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村田野调查

第一篇：沙村田野调查

沙村田野调查

前言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有二十余年历史。但位于珠江三角洲中心地上的沙村，改革放开的历史却只有十年。在1991年沙村的土地被国家征用作为一个新开发区一部分前，沙村仍然是中国大陆农村最闭塞、愚昧、落后的地区之一。征地后，到手的真金白银、走入城市的梦想、继续发大财的幻觉，曾引起村民极大的热情和希望。

使人感到可怕的是，村民的这种热情和希望只维持了约三年时间便转为忧虑和失望。

本项调查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实例，说明中国一些农村地区在某种情况下，从希望转向失望的过程中，普遍的愚昧落后、简单幻想、特别是干部的低能腐败及权力网络的非法运作怎样起作用。其中可以看到，宽容与社会公正的重要概念，在这一变化过程中的具体表现。也看到，正是市场经济要求向新的组织化、规模化、集约化发展的时候，农村原有的集体经济却瓦解了，又没有新的经济力量将农村经济组织起来的预兆。这不得不令人感叹中国的现代化之路还何其漫长。

沙村现在册的村民有一千二百多人，其中有小部分人出外就业或做生意，很少生活在村里。沙村姓氏杂乱，有程、褚、张三大姓，其中只有张姓出自同一家族。程姓和褚姓派系甚多，来自不同地域，同姓之间有时也以结义或认干亲的方式联谊，但并没有某个姓氏修祠认宗。

历来沙村所在地区的地理优势都未被人发现、利用。十年前，沙村所在地区还被水网隔离，半岛内没有公路，只有一条通往县城的土路，基本上处于封闭状态，而且没有土地，只有烂泥滩和乱石岗。54平方公里的地面上，竟有40多个打石场。如此破落闭塞的地方，在当时政府眼里完全没有投资开发价值。如果不是一个著名外商经多番考察后，决定在这里投资进行整体开发，这个地区不会有现在的繁华富裕。外商于1991年底征地后，经十年的努力，沙村所在地区已经成为珠江三角洲的交通枢纽，在原来烂滩乱石塘上，一座美丽的现代化海滨城市悄然屹立。

沙村就依在新城之旁。村内新楼鳞次栉比，争相比高斗靓。窄小的村道上摩托车川流不息，私家小车往来穿梭。村民欣喜结束了艰苦的农耕生活，可以一啖城市人的安逸。不过，村民没有了土地，户籍身份又属「农业人口」，享受不到城镇居民的福利。沙村也改制为「沙村管理区」，但其权力组织结构并没有变化，只是换了块招牌而已。

新城有步骤有节奏地建设着，并不像中国其它许多新兴城市那样轰建楼宇商场厂房来吸收外来人流。新城的建设，远远没有村民所设想的那么快。随着村集体经济在几年内迅速萎枯，村民开发初期的热情渐渐冷淡下来，失望和迷茫也渐渐加重。他们并没有像他们预想的那样一夜暴富，永享安逸。

种种复杂有趣的故事就在这种背景下展开了。

一、外商征地：「那时候村里有钱」 沙村原有耕地1123亩，加上河滩烂地、山地等，共征用土地1362亩，沙村所在的镇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按1992年沙村所在市发放的文件规定，每亩补偿12000元，其中包括「土地赔偿费」、「青苗赔偿费」、和「劳动力安置补助费」。沙村共得征地款1634.4万元，除支付青苗补偿费和劳动力安置费5,020,582.09元外，还有约1132.3万元。经过村支部会议决定，社员大会通过，先一次性发给村民每人4000元，从1994年开始，三年内成人每人每月300元，16岁以下200元生活费。发放的资金来源除征地款外，还有村所属的四个石场的承包金，村自留地的转让金。

沙村有自留地约230亩，按照村1995年前公布的数据表明，共转让自留土地110亩，每平方米价格从250元到450元不等，应收金额22,077,804元，实际收到10,702,604元，尚欠收10,875,200元。欠款的追回情况以及1995年及以后的土地交易状况，直到2000年才公布出来。2000年，管委会要求所辖的各个管理区成立财务公布栏，公布建筑工程、固定资产、收益分配、征地情况等。沙村2000年11月的《征地补偿费收支情况公布表》中，征地应收金额为15,085,040元，表中没有标明征地时间，所以征地的历史情况不清楚。经过与1994年的征地公布表相对照，发现原来已收到的征地金额在新表中没有反映出来，这15,085,040元中，有9,270,200元是1994年公布表中的拖欠款。按正常理解，沙村从1995年至2000年期间，卖出20亩地，应收款5,814,840元。（据办事处1994年10月30日的《南沙东部七个管理区征地及相关情况一览表》显示，沙村于1992年以250元一平方米的价格转让土地50亩，于1994年以每平方米450元转让约120亩，共计44,289,000元。与村1995年前公布的22,077,804元相差一倍多。文中取用村公布的数据）。

从1992年到1995年间，沙村实际从土地获得的资金有27,046,604元。村民每月的生活费从1994年初开始发放，至1996年中就因村无钱而终止。据有些村民估算，自1992年之后到现在，每个成人从村得到的资金是一万三千元左右（除青苗赔偿费），现任村委妇女主任认为有一万六千元。因为财务收支的实际情况在沙村很敏感，做干部的都会回避有关资金的话题，连村民推举的理财小组都不能轻易查阅村的财务帐，本文就只能以估算的方式来测定村集体资金的提留状况。以每人16000元，全村人口不分老少1200人计，村分配给村民的生活费约1920万元。四个石场1996年度交承包款1,789,333元，占当年村总收入的56%左右；1997年度石场向村缴交1,587,000元，占村总收入的42%左右。可以说，石场是沙村的主要经济来源。从可以搜集到的公开数据分析，沙村至少从1996年起就已经入不敷出，石场承包款及其它收入基本上都用于支付村的日常事务和村民公共的教育、医疗福利。所以，村集体掌握的可用于投资的资金数目就是征地费用减去分配金额。以1996年前实收的征地款27,046,604元计，村集体可用于投资的资金大概为784.66万元，加上尚未收到的1087.52万元，共计1872.18万元。

搞清楚了这个数目，就可以理解沙村人在征地后的1993-1997年间的一系列投资行为。这些投资，都是依赖于有雄厚资金支撑的心理，拿句村里人的话来说就是：「那时候村里有钱」。

二、投资黑洞：「集体没有钱了」

沙村被外来资金推动着，不觉意间戏剧性地走上现代化之旅。大笔资金如梦降临，沙村人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也没有安排使用钜额资金的经验。那么，沙村人是怎样运用这笔钱的？又得到了甚么样的结果？

一开始，村委会就给了村民一个重诺，提出除每月的生活费外，另外还有每人20平方米的住房补贴。村委以这个为目的，开始招商兴建商住楼，全村没有一个人反对，以为将来一定是路路通顺，有资金又正逢开发，肯定会发大财，个个都沉浸在轻松富裕起来的美梦中，没有仔细思量投资的风险。

商住楼的底层设计为独立商铺，第二层为大商场，三楼到六楼为住房。村委以760元一平方米的价格承包给了外地建筑商，这个价格还只纯是土建承包价，并不包含填土、水电、设计、管理等各种费用。要实现对村民的承诺，村委至少要补贴1824万元，这无疑是个沉重的负担。

尽管干部们信誓旦旦，村民们满怀希望。承诺还是不能兑现。A、B栋商住楼在1996年底完工时，村委的财政就已经外强中干，一句「集体没有钱了」，打算将商住楼卖出去，村民的20平方米就泡汤了。村民顿时一片哗然，但也无计可施。

商住楼虽然没有带给村民普遍的收益，但却让小部分村民轻轻松松地赚了笔。商住楼出售之初，村里无人问津，书记很是着急，后来一位在外做生意多年的村民程苏回到村委做事，向书记保证一个月内全部卖出去。他认为商住楼在高尔夫球场旁边，环境好，价钱又低，没理由卖不出去。程请了几位外地朋友去商住楼转了几圈，又特地在村子里走走，遇到有村民问，他就说是来买楼的。这一招还真灵，他带来的一位朋友买了一套，村里人听说这件事就纷纷来讯问。一时间，众人都认为会有外地人来买房。村委趁机出台另一个政策，鼓励村民订购商品房，只交房款的四层，另外六层可以等到村民找到外地买家之后再补齐。两栋楼很快以每平方米780元的价钱订购一空。买楼的村民除了两、三户是自己住的外，其它的都在外面找买家，这些村民与外界交往相对多些，人面广，大多在村里做过干部或是干部的亲戚，通过关系介绍把楼转手卖给了香港、广州等地的客人，平均一套房净赚一万元。村长的儿子订了三套进行转手交易，不到一月时间全部卖出赚了三万多元。

村里人又见到发财的机会，争着落订金订购未完工的C栋，但这次却没有交上好运气，遇上了烂尾楼。C栋至今还留着门窗未装，一直搁在那里。村民说，村里拖欠承包商工程款，承包商顶不住，在2000年时撤了出来。C栋的业主很多是外地人，又交了房款，几年来一直不能入住，意见很大，但也无可奈何。村支书对此也回避不谈，并不十分理会。

承包商从村委拿不到应得的工程款，私下里将建楼的内幕爆给了几个村民。他揭露说表面上他以每平方米760元承包，但实际村里只给了他500元一方，且现在还拖欠工程款。商住楼投标伊始，村里就在传说商住楼的承包做了手脚，实价只有500元。牵涉其中的干部个个守口如瓶，财务室的会计和出纳都是支书的亲戚，村委不让村民理财小组的人查帐，使得这种传说犹为诡秘，更象真的。承包商泄露的口风证实了村民的猜测，却没有可得到手的真凭实据。不过，商住楼投资失败是不争的事实。A、B两栋楼共支出6,297,664.20元，C栋已支付1,506,748.94元，至少还要付93万元才能结算。三栋楼已支出7,804,413.14元，卖楼（包括住宅和商铺）的总收入才3,859,911.82元，回收金额还不到支出的一半。虽然每栋楼的第二层还有待销售，但目前不太有希望卖出去，因为这层是按大面积商场来设计的。在沙村这样一个既非商贸区又非娱乐点的村落，如此的设计令人啼笑皆非。

沙村的干部将房地产投资失利归咎于搞得太迟。每每提到邻近的金村房地产搞得风风火火卖价高达1200元一方，他们都遗憾没有把握住时机，似乎没有人反省过投资的严肃性。倒是一班村民觉得当初不该搞房地产，但也不是从投资风险的角度来检讨的，大多数人认为搞房地产垮了是因为干部贪污，另有极少数人认为当初应该投资厂房。

沙村另一个至今让人非议不解的，是与江西某企业合资的地毡厂。地毡厂从1993年10月至1994年10月一年内，共投入资金1,624,669.38元。1993年的一天，管委会的一个干部带了个江西老板来沙村，老板表明有意与沙村合资建厂，招商心切的沙村村委干部很是欢迎。老板在东莞有一个地毡厂。村委很快组织党员去东莞的地毡厂参观，稍后村委干部又去到江西的总厂考察，一回来就召开党支部大会，决定上这项工程。合同签定沙村出场地出资金，江西厂家提供技术和工人。还有一个香港股东，香港股东没有真正投资金到地毡厂，地毡厂借着他的名成为「中外合资企业」，以图享有更多的优惠政策。沙村将原来的大会堂改为厂房，又从江西购进一批设备。设备运到了才知道是些旧货。地毡厂还是开工了，由沙村和江西厂派来的人共同管理，沙村村长兼经理管理日常事务、财政和销售，江西人负责出产品。这个半手工业的小工厂很快就因销路不好而关闭。投入去的钱没见到效益就不见了。村里花了十多万元的诉讼费与江西厂打官司，最终将设备材料报废，180多万元的投资，一年间便剩下一万余元。

村民眼见着钱象丢进水里一样不见了，当然不肯罢休。理财小组多次要求查帐，村委以理财小组无权查帐几番拒绝。村民据理力争，指责干部「如果没做违法的事，就不怕查帐」。村民与干部间的冲突越来越激烈，村委干部怕事情闹大不好收场，指示财务室拿出部分帐目。理财小组发现一笔38万元的材料款不清楚，钱是付给江西厂的。理财小组的人申称没见过这批材料，不明白为甚么还要付钱给江西厂。

1993年，沙村专门成立了发展公司，由支书兼任总经理，其它支委兼任副经理等其它职务，又在党员村民中招聘了几个职员负责具体事务。发展公司的支出收入都要经过书记签名。商住楼是发展公司负责的其中一个项目。此外，还有道路修建、规划、填土量方等，都由发展公司负责。村先后向发展公司投入94万元，又向村民募股集资31.3万元购买了拖车和桩机。

1993年时，建筑业很热，村委认为拖车和桩机的出租前景好，发展公司也可以揽到些工程。1994年时，经济过热，国家紧缩银根，市场开始疲软，建筑业受的影响尤其剧烈。沙村拖车和桩机的租赁大受影响，1996年底，拖车和桩机就开始停放在村委前的空地里日晒雨淋，变得锈斑斑。

从1993年5月到1996年12月，发展公司收支相抵后只赚了183，349.16元。几年来共付给村和村民股息25万元。入股村民的损失，最后由村出钱补贴了一部分。

沙村还开办了其它如水电公司之类的小公司，但目前幸存的只有发展公司。发展公司的命运也好不到哪里。自从2000年3月石场被统一关闭之后，村委决定裁员，在发展公司做事的聘用职员现在只剩下两个。

折腾多年，沙村所做的投资血本无归，更不要说为集体和村民带来收益。真正为沙村持续带来收入的还是村集体的传统副业：石场、荔枝林、鱼塘，加上计生罚款和土地转让。石场是高度污染环境的项目，但其每年的收入却占村总收入的一半左右。2000年3月，石场关闭，沙村的集体经济更是跌入低谷，基本的福利开支都难以应付，参加合作医疗的村民看病后迟迟不能报销药费。面对这种困境，村委表示要积极想办法增加收入，并号召全民支持村委的工作，共同捱过这两、三年。但村民却十分怀疑村委的承诺，对集体经济的去向并不乐观。沙村的经济危机没能唤起村民共同进退的集体精神，相反，让村民更加感受到不能依靠集体，要靠自己。

沙村还有几笔不太清楚的自留地交易款，共有15,085,040元，这笔钱不知有没有收到。如果没有收到，这笔已经拖了六年之久的资金不知甚么时候能收回来；如果已经收齐，那么，集体经济至此可谓名存实亡。

现在我们遇到一个悖论：改革开放将市场机制引入，经济必须向新的组织化、规模化发展的时期，正好是农村原有的集体经济解体的时候，而且既不能用过去的行政强制方法重组农村经济，又没有看到市场的力量能够把农业经济向现代集体型组织起来的前景。关键是资源散失、产权模糊，又还未有创新的力量。

三、八仙过海：贫富开始分化

村民并不十分清楚外商的征地款赔偿的是哪些田地，也不清楚外商以甚么价补偿给政府。村里传闻，征地时把优质田当一般地收，高尔夫球场征去的林地至今没有补偿。所以，沙村有部分失业的村民对外商不满。尽管外商在沙村所在地区的投资普遍提高了村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素，而且沙村的劳动力已有约80%在外商投资项目中就业。

根据外商与沙村所在市国土局1991年拟定的《预征土地协议》，外商以水田每亩66000元，旱地每亩33000元，山地每亩10000元的价格补偿给国土局，补偿费包括土地补偿、青苗补偿、劳动力安置补助费、附着物补偿费、农田水利集资费、定购粮基金、口粮差价基金。实际情况如何，因为资料不齐，不得而知。集体投资连连失利，使一部分人的村内收入陷入困境；另一方面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又使一部分人多了选择机会，增加了收入。特别是有些人增加了水平不低的「来历不明」收入。沙村村民的生活逐渐出现贫富分化。目前，沙村有用二百几万修建祖屋的富人；也有月底要去小士多店赊口粮的贫民；只要夫妻中有一个找到工作做的，三餐也不忧；两夫妻都有工做，日子就过得平稳安乐。

