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上请求权[推荐5篇]

第一篇：物上请求权

物上请求权，也称物权的请求权，是指当物权的圆满状态受到妨害或有被妨害之虞时，物权人为了排除或预防妨害，请求对方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物上请求权的目的为排除妨害，根据不同的妨害形态可分为以下几种：

（1）当他人没有权限而占有物权的所有物妨害物权时，发生物权的返还请求权；

（2）以此外的方法妨害物权的，发生妨害除去请求权；

（3）妨害有发生之虞的，发生物权的妨害预防请求权。

物上代位又称所有权代位,是指保险标的因遭受保险事故而发生全损或推定全损,保险人在全额支付保险赔偿金之后,即拥有对该保险标的物的所有权,即代位取得对受损保险标的的权利和义务。

守法：守法，又称法的遵守，是指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依照法的规定行使权利（权力）和履行义务（职责）的活动。

1、主体。指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事业组织及全体公民，还包括我国领域内的外国组织、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也是守法的主体。他们的活动应当在我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

2、客体。指国家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和非规范性法律文件

3、内容。包括依法行使权利和依法履行义务两个方面，二者相互统一，缺一不可。

二、守法的必要性

（一）人类社会有序性的要求

（二）守法是我国社会主义法的本质的体现

（三）守法是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四）守法是最低限度的道德

第二篇：物权请求权中的费用承担问题

物权请求权中的费用承担问题

——法学1班 MY

摘要：物权请求权是物权人在对其物行使权利的过程中，受到妨害或有受到妨害的可能时，物权人为排除或预防妨害的发生，恢复物权的圆满支配状态，而请求妨害人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在双方行使请求权的过程中所产生的费用问题日益凸显。

关键词：请求权、返还原物、排除妨害、费用承担、孳息返还 正文：

民法上对物权的保护主要体现为物权请求权的行使。物权人在其物权受到侵害后，应当向侵害人提出请求，当侵害人拒绝时，受害人既不能支配侵害人的财物，也不能强制其人身，只能依法提起诉讼，请求国家审判机关提供国家强制力迫使侵害人为特定行为，以消除给物权人造成的不便与损害，由此便出现了所谓的物权请求权这一物权的民法保护机制。《物权法》第37条规定：“侵害物权，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损害赔偿，也可以请求承担其他民事责任。”可见，侵害物权的纠纷，其中必然牵扯费用承担问题。对此，个人认为应该以过错认定责任承担费用，在不可抗力或意外事件造成的无过错情况下，不能草率认定费用承担者，应该区分责任，就各方承担责任不同，逐一考虑费用承担问题。

例如：甲和乙是邻居，甲的院子里有棵大树，某天甲家的大树被一阵大风吹倒在乙家的庭院，由此产生的物权请求权应如何考虑，牵扯的费用又该由谁承担呢？上述案例是关于物权请求权中的一个经典案例，它体现了在行使物权请求权以寻求对于物权的保护的过程中，其所产生的费用由谁承担的问题，尤其是在不同的物权请求权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这个问题将更加突出。

物权请求权也称之为物上请求权，是指物权人在对其物行使权利的过程中，受到妨害或有受到妨害的可能时，物权人为排除或预防妨害的发生，恢复物权的圆满支配状态，而请求妨害人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也就是说，物权人既有对物的支配的权利，有权向任何一个无权占有其物的第三人要求返还，又有排除第三人对其物的任何干扰的权利。当物权人的物权受到妨害或者有妨害之虞时，物权人请求诉讼保护的直接依据不是其物权，而是一种请求权即物权请求权，侵害物权的，物权人可以请求防止侵害、停止侵害、排除妨害、返还原物、赔偿损失、赔礼道歉，其中物权请求权的范围，包括返还原物请求权、恢复原状请求权、妨害除去请求权和妨害防止请求权。

一、甲乙双方权利及费用相关分析：

1、确认请求权

《物权法》第33条规定：“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请求确认物权包括请求确认所有权和请求确认他物权。在本案例中，树由甲所有，这是没有争议的，由于外力因素，树倒在乙的院子里，因此产生其他请求权。

