检查和调研项目较零散，上报的信息对于判断法人的整体风险作用有限；同时基层监管部门对银行分支机构的非现场监管按法人指标进行，形成的监管报告无法真实反映银行风险的区域分布状况。

(五)银行业监管的角色错位

一是认为银行监管是万能的。银行业本身是经营风险的行业，无论监管体制多么有效和完善，都不可能彻底消除银行业固有的风险并保证单个银行机构不出现危机，监管者的责任是要防范系统性风险和危机的发生；同时金融监管不是控制银行风险的唯一手段，银行内部管理、市场约束和官方监管形成维护银行业稳健的三大支柱，健全的内控制度是有效银行监管的基础，因此银行经营者始终应承担风险控制的第一性责任，这一点在巴塞尔委员会制定的《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和《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中均得到充分说明。对银行监管的上述局限性，银行业监管部门在向社会宣传及争取上级管理部门的理解方面显得力度不够，一方面易使社会各界将防范金融风险、保持金融稳定的责任主要放在监管上，一旦有风险暴露就归结于监管不力；另一方面也使金融机构和市场其他参与者对监管当局产生依赖，不积极主动管理和监督风险。

二是银行监管代替银行管理。银行监管者的工作是负责制定审慎经营标准、发现经营风险、提出整改意见、跟踪整改效果和处置有问题金融机构，而银行经营者要负责通过改善经营效益来提高竞争力，并达到监管当局审慎经营要求。银行监管者和经营者的关系可以比作大夫和病人家属，监管者履行大夫的职责，负责常规体检、诊断病情和开出药方，银行经营者作为病人家属要负责照看病人按医嘱抓药、吃药和加强锻炼增强体质，如果银行仍不能达到审慎经营要求，监管者将采取进一步的监管措施直至让银行退出市场。我国的银行监管部门往往不仅是大夫，还当病人家属，投人大量的精力去做经营者的事情，如给银行下达各项经营指标，甚至有些地方的监管部门将银行经营业绩好坏、不良贷款下降幅度与本部门监管人员的工作业绩和待遇直接挂钩。这一方面使监管者要承担经营风险，另一方面也容易产生过度的监管，压制了银行创新和提高效率的积极性。

(六)监管人员的专业配置和培训问题

有效性的银行监管，最关键的步骤是发现和评价银行存在的风险，这对监管人员的知识结构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国外一些监管当局非常注重监管人员的专业结构配置及培训，如occ拥有法律、计算机、会计、信贷、反洗钱等各项领域的专家队伍，对监管人员安排了系统全面持续的培训计划。我国在监管人员专业化培养方面较落后，主要表现在：

一是没有建立结构合理的专业化监管人员队伍。风险性监管要求监管人员不仅要熟悉被监管对象的产品结构、业务流程、风险管理模型、内控机制、计算机系统，还要具备良好的金融、会计、法律等专业知识，从而能对风险管理系统的合理性、可靠性和有效性及各项业务的合规性及风险程度进行评判和检查。这些监管内容不是某一个监管人员能够独立完成的，而是需要一支结构合理的专业监管人员队伍相互配合、共同完成。我国目前严重缺乏这样的专业监管人员队伍，监管人员的专业结构配置不合理。

二是没有建立实用有效的监管人员培训机制。银行业监管人员不仅要有较全面的基础知识，还要掌握系统的检查方法和技巧；同时金融市场和技术的发展，也带来了大量新知识、新的管理技术和新产品，对此监管人员只有通过不断地学习才能适应银行业的发展和实施有效监管，因此学习也应成为监管人员日常工作的组成部分。我国尚没有针对不同层次、不同专业的监管人员制定全员的系统全面持续的培训计划，也没有建立分等级的监管人员资格考核标准，相当部分监管人员的知识难以跟上市场发展的需要，这对实施有效的银行业风险监管形成巨大障碍。

第四篇：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定稿）

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摘 要：财政支出政策是国家调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强大经济杠杆，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财力保障。近年来随着改革的深化，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社会资源的配置机制与分配关系也随之转变，相应地引起财政职能、财政支出范围和财政支出的结构变化，虽已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但与当前市场经济发展和政府转变职能的要求相比，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本文通过对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了优化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财政支出结构存在问题对策