村民还是喜欢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他们可以八仙过海各现神通。只要不犯法，抓住机会就上。机会要靠广泛的关系网络才能抓住。一些胆大聪明勤快的村民主动出击四处联系交朋友，以期获得信息或是分享各种资源。村中的几个首富都是从包工头做起，有长年在外包工程的，有承包沙村石场的，也有在征地中获得钜额青苗赔偿费后从事工程业的。做工程，一时间成为赚钱的代名词。改革以来，工程的水分多，已是大陆民众的常识。只要有关系，就能揽工程赚大钱。揽工程就是拉关系。对农村来讲犹为如此，农村教育文化水平普遍低于城市，除务农外的技术性工作，农民懂得最多的还是盖房子，这个传统行业在农村有一批熟练工匠。农民有了钱，第一件事就是修新楼。征地的收入，使得沙村一带的农民有条件旧房换新楼、小屋变大厦。鹊起的建楼潮，忙坏了村里的建筑工匠，为应付越来越多的工程，工匠中有点资金和胆识的，就拉起了小队伍搞承包。村中最有钱的王氏兄弟和郭某就这样白手起家做起来。后来，郭将服务范围扩展到了外面，不再在沙村做工程。实际上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拉关系。沙村一个叶姓老板，近十年时间以低价承包了沙村两个石场。村中传说他与书记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往来，比如帮书记还赌债等。按理说，他利用各种手段借用权力资源获取暴利，在某种意义上侵吞了集体资源，村民在心理上也应该反感。奇怪的是，村民却并不怎么恨他，反而一些村民还对他有敬佩之意。大部分的村民靠打工、做小生意和跑船运积累家财，还有十几户人承包了村里的荔枝林。种荔枝辛苦一年赚得也不多，还要看老天爷。有门路找到工做，有稳定收入就最理想。1992年、1993年时建筑业很兴旺，石场生意很好，沙村人积极买船跑水运运送石材沙石很是红火，跑一次往返三天时间赚千多元轻易而举，有的村民说那段时间甚至一天可以赚到三千元。1996年后，运输业不景气起来，很多以前开船的男人找不到工程，就赋闲在家，这些中年男人不容易找到适合的工作，平时就聚在一起打牌打台球赌博，家中女人有工作的，倒也没甚么，两夫妻没工做的，就只有吃老本。2000年5月石场清场后，对大多数村民的经济都没甚么影响，村民认为不关也没钱发；对少数跑水运的家庭来说就是个打击，船空闲着没有用，男人也停工在家，主要收入来源被截断，一时间找不到其它事做，村委招聘干部位置有限，没有关系还进不去。有二十来家村民在这时掀起了个建楼的小高潮。一边听人叫穷一边见到这么多人新起楼宇，好不让人费解。村民却觉得很正常，平时很忙，没有闲工夫打点这些，现在没事做，又有积蓄，当然要起楼啦！

越是困难，如何赚钱就越变得让人费尽心神。村民做的一些小生意，显现出村民对投资的谨慎和计算的精细，这些品格与集体行为的草率形成鲜明的对比。一位原在村里做过多年会计又在村水电站做过出纳的老村民──根叔，在村撤消水电站后，在牛湾码头附近开了个小沙场，投资才一万多元。他详细地对我讲述了开沙场的过程：他先联系在镇里做事的老朋友，征询各种意见，有朋友认为做沙场好，而且保证介绍人买他的沙。顶下别人的沙场要花多少钱，一方沙能赚多少，怎样请工人，怎样调动工人的积极性，用甚么方法可以节约成本，一月要卖多少方沙才能维持正常动作，他都一一计算过。沙场运作第一年，根叔赚回本钱，扣除日常开销外，还赚了部手机。后来因为沙场所在地要建大工程，根叔退了出来，根叔停止沙场生意时，沙村还欠根叔万多元沙款。

大多数沙村人都很勤劳，舍得为家庭奔波。也有些好吃懒做，对工作又挑三捡四的，一旦村停止发放生活费后，就日显窘迫。有一位村民这样评述沙村村民：征了地有钱分，那些人不会想到，没眼光，也看不到这样的环境不会好长，拿着钱也不珍惜，大手大脚浪费得很，钱要珍惜的嘛，要投资才能钱生钱！有些人穷，抵他穷，他没工做，好心帮他在石场找到工作，他还摆架子认为自己是做技术的怎么可以做力气活。这个村民讲得也是事实。沙村在征地后的几年中赌博成风，大笔银钱输给外面来的人。沙村也确实有几个游手好闲，没有家底，还靠老婆养的男子，这种人在村里不能博得其它人的同情。让村民同情叹息的，是那些已失去劳动力的孤寡老人，是那几家只剩些老弱病残没有能力挣取生活的穷困户。有一个老党员的凄苦景况，更成为人人都要引述的例子。村民引述他的例子，借此表明目前的沙村有多么不公平，集体有多么不关心村民，做了那么多年的党员还落得个如此凄凉的下场。太平盛世中，一般人很少会为银钱挺而走险。但现在，据说村里有人冒险运输走私油，有人在外省与人合作翻制三级片，有各种参与非法活动的人。有意思的是，村民对此倒没甚么意见，认为大家都是求生活。一位妇女讲，如果她老公不是在前年底找到份工，也只有跟人去走私油了。在这里，可以看到村民的道德观与法律观念有出入。口头上，村民也讲法，事实上村民对法有他们自己的一套理解。实际操作中，合法与否，不是决定行为的标准；「可不可以做」，才是决定行为的关键，这个标准与法的标准尺度不同，这个标准更为宽容。杀人放火做不得，走私漏税却可以悄悄做。为商住楼销售出谋划策的程苏说：「一开发，我就主动找四个兄弟来开会，说现在是共产党领导，即是共产主义时代，将来要转变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转变阶段属于混乱阶段，如果不趁这个机会找它一笔钱，将来就麻烦，当然不是打砸抢，在混乱阶段有好多东西，比如可以偷税漏税，但是一旦逐步建成了那个制度，找钱就比较艰难了。在开发时，就算打穿头都要在这几年找笔钱。」这种心理已普遍在村民和干部心中扎了根。村民间形成的共同评价标准，不仅适于个人行为，也适于集体行为。村民更多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来评判事件，这使得法的监督力量在农村大打折扣。一方面掌权者可以瞒天过海肆意而为；另一方面村民虽然意见多多却依然容忍。只是，当各人掠食机会不平等，尤其是干部与普通村民间掠食机会不平等时，冲突就发生了。

或许有干部上台之初也抱着为民为社区报务的心理，并非一早就策划好怎样掠夺集体财产。但发生在沙村所在地区甚至整个大陆普遍的贪污腐败现象，不得不让人拋开揣测个人本性善恶的问题，而来关注这样一个事实：为甚么民众会认为在这样的管理体制中，无论甚么人掌握权力，其结果大致都会差不多？

村民共同评价标准的产生，可以看到沙村社区管理体制的混乱不合理。「掠食」在一般人心里成为「可以做」的事情，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出现这各情况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非法的、不合理的行为已相当普遍；二是对被集中的权力基本上谈不上有甚么监督约束力量。而这后一点，更隐藏着一个非理性的预设：集体的领导者本性公正无私、才德兼备。

四、基础破裂：村民对集体的失望

「集体」一直是农村社会主义的基础。村中干部就以「集体」的化身、代言人来体现党领导村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这一基础发生很大变化。

初入沙村，就闻到村民与干部间强烈的火药味。因集体资源分配而衍生出的冲突纠缠不清。征地之前，集体所有的船运业和石场承包给了个人，村民也包产到户各自单干，干部与村民在公社化高度集中劳动中形成的依赖关系已经破裂，人与人之间轻松相处。群众有时也会对干部不满，但并不牵涉到普遍的利益，所以干部与村民之间关系还可以说是疏松中还有和谐。

然而一个原本可以为村民带来极大利益的发展机遇，却使干部与村民之间的关系紧张对立起来。原因是，征地所得的新财富将村民与干部重新绑在集体经济的船上，而权力的性质及其追求的目标已发生根本变化。按规定，村所得的征地款要提留50%以上来作为发展资金。这个规定的前提是认为：农民自身处理经济的能力不强，钱分配后，资金分散不利于发展；也可以防止村民使用不正当；集体提留起来，可以创造更多的财富，从而保障村民以后的生活。在讨论征地款分配方案的社员大会上，大部分村民也同意这个规定，认为由集体来操作，赚了钱有得分，自己可以坐享其成。悲剧的前奏往往都甜蜜动人。沙村也逃不脱这样的命运。如果不是当初将一切都设想得太美好，今天的沙村人也不会如此失落。这个有关今后幸福生活的规定，一开始就错在制订者、执行者和普通村民都低估了个体农民的能力而高估了集体的能力，没有认识到集体的领导者同样是没有做过大额投资的农民。

在对个人与集体能力的评价中，社会公正的原则就已经被历史遗留下来的偏见和习惯拋在了一边。

中国的文化传统向来「重群体而轻个人」，人是群体的人，是群体的财产，为了群体的利益应不惜牺牲个人。几十年来，意识形态的需要，也促使官方文化大力宣扬集体的重要性和正确性，宣扬领导者代表集体，他们的行为是集体行为，他们的能力和决定不容置疑，一切个人利益都要服从集体利益。这是一个系统的意识形态预设。它假设了掌握现行体制权力的领导者一定是社会中可信赖的精英，他们都公正无私且才德皆在普通人之上；领导决定是不能怀疑的；上级领导者选定的下级领导者必定是最佳人选。

既然集体的领导者都「公正无私」，法律和监督对他们来讲，就是多余。所以不难理解现实中司法力量的软弱。现行的法律实质上对打着「集体」旗号的种种行为无可奈何。「集体」的观念，在大陆传统文化中占据着着思想领域的主流，在现实社会中更被许多人当作滥用权力的借口，而「集体」就为借用人带来无穷好处。

沙村村委领导下的一次次集体投资，都是在发财的激情锣鼓中开场，几个跑龙套的才出来亮个相，就草草收场了，没有一次不蚀本。而沙村村民自己在外做生意的，大多可以得到些回报。村民在投资过程中谨慎精细又捱得苦，相比之下，村委的举动任性草率，似乎没想过投资也有风险，而且处处夹杂着个人私利的算盘。他们不是缺乏生意头脑，村委们自家搞生意成功的就不少。为甚么会这样呢？根叔一语道破天机，他说：「我自己的生意，当然要用心机啦。为集体做，做了也不是你的。」

集体的力量在许多时候强于个人力量，但集体力量并不是在任何场合都是个体力量的叠加，集体内部的整合结果也可能是正负抵消。集体和个人在社会公正原则面前是平等的，不能藉以某一方控制压抑另一方。可惜的是，「集体高于个人」作为官方文化，不管你愿不愿意接受，都铺天盖地摆设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

「集体」，其实是没有一个确定实体的虚词，最终仍以个人作代表，像一个实体似地做出决定或行使权利。在沙村，「集体」既实在又虚，甚么时候实甚么时候虚，就要看场合了。

五十多年来的农村行政体制都是书记说了算，一张嘴话事，第二把手只是个陪衬。这倒也培养出了书记或第一把手的「主人翁」精神。书记说：「哼，他算甚么？我还有一百五十亩田」时，书记全权代表了整个村集体。这个精神也表现在对村集体的投资项目做出决定的过程中。通常书记有了想法后，会预先与村委其它几个支委开小会讨论，然后召开党员大会或村民大会，将村委的决定知会村民一声。下面的人有没有意见不重要，因为村委干部认为群众的素质不高，不一定能理解村委的决定。召开大会只是形式上需要。实际上是村委几个人甚或某个人代表集体做了决定，此时的集体是实在的，包含有几个或一个实体人物。

投资失败后，干部说「这是集体的决定，又不是我个人决定的」。这时集体变得虚幻起来。在「集体」中找不到一个可以为投资行为负责的实在个体，集体名副其实地成为一个推辞。在一个现代企业中，项目的负责人可能因为某个项目失败而被追究责任。但在我们的体制中，因为「集体领导」正确的预设，所以没有成文的规章制度来追究领导者的责任，除非发生重大事故，上级指示追究领导者的责任。至于投资失败，在「投资有风险」的掩盖下，鲜有被追究责任的。在农村，向一个虚词──「集体」，追究投资责任，得来的也只是无关痛痒的几句检讨。

无法追究「集体」责任，实际上是掌权者利用权力来遮闭自己、隐瞒真相、推御责任。在这种情况下，「集体高于个人」实际上成为权力者制造社会不公正的籍口。「集体」的投资行为成了干部用来掠食的手段。但在没有外来力量追究干部掠食前，掌权者依然可以在「集体」的掩体里进进出出，演一幕幕投资闹剧。比官员掠食更为可怕的，是长期依赖集体的民众对集体失去信任。沙村人为「集体高于个人」的逻辑付出了沉痛的代价，眼见着一笔笔资金落花流水般不知所踪，村民对集体的依赖就转变成极度的不信任，表面上是对现任村委干部不信任，实际上是对进入集体领导中心的任何人都不予以信任。

对集体的失望，慢慢演变成对干部的反感，甚至产生对抗情绪。干群关系日趋恶化。无论干部还是村民，都生活在远离理智的社会不公正里。在这样的环境中，村民很少能分享权力的掠食机会，而干部的行为也受到村民夸大的指责。从下面的例子，可以看到村民开始有意违反公正原则来评价干部的某些行为。对村民刺激最小的一项大工程，是2000年建成的「广播电视大楼」。这个名最初由村委干部叫响，后来普及全村。所谓「广播电视大楼」，实质上是由广州某电视台一个中层干部牵头，组织一批广州人在这里出资修建的住宅楼。沙村卖土地，负责代理建筑事务等。建楼的钱不由村里出，村民也就不太关心。即使如此，村民在大楼建成后也颇多微词，嫌村里赚的钱太少。有党员讲，在党支部大会上讨论时，书记提出这幢楼准备以1300元一平方米的价格来计算。其时，沙村所在地区住宅的建筑成本在500-600元之间，书记夸下的海口，当然不能被投资者接受。经过磋商，双方订下包括土地等所有费用在内的价格：每平方米1000元。这个价位比预期的少了300元。本来，市道的情况村民也清楚，卖1300元是不可能的。但多年来的积怨、生活中出现的艰苦，使村民再次指责村干部不守信用，欺骗群众。村民这次的指责，可以说是强词夺理。当问及几个村民是否了解建筑行情时，他们都表示很清楚，但「那些干部说过要卖1300元的，没有卖得到，就是欺骗。」这些村民并没有失去理智，这只是村民在无奈中采取的策略，以期加强外界对书记或其它甚么人的不满。以不公正来对付不公正，让人觉得可怕。当一个社会处处都充斥着这种戾气的时候，就已经危机四伏了。村民对干部行为的不满情绪，衍生到村的其它政策。只要是支出的项目，从村委管理费、公款吃喝费，到教育福利支出，都会有人提出批评。管理费、吃喝费用高是事实，批评得有理。对教育福利支出的批评就颇让人费解。

随着新城的发展，大量外来人才的涌入，沙村村民已意识到自身文化技能的不足。现在村民一致认为教育重要，中青年一代的父母也愿意为子女教育花钱。但在评论村对教育事业的支出时，他们却普遍抱怨村每年用于小学校的钱太多，教师工资太高，有一千元那么多。事实上，村用于小学校的资金（包括聘用教师工资及各项费用在内），一年十五万左右，1996年度对小学校的支出只占当年总支出的3.63%，1997年为4.12%。

近期，村民对教育支出的意见集中在新建教学楼事件上。2000年3月左右，村集体囊中空空时，管委会教育办提出沙村小学与邻村小学合并，在沙村小学修建一栋新的教学楼，教育办出资三十万，管委会出资五十万，邻村几十万，沙村五十万。教学楼最初预算是一百七十多万，最后需要大约二百万。尽管改善教学条件对沙村有利，但对一些村民来说，这是笔无谓的投资。

村民对教育支出普遍抱有意见，一是怀疑干部在教学楼修建中获利，二是集体发的钱越来越少，想从教育经费中节约开支。后一个原因，让人觉得悲哀。一年十五万左右的小学教育支出，即使全部拿来分给村民，一个人也只分得到一百二十多元。绝大多数村民生活也算小康，一百多元还不够交一个月的手机费。村民对教育支出意见的自相矛盾，主要是体现了村民对「集体」和当权者的不信任。

「个人」的行为自己可以控制，个体认为甚么事值得就做甚么，个体的投资掌握在自己手里，有一定安全感。而「集体」的行为，村民个人不能控制，集体的利益分配也不能保证对个体公平。「集体财产」为集体所有，也即为集体中的每个成员所有，名义上的所有权者是一个个村民，它的使用权却是「集体」，行使使用权的是模糊不定的「集体领导者」。这有点像股份制。与股份制不同的是，不论大小的股东都有权选择参与或退出。「集体财产」不同，它是几十年来由村民不分彼此共同累积起来的，要公正地将「股权」分还给村民很难，因为全村老少一千多人在财产的创造中贡献不同，政策也不可能允许村民瓜分，村民没有权利选择退股，除非自动弃权。所以，好的集体对村民来讲就是：有钱分。村里流行着一个有关「集体」的生动比喻：集体好比一家之父，村民是他的子女，父亲找得到钱，儿女才会去亲近他，他才能将儿女拉拢在一起；父亲找不到钱，当然就没人理他了。现在集体找不到钱，也就失去了亲和力。村民也像干部一样，应着不同的场景出入「集体」。做人有如斯的儿女，是大不幸。「集体」有这样的「分子」，是自讨苦吃。

村民不能自由组织经济活动的时候，只能从「集体」的大锅里分饭吃，这时的「集体」有号召力；现在村民知道「集体」靠不住，又各有赚钱的门路，所以「分子」并不都要依赖「集体」，此时的「集体」不再是保命的米饭，而只是外带的一桌菜肴，不过有人手快抢了山珍海味，有人手慢只捡了条青菜，就此吵吵囔囔起来。「集体」在沙村已经失去它原有的含义，变成干部和村民根据需要随意进出的「场所」。一旦它手中掌握的资源枯竭，徒具一副空壳，就对「分子」们失去了吸引力，也不再有号召力。「树倒猕狲散」时，还高唱「把一切奉献给集体」，也无事于补。

「集体高于个人」这样一个似是而非的逻辑在现实中已很难再演绎下去，整个国家和普通民众为了这样的一种逻辑付出了何其惨痛的代价，而且代价还在继续支付，因为社会主义制度需要用这个逻辑来支持。

不过，沙村村民觉醒到不能依赖「集体」，让人看到希望。当「集体」经济慢慢萎缩，「集体经济」时代产生的组织机构也会逐渐失去力量，要么随着形势转变功能，要么被取代，要么放弃对富裕的追求回到「集体」的硬壳里。