2、所有物的返还请求权

所有物的返还请求权即返还原物请求权，是所有人对于无权占有或侵夺其所有物者请求返还其所有物的权利。其构成要件只有一个，即相对人无权占有其物。所谓无权占有，是指没有正当权源而占有他人的物。其发生原因如何、其期间长短、占有人善意或恶意、有无过失等问题概不考虑。《物权法》第34条规定：“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其前提必须是原物仍然存在，如果原物已经毁损或灭失，则应区分其占有人是善意还是恶意。善意占有人对所有物没有恶意，故不应负赔偿责任；如果提起侵权行为请求权的权利人能够证明，所有物的毁损或灭失事由可以归责于善意占有人，则善意占有人也应当负赔偿责任以填补权利人所受的损害。而对于恶意占有人，因其对所有物本来就具有恶意，故不可能证明自己已经尽到了善意管理人的义务，因此必须对所有物的毁损或灭失负赔偿责任。本案例中，甲的树被风吹倒后倒在乙的院子里，甲对树的所有权因此而受到破坏，但树本身并没有毁损或灭失，所以甲可以请求返还原物。不管树是否珍贵，乙主观上是否有想要占有该树的想法，甲都可以行使对树的返还请求权，所产生的譬如树的搬运费用，应由有责任的一方——甲来承担。虽然双方均无过错，但树是甲所有，费用应由权利人自行承担。

3、排除妨害请求权

排除妨害请求权是指所有人对其所有权的圆满状态被他人妨害时，请求妨害人除去妨害的权利。《物权法》第35条规定：“妨害物权或可能妨害物权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甲在提出返还请求权时不可忽略，甲的大树由于不可抗力的因素倒在乙的院子里，造成乙对他家院子的物权拥有得不圆满，为了恢复乙家院落的正常使用，乙有提出排除妨害请求的权利。若甲的大树倒下造成乙的院子或房屋受损，根据《物权法》第36条规定：“造成不动产或者动产毁损的，权利人可以请求修理、重做、更换或者恢复原状。”所以乙有权要求甲使受损的部分恢复物权的圆满状态，并且产生的费用由甲承担。物权请求权的费用，一般情况下由负有返还原物、排除妨害、恢复原状的义务人来承担，但如果该侵犯物权的行为是由物权所有人自己的行为或由于地震、战争等不可抗力、意外事故造成的，则应该由权利人自行承担费用，如果是由第三人引起的，则由第三人承担费用。

4、损害赔偿请求权

损害赔偿请求权是指由于他人的非法行为造成了财产的毁损和灭失，侵害了权利人的物权时，权利人所享有的补偿其损失的请求权。赔偿损失的种类有恢复原状和金钱赔偿、代物赔偿。恢复原状指回复到损害发生前原有的状态。不能恢复原状，或者当事人不愿意恢复原状的，可以用金钱赔偿、代物折抵赔偿。损害赔偿的请求可以由物的所有人提出，也可以由物的合法占有人提出。损害赔偿一般被认为是债权法上的救济措施，然而，在物权人的物权利益受到侵害依据上述的物权保护方式不能得到保护时，赋予物权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能够更充分地保护物权人的整体利益。本案例中，虽然双方均无过失，但甲的大树造成了乙的财产损失这个结果是客观存在的，乙可以就树倒下所造成的损失向甲提出赔偿请求。

二、孳息或添附产生的费用问题

1、孳息应否返还

在占有期间由所有物所生之孳息包括天然孳息与法定孳息，在本案中，若甲的树上存在果实等物，随着树的倒落，部分果实随之进了乙的院子，在此可分两种情况：

①果实没有毁损或灭失

a.若果实还在树上，并没有掉落到院子里，那么果实应作为树的一部分，甲向乙提出的返还原物请求权也包括果实，并且在果实返还的过程中产生的费用都由甲自行承担。

b.若果实不在树上，被震落在了乙的院子里，那么乙应该遵守民法中的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承认果实为甲所有，并坚持公序良俗原则，将果实还给甲。

②部分果实毁损或灭失

a.若只是由于风的不可抗力因素造成部分果实的毁损，乙作为善意的一方，对果实的情况不知情，那么应在树和果实等都返还原主后由甲自己承担相应损失。

b.若甲有证据确认是由于乙的恶意行为造成果实的毁损，则甲有权要求乙对自己的损失进行赔偿，乙应为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赔偿。

2、添附与费用是否可以由相对人请求偿还

占有人在占有期间可能从事对物加以改良、添附的行为，若使善意占有人，如果没有这些积极的改良与添附，占有人消极的保存行为也对物的存续具有实益，故法律在要求占有人以自己的行为和费用返还占有的同时，为利益平衡考虑，依诚信原则保护占有人的费用请求偿还权，所有人应补偿占有人对物支出的有关费用或基于不当得利返还善意占有人所添附的价值。当占有人是恶意时，应一并将添附物返还给原物请求权人，原物请求权人应基于不当得利返还恶意占有人添附的价值。因添附给物权人造成损害的，恶意占有人要承担侵权的损害赔偿责任。