1、引言

财政支出作为政府分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实施财政政策,用来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工具，正确的财政支出结构是调节经济与社会发展和优化经济结构的强大杠杆。公共财政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主要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进行的政府收支活动模式或财政运行机制模式，是国家以社会和经济管理者的身份参与社会分配，并将收入用于政府的公共活动支出，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以充分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保障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公共财产的基本功能是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法制规范和宏观调控。财政支出结构是指各类公共支出占总公共支出的比重，它直接关系到政府动员社会资源的程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社会经济结构各个方面，包括社会总供需结构、产业结构、社会事业各个方面构成等，其对市场经济运行的影响可能比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更大。近年来，随着分税制的深入，各级政府着眼于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服务水平，大力推动财力向民生倾斜，体现了财政的公共、公平和公益性质，然而在财政支出结构上却依然存在一些问题。

2、文献综述

2.1、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1936年凯恩斯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开创了西方现代宏观经济调控的理论，其观点认为，有效需求不足必然导致经济危机的产生，首次将政府财政支出作为影响国民经济的主要手段。凯恩斯将政府财政支出作为社会总需求的一个重要因素引入宏观经济模型，并认为国民收入有着明显的推动作用，即政府支出的乘数效应。

2.2、我国相关研究综述

张海星（2002）对我国1981—2001年的财政支出结构进行分析，起模型以实际GDP三年平均移动增长率、固定投资增长率和各项财政支出比重以及出口依存度微微变量并考虑财政支出对产业的时滞效应，将财政支出变量设定为滞后三期，其结论为:基本建设、挖潜改造和科技三项费用与经济增长正相关；商业事业费用、行政管理费用、抚恤和社会福利及财政补贴等转移性支出预经济增长负相关，科教文卫事业与经济增长正相关。

郭庆旺、吕冰洋和张德勇利用封闭经济供应平衡方程从理论上推导的出财政支出比率、财政投资比率、政府物资投资支出占财政购买支出的比重、财政人力资本投资占财政购买支出的比重以及财政投资的潜在社会平均生产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对我国1978—2001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将财政支出划分为生产性支出和非生产性支出，生产性支出有细分为人力资本投资、物资投资和科学研究支出；并的其结论为：我国经济支出与经济支出负相关；财政人力资本投资比物资资本投资更能提高经济增长率；科学研究支出对于经济增长的正效应最为显著。

2.3、财政支出概述

2.3.1、财政支出的概念

财政支出也称公共财政支出，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为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满足社会共同需要而进行的财政资金的支付。财政支出作为政府分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实施财政政策,用来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工具，正确的财政支出结构是调节经济与社会发展和优化经济结构的强大杠杆。

2.3.2、财政支出结构

财政支出结构是指各类财政支出项目占总支出的比重，也称财政支出构成。与财政支出规模相比，财政支出结构直接关系到政府使用社会资源的程度，对经济运行的影响也更大，从定义来看，财政支出结构与财政支出的分类具有很大的关系。

3、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存在的问题

3.1、财政职能界定不清，经济建设支出比重偏高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但是旧有的高度集中的财政体制仍然在思想上被保留了下来，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计划经济体制。由于计划体制的惯性作用，政府对自身的定位不清楚，政府既是管理者又是所有者，其职能从生产到消费再到社会的再分配过程都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同时政府的越位管理造成了资源的浪费，也造成了政府财政资金的浪费。我国的财政资金还存在着过于分散的问题，缺乏重点，这就造成了政府对一些大型公共项目的投资不足，进而会使让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大大减弱，不利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完善，而且也会影响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1]