五、权力腐败：「既然已经烂了，就让他烂到底」

干部的权力在条文中是用来为人民谋福利的。但权力在沙村，更像魔力。拥有它的人，不由自主滋生出魔性；受它感召的人，用尽种种手段接近。每向权力迈近一步，就多生出一分疯狂。每在这时，就不知是权力腐败导致混乱疯狂，还是混乱疯狂导致权力腐败。

权力本身没有正邪之分，只在被人使用时才具有伦理意义。换言之，使用者的行为决定了权力的正面或负面效应。滥用权力者，在不同制度的各个国家都不乏其人。一个社会，监督机制相对完善，制度、公众舆论和道德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强迫掌权者规范自身的行为，可以减少许多以权谋私的机会。倘若监督不力，有许多空子可钻，那么以权谋私、渎职掠食的官员层出不穷也不足为怪。沙村的权力组织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就迎来了巨变。村民的经济活动模式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根本的变革，村的管理沿用的还是计划经济年代的组织模式。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组织机构已不再适用于市场经济了。但沙村仅仅是一个小村子，在国家没有颁令改制之前，它又岂能擅自改变现行的组织结构？何况，当权者也不愿意改变，因为，这个过时的组织，可以为他们带来掠食机会。当权者正是在这个漏洞百出、滞后过时的组织机构里，将权力变换成金钱、地位、方便和保护等种种实际利益。

沙村最平常、最公开的掠食行为，是用公款吃喝玩乐。吃喝风在征地后的头四年最厉害。整个镇的干部都崇尚出去吃吃玩玩。上面一有人来，村委几个干部都去作陪。因为多数以签单的方式记帐，干部私宴几个朋友，签了单也无人知。膳食费签单累积起来，数目惊人。仅仅三、四个有权签单的要委，有时一个月签的膳食费就达十万多元。村里有三台车也都被酒店拖走用来抵帐。

公款吃喝风养活了许多餐馆，带旺了发廊和娱乐业。鼎盛时期，娱乐点──金村的三陪小姐就达二千多人，当时整个镇的人口才两万多。吃饭要有小姐陪才有乐趣。请一个小姐陪吃，包吃包喝还要给一百元。村民说那时候掏一百元轻松平常得很，一点也不心痛。1998年时，我与几个村民在南北台的船上吃饭，他们叫了两个小姐，一人十元。经济不好，小姐也降了价。

陪人吃饭，多数要请小姐的。外省来的女子漂亮，花点钱也值得。再说，多少生意和交易都是在歌厅里酒桌上达成。会玩会应酬，在男性村民眼里，是能力的表现。沙村的书记有一晚在某娱乐城的包间里，陪着一个年轻女子高歌之后，感叹道：「男人连这些都不懂，成不了大事」。以这种方式来「成事」，社会成本高得荒唐。

村民见到干部公款吃喝、出外旅游得厉害，很是不满，又担心干部们将村里的钱花了，就吵闹起来，要求村里把提留起来的那部分征地款发放给个人。其它村情形相似。条条村的村民都向管委会要求分钱。最后，管委会放开集体提留50%的限制，让各村自行决定发放额度。沙村决定分配征地款的80%到户。

吃喝在村民和干部的眼中不算是贪污。实际如何？从效果来看，吃喝和非法将财富纳入个人口袋都造成集体财产大量流失，都属于掠食。官员总是借口工作需要来把公款吃喝合法化。签个名，笔笔膳费就有单有据了。请了甚么人，花了多少钱，全凭口说，中间没有一个环节不可被人利用。披着合法外衣的背后，是连吃带拿、报大金额、甚至有人从饭店支取零用。

签个名就可以获得这般好处，何乐而不为？用起公家的钱来比使自家的畅意潇洒得多。实惠捞了，脸面也有了。有集体做后盾在外面混，也着实让人羡慕。怪不得大吃大喝可以蔚然成风。

吃喝，是明着的。暗地里的，就更加神秘令人向往。「投资」，是巧取豪夺的好办法，眼下已在整个大陆得以普及。沙村也不例外。沙村还有个特殊的例子是其它村没有的。

财力雄厚的外商正在整体开发这个地区，一些私人老板认为这个地区的前景良好，就打算在周围的村子投资。1993年左右，一个姓王的香港人，看中了沙村的位置，花了七百多万元，买了沙村三十四亩地，准备起一家大酒楼。据说，王的大酒楼不符合新城的统一规划安排，最后没有被批准。王已在沙村同意的情况下进行打桩工程，项目被撤消，王受了损失，提出退还土地，沙村不同意退款也拿不出钱来。王找到管委会，管委会出面调节，管委会对王怎样安排不很清楚，但是自1997开始，每年约六十万的粮油补贴就不再发下来，被管委会扣起来填补酒楼事件的帐目。沙村1995年前的几宗大片土地交易中，王是唯一付清土地款的人。村收到的土地款在短短时间内就不知所踪，最后要由村民全体负担。当时刚征过地，村集体还有相当的经济实力，用不着拿几百万来平衡收支。这么大笔钱，倏忽去向不明，由不得村民不怀疑干部在其中做了手脚。

干部掠食与否及采用甚么手段，一般人没有权利去取证，取证权利掌握在上级机构或司法机关手里。村民凭直觉和干部派系间纷争时透露的口风，猜测干部的行为，可靠性不足。但大量集体资产在几年内流失确是事实，损失的过程不清不楚、公布的帐目乱七八糟也是事实。最不可思议的是，征地以来，沙村村委干部从来没有为资产流失负过责任，上级部门也没有作过处理。像王氏酒楼这么明显的个案，管委会都不作深入追究。对村干部来说，实在太「宽容」了。这使人怀疑，干部利用权力进行的掠食过程中，是否已形成一条生态链。

上级部门对下属干部一贯的定向宽容，一方面伤害了村民对公正的期求，另一方面助长了不公正的资源配置行为。普通村民陷于精神、物质双重不公正的境遇，无力自拔。

这种局面，不是追究某个人或一批人就能改变的。要减少转型期间的不公正现象，除非改变现在的权力组织结构。干部有机会掠食，是他有权；上级部门可以包庇下属，是因为有权；普通百姓利益受损，是因无权。沙村社区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种种风浪，都是权力在扮演推动角色。但却完全看不到监督、约束权力的有效力量。

掌权者何以如此放肆，把党纪国法当儿戏？刨根问底，正是权力组织形式的过时和不合理，促使掌权者将权力变成魔力。权力组织本身何不是人用来玩魔术的道具！

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讲加强监督力度，讲干部的社会主义道德修养，讲正气。只讲，是改变不了现实极不公正局面的。不公正的来源不仅是人的私心杂念，更来自制度本身。沙村的权力组织形式还得延续下去。沙村党支部是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早已设定好的组织形式，让它同时兼任村的行政管理工作。基层党支部上传下达，指导和监督村的各项工作。支部委员由五个人组成，书记权力最大，一统村的政治和经济两大权。

书记由党员选举产生，经由上级批准委任下来。书记一上任，党员即使想要集体罢免书记，也要通过上级批准。所以，书记虽然是党员选举的，但书记实际上却只对上级负责。而上级为了维护政绩、地区形象，一般不会允许罢免书记的「骚乱」出现，即使有此类事件，也会使用调解手段，除非上级非常不满意这个下属，有心要让他下台，不过这种事很少发生，因为村支书能坐在上这把交椅，也有他坚固的关系网。这个关系网包括与之交好的上级干部，分享书记权力的部分党员。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会想法阻止弹劾书记。书记明白其中的道理，所以他也积极将部分权力分给其它党员以笼络人心，巩固自己的地位。

一旦成为书记，他的地位就相当稳定了。现任书记自1986年上任以来，除没有实权的妇女主任一职是因退休换人外，村委的其它职位都换过人，独有书记「岿然不动」。权力结构赋予书记偌大的权力，又在一定程度上辅助他稳固地位。更加令人向往书记之职。

党员村民也明白其中的纠葛，所以不会在书记任期弹劾他，如果有人想取代现任的书记，也要等到换届选举之时。之前，他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想法结交上级干部，拉拢对书记有意见的党员。结交和拉拢都要符合对象的利益才能成功，要想登上书记的位置，必须付出很大的代价，并且不一定成功。

想动摇书记的位置，就得从村民对现任书记最不满的地方着手，在沙村，就是质疑书记的廉洁公正。有一个褚姓村民正在这样做。褚某在征地前承包了大片林地，征地时就得到了四十多万青苗赔偿费，他用这笔资金做工程，建筑业不景气后，又转了许多行业，发展都不十分理想。褚某社会关系广，也有钱，虽然他对我说不想做干部，他的一切举动都是「为民」。但他1992年征地时是村长，1998年又参加村委委员竞选，这两年来更是积极与一批党员联系，请他们吃饭，批评书记的政策和人品，提出自己的治村方针，还在2000年初的石场赔偿事件中出头。书记一家对他很反感，认为他一直以来都在同书记争，在村民中煽风点火，挑逗村民对书记不满。从褚某的行为来看，他其实想回村委当干部。他很积极地挖掘书记在经济活动中的漏洞，批评书记贪污、无能、不公正。他的意见在村民中有不少赞同者，但村民对他本人也颇有微词，他在村民眼里并不公正廉洁，而且脾气爆燥。相比之下，张书记温和得多。沙村集体经济局促，新的一届选举是否还会像上一届那样激烈？褚某说那样一个烂摊子，没有多少人愿意捡。书记也觉得做得累了。有些老党员却说，就让张书记做下去，「既然已经烂了，让他烂到底」。届时情况如何呢？拟目以待。不过，村的财务报告显示，村还有一大笔没有收回来的土地转让金和一百多亩没有转让的自留地。看来选举激不激烈，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村民对这笔隐形财富的评估。如果这笔隐形财富有转化为现金的可能，那么角逐村委委员职位的场面不会冷清。

权力在集体资源枯竭前，都还有相当的魅力。在现在这样的权力机构中当一个掌权者，「掠食」相对顺畅安全。集体资源分配不公的情况，还会继续演下去。不过，「让他烂到底」这句话，听起来使人毛骨悚然。

六、书记结网：送党证还赌债

在转型期，还没有形成成熟的管理体系，掌权者面临的诱惑更多。加上监督力量不够，掌权者可能会更多时候选择滥用权力，公正和道德都不能对其产生预期的约束力。

在前面第四节提到过程苏关于从「共产主义」转到「资本主义」是「混乱阶段」，打穿头都要「在这几年找笔钱」的理论，被沙村村民普遍接受。道德的约束力量亦已失效。当干部面临诱惑滥用职权时，也不会受到良心谴责。不同人群用道德进行评判的区别在于：滥用权力的人认为掠食是普遍现象，自己这么做也正常；没有权的人认为掠食是自私、有损大众利益的行为。大多数没有权的人有了权利，也会跟从地区的流行心理。这也是为甚么见过世面、精明的村民并不把村干部的掠食行为归于干部个人道德败坏，而认为权力这么大，存在很多机会，无论哪个人做领导，都会混水摸鱼捞上一把的原因。道德评价差异归结到最后是有没有权力的差异。权力决定了掠食的机会和规模。站在不同道德立场来评价「掠食」行为的人群，有不同的利益要求，各自根据自己的利益要求来评判这种行为是否「道德」。在村民心理上普遍接受「掠食」符合人性的沙村，「道德」变向成为弱势群体反抗权力者的武器，不再是纯粹的行为参照体系。换言之，村民用「道德」来谴责干部「掠食」，但心理上却认同「不道德」的「掠食」行为，只要有机会，也会参与「掠食」。

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掠食」的。所以，村民也各出花招来沾权力的光，接近权力中心人物，成为权力网络中的一个结点。

在构成网络的人中，与书记相洽的亲戚朋友是近水楼台，有更多的机会进入村委做事，一般的管理干部在换届选举时也参加职位竞争。在书记派系中的党员，因为利益相关，彼此会互投选票，只要书记还在，他们的位置相对比较稳定。村财务室的出纳和会计都是张书记的亲戚。以前发展公司的程经理是书记的拜把兄弟，后来两人一度关系疏远，程就慢慢退出村委。

1998年换届前，沙村有另一派──程派，村中姓程的并不是一家人，所以，姓程的不一定加入程派。沙村是个移民村，村民姓氏复杂繁多，张派和程派都吸收不少外姓成员。张派以张姓家族为主，程派以程姓的结拜兄弟为核心。程派在程天做村长时，势力不小。以前两派虽然争权夺势，但他们并不十分防碍对方「掠食」，只要一方不做得太过份，他们会在各自的范围内「发财」。自程天出局，新的村委成员中没有一个姓程，但程派的势力还在牵制著书记。这股势力来自一门四兄弟，人称「程家四老虎」。他们成为权力网络中一员的手法与其它村民有点不同。

程苏四十出头，在村委发展公司做聘用干部，他的一个弟弟是村治安队队长，另一个弟弟在村委开车。他们与前任村长程天结拜兄弟，口口声声称程天为大哥。村里人背地里叫他们「坏人」，骂他们「太凶」，抓住书记的痛处，控制了书记，说他们用种种方式侵吞集体财产。但程苏说这些不是真的，是村民妒忌他有钱才瞎编的。他说自已12岁就跟随大队出去做生意，见过世面，有经济头脑，1995年前开船挣了很多钱，现在也有自己的生意。

程苏在十来年前还很贫困，别人住两层楼的石屋时，他们家才一层。现在的程苏家底殷实，兄弟几个都有漂亮的新楼，程苏还花十万元订了商住楼下五间铺子。2000年「三八」节，村里没钱发给妇女，准备取消例定的「三八」大会，程苏自告奋勇，借出万多元，为书记解了围。程苏觉得自己为村的贡献不小，为村修筑道路出过很多主意，只是书记太软弱，不能抵抗石场老板的干扰，执行不下去，使村失去找钱的机会不说还倒赔。他认为自己守法廉洁，之所以有今天的财富全靠勤劳才干。村民却不这样看他。一个村民说，程苏最贪。他在沙村发展公司做干部，负责丈量填土土方和收钱。村里修路建楼和低洼地都要填土，土石方由石场提供。一个曾参加填土量方的老党员说亲眼看到程苏作主报大土方量，村民理财小组的人也发现一张土方测量单上注明的填土面积比实际面积多一倍多。程苏负责同石场结帐，经常以村的名义在石场支钱，致使石场欠村的钱有一部分收不回村。

程苏不承认自己贪污，他认为自己做生意没必要四处讲，他现在就承包了某地几多亩鱼塘，村民见他有钱，又在村委做事，就说他贪污，真是可笑。

现在不知他笑不笑得起来。2000年年底时，程苏牵涉到一起经济纠纷中，被市法院传讯。提出诉讼的李老板是市区的一个建筑商。法院的传记讯使村民更强烈地关注起商住楼的招标内情。据村民讲，当初沙村要建商住楼时，李通过关系找到程，表示想接这单工程。程向李保证可以，在未经村同意的情况下，与李签订了一份承包合同，李给了程二十万元订金。村委并没有将工程给李，李找程追讨二十万元预付款，程说给了村委，村委干部说不知道，也没有给合同盖过章。李一直追问钱的下落都没有结果，终于向法院提出诉讼。

一般在村里任职的都是党员，但程家四兄弟只有最小的那个前两年才入党外，其它三个都是普通村民。四兄弟有三个在村委任职，而且没有受到裁员影响。最小的程棠在1998年落选的情况下依然回到村里开车。即使书记知道他们有许多不正当的行为，但奈何不了。这是为甚么？村民说，书记有小辫子被他们抓在手里。

书记受到的很多批评，就与程氏兄弟有关。书记无力处理程氏兄弟，使党员和群众觉得自己没有受到平等待遇，部分党员认为：书记放任程家兄弟为所欲为，为村民知法犯法提供了依据。

「违反计划生育都能入党！」。程棠违规超生，按沙村惯例是不够资格入党的。他入党，令人吃惊更叫村人愤愤不平。程棠在村委开车，经常公车私用，每月报销的油费、维修费和其它杂费水份很重，村里每年要为他开的那部「皇冠」小车支出七、八万元。村干部不常出差，小车多数在本镇打转，很少跑长途，消耗却这么大。村民很不满他报大数、中饱满私囊。在这种情况下，他能顺利入党，得益于某天赌钱赢了书记十多万，他免了书记的赌债，提请书记让他入党。不久，他就如愿以偿。书记批党证还赌债。村民说现在可以用钱买党员做，就源于此。

书记没甚么不好，就是太爱赌。这是很多村民对张书记的评价。书记嗜赌，给许多人提供了机会。书记不怕输钱，输得多，自有人帮他补上，他只需用手中的权力为那人办办事，就两相扯平了。

为书记填赌债填得多的要算承包石场的村民叶某。2000年农历初二时，书记在叶某家同一班人赌博，输了二十多万，叶某为他清了赌债。叶某为书记的付出得到了回报。自他承包石场以来，就与书记唇齿相依。叶某承包的石场原来是书记侄子承包下来的，侄子不做了，书记没有开党员大会，就将石场转包给叶某，十几年来，叶某以极低价承包了沙村最大的石场，每年才交七万多，前年上涨到九万多。