为避免产生一方恶意放弃请求权，另一方被动寻求处理方案的情况，个人认为应承认双方互为请求权人，互享请求权，并且不需要考虑先后顺序问题。若乙先提出排除妨害的请求，则甲就无再提出返还所有物请求的必要，若甲已提出返还所有物的请求，乙亦无再提出排除妨害请求的必要。在整个事件中，只需以过错认定责任费用承担的一方即可，而在不可抗力或意外事件造成的无过错情况下，仔细应该区分责任，就各方承担责任不同，逐一考虑费用承担问题。在双方承担费用的情况下，一方先以自己的费用行使了物权请求权的，另一半费用可基于不当得利向相对人追偿。

参考文献：《物权法》——曾宪义、王利明

《物权救济模式的选择及其依据》——崔建远

第三篇：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能不能转让

人身损害索赔权是否可以转让？

案情简介

2008年5月18日，A公司雇佣的道路作业工人苏某（男，1970年出生）在某市无名道路上作业，恰逢付某驾驶B公司所有的沪C中型自卸货车由西向东行驶至该路段，沪C车辆与苏某相擦，导致苏某倒地受伤，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经交警部门调查取证认定，付某在本起事故中承担全部责任，苏某不承担事故责任。2008年6月30日，A公司与苏某的家属达成协议：由A公司一次性支付苏某家属50万元，之后苏某家属放弃向责任方索赔的所有权利，由A公司向各责任方索赔，索赔的钱款全部归A公司所有。双方对该份协议进行了公证。随后，A公司实际支付苏某家属30万元的赔偿款。

2009年3月10日，A公司以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B公司与沪C车辆的保险公司共同赔偿94万余元。

一审法院作出了判决，判决B公司与保险公司分别在各自的责任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后保险公司与B公司不服判决上诉至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在开庭审理后，作出二审判决，判决驳回被上诉人A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例评析

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A公司是否因与苏某家属签订了相关协议，并支付了费用即可以作为原告要求事故责任方要求交通事故赔偿。

一审中，原审法院以及A公司认为，苏某的家属通过签订协议书的形式将交通事故赔偿权转让给了A公司，此系财产性质的转让，且事后苏某家属再次进行了确认，并进行了公证，该份协议以及A公司实际支付的30万元均属事实且有效。唯一不同的是，原审法院认为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与自然人的人身密不可分，依法不得让与或继承。因此，原审法院在一审判决中对于精神损害抚慰金并未支持。其余诉讼请求，法院基本都予以支持。一审中，保险公司认为，A公司并不属于本案的适格原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本条所称赔偿权利人，是指因侵权行为或者其他致害原因直接遭受人身损害的受害人、依法由受害人承担抚养义务的被抚养人以及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在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只有直接遭受人身损害的受害人、依法由受害人承担抚养义务的被抚养人以及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才有权利向致害人要求损害赔偿，法律并未赋予其他主体在各种债权中的请求权。该案涉及的债权为侵权之债，而非合同之债，相关的法律只规定了合同之债可以转让，而未规定侵权之债可以转让。即使法院在司法实践中认可参照合同之债权转让的相关法律来处理侵权之债，那么《合同法》中关于债权转让相关的禁止性规定也同样可以参照使用。《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根据合同性质是不能转让的。”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明确规定：“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是指基于抚养关系、扶养关系、赡养关系、继承关系产生的给付请求权和劳动报酬、退休金、养老金、抚恤金、安置费、人寿保险、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等权利。”可见，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是专属权利，属于不能转让之债。A公司与苏某家属签订的关于债权转让协议

违反了相关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合同。

二审中，保险公司认为一审判决明显违背了《民法通则》规定的“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本案涉及的债权债务关系为侵权之债，完全不同于合同之债可以根据合同约定从中获利。由侵权引发的债务其解决要义是“赔偿损失”，是根据法律定量或按时间损失来计算数额的，人身损害赔偿更是如此，各项赔偿项目都是有固定标准以及计算方式。正是因为致害人的侵权行为给受害人或其家属造成了身体、精神等的损害，国家才制定相应的法律以保护受害人或其家属的损失能够得到弥补。A公司作为死者所在的单位，既不会因为受害人的死亡有任何的财产性损失，也不可能因为受害人的死亡而伤心流泪。但根据一审判决，与死者非亲非故，无论从财产上还是情感上都没有任何影响的A公司却因为此次诉讼平白获利近46万元。一场令死者家属悲痛欲绝的人间惨剧，却成为了A公司通过盈利的手段。长此以往，只需要通过诱骗的手段，低价一次性支付给受害人或者受害人家属一笔款项，即可获得索偿权，再向致害方索赔，从中获取暴利。

