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
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
《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
黄兴涛
著
本书将传统的精英思想史与“新文化史”的有关方法结合起来，对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孕育、形成、发展及其内涵，作了系统深入的整体性考察和阐释。
书中强调，现代中华民族观念一直伴随着中西思想的遇合与古今观念的交汇，表现出民族与国家的纠结与互动；对于认知主体而言，则始终包含着情感与理智的冲突与融合，见证着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和调适。它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和认同，可以说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的政治文化精神与民族、国家的命运，是极为重要的政治思想史和社会文化史现象。以下文字受权摘自该书。1.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得以基本确立的诸多因素
就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在政治界、思想界、知识界和舆论界，中国各民族一体化的“中华民族”概念和观念得以基本确立、并逐渐较为广泛地传播开来，还是在五四运动之后，特别是1920年代之初以后。大约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共同促成了这一观念的强化与认同。
首先，是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一般国人都更为明确地感受到了来自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华各族人民共同的民族命运，找到了各民族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认识到帝国主义侵略与分裂他民族的本性所在和现实威胁，“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也因此被明确提出，这构成为现代的“中华民族”整体观念得以确立的重要政治基础和思想条件之一。
如1922年7月，中共二大宣言就明确揭示了中国在“国际帝国主义宰制下”的悲惨处境，并首次公开提出了“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的任务。同年9月中共机关报《向导》的发刊词也认定：“国际帝国主义的外患，在政治上在经济上，更是箝制我们中华民族不能自由发展的恶魔。……因此我们中华民族为被压迫的民族自卫计，势不得不起来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努力把中国造成一个完全的真正独立的国家”。虽然此时中共所谓“中华民族”尚未完全包括“蒙回藏”在内，但主张与这些具有共同民族命运和反帝使命的国内民族建立“联邦共和国”，却仍体现了与之进一步融合发展为一体的愿望。这种把民族分为“压迫”与“被压迫”两类的“民族革命”和“世界革命”理论，对于中国人的影响是极其广泛而深刻的。而一旦将“国际帝国主义”确立为整体的敌人，自己的内部就更容易激发出整合的需要和目标。这符合系统论的思想。事实上，反对“帝国主义”任务的明确提出和认定，对于此后中国境内各民族作为“命运共同体”的融合统一，对于中国人整体的现代民族认同，也的确发挥了积极的推进功能。与此相一致，五四运动后，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以及五卅运动、收回租界和教育权，废除不平等条约等民族运动的一次次开展，则又在实践层面有力地强化了中国人整体的大民族共同体意识。如华盛顿会议期间，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相互制约，彼此互惠，中国政府虽据理力争，挽回了部分国权，但却未能真正消除帝国主义加诸中国主权的各项限制，反而使中国的山东省由日本独占变为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因此，还在会议召开期间，深受刺激的在美华侨就纷纷行动起来，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帝国主义列强的无耻行径，并“大呼中华民国万岁，中华民族万岁，中华万岁万岁万万岁而后散。”又如五卅运动爆发后，也有国人乘机发出“养成民众的民族观念和把爱国作为最高道德的建设”的公开呼吁，一篇以此为题的文章就这样写道：“同胞们！五卅运动的代价是什么？是总商会的十三条吗？不是！是民众民族观念的养成、爱国为最高道德的养成的一个机会。我们不要放过了这个机会，我们要就此谋中华民族的解放，中华民族的自由平等！” 这真是反帝斗争激发和强化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再生动不过的例子了。
笔者近期查阅《申报》数据库，发现五卅运动后，诸如“中华民族万岁”，“中华民族解放万岁”、“中华民族独立万岁”、“中华民族自由平等万岁”之类，已经是较为常见的政治口号。如1925年6月河南信阳市民为支持反帝爱国的五卅运动召开大会，就高呼“打倒英国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中华民国万岁！”由此可见一斑。
早在20世纪初年的清末，“帝国主义”概念就曾随着民族主义思想一起传入中国。五四以后，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理论得到迅速传播。不仅中共以这一理论武装自己，国民党和国家主义派（以后发展为“青年党”）等也受到这一理论的重大影响，并以之为指导开展各自的“革命斗争”。特别是1924年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开始之后，打倒“帝国主义”也同样成为国民党和国家主义派的共同口号，并与中国人的现代民族意识，包括逐渐成长起来的一体化的“中华民族”观念，无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对后者的发展产生持续性的激发和推动作用。
今天的人们，如果不经意地去查阅一下民国时期有关“帝国主义”及其与中国关系的论著，其数量之多，一定会令其大为吃惊。仅以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为例，各种帝国主义侵华史就已连篇累牍，不断涌现。1925年出版的就有早期共产党人高尔松、高尔柏所编的《帝国主义与中国》（上海新文化书社初版，次年由青年政治宣传会再版），漆树芬编著的《帝国主义侵略下之中国》（孤军杂志社发行，次年即改名为《经济侵略下之中国》，又名《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中国》，由光华书局再版，后多次重版，影响极大），国民党人汪精卫编著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趋势和变迁概论》（又名《国民会议国际问题草案》（北京国际问题研究会编辑发行），后改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痛史》）等多种。此后陆续出版的这方面的著作还有：政治学家杨幼炯编写的《英帝国主义与中国》（1926年），常书林著的《帝国主义与中国》（1927年），于树德、陈彬龢、王敬和潘宗理分别著的三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前两本出版于1927年，后一本出版于1929年），唐守常著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痛史》（1927年）；刘彦和高守一分别著的两本《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1927年，1929年），杨先钧著的《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下之中国》（1929年），董霖著的《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1930年），蒋坚忍著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1930年）等等。这实在是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和史学史上一个非常值得注意、但迄今为止尚远未得到认真清理和深入研究的历史现象。