上面几个例子说明：在书记所结的权力网络中，不仅权力拥有者有机会掠食，与他联结成网的村民或企业主通过付出一定的代价，间接成为权力的使用者，亦寻求到掠食机会；权力拥有者也要依靠网络才能开展工作和进行掠食。这个网络极具排他性。公共资源在网络内和网络外之间进行分配，其结果是占人口比例极小的网络中人，获得社区的绝大多数资源；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网外人，只有承受不公正待遇，分得少数一点点公共资源。

七、村民上访：「要一级级上报批准才行」

偶然也有反抗的。不过，反抗者要准备有可能受到更加不公正的待遇。权力网络外的村民与网络中人发生冲突时，往往是网外人吃亏。沙村发生过多起种荔枝的村民和石场老板冲突的事件。石场运转，要不断征用村民种荔枝树的山地，石场要按市里面的规定赔付村民青苗费。果树由村委代石场收，青苗费也由村从石场收回后分给树主。有时村干部从中牟利报大青苗费，石场会不认帐，拖欠赔偿费；有时石场会将这笔赔偿费用来抵村欠石场的款项。如果村不掏钱先将青苗款付给村民，村民得不到钱，会与石场老板或村干部冲突。有几次僵持不下，吵得厉害，就有人通知管区的派出所。派出所来人后，二话不说，先将村民训斥一翻，如果村民还不听话，就给戴上手铐拉回派出所拘留起来。派出所所长与书记交好，自然帮书记网络里的成员。村民讨不到应得利益，还受到更加不公正的待遇，在村中影响很不好。

村民要想引起这个掌权者的足够重视，通行的办法就是串连在一起抗议，村民叫「官逼民反」。权力网中的人称他们「不听话」。集体抗议行动目标大，传了出去，影响干部的政绩。村民施加的压力足够大时，权力网也会作些让步，分配更多的利益给村民。征地后干部花钱大方、浪费严重，村民为保障自己的利益，集体上访静坐，要求把村提留的资金分配，管委会为形势所逼，不得不同意村民自行决定分配方案。集体行动才能争取到利益，是村民学到的重要一课。类似这样的集体「造反」，沙村有好几次，次次都能讨回些利益。村民对「造反」津津乐道，讲起来很是自豪。

村民本来可以通过正常渠道，沟通协商维护自己的利益。满足村民要求，网络的利益分配就会受损。以不公正的利益寻求为纽带建立起来的权力网络，遇到村民的利益要求时，不予理睬或采取强制手段堵塞村民的诉求。强权的运用，使加诸在村民身上的不公正更加明显。协商的道路一开始就走不通，村民只有聚集起来借助「造反」的力量达成意愿。「造反」并不一定诉诸于暴力，它志在扩大影响，用舆论压力来解决问题。在「造反」中，使用暴力更多的反而是权力网络的武装力量。

利用「造反」来寻求公正待遇，慢慢成为沙村的习惯，一有较多村民的利益受到侵害，他们就聚集起来，联名「造反」。此为村民之幸？抑或悲哀？一时还难以评论。

沙村最近的一次大规模「造反」，发生在1999年底2000年初，下面称之为「石场赔偿」事件。

石场1986年前是沙村集体经营的副业。1986年后承包给私人，当时只有一个石场──「一石场」。沙村又开辟了三个石场承包给私人和公司。以往，石场爆破所用的炸药量比较正常，对村民楼屋的震动不大。石场的爆破会造成严重的沙尘污染。大概两年前，为保护地区环境，石场被要求从2000年3月1日起停止爆石、五月清场。包括沙村在内的二十四个石场不约而同加大了爆破程度。爆破时，沙村有些楼屋好似从地上被抬起来一样。村民多次向村委反映，但村委没有采取措施。村民又反映到开发区管委会，管委会派人来看了看，也没有解决问题。

1999年11月，上百户村民联名要求几个石场赔偿，原因是村民认为石场不适当的爆破行为震坏了村民的楼屋。同月，村民委托村理财小组组成一个房屋赔偿小组，又委托村里几个在外做生意的村民负责与石场老板谈判。其中，1992年前做过村长的褚某，为此事，放下自己的工作，一个多月时间周旋于管委会和石场老板之间，他的家就座落在受害最严重的沙村新村（下湾）。为了确定赔偿金额，房屋赔偿小组将参加签名的村民的房屋按照震裂程度分为四等。靠近石场的新村楼屋受震最严重，墙和天花板上的裂缝有的达一公分半宽左右，划为一等；距离石场远的楼屋受到石场爆破的影响较轻，只出现了些细长的裂纹，划为四等。受震的等级划分也是日后村民分配赔偿金的依据，一等得到的赔偿最多，四等最少。

第一次向石场提出的赔偿金是七百万元人民币。遭到石场拒绝。村民想通过打官司来获得赔偿。房屋赔偿小组请广州市某单位为受震房屋测量裂缝的大小和深度，村民讲测量结果表明楼屋的破裂与石场的爆破有关。有了这个依据，村民又托人向市中级法院里的熟人咨询官司的胜算有多大，法院里的人认为赢的可能性极大，但是涉及的金额比较大，要请律师。

2000年1月20日，律师来到沙村接受村民咨询，认为很有把握打赢这场官司，但是要收取一笔较大数目的律师费。村民不愿拿那么多钱出来打官司。通过法律程序来要求赔偿不能成为现实。百多个村民聚在一起越说越气，最后决定冲到山上去砸石场的办公室，逼迫石场停产。这时，有村民认为砸烂东西逼停产造成的损失，石场也有权要求从赔偿金里扣除，从而影响村民自己的利益。村民们听从了劝告，上到石场也没有动粗。当时，派出所派了人到石场，以防村民做出意外的举动。因为村民有礼有节，人数众多，派出所没有拉人。但警告当头的褚某，如果再搞事，首先就要铐他。赔偿金额一降再降，房屋赔偿小组与石场几经讨价还价都未能达成协议。某村民提出应该借助媒体的力量，他说「记者的一杆笔厉害过你的枪」。2000年2月23日，几个村民开车上广州，找到《羊城晚报》，将情况反映给接待室的工作人员。管委会一听到这个消息，马上打电话通知这几个村民，说这些事不用闹得这么大，有事好商量。管委会告诉村民不能直接上访报社，「上访传媒，必须经过开发区的广播文化宣传部门同意，要一级级上报批准才行」。书记当时在家讲到：「他们以为就这样去报社就行了？正傻佬！要上访，还得经过镇文化部门同意签字才行！」

没有任何条例规定村民上访之前要获得镇或某个部门的同意。书记说出这番话，也是从上级那里拾来的牙穗。书记不一定真正知道上访不需要官方同意。但他认同这种讲法，这个讲法可以更好地保障他避免村民上访带来的压力。一般村民对法律法规认识不多，对这个讲法也将信将疑。但对见过世面的村民来说，这种讲法只是干部为了阻止上访才编出来吓唬人的。2000年3月，事情终于都有了结局。四个石场同意赔给村民共十八万元，分两次给，3月1号给九万，4月1号给九万。钱拨到村里专门的帐户里，村集体不能挪用。到此时，村委才在这件事中露了个脸，此前，村委一直保持不理不管的态度。村民认为书记和几个支委不出面，是因为他们靠石场老板养着。

赔偿金拨落来已经十个多月了，但是还没有分配下去。房屋赔偿小组的人也觉得很难做。钱不多，平摊下来，一户就一千多元，与村民原来希望的七百万元差得太远。这点钱也就仅够刷刷灰。原来没有签名的村民，看到有钱赔下来，认为自己的房屋也被石场震烂了，要求从中分羹，就连村里承包石场的那个老板也要求为自己的房屋分取赔偿金。村民参加「造反」，有其利益取向。虽然石场是沙村最大的收入来源，支持着村委的日常事务，但大多数人赞成关闭石场。许多村民说：石场在的时候也没有钱分，灰尘大，污染严重，关闭了，空气还好得多。选在这个时候举事，是意识到石场一旦于五月撤走，就再没有机会要求弥补损失。要求赔偿的村民中有不少混水摸鱼的，却没有与石场老板打过交道的干部，连灾情算得上一等的书记家也没有加入索赔。

村民「造反」又一次讨得些利益，虽然比最早设想的差了许多。在整个过程中，村民吸取以前的经验，不只一味吵闹，而是有理有节，选派代表，不给对方留下「骚乱」的借口，也懂得借用新闻媒体的力量来达到目的，虽然报社并没有就沙村之事追踪报导，仅去了趟报社就引起权力网络足够的重视。看来权力网络对自己控制不了的新闻媒体也有所忌讳，新闻一报导，影响官员的政绩、地区形象不说，最可怕的是上级有可能在媒体的压力下关注地区情况，一旦追究起来，这个地区的权力网络不被摧毁也会元气大伤。毕竟，权力网络建立的道德基础──认同掠食，违反了社会公正原则，也与法律不兼容。认识到了媒体力量的村民，不知下次是集体「造反」呢，还是径直去报社。要报社通通为这些事情曝光太强人所难，报社每天接到的这种投诉多不胜数，况且最后处理事件的还是各个权力网络。为甚么一定要等曝光之后才去重视呢？事情不就发生在眼皮底下？难道一介村民想得到公正，就只能「以暴制暴」？面对这样的状况，不禁令人为中国的现代化担忧。

八、合同帐目：档案室堆满「机密」卷宗

有几次村民提出查帐，都被村委以「村财务机密，不能随便查」为由拒绝。村民提出：村的集体经济人人都有份，村民有责任了解投资情况，不给翻看帐目说不过去。

村委为甚么不给村民查看合同帐务？有的干部说这是机密当然不能给一般人查阅；有的干部说村民素质不高，理解不了还到处瞎说。而村民说干部不让村民查帐是因为心虚。究竟经济合同和帐目是不是机密？

村委干部认为：许多事是党支部内部的事，不能向村民说，经济活动由党支部代理，领导有领导的考虑，村民不一定理解，村务不完全公开，也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村民却认为：集体财产人人有份，财产所有人有权了解所属财产的种种情况，集体财产的代理人也有责任和义务向村民解释投资的各个环节及提供详细的财务报告。

村民要承担投资失败的风险，村委应该向村民公开经济活动中的合同和帐目。将合同和帐目列为「机密」，是假机密，实质是隐瞒真相。

各说各有理。事情到底怎样发展的呢？还是看看沙村。

村里有许多「机密」。档案柜里堆满写着机密的卷宗。上级发下来的仅供领导参阅一些文件当然是机密；村历年来人口数量、甚么时候是土房，甚么时候有砖房有车等，也是机密。卷宗按规定不能给外人翻看。想了解情况，要通过书记同会计室的会计打招呼，把想知道的项目写下来交给会计，由他查找。

领导参考文件、户籍登记、村历年基本情况等按规定列为机密，对村民来说没甚么影响，村民对村史烂熟于胸，也用不着花工夫去查与生计无关的材料。他们想了解的是财务帐目和各种合同。但这些偏偏也是机密，而且要想征得村委同意查问其中有关细节通常很难。近十年来，村民不断要求查对帐目，不断遭到拒绝，除非把事情闹大，村民才能得到查帐机会。相比之下，了解村史更容易。与集体经济有关的合同和帐目，在村民心中不应是甚么机密，在村委干部眼里却是机密。这个矛盾阻碍着村民和干部之间的沟通和理解。合同和帐务披上「机密」的外衣，在村民眼中倍添诡秘。不能随便翻阅帐目和合同，使村民更加怀疑干部在其中做了手脚，有甚么见不得人的事。或许干部一清二白，没做对不起村民的事，变成「机密」的合同帐务，只能加深村民对干部的猜测，使村民与干部间的沟通更困难；如果干部真有不能为人知的举动，那么，「机密」就成为不法行为的保护外衣。机密的合同帐目，在沙村成为村民和干部冲突加剧的催化剂。一方要求公开，一方极力拖延隐晦，双方长期陷在争论合同帐目是否「机密」的拉锯战中。一牵涉到村的投资纠纷，就回到查帐的老问题上。干部为避免不必要的误会设立的「机密」限制，在实际中不仅没能避免误会，反而激化了村民与干部的冲突，增加了村民对干部的不信任，伤害了村民的知情意愿。从实际效果来看，将集体经济活动中的合同帐目作为「机密」对待，既不合情也不合理。况且经济活动对村民公开有法可依。

2000年按规定设立财务公布栏后，情况有所好转。村委一年至少两次更新财务公布表。公布表包括《*月份收入公布表》、《*月份支出公布表》、《基建工程公布表》、《固定资产公布表》、《*月份福利费收支公布表》、《*月份债权债务公布表》、《征地补偿费收支情况公布表》、《收支分配计划及执行情况公布表（预决算表）》、《*月份出纳帐情况公布表》等十个表。不过，公布表中的内容，有些地方让人混淆不清，特别是牵涉到大额金额时，更让人不明白。村另外公布了几次投资的帐目，都是只有拨款的时间没有拨款的原由。村民可以了解到一共投资了多少钱，还是不清楚具体用在甚么方面。

经济合同还是没有公开，许多村民说合同才是关键，村里有的合同被偷梁换柱更改过。一个以前做过干部的党员村民说，在他极力要求之下看过一份以前经由他手的合同，发现合同已经被改过。他说的是不是真事，村民没法判断。因为村民历来都不清楚各个合同的具体内容，村民是从部分干部和党员口中了解到工程或投资项目情况的，以前的合同没见过，现在的合同也没见过，村民不能真正辨别这个党员村民所说事件的真假。但不论真假，合同不轻易给人查是事实，一些对现状非常不满的党员开始附和这个党员，向一般村民讲说村委干部撰改合同。

一份真的经济合同有资格说明投资活动的真相。村委干部为甚么不公开合同来为自己清洗嫌疑，令人困惑。作为研究者不能妄加揣度干部的意图，只能感叹一件物品或一个真相贴上「机密」的标签，就剥夺了一般人对它的知情权，在掌权者和普通村民间又增添一种不公正。

改革开放前，政治挂帅时期，为了政治斗争阶级斗争的需要，全国揪出成千上万假想的「敌人」。在「敌情」四起的年代，大凡与集体、政策有关的内容都是机密，不能随便让「敌人」得知。划定「机密」的习惯延续到今天，就慢慢变成为当权者有选择地封锁隐瞒某些事实和信息。

掌权者隐瞒的不止是经济活动的真实环节，还有政治活动的细节。村委籍口党支部内的事，不向村民公开选举中出现的问题。1998年选举时，对书记之位竞争激烈，各路人马出尽招数拉票，书记用公款请年老的党员吃饭、桑拿，原村长程天也公款请中青年党员大餐一顿，原治保主任李某甚至出钱买票。程天的好友周某由上级派来主持沙村选举工作，周某在党员分组讨论候选人名单时，明确提示不要选张书记，当时就有与张交好的党员反对周某的做法，此事被张知道后，通报到镇里，程天因此被借口年龄大取消了候选人资格。选举时，每人发一张选票，票上印有六格，预先由支委提出来的五个候选人名字占了五格，还剩一格由党员自由提名。但党员说，选举时分三组，每个组都有人在场监视，老党员说只能照着已有的提名打勾，不敢写其它人的名字上去，有人在场监视不说，还怕笔被认出来对自己不利。沙村此次选举也算得热闹非常，李某拉票、程天打击对手之事在村里闹得沸沸扬扬，普通党员、群众私下谈论纷纷，但村委却没有开口对村民作过解释，理由是：支部内部的事，不便让一般群众知道。

从这些事看到，村民要表达自己的心声一点不容易。权力网络可以找出甚至编出很多理由来阻止村民心声的传播。尽管村民对现状诸多不满和批评，但这些意见大多限于私下交谈，流传于村子内部，传达到外部的信息并不多。村民的声音不能顺当传至上层，一是权力网络中的人有意阻挠意见传播；二是村民很少有机会接触上层掌权者；三是不到万不得已，村民不会开罪掌权者，毕竟，他们还要在这个地方生活。

权力网络就像台滤波器，把村民的各种声音过滤一次，对网络有利的就传播出去，对掌权者不利的就滤掉。村民保护自身利益的声音，在权力网络的阻挠下变得微弱。而掌权者依然可以借用「机密」之名进行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黑箱操作」。「黑箱操作」引致集体资源大量流失、普通村民的民主权利受到侵害。众多假「机密」遮掩着权力网络中人在不公正基础上进行原始资本积累的事实。普通村民的应得利益，在地区转型发展初期不公正的原始资本积累中被牺牲掉。

沙村地区现在交通发达了，民意表达却不顺畅。这个反差，让人看到沙村地区的现代化外表下隐藏着许多陈腐不合时宜的东西，它阻止普通村民的思想理念向现代方向转变，拖滞着村民在强烈现代化冲击下产生的改良意愿。虽然不满现状的村民很多，但他们的意见经过权力网络后变得细小微弱，最后还要视干部的意愿来决定是否予以采纳。而掌权者的声音可以一当十，他们之间的联网保障了他们意愿的实行。平民依赖于高层而不是依靠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方式，很难将声音输入权力网络之中，唯有将怨气积累起来择时「造反」。