二审法院认为，人身损害赔偿之目的在于弥补受害人及其近亲属因受害人人身损害而造成的实际损失，以填平补齐为原则。A公司与苏某亲属之间签订的协议中，约定A公司支付给苏某亲属50万元的赔偿款，实际仅支付了30万元，但A公司起诉要求被告方赔偿近100万元，明显存在牟利的目的，此种侵害受害人近亲属、侵权人以及保险公司利益的行为，为法律所不容。最终，二审法院认定A公司与苏某之间签订的协议属无效协议，A公司的所有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

从一审法院作出的明显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的错误判决，到二审撤销原审错误判决、依法驳回诉讼请求，无不体现了二审法院保护受害人或者受害人家属权利的法律职业道德，以及对人身损害赔偿相关法律的立法精神的尊重。更是对社会上妄图通过买断受害人或者受害人家属赔偿款的形式，来获得暴利的非法行为的严重打击。

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不能转让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本条所称赔偿权利人，是指因侵权行为或者其他致害原因直接遭受人身损害的受害人、依法由受害人承担抚养义务的被抚养人以及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在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只有直接遭受人身损害的受害人、依法由受害人承担抚养义务的被抚养人以及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才有权利向致害人要求损害赔偿，法律并未赋予其他主体在各种债权中的请求权。该案涉及的债权为侵权之债，而非合同之债，相关的法律只规定了合同之债可以转让，而未规定侵权之债可以转让。即使法院在司法实践中认可参照合同之债权转让的相关法律来处理侵权之债，那么《合同法》中关于债权转让相关的禁止性规定也同样可以参照使用。《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根据合同性质是不能转让的。”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明确规定：“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是指基于抚养关系、扶养关系、赡养关系、继承关系产生的给付请求权和劳动报酬、退休金、养老金、抚恤金、安置费、人寿保险、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等权利。”可见，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是专属权利，属于不能转让之债，但可以继承。

一些专家和学者对关于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能否转让的问题上存在一定的争议，下面对这个问题的争议进行简单的分析，普遍来讲存在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人身权作为一种民事权利，与其他民事权利相比，具有一个重要的法律特征，即人身权与权利主体紧密相连，不可分离。人身权以权利主体的存在而存在，通常情况下，人身权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让，即不得出售、赠与或继承，但企业法人、个人合伙或个体工商户的名称权除外。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作为人身权的救济权，应自然沿袭人身权专属于个人行使的这一本质特性，不得转让。

第二中观点认为通常情况下，人身权是专属于个人的权利，不得转让，但人身请求权已不再是人身权本身，已经呈现出更多债权的性质，而债权是可以被自由处分的。另外，人身权不得转让这一论断本身也是不准确的，现实中存在着将肖像利用权部分转让给他人、将自己的生活资料提供给他人进行创作等，而法人名称权的转让则更加彻底。因此，从救济权的性质以及更好地保护受害人权益的角度出发，应允许受害人转让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这样既不会损害到他人的合法利益，又充分尊重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支持第二点观点的理由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是人身权的转让是有限度的。人身权的转让权不是普遍人身权的权能，而受到权利客体性质的限制。自由权、身体权、生命权、健康权等专属于个人的权利，绝对不得转让，即使有些权利客体可转让，也并不能改变人身权的本质属性。

二是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是人身权的延续。人身损害请求权是基于人身权这一原权受到侵害而新生的次生请求权，因原权之侵害而发生，以原权之缺损为前提。这种极强的依附性决定了救济权不能改变原权的性质，而应沿袭。

三是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不得转让符合立法精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能依法请求赔偿的“赔偿权利人”是指因侵权行为或者其他致害原因直接遭受人身损害的受害人、依法由受害人承担扶养义务的被扶养人以及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

综上所述，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可以继承，但不可转让。

第四篇：丝绸之路上的人物故事

丝绸之路上的人物故事

出使西域的张骞公元前138年，张骞奉命率人前往西域，寻找并联络曾被匈奴赶跑的大月氏，合力进击匈奴。张骞一行从长安起程，经陇西向西行进。他们来到河西走廊一带后，被占据此地的匈奴骑兵发现。张骞和随从一百多人全部被俘。