1925年高尔松和高尔柏编的《帝国主义与中国》书影 上述这些著作对此前列强侵夺中国领土，攘夺中国主权、欺压和剥削中国人之历史事实，加以排比描述、透视分析和充满愤慨的揭露谴责，对于中华民族整体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之形成与强化，意义实不言而喻。从某种程度上说，当是时，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的神圣诉求，总是和打倒帝国主义的运动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正当性之声张，以及在此名义下的民众动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是那个时代“中华民族”意识形成、发展和得以发抒的显著特征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帝国主义侵略与现代中华民族自觉两者间的关系问题，民国时期就已经有学者曾敏锐地触及过。如稍后的1932年底和1933年初，有位孙伯謇先生发表《中华民族的现代性》一文，就曾尝试对此问题进行初步的思想揭示。他指出，自从清代中国与西方列强有了国际贸易的经济关系开始，帝国主义就以各种无耻手段蹂躏中华民族，毒害和压迫中华民族，但中华民族“在争民族独立自由平等的旗帜下，形成民族革命运动”，也就同时开启了其现代自觉的历程。所以在他看来，中华民族与英帝国主义“第一次冲突”的鸦片战争，就“给了民族自觉的兴奋一个激动”；至甲午中日战争，民族的危机日益深重，同时民族内部的革命力量也得以聚合发展，因此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华民族的自觉也就在这个时候醒悟过来”。该文还特别强调，“现今的民族，想在国际竞争中得到生存的地位，也只有抵抗与不屈服，是民族现代性的表现”。应当说，此种认知与声言，不仅在其阐发的当时意味深长，对于今人理解五四以后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得以确立的历史条件，也不无帮助。
其次，是经过民初十年“五族共和”的国家整合和社会整合，尽管袁世凯北洋军阀的统治十分落后和腐败，但毕竟还是在“中华民国”的名义下，从政治、经济、交通、文化教育，特别社会心理等各个方面，进一步奠定了有利于国内各民族实现一体化的现实发展基础。再次，袁世凯死后，国内出现了令人忧虑的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民初蒙、藏一小撮上层分子的分裂活动也还在继续，不仅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总统威尔逊又提出“民族自决”说，苏俄也相应提出了“民族解放”说，这几种因素的复杂作用与交互激荡，也促使中国的有识之士们实现整个国家和民族一体化进程的愿望得到进一步的强化。这里，还需要特别提到的是“民族自决”理论所发生的特殊复杂影响。1919年底，《东方杂志》上曾发表一篇文章，表明中国知识界对于“民族自决”说已经保持了既理性认同又高度警觉的清醒态度。该文指出：“此次欧洲大战告终以还，'民族自决’、'民族自决’之声，遍闻于世界。其久困于他国专制压迫之下者，则欲乘此以恢复其独立自由，其屡受他国之凌辱而濒于危亡者，则欲藉此以抗强御而图自存，其狡焉思逞日以侵略为务者，亦且外假民族自决扶危抚弱之名，而内以济其剽窃并吞之欲”。的确，对于新生的中华民国来说，“民族自决”说就像一柄双刃剑，在激励各民族摆脱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大民族整体意识的同时，也容易被帝国主义所利用，用以唆使少数民族滋长一种“独立”分裂的情绪。此时，一体化的“中华民族”整体观念被有力地倡导并传播开来，受到此种思潮及其现实政治实践的复杂刺激，是不言而喻的。如蒋坚忍在其所著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的绪言中，就慷慨激昂地宣称：“中华民族觉醒了！中华民族解放的运动弥漫全中国！民族底自决已成为四万万民众最基本最迫切的要求，这个伟大的求生存，求平等，求解放的革命运动，我们深信必得十分圆满的成功，现时代的中国快降临了。”由此可概见一斑。
人们不难发现，作为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家和学者，孙中山明确倡扬“大中华民族”理念，梁启超再度热心于对“中华民族”史的研究和阐发，基本都是发生在五四运动以后。他们的有关言论和著作，在笔者看来，当可视为1920年代初现代中华民族观念逐渐传播开来的突出标志和某种先导。2.孙中山的有关倡导及其深远影响
在1919年9月所写的《<战后太平洋问题>序》,10月所写的《八年今日》，以及同年所写但具体时间不详的《三民主义》等文中，孙中山都明确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并且还不是一般地漫不经心地加以使用，而是从一开始就自觉而强烈地认同“中华民族”一体观念，并积极地予以倡导。如在1919年的《三民主义》一文中，他就公开表示：“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如美利坚之合黑白数十种之人民，而冶成一世界之冠之美利坚民族主义，斯为积极的目的也”。
对于孙中山“中华民族”理念的形成来说，“美利坚民族”那种混合性质的民族存在及其成功发达的示范效应，是显而易见的。孙中山对之予以取法，就如同采纳其共和制度一样，有着择善而从的确然信念。正是怀着这种信念，此后两年在一些演说和序文中，他继续满怀激情地倡扬“中华民族”理念，主张“我们要扩充起来，融化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成个中华民族”。他反复申说道：“吾国今日既曰五族共和矣，然曰五族，固显然犹有一界限在也。欲泯此界限，以发扬光大之，使成为世界上有能力、有声誉之民族，则莫如举汉、满等名称尽废之，努力于文化及精神之调洽，建设一大中华民族”。这就是我们前文所提到的他的所谓以汉族文化为中心的“民族同化”思想。但恐怕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我们要抓住孙中山思想的实质，而不能为他的某些个别词句所迷惑。这种“民族同化”论，实际上是其“民族融合”思想的不准确表达。，因为他所主张的是在共和政体之下，国内各族人民“相见于诚，以各民族的'文化及精神’为基础，'吸收各民族之善性’”，也就是要结合各民族的特点与优长而成。当然，也无庸讳言，在孙中山的思想深处，特别是这一时期，其在文化上的大汉族主义倾向或“潜情”是一直也未能扬弃殆尽的，表现在用语上的特点之一，就是不恰当的“同化”一词一度被他较多使用。而这种“潜情”后来又遗留给了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以及其他政治势力。
明确提出“中华民族”的有关思想，可以视为孙中山民族观的一个重要变化。而这个转变对于他来说，其具体表达，又和对民初“五族共和”论的某种否定和批评直接联系在一起。众所周知，从1919年《三民主义》手稿等文中开始，他就称“五族共和”为“无知妄作者”之论，是革命党人“不察”的结果，骂五色旗为“四分五裂之官僚旗”，以为“不吉”，即认为不利于国家统一，恰便于遭受列强分裂和侵夺。他还认为中国的民族远不止五个，称“五族共和”也并不妥当云云。概而言之，除了前文提及的列强策动蒙藏上层搞国家分裂的危局刺激外，在孙中山看来，五色国旗和“五族共和”在国家形式上虽强调了“共和”统一，但在民族形式上所凸显的，却似乎是各民族“分离并立”而不是一体化的导向，这无疑是其思想变化的一个重要动因。