九、披着西装的农民：失望中的希望

封闭的村落突然之间向外打开，一时间思想纷呈。待热闹过后，尘埃落定，让人看到的却满是各种不公正现象。由于历史、制度等原因，地区发展的同时，也为权力网络中人提供了大量的掠食机会，普通村民的经济利益和民主政治生活都受到不公正的侵害。社会公正原则在转型中的沙村地区被人为践踏。对「集体大于个人」的宣扬、过时的权力组织、共同掠食的权力网络以及众多的机密，为掌权者和权力分享者提供了掠食的机会、场所、手段和保护。集体资源在权力网络中人和普通村民间不平等分配的同时，村民还要忍受精神上的不公正待遇。村民对民主、对公正的希求期望在权力网络中人保护自身利益的行动中支离破碎，以致整个地区民众普遍接受「掠食」是符合人性的心理反应。村民维护自己利益，对抗权力网络时，也超越公正原则采用夸张手法。沙村地区的城市建设、生活方式在外力推动下渐入现代境地，但生活在其中的人，对现代社会重要的「公正」原则置若罔闻。

地区快速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却远远落在后面。村民的衣食住行加入许多现代因素，思想也渐渐在冲突中转变，开始注重自己的权利和人格、质疑权力的组织形式和政治生活的平等，他们希望有更适宜现代生活的组织方式。不过，他们的转变与地区的现代化比起来，慢得太多。地区物质方面的现代化有步骤有计划有明确方向地进行着，村民却是在无数的教训中盲目摸索现代社会应有的方式。村民凭着勤劳富裕了，从贫困到富裕直至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也不会有多少村民去思考现代化的真实含义。但村民利益受损时，自会运用「公正」、「民主」的概念去评价自己及他人的行为，去寻求保障「公正」和「民主」的途径、方法。村民的寻求注定不会一帆风顺。一是村民自身素质有限，他们对现代公正、民主的了解仅来源于香港电视和可以订阅的报刊。地区发展前，村民没有现代化的经验，地区发展后，也没有人为村民举办现代化知识讲座；二是地区权力网络为了保证权力和掠食，阻止村民对现代民主、公正的要求。从后一点来说，掌权者的行为向现代化的转变还落后于普通村民。掌权者怎样利用手中的权力，影响着整个地区民众精神现代化的进程。可惜的是，沙村地区的领导没有能力也没有准备带领村民学习、接受现代社会的基本精神。所以，在这个外表快速现代化的地区，权力机构并没有秉持社会宽容原则，去接纳重视村民的不同意见。相反，权力网络中人在各种相互包庇中如鱼得水，恣意行事。而整个地区社会的不公正就由此产生。

沙村地区社会在「集体大于个人」的思想指导下，不公正地评估集体能力和个人能力，让集体代理人享有全权处理集体事务的权力，从而拥有潜在的掠食机会，造就集体资源在领导者和村民间不公正分配的可能。同时，社会用比对个人行为宽容得多的态度对待集体行为。一个成熟的现代社会里，集体和个人是平等的，不允许个人用不正当手法侵害集体利益，也不允许假借集体之名侵犯个人。村一级的权力组织，不仅不能有效地防止公权使用者「假公济私」，还催生了使用者的掠食行为。过时的权力组织赋予领导者过大的权力，又缺乏相应的监督机制约束权力的使用。不断加强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无法制止干部滥用权力。公正原则被拋在一边，大量集体财产流失到少数个人手中。掌权者掠食得到权力网络的保护，一般村民也没有能力打破权力网络驱逐不受欢迎的掠食者。

在沙村地区，现代社会的公正和宽容原则还没有在现代化的外表下良好发育出来。管理地区的权力机构还是现代化前的那一个，只不过从小楼搬进大厦再挂上些现代对象而已。沙村的干部离现代社会的理性原则还很远。所以无论他们怎样用潮流衣物来装扮自己、用现代产品来充实家庭，他们都还不能算是真正的现代人。他们只是披着西装的农民，让人失望。

不过可喜的是，失望中还有希望。村民虽然自身素质不高，但因强烈受着邻近香港的影响，在与权力的冲突中，积极提倡模仿香港社会的管理模式。比如村民提出：村委干部候选人应在选举前提出具体的施政报告；干部应该由全民直选；设立像香港廉正公署一样的独立监察机构。村民不完全了解香港社会制度的基础和运作方式，只是凭经验认为香港的管理模式好过现在村子用的模式。他们在多年的实际生活中感受到村子的现行管理方式有很多漏洞，因此要求启用一套可以带来更多公正的管理机制。

与村民相比，地方管理官员在这方面似乎落后些，他们并不喜欢这些建议。官员常说现在的村民「不听话」、「不好管」。在他们心中，还把村民当成他们的子民，而不是享有平等权利的现代公民。满脑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封建思想的官员，又怎能给村民以平等和公正呢？不论官员是否真的食古不化，但在维护他们的利益时，他们毫不犹豫地训斥村民「不听话」。

沙村的现状，让人感到中国农村的现代化之路何其艰辛漫长。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跟不上现代化进程，必然拖滞整个国家的现代化。我们的眼睛不能只看到城市闪烁的霓虹和高楼大厦，看不到淹没在城市阴影里的农村。像沙村这样算得上富裕安乐的村子，在大陆并不多，还有位数不少的村庄挣扎在温饱线上。沙村也算是走在大陆农村现代化的前列了，还有更多的村庄远远没有起步。沙村的现代化尚且如此不尽人意，其它的就可想而知。

清代末年的现代化受挫，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注重发展一个个孤岛似的城市而忽略广大农村的跟进，农村被拋在现代化的后面逐渐衰败，农民生活困难，城市的发展也失去了有力的后继支持，最终导致社会动荡不安，现代化搁浅。大陆城市与农村的差距越来越大。如果仍一如继往地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少数大城市的国际化、不改变农村现有的权力组织形式，那么，强调农村的现代化发展和对农村不正之风的整治，也只能流于文件之中。现在实力雄厚的城市与羸弱的农村已经是站在悬殊的起跑线上，距离也拉得越来越远。长此以往，滞后的农村必将影响城市的发展，拖延大陆的现代化。

要加快农村的现代化，除向农村投入资金外，更紧迫的是改变农村现有的权力组织，为农民创造一个公正的环境。后一点比前一点重要，也更难做到。

第二篇：田野调查

潮汕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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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2工本6班-旅游与酒店管理

【概述】

古称为潮州文化，是海内外潮人的根，在广东潮汕地区（以现在广东汕头、潮州、揭阳三市为中心）。生活在这个地区的潮汕人，是汉民族中具有独特的文化面貌的一个支系。我们把潮汕人所创造的文化名为“潮汕文化”，并给它以如下界定：

首先，潮汕文化是汉文化的一个地域性亚文化，它是在潮汕地区自然环境条件的影响下，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的。

潮汕地处中国大陆的东南隅，广东省的最东端，与福建省毗邻,总面积10346平方公里。地形大势，西北高而东南低，东北和西北多高山丘陵，绵延起伏，东南瀚海连天，形成一个内陆比较封闭，而有很长海岸线的地理小区域。这种地形地貌特征对潮汕文化的形成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其次，潮汕文化包含着许多文化特质，它们组成了既与共存于同一地域中的畲族文化、客家文化不同，也与周边其它地域文化有异的一个体系。在这些文化特质中，语言是最具有区别性特征的一种。因而，我们把潮汕文化理解为，由讲潮汕话的民系所创造的一个文化共同体。

其三，潮汕文化是一个动态的开放体系。它的形成过程，是本地原住民文化和移民文化经过多次互相影响，互相吸收而逐渐融合的过程。在自成体系之后，由于潮汕人的迁徙，潮汕文化向海外传播，同时吸收其它文化的因素，不断发展。

潮汕地区地狭人稠，人口与资源和环境矛盾很大，激烈的竞争环境培养了潮汕人的创造、开拓和冒险精神，不少人外出到海外谋生，形成社会风气，在农业上精耕细作，在手工业上精雕细琢，在商业上更是精打细算，极善经营，闻名海内外，有“中国的犹太人”之称。清中叶著称一时的广帮商人，主要由广州帮和潮州帮商人组成，潮商在国内的东南沿海及江南一带生意做得很大，在泰国、新加坡一带颇有势力。强烈的商品意识，是潮汕人一种颇具优势的文化潜质，使他们在改革开放时期足迹遍及城乡，渗透各行各业，特别活跃。秦汉以后，汉文化向岭东扩展。晋唐时期，中原主流文化影响逐渐扩大，陈元光平定泉潮间蛮僚啸乱、韩愈谪任潮州刺史，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事件。宋元时期，大量移民入潮，闽文化北来，使潮汕地区全面开发，是潮汕文化形成的重要环节。明清时期，最终形成有鲜明特征的潮汕民系文化。潮汕地区从宋代起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也相应发展，人才辈出。

潮汕方言

潮汕方言，即潮汕话，又称潮州话，属汉语方言八大语系之一的闽南语系。它的词汇丰富，幽默生动，富有极强的表现力，并保存着很多古汉语的成份，因而为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家所重视。潮州方言有自己的字典《潮州字典》，以及《潮语十五音》等研究地方语言的专著。

戏剧音乐

潮剧又名潮州戏、潮音戏、潮调、白字戏，主要流行于潮州方言区，是用潮州方言演唱的一个已有四百三十多年历史的古老的地方戏曲剧种。它是宋元南戏的一个分支，由宋元时期的南戏逐渐演化，吸收了弋阳、昆曲、皮黄、梆子戏的特长，结合本地民间艺术，如潮州音乐等，最终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形式和风格。潮剧的语言并非一开始就使用潮州方言。从明刻本《摘锦潮调金花女大全》可以看到，这时的潮剧主要用潮州方言演唱，但其中一些场次的唱腔和道白，标明用“正音”（即“官腔”）演唱，这说明潮剧从南戏演化的过程中，开始可能全用“官腔”，其后才逐渐减少“官腔”的分量，而最终完全地方化。潮剧有自己的体系和独特的风格。音乐唱腔是曲牌联缀为主的联曲体和板腔体综合体制，至今保留一唱众和，二、三人以上同唱一曲和合唱曲尾的帮腔形式。唱腔以轻婉抒情见长，多曼声折转，清丽悠扬。潮剧行当由南戏的生、旦、丑、净、外、贴、末发展到现在为十类丑、七类旦、五类生、三类净、其中以丑、旦两行表演较有特色。

潮州音乐源远流长，优美动听，驰名中外，它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浓郁的地方色彩。其门类有：以三弦为领奏乐器，伴以弹拨、弦索乐器的弦乐；以琵琶、三弦、筝组奏的细乐；以佛场主要法器，伴以唢呐、横笛领奏的庙堂音乐；以笙、箫、管、笛为主要乐器的笛套音乐；以潮州大锣鼓伴以唢呐领奏的潮州锣鼓乐等。其表演形式灵活多变，既可表演出千军万马，气势磅薄，壮怀激烈的场面，也可奏出轻快活泼、悠扬悦耳的情调。千百年来，潮州音乐备受世人喜爱和欢迎。1957年潮州音乐团在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表演并荣获金质奖章。据传六十年代初，周总理访问瑞典时，瑞典国王馈赠的礼物中，便有两张他自己珍藏的潮州音乐唱片。由此可见，潮州音乐已被视为稀世奇珍。潮汕英歌

所谓北有秧歌,南有英歌。流行于潮汕一带的英歌是汉族具有代表性的民间广场情绪舞蹈。据说它起源于明代中期,是以梁山108好汉为原形。表演形式分有“前棚”和“后棚”之分，现已大多简化只有前棚表演，表演时画着梁山好汉脸谱的演员手持双棒或圆鼓起舞，气势粗犷雄壮。编辑本段潮汕工艺

潮州木雕是工艺美术的佼佼者，说来有趣，在卷帙浩瀚的《辞海》中，要查出“木”雕一词，必须贯以“潮”字方可查到。“潮州木雕”成为专有名词，可见其艺术性、专访性之强，影响面之广。潮州木雕在唐宋时已初具规模。至明清而日臻完美，如今仍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潮州木雕形成了鲜明的风格。其形式有圆雕、沉雕、浮雕、多层次的镂空雕，而外形色彩上，可分为黑漆装金、五彩装金、本色素雕三类。在应用上则大致分为建筑装饰，家具装饰，神器装饰和案头陈设等四类。在潮州，不管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民居之陋，人们随处都可以见到木雕艺术的存在。所以，潮州有“木雕城”之誉称。

潮绣是我国四大名绣之一——粤绣的一大支系，早在唐代已出现，明、清两代更趋成熟。《潮州府志》云：“潮州妇女多勤纺织”，“织任刺绣之功，虽富家不废也”。清末，潮州还出现过二十四名“绣花状元”，并赴南京参加全国刺绣比赛。潮绣讲究构图均称，色彩浓烈，富丽堂皇，其品种大致可分为日用品、欣赏品和剧服三种，形式有绒绣、纱绣、金银线绣、珠绣四大类。针法千变万化，主要有“过桥”、“銮乾”、“历艮”、“二针锁”、“三针锁”、“三山起”，以及“打只”、“化针”、“乱针”、“点绣”等六十多种。潮绣因其瑰丽多彩，技法精巧而著称，产品行销世界各地，深受青睐。

此外，还有巧夺天工的潮州抽纱，多姿多彩的潮州花灯，潮州剪纸，潮州银饰，潮州陶瓷，潮州嵌瓷，潮州石雕等等，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潮汕建筑

潮汕民居以传统的三合院、四合院为基本布局，最基本形式称“下山虎”和“四点金”。规模较小的城镇平民居屋有布局狭长的“竹竿厝”。大型民居以四点金为基础横向或纵向扩大规模，称“三厅串”、“八厅相向”、“四马拖车”、“百凤朝阳”，其外部轮廓则保留十分规整的正方形或长方形。大规模的集居式住宅称为“寨”，这是清代潮汕地区乡村居民军事化的产物。从平面上可分为方案和楼寨，从外围方式上可分为围墙和围楼。在潮阳，这种集居式住宅称为“图库”。海滨贫民旧时所居多为涂(草)寮，是夯土或以木、草织成墙体的茅屋。潮汕地区建筑材料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大量采用贝灰和石材。至迟在北宋已开始烧制贝壳灰，以贝灰为主体原料的三合土版筑大为盛行，不仅应用于建造房屋、高塔上，而且应用到加固堤防上。石材不仅应用于建筑构件的门框、栏板、抱鼓石、台阶、柱础、井圈、梁枋上，而且建造了石牌桥、石塔、石桥大型建筑物。

潮汕祠堂的基本结构，有两厅夹一庭的两进式和三厅两庭的三进式两种。其建筑系统地运用木雕、石雕、嵌瓷这三大潮汕建筑工艺，装饰豪华，富丽堂皇，雄伟壮观，具有一定的欣赏价值。潮汕祠堂还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价值。如普宁市西社乡永思堂存有民国修建碑记，从中可以了解该祖源流及世系辈序，这对研究该簇历史有很大的帮助。澄海市后溪乡芳庄堂，堂正中入门有一祖墓，这一现象在潮汕是极其罕见的。

潮汕土楼主要分布于饶平县和潮州市凤凰山区及其余脉，如潮安县铁铺镇平原地区。

潮汕人文

潮汕善堂是最具潮汕人文色彩的代表，它是一种带有民间信仰性质的慈善机构。在这种善堂文化的熏陶下，潮人多乐于做慈善事业。

潮汕民俗

潮汕民俗繁多，且保留着很多中原传统文化，这也是潮汕人一直骄傲的地方。除了传统的节日外，他们还保留着盂兰节，中秋烧塔,新年烧龙等等中原已消失的习俗。另外较有特色的还有“人节”食七样羹，澄海赛大猪，盐灶拖神等等习俗。潮汕饮食

潮州菜源于潮州，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据史料记载，潮州菜可追溯到汉。盛唐之后，受中原烹饪技艺的影响，发展很快。唐代韩愈临潮时，对潮菜美味赞叹说： “……章举马甲柱，所以怪目呈。其余数十种，莫不可叹”。至明末清初，潮州菜进入鼎盛时期，潮州城内名店林立，名师辈出，名菜纷呈。近代，由于潮籍海外华侨的往来，潮州菜博采海内外名食之精华，菜式更加丰富多彩，质量精益求精。时至今日，潮州菜已经发展成为独具岭南文化特色、驰名海内外的我国名菜之一。

潮汕小吃，品种繁多，香味可口，让人尝试以后绝对想再尝。信手拈来就有西天巷蚝烙、贡咕鹅肉、老姐猪脚饭、老妈宫粽球、朥糕，以及各类粿品、甜品。牛肉丸。潮汕濒临太平洋，海产资源丰富，为汕头港一带流行，制作鱼丸等提供了有利条件。有关鱼丸的制作，潮汕民间传说始于公元前三四百的楚国，那时的平王喜欢食鱼，一日无鱼便食不甘味。不过这位楚平王平日骄横惯了，性格残暴，谁也惹不得他，否则生命难保。可笑的是他吃鱼时，如果不小心让鱼骨鱼刺给哽了喉，他从不责埋自己粗心，而总是怪罪厨师，把他杀掉，这可就太难办，太难侍候了。有一天，御厨由一位新来的厨子主理，他家上有老母下有幼子，很为自己的性命忱忧。经过苦思，他想出了一个妙法：“大王要食的不就是鱼肉而不是鱼刺鱼骨嘛?干脆先想法把鱼肉和鱼刺鱼骨分开来，然后再把这些净肉加上配料煮熟以新菜肴的名义供上去，即使得不到大王的首肯，起码也保住了自己的头颅，他就按这法子做了。据说，这就是鱼丸最初时的雏形。后来，因为这种新颖别致的吃鱼方法得到楚平王的赞许和赏赐，它也就传出了宫墙外，传到了南方，传到了潮汕，经过本地厨师的花样翻新，它富有潮汕特色，赢得四方宾客喷啧称赞。

