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调查方法分析范文

第一篇：田野调查方法分析范文

中国农村田野研究的单位选择 ——兼论中国农村研究的分析范式

狄金华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回顾20世纪以来中国农村田野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梳理出村落、基层市场共同体、乡（镇）以及县四个基本的田野研究单位，并以此为基点讨论了中国农村研究分析范式的现状与突破空间。研究发现，不同的田野研究单位的兴起有着自身的学术逻辑及路径依赖，同时田野研究的单位选择与研究范式的变更之间存在着辨证互助的关系。

关键词：田野研究

研究单位

分析范式

20世纪以来，对于中国农村社会的关注和研究是国内学术界与国际汉学界研究的一个重点，其关注面之广，研究成果之丰，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仔细梳理这些研究成果发现，基于不同的田野研究单位，有关中国农村的研究形成了若干个分析范式[1]，例如社区分析范式、经济区域分析范式，同时若干新的分析范式的雏形开始出现或正在生成之中。其中任何一种分析范式的提出，往往都与田野研究单位的转变有着种种关联；同样，任何一次田野研究单位的转变，也给研究范式的拓展提供了发展的空间。事实上，不仅田野研究的单位选择与研究范式的变更之间存在着辨证关系，而且不同田野研究单位的选择也使得所呈现出的中国农村社会图景有所不同，其或是乡土社会的自洽图景，或是农村社会生活被国家主宰化的格局。这种不同的图景不仅使中国农村得以用不同的样态呈现，同时也使中国农村研究呈现多元化的态势。因此，无论是在展开田野研究时，还是在进行文献探讨时，学者们都有必要明确了解其单位选择问题。而本文就是试图从村庄、基层市场共同体、乡（镇）以及县四个基本的中国农村田野研究单位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分析不同田野研究单位与农村研究范式的内在关联，并力图分析不同田野研究单位的学术贡献及其瓶颈所在。由于本文的目的主要是通过阐释与分析农村研究的单位选择来寻求中国农村研究的突破，而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研究综述，所以对于众多的论著只是择而论之。

一、作为传统的村落研究

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学的开拓者吴文藻先生（1988）结合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和美国芝加哥学派社会学理论展开了对“社区”的系统化研究。吴文藻先生主张以“社区”为基本的研究单位来了解社会，由此推动了中国社区研究学派的产生与发展。

早期的研究者单一地将“社区”界定为“村落”，例如费孝通（1998）说：“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而且“从地理上讲，传统乡村社会的村庄之间具有比较清晰的地域界限，在不同的村庄之中，经济活动和社会交往都是在相互隔绝的情况下进行的”（王曙光，2007）。因此，中国的村庄便具有了独立的文化单位和社会单位的性质。正是由于村庄的这种独立性与封闭性，才使得以村庄为基本单位展开对中国农村的研究具备了逻辑基础。为此，中国早期社区学派的“社区”研究事实上就主要是有关中国村落社区的研究，研究者试图以此反映一般民众的生活，进而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变迁做出评论。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林耀华的《金翼》、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等正是这种努力的结果。这些作品在当时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奠定了中国本土社会研究的世界性地位。但是，从另一方面说，这些作品也因为其对村落社区研究单位的运用而受到质疑。例如弗里德曼（1963）就提出在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国能否采取在其它原始部落中采用的方法来进行研究的质疑。弗里德曼所思考的是单个村落研究在中国社会研究中的代表性问题，即对小地方的描述能否反映大社会？弗里德曼的结论是否定的，他认为功能的整体性不足以把握有长远历史传统的文明大国的特点，因此，社区不是社会的缩影，对于中国的研究还得借助于文献，并做更大范围的研究。弗里德曼的这种批判本质上是对由马林诺夫斯基开创的太平洋民族志模式而发展来的中国社区论的质疑，即认为这是“将一个区域性的范式认定为人类普同性的范式后又将其运用到另一个区域性范式的建构之中（”王铭铭，2005）。在解构原有村落社区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弗里德曼创造性地提出了宗族分析范式。与此同时，施坚雅（1998）在四川盆地实地研究的基础上也提出了以集镇为单位的市场体系的分析范式，认为集镇而非村落是研究中国农村社会生活更为合适的基本单位。这些对分析单位的反思，都对这一时期海外中国农村研究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20世纪80年代社会科学在中国大陆重新恢复以后，国内学者又重拾曾经给中国社会研究带来过辉煌的社区研究传统，这样，曾经遭受质疑的村落社区研究也因此而再次引起学术界的反思。有学者指出：“对一个村庄或社区通过进行观察，获得对社区的详细材料，并对这一社区进行精致的雕琢，从中获得了一个完整的社区报告，”这种乡村研究的发展本身“为地方性的资料细节所困扰，而忽视了一种整体的概览和思考”（麻国庆，1999）。这种质疑显然并非仅仅针对于村落研究，而是扩大到了对整个个案研究方法的一般性价值的追问。但在中国这样的超大国家，面对如此急速的社会变迁，研究者们又意识到，田野调查因其具备操作上深入而持久的潜力，对于理解社会仍然独具优势，而就把握社会存在的复杂性而言，深入性可能是较广泛性更加重要的需求。因此，个案村落仍然是研究者进行乡村研究时所重视的考察单位，因为这种研究方式不仅能细致入微地再现个案对象广阔的生活图景和社会变迁形貌，也仍然为认识超越个案的宏观社会提供了一条可以接近的道路（胡鸿保，2006）。特别是在王铭铭等（1997）提出“小地方大社会”[2]的概念之后，更促使研究者对村落研究方式进行重新定位与思考。

另外，一些政治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将研究重心转向乡村后也逐渐意识到，没有广泛而深入的个案研究，不可能对全国农村的政治状况有一个真切判断。为此，他们曾提出“个案式思考”的概念，主张在进行个案调查时，以个案村为文本，寻找对对象具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贺雪峰，2003）。但这种个案社区的研究范式仍然面临着传统村落社区研究所面临的困境，即对处于特定时空坐标中的村落社区进行研究，若忽视了村落社区的开放性，或一味地强调从宏观层次上看待村民的生活，而看不到村庄生活自洽的一面，则极可能使对村落的研究再次走入迷途。尽管如此，研究者们也注意到了微观村落中往往包含着的非村落的宏观国家因素和非当下的悠远历史因素，为了避免一村一个理论的“嵌入式观察”陷阱[3]，一些研究者主张以开放和历史的视角看待个案，以对其做出更加深入的理解，进而通过对个案的深入解释形成一种研究乡村特性的方法，而这一方法与定量的研究方法应该是并行不悖的（吴毅，2007a）。因此，这些研究者虽然仍将村落作为研究单位，但视野却已经不再局限于某个具体的村落。例如于建嵘（2001）的《岳村政治》采取从县、乡、村步步深入的方法，岳村成了作者进行相关研究的表达对象，这种“县—乡—村” 的多层次研究路径为读者提供了较岳村本身更大的容量和视域。吴毅（2002）的《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则以川东双村为例，研究了20世纪整整100年个案村落的“地方性知识”与“国家”及“现代性”因素的互动。宏观与微观、历史与当下的贯通，使研究文本不仅呈现出个案村庄小历史的变迁，也将整个20世纪中国乡村变迁大历史的轨迹揭示出来（杨俊凯，2003）。同样基于单一村落社区无法承载实践复杂性的考虑，仝志辉（2004）在《选举事件与村庄政治》一书中以对四个村庄的比较来呈现超越单一村庄的社会关联。诸如此类的努力，将“社区研究”变成“在社区中研究”，放大了村落社区研究的效用。但尝试也有不成功的“短板”，即一些研究不免存在以来自村落的经验去验证或映证某种理论的嫌疑。正如有学者所担忧的，“把复杂的关系、丰富的材料简单处理成用以证实或反驳某种概括的„个案‟或„例子‟，从而犯下布迪厄所批判的将理论„逻辑‟强加在充满模糊感和权宜性的„实践逻辑‟上的致命错误”（应星，2001），从而减小了个案研究发现理论的特殊价值。由于受到国家—社会分析范式的影响，研究者们发现，随着整个民族国家目标的逐步实施，中国各类村落社区的历史都记录着国家权力向乡村不断渗透的过程。这样，“在一个村落的小地方，同样可以感受到国家的权力运作”（赵旭东，2003）。在欧伊（1989）的研究中，其为了说明农村中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强调必须对“村庄”这一研究单位给予足够的重视，因为“村庄是处于国家和社会交叉部分的一种特有的组织单位，农民在这个地方生活和工作，收成在这里收割和分割，农民在这里获得收入和分配的物品，国家也在这里征购粮食”（孙立平，2000）。正是在村庄这一基本单位上，国家和社会相遇了，这也就意味着村庄这一研究单位在理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样的研究思路，使村落研究的意义又重新得到确定。研究者们重新将研究的视角拉回到村落的有限区域之内，通过细致的研究来把握国家权力与民间生活的相互影响，即国家的规范是如何影响村庄的发展及村民的生活的，国家的指示与规则又是如何被规避、扭曲和被漠视的。