应当说，1919年以后孙中山的这种思想变化，有其理性的一面。对现代国家而言，的确首先应该强调中华民国国民分子的个体身份，用孙氏自己当时反复使用的话来说，就是各民族的人民都有平等参与政治的权利和共同享有国家“主人翁”之地位。换言之，“民族平等”固然重要，但相比之下，“公民或国民平等”恐理应更为优先。民初时，孙中山和许多革命党人一样，尽管由于形势的逼迫和策略的考虑，同意民国保留了优待清朝皇室和满蒙回藏等少数民族王公贵族的特权，但在其内心深处，他对袁世凯那样的权奸和围绕在袁身边的立宪派和其他清朝旧官僚的“操纵”是非常不满的。对先前没有革命历史的“五色旗”，他也带有一定的偏见，在情感上更倾向于革命党人在武装斗争中制定的青天白日旗。毋庸讳言，渴望整个民族化合的急迫心理，以及对“五色旗”的某种迁怒，使得他对“五族共和”论的抨击过于激烈和绝对化，诚不免有感情用事的地方。事实上，民初时作为共和国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对于“五族共和”论曾一度认同和传播，并且这种认同与传播还发挥过他人难以替代的特殊作用。而1919年之后，“五族共和”论也并未完全失去其整合中华民族的积极意义，关键在于人们如何认识它和解读它。
就拿孙中山对“五色旗”和“五族共和”论的抨击来说，当时就有不少认同“中华民族”一体观念的人，对此表示出不同意见。除了广为人知的国家主义派的强烈抗议之外，了解孙中山思想动向、曾高揭“新中华民族”旗帜并积极促成国共合作的李大钊，也是一个典型代表。他在1923年的《平民主义》一文中，就曾间接而温和地批评了孙中山的偏颇看法。他称五色旗为“中国的国旗”，并给予“五族共和”以积极评价。文中写道：
这个性解放的运动，同时伴随着一个大同团结的运动。这两种运动，似乎是相反，实在是相成。譬如中国的国旗，一色分裂为五色，固然可以说它是分裂，但是这五个颜色排列在一面国旗上，很有秩序，代表汉、满、蒙、回、藏五族，成了一个新组织，也可以说是联合。但孙中山及其所代表的国民党却有另外的解释。其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所编的《国旗释义》就认为，在五色旗中，“五色只能用以代表五族而已，于共和无与。”三民主义包括民族民权民生，“五色旗所能表示者，只民族主义之一部分，尚未能赅民族主义之全，其于民权民生更无关涉。故不独于历史关系方面，不能表示革命精神，即于意义方面，亦偏畸不完，不能使革命精神充分表现也”。而青天白日旗则不同，自狭义言，它“不但含有光复意味，且含有自强不息日新其德之意味，于发扬国民精神，所关甚大”；自广义言之，“人类不能离天日而生存，而天日所临，凡为人类，一切平等享受，无所差别。以之为国旗特征，实能表示一种民胞物与、一视同仁之意味。于三民主义之基本精神，无乎不赅”云云。由此可见，当时孙中山及其国民党是如何通过确立青天白日旗的正当性，来表达其“中华民族”整体观念及其诉求的情形。
引人注目的是,在1919年后孙中山的“大中华民族”理念之中，甚至还保持着某种准备随时平等地包容其他外来志愿加入“我族”的民族开放性。所以他说：“更进一步言，吾人既抱此建设大中华民族之志愿矣，尤当以正义公道之精神，为弱小者之援助，或竟联络引进之，使彼脱离强权，加入自由民族，同受人类之平等待遇，如威尔逊之所谓'民族自决’，与新俄宪法之所谓'民族解放’然。能为此，方得谓达民族主义之极境矣”。其民族自信心及有关思想的理想主义色彩，由此可见一斑。在晚年的孙中山看来，民族自信力特别是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对于中华民族整体的凝聚、生存和发展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此期他之所以同时要大谈民族传统道德文化的价值，原因也正在于此。
由于孙中山巨大的思想和政治感召力，他晚年对“中华民族”概念的执定，影响深远。1923年1月，在他的直接指导下，建设各民族统一体意义的“中华民族”被正式写进了《中国国民党宣言》。宣言道：“吾党所持民族主义，消极的为除去民族间之不平等，积极的为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欧战以还，民族自决之义，日益昌明，吾人当仍本此精神，内以促全国民族之进化，外以谋世界民族之平等。《中国国民党党纲》里也明确表示：“以本国现有民族构成大中华民族，实现民族的国家。”1924年1月，体现国共合作精神和苏俄影响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也多次使用了整体意义上的“中华民族”一词，并将汉族以外的“国内诸民族”，称之为“少数民族”，表示要“讲求种种具体的解决民族问题的办法”，“渐渐与诸民族为有组织的联络”，强调“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对外则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以实现“中华民族自求解放”的目标。不过，同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稍有张力的是，国民党“一大”宣言竟然还表示：“国民党敢郑重宣称，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
有学者认为，实际上1919年之后，孙中山的“中华民族”观念本身仍然经历过一个演变过程，“1919-1922年，他的'中华民族’观是一种以同化为基础的一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观，就实质而言，这是一种大汉族主义的民族观；1923年到他病逝，他的'中华民族’观是一种以平等为基础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观，既承认'中华民族’是中国的'国族’，但同时又不否认境内各民族的存在，主张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各民族的融合。”注意到1919年以后孙中山“中华民族”观发生了某种变化，无疑是有意义的。但究竟如何准确把握这种变化的实际内涵，或许还存在可以商榷之处。笔者以为，如果就内容而言，孙中山1919-1922年间的民族思想固然有潜在的大汉族主义倾向，在文化上也确有一种明显的汉族中心的优越感，但却很难说他在主观上即认同理念上，已经全然放弃了其以往一贯声称的“民族平等”原则，特别是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正如金冲及先生所强调的，“他对民族主义的解释，一直特别看重'平等’二字”。而复杂的是，1923年之后，他不自觉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倾向也未见得就真地被他自己彻底“扬弃”。关键要看其后他在民族主义演讲中所正式引入的“国族”概念，以及这一概念和“民族”概念所共同构成的“中华民族”观之实际内涵如何。