潮州打冷，主要是各类卤水，腌制河鲜等具有潮州饮食特色的冷菜。

潮州功夫茶，中国的茶道。

潮汕工夫茶。工夫茶是潮汕地区极富地方色彩的茶道文化，它历史悠久，植根于千家万户，几乎可以说，凡是有潮汕人的地方，就有人冲泡工夫茶，它在冲法上，不论是器具、用水、程序、饮法，都极具潮汕地方风味，我们甚至可以说，工夫茶是潮人的代表特征。首先，我们从潮汕文化发展的历史来看，潮州菜和工夫茶都是极带潮汕地方特色的文化，且一“饮”一“食”，又同属潮汕饮食文化。所以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这两种潮汕饮食文化的形式便互相靠拢，借以更突出其地方色彩和特色；其次是工夫茶在潮汕人的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大凡亲朋好友聚会，接待客人都要用工夫茶相待，而潮菜筵席同样是一种社交形式或亲朋好友聚会的形式，因而同样要用上工夫茶；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工夫茶的最突出特点是量少而茶水浓醇，茶杯只有半个乒乓球大小，但喝下去却满口茶香，回味无穷，因而这种茶道形式，便十分适合筵席间饮用。潮州菜席间上工夫茶，确实给潮州菜增色不少，既增添潮菜地方色彩，又符合人们的饮食规律，当人们吃完一道浓郁的菜肴后，喝上一小杯工夫茶，既解肥腻，又清除口腔中的杂味，以便能更好地品尝下一道菜肴的美味，因而使人们在进食的过程中，变得有韵律和节奏。在潮菜筵席中，上工夫茶的程序一般是当客人入座后，便要上第一道工夫茶，以后席间穿插上2～3次，且最好上在较肥腻的菜肴之后，当筵席结束时，又要上最后一道工夫茶。

牛肉丸。潮汕濒临太平洋，海产资源丰富，为汕头港一带流行，制作鱼丸等提供了有利条件。有关鱼丸的制作，潮汕民间传说始于公元前三四百的楚国，那时的平王喜欢食鱼，一日无鱼便食不甘味。不过这位楚平王平日骄横惯了，性格残暴，谁也惹不得他，否则生命难保。可笑的是他吃鱼时，如果不小心让鱼骨鱼刺给哽了喉，他从不责埋自己粗心，而总是怪罪厨师，把他杀掉，这可就太难办，太难侍候了。有一天，御厨由一位新来的厨子主理，他家上有老母下有幼子，很为自己的性命忱忧。经过苦思，他想出了一个妙法：“大王要食的不就是鱼肉而不是鱼刺鱼骨嘛?干脆先想法把鱼肉和鱼刺鱼骨分开来，然后再把这些净肉加上配料煮熟以新菜肴的名义供上去，即使得不到大王的首肯，起码也保住了自己的头颅，他就按这法子做了。据说，这就是鱼丸最初时的雏形。后来，因为这种新颖别致的吃鱼方法得到楚平王的赞许和赏赐，它也就传出了宫墙外，传到了南方，传到了潮汕，经过本地厨师的花样翻新，它富有潮汕特色，赢得四方宾客喷啧称赞。

粿文化，糜文化，也是潮汕饮食的一大特色。潮汕赋

潮汕赋

借五岳浩气，纳昆仑龙恩。抱神龟玉柱，揽日月辰星。晒天地万物，威镇①潮汕矣。

粤闽之交，襟海背山。美丽富饶，无欲有容。夏无醒者，冬绝严寒。史载潮土，五千余年。秦汉以降，各族和睦。山风海涛，涤荡心胸。共历沧桑，柔中寓刚。

刻苦耐劳，谦恭和顺。奋发进取，开拓创新。江河行地，日月经天。涛声依旧，潮人永存。卓越贡献，举世闻名。薪尽火传，历久弥许。兼告开放，源远流长。

尤睹潮史，源于两晋。时郡立揭，福享流域。西辖粤惠，东连闽浦。北跨兴梅，南据海涯。天地之间，生灵万物。各茁奇葩，无不攀天。为添意如，浦惠两地。

另立郡卫。重溯海阳。唐宋贤俊，岭南丽珠。韩公文道，永铭潮汕。璀璨文化，独树一帜。风流人物，萌芽千秋。八俊七贤②，功勋无量。

绣山丽水，环绕三江。两寺相映，玄山开元③。鸿雁群集，海碧蓝天。令其天意，府居潮安。地灵人杰，盛水洞天。大明大德，清月清风④。时冠二林，文武状元⑤。

今朝盛世，天地和谐。巍巍新都，四市九县。土沃园博，瀚林之乡。江山如画，海纳百川。宏港明珠，独占鳌头。春秋彭湃，民众夸赞。林君子丰，时振英港。

许氏涤新，经书立传。庄翁世平，德高望重。泰斗宗熙，谱写史章。陶朱嘉诚，楷模一鉴。高贤林立，胜举难书。俊彦贤达，漫笔延闻。

潮人当今，千千万万。根扎广宇，四海和颜。五洲共济，百业辉煌。尤以商贾，驰名宇环。大鹏展翅，龙凤高翔。亿万裔孙，旭日朝阳。金黎鼎盛，奇花异树。

目目芳菲，无一不妍。古今美德，团聚骨肉。风呈水起，诚信相传。故曰“三江水汇脉相连，傲骨花开四海妍。八俊七贤今再现，潮人商贾遍大千”。

美哉、美哉！。厚德 载 物，潮汕潮人也

丁亥春月华仙人陈少慈写于泰龙斋

第三篇：田野调查

上大学前就听一些同学讲大学后会有很多的实践机会，它不像高中一样只是在背书。上大学后一个学期，我发现自己也没有参加过什么实践。而在第二个学期开始，我终于迎来了自己的第一次实践，内容就是去做一个社区调查。

其实一开始自己接到这样一个任务，真的一点头绪都没有的，心里也没有底，毕竟自己也是刚刚开始学社会学的调查研究方法嘛，更何况自己一个实践都没有做个，经验方面就更不用讲啦。

在知道要做社区调查后，我们很快也找好了人并组成了以马凯旋同学为组长的团队。在组团后，我们也就开始讨论定课题的事情，那时的我也是没有什么方向的，我认为一个社区有太多方面的东西调查了，根本不知道从哪里入手进行调查。在听过我们小组同学的讨论后，我们基本定了调查的方向是教育方面的。在和老师讨论后，老师认为我们的课题太大了，不好做。于是我们又开始讨论课题的事情了。我们组中有一个回族的同学，他很想对北京的回族的文化方面做一个调查，于是，我们把课题更细的定到了家庭教育对回族传统文化的影响方面。有了课题，我们接下来就要定调查的地点了。我们的组长之前寒假在北京薛营回族村做过支教，所以她建议我们去那里。而我们在认为那地方太偏远，不方便调查后，我和组内的成员又上网找了一个在朝阳区的常营回族村，考虑到这离我们学校比较近，于是我们就初定调查地点在那了。在没有对常营回族村有太大了解的情况下，我们小组成员做了一次初探，但我们去到常营后才发现这里已经发展成一个城市的小区了，对原来农村面貌的保存已经不在了。所以我们也就一致认为这个调查地点对我们的课题不好做。于是我们又把调查地点放回了薛营回族村。从课题的选定和调查地点的选定中，我知道了原来定一个研究课题是很不容易的，我们要经过很多的讨论；查找资料等才能定出一个好的课题来。在找调查地点时，我也知道要先对选定的调查地点最好要有一个初探，看看那个地点是否符合自己定的课题，是否让自己的课题更好的展开等。

在完成课题后，我们也开始分工写开题报告了。我们小组每个人都负责开题报告的一部分，当然分工也是组长来的了。在组长的分配下，我负责的是开题报告的课题研究的局限性和创造点的撰写工作。在一开始接到这个任务时，我也是头脑一片空白啊，我根本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写，于是我就翻阅正在学习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和上网找相关的资料，但经过多次的查找后，我还是没有找到好的资料，于是，我就根据自己的观点开始写了，第一次嘛，当然格式什么的都不知道，后来在交给我们组长后，她帮我修改了很多的东西，真是很佩服我们的组长的。在之后，我们再一次聚集讨论的时候，组长拿出了我们的开题报告还有两份的访谈提纲，我一看到也就纳闷了，因为之前组长也没有跟我们说要做访谈提纲的事情。原来这些都是组长一个人在做啊。我再次佩服我们的组长，她的确有很好的领队能力啊。在那时我才发现，做一个领队也是不简单的，他要承担比组员更多的工作。在队长中，我学会了很多事情，真想下次有机会自己也当一下领队，锻炼一下自己也是件好事。

当一切的准备工作做好后，我们小组也对薛营回族村做了一次初探，尽管之前我们的领队来过，但这样的程序也是必要的嘛。在经过2个小时的车程后，我们也终于来到了薛营回族村，当来到村的时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里很干，比北京的城区干很多，会让我这种南方人受不了。之后，我们来到了村委会，本来是打算找一个我们的一个师兄找点有关本村的资料的，因为他在这做村官嘛。但是很可惜他不在。于是我们就和村委会传达室的大爷做了一个访谈。这个访谈主要是我们组长来做的，而我当然也就是在一旁做笔记和学习学习啦。

在组长对大爷做访谈的过程中，我学会很多有关访谈方面的知识，例如怎样去控制问题，怎样去追问问题等等。其实访谈也并不是我们平时的纯聊天啊。在对大爷做完访谈后，我们在村子了走了一下，对村子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初探回来后，我们就分工做整理，最有意思的是我分到了整理当地清真寺旧碑文的工作，在一开始时，我看那个碑文图片上面的字就不是很清楚，而且那些都是繁体字。在苦看了很久后，我还是没能把全部的字翻译出来。好在我略懂一些ps技术，把图片整了一下，那些字也就清楚多了。接下来就是翻译工作，还好，自己平时在家看的大都是香港的电视台，对繁体字有一点的认识，翻译这方面也就很快完成了。接下来就是断句了，我自己的的古文能力很有限，只能大致的断了一下。好在我想起了一个历史学基地班的同学，于是找了她帮忙，谢天谢地啊！真是感激那位同学，帮了我一个大忙啊。

第四篇：田野调查法

目 录

1田野调查法 1.1 概念 1.2 工作程序 1.3 注意事项

2工作程序具体描述 2.1 准备阶段 2.2 开始阶段 2.3 调查阶段

1田野调查法 概念

田野调查又叫实地调查或现场研究，属于传播学范畴的概念。主要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如人类学，民俗学，考古学，生物学，生态学，环境科学，民族音乐学，地理学，地质学，地球物理学，语言学，古生物学，社会学等，其英文名为Field work。科学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是由英国功能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Bronisław Kasper Malinowski）奠定的，在我国这方面卓有成绩的是著名社会学教费孝通先生。其最重要的研究手段之一就是参与观察。它要求调查者要与被调查对象共同生活一段时间，从中观察、了解和认识他们的社会与文化。田野调查工作的理想状态是调查者在被调查地居住两年以上，并精通被调查者的语言，这样才有利于对被调查者文化的深入研究和解释。传统的田野调查方法花费时间和精力，花费的成本较高，另一方面，如果方法运用有不得当的地方，那么其信度和效度也会大打折扣。工作程序

田野调查可分为四个阶段：准备阶段、开始阶段、调查阶段、撰写调查研究报告阶段、补充调查阶段。这里仅前三个阶段作一说明。注意事项

题目的选择：个人兴趣； 题目大小能否掌握； 题目的发展性；

语言、书目、财力、当地学者参与等。研究的可行性：学术考量； 政治（visa，题目政治敏感度）体能 财力 时间。

共同的特征：资料提供者（informant）或受访者(interviewee)；——深度访谈者； 音乐演出、文化仪式典礼记录；

田野记录（略记、日记、记事本；包括时间金钱的安排）音乐录音 照片 影片摄影 书籍、音响资料、乐器收集。参与观察法：完全参与； 边参与边观察； 完全观察。

田野工作能力培养：人际关系（获得informant的信任）却除文化偏见（尊重对方文化的重要性）语言（对田野工作地方语言的运用）

Interview的方法、练习：常犯错误——讲太多、插话、错误引导观察、记录、写作能力。Recording/photography能力（对所有设备完全熟悉运用）

田野常遇见的困难：田野地区的问题——社区的挑选（是否受欢迎）例：萧山楼塔细十番【（十首曲牌连缀的民间吹打乐）弦乐和敲打乐）】 ——个人资料、研究目的、停留时间

——当地地方、中央政府的拜访与有关文件（文化馆、镇政府）文化生活冲击与适应：语言、饮食、天气、健康 Informant寻找的问题——是否愿意提供资料

——是否具代表性（是否是专研某一专业；不要问错人）——不同意见的人

田野的内容：离开时、离开后的关系建立（带礼物给当地人表示友好与报答），为以后的再次拜访创造条件。2工作程序具体描述

准备阶段

田野调查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否则难以获得理想的成果。准备阶段通常包括如下几方面的过程：

1、选择调查点。

选择调查点的基本要求：一是要选择有特色的地区，二是要选择有代表性的地区，三是要选择特殊关系的地区，四是选择前人调查研究过的著名社区。选好调查点对成功地进行调查具有关键性的意义。中国地域辽阔，乡村数以万计。总的来说，应选择具有特色或较典型的地区或乡村进行调查。所谓“有特色”，就是该地的社会或文化较为特殊，与其他民族或其他地区差异很大。例如，类似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裕固族的帐房戴头婚、福建惠东人的长住娘家习俗，都是很有特色。多民族交错杂居地方的文化涵化，也是很好的研究对象，特别是两三种差别较大的文化交接地区，像甘肃、青海地区，是伊斯兰文化、藏传佛教文化和汉文化交错地区，相互影响很大。我早在80年代就发现裕固族的帐房戴头婚（与纳西族的阿注婚类似）很有特色，并初步判断这种婚俗不是本民族固有的，但自己一直没有时间去调查。2000年，我让一位硕士研究生去调查，调查结果证明了自己的假说，并写出硕士论文。所谓“有代表性”，就是说该地在该民族中具有代表性，比较典型。例如，1983年我在调查阿尔泰乌梁海人（又称图瓦人）时，选择新疆哈巴河县白哈巴村作调查，因为该村在中俄边界上的原始森林之中，交通不便，与外界交往少，保留了较为典型的图瓦语和图瓦人的生活习俗。1993年，我们选择新疆北部地区的富蕴县作为哈萨克族的调查点，也是考虑到该县较有代表性，较为典型，一是哈萨克族人口占60%以上，以牧为主，传统文化保留较多。而且又是矿产十分丰富的地区。该县名称“富蕴”就是因为蕴藏丰富矿产资源而得名。所谓“有特殊关系”的社区，也就是有自己的亲戚或好朋友居住的村庄，亲戚或朋友对你准确了解社区的情况大有帮助。1883年我到新疆白哈巴调查时，不仅该村较为典型，而且还有一个新认识的朋友（新疆阿尔泰中学教师）住在该村。我们到该村后，住到他家里，对我的调查帮助很大。

跟踪调查前人研究过的著名社区，有一个基本的参照系，可以了解该地的文化变迁，也可重视审视前人调查的资料是否可靠、准确。

总的来说，如果所调查的对象很一般，没有什么特色，写出来的调查研究报告也就不会引起重视。研究汉民族也一样，不能随便选一个地方，应该选择较有特色的。

选点最初可能选的是一个县，具体的调查的乡村可能要到了县之后才能最后确定。

2、熟悉调查点情况。

调查点选定之后，必须作好充分准备，熟悉当地情况，熟悉民族成分、人口、历史、地理、特产、部落或民族支系等各方面的情况，收集有关的文献资料和地方志资料。中国各民族、各地区有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或田野调查资料，这是与西方国家的人类学和民族学所研究的对象大不相同的地方。调查的重点，在于收集新的、别人没有发现过的材料，或者从别人没有调查研究过的方面进行调查。如果调查前不了解已有的文献资料和调查资料，对该民族和该地区一无所知，一则需要较长的时间来熟悉当地情况，浪费大量的时间；二则可能会把别人早就调查和发表过的材料当作新材料。只有在调查前就熟悉该民族和该地的习俗和文化，才有可能收集到新的、别人没有发现过的材料。另外，如果对所调查的民族情况知之甚少，也得不到当地人的尊重和欢迎，甚至可能会瞧不起你，因而也就得不到他们的密切配合，或者对你的访问随便敷衍了事。只有对该民族和该地区有较深入的了解，才有可能进行深入的调查。我在新疆哈萨克族地区调查时，调查前把哈萨克族的部落系谱背得滚瓜烂熟，到调查点后，倒背如流，使当地哈萨克族干部和群众十分惊讶，并受到热情接待，收集了许多鲜为人知的资料。

3、撰写详细的调查提纲和设计调查表格。

有些人主张不用撰写调查提纲，不用表格。我认为这不是科学的方法。有调查提纲和调查表格，收集的资料较为系统、全面。否则收集的资料将是残缺不全，许多问题将会漏掉。我以往的几次调查，都是调查前撰写了较为详细的调查提纲和调查表格。