纵观村落研究的传统，学者们虽然立足于不同的学科视角，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论诉求，但基于村落研究而形成的社区分析范式无疑都将村落视为布迪厄意义上的“场域”[4]。在这一场域之中，不仅个体为了自身的地位与利益而努力，同时个体在行动的过程中又与村落外的社会空间发生联系，由此推动着具体的村落场域与其它的场域发生着诸多的关联。由此，基于村落社区研究而拓展的社区分析范式通过“深描”展现了中国农村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同时也为深入理解农村生活的自身逻辑提供了有效的手段与视角。特别是在“场域建构主义”的策略之下，由于村落、村落之外、村落中的社会事实、村民以及研究者和研究文本都具有建构性，在每一项具体的村落研究之中，它们都会“遭遇”，并共同促成了研究成果的诞生，虽然由此带来了村落研究无法回避的代表性质疑[5]，但也恰恰是这种“质疑”与“抗争”破除了村落研究所暗含的“本土—他者”、“城市—农村”、“国家—社会”等二元论，让作为场域的村落真实地再现出来。这一方面为宏观社会的呈现奠定了基础（林聚任、刘翠霞，2008），另一方面对村落社区分析范式的质疑和完善也进一步成就了宗族分析范式和基层区域经济分析等范式。

毋庸置疑，中国农村社会的内容与复杂性远非村落所能包容，传统时代如此，现代性因素急速增生的现时代更是如此。因而，在学术重心下沉中生成的当代中国农村研究若以村落为单位虽然其情可谅，但若要更加全面地展现农村社会的复杂性与完整性，提升研究的解释力，就势必要求研究视野的放大和研究单位的提升。

二、成为经典的基层市场共同体研究

乔启明（1934）和杨懋春（1963）早在美国康乃尔大学接受农村社会学训练时就意识到了市场体系的意义；林耀华（2000）在《金翼》中分析黄东林与张芬洲家庭发展时，已注意到了家族的发展与集市的关系；费孝通（2001）的《江村经济》也讨论了集市在乡村商品交换中的作用；杨懋春（2001）则更是在其《一个中国的村庄：山东台头》中生动地描述了村庄与市场的联系。

尽管以村落为研究单位的研究者大多已意识到村庄与外界之间的联系，但在施坚雅（1998）看来，以往的研究者在过分地强调小社团的同时却未能对村庄与外界的联系给予足够的重视。他在《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一书中，试图矫正这种只着眼于小社团的研究倾向：

“研究中国社会的人类学著作，由于几乎把注意力集中于村庄，除了很少的例外，都歪曲了农村社会结构的实际。如果可以说农民是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的生活之中，那么这个社会不是村庄而是基层市场社区。我要讨论的是，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是由他所住的狭窄的范围决定，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施坚雅，1998）

施坚雅（1998）通过对四川盆地的实证研究发现，农民实际的社会区域并不是村落，而是他所处的基层市场区域。“单纯的村落无论从结构上还是功能上都是不完全的，构成中国乡村社会基本结构单元的应该是以基层集镇为中心、包括大约18个村庄在内的、具有正六边形结构的基层市场共同体”。这一“基层市场共同体”既是一种社会结构，同时又是一个文化载体。它与同一区域内的权力结构、宗教活动呈现紧密的关联性，而且其区域范围与通婚圈的大小基本一致；同时，基层市场区域内农民的习俗、方言、风味食品以及穿衣戴帽的方式、绣花的图案都具有较强的同质性；而不同市场区域间所使用的度量衡也存在较大的异质性。基于此，施坚雅提出，基层市场共同体不仅是亲属、宗教组织、秘密社会、宗族组织、方言乃至“小传统”的载体，同时也是一个农民自给自足的范畴，一个分立性相当大的社区。事实上施坚雅（1998）本人已经注意到，跨村落的宗族与基层市场社区之间存在某种互动关系，由于农民家庭的社交活动主要在他们的基层市场社区内进行而很少在其外进行，同一个市场体系内宗族间的联系可能会永久存在，而在不同基层市场区域中地方化的宗族之间的联合常常受到时间的冲击。对此，国内的人类学家也意识到，从功能上来讲，中国集镇“不是简单的市场，而是库拉圈[6]、互惠场所、夸富宴[7]的举行地、再分配的网结、社会的竞技场和文化展示的舞台”（王铭铭，2005）。

尽管以基层市场共同体作为基本田野研究单位本身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也遭到了诸多学者的深刻批评；但当一个研究单位不是被当作概念游戏而是被视作收集资料的方法时，那些问题就可以相对淡化，基层市场共同体仍然可以视作一个比较有效的田野研究的选择单位。以基层市场共同体作为中国农村的基本研究单位，给后来的研究者带来了诸多的启示，也逐渐成为了一种分析和解释中国乡村市场以及整个中国社会构建和运行的综合理论模式。费正清（2000）将施坚雅关于“基层市场共同体”的概念表述为“集市社会”，它“既是一个经济单元，又是一个社交世界”，“这些旧的集市社会已经成为组织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的天然基地”。在费正清眼里，集市社会是了解中国社会本质的一扇窗口。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研究显然也对孔飞力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孔飞力（1990）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中便力图强调市场共同体与团练组织之间的关联性。对此，孔飞力亦不讳言，称赞“施坚雅的中国集市研究的杰出成就，将社会层次和非正式农村组织等等复杂情况与人民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勾划出的活动范围联系了起来”，而孔飞力对中华帝国晚期地方武装的兴起与基层市场的关系的关注则直接受到了施坚雅相关论点的启发。在对湖南临湘团练结构进行个案研究时，孔飞力承认“采用了施坚雅的集市规模的分级方案”，又称“在其他地区，我们也发现了集市结构与地方武装相关联的充足证据”（孔飞力，1990）。目前国内有学者以乡村集市为基础展开对韩江中上游客家传统社会经济的研究，研究者之所以将乡村集市确立为研究重点，也主要受到了施坚雅的影响。因为乡村集市作为区域经济结构的基本单位，是重要的研究切入点，以定期集市为主要特征的墟镇又是观察更大区域社会结构的参照系。基层市场共同体作为乡村经济组织单位和基层社会结构的组成之一，直接扎根于乡土社会，与地方宗族、庙宇相互交错，相互影响，深入揭示这三者间的关系可以说是解读客家传统乡村社会的关键所在（周建新，2003）。