1924年1月27日，在其“民族主义”演讲的“第一讲”中，孙中山一开始就与“家族”、“宗族”概念相联系，引人注目地提出了“国族”概念。他说：“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所以中国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所以中国人的团结力，只能及于宗族而止，还没有扩张到国族”。那么何为“国族”呢？它与“民族”是什么关系？孙中山并未直接回答，而是强调所谓“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民族就是国族”这种说法“在中国是适当的，在外国便不适当”，因为在西方，“民族”与“国家”是有差别的，也必须将两者加以区分。尽管“英文中民族的名词是哪逊（nation音译——引者），哪逊这一个字有两种解释，一是民族；一是国家。这一个字虽然有两个意思，但是他的解释非常清楚，不容混乱”。这种一词两义的现象，在中西语文中也都很常见，不足为怪。不难看出，孙中山所谓“国族”，实际就是一个国家的全体人民所组成的凝结体，它是以国家为基础和对象的。他又说，“本来民族与国家相互的关系很多，不容易分开，但是当中实在有一定界限，我们必须分开。”在他看来，民族和国家间的区别，主要取决于其得以形成的力量性质：一个团体，由于王道自然力结合而成的便是民族；由于霸道人为力结合而成的便是国家。而“自然力”主要不外乎五种，包括血缘、生活、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国家和民族关系的构成也存在多种形式，“外国有一个民族造成几个国家的，有一个国家之内有几个民族的”，比如像在英国那样的国家，“民族”和“国族”，“民族主义”和“国族主义”就都不是一回事，无法对等；而中国则不同。在中国“自秦汉而后，都是一个民族造成一个国家”，二者已合而为一。这实际上是一种独特的中国特殊论。不过孙氏这样的观点，显然无法解释元代中国和清代中国。不知其这里所言，是指中国作为传统王朝国家，在“民族”与“国家”的关系上实与西方近代民族国家无异，还是指传统中国已带有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的某些特色？但可以肯定的是，孙本人却并没有因此完全否认各少数民族的当下现实存在，只不过是强调汉族人数占了绝大多数，而少数民族的数量微不足道、因而可以忽略而已。所以他说：
就中国的民族说，总数是四万万人，当中参杂的不过是几百万蒙古人，百多万满洲人，几百万西藏人，百几十万回教之突厥人。外来的总数不过一千万人。所以就大多数来说，四万万中国人可以说完全是汉人，同一血统，同一言语文字，同一宗教，同一习惯，完全是一个民族。
这种因少数民族人数“极少”就称中国人“几乎完全是汉人”，为“一个民族造成的国家”的说法，无疑彰显的是汉族的自大，理论逻辑上自有矛盾，难以服人。所以三年后的1927年，诸青来出版《三民主义商榷》一书时，就抨击孙中山道：“以人口属数目论，满蒙回族人口究占总数百分中之若干，尚无确实统计。纵如中山所云，汉族占四十分之三十九，其他四族，仅得其一，亦不能说四万万人完全是一个民族。抬高五族中之任何一族，而抹煞其他四族，以一律平等之义衡之，得非大相刺谬乎？”
概括起来说，在孙中山那里，“民族”和“国族”本来是两个有区别的概念。“国族”指的实际是国家的主体——国民之全体，属于纯粹的政治概念，它是否能彻底成为一个“民族”，尚有赖于血缘、生活、宗教、语言和风俗习惯等五种“自然力”的进一步化合作用。但由于在中国情况特殊，汉族占国民人口的绝对多数，简直就（仿佛）是“一个民族治理一个国家”，所以若从国家人民之总体层面来把握中国的整个“国族”与“中华民族”这两个概念，其彼此的国人数量之适用范围，“实际上”又已基本重合。
孙中山这一矛盾含混的“国族”论，在日后的国民党内部和思想界，造成了相当复杂的影响。对此不予深究者，往往从定义上直谓“国族即民族”，因“孙总理”如是说，故乐于将两者混用；而那些具有中华民族一元论情结者，则必言孙氏所谓“国族”，实乃指“一个民族造成一个国家”之义，也即同单一“民族国家”相对应的“国家（民）民族”之谓，此种“国族”之下实容不得多个“民族”并列，因之与后来所谓“多元一体”论难免冲突。这一点，不认同那种单一性中华民族观的中共思想家们似多已明白，他们即便是抗战时期也少见使用“国族”尤其是“中华国族”概念，应该与此不无关联。当然，更多的人则只是从孙中山那里接取“国族”二字、在范围更大的中华民国“国民全体”之一般政治意义上使用它，而同时将“民族”作为其政治下位概念、也即人类学和民族学意义上的历史文化概念来运用，这样的使用，实便于弱化、消减其时国内的民族与国家之间的那种矛盾和紧张关系。此外，也还有人在“国家和民族”这种泛泛并称的意义上使用 “国族”一词。
但不管人们此后怎么理解和使用“国族”，孙中山正式将“国族”概念引入到其三民主义的政治思想中，都是近代中华民族主义和民族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尤其对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传播与认同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此，本书其后各章还会有所涉及和探讨。
关于孙中山对“国族”和“宗族”关系的认知，还有一点应该补充。从前文所引述的孙中山在“民族主义”第一讲中的有关言论来看，他所批评的乃是传统中国人只重家族和宗族、因而缺乏国族观念和凝聚力，终落得一盘散沙的缺失性一面；然到了“民族主义”的“第五讲”时，其思路似乎又有所调整，转而从民族文化优越和自信的立场来加以立论，并强调对于宗族的“好观念”只需略加改造、便可构成对建设 “一大国族”所需要的正面的基础性意义。故他说： 依我看起来，中国国民和国家结构的关系，先有家族，再推行到宗族，再然后才是国族。这种组织一级一级的放大，有条不紊，大小结构的关系当中是很实在的。如果用宗族为单位，改良当中的组织，再联合成国族，比较外国用个人为单位当然容易联络得多。
从这里，我们其实已不难看到后来蒋介石形成“宗族论”的中华民族观之某些直接的思想因子了。
此外，前文提到过的孙中山晚年认可国内“弱小民族”的“民族自决”问题，实际上也有值得分辨之处。它与当时的苏俄和中共的激进思想，可谓同中有异。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孙中山其实并未主张蒙藏等少数民族有脱离“中华民国”的绝对自由，他所谓“民族自决”，仍不过是在“中华民国”范围内的一种内部“自决”罢了。不过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宁愿采取一种折中态度，愿意将其归之为当时孙中山中华民族观的诸多内在“矛盾”之一。顺便提及，笔者在反复研读孙中山论著的过程中，常常会感到其思想的博大精深、富于天才的创造性，但不时也能体会到其复杂矛盾之点并为之困惑，觉得很难简单地将其表述明白。在这方面，孙关于“民族”、“民权”，“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及其彼此关系的思想观念，可以说又具有某种典型性。
晚年孙中山所倡导的一体化“中华民族”观念，很快就渗透到对整个三民主义思想体系的解释中，使其具有了和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并首先在国民党内和一部分文化人中产生了持久而广泛的认同。这一点，我们从孙中山逝世后不久戴季陶和钱穆等人对三民主义有影响的解说中，能够有清晰的体认。如戴季陶就认为，“三民主义之原始的目的，在于恢复民族的自信力”，“一个民族的生命，最要紧的是他的统一性和独立性。而这统一性和独立性的生成，最要紧的是在于他们的自信力。……总理此四十年的努力，要点在何处呢？就是要唤起中华民族的自信心，造成中华民族的统一性和独立性”。的确，五四以前，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主要只讲对外独立和对内各民族平等，现在则不仅强调国内各民族平等，还要强调其内部的“统一性”了。也就是说，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之“民族”，此时已明确地指向了具统一性和整体性的“中华民族”，而非别物。这就更进一步规定了其“民族主义”乃至整个三民主义的新内涵。
蒋介石也是较早自觉以“中华民族”概念来解释“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之民族主体含义的重要政治思想人物。1924年，他在双十节校阅陆军军官学校后发表的演讲中，就强调：“三民主义第一个主义，就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求我们中华民族独立，享得真正自由平等的幸福，同时我们中国也不压制旁的民族或国家。这就是民族主义简单的义意。……我们要办这个陆军军官学校，就是为了要打倒军阀，要推倒帝国主义，要使我们中华民族得到独立的机会。”在这方面，蒋介石追随孙中山的思想脚步，的确是较为积极的。