匈奴单于知道了张骞西行的目的之后，把他们分散开去放羊牧马，并由匈奴人严加管制。还给张骞娶了匈奴女子为妻，一是监视他，二是诱使他投降。但是，张骞坚贞不屈。

整整过了十一个春秋，张骞才乘机和他的贴身随从甘父一起逃走，离开匈奴地盘，继续向西行进。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越过沙漠、戈壁，翻过冰冻雪封的葱岭(今帕米尔高原)，来到了大宛国(今费尔干纳)。国王热情地接见了张骞，并帮助他先后到了康居(今撒马尔罕)、大月氏、大夏等地。但大月氏在阿姆河上游安居乐业，不愿再东进和匈奴作战。张骞未能完成与大月氏结盟夹击匈奴的使命，却获得了大量有关西域各国的人文地理知识。

张骞在东归返回的途中，再次被匈奴抓获，后又设计逃出。于13年后回到长安。这次出使西域，使生活在中原内地的人们了解到西域的实况，激发了汉武帝“拓边”的雄心，发动了一系列抗击匈奴的战争。公元前119年，汉王朝为了进一步联络乌孙，断“匈奴右臂”，便派张骞再次出使西域。这次，张骞带了三百多人，顺利地到达了乌孙。并派副使访问了康居、大宛、大月氏、大夏、安息(今伊朗)、身毒(今印度)等国家。但由于乌孙内乱，也未能实现结盟的目的。汉武帝派名将霍去病带重兵攻击匈奴，消灭了盘踞河西走廊和漠北的匈奴，建立了河西四郡和两关，开通了丝绸之路。

张骞不畏艰险，两次出使西域，沟通了亚洲内陆交通要道，与西欧诸国正式开始了友好往来，促进了东西经济文化的广泛交流，开拓了丝绸之路，完全可称之为中国走向世界的第一人。

投笔从戎的班超 “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后汉书·班超传》）

匈奴是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善骑射，骠悍骁勇，进如鸟飞，顷刻毕至，退如烟云，须臾消逝，每当秋高马肥，即四下掳掠，中原一带不堪其扰。西域一带有五十余小国，全被匈奴控制，要有效抵御匈奴的侵扰，就必须控制西域各国，斩断匈奴的臂膀。

公元73年，班超随奉车都尉窦固出击匈奴，并奏请明帝派遣他出使西域。先到鄯善，国王先恭而后倨，班超推断匈奴也派使者来了。情势非常危急，只有先下手为强。班超集中随从36人，乘夜火烧匈奴使者的住所，杀死30余人，烧死100余人，鄯善国举国震恐，首先归汉。接着，班超马不停蹄出使于阗、疏勒，镇服两国，又粉碎了受匈奴指使的焉耆、龟兹两国的进攻，恢复了与汉朝中断了65年的关系。

班超决心长期留驻西域，从公元87年起，又陆续平定了莎车等国的叛乱，击退了大月氏王朝7万人的进攻，保护了西域南道各国的安全及“丝绸之路”的畅通。公元91—94年，龟兹、姑墨、温宿、焉耆、尉犁、危须等国先后臣服归汉，西域大小50国全部归属，汉章帝封班超为定远侯，西域从此安定，匈奴不敢南下。

班超在西域32年，纵横捭阖，使西域与内地联为一体，为中华民族的基业立下了丰功伟绩。

西天取经的玄奘 玄奘是唐代著名的高僧，虔诚的佛教徒，杰出的翻译家，也是享有世界声誉的旅行家和最全面地记述古代丝绸之路沿途情况的伟大著作家。贞观三年，他深感佛说分歧，难得定论，“誓游西方”，到佛教的发源地天竺(古印度)取经，探求答案，“以释众疑”。贞观十七年，带657部经论返归长安，受到热烈欢迎。唐太宗将他安置在太子李治修建的慈恩寺译经，又在寺内专门修建佛塔一座，收藏他带回的经典，这就是现在西安的大雁塔。

玄奘从西域丝绸之路的中道出国，从西域南道回国，历时17年，游历三十多个国家，行程五万余里，大大促进了中原与西域、中国和印度等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他的《大唐西域记》记叙了沿途见闻，为我们了解西域、中亚、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历史情况，了解丝绸之路的面貌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是一部闻名世界的历史地理名著，具有重大科学价值。玄奘精通梵、汉两种文字，其译著准确翔实，开一代新译风，并培养了许多翻译精英，使盛唐的翻译水平达到了相当的高度。玄奘和日本、新罗(朝鲜)的佛学者还有传承关系，在国际上亦有重大影响。

他西行取经的事迹，在民间广为流传，变成了神话，后来经明代作家吴承恩写成小说《西游记》。唐僧及其弟子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成为家喻户晓的文学形象。玄奘实为我国古代一位在世界史上和国际交往中享有极高声誉的历史人物。