施坚雅的基层市场共同体研究对美国史学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吊诡的是，其原本只是试图矫正人类学家只顾小社团研究倾向的努力，却使得“一整代的美国史学家都以为中国的村庄，在经济上、社会上都高度结合于大的贸易体系”。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美国著名的比较史理论家西达·斯科波尔：

“……我们必须留心，传统中国共同体的基本单位并非个体村落，……而是包括一组村庄的市场共同体。……虽然农民在个体村庄内居住和工作，但市场共同体才是他们真正的世界。他们经常到定期集市作买卖，取得工匠的服务、贷款、参加宗教仪式，以及寻找婚姻对象。”（转引自黄宗智，2000）

受施坚雅对于乡村市场研究的影响，庄英章（2000）在其《林圯埔：一个台湾市镇的社会经济发展史》一书中通过对林圯埔这一集市区域中生态环境与历史背景、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深入分析，探讨了在一个长时间内生态的、经济的及社会文化的因素间的相互影响关系。这一研究路径的展开，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台湾人类学研究中过于“注重小社区的现时状态之研究，根据功能的观点来解释社会的种种现象，而忽略了较大区域的研究”状况的反思与突破。

将基层市场共同体作为中国农村的基本研究单位，在学术界日渐引起重视的同时也引起了部分学者的质疑。基层市场共同体虽然被施坚雅看作小农的“自足的世界”，但由于没有得到其它调查材料的佐证，施坚雅的研究结论并不能被简单地推广到全中国。以农民的社交观为例，黄宗智（2000）研究发现，在华北平原，村庄仍然是农民生活的界限。对于这种不同于施坚雅根据四川盆地调查所得结论的论断，黄宗智（2000）并未断然地否定“基层市场共同体”的合理性，而是探究了造成这种认知差异的原因，即两地居住型式的不同（华北平原的房屋集结成一大群，成都平原则由很多分散的坝组成）与商品化程度的不同（四川盆地的商品化程度比华北平原高很多），“两个区域的这些差异——在居住型式上及商品化程度——使人联想到市场对四川盆地小农生活的影响，可能确实大于村庄共同体，但在华北平原上则未必如此”。

虽然基层市场共同体的分析框架也受到中外学者的质疑[8]，但是它确实提醒汉学人类学家需要关注一个方法论的困境，即社会人类学家所研究的小型社区一方面是大社会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中国现实，它们最多只是一种关于中国的“地方性知识”（王铭铭，2005）。同时，施坚雅以其独特的方式向研究者们展示了经济区域分析范式在中国农村田野研究中所呈现出的不同于村落研究范式与宗族研究范式的异样图景。这种图景不仅是以追求异文化的传统人类学者所忽视的，同时也是过于关注现代性和权力关系的农村社会学、政治学学者所未能重视的。

三、方兴未艾的乡（镇）研究

以乡（镇）作为基本单位来研究中国的农村社会则至少可以追溯到许烺光。许烺光（2001）的《祖荫下》即是以云南的喜洲镇为研究单位来分析当地乡村的亲属制度、信仰体系、人格与社会流动。但许烺光的研究显然只是吴文藻“社区”研究的不自觉拓展，虽然他在无意之中开创了以乡（镇）为研究单位的先河，但其却未能对乡（镇）作为一级农村研究单位展开足够的理论反思。真正自觉地反思以乡（镇）作为中国农村研究基本单位的学者是日本学者福武直。福武直在同一时期出版的《中国农村社会的构造》一书中重点考察了华中地区自然村落与城镇之间、村落与村落之间的政治、经济基础、宗教关系，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村落共同体”模式并不符合中国农村的实情，村落既不是封闭化的，也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外界社会处于有机的联系之中。在否认“村落共同体”的基础上，福武直提出了“乡镇共同体”的概念，他将“共同体”理解为农民基本生活得以维持的农户聚集区域，乡（镇）即是这样一个区域，在此区域之内，农民跨越村落进行日常生活的交流与市场交换（转引自郑浩澜，2006）。

虽然福武直提出了“乡镇共同体”的研究单位，但其却未能开展有效的研究。1984年初，费孝通在经过两年多的研究之后，郑重地宣布了他的研究结论：小城镇包含了“大问题”。对于费孝通个人来说，小城镇研究将他的社区研究推上了一个新的层面，一个新的研究单位。作为社会结构的一个环节，小城镇凝结了中国社会结构变动中的种种矛盾。自1979年中国农村实行改革以来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都与小城镇联系在一起。在费孝通看来，选择小城镇作为社区研究的单位，不仅可以揭示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基本矛盾，从中也可以看到隐含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基本矛盾。从小城镇出发进行研究将更容易对社会整体进行把握。事实也是如此。正是对小城镇研究的拓展，费孝通展开了对城乡关系和城乡体系的研究（丁元竹，1995）。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在延承费孝通小城镇研究传统的基础上，发现小城镇的建设与乡镇企业的运作在很大程度上都与乡镇政府的运作紧密相连。因此，他们进一步拓展了对若干个案乡（镇）系统而规范的社区调查，特别对乡（镇）的行政、经济与其它各类经济组织进行了重点研究（马戎、刘世定、邱泽奇，2000a；马戎、刘世定、邱泽奇，2000b）。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诸多学者对乡（镇）的田野研究进一步推进了本土乡（镇）研究的发展。

萧风霞（1989）的《华南的代理人和受害者：乡村革命的协从》可以看作是对乡级社区研究的一个有益探索。然而，她的研究虽然以珠江三角洲一个乡级社区的调查结果来展现其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关注，却并没有对乡级的政治权力给予充分重视，仍然将乡与村统一起来进行分析，没有扩展研究单位的自觉。

吴毅先生的《小镇喧嚣》可谓是真正以乡（镇）为基本研究单位有意识开展的系统性研究。吴毅（2007b）在完成了对双村长时段、历时态的记述后，以对当下“乡域政治”运作过程的展示与剖析为希冀推出了《小镇喧嚣》。在《小镇喧嚣》中，吴毅虽然坚持其一贯的个案研究传统，但是将基本的分析单位由村落提升到了乡（镇），正式提出将“乡域”作为农村政治的研究单位。在他看来，对于微观政治研究而言，村庄政治并不能包容农村政治的全部内涵，至少现代意义上的官僚科层体制及其规范性运作过程这些重要环节在村庄场域内是缺失的（丁卫，2008）。“乡域”的概念孕育着一个突破，它为在较村落更为宏观的时空场域中探讨农村政治提供了可能。

当前，乡（镇）作为一个基本的田野研究单位已经为部分研究者们所重视。究其原因，则是因为乡（镇）与中国农村政治的发展与运作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基层政治过程未必能为村庄所包容，相对而言，将研究单位由村庄提升到乡（镇）不仅更贴近现代民族—国家大体系背景下的乡村基层政治特征，同时对于乡（镇）政治的考察无疑也更能够“体现出乡村基层政治在体制与非体制、结构与非结构以及制度与文化的贯通方面所呈现出来的时空统一性和完整性（吴毅，2007b）。

将乡（镇）作为基本的田野研究单位同时也与政权建设的分析框架传入中国学术界有着重要的关系。学者们通常认为，乡（镇）组织本身就是国家政权建设的一个部分，是国家权力下沉的一个表现，因此对乡（镇）的研究则更有助于理解国家政权的运作。而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也再次助长了对乡（镇）的田野研究，因为乡（镇）政权作为最基层的政府机构，其直接与农民打交道，国家的力量与社会的力量在这里直接汇合与接触，对于乡（镇）运作的研究不仅可以呈现国家与社会的边界，而且可以再现两者之间的互动与交融。这种“乡域政治”的研究不仅克服了“村庄政治研究在时空展示上的局限”，而且部分地解决了“县域政治研究在田野操作中的困难”；它不仅凸显了“一定时空关系网络中事件—过程本身所具有的社区整体感”，而且有助于展现乡（镇）、村、组各个层级之间的互动与关联（吴毅，2007b）。