1928年，钱穆在他那部流传广泛的《国学概论》中讲到“最近期之学术思想”时,也因此明确认定，“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是基础和根本，而民族主义的主体就是现代的“中华民族”，“民权、民生”也是就“中华民族”而言的。因此，“中华民族自身之意识”的培养，也就成为三民主义建设的核心任务。他指出：“'三民主义’之精神，始终在于救国，而尤以'民族主义’为之纲领。民权、民生，皆为吾中华民族而言。使民族精神既失，则民权、民生，皆无可附丽以自存。所谓民有、民治、民享者，亦惟为吾民族自身而要求，亦惟在吾民族自身之努力。舍吾中华民族自身之意识，则一切无可言者。此中山先生革命精神之所在，不可不深切认明者也”。毫无疑问，这种被赋予了新内涵的三民主义，在国民党的推动下，反过来又构成为此后涵育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继续成长壮大的意识形态力量之一。但同时也应指出的是，此种强调各民族需进一步实现整体化和一体性的“中华民族”观念，尽管在孙中山那里同对“五族共和”这一提法的明确否定相联系，而实际上“五族共和”论及其初期实践，却是其得以提出和进一步落实的逻辑前提。不仅如此，其后的国民党虽然继承了孙中山的“中华民族”理念，却也并没有简单抛弃“五族共和”论，而是在不同的场合仍然加以强调和运用，即便是蒋介石本人也不例外。因为正如我们在前文所指出的，“五族共和”论与复合性的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在本质上既构成一种顺应关系，而同时它又与单一性现代中华民族观念也存在一种逻辑前提关系。不少时候，“五族共和”的内涵其实很含混，与所谓五族“同种”皆为“黄帝子孙”一类说法，往往也是能“和平共处”的。
第二篇：中华民族核心观念与精神是什么？
中华民族核心观念与精神是什么？
“和谐”应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指一种“配合得适当而匀称”的关系，包括人与自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和世界的和谐。《论语》曾言，为政之道，在于“近者悦，远者来。”《周礼》中说，“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左传》说，“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
一个字“和”；
两个字：“大同”；
一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意谓：天（即自然）的运动刚强劲健，相应于此，君子处世，应像天一样，自我力求进步，刚毅坚卓，发愤图强，永不停息；大地的气势厚实和顺，君子应增厚美德，容载万物。译为：君子应该像天宇一样运行不息，即使颠沛流离，也不屈不挠；如果你是君子，接物度量要像大地一样，没有任何东西不能承载。
一段话：“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
译文：最善的人好像水一样。水善于滋润万物而不与万物相争，停留在众人都不喜欢的地方，所以最接近于“道”。最善的人，居处最善于选择地方，心胸善于保持沉静而深不可测，待人善于真诚、友爱和无私，说话善于格守信用，为政善于精简处理，能把国家治理好，处事能够善于发挥所长，行动善于把握时机。最善的人所作所为正因为有不争的美德，所以没有过失，也就没有怨咎。
中华民族核心观念与精神就是“和谐”“和睦共处”，因为中华民族是在了“天下”基础上思考问题，而非我们一般意识“国家”角度。所以很多人会茫然！说起美国就会想起英雄主义、个人崇拜精神；谈起日本自然想起武士道精神；却不确定中华精神到低是什么？核心观念是什么？
有人说；“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经济腾飞三十年，但也是中国人核心价值观缺失的三十年，在中国历史上有灿烂的历史文化，从先秦诸子百家到汉代的独尊儒家，到南北朝的玄学，到唐宋的佛学到明清的朱明理学等等，其实每个朝代都有他的所谓的主流思想，但从5.4以后中国人的主流价值观就时常动摇，从三民主义到共产主义到现在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人们的核心价值观在迷惘中前进，在迷惘中选择。”此观点个人比较认同，但我认为核心观念是永远不会缺失，只是在一段时间因为大环境的变化或新思想冲击使得大部分人比较迷茫，尤其是中华精神，他是建立在“天下”的基础上。又是以海纳百川、和睦共处为核心，且在清朝的奴才文化、文字狱、近代被帝国主义者侵略，英雄主义、个人崇拜、武士道精神等等文化的冲洗。而如果在以美国或日本等建立在“国家”甚至“个人”基础上精神为参照物，你不迷茫才怪。
中华的核心观念是什么？中华精神的核心有是什么？那为什么核心观念永远不会缺失？
很简单核心观念就是：“和”“和谐”“和睦”“和谐社会”。
中华精神的核心是一个智慧的问题，因为它不具备唯一答案，我们五千年的核心观念是建立在“天下”的基础上，众人对“天下”的认识又因朝廷自大不与世界交往仅茫然局限于“中华”【中华=天下】。而近代清朝的奴才文化、文字狱等等有弱化了中华文化，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众人真正了解世界，打破了原有的观念“天下”从而使人们迷失中华精神。后来伟大的孙中山先生、毛泽东主席、邓小平同志、根据中华核心观念与大环境相结合，总结出了：三民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核心的中华精神。所以“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经济腾飞三十年，但也是中华精神缺失的三十年，而不是价值观或观念。”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来形容中华精神：“龙的传人，龙的精神”什么是龙的精神？就是以“天下和谐为己任”。所以说美国精神英雄主义精神、日本武士道精神根本与中华精神不在一个层次，相差太远。正因为如此也是国人迷茫，因为原有是“天下”突然变大乐，而且有大量新思想的涌入，且破使被动接受。更重要的是被曾经观念里应该照顾的“子民”痛击。拿破仑说：：“中国是一只沉睡的雄狮，一旦醒来，整个世界都会为之颤抖……”主要是被太多新思想和现实与观念落差冲击，短时间无法融合理清或选择与探寻新“和”智慧。而中国现在已经慢慢变的清醒......“无为而无不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师夷长技以制夷什么意思”“务欲进其所能，益其所习”......这一切都表明了中华精神的核心思想，即接受一切思想和观点，但绝不会被同化，而会完美的结合为自己所用，服务与天下和谐。
核心观念是由集体意识决定的，而中华5000年融会无数思想，最终海纳百川，以“和谐”来体现。人类思考会伴随生物电。而生物电是一种能量波动。根据物理和化学上的能量守恒定律，生物电是不会消失的，既然它不会消失那他肯定以某种形式存在宇宙。所以集体意识永恒存在于宇宙。
道----“道”与儒家不同，道家强调道法自然。它认为文明压抑了人的天性，因此希望回归自然，让人性得到自由成长。
释----“慈悲”佛教在中国却生根、开花和结果。佛教宣扬的悲智双运就是要求人们通过心灵的觉悟获得慈悲和智慧。大乘佛教所具有的菩萨情怀不仅渡己，而且渡人。
儒----“仁”儒家主要是主张仁爱天下。它要人如同爱自己的亲人一样而爱天下大众，因此就有“四海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之类的箴言。仁义道德成为了中国人做人的基本规范。
墨家----“兼爱、非攻”即掠夺性战争是最大的不义行为，必须坚决反对主张。
法家----“法制”主张依法治国人人平等的原则。让法作为君主治理天下的工具。义严刑峻法治理国家，驱使百姓，维护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
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后人还加了“失礼而后法，失法而后兵。
了解中国古代历史的朋友都清楚：以上思想都在一段时间占据过主流思想，而中华精神就是融和了这一切，从不被同化。而选择完美的结合为自己所用，然后服务与天下和谐。
第三篇：以“八荣八耻”重塑中华民族的基本品质