第五篇：浅析我国物权法上的排除妨害请求权

【排除妨害请求权】浅析我国物权法上的排除妨害请求权

一、什么是排除妨害请求权

(一)妨碍、损害与妨害

排除妨害请求权系因妨害行为而引起，因此，妨害行为的界定自然重要。与妨碍和损害相比，妨害行为是一种持续侵犯他人享有之物权但又未必造成实际损害的行为。详言之，妨害行为具有如下特征：

1、妨害是一种干扰和侵犯他人物权的行为或事件。须注意，这里的“干扰和侵害物权”不等于“侵权”，而是泛指对他人物权强行施加了一种广义上的“不利影响”，从而破坏了他人物权的完好性和他人行使物权的顺畅性。自然力导致的事件也可能构成妨害，如大风吹倒某人的树，拦住了邻居的出口。

2、妨害是一种持续性的行为或事件(状态)。一次性行为则不构成妨害，对此，若对权利人造成损害，可请求损害赔偿;若无损害，则既不能请求损害赔偿，也不能请求排除妨害。但自然事件引发的持续性障碍则可能构成妨害(如某人在自己土地上堆放的物滚落到邻居园子里)。正是由于妨害行为具有此特征，排除妨害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才不会造成对权利人保护不周的后果。关于诉讼时效问题，容后详述。

3、妨害状态并不要求存在实际损害。实际损害是侵权损害赔偿的要件之一，不是排除妨害请求权的要件。这是妨害不同于损害的关键所在。

4、妨害状态可能存在实际损害。当存在损害并满足因果关系、过错要件时，权利人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不过，权利人并非只能寻求此种救济，如果这种损害是一种持续性损害，那么权利人还可以只提起排除妨害请求权。[2]因而，在这个意义上，妨害不同于妨碍;根据文义解释和体系解释，《民法通则》134条(责任方式)“排除妨碍”中的“妨碍”，是与“损害”相并列而存在的，妨碍的状态中不可能包含损害。

5、妨害还包括现在没有实际损害但有可能产生实际损害的行为。这种情形下赋予物权人排除妨害请求权，有些类似于合同法上的预期违约规则，可称之为“预期侵害”规则。就此而言，妨害是一个专有名词，是妨碍所无法替代的。

(二)排除妨害请求权和消除危险请求权

依据《物权法》，排除妨害请求权分为排除妨害请求权和消除危险请求权。二者的主要差别在于，前者给他人物权带来的不利影响是现实存在、持续存在的，而后者给他人物权带来一种现实的损害危险。根据物权法的规定，消除危险请求权实际上是一种另类的排除妨害请求权。

1、排除妨害请求权。首先，排除妨害请求权不等于恢复原状请求权。恢复原状一般是针对己物遭受损害时权利人提出的请求;而排除妨害则是针对自己物权的行使受到不当限制而提出的请求，二者有本质区别。其次，排除妨害请求权只能在干扰行为达到“妨害”程度时才可提起;物权人应当容忍他人轻微的侵扰行为。个案中侵扰是否达到妨害的程度，由法官根据正常人的忍受度来加以确定。再次，排除妨害请求权的要件不包含行为人的过错，即只有两个：妨害状态;他人行为与妨害状态之间的因果关系。另外，根据物权法条文可知，排除妨害请求权仅仅是物权保护的方式之一;单从此条文不能认为，对人身权的侵害(如隔壁夜晚音响声太大无法入睡)也能提出此请求权。对于此类的“侵扰”，只能求助于《物权法》相邻关系部分的规定。

2、消除危险请求权。这里的危险，首先必须是现实危险，而非权利人主观认定的危险。其次，这里的危险一旦“实现”，不必然构成侵权法上的损害。根据法条明确规定，这里的危险只要达到可能构成现实妨害的程度即可。[3]另外，消除危险的行为既可能是积极作为，也可能是消极不作为，具体内容，取决于请求权人的诉讼请求。

二、排除妨害请求权性质：物权请求权而非责任方式或侵权请求权

在大陆法系，物上请求权传统上历来被认为是物权这种绝对权所固有的保护方法，是其他救济制度无法替代的。传统物上请求权包括返还原物请求权、排除妨害请求权(含消除危险请求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但近来，对此质疑的声音并不鲜见。有学者主张我国物权法不必规定物权请求权，直接沿用《民法通则》民事责任方式的规定既可。[4]有学者认为，所谓的物权请求权全都可以归于侵权请求权范畴内。[5]其实，就性质而言，排除妨害请求权当属物权请求权无疑。理由如下：

首先，物权请求权的存在是物权优先效力体现的重要途径。物权是绝对权，而债权是相对权。物权优先于债权。二者并存时，效力有高低之分。物权请求权作为绝对权请求权，其效力高于债权请求权。