3.2、教育经费投入不足

尽管中央财政用于教育的投入在逐年快速增长，但是截至2010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只达到3.13%，仍然低于4.5%的世界平均水平。相比较之下，我国的私人支出占教育支出的比重不仅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过高的教育私人支出严重挤压了私人消费空间，导致社会消费其他方面的需求不足，削弱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教育投入上长期存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教育资源配置很不公平。由于对“科教兴国”战略贯彻实施的理解不准确，导致近十年来高等教育支出加速扩大，而基础教育支出相对减少，教育支出的层级结构出现了严重颠倒，教育支出在城乡和区域间的分配不平衡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

3.3、卫生医疗支出总费用支出结构不合理

目前，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不均衡，医疗资源过分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据统计，全国的医疗资源80%在城市，而占总人口60%的农村居民只能占用20%的医疗资源。同时，财政对卫生医疗方面的投入严重不足。2010年全国卫生总费用19600亿元，仅占GDP总量的4.92%。就卫生费用的构成而言，我国政府卫生支出比例持续下降，个人卫生支出比例急剧上升，居民卫生医疗负担较重。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政府医疗卫生投入机制，不断加大支持力度。

3.4、社会保障支出严重偏低

社会保障通常被称为和谐社会构建的“稳定器”，实现社会公平的“调节器”，促进经

济发展的“减震器”。早在20世纪80年代，许多发达国家的社保支出就已经占到财政支出的30%以上，目前我国虽已建立一定的社会保障体系，但是社保支出的比重还很低，仅接近于西方发达国家上世纪60年代的水平。同时，我国公共养老保障体系的覆盖面狭窄，只占人口总数的15%，低于世界劳工组织确定的20%的国际最低标准，社保支出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广大农村和农民还很难享受到社会保障“阳光”的普照。[2]

3.5、行政管理费支出不断膨胀，且增长过快

政府的行政资金是为实现其社会管理的职能服务的，这部分资金只能源自于政府的财政收入。我国的行政管理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从1978年的4.7%上升到2006年的18.73%，规模呈现出一个不断增大的趋势，虽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行政管理费的增加有其必然性，但是长期以来行政管理费增长速度过快，有的时期甚至超出了同期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和GDP的增长速度，已经成为人们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

4、优化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对策建议

4.1、合理界定我国的财政支出范围，弱化经济建设的支出

在市场经济和公共财政体制条件下，要求科学界定公共财政支出的职能范围，明确财政应承担的事务和不应承担的事务，这是完善我国公共财政支出结构的重要前提和基础。该财政承担的，财政要积极予以满足；不该承担的要坚决退出，解决财政的“越位”和“缺位”，实现公共财政职能的“归位”。其中，重要的是进一步弱化财政的生产建设职能，减少经济增长对财政投资的依赖。根据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政府不应承担社会投资主体责任，财政要退出一般竞争性、盈利性领域，只进行涉及国计民生的公益性、基础性和重点建设项目的投资。

4.2、完善我国的财政预算与支出体制

近些年来，我国政府不断加快政府预算体制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问题仍然存在不少。当前，我们工作的重点应该是解决预算编制时间不合理的问题，实行内外资金的统管，为综合预算提供保障。同时，还应进一步推行政府采购制度，避免某些干部与供应商相互勾结牟取国家财产的现象。最后，应该优化政府采购的形式，坚持招标为主，同时还应当针对采购内容采取灵活的形式。[3]

4.3、大力加强社会公共性开支

社会公共性开支涉及的面很宽，包括教育、科技、卫生、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是代表社会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支出，也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财政支出中十分重要的支出。具体为：

一、坚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我们要确保现有预算口径的教育支出稳定增长，逐步建立分级负担、分级管理的教育经费管理体制，同时重视研究增设教育专项资金的新渠道，开征教育税，取消现有的教育费附加，确保财政教育支出的可靠来源。

二、增加医疗卫生投入。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加快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提高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能力，尽快建成覆盖城乡、功能完善的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救治体系。

三、加大社会保障支出。应根据我国现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加强以最低生活保障为主体的社会救助体系建设，促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救助制度的发展，不断完善城镇基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等保障体系，逐步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