以乡（镇）为基本单位的田野研究已作出了不少努力，特别是政治学学者在此领域的探索，以至于“乡（镇）共同体分析范式”的雏形正在逐渐形成。不过，作为一种分析范式，“乡镇共同体”还有诸多的问题需要明晰。例如，在顾及到国家力量对乡（镇）共同体的影响之外，如何确立乡（镇）共同体内部的多元化主体，如何理顺各主体之间的复杂关系，如何探寻乡（镇）共同体内部分化与整合的机制，以及确立转型中乡（镇）共同体的变迁路径等？只有这一系列问题得到了解决，乡（镇）共同体的分析范式才能够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与接纳。

四、有待深入拓展的县域研究

对县域的研究虽然不像对其它研究单位的研究那般出众，但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科学恢复和发展的30年间，对县的研究一直未曾断裂，并推动县域政治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苑丰，2008）。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自秦推行郡县制以来的2700余年里，县一直被作为中国的基层行政区域单位而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性。作为一个有着长期历史整合的有机社会，县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已经被视为一个较为完整的空间体系、经济体系、社会体系、文化体系，它是基层意义上最完备的“国家”（樊红敏，2008）。

当前学术界对于县这一研究单位的的重视部分缘于农村社会的改革。于建嵘（2007）认为，农村综合治理改革的突破口在县。因为乡（镇）虽然是一级政府，但不是完整的政府，人大没有办法开会，没有检察院、法院和公安，诸多职能其都无法承担。所以农村社会改革不能总抓着乡（镇）这一方面来做文章，乡（镇）改革一定要和整个县的改革相结合。

虽然围绕县域展开了诸多的研究，但真正将县作为一个分析单位提出来的还是杨雪冬先生。杨雪冬（2006）将“县”赋予了其研究中国社会的一个中观分析单位的地位：

“从政治体制整体来看，县并不属于微观制度，因为它不是整个体制的最低端，更不属于宏观制度，因为其影响不是跨区域的，应该归为中观制度。这种中观性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其有一定的人口和地理规模，拥有完整的政治行政功能，可以反映出国家行为的一致性和制度的整体性；二是其处于国家与社会的交接面上，与其他更高层次的政治单位相比，和微观社会组织的联系更直接、密切，运行也更具有多样性。”（杨雪冬，2006）

正是由于县的这种中观性，以及其在中国整个政治体制中的转承角色，以县为单位的研究“不仅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出整个体制的运行和变迁，而且能够较为集中地体现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杨雪冬，2006）。杨雪冬将县区分为五个维度，即作为地理—文化单位的县、作为区域市场的县、作为行政层级的县、作为政治系统的县以及作为政治主体的县，进而论述了以县为单位的分析框架在理解20世纪以来社会转型过程中政治权力在乡村社会中实现形式转型的形态以及乡村社会与国家形态的交互作用：

“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县不仅是整个政治行政框架中层次最低的、最完整的正式制度综合体，也是实现区域经济规模化的最小单位，更是国家与社会互动边界上最完整的国家单位。通过对县的考察和研究，我们既可以看到制度的统一性及其结构性特征，也能够看到国家—社会—市场之间的互动过程，更能够清晰地看到制度中的能动者，制度运行的多样性以及多样性背后的要素。”（杨雪冬，2006）

基于对一个县的个案分析，杨雪冬先生（2002）提出了县域的基本框架，即对县的研究应该把它放在城市化、分权化、民主化以及依法治国进程的背景下，将其划分为制度结构和制度主体两种形态，然后按照以下三个路径进行。第一个路径是把县作为一个制度主体进行分析，从纵向（它与乡（镇）、市、省乃至中央的关系）以及横向（它与同一个地区或市内其它县的关系）上研究它和其他制度主体之间的关系。这个路径实际上研究的是县在整个制度结构中的地位。第二个路径是把县作为一个制度单位框架，分析在县的范围内各种关系的形成、调整以及变革情况。按这个路径进行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县这个单位来折射整个体制的运行以及体制在不同县域下的变异；第三种路径则是将前两种路径结合在一起，既要分析县在制度中的主体间关系，也要探讨不同县所形成的主体间关系，并分别分析其原因（杨雪冬，2006）。

县作为一个田野研究单位的提出，与全面展现农村社会复杂性与丰富性的学术需求有关。以政治研究为例，与“村治”和“乡政”相比较，以县为单位进行的考察将更加完整和体系化。同时，国家政权建设的分析框架也是促成县作为田野研究单位的理论动因。因为只有县才具有完整的科层制意义上的组织架构和运行基础，这一组织架构和运行基础在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构成了基本的“问题域”。但值得注意的是，若坚持以田野调查的方法来研究“县政”，势必会遭遇到单个研究者不易把握的问题，结果是，对于“县政”的田野研究往往因为研究者无暇兼顾结构和过程这两方面而呈现出“非驴非马”的状况。可以说，迄今为止，尚未见到比较成功的以田野方法所做的“县政”研究。当前仅有的为数不多的几部关于当代县级政治的研究著作都始终未能摆脱以科层化体制描述替代对应政治过程分析的困境[9]。

县作为一个田野研究的单位，它呈现出比村落、基层市场共同体和乡（镇）更丰富的农村图景。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县政府是一级完整的行政组织，因而对县域的田野研究更能够完整、全面地探讨国家、制度对农村社会的影响。但同时也因为县内地域的广阔，单个的研究者不可能轻易地把握县域农村的全部图景。因而，研究者往往在田野研究中无法兼顾结构和过程这两方面，从而有可能既无法很好发挥田野研究揭示复杂情态的优势，又自废了制度性分析的长处。

五、结语

对于田野研究单位的确定，虽然可以有多样化的选择，但具体的选择往往受研究者的研究主题及其所采用的分析范式的影响（见表1）。当研究者试图进入农村社会时，村落社区成为其确定田野研究单位的首选。无论是“以小见大”的缩影论研究者还是类型化的比较研究者，都看中了村落社区个案研究有利于展现出农村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优势。但是，这种强调村落社区内部社会联系而忽视村落内外经济联系的研究思路必然要受到经济人类学学者的质疑与拷问。以施坚雅为代表的学者将田野研究的单位拓展到基层市场共同体就是这种质疑与反思的实践。与强调社会视角和经济视角不同，政权建设研究范式明显加大了对制度与结构的重视，其对政治发展与政治运作的分析必然要求加强对农村政权组织的分析。立足点是强调科层性还是强调科层性与乡土性之间互动的差异性，区隔出了县和乡（镇）两个不同的田野研究单位。

表1

不同田野研究单位的比较

研究单位

经典文献的作者

费孝通

林耀华

杨懋春

施坚雅

许烺光

福武直

杨雪冬

研究旨趣

社区生活

经济

科层性与乡土性之间的互动

科层性

主要学科视角

社会学

人类学

政治学

人类学

政治学

社会学

政治学

社会学

分析范式

村落

基层市场共同体

乡（镇）

社区分析范式 经济区域分析范式

乡（镇）共同体分析范式

县域分析范式 县

与以村落和基层市场共同体为田野研究单位所形成的相对成熟的社区分析范式和经济区域分析范式不同，以乡（镇）和县为单位的田野研究正在酝酿（或可能酝酿出）新的农村分析范式——乡（镇）共同体分析范式和县域分析范式。已经呈现出一定雏形的乡（镇）共同体分析范式虽然以制度主义的视角考察了作为科层制底层的乡（镇）基层政权组织运作，以及“乡域政治”在科层性与乡土性之间的交融图景。但是要想获得学术界的广泛认同，“乡镇共同体”的分析范式还必须做到能透析共同体内部的多元主体，厘清其结构关系，并在田野研究中打通宏观与微观、国家与地方、体制与非体制及政治、经济和文化诸变量之间的关系，以确保乡村基层政治在体制与非体制、结构与非结构及制度与文化的贯通方面所呈现出来时空统一性和完整性（吴毅，2007b）。如果说基于乡（镇）的田野研究令乡（镇）共同体分析范式的雏形开始浮现，那么以县为单位的田野研究则只是提供了“县域分析范式”（姑且这样称呼）诞生的可能。要使“县域分析范式”真正得以产生，研究者至少应该确定县域分析范式的基本元素及框架，即县域内组织与群体的构成、属性及其关系，不同组织、群体实践逻辑的异同以及科层制同乡村社会的结构性关系等等。