4、熟悉有关社会和文化的理论与基础知识。

人类学研究者的调查与一般的行政干部和记者的调查不一样，需要掌握与有社会和文化关的各种理论及基础知识。例如，与社会和文化有关的理论有进化理论、传播理论、功能理论、结构理论、象征理论、族群理论、实践理论、冲突理论、交换理论、互动理论等，并有众多的与文化有关的各种概念。如果调查前不熟悉这些理论和知识，调查就不可能深入，写出来的调查报告只能有关该地表层文化的调查报告，与一般的新闻记者和行政干部不会有多大差别。开始阶段

开始阶段也就是进入田野阶段，也就是进入所调查的地区之后但未正式进行田野调查阶段。这一阶段一般包括如下几方面的过程：

1、首先要到当地政府报到，取得当地政府的支持。

到了所调查的县、乡，必须与当地各级政府联系，以获得他们的支持和帮助。现在有些调查者，不到当地政府部门报到，喜欢找熟人或认识的人，直接进入乡村。我认为，应该先走正道，正道走不通再走旁道，再找熟人。如果进入调查点后不与当地地方政府联系，一旦出了事当地政府不负责任。

到民族地区更要依靠当地政府，特别是在地域辽阔的新疆、西藏等，一个县相当于内地的半个省，交通十分不便，而且自然环境恶劣，许多地方不通客车，如果没有当地政府的配合，调查十分困难。20世纪50、60年代的民族大调查，主要依靠当地民族事务委员会。因此，前辈民族学研究者都喜欢找民委帮助解决调查中遇到的困难。我在新疆的调查经验是最好找政府办、党办，两办有权有钱有车，能对下级发号施令，下级不敢不从命。而现在的县市地方民委都是老弱病残（新疆县级民委是如此），无权无车，即使给你开介绍信，地方政府也不会听民委的。我在新疆作过多次调查，主要依靠县政府办公室和乡政府。每到一地，总是先找县政府办公室，想方设法取得他们的信任和支持。如此，办起事来会很顺利，他们会很好地安排住宿，安排车辆，并发函给调查点认真接待。

2、到达调查点所属县、乡后，进一步了解当地情况。

我在新疆调查期间，到达县镇或乡后，首先查档案、户口和有关统计资料，掌握调查点的基本情况，然后再到村或寨调查。这对于全面了解调查点大有好处，在没有正式调查之前便掌握了调查点的户数、人口、收入、民族成分等。如果具体社区调查点尚未选定，可征求当地政府的意见。

3、选好居住地。

各地、各民族风俗不同，应视具体情况和调查者本人的情况而定。我国20世纪50、60年代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一般都是住在当地人家庭中，实行三同，即同食、同住、同劳动。西方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住在当地人家中的不多，马林诺夫斯基在调查新几内亚东北约一百英里的特里布里恩德（Trobriand）群岛时，他在这个岛上的一个村子里单独搭了一个帐篷居住。柏尔图和柏尔图夫人（Pelto and Pelto）1973年研究了51个人类学家田野调查之后，发现他们在田野作业期间，大多是租当地社区的房子或公寓居住。

选择居住地，要考虑几方面的因素：一是有利于调查，有助于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住在文化水平较高、对当地社会和文化十分熟悉的家庭中是较理想的。我在新疆调查哈萨克族和蒙古族时，大部分时间住在当地人家中。二是考虑安全因素，尤其是未婚女子，更要考虑人身安全。三是考虑当地的派系关系，如果该村有两个对立的派别，而且关系较紧张，最好不要住在当地人家中，以保持中立，否则会影响调查的顺利进行。调查阶段

居住地选定之后，便开始正式调查，也就是“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阶段。由于各人的对调查目的和对调查点的了解程度不同，调查程序也就不可能完全相同。不过，对初次调查的人来说，应注意如下几方面：

1、首先了解当地的一般社交礼仪和禁忌等 每一个民族或每一个地区都有特殊的社交礼仪，如见面礼节、作客礼仪等，以及各种禁忌等。只有先了解一般礼仪和禁忌，才有可能较好开展田野调查。

2、入乡随俗，尊重当地人。乡村与城市不一样，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均不相同。一是不要怕脏，即不要怕住的地方脏，不要怕虱子多，不要怕跳蚤多（南方跳蚤多，北方虱子多）；不要怕碗筷不干净，不要怕吃的、喝的不干净。二是拜访当地人遵从礼俗，通常一般都要带礼物。我不抽烟，不喝酒，但我去拜访人家，都带好烟、好酒和其他礼物。到哈萨克族家作客，必须给小孩礼物（如糖果等），这是最一般的礼仪。如果没有，主人会不高兴。

3、注意个人形象的设计。

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哈登曾对普里查德说，调查者的举动应像绅士一样，是一定道理的。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是田野作业取得成功的重要一环。有些人认为，到调查点之后，要穿当地人的服饰，与当地人打成一片。这种方式并不是最佳的，甚至可能会造成不利的影响。无论如何，在当地人眼中，田野作业者是“外人”，而不是属于自己系统的“内人”。因此，田野作业者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也就是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者的角色。只有相当熟悉之后，当地人才会把你当作自己人。在田野调查期间，应注重个人形象的设计，我认为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是外在的形象，二是内在的形象。

外在的形象主要应注意两点：一是服饰应整洁、大方，所穿服饰应该与当地服饰有所不同，但不要穿当地人不喜欢的服饰（有些民族不喜欢穿红色或白色服饰）；二是不要留当地不喜欢的发型。如果是女性，口红不要涂太浓，香水不要洒太多。

内在的形象也要注意两点：一是言谈举止要文雅，既要有风度，又要彬彬有礼，不说粗话、脏话。二是不要做有损人格之事，不去占小便宜。

4、观察要细。

参与观察是人类学田野调查的重要方式之一。而参与观察又有“深”和“浅”之分，只有观察深入，入木三分，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才有可能写出较成功的调查研究报告。如果观察不深，就不可能写出有深度的调查研究报告来。

5、访谈既要深，而且要有技巧。访谈有两种类型，一是结构型访谈，即问卷访谈。这种访谈又分两类，一是回答问题的方式，即田野作业者根据调查大纲，对每个受访人差不多问同样的问题，请受访者回答问题。二是选择式，即田野作业者把所要了解问题的若干种不同答案列在表格上，由受访人自由选择。前一种方式人类学研究者使用较多，后者社会学和心理学研究者使用较多。

另一种是无结构型访谈，即非问卷访谈，事先没有预定表格，没有调查大纲。田野作业者和受访人就某些问题自由交谈。

无论是何种形式的访谈，一是要注意深度。深度访谈是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特色。田野调查之初，受访人往往有警惕，许多事情不愿意谈，尤其是涉及到私生活问题。只有建立较为密切的关系，才有可能进行深度访谈。例如，我的一位研究生在2000年调查北京的朝鲜族个体家族企业时，最初老板娘不愿意详谈他们家族企业的情况。后来，我让她到老板开的店里帮忙干活，并给老板娘的儿子补习英语。结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老板对她十分热情，不但把他们家族企业来京之后的发展情况全部告诉她，而且还把她和丈夫的隐私全部告诉他，甚至连他丈夫在外包二奶、生私生子、赌博及其有关的各种纠纷等全部讲出来。

二是要讲究技巧。从我个人在新疆调查的情况来看，我觉得访谈技巧应注意三方面：一是启发式的访谈。一些受访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知道很多，但他却很难用自己的语言有层次、有系统表达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调查者必须一步一步地启发受访人，或者以其他民族的类似情况予以启发。我在新疆调查阿尔泰乌梁海人时，就经常以哈萨克族的事例来启发受访人。二是拐弯式访谈，有些问题不方便直接问，例如，与现代观念不相合的婚姻习俗等，可采用拐弯式的访谈。例如，我在了解哈萨克族和阿尔泰乌梁海人的转房习俗（又称“收继婚”）时，我就先说汉族古代有转房习俗，我们老家过去也有，你们过去有没有这种习俗。其他比较隐诲的问题也大采用这种方式，这样问不会引起受访人的反感。三是要多问“为什么？”受访人能够讲述一种文化现象的过程，能够回答“是什么”的问题，但大多数人不清楚该文化现象形成和存在的原因，不能回答“为什么”的问题。要理解当地文化，就必须多问“为什么”通过各种方式寻求答案。

6、要倾听 当地人关于当地政治和现实问题的意见

在当地人（尤其是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地区）看来，从北京来的调查研究人员，是中央派来的，他们以为我们解决他们的困难和问题。我们在新疆调查期间，有些少数民族在我们面前倾诉苦水，有的甚至痛哭流涕。有的则以为我们能解决刑事案件，伤人、打架等事件也找们来帮忙解决。对于这些，千万不要有任何不耐烦的表现，要给予同情和安慰，并请他们找政府或法院解决问题。

7、关于资料收集一些问题

资料收集是的田野调查的主要目的。我认为，收集资料应注意如下几方面的问题：（1）收集资料必须遵循三条原则：

其一，着重收集新材料，收集过去没有人了解过的新材料或没有人了解过的新内容。例如，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民族性格、族群观念、文化象征、社会交换和互动等方面的内容，在五六十年代的调查中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有关资料很少，今后应多收集这些方面的资料。其二，了解该地区与同一民族其它地区的文化差异。如果同一民族其它地区已发表相关的某种文化现象资料，则着重了解该地区的那种文化现象与其它人调查的其它地区的文化现象是否相同，如果有差异，表现在哪一方面。

其三，注意资料的准确性，反复核实收集的材料。被调查者提供的材料，有些可能不可靠，必须找多人核实，如果大多数人说的相同，则证明是可靠的，如果某人所提供的材料与大多数人所说的不一样，则应慎重对待，一般情况下应取大多数人所说的为准。或两说同时收集，以作参考。我在新疆调查时，一些较大的问题往往要问10多人才放心。（2）注意收集计划外的有价值的资料。

在调查时，往往会得到许多意外的收获。例如，我1983年在新疆北部调查时，在一次旅途中，坐在身旁的一位哈萨克族乘客提供了一些文物信息。下车后我便请他帮忙，找到了文物，收获不小，首次发现清代勘分中俄边界大臣用察合台文、满文和汉文写成的五件重要文书，并找到阿尔泰乌梁海人的三颗旗札萨克银印（每颗重9斤多，印文为汉文和蒙文）和一棵散秩大臣木印等珍贵文物。其中，根据五件文书，结合大量史料和调查资料，撰写了《边界与民族——清代勘分中俄边界大臣的察合台、满、汉五件文书研究》。1986年在云南瑞丽县调查时，一次十分偶然的机会，拍摄到了云南傣族专家认为是傣族中最为典型的文身照片。

8、边调查边整理资料

每天做田野笔记，是大多数人类学民族学田野调查的习惯。我认为，不仅要做田野笔记，而且要边调查边整理。这样可以发现哪些方面调查不足，可以随时补充。我在新疆调查时，通常是白天访谈录音，晚上整理录音带。

9、调查的时间 调查时间的长短因人而异，主要根据调查者对当地情况的熟悉程度而定。外国人调查中国人不一样，中国人调查中国人不一样。城市长大的人调查乡村与乡村长大的人调查乡村不一样。有些人对当地情况很熟悉，时间不用很长；有些是少数民族调查本民族情况，也不需要很长时间。我是客家农村长大的，对客家文化很熟悉，调查客家就不需要很长时间。我在新疆工作过5年，而且在民族地区作过多次调查，对哈萨克等民族的情况很熟悉，再去调查也不需要很长时间。所以，调查时间的长短，主要看所收集资料和对当地社会和文化了解的程度而定。

第五篇：田野调查操作手册

田野调查操作手册(1)来源： 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 作者： 蒋立松

第一部分

田野调查概述

一、什么是田野调查

田野调查又称为田野工作，是指研究者亲自进入某一社区，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段内通过参与观察与居住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资料的研究工作。

田野调查特别强调的是调查者本人“亲临现场”的调查，这是人类学研究方法的重要特征。它不仅是一种基本的研究方法，也是田野调查的基本态度。“亲临现场”的目的在于从整体上把握某个文化的结构及其特点，这是文化研究的出发点。只有在对于文化有了一个整体性把握的前提下，研究者才可能进而理解该文化，从中发现问题和研究问题。因此，这种“亲临现场”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般意义的调研工作。到一个地方搜集一些文献（例如各种政府报告、统计数据等）、发放问卷，这是田野调查重要的辅助手段，但并不是田野调查的全部工作内容。

田野调查的基本方法是参与观察、访谈。

参与观察是指人类学者长时段参与研究对象的日常和非日常的活动，以获取第一手资料的过程。

参与观察的优点在于：通过参与到当地文化和日常生活中，可以得到别的途径所无法获得的对于该文化的体验与深刻理解、把握。因此，参与观察对于提高田野工作中所收集资料的质量以及提高对该文化的解释力度，都有很重要的作用。

访谈主要是指在田野调查中通过向研究对象提问或与之交谈的方式来获取资料。访谈通常可分为非结构性访谈何结构性访谈两种基本类型。非结构性访谈是指人类学者提供一个开放型的主题或问题，由报告人自由阐述。常见的非结构性访谈包括收集生活史、神话、传说故事、宗教和公共活动等方面的资料。结构性访谈是指人类学者根据研究主题事先设计好具体问题，系统地访谈研究对象。结构性访谈的提问应该具有明确的针对性，提问的方式也应当简明扼要，避免因问题冗长而让人难以回答。同时，问题与问题之间也应有关联性。

二、田野调查基本原则

1．价值中立

田野调查中的价值中立是指在调查中要避免先入为主地用调查者已有的价值体系去衡量、观察、评价自己的调查对象。价值中立的原则要求调查者以一种冷静、客观的态度去观察和收集资料，避免过多地卷入当地的社会关系中。价值中立原则强调的是这样一种操作原则：在调查中坚决避免用现有的理论框架来有意识地收集符合该框架要求的资料。这既是一种操作原则，也是一种伦理原则。2．整体论

整体论把人类及其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当做一个整体来研究，它要求将文化置于特定的时空条件进行全方位的理解，从而力图避免任何一种单一的视角所可能导致的片面。

在田野调查中对于“整体论”的把握，要特别注意文化要素之间的相互关联性。文化是一个由诸多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制约的文化要素有机组合而成的整体。对于某一个特定的文化要素或文化现象的理解只能放在这种有机的结构关系中才有意义。例如，在集约农耕的文化中，定居生活、家庭园圃业、水资源的管理、父系继嗣、对土地的崇拜及其各种仪式等等，是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至于我们忽略掉其中任何细节都不可能获得对这种文化类型的正确理解。

3．文化相对

文化是多样性的存在，每种类型的文化都有其自身的价值，都是人类共同文化的组成部分。每种文化都是在其独特的自然与人文长期相互作用下而生成、发展的，都有其内在的逻辑。不同文化之间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每种文化都有其自身的价值。在调查中将文化不加辨析地划分出“先进”与“落后”，对一些文化想当然地贴上“原始”的标签，极有可能遮蔽文化的多样性及其价值，对于文化理解，只有把它放在其特定的文化生成土壤中才有意义。

三、田野调查的基本程序

（一）调查课题的选择

田野调查一般分为两种：

1．全面调查，对一个人口不多的群体或地区进行全面的详细的调查，最后可以写成一本描述文化各方面的民族志。

2．定向调查，对一个或几个群体或地区进行专题调查，用以验证或检查某一人类学理论问题，或解决现实生活中某一社会问题。

（二）调查方案和调查提纲的拟定

1．调查方案主要包括以下内容：调查地点和对象、调查日期和预计的时间长度、调查课题及其理论意义或现实意义、自己具备的条件及准备如何进行调查。调查地点或目标社区的选择应当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意义。例如，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目前所建第一批田野考察工作站，其设立的主要依据是这些工作站所代表的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详见附录：“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第一批田野考察工作站基本情况介绍”）

2．调查提纲中应列举你调查中准备提哪些问题。调查提纲主要供调查者自己看，帮助调查全面考虑问题，防止调查中有所遗漏。

（三）调查前的准备工作

1．了解地理和历史的背景材料

调查以前有必要对所去地区的地理情况，如该地区的自然环境（山脉、河流、矿藏、动植物），气候条件、交通情况、物品供应等有所认识。对该地区的历史沿革、重大历史事件等历史情况也应该尽量了解清楚。

2．掌握前人调查研究成果

对于前人调查研究成果的梳理是拟定调查提纲之前必须的准备工作。只有通过对前人的调查研究成果进行文献分析，我们才能更好地知道已经有了哪些有价值的调查成果、存在哪些问题。而发现了前人调查的问题往往可能成为我们进行新的调查的出发点。

3．调查队伍的组成

一个好的调查队的组成原则应该是：（1）根据调查课题性质而有各方面专家参加；（2）由一个有经验的人类学家为领导；（3）调查人员中最好包括女性，便于调查婚姻或与妇女有关的问题。

（四）进入田野

1．熟悉环境

初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首先要向相关人员说明来意，并尽快地熟悉当地的环境。除了在向导人员陪同下熟悉环境外，调查中最好先绘制一份你所在社区的地图。