4.4、逐步压缩我国的行政事业费用

行政管理费用是政府机构运行的成本，是政府正常运作的前提，因此一定行政费用的支出是必不可少的，但如果政府对此类支出规模不加控制，将导致行政成本过高、行政效率低下，浪费公共财政资源，对经济社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政府应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合理控制行政成本，制定完善一般性开支标准，推进服务型、节约型政府建设。严格控制行政成本增长幅度，尤其是公务用车、会议经费、公务接待、因公出国等经费的增长，以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办公楼等楼堂馆所建设和信息化建设项目，推进机关节能减排工作。通过压缩一般性支出，腾出财力增加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的支出。

参考文献

[1]李永友． 我国财政支出结构演变及其效率［J］． 经济学季刊，2009，9(1): 307 － 332．

[2]曾康华.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与推进民生财政[J].人民论坛,2011(03).[3]郭磊.对优化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思考[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0(01).

第五篇：我国医疗器械监管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我国医疗器械监管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随着财富的增长和人们对生命健康要求的提高，在最近几十年里，医疗器械产业发展越来越快，同时医疗器械对生命健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对于医疗器械，由于存在潜在的健康风险，因而责任更加重大。在批准医疗器械用于公共健康的程序之前和之后，对它的质量、功效、可靠性和安全性，要进行评价。几乎所

有医疗器械产业的国家都制订了相应的政策和监管的方法或机制。

一、我国医疗器械监督管理体制

我国医疗器械的监督管理从八十年代就已开始，但是对医疗器械实行统一的全过程监管和依法监管是自1998年第一轮药品监督管理体制改革起而不断发展的。依法监管的历史较短，但我国的医疗器械监管模式和监管体制是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监管模式，特别是借鉴了美国FDA对医疗器械的监管模式，结合本

国现阶段医疗器械发展现状而建立起来的。

（一）中国医疗器械监管机构简介

目前在中国涉及医疗器械监管的机构主要有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SFDA)、商务部和卫生部。SFDA是医疗器械的监管局，商务部主要负责宏观经济调控和贯彻实施医疗器械产业政策，卫生部负责监管所有医院和卫生医疗单位。SFDA下属的司，其中与医疗器械监管相关的有医疗器械司和药品市场监督司。医疗器械司主要负责器械研究和生产环节的监管；药品市场监督司负责器械经营和使用环节的监管，同时也负责组织依法查处制售假劣医疗器械违法行为。这两个司按照各自职责，相互合作，共同保证医疗器械的安

全、有效。

（二）我国医疗器械监督管理现状

（1）政府高度重视医疗器械监管工作，加强法规建设，突出监管地位。自2000年4月1日起施行的《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简称《条例》)，是中国医疗器械监管法制建设的重大突破，标志着中国的医

疗器械监管进入依法行政和依法监管的新阶段。

根据《条例》，原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陆续制定了十部有关医疗器械监管的部门规章,包括《医疗器械注册管理办法》、《医疗器械分类规则》、《医疗器械标准管理办法》、《医疗器械临床试验规定》和《一次性使用无菌医疗器械监督管理办法》等。这些规章是《条例》原则和要求的具体化，为进一步加强医疗器械监督管理奠定了基础。

（2）监管的主要职责落实在一个执法机构中，提高行政效能，强化执法监督。《条例》的实施，结束了医疗器械监管政出多门的局面。《条例》授权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全国的医疗器械监督管理工

作，有利于药监部门切实履行职责、承担责任、政令一致、强化监管。

（3）实行医疗器械分类管理，突出监管重点，提升监管效率。在制定《条例》时就吸收了目前国际通行的分类管理方法，采用三个类别分类管理。根据最新的2002版分类目录，大约有43大类260小类医疗器械。2003年全国食品药品监管系统审批一类产品3505项、二类产品3389项、三类产品1331项。截至

2003年底在已注册的医疗器械中，第一类约占38%，第二类约占46%，第三类约占16%。

（4）医疗器械上市前后全程监管，确保安全有效，保护公共健康。根据《条例》规定，药品监管部门负责医疗器械从研制、生产、经营到使用全过程监管。基本建立了医疗器械准入制度，也加强了医疗器械上市后和经营、使用环节的监管，主要包括对生产企业的专项监督检查和日常监督检查，还有对经营企业