虽然农村田野研究单位的选择同研究者的研究主题之间存在着相关性，但是研究者依据研究主题选择具体的研究单位时，仍然有必要对研究单位本身作出深入反思。以村落为单位的田野研究虽然有助于理解一个社区范围的社会结构及文化特征，并能够从“小地方”窥见到“大社会”，但缺乏时空拓展性的先天不足使其备受争议。以基层市场共同体作为基本单位的研究虽然给后来的研究者带来了诸多启示，但由此而建构出来的一套分析和解释中国农村社会构建和运行的综合理论模式却引起了学者们更多的质疑。基于对村落田野研究单位的反思，乡（镇）作为田野研究的单位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相对于已经高度官僚化、科层化和部门化的县级单位来说，乡（镇）无疑更能体现中国农村社会中的体制性与非体制性、结构性与非结构性，以及制度与文化的贯通方面所呈现出的时空统一性和完整性（吴毅，2007b），但乡（镇）本身的代表性也是学者们质疑的一个方面，同时当田野的地域从村落提升到乡（镇）时，社区生活研究的完整性随即被大打折扣。而以县为研究单位的田野研究无疑进一步放大了乡（镇）在社区生活完整性上的不足，同时也使得田野研究的方法无从切入，尽管其在完整的意义上更好地呈现了国家性。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就同一主题选择不同的田野研究单位进行研究，其结论也可能呈现“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局面。以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为例，如果是将村庄作为研究的基本单位，所看到的往往是农村社会生活中的乡土性的一面，而容易忽视国家权力在农村社会中的存在；相反，如果以乡（镇）作为基本的研究单位，虽然有利于对国家因素的观察与分析，但同时也容易忽视农村社会生活中的那些乡土和日常生活的因素，从而导致对农村日常生活自主性的低估（孙立平，2000）。因此，学者们在研究中也都一直在谨慎地选择着具体的田野研究单位。

总之，各个田野研究单位的利弊往往发生在具体的研究之中，研究者应结合特定的研究目的，根据研究的主题及适用的分析框架选择合理的田野研究单位，并对其作出自觉的方法论反思。只有这样，才可能使其研究更契合于农村社会的真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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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许烺光：《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与社会流动》，台北南天书局发行，2001年。

〔40〕郑浩澜：《“村落共同体”与乡村变革——日本学术界中国农村研究述评》，载于吴毅（主编）：《乡村中国评论（第2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

〔41〕丁元竹：《社区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42〕马戎、刘世定、邱泽奇主编：《中国乡镇组织调查》，华夏出版社，2000a年。

〔43〕马戎、刘世定、邱泽奇主编：《中国乡镇组织变迁研究》，华夏出版社，2000b年。

〔44〕吴毅：《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三联书店，2007b年。

〔45〕苑丰：《近30年中国县政研究综述》，《东南学术》2008年第1期。〔46〕樊红敏：《县域政治运作形态学分析——河南省H市日常权力实践观察》，《东南学术》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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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杨雪冬：《论“县”：对一个中观分析单位的分析》，载于陈明明（主编）：《权力、责任与国家（复旦政治学评论第4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49〕杨雪冬：《市场发育、社会生长和公共权力构建——以县为微观分析单位》，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

〔50〕周庆智：《中国县级行政结构及其运行——对W县的社会学考察》，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

*本文部分观点的形成得益于与吴毅教授的讨论，感谢郑丹丹博士阅读了原稿并提出了宝贵意见和建议，文中的错误由作者本人承担。

[1]“范式”这一概念，在1970年库恩提出之后，斯图尔特对其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即范式是信仰、价值、程序以及在科学家群体中被共同认可的以往科学成就的集合，范式指导他们的研究活动，他们在自己的学术训练和相同的研究经验中获得对这种范式的认知（转引自周晓虹，2006）。

[2]持这种观点的研究者认为，一个处于当代社会场景中的微小的村落社区，其自身的发展历程与近现代中华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同步。因此，通过对一个村落社区发展历史进行叙述，可以展现出现代国家权力不断向乡村渗透的过程，即通过“小地方”的分析能够达到研究“大社会”的目的。

[3]所谓“嵌入式观察”，即在一个村庄呆上不长时间即寻求理解模式的表达，并以此模式作为对下一个调查村庄进行观察和模式提炼的参照。此种观察法极容易导致循环性理论模式的产生和模式之间的相互循环论证。

[4]“场域”（field）概念为布迪厄所创设，他认为“场域”是一个开放性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者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也即，“场域”的基本含义只是指产生于特定系统中的相互关系。（参见布迪厄、华康德，1998）

[5]关于村落研究的代表性质疑问题，本人在《个案研究的意义及其研究拓展——兼论中国农村的社区研究传统》一文中进行了专门阐述，在此不再赘述。

[6]库拉圈（kula ring）是马林诺夫斯基（2002）在《西太平洋的探险者》中描述的新几内亚东部特洛布里恩德群岛的一种交易形式。在这里，邻近的岛屿基本上构成了一个交易圆圈。后有研究者认为，库拉圈不仅仅具有经济的意义，还可维持各岛的和平，消除紧张和敌对，是包括仪式、交换、巫术、旅行、社会关系、社会整合等在内的复杂综合体（参见哈维兰，1987）。

[7]夸富宴（potlatch）由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Franz Boas）最初予以细致描述，后来经由本尼迪科特（Ruth Benedict）再度解释的夸克特人的夸富宴仪式。在一次夸富宴仪式中，地方上的首领会以看似非常浪费的方式，把他们所拥有的大量的物品和财产都拿出来分掉。一般都被后来的人类学家看成是一种再分配的经济制度（参见Kottak，1994）。

[8]面对汉学界的批评，施坚雅对自己的理论作出了不断的修正。1971年，他提出了一个以村庄（而不是以集市）为中心单位的分析模式。他似乎有意把红枪会一类的现象包含在内，又似乎有意矫正自己以往过分强调“基层市场共同体”的偏颇。这个以村庄为主要社会单位的模式认为，一个自然村庄要经过“开放”和“封闭”的“周期”（转引自刘永华，1993）。

[9] 参见杨雪冬（2002）和周庆智（2004）等。

文章刊发于《中国农村观察》2009年第6期。

第二篇：《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参考书目

《人类学研究方法》参考书目

肖峰：《从哲学看符号》，中国人民大学1989年。

杨堃：《民族学调查方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汪宁生：《文化人类学调查》，文物出版社1996年。

费孝通：《社会调查自白》，知识出版社1985年。

费孝通：《从事社会学五十年》，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

费孝通：《行行复行行》，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

费孝通：《从实求知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林耀华：《从书斋到田野》，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年。

李亦园：《田野图像——我的人类学研究生涯》，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

郝时远主编：《田野调查实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江帆：《民俗学田野作业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年。

黄晓萍：《田野民俗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三联书店 1997年。

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瞿铁鹏：《马克思社会研究方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美）福勤著、周济等译：《科学方法发展史略》，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