其次，物权请求权与债权(侵权)请求权的主旨不同。前者在于恢复物权的完美状态，后者主旨在于损害赔偿。应当说，在某种意义上，前者的要求低于后者。

再次，物权请求权与债权请求权的要件不同，证明要求不同。前者不要求证明过错，后者则要求。证明难易程度显然有别。

我国一向继受的是大陆法系传统。基于以上理由，我国应当恢复排除妨害请求权作为物权请求权的传统。当然，应当剥夺损害赔偿请求权作为物权请求权的资格，因为它是典型的侵权请求权。

三、关于排除妨害请求权的两个疑难问题

(一)行使主体问题：不动产承租人?

从第三十五条的表述来看，排除妨害请求权的行使主体是“一切享有物权的人”，即包括所有权人和他物权人。理论上，这些物权的权利人均可提出排除妨害请求权。有疑问的是：承租人对租赁物(尤其是居住房)的权利受到妨害，是否可提起此请求权?

从传统观点来看，答案似乎不言自明。承租人对租赁物享有的是债权，而非物权，因此，承租人不可提起排除妨害请求权。但设想一个简单的场景：承租人的邻居在自家院子里打井，明显危及到承租人所租住房屋的安全，对此，承租人却不享有消除危险请求权。这种局面似乎不能令人满意。[6]如前所述，排除妨害请求权针对的是对自己行使物权构成不当影响的行为或事件，其重点在于权利的顺畅行使，而非物的安全完好。在上例中，由于隔壁邻居的行为，承租人行使租赁权事实上已经受到了重大影响，因此完全符合排除妨害请求权的内在发生机理。

事实上，难题在于概念法学的桎梏。不过，一旦承认租赁权具有准物权的性质，那么这样的概念束缚也就不存在了。笔者认为，租赁权完全称得上是一种准物权。理由如下：首先，承租人对租赁物享有直接支配的权利;其次，承租人对租赁物之权利具有排他性。不仅可以对抗出租人，也可以排除其他任意第三人的干涉。再次，承租人对租赁物之权利具有优先性。“买卖不破租赁”，就是这种优先性最集中的体现。这种优先性是法定的、不可剥夺的。最后，从权能上看，承租人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乃至部分处分的权能，其范围之广丝毫不逊于某些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正因为如此，德国著名物权法学家沃尔夫认为，“租赁关系因此脱离了债权人和债务人债法上的相对关系，而获得了与物权一样对第三人的适用效力„„租赁关系中出现了一种人们称之为债权物权化的现象。”[7]

实际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例均对不动产租赁关系予以特别保护。如《日本民法典》第六百零五条(承租权的对抗效力)规定：“不动产租赁实行登记后，对以后就该不动产取得物权者，亦发生效力。”之所以如此，其原因在于租赁关系有其自身的特殊重要性。首先，租赁关系使物之使用和收益价值得以最大化，符合所有权的中心由“所有”向“利用”转移的趋势。其次，租赁对没有产权的广大民众的基本生活，对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均有重要意义。再次，一般情况下，土地、房屋的承租人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无法与出租人取得事实上的平等地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承租人与出租人经济地位上的差距已有所改善)。因此，法律赋予了承租人特别的保护，其中主要表现在法律尽力维护租赁关系的稳定，赋予租赁权准物权地位。

因此，从更好保障租赁权的实现，维护租赁关系稳定的角度出发，法律应当规定，不动产承租人，至少在完成租赁登记后，在不动产租赁权的行使受到妨害或有妨害之虞时，有权提起排除妨害请求权。

(二)诉讼时效的问题：不适用诉讼时效?

关于排除妨害请求权及其他物权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争议很大。总的来说，有肯定说、否定说和折中说。[8]

《物权法》草案第44条曾规定：“权利人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不适用诉讼时效。”后来，此条被删除。

笔者认为，排除妨害请求权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理由如下：

首先，所谓“绝对权(物权)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这种看似毋庸置疑的说法实际上并没有合理可信的内在依据。众所周知，权利从性质上区分，可以分为请求权、支配权和形成权。形成权对应于除斥期间，而只有请求权才有诉讼时效。至于这种请求权是物权请求权还是债权请求权，则并无限制。[9]事实上，德国法上物权请求权大多适用诉讼时效。例如，《德国民法典》第197条第1款规定，基于所有权和其他物权所产生的返还请求权的时效期间为30年;第1004条规定，物上排除侵害请求权和停止侵害请求权的时效期间仅为3年。