和使用单位的监督检查。

二、中国医疗器械监管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中国医疗器械监管虽然参照国外的通行做法建立了一套相对完整并具有自身特色的监管体系和制度，但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还存在较多的问题和不足。

（一）生产企业实行许可证管理不利于企业发展。《条例》规定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实行许可证管理，产品实行注册管理。企业具备相应的场地、设备、人员、检验仪器，经现场审查合格后方能取得企业许可证。之后，要经过标准复核、产品检测、临床试用、注册审查等程序，产品才能取得注册证，具备上市销

售的资格。冗长的审批程序，导致企业投资周期拉长，风险加大，从而严重影响企业的积极性。

（二）医疗器械分类目录的制定思路不利于监管。现行分类目录对医疗器械的界定仅作原则要求，具体一个品种是否属于医疗器械、应属于哪一类医疗器械界限并不清楚。SFDA也因此出台文件“补丁”以明确某种产品的分类界定，但时间一长，国家局的“补丁”前后出现了不可避免的矛盾。而且由于分级负责审批注册，各地掌握的标准不一，经常发生同一产品在各地以不同类别进行注册，从而给基层局的市场监

管带来很大难度。

（三）对部分医疗器械的监管力度不一。以一次性使用无菌医疗器械为例。首先，限制一次性使用无菌注射器等新开办企业。其次，对现有企业要求具备塑料加工、针管加工等全部配套能力，限制了社会化分工。再次，投入的监管精力过多，从生产、流通、使用到使用后销毁进行全过程的监管。此外，卫生部门还要发卫生许可证，计量部门要发计量许可证，多个部门进行多重管理。而其他一些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医疗器械，如避孕套、隐形眼镜等，药监部门对其流通和使用环节，目前一直还没有进行有力的监管。

（四）技术支持乏力。首先，医疗器械检验机构的设置远没有药检所周全，至今仍停留在SFDA下属的10大中心和部分省级检测机构，市级检验机构未成立。其次，全国范围对医疗设备的有效性缺乏技术认可

能力。再次，医疗器械抽验经费不足，抽验品种不多，技术监督工作的涉及面不宽。

（五）决策的科学性、透明度不高，地区间监管不一。首先，在政策、标准的制定过程中，由于事前、事中的调研不足，导致不合理现象。其次，法规、政策、标准的宣贯工作不系统、不深入，致使各地理解不一；行政许可结果、技术标准不在系统内部无偿公开，更不向社会公开，不方便基层监管工作。再次，上级对下级的指导、督查不到位，导致各地监管水平差异很大，引发地区之间的不平等竞争。

（六）监管队伍建设存在差距。首先，监管力量薄弱，尤其县级药监局基本上无专职监管人员。其次，人员素质不高，基层监管人员缺乏专业背景。再次，缺少系统培训。全国无相应的专业培训机构，基层人

员缺少培训机会。

三、对我国现行医疗器械管理体制的几点建议

我国应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医疗器械监管体制基础上，学习和借鉴FDA的经验和成功做法，逐步建立并

不断完善符合国际惯例和市场经济规则的有效的监管体系。

（一）加快立法工作，进一步明确职责、理顺关系。

目前的《条例》法律地位低，要加强医疗器械监管工作，首要要加快立法工作，出台《医疗器械监督

管理法》，进一步明确医疗器械监管职责，理顺部门间的关系。

（二）提升监管理念，增强决策的科学性和透明性。

树立SFDA提出的“以监督为中心，监、帮、促相结合”的工作方针。首先，决策要科学。制定任何监管工作方针政策，都要在充分调查研究并比较国外相关做法的基础上，慎重出台，减少决策的失误率。其次，决策要公开、民主。可以引入公开听证的制度，在政策出台前充分听取行政相对人的意见。再次，定位要摆正。各级药品监管部门应立足于提供高效的公共服务，通过有效的监管，营造企业公平竞争的环