（英）奈杰尔·巴西著，何颖怡译：《天真的人类学家——小泥屋笔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水延凯：《社会调查教程》，中国人民出版社1988年。

洪彦林：《论调查研究》，求实出版社1984年。

费孝通：《江村经济》，商务印书馆2000年。

费孝通：《云南三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王铭铭：《社区的历程；溪村汉人家族的个案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美）黄树民著：《林村的故事》，素兰等译，三联书店2002年。

（美）郝瑞著，巴莫阿依等译：《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

第三篇：人文田野调查方法介绍

人文田野调查方法介绍

资料研究与搜集

1.史料的建立:

史料的种类包括了书籍,未编印成册的文字资料,口传资料,民间文书,关连物件,史迹遗址等,这些都可以提供重建历史的素材.长期以来,我们太过於仰赖已印成书的历史资料,所以往往忽略了我们周遭中的纪录也是历史的一部份.因此我们要有多元史料的观念,才能提供社区丰富历史的内涵.2.庶民史的史观:

我们可以从民间搜集各种资料作为历史学研究的材料,以及教学的材料,所以田野调查对历史研究与教学都是很重要的.史料的构成:包括实物,文书,口传等等.研究调查内容

在从事田野人文研究调查时可分成三个基本概念:

一是人与地的关系,二是人与人的关系,三是人与超自然的关系.从上述三个架构来观察田野人文调查,可归纳出几个方向:

地理生态:

以历史观点来看,较重视人文生态,而地理学有几项特质:一是重视区域的特质,二是重视人地关系.不同时代的人如何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

如何维持经济生活 如何让物资流通 三是空间结构:聚落的形成,交通线的往来等.产业经营:

例如台湾从早期的平埔族狩猎,游耕,后来汉人引进水田稻作,种植茶叶,熬炼樟脑,退辅会辅导高山蔬菜及水果.由上述可看出台湾产业的变化:从纯粹的农业,到日本时代建立的工业化基础及初步的工业化,到1960年代的工业化社会,到现在的资讯业,服务业的社会.这样的产业变化在每一个地方都有其特色,因此对於目前存在本社区中多数赖以为生的槟榔产业,一样见证了此时农村的物质文化.日常生活:

人若习惯於每天固定的生活,容易丧失对周遭生活敏锐观察的能力.就日常生活中的饮食而言,从客家寻常的饮食中我们可以发现台湾另一种饮食文化,因此客家人的生活习惯与

特别的饮食文化,也是社区在进行营造时值得注意的.亲族人伦:

台湾的社会是个移民社会,在传统汉人家族的结构中,是以男系为主的家族观念,例如有几个儿子就以长房二房等称呼之.又如在同一个家族中,男与女的权利义务有所不同,分家,婚姻等情况也有不同.社群聚落:

就族群的特质来看,台湾地区的客家人的布以山区居多,泉州人的分布则是靠海居多,漳州人的分布则在海线往内陆的区域.由上述可了解族

群的特质,再者如社区中的伯公,铁汉楼,刘氏宗祠,同样反应了过去社区中的聚落变化,值得我们在进行本社区再造时,必须加以重视的.生命礼俗:

历史是多元性的,现在西方的历史在探讨「body history」,即是探讨人的历史,因此想要了解不同时代的人对自己是如何认知,如何理解的,就该从一个人本身的生,长,婚,丧来进行了解.一群人或是一个民族都有相同的习惯,因而形成一套相似的民俗就是历史.例如台湾的民俗中,小孩出生时,有「度晬」等等的仪式;女孩子十六岁时,有「成年礼」的仪式,台南妈祖庙「开隆宫」,每年七夕时举行的「成年礼」仪式;婚礼也有固定的传统仪式,例如新娘头上要撑一把黑伞,礼车上要挂一根竹子带块猪肉等等,种种仪式皆有民俗文化的意义;丧礼仪式中,汉人的祖先崇拜,除了有慎终追远之意,也将已逝的祖先视为神,冀望能得到其庇荫.年中行事:

即作息的生活节奏.例如:

农历的正月初一是春节的开始;正月初九要祭拜「天公」.正月十五是元宵节,小孩子玩火把,提灯笼,也是属於社交活动的节日,可以看花灯,男女联谊,男孩子「跨菜畦,娶好某」,女孩子「偷采葱,嫁好尪」,怀孕妇女采竹篱笆可以生男孩;

二月初二「土地公生」要拜土地公,十二月十六日「做尾牙」,所以传统市场选初三与十七作为休市日;

三月是农闲时分,三月初三「三日节」拜太阳,三月十五拜「保生大帝」,三月二十三拜「妈祖」,所以有「三月(疯)妈祖」;

五月五日端午节;七月是鬼节,七夕祭拜牛郎织女,七月十五是中元节,祭拜孤魂野鬼;八月祭拜月亮,八月十五是中秋节;十月十五日是下元;十二月有冬至,然后过年,年历循环,周而复始.民俗艺能:

休闲或宗教节庆会有戏曲,艺阵,说唱,童玩等各种游艺活动.民间信仰:

有各种不同的神只祭仪,各地的寺庙也是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标的物.文化变容:

文化变迁的情形.调查成果的纪录与应用

记录方法:文字,录音,影像.研究应用:分类,整理,考证,撰写报告, 教学传播.

第四篇：民族学田野调查方法复习

名词解释

田野调查：又叫实地调查或田野工作，指经过专门训练的研究人员进入到田野中（村落、社区、活动场所），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居住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是民族学家获取资料的基本途径，是进行研究的最主要的最基本的方法，是“民族志”，即“记述民族学”的架构的源泉。

民族：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

在共同文化上的具有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斯大林定义）

民族，本课中使用的民族，是一个泛称，指从古至今处于任何社会阶段的相对稳定拥有独特文化形式的人们共同体，在数量规模上、分布范围上可大可小。

民间文化：是相对于上层文化而言的，简单地说，就是指创造于下层民众，并流传于下层

民众的文化形式和文化内容。

文化：我国民族学界对文化的共识：文化是人们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中创造的一切财富，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以及人们所具有的各种生产技能、社会经验、组织、知识、语言、风俗习惯、制度设施等。

民族民间文化：指的是历史以来各种社会群体中下层民众创造，并流创于下层民众中的文

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指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

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食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

民族志：民族志，是一种写作文本，是人类学独一无二的研究方法，是建立在在人群中田

外野地工作基础下第一手观察和参与之上的关于习俗的撰写。或者通常说是关于文化的描述，以此来理解和解释社会并提出理论的见解。

民族志，是一种写作文本，它运用田野工作来提供对人类社会的描述研究。民族志往往指称描述社群文化的文字或影像。

民族民间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

二者都尊重保护的是下层各个群体自身在文化形式内容上的创造和使用因此，二

者的基本内涵是一致的，但前者包含的内容范围要大，除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外，还有大量物质物质文化；后者精辟的理论概括对整个民间文化的保护提供启迪和重要参照。当前，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重点就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冲击更为严重，对其保护更显得急迫和重要。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又不能涵盖整个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更不可能取代整体的大文化的保护。我们应该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既要做好当下的工作，又要做前瞻性的规划。