总书记提出“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的八荣八耻是世界上任何一个优秀民族所必备的基本品质.中华民族曾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但从近代开始已经变得不那么优秀了，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大批军队成建制投敌，是中化民族的一大耻辱，也是世界各国民族解放战争和反侵略战争史上的一大奇闻，爱国主义品质遭到了严重践踏。近年来，由于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而思想道德品质和社会公德教育又严重滞后，法律制度也不完善，导致民族整本文来自文秘之音，更多精品免费文章请登陆www.xiexiebang.com查看体品质倒退：损害国家集体利益、崇尚迷信、见利忘义、坑蒙拐骗、违法乱纪、骄奢淫逸的人和事可以说遍地都是。这些行为不仅仅存在于普通百姓之中，还广泛存在于被誉为社会精英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之中，存在于作为国家经济基础的相当一部分工商企业之中。一些高官腐化堕落，相当一部分工商企业甚至一些著名的大型工商企业，为追求利润染指生产经营假冒伪劣商品。近年来的一大社会问题——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其根源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政府急功近利，不讲诚信，不及时支付工程款等等。
至于普通百姓不讲诚信、崇尚迷信、损人利已的事更是屡见不鲜，这些问题的存在，对国家的强大、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百姓的安居乐业的损害已越来越大，已到了非整治不可的时候了。
总书记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提出了“八荣八耻”，以“八荣八耻”来重塑中华民族的基本品质，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可以说是非常及时和正确的。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时刻，“八荣八耻”旗帜鲜明地把道德领域的是非黑白划分开来，成为社会公众坚持什么、反对什么的标杆，成为社会风尚倡导什么、抵制什么的卡尺。牢记“八荣八耻”，我们的道德准则自然清晰明了。
耻感不在，何以为荣？一个民族的伟大繁荣，不仅仅需要经济的富足，更需要“彰善瘅恶”的民族精神。良好的道德传承是中华文化之宝，是中华社稷之基，是民族精神之魂。只要我们真正树立起社会主义荣辱观，努力做到德治与法治兼备，中国社会就一定能够变得更加和谐，中华民族一定能够在世界民族之林散发出更为独特的迷人魅力。
第四篇：中华民族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究
中华民族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究
一、选题的依据：
民族行政对于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都是政府管理的重要内容。对于中国和俄罗斯而言，更是如此。中国采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而俄罗斯采用的是联邦制。
二、应用方法：
本文使用比较行政的研究方法（比较法）对民族事务行政管理体制的行政机构设置、行政职能确定、行政过程的运行、存在的弊端，改革的思路与相应的对策进行系统的研究，分析中华民族事务行政管理体制框架和民族行政体制改革。本选题的部分内容与一些学科形成了交叉，因此应用行政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
主要对比对象：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创新民族行政管理体制
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涂尔干：比较社会学比较行政研究的基本方法：
1、比较法
2、实证主义方法
3、诠释的方法
4、批判的方法
三、问题：
普京的创新民族行政管理体制的行政策略对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影响和有哪些借鉴作用。
第五篇：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精神的现代重塑
[内容提要]中华民族精神是遏制列强瓜分中国图谋、推动先进中国人百折不挠寻找救国真理的强大动力。但民族精神本身并不能为近代中国指明应走的方向和道路，民族精神所依托的传统儒学同样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取代了民族精神所依托的传统儒学及若干西方引进的资产阶级思想，为中国指明了民族民主革命的方向和道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推动民族精神实现了开放性、革新性、科学性、主体性的现代重塑。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中国 民族精神 现代性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和十七大把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列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这是科学总结近现代历史经验作出的重要举措，将对我国在全球化条件下坚持民族主体性，增强民族凝聚力，激发民族创造力，从而全面提升国家软实力，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文着重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精神现代重塑的关系。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取代了民族精神所依托的传统儒学
(一)民族精神以特定的理论体系为思想依托
鸦片战争后，满清帝国在一次次城下之盟的屈辱中面临被列强瓜分的窘局，“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处于什么样的时代方位?救亡图存必须走什么样的道路?依靠什么人才能走好这条路?中国人为此苦苦探索，其大体情况正如毛泽东总结的：“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直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才义无反顾地“走俄国人的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先进中国人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才最终科学地回答了上述问题。这一过程虽为中国人耳熟能详，但仍有若干相关问题值得深思。
1、要充分估计民族精神在近代中国所起的伟大作用。是什么力量驱使中国人百折不回地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毫无疑问，是民族文化中爱国爱民、大忠大义、独任艰危、革故鼎新的精神——伟大的民族精神。为挽救民族危机，一批批先进的中国人正是在这种精神推动下，始终怀抱中华民族必胜必强的信念，不屈不挠追求新知、探索新路、外抗强敌、内谋自强。没有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信念和担当，没有勇猛精进万死不辞的拼命精神，中国很难逃脱被列强瓜分的命运；没有自强不息的精神和厚德载物的品质，中国人也很难做到既坚持民族本位立场又倾心吸纳外邦先进文明，并在学习、消化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实现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引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走向胜利。可以说，民族精神本身虽然不能为近代中国指明方向和道路，却是遏制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灭亡中国图谋的伟大精神力量。[!--empirenews.page--]