境，促进医疗器械整个产业的健康发展，从而保证医疗器械安全、有效。

（三）加强基础建设，为提升监管水平奠定基础。

首先，要重视医疗器械分类目录的修订。针对目前中国医疗器械分类目录中存在的问题，建议作以下改进。一是成立国家医疗器械分类顾问委员会，专门对医疗器械的界定和分类提供咨询和意见，可以定期对各地上报申请分类的器械或国外市场已上市的器械进行集体研究和讨论后，向SFDA医疗器械司报告研讨的决定，提供分类意见及相关依据，以使SFDA能及时发布正确的分类信息，以避免当前分类工作存在的随意性和补救性的问题。二是参照FDA的做法，分类目录（最好称监管产品目录）根据医学的门类，分别规定医疗器械具体品名、技术结构、适用范围、产品类别。对列入分类目录的品种，SFDA应尽快逐一制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并加强监管。在监管实践中根据产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定期或不定期地修订和调整分类目录，增加医疗器械监管品种，逐步拓宽监管范围。其次，要加强医疗器械检验机构建设。医疗器械检验是开展监管工作的技术保障。建议以大区或省为单位，形成设备的技术检测能力，为开展对医疗机构使用医疗设备进行监管提供技术支持；以地市为单位，设立医疗器械检验机构，逐步开展与检验能力相关的日常监督抽验。同时，各地要保证适当的监督检验经费，使监管工作有质的提高。再次，要加快信息化

建设的步伐。网站提供丰富的信息，检索也十分方便，既增加了工作的透明度，又大大提高了监管效率。在美国，医疗器械生产、流通和使用各单位内部都实现了电子信息化，所有活动都有信息记录，便于管理

部门的检查和跟踪。

（四）重视队伍建设，为开展监管工作提供智力支持。

医疗器械监管工作的质量完全取决于监管队伍的素质。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精良、作风清正、纪律严明、行动快捷的高素质的监督管理专业队伍，是推进医疗器械监管工作发展的关键。首先，注重人员的综合素质，严把进人关。根据医疗器械监管专业性强的特点，合理设置岗位要求，以岗选人，注重人员的综合素质和专业技能。其次，注重教育培训，提升执法水平和监管能力。一方面，要结合各地实际，制定教育培训规划，加大教育培训经费的投入，着重抓好医疗器械监管的法律法规和专业知识的培训；另一方面，可采取定期轮换岗位、上挂学习、下派锻炼或地区间的交流等形式，培养和锻炼执法人员的综合素质。再次，建立激励机制，发挥职工潜能。要建立和完善干部选拔任用的“阳光操作”机制，要建立和完善能下能出的“绿灯畅通”机制，要建立和完善业绩奖励机制。对于一些技术性、专业性很强的评审岗位，可以实行岗位聘任制。

（五）转变监管模式，为保证安全有效积极探索。

在具体的监管模式中，如何根据中国的实际，积极探索安全有效的医疗器械监管模式是今后一段时间中国各级药监部门的重要任务。首先，突出监管重点，改进注册办法。目前，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对无危险性或危险小的器械不实行注册，由企业自己负责其质量、安全性和有效性。这种方式既减轻监管部门的审批任务，又增加企业的责任感，有利于诚信体系建设。中国要改进现行的注册办法，探索危险级别低的第一类器械取消注册，实行备案管理和上市后监管。其次，加强上市后监管，开展不良事件监测和再评价。减少上市前的审批，加强上市后的监督，这是国际上对医疗器械监管的趋势。对医疗器械安全性的控制，越来越多地体现在上市后的监督中，而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正是上市后监督的重要环节。美国是最早建立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制度的国家，制定了相应的规范。SFDA要学习FDA的做法，全面启动不良事件监测和再评价，切实加强上市后监管。再次，改进处罚方式，推行人性化管理模式。FDA对不是非常严重或故意的违法行为，一般都给企业以主动纠正的机会。SFDA可借鉴这种处理方式，采用召回、现场纠正和发警告函等方式，给企业主动纠正违法行为的机会，推进人性化监管模式。对于严重的或故意的或累犯的行为，则依法查处，以防止类似行为再次发生。(资料来源：主流媒体网站、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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