民族民间文化的功能

1、娱乐功能

2、教育功能

3、心理宣泄功能

4、文化调适功能

民族民间文化的特点

1、历史----传统性（小历史与大历史、小传统与大传统）

2、地域----多样性（自然环境、分布、生计方式）

3、交融----变异性（接触传播导致文化编译或涵化）

4、变定----脆弱性（根底浅、文化内部协调能力低、自我更新能力差）

民族学调查者素质培养：

1、树立正确的指导思想

2、打破僵化模式，适应新形势，建立新思维

3、专业基础扎实，知识视野开阔

4善于沟通人际关系，具备应变能力

民族学实地调查的特点：社会性和多元性、文化性和生活性、历史性和现实性、实践

性和探索性、艰苦性和变化性

民族学实地调查方法：观察与参与观察、个别访问、开调查会、问卷法、谱系调查法、自传调查法、定点跟踪调查法、文物文献搜集

观察法：观察法是指研究者根据一定的研究目的、研究提纲或观察表，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去直接观察被研究对象，从而获得资料的一种方法。科学的观察具有目的性和计划性、系统性和可重复性。常见的观察方法有：核对清单法；级别量表法；记叙性描述。观察一般利用眼睛、耳朵等感觉器官去感知观察对象。由于人的感觉器官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观察者往往要借助各种现代化的仪器和手段，如照相机、录音机、显微录像机等来辅助观察。

参与观察：所谓参与观察法，就是研究者深入到所研究对象的生活背景中，在实际中与研究对象日常社会生活的过程中所进行的观察。（百度百科）这种方法，又被称为“局内观察法”或“居住体验法”，这是一种高层次的观察方法，其先决条件是在一个地方长期住下去，至少要一年时间，要求调查者学会被调查民族的语言，“入乡随俗”，参与当地人的生活，像一个“尽量合格的当地人”。

个别访问：个别访谈，指调查员单独与被调查对象进行的访谈活动，具有保密性强，访谈形式灵活，调查结果准确，访问表回收率高等优点。（百度百科）

个别访问，是获取第一手资料的一个主要方法。访问的对象一个人或一个家庭为单位。内容可以围绕对象自身情况，也可以了解其他情况。对访问对象要精心选择。访问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个别访问最急死死板板的问答，聊探视的谈话往往最有效。访问中，访问者可以对不清楚的地方提出疑问，但不要驳斥甚至批评对方。忠实记录是个别访问的原则，访问者不能凭自己意愿或依据其他来源资料对访问记录进行篡改。

开调查会：是国内各种调查的一种最常用的方法。在民族地区，调查回忆是一种易于被接受的形式。开调查会，应得到当地主管部门的支持和配合。调查会之前，应例行听取当地主管部门领导的介绍，一是熟悉当地情况，二是取得地方领导的支持。听取介绍已是我国民族学调查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程序。调查有多种层次。开调查会要事先做好准备。参加调查会的人选也需要仔细考虑。基层调查回到会的人不宜多，一次有四五个就可以了。调查者要善于引导发言者把话题集中在所调查的问题上，但要注意打断或制止任何一个发言都会造成不良的影响。每开一次调查会，都要做详细记录，会后及时整理。

问卷法：通过由一系列问题构成的调查表收集资料以测量人的行为和态度的心理学基本研究方法之一。问卷是研究者按照一定目的编制的,对于被调查的回答,研究者可以不提供任何答案,也可以提供备选的答案，还可以对答案的选择规定某种要求。研究者根据被调查者对问题的回答进行统计分析，就可以作出某种心理学的结论。问卷法已广泛应用于青年研究、教育心理学研究和社会调查等领域。（百度百科）

问卷法是社会学调查研究中为观察研究而采用的一种有调查对象填写表格的方法。问卷应设计出提问及一组答案，由答问者从中选择一种答案作为回答。这种手段用于抽样调查。民族学家哟时也采用这种方法，一般说来，它们被用作补充方法来说明用别的方法取得的资料。民族学家采用社会学的问卷法，除用于抽样调查，也用于观察和访问中，所不同的是，在大多情况下，并不采用填写问卷表的办法，而是由调查者直接向调查对象进行口头提问，问卷法主要目的在于了解被调查者对某一问题关心的程度、态度及心理状态。

谱系调查法：又称“谱牒分析法”，指对调查人的家谱、族谱和亲属制度的调查分析，对于调查家族制度、婚姻制度以及民族迁徙等都有价值。谱系调查由现今一家一户的姓氏和名称、亲属称谓、直系和旁系的血亲姻亲关系为出发点，一代一代地上溯到不能记忆为止。进行这种调查，要掌握必要的语言学和语音知识。谱系调查法有专门的一套记录方法。

自传调查法：这种方法，以个人为对象，全面记录其生平经历，不仅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全部历史，而且反映出他的家族史、行业史，以及民族史的某一侧面。取得被调查者的信任，使他能吐露真情，谈出秘密，是这一方法取得成功的关键。同一类型的人，要选择多个对象。对同一对象，也要进行多次调查，真实的材料，往往得之于最后几次调查。

定点跟踪调查法：这种方法，有人称为“历史溯源法”，是指在某一社区建立固定调查点，对于一个群体进行有间隔性的长期持续不断的观察，以研究这一群体在总体上或局部上发生的演变，从中发现历史演变的特点、原因和规律。作为一个研究者或研究单位，应该建立一二个固定的社区调查点，每隔一两年下去调查一次，经过多年积累，再作比较分析，这种方法值得提倡。

文物文献搜集：文献调查法是在历史研究的领域里逐渐形成的一种相对独立的方法，文献调查法是一种即古老又富有生命力的科学研究方法，也是教育科学研究中最基本的方法之一。文献调查法是指收集、鉴别、整理文献，并通过对文献的研究形成对事实的科学认识，从而了解教育事实，探索教育现象的研究方法。文献调查法不与研究对象直接打交道，而是间接地通过查阅各种文献获得信息，一般又称为“非接触性方法”。（百度）

文物文献搜集法之搜集文物文献来用于研究，从文物文献中获取信息的研究方法。民族文物要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即富有民族特点。搜集民族文物要按政策办事，不能硬取强索，更不要采取其他不正当手段。还应注意，不要因搜集民族文物伤害民族感情。搜集民族文物要做好文物登记卡，妥善保藏。

民族学实地调查的类型：自观和他观（又叫主位和客位；本位和非位）、宏观和微观、社区和个案、定性和定量、专题和综合

自观和他观：自观方法是站在被调查对象的角度，用他们自身的观点去解释他们的文化。

他观的方法是站在局外立场，用调查者所持的一般观点去解释所看到的文化。

（民族学通论161页）宏观和微观：这是从调查的视野范围上划分出的两种方法。民族学调查中借用宏观和微观的概念，来表示调查视野范围的大小。

一般说来，比较大的区域性调查或跨区域调查都是宏观调查。

微观调查又称“微型调查”，就是在一定的地方，在少数人可以直接观察的范围内进行的调查。

通俗的说，宏观调查是指“面”，微观调查是指“点”。

社区和个案：这都是在微观范围内的调查，是传统的民族学的两种典型调查方法。民族学的社区，是民族学调查研究中的一个基本单位，有三个基本要素：一是人民，二是人民所居住的地域，三是人民的生活方式或文化。在民族学研究中，社区调查是为了揭示民族社会某一层面文化的全貌。社区是一个变量，有大有小，广义的社区可以包括一个或几个民族，如傣族社区、西双版纳社区。在实际调查中，社区都是微型的，区域在调查者有可能进行直接观察的视野范围内。

个案法最初是心理学的一种研究方法，指搜集关于某个人的家庭情况及社会地位、教育影响、职业经历、事业成就、健康条件等历史资料，加以分析，从而探究其心理特性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民族学借用这种方法，进行文化个案研究。个案法虽然以个体为调查对象，但其目的在于通过个体去发现整体。个案法以个人或家庭为调查研究的单位，通过对个案的调查，探求一个社区群体文化的构成。

定性和定量：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出自化学。在民族学中，定性调查研究在于确定性质，定量调查研究在于确定数量。（详见民族学通论164页）

专题和综合：所谓专题调查，就是选择某一方面具体的内容，进行深入的、全面的或比较的调查和研究。专题调查研究的内容虽然比较局限，但对调查者的素质要求却比较全面，因为它需要多学科的交叉。