2、要注意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的区别和联系。民族精神作为一种意识形式，主要表现为一种坚持国家和民族的主体地位，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社会进步、人民幸福无私奉献的情感取向和精神品格。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是两个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概念。民族文化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定形态的思想理论体系；体现于思想理论体系和日常生活中的民族心理、民族性格。而民族心理、民族性格又有积极、消极两个方面，民族精神一般指的是其积极方面。可见，民族文化包含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民族性格的积极方面。不作这样的区分可能产生两种偏向：或在坚持民族精神时轻忽了对民族文化消极面的批判；或在批判民族文化的消极面时伤及民族精神。
3、民族精神以特定的理论体系为思想依托。由上可见，民族精神只是一种情感取向和精神品格，它本身并不是某种作为统治思想的理论体系或意识形态。但是，民族精神是在民族文化的母体里成长的，一般来说，它又一定会选取某种理论体系作为思想依托。在中国封建社会，民族精神就是以儒家学说为思想依托的。而儒家思想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大部分时间又是统治阶级选定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的功用，一方面是论证封建统治的合法性，另一任务就是为社会提供共同理想、制度模式、道德规范、发展道路等等。因此，我们必须把民族精神和它所依托的理论体系之各不相同的功用作适当的区分：民族精神在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中主要起精神动力的作用；至于社会发展的方向道路、制度规范等，则是由作为意识形态的理论体系来负责的。所以，当时代发生重大变化、国家和民族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候，如果当时的意识形态理论未能与时俱进弃旧图新，为社会找到新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模式，依凭于它的民族精神也很可能找不到发挥作用的方向、途径而陷于盲目性或非理性。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精神所遭遇到的就是这种情况。
(二)马克思主义取代了民族精神所依托的理论体系
传统民族精神所依托的理论体系基本上是“四书五经”所阐述的儒家学说。其主要内容在积极方面主要是：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民本主义的治国理念、修齐治平的德治取向、和平教化的民族政策、协和万邦的外交理想等。但在被汉武帝选定为国家统治思想后其消极面也日益强化，如宣扬“君权神授”的皇权崇拜、认可极权主义的统治模式、鼓吹“存天理、灭人欲”的反人性道德、停留于“严夷夏之防”的外交思维等。明代建立在资本主义萌芽和若干西方新知识基础上的启蒙思潮，又被清朝统治者严酷的思想专制所扼杀，以致中国人对外部世界茫然无知，更谈不上对世界大势的变迁有多少理性认识和应对之方。鸦片战争被迫打开国门之后陆续引进的若干“新学”，虽然曾被寄予厚望，却因为“先生老是侵略学生”而一一陷于失败。马列主义不同于所有“新学”，它是把反映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之真理性与为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求解放的价值性完美结合的科学理论。资产阶级“新学”只教给我们反封建，却要求我们忍受殖民。只有马列主义教给我们既要反封建更要反殖民反帝国主义的道理，彻底解决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从此，“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马克思主义成了中华民族新文化的灵魂，完全取代传统儒学和各种“新学”而成为民族精神的坚强依托。[!--empirenews.page--]
二、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民族精神的现代转型
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实际包括中国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把时代的最高思想成果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注入民族文化，彻底批判民族文化中封闭、狭隘、保守、落后、专制、奴化诸弊病和自发、朴素的局限性，重振民族文化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并赋予其现代的主体意识和科学灵魂。
(一)彻底批判民族文化中的封闭性和狭隘性，重振民族精神中面向世界勇于吸纳的优良传统，赋予其现代世界意识而实现开放性重塑。[1][2]下一页 古代中国人并非不知域外也有悠久灿烂的文明。印度佛教中博大的救世情怀、宏阔的思想视野和缜密的思辨逻辑，曾令中国人击节赞叹而倾心学习，并在唐宋结出中国式佛教和程朱理学的硕果。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天主教思想和若干科学知识也经由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大批传人中国，并与中国明代中叶资本主义萌芽刺激下的变革思潮有相当程度的结合。但明、清两代统治者长期采取闭关锁国的外交政策和血腥恐怖的文化专制，使国家体制和民族文化的开放性、进取性逐步窒息，封闭性、狭隘性日趋严重。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不断传人，传统文化的封闭性和狭隘性逐渐被打破，但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理论无助于中国人正确认识时代变迁的本质和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定位，更不能提供中国救亡图存应走的道路。只有马列主义才使中国人认识到，对超额利润的贪婪追求会驱使资本主义以侵略者、殖民者和吸血鬼的姿态，以血与火摧垮任何国家和民族的壁垒。处于这样的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为了战胜这些以全球为剥削范围的超级强盗，也必须具备全球视野和国际眼光，首先把自己组织起来，然后与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奋斗，方能取得胜利。
(二)彻底批判民族文化中的保守性和落后性，重振民族精神中刚健自强、日新又新的优良传统，赋予其革除旧弊开创新局的锐气而实现革新性重塑。