2．查阅地方文献

地方文献主要包括保存在当地未曾发表的文献资料，如地方政府档案、家谱、契约、民间故事、歌谣等等。假如取得许可，应择重要者予以复制。

3．基本信息采集

基本信息采集是进行深入调查的基础，主要包括该地区的人口（包括性别比、年龄分层等人口统计基本数据）、面积、生计类型、生活状态、物产、自然等各方面的内容。

4．试点调查

试点调查的目的在于：检验预先设计的调查提纲，发现问题，及时修改调查方案和提纲。

5．正式调查

正式调查开始以后，也意味着一段比较艰辛的文化理解与沟通之旅的开始。其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不适应，也充分享受到了许多文化之旅的乐趣。在调查中我们建议应该准备两个本子，一个用来记录调查内容，一个用来每天坚持撰写调查日志。

四、田野调查中的注意事项

（一）如何熟悉情况

田野调查是一个较长时间的工作，初到一个地方，不要急于马上进行调查，应该首先花一点时间熟悉当地的环境、与当地人建立友好的联系。

1．主动与当地政府和有关机构建立联系，简要而实事求是地说明来意，以获得工作上的支持与配合。除了自己调查的目标社区所在地方政府之外，应当根据自己调查的内容的不同而走访相关的只能部门，如教育局、统计局等。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民族工作部门也是应当注意联系的单位。

2．尽快熟悉自己所在社区的基本布局。

（1）建议在绘制一份该社区的草图，标明自己所在的位置、社区中每个村寨的名称、山脉、河流。

应特别注意当地地名的记录，如果是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还应该注意每个地名的汉语名称、少数民族语言的名称以及该名称的含义。其好处在于，地名通常包含的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通过地名的简单记录可以了解到许多该社区历史上的变革、族群的迁徙、民族关系等内容。可用以下表格的形式进行记录。

表1－1

地名记录基本表格（样式）

序

号

汉语地 名

当地民族语地名

（可用国际音标的形式）

含

义

（2）初步了解该社区每个村寨的住居格局，如不同民族在该社区中的分布；不同家族（或不同的姓氏）的住居分布特点。这些基本情况可以用表格或直接在草图上标注的形式进行记录的。

3．许多地方都有自己的自然首领，如寨老、族长等，他们在当地通常有很高的威信。田野调查离不开他们的配合、支持。初到一个地方，也应该先知道他们的基本情况，并主动登门拜访，他们的配合对于调查者日后调查工作能否顺利进行往往很关键。

（二）如何进行参与观察

参与观察和访谈是田野调查的两个基本手段。调查中观察一定要仔细、全面，并做到重点突出。以下的“重要观察点”是进行田野调查要特别注意的。

1．社区布局

社区布局是指一个社区内部生产、生活在空间的分布特征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大体包括居民点、宗教场所、墓地、生计空间（如耕地、牧场、山林等等）等。社区布局往往反映一个族群对于人与自然、社会秩序、等级等文化观念。初到一个社区进行调查，首先从整体上把握住该社区的布局特征对于调查者进入该社区的文化场、进而理解当地文化的发生和运行往往有很大的帮助。

2．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往往是一个族群举行重大活动、操演该族群文化的重要场所。对于公共空间的结构、功能等进行观察和了解通常能有效地切入该族群文化的内核。对于公共空间的调查，应该特别注意哪些公共活动在此举行？何时举行？有什么意义？在调查中不妨详细统计该社区公共活动空间的类型、数量，以及它们各自的功能。

例（1）在中国南部侗族地区，鼓楼通常是侗族社区十分重要的公共空间：盟誓、习惯法的宣讲、成年礼、唱歌等等社会活动通常以鼓楼为核心进行。因此，鼓楼便成了研究该支系侗族社会的社会结构、关系、信仰的重要的切入点。

例（2）在传统的汉族社区，“宗族祠堂”也是十分重要的公共空间。著名的人类学家林耀华先生在他早年对中国福建的汉族社区的研究中，就是以宗族祠堂为重要的切入点，不断地展现围绕宗族祠堂而构建的社会关系、社会秩序、生产关系的。

例（3）部分苗族传统上有“跳花坡”的习俗，是一种供青年男女相互结交、进而缔结婚姻关系的重要娱乐活动。这种习俗对于构建苗族社会的社会结构、强化族群认同、传承文化等方面有很重要的作用。因此，跳花的地点（花场）便是该苗族社会中重要的公共活动空间。

3．住宅结构

一个族群家户内部的社会关系、生活习俗、信仰等文化要素经常可以通过住宅的内部结构与摆设而表现出来。在调查中要特别关注诸如家户内部的功能分区、神龛位置、火塘等的特点与内涵。

例（1）中国的南部侗族地区有的村寨普遍采用一种木质结构的“长房”，以此为依托形成了当地父系大家庭的基本的生产生活关系。

例（2）有的瑶族地区住房结构中，在堂屋靠外的一侧专门辟有为家中年轻女性居住的闺房，并在对外的板壁上凿有圆孔（汉语俗称“谈婚洞”）。这种形式应该是“寮房”的一种变异或简化形式，围绕这一结构，我们在调查中可以了解到许多当地的特定年龄段的异性交往方式。

例（3）对于火的崇拜是传统上氐羌系统民族共同的文化特征，因此，围绕火塘衍生出了一整套的文化规则、习俗和禁忌。云南小凉山彝族社会的住房中通常设有火塘，关于如何燃烧木柴有特别的讲究：须将木柴的头部（当地如何分清一段木柴的头和尾也有自己的方法）先放入火塘。如果头尾颠倒，则视为不祥：意味着该户妇女生产时有可能难产。在这个习俗中，对火的崇拜、火的“生命力”的象征意义、生育文化等内容围绕火塘有机地形成了当地彝族的观念－行为的结构。在调查中围绕这一结构可以发掘出该族群许多关于生命意义的内容。

4．生境与生计类型

独特的天地系统与人文系统交互作用的结果是形成独特的生境。在特定的生境中不同族群往往形成并发展了不同的生计方式，并内在地规定了该族群文化的诸多特质。在田野调查中要特别注意当地的环境与生计类型，这往往构成该族群文化的生成基础。

5．物质文化

作为外显的文化，物质产品本身不仅承载了诸多实际的功能，其制作工艺以及工艺背后的理念也往往反映了该族群的文化特质。例如，中国苗族的刺绣和蜡染工艺十分发达，在其服饰文化中举足轻重，所蕴涵的文化内涵十分丰富，研究者经常讲苗族的历史是绣在裙子上的。我们透过对于苗族的刺绣、蜡染的研究，可以了解到许多关于苗族历史、迁徙等许多细节。同样，中国南方许多少数民族的铜鼓是其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质文化，其图案、形制等特征也深刻地反映了这些民族的宇宙观。我们在田野调查中要特别注意收集当地的物质文化产品。

6．宗教场所与器物

宗教是一个族群重要的生活内容，扮演着慰籍心灵、构建社会秩序、型塑族群认同等作用。宗教场所是构建一个社区文化结构的重要地点，对于宗教场所的观察往往可以集中地了解到该社区人们信仰体系的许多细节。

7．仪式过程

一个族群的文化往往在其重要的仪式过程中进行全面的操演。在仪式中，我们看到该族群的信仰、道德、社会关系、社会秩序、历史等众多内容。因此，对于一个族群的仪式进行全过程的观察，是田野工作中要十分注意的。在仪式观察中要特别注意观察并记录仪式的各个阶段及其含义；仪式的参与者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仪式举办的时间及其特定的内涵等等细节。例如，“指阴路”是许多民族丧葬仪式中的重要环节，即将死者的灵魂送回祖先居住的地方，从而构成了一个族群迁徙的反向路线。因此，对于丧葬仪式中“阴路”的记录完全可以有力地佐证一个族群的详细迁徙路线图。

8．各种民俗活动

各种民俗活动往往是一个社区小传统文化的得以全面表现的重要途径。我们可以透过各种各样的岁时民俗、生产民俗、成年礼、婚丧嫁娶等民俗活动观察到一个族群文化的各个方面。例如，一个社区中礼物的交换是各种民俗活动中的核心内容之一，并集中反映了该社区的各种社会关系。

9．集市

集市也是一个重要的公共活动空间。在田野调查中，我们不要将集市简单地看成是纯粹的商品交换场所。应当把集市理解为集中展现不同社区社会关系的舞台。集市将人们与一个更大的外部世界联结起来。因此，对于集市的调查研究十分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本质。

（三）如何进行访谈

访谈是人类学田野调查的重要方法，访谈中应特别注意：

1．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访谈对象。

在调查中可以根据调查的主题选择访谈对象，但应具有代表性。通常应该根据不同的年龄组、性别、社会角色等因素进行选择。例如，对于某个学校教育问题的调查，在访谈中应该访谈的对象大体上应包括学校的管理者、男生与女生、家长、教师等。

2．确定关键报告人。

关键报告人是在你调查期间配合调查、提供重要信息的合作者。并不是所有的访谈对象都可以成为关键报告人。在田野调查中，关键报告人应具备下列特征：（1）对自己的文化十分熟悉；（2）善于沟通；（3）能有时间配合调查；（4）热心本地方的事务。在调查中，要特别注意建立与下列这些人物的联系：（1）当地的自然首领（如寨老、族长等）；（2）宗教师；（3）民间艺人；（4）学校教师；（5）有过长期外出经历的返乡者。

3．注意访谈礼节

初次登门访谈，应根据当地礼节，适当地随身携带一些小礼物；访谈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遵守当地的一些禁忌。例如，在有些民族中，“火塘”是十分神圣的场所，人们特别忌讳随意跨过火塘。在调查之前了解并尊重当地的风俗、禁忌，对于自己能否顺利开展调查往往很重要。

4．访谈对象基本信息

在正式开始访谈之前，应首先了解访谈对象的基本信息。主要包括：（1）姓名，有的少数民族成员除了本民族的名字之外，亦多采用汉名，应当详细记录；（2）年龄；（3）性别；（4）家庭主要成员，如配偶、子女，可用谱系关系图或列表的形式说明；（5）社会角色，如是否宗教师，是否民间艺人等等。

附：田野调查中谱系法的运用

谱系法是收集家谱并编辑成系谱表以确定亲属制形式及其结构性质的研究方法。谱系是有关血缘关系的记录或计算方法，在世系群或以血缘为基础的亲属系统中有着重要的作用。谱系图中常以“△”表示男性；“〇”表示女性；“＝”表示婚姻关系；纵线表示亲子关系；横线表示兄弟姐妹关系。

在具体的运用中，调查者要特别注意尽量使用当地的概念和分类来进行谱系的描述，避免用自己熟知的另一套体系取代之。此外，谱系调查通常需要进行谱系的追踪，其间的情况有可能异常复杂，如分支（裂变）等等，因此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故在进行谱系调查时不可能一蹴而就，要与自己的报告人进行长期的合作才能获得较为清晰的谱系图。

5．访谈用语

要注意尽量使用当地人能够接受的用语进行访谈。初次访谈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在访谈中使用大量的学术用语、书面用语，以至于当地人在接受访谈时不知所云。访谈用语可以口语化一些，以便沟通。此外，在记录时也应尽量忠实受访者原话，不要用自己理解的学术概念代替别人的概念。

6．控制好访谈时间

一次访谈的时间不宜过长，要控制好时间，访谈中应留有休息时间。通常一个小时左右应休息一下，可以谈点别的事情，拉拉家常，活跃气氛。

7．提问方式

（1）访谈的问题应先从简单问题开始；（2）提问应当简明扼要，让对方容易把握和回答；（3）访谈的内容应有一定的前后关联性，切忌在访谈中“跳跃式”的提问。

8．信息的核实

访谈中的许多信息需要多方核实，才能接近真实。特别是涉及到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涉及到人的主观评价方面的问题，不同的访谈对象也许有不同的看法。对访谈材料进行核实的基本方法是采用“多主体询问”的方式，对同一个问题向多个访谈对象询问，以得到多方的映证。

例：编者在调查“毕摩在凉山彝族社会中的社会作用”的问题时，所访谈的对象包括毕摩本人、普通老百姓、外来经营户、当地政府官员、学校领导、医院医生，收集他们对此问题的看法，然后结合自己的观察所得，进行综合分析形成自己的判断。

在调查中对于明显有违常理的信息要特别留心，进行核实。

（四）田野调查中“乡土知识”的重要性

“乡土知识”（地方性知识）在人类学调查中十分重要。乡土知识是当地人基于当地文化的立场所形成的对于世间万物的经验积累和认识。这些知识弥散在人们的观念和行为的方方面面，是构成文化多样性的最直接的表征。田野调查中要十分注意对于乡土知识的调查，以利于把握某个特定文化的整体性特征。乡土知识涵盖了人们对于物质、制度、精神各方面的认识和态度，例如：

1．对于自然的认识。（1）当地人如何解释天象？对于日月星辰有无自己的命名和分类？（2）当地人如何看待山川、湖泊、河流、动物、植物？如何看待各种自然灾害？有无特殊的神话、禁忌？这些观念中表现了什么样的生态观念？

2．对人生的态度。（1）当地人如何看待“生”与“死”？具体表现在什么样的习俗中？（2）当地人如何看待和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3）对于人的社会评价当地人采用了什么样的标准？等等。

3．生产经验的积累。当地有无特殊的生产习俗（如农耕、狩猎、畜牧等），他们是如何解释这些习俗的？等等。

总之，田野调查中对于当地的每一个文化事项都应首先了解当地人对该文化事项的认识和解释，并将这种解释放在当地的地方性知识体系中去寻求其内在的合理性。

例1．在某个侗族社区有这样一种独特的丧葬习俗，假如某人过世的时辰不吉（由宗教师推算），则其直系亲属要按照习俗回避。通常的做法是直系亲属赶着大牲畜到另一个地方居住数日，丧事由姻亲操办，待丧事完毕后主人始得返家。这种习俗我们姑且称之为“逃丧”。在调查中当地人对此的解释是死者时辰不好，容易闹鬼。在调查中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这种解释，那么我们得出的结论只能是当地人“迷信”。但如果我们把这种“迷信”习俗置于当地整个的知识体系中，我们则逐步会发现，这种习俗其实与当地传统的婚姻规则有直接的联系：它是一种强化两个通婚集团之间联系的有效手段。由此，我们对于该习俗的了解就不会仅停留在简单的迷信与否的价值评价上，而是在其地方性的知识体系中寻找到了合理的解释。

例2．在云南小凉山某彝族社区生长着一片十分完好的红豆杉山林。在周边许多地方由于乱砍滥伐而致使森林被大量破坏的情况下，这片红豆杉山林显得十分突出。在调查中了解到当地彝族将这片山林视为神山（并且赋予了红豆杉树一个非常优美的名字：孤独的少女），因此避免了被砍伐的命运。这种将自然物神化的地方性知识中，其实蕴涵了诸多当地人的生态观念。

（五）理解文化符号中的象征意义 人的最大特征是能够自觉地运用各种象征符号来表达自己的观念。因此，在田野调查中要十分关注当地各种文化符号，并了解其象征意义。要注意：

1．细心观察、详细记录。符号几乎无处不在，如果在调查中没有意识，视若不见，则往往会错过了解当地文化的很好机会。有些地方是调查中要特别引起注意的，例如：村寨的公共建筑物、村寨的入口处、道路旁、房屋的门楣、屋顶、堂屋、灶台、水缸的上方、祭祀场所，等等，这些地方通常是符号集中的地方，要认真记录这些地方都有什么符号，其意义是什么。

2．虚心询问、探索意义。不同的符号有不同的象征意义。在调查中我们应该首先虚心地向当地人请教他们对某种符号的看法。但是，当地人的解释有时并不能代表该符号的真实意义，这需要调查者认真思考、努力探索。例如，在贵州东南部某个苗侗杂居地方，当地苗族妇女在参加婚宴时有用染料将自己面部涂成红色的习俗，若询问当地人，通常得到的解释是“高兴”，但只要认真思考便很容易知道这里的红色其实象征的是“生殖”、“繁衍”、“生命力”的涵义（颇类似于另一种吃“红蛋”的习俗）。

3．注意相似的符号形式在不同文化中的不同意义，避免先入为主。

（六）确立当地文化的结构

田野调查要实现的重要目标是获得对于某个特定文化的整体性把握，进而探索该文化的特征、本质和意义。具体的文化要素存在于特定的文化结构中。文化的结构是一系列文化要素的有机的排列组合，主要通过行为、制度、观念而表现出来。因此，在田野调查中切忌孤立地看待每一个具体的文化要素，而应当建立起各种文化要素之间的逻辑结构，从而更好地理解该文化。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具体的结构，例如，农耕文化、狩猎文化、畜牧文化的具体的结构特征是不相同的。在调查中应确立所调查的每种文化的最基础的结构是什么、有什么样的特点，这种基础结构是如何规定了该文化的走向和特点的。

五、调查报告的撰写

田野调查结束以后应该撰写本次调查的调查报告。调查报告应紧紧围绕本次调查，尽可能详细说明自己的调查收获。调查者有权信奉某种理论，并通过自己调查来维护或反对某种理论。但必须处理好事实和理论的关系。调查报告不是理论作品，其最大的功能是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事实材料。调查报告通常包括：

1．标题。标题不宜过于理论化，应明确表明本次调查的主题是什么。例如：××民族宗教信仰现状调查；××地区义务教育情况调查，等等。

2．调查的过程。主要包括调查的起止时间、地点、调查的方法、对象，等等。

3．调查的主要内容和收获、存在的问题

4．附件。主要包括“调查提纲”、“调查地图”、“访谈记录”等能够说明问题、具有保存价值的资料。其中，调查地图一般应体现调查地点在地图上的位置、调查的路线等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