其次，“持续性行为无法适用”这种说法也很奇怪。“我们知道，如果停止侵害请求权、排除妨害请求权、消除危险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在人格权遭受侵害或者受到现实的极可能发生的威胁的情况下，显然不合伦理。例如，怎么能因时间的经过，就任凭行为人侵害权利人的生命、健康、身体、自由、名誉、隐私等，而无权令其停止?”[10]实际上，无论对于物权还是人格权，对于已完成的损害，只能请求侵权法上的损害赔偿;对于仍未停止的持续性侵害，则根据一般法理，诉讼时效应当从侵害行为终了之时才起算，此时根本不会有诉讼时效经过的情形发生。可见，这种担心是对诉讼时效起算点的一种误解。

因此，物权上排除妨害请求权根据诉讼时效法理，应当适用请求权。只不过，该请求权只有在持续的妨害状态系基于自然事件引起时(如风吹倒邻居的大树拦住了出口)才有意义，对于持续性妨害行为导致的持续性妨害状态而言，则无意义。因为如前所述，在后者，持续妨害行为若未结束，则时效并未起算;[11]妨害行为一旦结束，排除妨害请求权也就不可再提起。

四、排除妨害请求权与“相邻关系请求权”的异同

(一)二者的交叉及原因

《物权法》与35条排除妨害请求权有紧密关系的当属“第七章相邻关系”。此部分共九个条文，其中绝大多数可与排除妨害请求权构成请求权规范的竞合。如第九十一条规定，“不动产权利人挖掘土地、建造建筑物、铺设管线以及安装设备等，不得危及相邻不动产的安全。”显然，若真的出现此种局面，权利受到妨害的一方既可以依据第三十五条享有排除妨害(消除危险)请求权，也可以依据第九十一条享有“相邻关系请求权”(姑且如此称呼)。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物权法中的数种相邻关系请求权都是排除妨害请求权这一一般性条款的具体体现。

为什么会出现二者交叉重叠的情形呢?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是排除妨害请求权的产生原因——妨害状态，大部分都是由于相邻近的人或物造成的。这种原因行为或事件的性质，决定了这两类请求权必然存在竟合与交叉。

(二)二者的不同点

排除妨害请求权与相邻关系请求权虽然存在大范围的竞合，但二者毕竟不是一回事。具体而言，它们存在以下区别：

首先，二者的义务主体不同。排除妨害请求权的义务主体自然是权利人之外的任何人。相邻关系请求权的义务主体只能是相邻不动产权利人。当然，这种相邻绝非仅指“地理上的毗邻”。但无论如何，相邻关系请求权的义务主体要比排除妨害请求权的义务主体狭窄得多。

关于权利主体，有必要一提。前文续及，物权法规定排除妨害请求权的权利主体只能是物权人，笔者认为还应把不动产承租人纳入进来。同样，在相邻关系，依物权法的表述，权利主体是“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从措辞上看，是否限于不动产的物权人并不明确。就应然层面而言，不动产的合法占有人(包括承租人)理所当然地应当被包含在内。

其次，二者方向不同。排除妨害请求权的方向是将外在介入降至最低，相邻关系请求权除了这一层外，还有一个方向是取得介入对方不动产领域的正当根据。一方的退让克制正是另一方的便利所在。为了便利也可能动用相邻关系请求权。

再次，二者的依附客体不同。排除妨害请求权是物权保全请求权，不限于不动产，动产物权人也可以主张此种请求权。而相邻关系请求权只能依托于不动产，只有不动产权利人才有所谓的相邻关系。

最后，二者的主旨不同。排除妨害请求权的主旨在于恢复物权的顺畅行使，其重点在于物权行使;相邻关系请求权的主旨在于协调相邻不动产权利人的相互关系，按法条的表述，其重点在于“有利生产、方便生活”。换言之，后者的重心是人的安宁生活，这也是相邻关系在普通法上的对应制度“侵扰”的要义所在。

此外，二者的一般化程度不同。排除妨害请求权属于一般性条款，而相邻关系请求权是具体的列举性规定。除了《物权法》第八十六条到第九十二条列举的排水、通行、采光等规定的外，其他情形若要适用相邻关系请求权必须有法律明确规定，[12]或存在明确的“当地习惯”。就此而言，前者的适用范围比后者大得多。

我国《物权法》明文规定排除妨害请求权这一物权请求权，这对于完善我国法律体系、保障物权实现具有重大意义。不过也要看到，排除妨害请求权的意义不仅在于保障物权，在人身权和知识产权领域，它也有适用的空间。[13]排除妨害请求权在我国其他法律部门的扩展还须寄希望于立法和司法解释的不断完善。