民族和文化的领域十分广阔，单靠民族学的专门化已无法驾驭层出不穷的新的重大课题，这就要借助于其他学科。任何一个民族学工作者都不能掌握全面的多学科的知识和技术，这就要求民族学运用整体论的观点，打破学科封闭，与其他学科交叉协作，进行综合调查研究。

第五篇：长城专题要素田野调查方法

长城专题要素田野调查方法

在出外调查前，同文物调查人员共同确定调绘段，在室内结合调绘片和相关资料，对当前调查长城沿线的地物地貌进行分析判读，在聚酯薄膜上用铅笔初步标绘调查点，待调查时落实。 根据初步判读结果，确定工作路线。

 调绘片应以地域代码+时代代码+顺序码。

 如： 620725-02-000021、符号和编号对应关系处理

 调绘片上符号标注要统一；

 长城专题要素的编码按统一的规定表示；

各种要素的统一编号要与文物调查人员的调查登记表里的编号相一致。由于长城专题编号比较长，在图上表示容易压盖，所以一般采用各段顺序号，在登记表内相应记录顺序号,即工作编号。

2、调绘像片清绘颜色确定

 长城主体及注记用黑色，长城附属设施用绿色。使用带有颜色的简化符号时，按图示符号的规定为准。

3、密集专题要素处理

 如长城专题要素在调绘片上表示过于密集时，可在聚酯薄膜上标注调绘信息，但有关定位的点位、遗迹的范围线等重要长城要素应在调绘片上表示。

4、影象和实际不符的处理

 当调绘片上的长城与当前实际的长城现状有出入时，按照文物调查人员的判定结果记录其相关位置与属性信息。如：由于航片摄影时间和调查时间不致，可能某段长城、烽燧等已经被破坏，需要根据实际记录。



5、编号记录

 记录每张调绘片对应的长城田野调查表的编号。

采用在调绘片编号后面圆括号内写本片编号的起止号，中间用短线连接。如: 620725-2-00002(234-345)



6、长城主体位置的确定

 沿长城本体中心线在调绘片上标注长城本体的位置，其属性信息以文物调查人员的调查结果为准。

 每段长城的起止位置，均应该采用刺点的方式在调绘片上准确标绘，并做起止点刺点的点之记。

 我们做法：

1、甘肃长城比较多，绝大多数为土长城，而且破坏比较严重，自然段比较多，对于保存完好的、破毁的、消失的、墙基存在的进行定性时，根据“临接向上原则”，对小于10米的自然段进行归类，如：完好长城中间破毁长城段小于10米，将其归到完好长城段，不再细分。

2、长城上有烽燧等设施的段以主体设施中心分开为两段记录。

3、行政分界处长城分段，进行编号，位置采用现有勘界资料室内确定。

对一些无法在影像上准确判断的长城段落，由文物调查人员指定起止点位及走向，专题要素调绘人员负责准确标绘。

 山险、水险和消失的长城由文物调 绘人员判定，专题要素调绘人员在调绘片上标绘其走向，同时应做相关文字描述，使内业测量人员根据上述信息能够准确进行数据采集。 对于影像上仍然难以定位的，可采用5米精度手持GPS采集点位，但要充分考虑影响精度的因素，对关键点同时采取辅助点定位方法。

7、长城附属设施的表示

 要求在图上能准确反映长城附属设施的分布特征，外围轮廓的平面位置要准确。在影像能够识别的地物，直接在像片上描绘，影像上无法识别的根据文物调查人员判定的结果，参考周

围相关地物后，在影像上准确标绘；

 长城本体上的附属设施均采用点方式描述，位置为附属设施中心点。

 应充分利用像片影像的直观性。凡影像能清楚显示，容易识别的要素，一般不用符号表示，如：等级公路、铁路。

 影像虽能显示清楚，但不易判别其性质或容易与别的要素相混淆时，适当加说明注记或用符号表示。如壕堑、道路等级、水塘。

 影像无法显示清楚的要素，用注记或线划符号表示。如各种专题名称，消失段长城、破毁的城障、山险、电力线、通讯线等。

 影像色调能清晰反映地面要素范围时，可不绘范围线，只在影像基础上加绘符号或注记,但是专题要素一般要绘范围线。

 符号的画法应与线划图一致，少数符号可根据影像地图的特点适当改变，为突出线划符号，其符号尺寸可适当放大。

 调绘片处理

应先把要调绘的有光照片用橡皮轻轻擦一擦，以用HB铅笔能写出笔迹为原则，然后用胶带粘好聚酯薄膜。

 用全力作好第一幅图的调绘工作

选取具有代表性地段进行调绘，在调查时，应随时注意摸规律，特别是本地区的长城专题要素在照片上反映的情况（如影像色调、颗粒大小、形状等）附属设施的分布规律，破毁长城的地理要素的分布特征等，从而得出一个比较合乎测区地理景观的概念。

针对这初步的感觉和认识找出自己还有那些地方理解不清，以及表示不明确的一些新的专题要素，学习规范和图式，从而确定正确的表示方法，以及今后调绘应注意的事项。

 注意照片资料的摄影年月

因为地物的变化是迅速的，比如房屋的变迁，公路、水利等设施的建设，植被的更新等等，根据照片的摄影年月来考虑本地区调绘时所应注意的内容非常重要。

 应该“四要”即要在走到、听清、看准、画真

每一段长城的起止点，长城附属设施的中心点，城障等的范围线定位点必须走到，看清实际位置才刺点，刺点要准确；对于烽燧、城障等专题要素名称以调查人员确定的为准，不清楚的要问清或看记录表；调绘片上调绘的面要素范围线和线要素现状要和实际相符。

 要有团队精神，积极配合，做好向导工作

本次长城资源调查，测绘人员主要任务是做好配合工作，要做好配合工作，首先要做好和文物调查人员的沟通，而且要主动沟通，通过沟通尽可能多的了解他们的需求。做到：

1、充分利用航片的丰富信息量，尽可能的为调查人员提供多的信息，保证长城资源调查没有遗漏，而且有所新发现。

2、合理安排行程路线，避免跑冤枉路，提高工作效率。

3、处理好配合的方法，避免调查记录内容和调绘内容信息的不一致。

 正确使用聚酯薄膜

用聚酯薄膜是为了帮助调绘者记忆的辅助办法，如能充分的恰当地利用，作用甚大，调绘尽量在照片上划，不要什么东西都往聚酯薄膜上划，否则，清绘时非常吃力，效果也不好。

1、组织质量控制

 长城专题要素数据田野调查应设专门的项目负责人，负责全过程监控，工作中出现的较大技术问题应及时反应，并立即采取措施解决。

我们做法：

1、督导组定期到现场指导工作，解决问题。

2、调绘人员的工作完全服从长城资源调查小组领队的领导，做好长城资源调查的配合。

3、在长城资源测绘项目组内成立了外业组，重点负责解决长城专题要素调绘过程中出现的技术

问题。

2、过程质量控制

测绘质量组定期到实地，在小组检查基础上进行检查，发现问题，进行整改，保证质量，内容主要包括：

 长城专题要素数据田野调查的准确性和完整性、统一性。

2、过程质量控制

 针对各自的地区特点，对影响长城的主要自然和人为要素的调绘表达是否详细。 表达是否正确，是否和长城资源调查记录表的内容吻合。

 文物部门技术负责人是否检查，并确认。

1、阶段验收

长城资源调查小组完成一行政区段后，由小组提出要求，长城资源调查项目组对该段资料进行阶段验收，调绘片通过验收后交测绘项目组进行长城专题要素内业测图工作。

2、总体验收

长城资源调查小组完成小组本计划后，通过资料整理后进行全面验收。专题要素调查部分资料

 各行政段长城专题要素调查总结报告

 调绘片

 长城专题调查总结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