民族文化中本有自强不息的传统，但长期的专制统治不断摧残其活力。清代思想钳制尤为凶狠暴戾，启蒙思潮的被扼杀、“避席畏谈文字狱”情势下考据学的畸形兴盛，都使得“万马齐喑究可哀”成为必然。鸦片战争之后依次兴起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民主革命，逐步打破了这种保守性和落后性，变革图存成为时代的主流。但是这些运动所依凭的理论都未能正确揭示时代的本质和中国的特殊国情，因而相继失败。他们中许多叱诧风云的代表人物又令人叹惜地变为保守派和时代落伍者。只有马克思主义能够赋予民族精神以新的时代内容和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方向。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以巨大的勇气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提出并实践了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买办阶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中国式革命道路，引导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在历经艰苦的探索和曲折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又以宏伟的气魄推出改革开放的新政，提出并实践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民族文化中的保守性和落后性，实现了民族精神的革新性重塑。[!--empirenews.page--]
(三)赋予民族精神以现代理性意识，克服其朴素性和盲目性，实现其科学性重塑。
传统民族精神虽然是民族文化的精华部分，却仍然存在着朴素性和盲目性的局限。主要表现在：
1、传统的民族精神一直是与“华夷之辨”相联系的，长期没有形成“中华民族”的概念。鸦片战争之后，在各族人民共同抵抗列强侵略过程中才逐渐形成“中华民族”的概念，觉悟到各族人民应该平等相待共同御侮的道理。
2、不懂得“民族”、“国家”、“朝廷”是不同的概念，具有不同的本质，往往把“忠君”与“爱国”等同起来而未作合理的区分，以致“愚忠”之举层出不穷。
3、未能正确处理坚持民族立场抵抗列强侵略与学习引进西方先进文明的关系，有的人甚至盲目排斥西方先进文明。近代以来，这些局限逐步有所克服，但一直没有根本性的提高。马克思主义的传人才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状况。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第一次把唯物论和辩证法、自然观和历史观有机结合起来，揭示了人类历史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它告诉我们：
1、尽管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是历史趋势，但它以血腥的侵略掠夺来实现扩张却是非正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斗争则是正义的。
2、资本主义殖民者与以前殖民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挟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来的，因此，在坚决抵抗其侵略掠夺的同时，又要不遗余力地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生产方式和其他文明成果。非如此不足以有效抵抗西方殖民者的侵略掠夺。
3、反对西方殖民者的侵略掠夺，又要把西方各国大资产阶级侵略集团同各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区别开来。我们不但不反对各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反而要同他们联合起来反对大资产阶级侵略集团。
4、在反对西方殖民者的斗争中，还要同世界各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反对共同敌人。正是有了这些进步，中国共产党人才能做到既彻底批判全盘西化派的民族虚无主义，又完全挣脱义和团式的盲目排外，将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有机统一起来，从根本上克服其朴素性、盲目性局限而实现科学性重塑。
(四)赋予民族精神以现代主体意识，克服民族自卑心理和国民奴化心理，极大地提高了民族自立意识和必胜信念，使民族精神获得现代主体性重塑。
传统的民族精神十分重视“华夷之辨”，认为“中国”文化高于“四夷”，理应君临天下；但一当“四夷”入主“中国”，如果他们服膺了“中国”文化，那也是可以接受的。这既显示了民族精神包容宽厚的一面，又潜藏着一种华夏中心主义的文化心理。而鸦片战争后伴随坚船利炮进人中国的却是西方全方位的优势：盖世无双的科学技术，势不可挡的机器大生产，号称自由平等的社会制度和异彩纷呈的思想文化。国难日亟，百事落后，变革、救亡之声固然不绝于耳，认为中国已无可救药，只能听任列强瓜分的也大有人在。当此之时，最重要的并非救国之方，而是是否相信国仍可救、敢不敢去救、愿不愿“我以我血荐轩辕”。换言之，树立民族主体意识才是第一位的问题。被引进中国的资产阶级启蒙学说传播了反封建思想，但却把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看成天经地义，认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们只有接受这种安排才是明智的。只有在马列主义的思想框架下，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主体性和道义合理性才得到科学的说明和有力的确证。资产阶级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剥削，只是其在国内剥削的更血腥的延伸，因此，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对外来殖民者和本国地主买办阶级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同宗主国工人阶级的斗争一样，是完全符合历史发展客观要求的正义之举。在帝国主义殖民者面前，被压迫民族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最需要的正是挺立民族主体性，义无反顾地发动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并且联合宗主国工人阶级和一切被压迫民族共同奋斗，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中国人民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人们自己创造历史”的理论指引下，彻底克服民族自卑感，树立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实现现代民族主体性重塑。[!--empirenews.page--] 综上所述，中华民族精神是遏制列强瓜分中国图谋、推动先进中国人百折不挠寻找救国真理并最终服膺马列主义的强大动力。但民族精神本身并不能为近代中国指明应走的方向和道路，民族精神所依托的传统儒学同样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取代了民族精神所依托的传统儒学及若干西方引进的资产阶级思想，为中国指明了民族民主革命的方向和道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推动民族精神实现了开放性、革新性、科学性、主体性的现代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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